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真是难得，我醒得这么早，太阳升起得这么早。在冬末春初，这真是难得的。尤其是在我居住的这间底层的小屋里。阳光竟然也能透过外面加了层铅丝网的窗户射进来，使得我这间小小的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骤然亮堂起来，我莫名地高兴起来。
是不是老天爷打听到了，我今天要在这间小屋里相亲呢。
这是个好兆头。不论怎么说，这总是个好的预兆。
爸爸的信上写得很肯定，今天，男方陆朝龙要到瑞仁里六十四号来，他对上海很熟悉，不用去接他，不用担心他找不到，他会找上门来的。他经常来上海。
我怀着急切的，甚至可以说是焦灼的心情等待着他的到来。早在几天前，我就在屈指计算着、盼着今天的早日到来。
这个人的脸我已经看熟了，五官端正，一对眼睛很有神采，瞅人很执著，整个脸部给人一个刚毅的感觉。一个挺有力气的男子汉。
当然这只是照片上的印象。由爸爸的信里转来的这张小小的二寸照片，我不知端详了多少遍，瞅了多少道了，除了有多少根头发我没数之外，这张脸上的每一处我都细致地作了观察。
我在心头拿定了主意，这是爸爸关照我的，拿不定主意就不必见。我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对爸爸也说了，只要本人形象和照片的差距不大，我愿意嫁给他。
“相亲”、“嫁人”，这些字眼现在从我嘴里吐出来，变得如此平常、如此随便，仿佛在讲铅笔、讲毛巾这一类常用词。而在我以前，哪怕话题稍稍涉及到男女之间的关系，稍稍谈到同恋爱、结婚有关的一些字眼，我都要脸红、心跳。
曾经，我把恋爱、把婚姻大事看得多么神圣、多么超凡脱俗啊，关于自己的初恋和爱情，我曾有过多少浪漫的向往和憧憬啊。
“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恶人的眼中有它净化了的火星；恋人的眼泪是它激起的波涛，它又是最智慧的疯狂，哽喉的苦味，吃不到嘴的蜜糖。”这是伟大的莎士比亚笔下的爱情。
俄国诗人普希金又是这样讴歌爱情的：“……我暗中流泪，泪就是我的安慰。我的心被断肠的思念所俘虏，但在眼泪里，它却有酸心的快感……”
而葡萄牙诗人卡蒙斯呢，干脆把爱情称作烈火：“爱情是不见火焰的烈火，爱情是不觉疼痛的创伤，爱情是充满烦恼的喜悦，爱情的痛苦虽无疼痛却能使人昏厥……”
所有这些美丽的诗句都曾打动过我的心灵，所有这些迷人的诗句我都能背下来。可以说，正是无数动人的诗歌和书籍中描写的恋爱情景塑造了我心目中关于爱情的梦，塑造了那朦朦胧胧的我的意中人的形象。我总想，我读过的这一切的一切，将来在我的恋爱中都会体验到，都能经历，那会是多么美妙啊。光是暗自悄悄地这么忖度着，我都会激动起来。
可这会儿，啥都不曾经历，啥都没有体验，我却在心灵深处筹划着结婚了。说起来真有些荒唐，我同陆朝龙还没见过面呢。
也许，这正是我成熟的一个标记吧；也许，生活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吧。想象中五光十色的恋爱同生活中的爱情总是不一样，美好的爱情欲望在生活里总是不能尽善尽美，不能如愿以偿。天天如此的日常生活不可能像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杂志那样给爱情提供产生强烈共鸣的舞台。向往恋爱的时候总存在梦想，但梦想不是爱情。人首先得活下去，得应付生活必需的物质需要。有了温饱，有了安定的环境，才能谈到满足其他需求。
连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如此迅速。
回到上海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爸爸联系，而爸爸，远在市郊奉贤干校。
电话接通以后，爸爸说的第一句话是愕然地脱口而出的：
“玉苏，太突然了，你在信上没说过要回来。”
他要知道我是逃票又被罚了票，不知会惊成个什么样子呢。
“是的，爸爸，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我……你有钱吗，我需要钱，我身无分文……我想你……”
话筒里一片寂然，只有“嗡嗡嗡”的微响。我等待了片刻，急了：
“爸爸……”
“这样吧，我马上给你寄钱去，这一两天，你先向邻居借一借。”
“你就不能回来一次?”
“我刚回过一次上海，不能再请假了，我们规定一个月回家四天。干校里活多，也重……咳咳……”爸爸说着话，咳嗽起来，咳了一阵才停下，“这几天正开河，要抢在元旦前把河开通。”
我硬着头皮开口向邻居借钱。邻居告诉我，回沪探亲的知青，生活有困难，可以向街道“知青办”预支，每月十块钱，二十五斤粮票。
我怯怯地去了，果然有此规定。可十块钱够个什么开销啊，要买米、买菜、买油、买煤球、买盐、买酱油，平时爸爸和哥哥回上海来，大概都是到处打“游击”，并不在家煮饭吃的，家里啥都没有，啥都得买。我剋得很紧，样样东西算计着买，十块钱还是一下子就光了。幸好爸爸的汇款很快到了，不几天，在崇明前哨农场的哥哥，也给我寄了二十块钱。我一下子成了个“大富翁”，在上海混一两个月没问题了。
可我仍然非常俭省，甚至可以说是吝啬。匆匆忙忙逃离歇凉寨，连件替换的衣裳都没有。一回到家，我就翻箱倒柜。抄家之后，从十九号大院二号小楼搬到瑞仁里的，就是一只被柜，一只箱子。翻了半天，总算翻出了几件故世的妈妈当年穿的半新的衣服。在家里，我就穿这些旧衣裳。上街时我才换上穿回来的那套。好在我也不常出去，不像那些回沪后聚在一起的知青们，有空就出去逛马路，到一家一家去串门。
月底，爸爸回来了。两年不见，他成了个老头，两鬓染霜，动作迟钝，说话低声下气的，脸也在干校晒得黑红黑红。眼角那些成扇状展开的鱼尾纹，像刀刻上去的一般。
我对他讲起为什么会突然跑回家来，讲着讲着，讲到那一夜大水几乎淹没保管房，而吴大中企图侮辱我的时候，我失声大哭……
爸爸的眼睛瞪直了，光是抽烟，抽廉价的劳动牌，一边抽一边咳嗽。他听完了，什么话都没说，以后的四天里也始终没提这事。只在临走那天夜间，给我留下个月的生活费时，多拿出了十五块钱，嗓音沙哑地说：
“碰到那个替你垫车票的同学，把钱还他。”
春节他再次回来的时候，跟我谈起了陆朝龙。他说这是干校一位同志主动提及的，这陆朝龙是那位同志的亲戚，说他本来也是上海人，上山下乡的时候，他走的是“自寻出路”的插队落户道路，他所在的公社就在黄浦江对面，摆渡到浦东，坐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就到了，甚至比在闵行上班的工人还方便一点。更主要的是陆朝龙下乡后表现突出，又有当地的亲戚提携，两三年间，已当上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是全公社最年轻的干部，前程远大。
爸爸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提起这个人，我很敏感。果然，随后几天里，他侃侃而谈，把陆朝龙的情况彻底地给我介绍了。
陆朝龙所在的宽桥公社，年年都有招工名额。特别是市区的宾馆、饭店，每年总要到他们那儿招收服务人员，指定要姑娘，五官还要端正一点的。如果能转点到市郊的宽桥公社来，一两年内进上海，那是没问题的。
爸爸和我之间，只剩一层窗户纸没捅破了。就让我主动捅破吧，省得爸爸为难：
“爸爸，有什么办法转点到市郊来呢?”
“要有办法，爸爸当初也不会让你去那么远的地方了。”
“那现在……”
“干校的同志说，陆朝龙虽是公社副主任，明目张胆地开后门，怕也难办。”
“那就没办法了。”
“办法倒有一个，就看你愿不愿意。”
接着，爸爸又说了陆朝龙的意思，他无意在宽桥公社的范围内找对象，他还是希望在市区找，即使市区的姑娘不愿意，哪怕是市区出去插队的也可以。
我早猜着了。爸爸一谈这个话题，我就猜到了。但我沉默着，我在忖度，也许，这并不是干校的同志主动跟爸爸谈的，而是爸爸托人找的门路。
“你看呢?玉苏。听你讲过那一番遭遇，我考虑，你再回贵州歇凉寨去，不合适。”
“等哥哥回来，一起商量。”
爸爸皱皱眉头：“大年夜不到，他不会回来的。”
“会的。我特地写了信去。”
“他回信了?”
“没有。没有回信不更说明他要回来嘛。今天不来，可能是买不到船票，可能是轮到他值班。”
“但愿……”
我真恨哥哥，过春节他也不回来，我两年回家一次，他都不愿回来同我团聚。这一点我不得不佩服爸爸，他毕竟比我更了解自己的儿子，早知道哥哥不会回来了。
年初四那天，中学里的同班同学陈谷康倒找上门来了，他说他同哥哥都在前哨农场，两个连队紧挨着，棉花地接棉花地，只隔着一座桥。他说是哥哥请他来的，给我捎来十块钱，要我过了春节多住些日子再走，他力争在节后回来。
“那他春节为啥不回来?”
“值班吧。每个连队规定了必须留下多少人，要不，整个农场就走空了。”
我心里仍对哥哥老大不满，人家有正经大事要同他商量，他倒请个人上门一趟，丢下十块钱就算完事。不过想到陈谷康同哥哥毕竟是两个连队的，也许并不熟悉，我也不便多说了。
陈谷康倒混得不错，当副排长了。他说，只等他爸爸的问题一朝解决，他的党员就能批下来。现在，支部大会已通过，报到场党委去了。瞅他说话时眉飞色舞的神态，我不由联想到他当红卫兵团头头时的神气劲儿。看来，人的年纪会逐步增长，但个性中一些基本的东西，却不容易改变。
“你呢，近况如何?”讲完了自己，他倒还关心地问起我来，虽然尽量抑制着居高临下的神态，仍不由自主显露点自得之态，“怎么会到贵州去插队落户的?”
“你们去崇明的，走得早，不知道。”我叹息了一声，“那条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一发表，不管原先是什么档次的，统统都得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一片红’。”
“你就不能赖一赖吗。”陈谷康真切地道，“有些人赖着，不也由外农赖到市农来了。”
我只得苦笑笑：“那时……妈妈死了，爸爸又在隔离审查，我哪里赖得住……”说着，我的眼里涌起了泪，我极力克制着，瞥了坐在角落里的爸爸一眼。
他一直像不存在似的坐在那里。
陈谷康唉叹了一声，不无惋惜地说：“早晓得，你该学我的样，主动要求去崇明。”
这倒是句大实话。可在当时，毕业分配有四个档次，我是家中老小，有希望在城里工作。哪会有他这样的目光呢。
陈谷康走了之后，爸爸问我：“你为啥不把自己那件事，和他商量商量?”
爸爸的心情真有些急迫了，他是男生，虽是老同学，却也有几年不见，我哪里讲得出口。我说：
“他又能给我出什么馊主意?”
“我从旁观察，觉得这位同学是很有些脑筋的。”
听得出，爸爸对陈谷康还颇欣赏呢。
春节过去了，爸爸又要回干校去，我去送他。临上车前，他斟酌地对我道：
“陆朝龙那件事，我看是不是这样，我先向他索要一张相片……”
我瞅了爸爸一眼，他正用一双忧郁的目光征询地望着我。清晨的风很大，司机按响了喇叭，有一个小姑娘在车厢那边哭着喊妈妈，自行车铃声响得像潮水。
我朝爸爸点了点头，说声再见，急促地转身走了。我不能不对爸爸点头，我晓得他希望我答应，况且，他是为了我摆脱厄运、摆脱困境。近几年来，他是老了，确确实实老了。
于是照片寄来了，于是有了今天这一番安排。当事态一步一步往前进展时，我的羞涩，姑娘不点自通的固有的矜持，都消失殆尽了。有的只是实际利益的权衡，只是通过这次相亲和结合能给我的命运带来转机的考虑。爸爸是对的，在发生了雨夜那件事之后，难道我还能回到歇凉寨去吗?在吴大中这个土皇帝的权力范围之内，难道我还能过太太平平的日子吗?
我盼望着陆朝龙的出现。随着日子的一天比一天挨近，我的心情也愈加急切。现在只须瞅他一眼，只一眼就够了，瞅着顺眼事情就能定下来。主动权完全在我的手里。我甚至想象着，我带着转点证明去办迁移手续，我到了浦东宽桥公社住进了陆朝龙那完全是陌生的家，我被抽调到市里的一家大宾馆在财务室上班，我还想起了电影《李双双》里喜旺说的那句戏谑的话：“先结婚，后恋爱……”
哎呀呀，面对即将变化的命运，我的心头涌起多少倏忽即逝的思绪啊。
天气真的很好，弄堂里铺满了阳光，一竹竿一竹竿的“万国旗”全晾到阳台上，晾到弄堂里来了。
我铺床叠被、扫地抹桌子，把屋里碍眼的东西全放到看不见的地方搁起来。早饭很简单，两只大饼一根油条，就一杯开水，把肚子填饱了。我不想煮泡饭，不想下面条，免得正在忙碌时，陆朝龙来了，搞得手忙脚乱。中午饭我也准备这样，他要愿意逗留到下午，我就请他到外面吃顿饭，省得为一顿午饭大动干戈。这样，我就可以陪伴他坐着，坐在他对面，让他细细地把我端详个够。
对于我的相貌和形象，我是很有自信心的。不止一个人在背后夸过我漂亮，当着我面夸，那不算稀奇，人们有时候是恭维你，有时会为了讨你欢喜，有时又是怕你生气。唯有背着人夸，说的才是真心话呢。其实，不用人夸我也懂得自己究竟有多美，一个姑娘，讲究的不就是修长苗条的形体，不就是脸庞的纤美秀巧，不就是青春特有的魅力嘛。这一切，我都不比人差，要不，吴大中怎会动那种坏念头呢；要不，还在中学里，矫楠怎么独独给我写那样一封信呢！
陆朝龙不会视而不见的。他当着公社副主任，春风得意，要挑选对象，不就是要挑一个漂亮点的嘛。
我胡思乱想地清等着。
九点钟他没来，我有些焦急了。怎么搞的，说得好好的，早上来，早上早上，不指的是吃过早饭以后那一阵嘛，我在责怪爸爸的信上没定个时间了。
十点钟他没来，我心头不安了。他失约了，可能是有事，开会啊、意外的公差啊，他毕竟在当副主任啊。我在屋子里来回走着，心绪不宁。
到十点二十分，我决定走出这间小屋，慢慢顺着弄堂走出去。反正我看熟了他的照片，他走进来不会错过的。
穿着为他的来访特地换上的衣裳，我打开了小屋的门，嗬，这是怎么回事，他正在灶披间外头锁自行车。我声色不露地凝视着他，心怦怦跳得有些异样。
上了锁，他直起腰来，手里晃着自行车钥匙，跨进灶披间来了。
水斗旁边有人在洗菜，他环顾了一下幽暗的灶披间，问水龙头边的老阿奶：
“阿奶，我想打听一下……”
话没说完，他一眼看见了我，一辨认，他指着我道：“嗬，我找的就是你！”没错，爸爸一定把我的照片也给他了。
老阿奶疑惑地转过身来瞥他一眼。
我故作镇定地问：“你是陆朝龙吗?”
“我就是。”
“请进。”
他比照片上英俊得多，灵活得多。拍照片的时候，他一定很拘谨。头一印象，我就觉得顺眼。
我在杯子里放了一撮茶叶，给他倒了杯水。
“谢谢！”他坐在方凳上，两眼盯着我。我对他微微一笑：“你抽烟吗?”
“噢，我有!”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包凤凰过滤嘴烟。
“我正巧没有。”我抱歉地笑了。
他大概觉得我这话很俏皮，放声笑了，笑声带着醇厚的共鸣音。
我感到他有股男子的豪气，不像陈谷康那么自负，也不像矫楠那样难以捉摸。是的，以后我要学习和这样一个人相处。
“你的工作忙吗?”我见他不说话，先提起话题。
“很忙。”
“整天干些啥?”
“开会，跑生产队，要么到市里出差。”
“在乡下……习惯了?”我快找不出话题了。
“早就惯了。”他做出一个如鱼得水的手势。
我再也找不出话来讲了，期待着他主动和我交谈。他是男子，应该他多讲些。但他做过手势之后，又不讲话了。
毕竟太生疏，互相都尴尬。
灶披间里传来自来水冲击水斗的嘈杂声，脚步声，弄堂里有人在大惊小怪地叫：“阿毛娘，你家小囡在白相脚踏车，要被压着了。”一阵自行车铃声响过，邮递员在喊：“六十二号，张家敲图章!”从后弄堂那边，隐隐传来一阵阵锣鼓声。
整整五分钟，他都没吭声。还是一个公社副主任呢，还想谈对象呢。话都不说，哪个姑娘愿跟你。心里虽说这么在暗忖，但见他那么老实，我的心头还是浮起了一丝快慰。我不希望自己找的是个油嘴滑舌的人。
“这样吧，”为了安他的心，我提议道，“头一回来，你就吃了午饭走。”
他倒也不客气，问：“你有准备了?”
我坦率地道：“嗯，我们一起出去吃。我请客！”
“谢谢你的好意。”他站起身来，“脚踏车踏进市区，我还有点要紧事儿办，不能和你吃饭了。”
“你……”我不知所措了。
他淡淡一笑：“我算来过了，对吗?”
我抿紧嘴儿，点点头：这算什么话啊。
“那我走了。”他朝门口走去。
“不再坐一会儿了?”我抢上一步去问，手不知怎么一碰，把那杯他没喝一口的茶碰倒了，茶杯在桌面上滚了几滚，“”一声落在地上，打得粉碎，茶叶沫子和水溅在他的裤管上，“哦，对不起，真对不起。”
我心慌意乱地道着歉。
他宽容地摆摆手：“没关系。你什么时候回贵州?”
我那正在沉落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过几天吧！”
“好，祝你在那儿早日抽调上去。”他朗声说着，大步走出了小屋，穿过灶披间，跨下台阶去开自行车的锁。
我拼命抑制住自己的眼泪和波动的情绪，勉强跟到灶间门口，朝他挥挥手尽了礼仪之道。当他的自行车一从弄堂里拐弯，我就一阵风跑进屋子，“砰”一声关上房门，扑倒在床上哭起来。
我还以为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我还觉得自己稳操了胜券，是我在挑选他。前些天，在弄堂里遇见到余云家来探望的聂洁，我还不无自信地向她透露了正在设法离开贵州的信息，谁料想，结局竟是这个样，陆朝龙来了，前前后后一共只有十来分钟，像端详一件商品似的，把我草草瞧了几眼就走了，临走时还扔下一句那样的话……哦，我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如此下贱，如此恬不知耻的呀。我的人格真的降低到这样的地步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今后我又该怎样去走完未来的人生之路，怎样去应付人生道路上的险恶和艰辛啊。天，天，我简直没一点办法了，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