1911年的辛亥革命应该可以算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其伟大意义已经有很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研究探讨过，在此不再赘言。而我叙述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波澜四起、革命形势错综复杂的年代。
这是个复式结构的故事，主人公是孙中山派到天津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任务是联络并团结那些自发的，贫富贵贱各不相同，且与同盟会毫无瓜葛的十几个革命团体。
这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出场的是一群五花八门的革命者，追求的是大到虚幻小到一顿饱饭的革命目标，但他们相信自己对中国负有责任，相信自己能推动历史，相信可以通过斗争改变生活——他们是变革的信徒。
于是，在一个纨绔子弟的撮合之下，北方革命党人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上演了一连串悲壮的喜剧。
开掘北方革命党的这段历史，一直以来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也就是说，1912年的北方革命党与创建南方临时政府的同盟会并非一家人。既然不是一家人，他们在革命的宗旨、手段等诸多方面，就难免有所分歧，甚至北方革命党中的一部分人，对同盟会的有些做法曾表示出公开的不赞同，言语之间也就不免少些恭敬，不听从同盟会的指导，私自行动等，曾经搞出不少事来。既然如此，困难也就出来了，任谁也不能否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更不能否认同盟会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于是，与他们若即若离，且时有争执的北方革命党就不大方便在历史中重新提起，更不要说当时孙中山先生的主要帮手，同盟会的汪精卫拿了袁世凯的二十万元银洋，把北方革命党给资遣散的事，更是光辉历史上的污点。
但是，他们毕竟也是革命党人，解散了他们，就此失去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暴动，或是一批不成熟但有潜力的斗士。
今天能够重谈北方革命党，笔者窃以为，是因为我们赶上了近百年中最宽容的时代，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许多曾多方回避的历史，谈论与前人不大相同的论调，这真是件难得的喜事。于是，心情大畅以至于言语颇多放肆，这正是我们需要被包容的缺点；但深刻发掘，大胆猜测，则是窃以为应当得到鼓励的优势；体味史实，体味史事，体味历史人物的心理，体味旧时的生活细节，便是我们努力追求，并试图做出来的贡献。
在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新思想必将会有光明的未来，但此时毕竟是旧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对于拥有新思想和传播新思想的人，我们不能有太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既要有新思想，还要对新思想引发的结果做出保证。不，这样就有些可笑了，因为，并没有现成的新生活可以给我们过，新生活是要我们来创造的。
所以，今天我们斗胆地说，在受人尊敬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参与者并非是现在意义上的革命者，实际上应该汇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当然其中不少旧式的“革命斗士”，曾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同样，也应当有不少怀有种种不同心思的异己者，如果没有这些人制造种种故事，那便很难说是一场真实的革命。这与大多数的革命一样，理想主义者是其中的精英，接受精英教诲的追随者是革命的主力，另外还避免不了相当一批怀有各种私心的人混迹其中。少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在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也同样有责任表现其中各种各样的人物，以使小说中的氛围与精神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我在这部小说中所努力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真实：创造一批有缺憾但接近于事实的人物，表述他们非正统的革命行动，再现大清帝国灭亡前后的真实社会状况。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位正统的革命党人，在闹革命的同时，还怀有旧民主主义者常有的私心，以及性格中的种种缺陷，却也因为革命这种严酷的行为而有所改变，有所行动，也有所贡献。
他表现出来的许多行为和观念，并非后人已有定论的行为准则和革命理念，而是依据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他自身的思想生发出来的，难免有与革命理想发生冲突的地方，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革命史上应当是很常见的，只是我们平日里谈论不多而已。
小说中所涉及的其他革命党人，也都完完全全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其中除贫富贵贱各类革命者外，还广泛地描绘了生活于斯的各种社会人物，也表现了其行为中的非革命性，或与革命者理想有所偏离的地方，这正是历史的真实所在，也是笔者窃以为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上不可忽视的内容。
因主要人物与故事情节是虚构的，所以对有关的各北方革命组织只采用了一些近似的名称，并未使用其真实的名称和历史人物的真实姓名，以避免对历史不必要的混淆。对于历史背景与社会生活，笔者则是尽一切可能贴近于真实，以求得故事与人物能够反映出真切的历史精神和生活实况。
龙一
2009.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