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二部 1984~1992 被释放的精灵 1985 无度的狂欢(1)

吴晓波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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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感觉走,

紧抓住梦的手,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苏芮:《跟着感觉走》

从1984年6月起,孤悬海外、百年寂寥的海南岛突然成了一块骚动的热土,全中国嗅觉敏感的商人都夹着钱包往那里赶,一场百年一遇的金钱狂欢正在那里上演,大戏将持续半年,最终以悲剧落幕。

海南岛那时还隶属于广东省,1984年1月,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央即决定开放沿海14城市,比邻香港和深圳的海南理所当然地成为开放的重点区域。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算过一个细账,“海南岛要发展,必须要有原始积累,靠什么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够。靠外援?不可能。有一快捷的办法是自己‘草船借箭’。”

雷宇的“借箭计”,便是把中央给的特殊政策转化成真金白银。早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经批转过一个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不过,这个《纪要》又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雷宇的“借箭计”则把后面的这段文字给轻描淡写地“忽略”了。事实上,在当时的深圳,靠进口国家控制商品来赚钱的公司比比皆是。

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积累,雷宇和他的部属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车,跟进口一些小家电、办公设备等相比,它无疑是利润最丰厚、也是内陆市场最欢迎的一个重量级商品。当时雷宇的算盘是,“进口1.3万辆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

出乎他预料的是,闸门一开,事态迅速地变得不可收拾。1984年的海南,是一个官贫民穷的偏远之地,当时全岛的财政收入只有2.865亿元,用雷宇的话说,“连开工资都不够,当时的公社改成乡和镇要挂牌子,有的公社连挂牌子的钱都没有,征兵写标语买宣传纸的钱都没有,这是真的。”而如今,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个上万元,这对于海南人来说,无疑是在家门口挖到了一口大油井。【雷宇曾描述1982年前后的华南乡村:“当时海南根本没有任何商品意识,海南人拿鸡蛋、水果到村头巷尾、榕树底下卖,人是躲在被的地方,不敢去收钱,等你拿了东西将钞票压在他的筐底下,人走了他才敢收起来,他觉得要人家的钱不好意思,但没有钱又不行。”谁也没有料到,仅仅数年,铜钱滚至,淳朴尽失。】一时间,全岛陷入疯魔,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连雷宇日后都无奈地承认,“连幼儿园都来搞批文,因为批文可以变钱,跑到外省卖批文,外地没有批文,海南岛可以有批文啊,他转手之间把这些批文交给别人,那不就赚钱了吗?”

这年夏天,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随便到哪间茶楼、饭馆、旅馆、商店、机关、工厂、学校、报社,直至幼儿园、托儿所,听得人头昏脑胀的一个词汇,就是“汽车”。日后有一篇报告文学描写过一个细节:“这天早上,一位在机关扫地倒茶的阿姨,扳着手指,给在门口收邮件报纸的阿伯算账,进口一辆12座的日本面包车,只需四五千美元;进口一辆日本超豪华皇冠只需5700美元。以美元和人民币牌价比率1:2.8计算,打了关税,还是有100%,甚至2005的惊人利润。两人越算越欢喜,因为他们刚刚搞到了一张进口汽车的批文。”

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进口汽车才2000辆,到7月份,区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万辆汽车进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数高出36倍。黑市外汇变得公开化了,价格疯狂飙升,美元和人民币的比率成了1:4.4,甚至到了1:6。人们带着大包小包的人民币,涌到珠江三角洲换港币。深圳、北京等地的一些人也从海南的政策中嗅到了金矿的气味。当时其他地方进口家用电器、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等,都要直接由国务院审批,但海南岛却拥有自己进口的特权,谁都判断得出其中的利益空间,于是,“到海南去倒汽车”成了那时最诱人的商机。

一场史无前例的汽车大狂潮,在这个贫穷的孤岛上正式启动了。区直属的94个单位,有88个着了魔似地卷入了汽车狂潮中。在党政机关的影响下,全岛各行各业都气粗胆状地做起汽车买卖。仅半年,全岛便出现了872家公司,个个直奔汽车而去。

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汽车像潮水般涌进海南岛,全部停在海口市内外,密密层层,一望无际,在阳光下五彩缤纷,闪闪发亮,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场景。工商局积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只消罚款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这辆汽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了。在这中间,贪污、行贿、受贿、套汇,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动均在阳光下公然进行。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里,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已经开出信用证5万多辆。进口用汇总额,高达3亿美元。

9月,海南大量进口汽车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派人前来调查,海南行政区政府的上报材料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第一,海南进口的所有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所有汽车发票上都盖着‘只限岛内使用’和‘不许出岛’的字样,这是事实)。第二,目前已经到货的车,不足1.5万辆(这也是事实,但上报材料没有提及已经发货,正朝着海南破浪而来的那几万辆汽车)。第三,海南对进口物资的管理,十分严格,一律不准出岛,违者要受处分。”就在行政区政府上报这份材料的同时,成千上万的日本汽车,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不断地卸下。从9月25日至10月10日,海南至少又批准了8900多辆汽车进口。11月25日,雷宇在一份致国务院特区办的电报中仍称,“到目前为止,海南岛进口的汽车全部都是在岛内销售的。”

汽车并不是钻石,成千上万地进口、出岛,却让全天下的人都视若无物,这未免太过猖狂,到年底,国务院特区办已经不再相信海南的报告。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省政府明确命令他停止汽车进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1985年初,由中纪委、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做到人民检察院、国家审计署、海关总署、国务院特区办,以及省委、省政府等机构102人组成的庞大调查组,进驻海南。1985年7月31日,新华社播发通电《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称:

“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皮批准进口8.9万多辆汽车,已到货7.9万多辆,还有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以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既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放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

不久后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一年时间里,海南非法高价从全国21个省市及中央15个单位炒买外汇5.7亿美元,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1亿元,比1984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除了汽车之外,还进口了286万台电视机、25.2万台录像机。

雷宇被撤职,后转任广东一个农业县的副书记。行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于一年后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一直过了很多年,人们仍然可以在大江南北的道路上看到一些挂着“粤字”牌照的高档走私车,它们都是当年海南案的遗物。

在中国改革史和企业史上,“海南汽车倒卖事件”带有很强的“寓言性”,一个地区为了发展经济,令制度的许多欠缺渐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改革的渐进特征日益明显,开始进入漫长的灰色地带。

根据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中披露的数据,1985年中国进口汽车等于1950—1979年进口汽车的总数。海南事件后,利用政策空子,倒卖走私进口汽车的现象一直没有被真正禁止,其后续余波一直延续到2000年的厦门远华赖昌星走私案。从1983年到1987年,各地政府动用外汇大量进口汽车,数额高达16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两个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

其他商品的进口倒卖也同样没有停止过。1988年1月到9月,通过海关进口的录像机为2万台左右,而实际流入国内的在33万台以上。新华社记者去北京最大的两家国营商场调查,其销售的录像机绝大多数是从广东贩来的走私货,有的已是二手货甚至三手货。再以彩色相纸为例,1989年上半年,五个特区就引进4000万美元,占全国消费量的1/3,其中80%以上通过灰色渠道流入内地。1988年,根据海关统计的全国进口消费品价值为13亿美元,新华社日后的评论是,“任何一个有判断力的读者到市场上转一圈都会回来说:不对头,再翻一番也不止。”1995年,通过外贸正常渠道进来的彩电为54.9万台,而市场实际的销售量为500万台。

放在年度观察的角度来看,疯狂的海南汽车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例,在当时的全国各地,一个与之相比毫不逊色的设备引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从上一年开始,大量的生产线便开始陆续涌进来。中国沿海无疑正在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下游地带,对于跨国公司和中国来说,这似乎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成百上千条彩电线、冰箱线、洗衣机线和录像机线正日以继夜地抓紧安装,很快,中国家电业的“战国年代”就要到来了。速度成为了最重要的指标,在天津,曾创下22天引进一条德国摩托车生产线的纪录,它被当成是先进的事迹广为传播。

正如英国的《金融时报》在1985年2月27日的一篇报道中所评论的,“在全中国,即使是很小的工厂,也在寻找外国合资者,以帮助他们实现企业现代化。中国人现在比五年前要有组织得多,消息也灵通得多。”而10月的美国《新闻周刊》在《中国人搜寻有用的旧设备》一文中,更是生动地描述说:“一批工程师、技术员和包装工来到了法国的工业城市瓦尔蒙,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把已经破产的博克内特冰箱厂的设备尽数拆去,5000吨设备装上了轮船、飞机和火车,启程运往天津,在那里的一家工厂里它们被重新组装成一条每天生产2000台冰箱的生产线。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在整个欧洲,中国的代表团手中拿着想要物品的清单,到处搜寻二手的工厂设备,这已经是一种趋势。对欧洲的公司来说,这些设备如果不卖,要么被毁掉要么闲置不用,中国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贸易伙伴——因为它总是付现金。”华裔经济学家黄亚生后来的研究表明,“大量的日本投资者使用了二手机器,日本企业不能使用这些机器在其国内赢利了。”一位长期在中国工作的联合国高级顾问威廉·韩丁在一本名为《大逆转》的书中披露说,“1985年前后,知情人士说很多不良贸易正在进行着。如果一个外国公司不能使政府接受合同购买他们的产品,他们可以下到省市级的单位完成未果的交易。就这样他们卖给了中国大量劣质设备和过时技术。由于对高技术的狂热,任何称为高技术的都能卖得很好,即使它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或者中国本来就有了更好的技术。”

发生在全国各地的设备引进热潮,对后来的中国公司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它让很多设备陈旧、缺乏产品竞争力的老企业迅速地复活,得以用最快的速度进入正在爆炸中的消费品市场,我们将看到,那些日后驰骋一时的明星公司都是当年生产线引进的积极者。根据《经济日报》的报道,这一年在北京市场上受欢迎的冰箱品牌有广州的万宝、苏州的香雪梅、嘉兴的益友,天津的冰峰;洗衣机则有上海的水仙、广州的五羊、大连的波浪、杭州的金鱼,武汉的荷花,长春的君子兰、宝鸡的双鸥。它们是中国家电业的第一批品牌产品,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是最早引进了国外生产线的国营企业。

以此同时,没有规划和秩序的引进热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行业管制上的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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