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可以在小说里再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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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雪挥

 在很多人印象中,严歌苓是一个台湾作家,因为她文章中人物处处透露出的温婉细致,也因为90年代之后一系列她的畅销作品都出自台湾出版社,有的更经电影改编后让大家熟知——如李安执导的《少女小渔》,李翰祥的《女房东》还有陈冲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天浴》,都出自她的小说。

 可这位让内地读者即熟悉又陌生的作家,却是地地道道的出生于上海、童年生活在安徽、又成长于成都的大陆本土作家。说她本土也不准确,1989年已过而立之年的严歌苓赴美留学后,便长期生活在美国,在远离母语的环境里,用中文,想象着重温着属于她那个年代的记忆和故事。其产量和质量始终保持稳定的水准,在国内同年代作家中少有。

 今年,她又连续出版了2本小说《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小说仍然继续了她的女性视角,背景同样是她熟悉的上世纪40~80年代。不同的是,小说变得轻松甚至诙谐,她也开始将个人经历的片段糅进自己的小说。

 写作20年,严歌苓说,她希望读者了解到她的另外一面——存在于她讲述的固定时代下的那些女人的故事里。

 生命每天都有狂欢的色彩

 中国新闻周刊:《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在文风上有了突变,从血腥、无情变得很有娱乐性,如《第九个寡妇》的英文版叫《在饥荒与情人们之间》,有评论称这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第一个快乐寡妇,什么原因让你有了这样的变化?

 严歌苓:我的个性有非常黯淡的一面,有的时候是绝望,但是也有非常爱开玩笑、插科打诨的部分。我觉得那么无情的故事,如果再用很沉重的方式去写,就会出现控诉的感觉。那种控诉的语调我们用了很多年,不够客观,也不够冷静。

 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我正好在非洲,我看到非洲人是怎么样接受苦难,怎么样处理苦难的。非洲人这顿吃了下顿就不知道吃什么了,然而他们照样在唱歌跳舞。女人背着孩子,一边用棒子打木薯,一边跳。这种对苦难的接受形式让我非常感动。

 生命每天都有狂欢的色彩。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调侃与诙谐的语调会不会对苦难有不敬的成分?

 严歌苓:我觉得没有。悲剧表现出来的喜剧调子,实际上更可悲,是卓别林式的。

 不过《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是一个胜利。所有她战胜苦难、危机的方式,一步一步都是胜利的。她在生活当中,在男人当中都游刃有余。王葡萄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人,了解风水轮流转,最后还会转到原地,这种悟性和直觉很理想化。但我自己恰恰是和王葡萄相反,有的时候我会逆着自己的直觉。

 中国新闻周刊:你属于很理性的一类人吗?

 严歌苓:我是一个很“纪律”的人,后天强加在自己身上很多纪律,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的本性有时候会发作,但我会马上让自己收敛。

 中国新闻周刊:但你描绘的女性很多都是将天性发挥到酣畅淋漓的人物。

 严歌苓:这是我的向往。我12岁进入部队,就知道让天性泛滥是绝对要吃苦头的。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怎样收敛自己。但是从我本性上来说,应该有和她们近似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做小说家?因为我可以在书里再活一遍!

 中国新闻周刊:你笔下很多人物都比较复杂,并不是单纯的纯洁或者坏。

 严歌苓:人性不就是这样的吗?完美的人还有什么写头?就要不断地把人性打开给你看,这很过瘾。会让你吃惊的。

 中国新闻周刊:人性里的哪些方面会让你吃惊?

 严歌苓:我很小的时候在文革中看到的东西就经常让我吃惊,天天吃惊。很多你没有想到的一些人物,假如没有文革,他都是另外一个人。

 中国新闻周刊:可文革开始的时候你只有七岁多。

 严歌苓:但是也看到了。我觉得正是因为小,才那样刻骨铭心地记住了。

 严歌苓的小说,大多都源于这些创伤性的记忆,严歌苓的奇特还在于她的形象逻辑。她小的时候看到人自杀也是在文革的时候,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从楼上跳了下来,把地上砸了两个坑。过了两天,从这个楼上不断飘下透明的糖纸。她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想“在跳楼之前,他们一定把全家所有配给的糖券买了糖果。在吃糖的过程中,谈他们的孩子,谈他们被冤屈。谈完了,他们把糖全吃完了,然后从楼上跳下来。”

 她的小说里用得最多的词就是“无耻”但是她同时又能用最节制的文字,白描出欲望的温度,比如稀稠的太阳与薄雾中“窗子上飘出的刚洗过的肉粉色的内衣,内衣下面带着一个宽宽的蕾丝,上面的水珠还很晶莹”

 我从不把写作看做是责任

 严歌苓曾在文章《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中,提及自己身在美国用中文写作的微妙感受“远离母体又使用母语的尴尬造就了你,使你的灵动与众不同凸现出来。”

 恰是这种物理的远离和情感上的无限接近,使她的文字和小说有别于内地作家的另一种情感。严歌苓说,所有被禁锢的感情都是很纯粹的,因为“越禁锢、越强烈,越出生入死”但对于一个成熟女人“安分是有益的”

 严歌苓说自己是一个不能够克服虚荣的女人。她外出酷爱戴帽子,即使是出门遛狗的时候。她有二三十顶帽子,台湾的记者有一次在室内看到她,说“原来你有头发啊。”严歌苓对爱情从不心存侥幸,她即使在家里也是精心装饰,因为“爱人给我纪律,你要让他爱你,你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稀烂”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作品中多次提到文革,就是源于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严歌苓:有一位行为学家说过,20世纪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犹太人的浩劫和中国的文革。他觉得这是对于人类行为最不可以解释的两大谜。我觉得我们文革的作品不是出得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怎么可以那样地健忘呢?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来记述它?

 严歌苓:也不是有责任。我从来不把写作看做是责任,太有使命感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剧。

 我从来不认为我的作品是和中国的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我从一开始写小说就没有想要对中国的现实发言。我最感兴趣的是人性,人性从根本上都是共通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你和沈从文很相像?

 严歌苓:我觉得相像的地方是很宽容,都属于政治上比较模糊的。一个比较迟钝的人,一个比较追求永恒的人,最好就不要在政治上很敏锐。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1989年出国的,你了解这以后的中国变化吗?尤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严歌苓:现在的人都比较悲琐,没有伟大的爱,没有伟大的恨。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都比较悬浮,看着每个人都是目无定睛、魂飞魄散的感觉。这种状态肯定会对作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他肯定会要想办法去维护纯文学的这样一亩三分地。但是一些人把作品能够拍电视剧作为一个伟大目标,以获取财富。结果故事曲折,充满煽动性,文字粗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很可能一些人就写不回来了,不会写很高级的小说了。不能把自己的手写坏掉。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你在国内很少参加文学活动,在海外也是这样,是否担心自己会成为“局外人”?

 严歌苓:我觉得做“局外人”是最好的了。跟作家怎么交往事实上都不够真实,最好的交往是读他们的书,恭敬地去读中国作家的书,我觉得这样的了解是最真实的。

 中国新闻周刊:似乎你在海外获的奖比在国内多。

 严歌苓:你觉得国内的某些评奖是公平的吗?其实我在国内也拿了很多奖。不过我对得奖并不看重。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比较穷,需要奖金,那个时候得奖比较高兴。

 中国新闻周刊:你希望最后人们记住你些什么?

 严歌苓:记住我的个性,作品的个性,文字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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