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算虚岁，小玉三岁了。
我心挂两头，人住在瑞仁里，心却惦记着福安里。为了尽快地得到个正式的工作，我必须以未婚姑娘的身份住在瑞仁里。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我结了婚，没有人晓得我已是个女孩子的母亲。我在里弄生产组做横机，每天绕着绒线、腈纶线，摇着手柄，在“咯哒嘀哒”的横机编织声中，织出一件件统一规格的绒线衫、腈纶衫。每天的工价是一块一，做一天算一天，每月可以拿到三十来块钱。没有劳保，没有福利，低廉的劳动力。但比起插队落户当知青，那简直是天堂了。
但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福安里矫家的前楼上。小玉生活在那里，论虚岁，她是三岁，可实足年龄，她两岁还没到。她那么小，就要离开妈妈，非要同妈妈生活在两处，晚上也不能睡在一张床上。刚分开那两个星期，听婆婆说她一晚哭到亮，我听了心里就像有刀在绞着。我也失眠，身旁没有小玉陪伴着，床上像缺少什么似的。开初，我天天晚上到福安里去，逗一逗小玉，给她洗掉脏衣裳和尿布，洗净围兜，冲刷奶瓶，直到陪着她入睡，才蹑手蹑脚下床，离开矫家回瑞仁里。我不能住在福安里，我怕晚上不在家睡，惹起瑞仁里邻居和里委会干部的注意，影响我的分配。婆婆劝我，别天天晚上来了，为了让小玉习惯于离开妈妈生活，婆婆让我隔几日去看一回孩子。我心中不忍，可婆婆的话显然是对的。再说，再说晚上去福安里，我也怕瞅矫家人的脸色。
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估计就是矫楠给家里写信，叮嘱家里不要张扬我们的婚事以后吧，他们一家人对我的态度就变了。有一回，小妹矫冰在晚饭桌上，睁圆了眼睛问我：
“嫂嫂，你回了上海，把哥哥一个人扔在乡下，哥哥怎么办呢?”
平时对我那么尊重、那么客气的小妹问出这句话来，我是掂得出话中的分量的。她是在责备我呢。可我，我又能说啥呢，同她争吵嘛，我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小玉还得靠他们一家人抚养照顾，吵翻了我怎么办。我只有忍气吞声。
“怎么办，车到山前必有路嘛！”冯英华脸对着小妹，眼角却斜着我，嗓门吊得高高地说，“总不能永远过牛郎织女的生活。对吗?矫静。”
“我在想，”姐姐望也不望丈夫一眼，温顺地说，“矫楠总该想个法回来才成。”
“可哥哥凭啥回来呢?”矫光也发言了，“他不是独子，我们家就他一个在外地。难啦！”
这些话难道还需他们来说嘛。作为妻子，我想得远比他们多得多，远比他们更深沉呢。他们责备我，好像我做了什么亏心事儿。瞒着婚姻事实，瞒着我已有了女儿，仿佛我这全是为了自己似的。我还不是为了小玉，为了以后有个安定的、幸福的小家庭生活。和丈夫远隔千山万水，和女儿同在上海却非要分开住，我心里就不苦闷、就不难受吗。我比谁都烦恼啊。如果不是为了尽快得个正式工作，我真愿意带小玉回瑞仁里去住。每月有三十来块钱收入，矫楠常有些钱寄来，苦一点，母女俩经济上也撑得下去的。可不成啊，一旦让瑞仁里的人知道我已结婚，我已有了个女儿，只怕连里弄生产组也要把我辞退呢。小玉，妈妈对不起你，妈妈也是为了你呀！妈妈的心中有个三部曲。第一部，户口迁回上海；第二部，在里弄生产组混上个饭碗，干满一年；第三部，正式分配工作。要圆满地达到目的，就得瞒着我已结婚、已有孩子的真相。现在，三部已经完成了两部，眼看我就将在里弄生产组干满一年了。等我有了正式工作，捧上了铁饭碗，我再说出事实真相，生米煮成了熟饭，厂里还能把我开除么?还能不同情我们孤苦伶仃的母女俩嘛。厂里承认了我们，小玉也就能正式登上户口啦!现在，小玉在婆婆家里，上的还是临时户口，还不是道道地地的上海人哪。
要在几年前，听到这类事儿，我都会大惊失色。有时候，我也扪心自问，这些念头都是我想出来的吗，我都不敢相信。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让命运给逼的呀!是生活逼得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田地的呀！
我并不怨恨矫楠的家人，他们内心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上海滩一千多万人口，什么事儿都有。人世间千奇百怪的现象，可说是无所不包。但要找个漂亮的妙龄少女，自愿嫁给内地农村的小伙子，那是绝对找不到的。你要提一下，不给人骂声神经病，也得被骂一声“十三点”。
现在我已回到了上海，有政策规定，独生子女、多子女全在外地办回上海的知青，在里弄生产组干满一年，都能重新分配工作。这一条是要比病退回来的优越多了。在矫家人的眼里，我的身份和地位都将要有明显的变化，而矫楠，还远在贫困落后的乡下。他们担忧，随着境遇的改变和时光的流逝，我会挣脱婚姻的羁绊的。他们要这么想，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真喜欢白操心。
里弄生产组里，清一色的老阿姨、老处女、老小姐，其他话题天天翻花样，唯独逛马路、轧朋友，恋爱婚姻这个话题，像冷饭要热一样天天炒，百炒不厌。我进生产组之后，不晓得有多少人，有的拐弯抹角，有的自远而近，有的直截了当，向我提及介绍朋友的事，每一回我都是笑而不答，敷衍了事。结果弄得这帮子热心人，一个个认定了，我要等正式分配工作之后，找个更好的。我要是心猿意马，会这样么?生产组里现成就有一个，明明宁波乡下有个丈夫带着两个小孩生活着，还来上海探过亲，她却像黄花闺女一样，出去和人家逛马路、进馆子，被人撞见还若无其事哩。
尽管我能谅解矫家的人，可老要我看他们的脸色，我的心头实在也不是滋味。我听从了婆婆的劝告，不在晚上到矫家去了。好在生产组休息的是星期二，逢到休息天，我就带着小玉在矫家呆一整天，或者，干脆带她到公园里去玩个畅快。我想好了，万一碰到瑞仁里周围的人，我就说小玉是亲戚家的孩子。好在也从未遇到过。上海的人太多太多了。
这么一来，我是轻松多了。倒是苦了婆婆，她每天去邮局上班，把小玉带到邮局后门弄堂里的托儿所，下班后又带回来。晚上，她还要陪伴小玉睡觉，照料她撒尿，为小玉盖被子。是婆婆替我在尽着一个母亲的责任。
近来，生产组正为羊毛衫厂试织一批兔羊毛新产品。样品织出来了，大组长康阿姨要我坐黄鱼车把一百件新式兔羊毛衫送到厂里去检验，算我半天工。
我开心极了。兔羊毛衫送到厂里检验科，清点个数字，填张表格，拿回一张收据，至多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任务。羊毛衫厂离福安里很近，我随便找个借口，就能到矫家去，和小玉呆一下午。这个星期婆婆上早班，午后两点钟就回家了。
踏黄鱼车的“戆大阿四”力气很大，把车踏得飞一样快。黄鱼车左冲右钻，二十来分钟就到了羊毛衫厂。
把一大纸箱兔羊毛衫样品搬进检验科，我对“戆大阿四”说：
“你不要等我了。先把黄鱼车踏回工场间去吧。”
“你不回去了?”“戆大阿四”脸上有副蠢相，人们都说他神经搭错一根，有点痴呆。二十好几岁了，也没个工作。更无法上山下乡闹革命了。是他妈妈跑到街道里，央求了多少次，要求照顾，生产组才收下他来，让他专门踏黄鱼车，兼当搬运工。平心而论，他虽然有点“傻”，但从无越轨的举动，更没发过神经病。相反，对分配给他的每一件事，都一板一眼干得极其认真。待人也挺诚恳：“康阿姨关照，让我送你回家呢。”
“不用了。”我耐心给他解释，“在羊毛衫厂办完手续，我要去看一个同学，你先回去吧。”
知道他回去要把每一句话如实讲给康阿姨听，我说话很小心。
“戆大阿四”相信地走了。我去检验科办完手续，带着一张盖了章的收据，离开羊毛衫厂，就直奔福安里。
小玉已随婆婆回到家里，看见我去了，她在床上一边爬一边扬起手来，连声叫我：
“姆妈，姆妈。”
我招呼了婆婆，抱起小玉来，重重地亲了两下，小玉乐得一个劲地笑。孩子虽小，可也懂得亲妈妈了。
我放下小玉，寻找痰盂。婆婆家里没卫生设备，合家老小拉屎撒尿，用的都是马桶。马桶置放在前楼的门背后，用起来臭不说，我还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什么人突然之间闯了进来。刚坐完月子那天，我正在马桶上解大便，亭子间里在菜场开卡车的司机“大好佬”把地板踏得“咚咚”响闯进前楼来，一边进门一边问：
“你们家的秤呢?借我用一用!”
吓得我几乎惊叫起来。
此后我再也不敢在矫家用马桶了。可矫家老少，却对此司空见惯，他们坐在马桶上，有人走进门，竟然还能同人谈山海经呢。我呢，一见人坐马桶，就浑身坐立不安，只觉得满屋都是臭气，做什么事都没了灵魂。
回想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家住在十九号大院的二号楼里，楼上楼下，大小卫生设备齐全，六角形的小瓷砖铺地，洁白清爽。哦，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了。
找出痰盂，我先去把前楼大门关上，又进屋把里半间的门关上，再拉上半边窗帘，才坐下去小便。解裤子的时候，我还怕有人突然敲门哩!那样，我准定解不下来。
瑞仁里的条件虽差，房间也比矫家小，但毕竟还有公用的卫生间和浴缸呢。我一定要尽快得到工作，公开我和小玉的母女关系，让她搬去同我住在一起。绝不能让她在福安里这种环境中长大。那样，她也会不知不觉成为一个可怜的小市民的。
婆婆总是用谅解的目光瞅着我的一举一动，并不责怪我。更不会像其他几个人那样认为我看不起他们家。我解了小便，婆婆就说：
“把痰盂放床底下罢，一会儿我去倒。”
这怎么好意思呢。生小玉前前后后四五个月的日子里，先是挺着大肚子，后来是坐月子，我解在痰盂里的大小便，全都是婆婆下班后回家倒涮的。她不嫌脏，也不怕臭。家里其他人，愿意替我办更多的事，跑很远的路，但是倒痰盂，没人愿干。现在，我身体健朗，怎能还让婆婆为我做这类事。
我盖上痰盂，端着它，下楼，穿弄堂，走去倒痰盂。
从矫楠家走到弄堂口粪池，几乎要穿过大半条弄堂。每次端着痰盂走去，我总觉得弄堂里所有人的目光全刺到了自己脸上，我的脸涨红了，手脚僵笨了，眼睛也不敢朝任何人望。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虽然差不多全弄堂的人，不管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每个人都要干这件事。而我呢，由于小玉总要撒尿拉屎，倒痰盂的次数也不少了。但我仍然不能适应。简直是无法适应，永远也无法适应。每体验这么一次，我总要对自己说，日子过得快些吧，再快些吧，让我快快熬过这一年，快快分配工作，把小玉带到自己身边去。不能让她在福安里生活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