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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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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以及我要讲的这些事,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也是在好几十年前了。我这么说,是因为那时我还太小,如今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到了这种程度:假如我的奶奶还活着,跟我说,“哪儿有这么个人呀,没有”,或者“哪儿来的这些事呀,压根儿就没有过”,那样我就会相信我不曾见过这个人,世上也不曾有过这些事。然而我的奶奶已经去世多年。

  因此您对这个故事的真确性,不必过于追究。不妨权当作是曾经进入了他的意识而后又合着他的意识出来的那些东西,我只能认为这就是真确。假如当一个故事来说,这理由也就很充分了。

  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看也不重要;重要也没办法,我反正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只记得奶奶让我管他叫十叔。那时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差不多在街的正中间有一座小庙叫净土寺,我家住在街的南头,他们家挨近街的北口。他的父亲在那儿开着一爿豆腐房,弄不清什么岁数上死了老婆,请来个帮工叫老谢。老谢来的时候,据说我爸跟我妈还谁都不认识谁呢。

  十叔整天整夜躺在豆腐房后面的小屋里。他脖子以下全不能动,从脖子到胸,到腰,一直到脚全都动不了。头也不能转动。就是说除了睁眼闭眼、张嘴闭嘴、呼气吸气之外,他再不能有其它动作。可他活着。他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脖子,你看不出他的身体有多长,你甚至会觉得被子下面并没有身体。你给他把被子盖成什么样就老是什么样,把一个硬币立在被子上,别人不去动就总不会倒。他就这么一年一年地活着。现在让我估算一下的话,他那时总也有十六七岁了,不会再小,否则奶奶不至于让我管他叫十叔,而且他能象大人那样讲很多有趣的故事。正是因为这后一点,我极乐意跟奶奶到豆腐房去,去打豆浆要么去买豆腐。奶奶说我是喝十叔他爸的豆浆长大的。几十年前天天都喝得起牛奶的人家还不多。那时我六岁,正是能记事而又记不清楚事的年龄。

  甚至也记不清楚我是不是六岁,单记得比我大四岁的阿夏早就上了小学,她弟弟阿冬比我小一岁和我一样整天在家里玩。阿夏阿冬和我家在一个院子里住。他们家天天都喝得起牛奶可还爱喝豆浆,奶奶和我去打豆浆时,阿夏阿冬的妈妈就让他俩也跟我们一块去,让阿夏提一个小铁桶。阿夏管十叔叫十哥,她说是她爸爸让这么叫的,可见那时十叔的年龄再大也不会比我估计的大很多。阿冬有时随着她姐姐叫十哥,有时又随着我叫十叔。为什么是十叔我也不知道,我记得他连一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没有。

  街不宽,虽然长却很直,站在我家院门口一眼就能望到十叔家的豆腐房。午后的街上几乎没人,倘净土寺里没有法事,就能听见豆腐房嗡隆嗡隆的石磨声,听久了,竞觉得是满地困倦的阳光响,仿佛午后的太阳原是会这么响的。磨声一停,拉磨的驴便申冤似地喊一顿,然后磨声又起。直到天要黑时,磨才彻底停了,驴再叫喊一回,疲惫、舒缓,悠悠长长贯过整条苍茫了的小街,在沿途老墙上碰落灰土,是月亮将出的先声。

  我和阿冬在院门口的台阶上跳上跳下,消磨我们的童年。净土寺的两个尼姑在南墙下的荫凉里走过,悄无声息仿佛脚并不沾地。我和阿冬就站到门两旁的石台上去,每人握一把“手枪”朝她们瞄准,两个尼姑冲我们笑笑仍不出丁点儿声音,象善良的两条鱼一样游进净土寺去。阿冬的枪是铁皮做的是从商店买来的,可以噼噼啪啪响,我的枪是木头削的而且样子不象真枪。我跟阿冬说:“咱俩换着玩一会儿吧?”他说:“老换老换老换!”我只好变一个法儿说。

  我说:“可惜你昨天没听见十叔讲的故事。”

  “什么故事?”阿冬说。

  “可惜昨天是你家阿姨打的豆浆,你和阿夏都不知道十叔讲了什么故事。”

  “什么故事?”阿冬说。

  我“哼!”一声,看着他的枪。阿冬一点都不笨,装出不在乎的样子说:“可惜十叔讲的故事我也听过呀,可惜呀。”

  我说:“可惜昨天那个你没听过呀,可惜昨天那个故事才叫棒呢,是新的不是老的。”

  阿冬闷了一阵,然后问:“是讲什么的?”

  “是神话的。”

  “什么神话?”

  “嘿哟喂!”我说,“那个神话又好听又长。”

  阿冬把他的枪掂来倒去,我知道我很快就能玩到它了,但我故意不看它。我说:“才不是你听过的那些呢,才不是讲耗子跳舞的那个呢。”阿冬就把他的枪递给我,说:“换就换。”这样,我就玩着那把铁皮枪开始给阿冬讲那个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会刮风吗?”阿冬摇摇头,“你不知道吧?刮风是老天爷出气儿呢。你知道为什么会刮特别大特别大的风吗?”阿冬又摇摇头。“那是老天爷跑累了喘呢,不信你试试。”我把嘴对着阿冬的脸,呼嗤呼嗤大喘气,吹得他直闭眼。“你看是不是?”阿冬信服地点点头,等着我往下讲。可我已经讲完了,十叔讲了老半天的故事让我这么两句话就讲完了。阿冬问:“完啦?”可我还没玩够那把枪呢,我就说:“没有,还长着呢。”但是十叔讲的那些我都不会讲,老天爷怎么跑哇,跑到了哪儿又跑到了哪儿呀,看见了什么呀,山怎么海怎么云彩怎么树怎么,我都不会讲。“没完你倒是讲啊,”阿冬催我。我就瞎胡编:“你知道为什么会下雨吗?”

  “为什么?”我随口说道:“那是老天爷撒尿呢。”不料阿冬却笑起来对此深觉有趣,于是我也很兴奋而且灵感倍增。我又说:“下雪你知道吗?是老天爷拉屎呢。”阿冬使劲笑使劲笑。“打雷呢?打雷你知道吗是老天爷放大屁呢!”“老天爷——放大屁——!”阿冬就喊,笑个没完。“轰隆轰隆,老天爷放屁可真响,是吧阿冬?”

  “轰隆——!轰隆——!”我们俩便坐在台阶上齐声喊,“老、天、爷!放、大、屁!轰隆——!轰隆——!老、天……”这时候阿夏跑出来了,站在门槛上听我们喊了一会儿,让我们别胡说八道了。我们反而喊得更响,更高兴了。她就回过头去喊她妈妈和我奶奶:“快来看呀,你们管不管他们俩了呀?!”我和阿冬赶紧闭了嘴,跑回院里去。这时豆腐房那边的磨声停了,驴叹气般地拖长着声音叫,家家都预备吃晚饭了。

  阿夏却不回来,一个人在幽暗的门道里轻轻跳舞,转着圈,嘴里低声哼唱,浅颜色的连衣裙忽而展开忽而垂下,一会儿在这儿,广会儿在那儿……

  十叔的小屋只有六平米,或者还小,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余下的地方我和阿冬阿夏一去就占满了。但那屋子特别高,比周围的屋子都高好多,所以我说站在我家院门口一眼就能望到。唯一的小玻璃窗高得连阿夏站到床栏上去都够不着,有一回她说她准保能够着,可她站到床栏上使劲够还是差一大截。十叔急得喊她快下来,可别摔坏了腰。

  “十叔让你快下来呢,阿夏!”我说。

  “十叔叫你快下来呢!”阿冬也说。

  “你又叫十叔,”阿夏说阿冬,“爸让咱们叫十哥你怎么老记不住。”

  正对着窗户的墙上挂了一面镜子,窗户下又挂一面镜子对着第一面镜子,第一面镜子下再挂了一面镜子对着第二面镜子,这样,两面墙上一共挂了七面镜子,一面比一面矮下来,互相斜对着,跟潜望镜的道理是一样的,屋顶上还有两面镜子,也都斜对着墙上的镜子,这样十叔虽然不能动却可以看见窗外的东西了,无论怎么躺都能看见。是老谢给他想出这法子来的,老谢不识字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潜望镜。阿夏回家把这事讲给她爸爸听。阿夏阿冬的爸爸是大学教授,整天埋头在书案上不是写就是算,这时抬起头来笑笑说:“哦,是吗?老谢没上过学真是可惜了。”

  从那些镜子里可以看到:墙头上的一溜野草(墙的这边想必是一条窄巷,偶尔能听见有人从那儿走过),墙那边的一大片灰压压的屋顶和几棵老树,最远处是一座白色的楼房和一块蓝天。再没有别的了。十叔永远看到的就只是这些东西,但那儿有他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

  “你们看见树梢都绿了吗?”十叔说。

  我说:“看见了,怎么啦?”

  阿冬也说:“看见了,怎么啦?”

  “阿冬就会跟人学,”阿夏说,“笨死了快。”

  “看没看见有一棵还没绿?”十叔说。

  “我看见了,怎么啦?”阿冬抢先说,然后看看阿夏。阿夏这时偏不注意他。

  十叔说:“那是棵枣树,枣树发芽晚。看那上头有什么?”

  阿夏说:“一条儿布吧?是一条破布条儿。”

  阿冬也说是一条破布条儿。“我没跟你学,我也看见了!我就是也看见了,干嘛就许你一个人看见呀!”阿冬冲阿夏喊,差点要哭。

  “娇气包儿,笨死了,”阿夏说。

  阿冬把眼泪咽回去。

  “你们都没说对,”十叔说,“是纸条儿。是一个风筝,一个风筝挂在树上挂坏了就剩下那么—绍纸条儿。是昨天下午的事。画得挺讲究的一个大沙燕儿,准把他心疼坏了。”

  “谁呀十叔?把谁心疼坏了?”我问。

  “他应该到南边空场上放去。”十叔说。

  “谁呀?谁应该到南边空场上放去呀!”

  “那儿多宽敞,是不是?”十叔说,“就是使劲跑那儿也跑得开,闭上眼跑都保证撞不上什么东西。等风筝升高了你就把它拴在树上,一点儿甭管它它也不会掉下来。拴在一块石头上也行,然后你就坐在石头上,你看着那风筝在天上一动也不动,你就可以随便干点儿别的事了。就是枕着那石头睡一觉也不怕,睡醒了你看见那风筝还在天上。唉,要是我,反正我宁可多走几步路到南边空场上放去。”

  “十叔,南边哪儿有空场呀?”我问。

  十叔便望着镜子老半天不说话。枣树上那纸条儿飘呀飘的,一会儿也不停。

  阿冬说:“十叔你讲个故事吧。”

  “你又叫十叔。”阿夏打阿冬屁股一下。

  “十哥你讲个别的讲个故事吧。”阿冬说。

  十叔出了一口长气,说:“你还要听什么故事呢?”阿冬说听神话的。“好吧神话的,”十叔说,又出一口长气,“知道人有下辈子吗?”

  “没有,十哥没有,”阿夏说,“那是迷信。”

  “什么是迷信呀?”阿冬问,然后嚷开了:“不不!就讲这个十哥你就讲这个,敢情阿夏她听过了。”

  “我给你讲个别的,讲个更好的。”

  “不!我就要听这个,阿夏都听过了。”

  “你要是捣乱咱们就回家吧。”阿夏说。

  阿冬这才不嚷了,说讲一个别的也得是神话的。十叔说行,沉一下,讲:“看见阳台上那个姑娘没有?三层,三层的那个阳台上?”

  十叔说的是远处那座白色的楼房。

  “是穿红衣服的那个吗?”我说。

  十叔闭一下眼,如同旁人点一下头。“每天这时候她都站在那儿往楼下看。从她还没有阳台栏杆高的那会儿,我就天天这时候见她站在那儿。那会儿她是两手抓住栏杆从栏杆的空隙里往下看。

  下雨了,她就伸出小手去试试雨的大小,雨大了她就直抹眼泪。她是在等母亲下班回来。“

  我问:“你怎么知道是?”

  “因为过了一会儿就见她高兴地跳,然后蹲在窗台底下藏起来,紧跟着阳台的门开了,母亲就走出来还没来得及放下手里的书包呢。母亲装着在阳台上找她,她就忍不住跳出来大喊一声,喊声又尖又脆连我都听见了。母亲就抱起她来使劲亲她。”

  “她大概还没我高吧?”‘阿冬说。

  “是,那时候还没有。后来她长得比阳台栏杆高了,她就扒着横栏欠起脚往下看,还是都在每天的这会儿。还是象先前那样,一会儿母亲回来了,已经顾得上先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了,她还是藏在窗台下这时候跳出来,喊声又清又柔,母亲弯下腰来亲她。”

  “这有啥意思呀,十哥你讲个神话的吧。”

  “少捣乱你,听着!”阿夏说。

  “再后来她就长到现在这么高了,比她母亲还高半个头了。她还是天天这时候都在那儿等母亲回来,胳膊肘支在横栏上往下看,两条腿又长又结实。可她还是有点儿孩子气,窗台底下藏不下了就躲在门后头,母亲一回来一走上阳台,她就从后面捂住母亲的眼睛,她不再那么大声喊了,可她的笑声又圆又厚,母亲嗅怪她的声音倒象是男孩子了。”

  “这不是神话,根本就不象神话,”阿冬说。

  “有一天又是这时候她又在阳台上,一会儿往楼下看看,一会儿来来回回走,拿着一本书可是不看,隔一分钟就对着窗玻璃拢拢头发。她有点儿心神不定,她确实是有点儿心神不定,我应该想到可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然后就见她轻轻跳了一下,我知道她又要跟母亲捉迷藏了,可这一回她好像忘了该躲在哪儿,在阳台上转了好几圈儿还是没找好地方。我算计着母亲上楼的脚步。最,后她还是又躲在了门后头。这时门开了,可出来的不是她母亲,是个我从来没见过的高个儿小伙子。”

  “他是谁?”阿夏轻声问。

  十叔闭上眼睛不讲了。

  “这不是神话,”阿冬说。

  我跟阿冬说:“这回没准儿是神话了。”然后我又问十叔:“这个小伙子是王子吧?”

  “他是勇敢的王子吧?”阿冬也问。

  我说:“是‘白雪公主’里那个王子吧?”

  阿冬也说:“是‘灰姑娘’里那个王子吧?”

  十叔仍闭着眼,说:“这下我才想起来,一转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他是说给自己听。

  “这到底是不是神话呀,十哥?”

  “就算是吧,”十叔说。

  “那后来呢?后来他们怎么啦?”

  “后来,白天晚上小伙子都在那儿了。”

  “完了?这就完了呀?”阿冬轻叹一声,又对我说:“这不象神话是吧?一点儿都不象。”

  “可这是神话。”十叔说。“是。”

  我看见十叔用上牙使劲咬自己的下嘴唇,都咬出挺深的牙印来了,都快咬破了。

  回家的路上,阿冬还是一股劲念叨:“这根本不是神话,这有什么意思呀。”

  “笨死了你,自己听不懂你怨谁。”阿夏说。

  阿冬委屈得直要哭。

  我问:“阿夏,他们后来到底怎么啦?”

  阿夏不吭声,低着头走她的路。

  这样看来,十叔当时的年龄就与我估计的有些出入了。细算一下的话,他那时至少该有二十多岁了,甚至可能在三十岁以上。

  我跟您说过,我的奶奶已去世多年。一个人早年的历史只好由着他模糊的记忆说了算,便连他自己也没有旁的办法。对您来说,只有我给您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这件事本身才是真确的。倘您再把它讲给别人,那时就只有您给别人讲了一个故事——这才是真确的了。历史都不过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由一些人讲给我们大家,我们信那是真的是因为我们只好信那是真的,我们情愿觉得因此我们有了根,是因为这感觉让人踏实,让人愉快。

  那时奶奶领着我们三个往回家走,小街又是黄昏。走过净土寺,两个尼姑正关山门,朝我们笑笑依旧无声息,笑脸埋没在苍茫里。

  我问奶奶:“十叔的病还能治好吗?”

  “能。”奶奶说。

  阿夏却说不能:“我爸说的,不能。”

  阿夏阿冬的爸爸是科学家,光是书就有好几屋子,他说什么,没有人不信。

  “你可干万别跟十叔他爸这么说。”奶奶说阿夏。

  阿冬说:“我们叫十哥,是不是阿夏?”

  阿夏问奶奶:“为什么别说呀?”

  “反正你别说,要说你就说能治好。”

  “那不是骗人吗?”

  “那你就什么都别说,行不?”

  “可是为什么呀?”

  奶奶说过,十叔他爸从早到晚磨豆腐挣的钱,全给十叔瞧病用了,除去买黄豆和给那匹驴买草料,剩下的钱都送到药铺去了。

  奶奶说过,要不他挣的钱再续弦一个也够了,再盖几间大瓦房也够了,再买十匹驴也够了。“奶奶,什么叫续弦呀?”奶奶不理我。

  十叔他爸的那匹驴已经老得皮包骨了,只能拉半天磨了,剩下的半天十叔他爸自己推。老谢专管滤豆浆、煮豆浆、点豆腐,永远在蒸腾的热气中忙得顾不上说话。

  阿夏阿冬的爸爸说:“十哥的父亲太不懂科学了,科学才不管人的感情呢。”

  “你也叫他十哥吗?”阿冬问。

  阿夏阿冬的爸爸说:“这么多年了,既然毫无效果,何苦还总把钱往药铺送呢?”

  阿夏说:“要不要我去告诉他?”

  “告诉什么?”

  “十哥的病治不好了呀,干嘛撒谎?”

  “我也去!”阿冬说。

  阿冬阿夏的爸爸说:“我问过最有名的大夫了,脊髓要是完全断了,简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去告诉他们吧?”阿夏说。

  “我也去!”阿冬说着跳下床,往屋外跑。

  “回来,阿冬!”他妈妈喊住他。

  阿冬阿夏的爸爸说,不应该让十叔这么整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得给他想个别的办法活下去。可是,就连阿夏阿冬的爸爸自己也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很少有阿夏阿冬的爸爸也不知道的事。他偶尔闲了,也给我们讲故事,讲月亮之所以亮不过是反射了太阳的光;讲一共有九颗行星围着太阳转,地球不过是其中一颗;讲银河系中的恒星少说也有一千亿颗,而银河系在宇宙中不过象一片叶子长在大树上。“十哥讲过,星星都在跳舞,”阿冬说。他爸爸便笑笑,说:“这说法也不坏,它们确实象在跳舞。”

  除去冬天最冷的时候,十叔的小窗不分昼夜总是开着的,为了看清外边的事为了听清外边的声音,成了习惯,他倒也不因此受凉生病。对于十叔,无所谓昼夜,他反正是躺着,什么时候睡着了便是夜,醒了就在镜子里看他的世界,世界还通过那小窗送给他各种声音。他常从梦里大叫几声惊醒,叫声悽长且暴烈,若在深夜便听得人发瘆.

  “什么叫哇,奶奶?”“还有谁?又是豆腐房那边儿。”奶奶说,叹一口气。我便知道,此刻十叔又在看那些镜子了。我便也掀起窗帘看天上,我很想看看夜里星星怎么跳舞,可是这夜星星都不动,满天的星星各自悄悄呆在自己的位置上。既便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太阳一上来,十叔也要叫老谢把他的小窗打开一会儿。您能想象,他不能太久地不看到什么不听到什么。您可以想象,他独自在那儿同世界幽会,不知是它们从那儿来了还是他从那儿去了。您想象一道阳光罩住一张木床,在阳光中飞舞的是他的灵魂,在阳光中死去的是他的肉体。待夕阳把远处那座白楼染得凄艳,十叔就盼着我们去听他的故事了。要是我们不去,要是晚上老谢没事了,十叔憋了一整天的故事便讲给老谢一个人听。当然,十叔屋里有一个非常旧非常旧的无线电,可他没法去扭那两个旋钮,要是他爸和老谢都忙着,他不想听的他也得听,所以十叔不怎么爱听它。十叔更乐意自己讲故事。自己想听什么自己讲来听,这有多好。当然,他更盼着我和阿冬阿夏去听。

  “十哥你昨天又作恶梦了吧?我妈说你夜里又作恶梦了。”

  “阿冬你胡说什么!”阿夏操了他一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简直快笨死了你。”

  “我是叫的十哥我没跟人学,”阿冬分辩说。

  “都快笨死了你知道吗,还不知道呢!”

  “阿夏!”十叔喊。然后他闭了一会儿眼睛,仿佛有个恶梦在他脸上很快地跑了一圈,之后他猛地睁开眼睛问我们:“今天想听什么故事呀?”完全换了一副神情。

  “神话的!”阿冬说,“听那个耗子跳舞的。”

  “光会听一个,你都快笨死了。”

  “嘘——”十叔说,“你们听。”

  一个男人轻轻地唱着歌从窗外走过去了,从镜子里看不见他,声音跟牛似的。

  “他又去演出了,”十叔自言自语地说。

  “演什么?你怎么知道他去演出?”阿夏问。

  “一到这时候他就走了,半夜里准回来。你听他的嗓子有多好,是不是?”

  “他唱的什么呀?”阿冬问。

  “我也听不清,”十叔说,“他总唱这支歌,可我总也听不清这歌里唱的是什么。”

  阿夏说:“我倒听清了一句,好像是——‘你可看见了魔王’。”

  “他的嗓子真是好,你说呢阿夏?”

  “他是谁呀?”

  “他就住在那座楼上,四层,从左边数第三个窗口。每天夜里他从这儿过去不一会儿,那个窗口的灯就亮了。”

  十叔指的还是那座白色的楼房。从早到晚,那楼房在阳光里变换着颜色,有时是微蓝的,有时是金黄的,这会儿太阳西垂了它是玫瑰色的。楼下几棵大树,枝繁叶茂,绿浪一样缓缓地摇。

  “他长的什么样儿?”阿夏问。

  十叔想了想,说:“嗯,个子长得真高。”

  阿冬说:“有我爸高吗?”

  “当然有。他比谁都高,也比谁都魁梧,腿比谁都长肩比谁都宽,欧对了,他是运动员,也是歌唱家也是运动员。”

  “那他跑得快吗?”

  “当然,当然快,特别快。他跳得也特别高、你说什么,跳起来摸房顶?当然能,这在他算什么呀。你们会打篮球吗?”

  “我会!”阿夏说。

  “他一跳你猜怎么着?头都碰着篮筐了。”

  “十叔你也会打球?”我问。

  “可我听说过,那篮筐高极了是吧阿夏?”

  “高极了高极了的,”阿夏比划着说,“连我们体育老师使劲跳都够不着篮板呢!”

  “都快有天高了吧?”阿冬说。

  “可我轻轻一跳,连头都能碰着篮筐。”

  “十叔你怎么说你呀?你怎么说‘我’呀?”

  “我说我了?没有没有,我哪儿说我了?”

  “十哥,我想听个神话的。”阿冬说。

  “他又特别聪明,”十叔继续讲,“跟他一般大的人中学还没毕业呢,他都念完大学了。等人家大学毕业了,他早都是科学家了。”

  想跟他结婚的人数也数不过来,光是特别漂亮的就数不过来。可他还不想结婚,他想先得到全世界去玩玩,就一个人离开家。他也坐过飞机也坐过轮船,也会开汽车也会骑马。他还是最喜欢骑马,他有一匹好马,浑身火红象一个妖精,跑得又快又通人性,是一个好妖精。

  “那只会跳舞的耗子也是好妖精。”阿冬说。

  “是,也是。”

  “你还说有一只猫和一只狗都是好妖精。你还说有一棵树和一个虫子也都是好妖精。”

  “这匹马也是。不管到哪儿它都不会迷路。高兴了我就和它一起跑,累了就骑一会儿。”

  “十叔你又说‘我’了,你说‘高兴了我就’,你说了。”

  “欧是吗,我说错了。”十叔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讲到哪儿了?欧对了,他就这么绕世界玩了一个痛快。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风的故事吗?他就象风一样到处跑到处玩儿,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一会儿在深山里,一会儿在大道上。江河湖海他也都见了。

  当然,当然会划船,再说他也会游泳、多深多急的河里他也敢游。

  废话,淹死了还算什么,他能在海里游二天三夜也不上岸,他能一口气在水里憋好几分钟也不露出头来。当然是真的,不是真的我还给你们讲什么劲儿?他也到大森林里去过,十天半个月都走不出来的大森林,都是十好几丈高的大树,一棵挨一棵一棵挨一棵。不累,他从来不知道累,更不知道什么叫生病。他哪儿都去过,哪儿都去过什么都看见过。告诉你阿夏,他的腿比你的腰还粗一倍呢,你想想。“

  阿夏问:“他去过非洲吗?”

  “怎么没去过?”十叔说,“那儿有沙漠有狮子,对不对?当然得去。他还有一杆枪,他的枪法没问题,一枪撂倒一头狮子,要不一头狗熊,这对他根本不算一回事。”

  “十哥,我也有一杆枪!”阿冬说。

  “哈,你那枪!”十叔笑起来,“阿夏,要是我我没准儿把阿冬也带上。夜里就住山洞,阿冬你敢吗?用火烤熊肉吃你敢吗?狼和猫头鹰成宿地在山洞外头叫,你敢吗阿冬?”

  “阿冬这会儿就快吓死了。”阿夏笑着。

  “还说什么你那枪!”十叔也笑着。

  阿夏又问:“十哥,那他去过南极洲吗?见过企鹅吗?”

  “什么你说?什么鹅?”

  “怎么你连企鹅都不知道哇?”

  十叔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那个恶梦好像在别处跑了一圈这会儿又回来了。

  “企鹅是世界上最不怕冷的动物,”阿夏还在说,“南极洲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是冰天雪地。”

  “那有什么,”十叔低声自语,“只要他想去他就能去。”

  “那他去过美洲吗?还有欧洲?”

  “他想去他就能去。”十叔又闭上眼睛。

  “还有澳洲呢?他去过吗?”

  “只要他想去,阿夏我说过了,他就能去。别拿你刚学的那点儿玩艺儿来考我。”

  “十叔,他去过天上吗?”我问。

  “十叔,我爱听星星跳舞的那个故事。”

  “阿冬你又叫十叔,你少跟人学行不行!”

  这当儿十叔一直闭着眼,紧咬着下嘴唇。

  阿夏看看阿冬和我,愣了一会儿,趴到十叔耳边说:“十哥你生气啦?我没想考你。”

  十叔松开牙但仍闭着眼,出一口长气有点颤抖:“没有,阿夏,我不是生你的气。我不是生别人的气。我凭什么生别人的气呢?别人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在这儿。”

  十叔虽这么说,可我觉得他还是生了谁的气了。他一使劲咬下嘴唇而且好半天好半天闭着眼睛,就准是生谁的气了,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生谁的气。太阳又快回去了,十叔的小屋里渐渐幽暗。在墙上,你几乎分不清哪是窗口哪是镜子了,都象是一个洞口一条通道,自古便寂寞着呆在那儿,从一座无人知晓的洞穴往旷远的世界去。那儿还有一块发亮的天空,那座楼变成淡紫色,朦朦胧胧飘忽不定。阿夏轻声说:“咱们该走了。”“不,十哥还没讲神话的呢!”阿冬不肯走。磨房里的驴便亮开嗓门叫起来,磨声停了。然后那驴准是跟了老谢踱到街上,叫声在古老的黄昏里飘来荡去,随着晚风让人松爽,又伴了暮色使人凄惶。净土寺那边再传来作法事的钟鼓声。

  十叔好像睡着了。

  阿夏拉起阿冬和我,让我们不要出声,轻一点儿轻一点儿,悄悄的,往外走。

  “别走阿夏,我答应了阿冬,我得给他讲一个神话的。”十叔睁开眼,象是才睡醒。

  我们等着。连阿冬都大气不出。很久。

  “有一天夜里,满天的星星又在跳舞。我这么看着他们已经看了好几十年,一天都没误过。就是阴天,我也能知道哪片云彩后面是哪颗星星。这天夜里,星星上的神仙到底被感动了,就从这窗口里进来,问我,要是他把我的病治好,我怎么谢谢他。”

  “十哥这是迷信,”阿夏说,“你的病治不好了。你的病要是治不好了呢?”

  “你的性子真急阿夏,我还没说完呢。我的病治不好了这我不比谁知道?所以我说我讲的是个神话。”

  “让我告诉你爸去吗?”阿冬说。

  “欧可别,阿冬你千万可别。”十叔说。

  “干嘛撒谎?”阿冬学着阿夏的语气。

  “这你们还不懂,你们还小。一个人总得信着一个神话,要不他就活不成他就完了。”

  暗夜在窗外展开,又涌进屋里,那些镜子中亮出几点灯光,或者竟是星星也说不定。净土寺那边的钟声鼓声诵经声,缈缈缥缥时抑时扬,看看象要倦下去却不知怎样一下又高起来。

  十叔苦笑道:“要是神仙把我的病治好,我爸说要给他修一座比净土寺还大的庙呢。”

  “十叔你呢?你怎么谢他?”

  “我?我就把他杀了。他要是能治这病,他干嘛让我这么过了几十年他才来?他要是治不了他了嘛不让我死?阿冬,他是个坏神仙,要不就是神仙都象他一样坏。”十叔的语气极其平静,象在讲一个无关痛痒的故事。

  “你也信一个神话吗,十哥?”

  “阿夏,平时你可不笨。”十叔说,“人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都不过是一个神话;人看透了那都是神话,就不会再对什么信以为真了;可你活着你就得信一个什么东西是真的,你又得知道那不过是一个神话。”

  “那是什么呀?”

  “谁知道。”黑暗中十叔望着那些镜子。

  我们去问阿夏阿冬的爸爸,他摇头沉吟半晌,最后说,一定得想个办法,让十叔能做一点有实际价值的事才行。

  “什么是实际价值?”

  “就是对人有用的。”

  “什么是有用的?”

  “阿冬!别总这么一点儿脑子也不用。”

  可结果我们还是给十叔想不出办法来。他要是象阿夏阿冬的爸爸那么有学问也好办,可他没有,没有就是没有甭管为什么,也甭说什么“要是”。但从那以后阿冬阿夏的爸爸不让他们去十叔那儿听故事了,说那都是违反科学的对孩子没好处。阿冬阿夏的爸爸便尽量抽出些时间来,给我们讲故事,讲太阳是一个大火球,热极了热极了有几千几万度;讲地球原来也是个火球,是从太阳身上甩出来的后来慢慢变凉了;讲早晚有一天太阳也要变凉的,就象一块煤,总有烧乏了的时候。阿夏说:“那可怎么办呀?”她爸爸说:“放心,那还早着呢。”阿夏说:“早晚得烧完,那时候怎么办呢?粮食还怎么长呀?”她爸爸笑笑说:“那时候还有地球吗?地球在这之前就毁灭了。”阿夏说:“那可怎么办?”她爸爸说:“那时候人类的科学早就特别发达了,早就找到另外的星球另外的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了。”阿夏松了一口气。我也松了一口气。阿冬问:“要是找不着呢?”阿冬阿夏的爸爸说:“会找着的,我相信会找着的。”

  我还是能经常到十叔那儿去。奶奶不在乎什么科学不科学,她说谁到了十叔那份儿上谁又能怎么着呢?死又不能死。

  这一来我反倒经常可以玩到阿冬那把枪了,还有他妈妈给他买的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我只要说,“十叔昨天又讲了一个神话的”,阿冬就会把他所有的玩具都端出来让我挑。对我们来说,阿夏阿冬的爸爸讲的和十叔讲的,都一样都是故事,我们都爱听。

  我问阿冬:“你还记得十叔家窗户外的那座白楼吗?”阿冬一点也不笨,阿冬说:“你想玩儿什么你就玩儿吧,这些玩具是咱们俩的。”我说:“你还记得那座楼房旁边有好几棵大树吗?上头老有好些乌鸦的?”阿冬说:“我记得,十哥说它们都是好妖精。”我说:“十叔说它们没有发愁的事跟咱俩一样,一早起来就那么高兴,晚上回来还是那么高兴。”阿冬说:“那些乌鸦,啊——啊——啊——的老叫是不是?”我说:“你还记得楼顶上老落着一群鸽子吗?”

  “那也是一群好妖精,十哥说过。十叔说它们也没那么多烦心事,它们要是烦心了就吹着哨儿飞一圈,它们能飞好远好远好远也不丢。”十叔的故事都离不开那座楼房,它坐落在天地之间,仿佛一方白色的幻影,风中它清纯而悠闲,雨里它迷蒙又宁静,早晨乒乒乓乓的充满生气,傍晚默默地独享哀愁,夏天阴云密布时它象一座小岛,秋日天空碧透它便如一片流云。它有那么多窗口,有多少个窗口便有多少个故事。一个碎了好几块玻璃的窗口里,只住着一个中年男子,总不见女人也不见孩子,十叔说他当初有女人也有孩子,偏他那时太贪杯太恋着酒了,女人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十叔说:“不过他的女人就快回来了,女人一直在等着他,现在知道他把酒戒了。”我说:“要是她还不知道呢?”十叔说:“那就去找她,要是我我就把酒戒了去找她。”我问:“她在哪儿呀?”十叔想了一会儿,说:“也许,就在那一大片屋顶中的哪一个屋顶下。”……另一个窗口里,有一对老人。老两口整日对坐窗前,各读各的书或者各写各的文章,很久,都累了,便再续一壶茶来,活动活动筋骨互相慢慢地谈笑。十叔说他们的儿女都是有出息的儿女,都在外面做着大事呢。十叔说:“他们的儿子是个音乐家。”我说:“你怎么知道?”十叔说:“他们的儿媳妇是个画家。”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十叔说:“他们的女儿是个大夫,女婿是个工程师。”我问:“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呀?”十叔便久久地发愣……

  还有个窗口里住着个黑漆漆的壮小伙子,一到晚上就在那儿做木工活。十叔说他就快结婚了,未婚妻准是个美人儿。我问:“怎么准是呢?”十叔闭一下眼睛如同旁人点一下头,说:“准是。”表情语气都不容怀疑。……还有一个窗口白天也挂着窗帘,十叔说那家的女人正坐月子呢,生了一对双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十叔说:“当爹的本想要个闺女,当妈的原想要个儿子,爷爷呢,想要孙子,奶奶想要孙女,这一下全有了。”……还有一个摆满了鲜花的窗口,那儿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大。十叔说她都快一百岁了,身体还那么硬朗,什么事都不用别人干。那些花都是她自己养的,几十种月季几十种菊花,还有牡丹、海棠、兰花,什么都有,天天都有花开,满满几屋子都是花都是花的香味儿。十叔说:“她侍弄那些花高高兴兴的一辈子,有一天觉得有点儿累了,想坐在花丛里歇一会儿,刚坐下,怎么都不怎么就过去了。”我问:“过哪儿去了?”十叔说:“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说:“到天上去了吧?”

  我说我知道了,这是个神话。十叔笑一笑,叹一口气又闭上眼睛。

  白色的楼房,朝朝暮暮都在十叔的镜子里,对十叔的故事无知无觉。那些窗口里的人呢,各自度着自己的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曾想到世上还有十叔这么个人。

  阿冬阿夏终于耐不住了,有一天我们又一起到十叔的小屋去。我们进去的时候,正好听见那个男人又唱着歌从窗外走过。

  阿夏说:“十哥我又听清一句了!他唱的是,‘你可看见了魔王?他头戴王冠,露出尾巴’。”

  “谁呀?阿夏,他是谁呀?”阿冬问。

  “阿冬你这么笨可怎么办!就是那个又高又大全世界哪儿都去过的人。这都记不住。”

  阿冬说:“十哥,我好些天没来我真想你。”

  “阿冬就会甜言蜜语。”阿夏撇一下嘴。

  “我就是想了,我没骗人我就是想了。”

  “怎么想的你?”

  “我,我想听个神话的。”

  只有十叔没笑,他说:“我正要给你们讲件怪事呢,我发现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十哥我爱听奇怪的事,我爱听神话的。”

  “你们看最顶层尽左边那个窗口。”十叔指的还是那座白楼。

  “那儿总也不亮灯,晚上也从来不亮灯,真是怪了。”

  “大概那儿没人住吧?”阿夏说。

  “可你们看那窗帘,多漂亮是不是?窗台上还放着两个苹果呢。

  看见墙上那个大挂钟没有?钟摆还来回动呢。“

  太阳这时正照在那面墙上,好大好大的一只挂钟,钟摆左一下右一下,闪着金光。

  “也许晚上没人在那儿住吧?”

  “我原来也这么想,”十叔说,“可是有天晚上月亮正好照进那个窗口,我看见那儿有人。我明明看见有一个人,一会儿坐在窗前,一会儿在屋里走动,可就是不开灯。这下我才开始注意那儿了,原来每天夜里都有人,我看见他点火儿抽烟了,我看见烟头儿的红光在屋里走来走去,可他在那黑屋子里就是不开灯,从来都不开。”

  阿冬说:“十哥,我有点儿害怕。”

  “胆小鬼,又笨胆儿又小,”阿夏说。

  那座楼房这会儿是枯黄色的。楼顶上的鸽子探头探脑地蹲在檐边,排成行。乌鸦还没回来,老树都安静着。

  “我们去那楼里看看吧,”阿夏说。

  阿冬说:“我不想去。”

  “你不想去因为你是个胆小鬼!十哥,我们到那楼里去看看吧?

  我们还从来没到那楼里去过呢。“

  十叔说:“我早就想到那儿去看看了,可是阿夏,我怎么去呢?”

  “要是有一辆车就行了,我们推你去。”

  “我早就想去了,可是不行阿夏,我想过多少遍了,那么高我可怎么上去呀?”

  “让老谢抱你上去,我们再把车抬上去。”

  “阿夏你要是去,我就告诉爸爸。”

  “胆小鬼,你敢!”

  我记得是老谢给十叔做了一辆小车,不过是钉了个大木箱又装上四个小轱辘,十叔躺在里头,我们推着他到那座白色的楼房去。小车轱辘“叽哩嘎啦叽哩嘎啦”地响,十叔的身体短得就象个孩子,轻得就象个孩子。老谢跟在我们身后走,什么话也不说。

  奇怪的是,我们在那些七拐八弯的小胡同里转了很久,也没能接近那座白楼,我们总能看到它却怎么也找不着通到那儿去的路。阿冬不停地说,咱们回去吧咱们回去吧。阿夏便骂他是胆小鬼,仍然推着车往前走。阿冬紧拽着阿夏的衣襟不松手。残阳掉在了一家屋顶上,轻轻的并不碰响什么,凄艳如将熄的炭火,把那座楼房染呈暗红色了。我们推着十叔再往西走了一阵,又往北走,那楼房象也会走似的,仍然离我们那么远。阿夏问老谢:“到底该怎么走呀?”老谢说他没去过他不知道,说:“问你十哥,他要去他想必知道。”十叔让我们再往东走。乌鸦都飞回来,在老树上吵闹不休。暮霭炊烟在层层叠叠的屋顶上,在纵横无序的小巷里,摇摇荡荡。看看那座楼象是离我们近了,大家欢喜一回紧走一阵,可是忽然路到了尽头,又拐向南去,再走时便离那楼愈远了。阿冬还是不住地说,回去吧,阿夏咱们回去吧。阿夏说:“要回你自己回去!”阿冬只好念念叨叨再跟了走,不断回头去望。

  离家已是那么遥远了,仿佛家在千里之外。天便更暗下来,四周模糊不清,那座楼由青紫色变成灰黑。“老谢,到底怎么走才对呀?”

  “问你十哥,他要来他就应该知道。”老谢还是这么说。可是无论我们怎么走,总还是那些整齐或歪斜的屋顶、整齐或歪斜的高墙、整齐或歪斜的无数路口,总是能看到那座楼也总还是离它那么远。

  天黑透下去,乌鸦藏进老树都不出声。阿冬说:“阿夏咱们别走了,一会儿该迷路了。”阿夏没好气地说:“我们已经迷路了,我们回不去家了!”阿冬愣一下,懵了,转身就跑,看看不对又往回跑,然后站住,“哇”地一声哭出来。十叔忙哄他:“阿冬别伯,阿夏吓唬你玩儿呢。”阿冬才慌慌地住了哭声,紧跑到阿夏身边抱住阿夏,抽噎着再不敢动。阿夏把他搂在怀里。

  这时候传来一阵歌声,低沉浑厚得象牛一样:“……啊父亲,你听见没有,那魔王低声对我说什么?你别怕,我的儿子你别怕,那是寒风吹动枯叶在响……”

  “十哥,是他!”阿夏说,“是那个人。”

  “欧!他在哪儿?”十叔说。

  从一个巷口拐出一个人来,他手里拎根竹竿探路,边走边轻声唱。走近了,我们听得更清楚了:“……啊父亲,你看见了吗?

  魔王的女儿在黑暗里。儿子、儿子,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些黑色的老柳树……“他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也看清他的模样了,他长得又矮又小又瘦,而且他手里拎了根竹竿探路。他大概觉出有几个人在屏住呼吸看他,便朝我们笑笑点一点头,不说什么,一心唱他的歌一心走他的路去。

  阿夏对十叔说:“咱们问问他,往那个楼去怎么走吧?”

  十叔不吭声。

  “十哥,你不是说他就住在那座楼上吗?他能知道到那儿去怎么走。”

  “不。”十叔说。

  “他不是住在四层左边第三个窗口吗?”

  “不,那不是他。”十叔说,“他不是那个人,他不是!那个人不是他,不是……”

  在黑得看不见的地方,仍传来那个人的歌声:“……啊父亲,啊父亲,魔王已抓住我,它使我痛苦不能呼吸……”渐行渐远,渐归沉寂。

  渐归沉寂,我们还在那儿坐着。

  我们还在那儿坐了很久。满天的星星都出来,闪闪烁烁闪闪烁烁,或许就是十叔说的在跳舞吧。净土寺里这夜又有法事,钟声鼓声诵经声满天满地传扬,噌噌吰吰伴那星星的舞步。那座楼房仿佛融化在夜空里隐没在夜空里了,唯点点灯光证明它的存在,依然离我们那么远。

  “老谢,咱们还去吗?”

  “问你十哥,他应该知道了。”

  十叔的眼睛里都是星光。

  阿冬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不住地说,十哥咱们回家吧,咱们回家吧十哥。

  十叔说:“回家,阿冬咱们回家,我以前给你们讲的都是别人的神话。”

  我们便往回家走。阿夏背着阿冬,告诉阿冬别睡,睡着了可要着凉,“马上就到家了,快醒醒阿冬。”声音无比温柔。老谢背着我,又推着十叔。我不记得是怎么回到家的了,很可能我在路上也睡着了。

  我说过,我不保证我讲的这些事都是真的。如果我现在可以找到阿冬阿夏,我就能知道这些事是不是真了,可我找不到他们。

  好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阿冬阿夏现在在哪儿。我看这不影响我把这个故事讲完。您要是听烦了您随时都可以离开,我不会觉得这是对我的轻蔑——请原谅,这话我该早说的。人有权利不去听自己不喜欢的故事,因为,人最重要的一个长处,就是能为自己讲一个使自己踏实使自己偷快的故事。

  那夜归来,十叔病了。第二天我和阿冬阿夏去看他,他那小屋的门关得严严的。耳朵贴在门上听听,屋里静得就象没人。“十哥,十哥!”“十叔!”叫也没人应。我们正要推门进去,老谢来了,说十叔病了正睡呢,叫我们明天再来。这样有好多天,每次去老谢都说十叔正又睡呢:“他刚吃了药,正睡呢。”“他什么时候醒啊?”

  “你们看这门什么时候开了,他就醒了。”

  也不知又过了多久,终于有一天那门开了,我和阿冬阿夏跳着跑进去。阿冬喊:“十哥:这么多天没见你我可真想你。”阿夏撇一下嘴。阿冬说:“我没甜言蜜语!我也想听神话的我也想十哥了。”

  小屋里稍稍变了样子,所有的镜子都摘了下来,都扣着摞在墙旮旯。十叔平躺在床上,头垫高起来,胸上放一只小碗,嘴上叼一根竹管,竹管如铅笔一般长短一般粗细。见我们来了他冲我们笑笑,笑得很平淡。然后,他上嘴唇压过下嘴唇把竹管插进碗里,再下嘴唇压过上嘴唇把竹管抬起来,轻轻吹出一个泡泡。泡泡颤几下脱离开竹管,便飘飘摇摇升起来,晃悠悠飞出窗口去,在太阳里闪着七色光芒。

  “我能吹一个非常大的,”十叔说。

  他果然吹出了一个挺大的。

  “这不算,”十叔说,“这不算大的。”

  他又吹出了一个更大的。

  “我也会,”阿冬说,“让我吹一个行吗?”

  “少讨厌你,阿冬!”阿夏把阿冬拉在怀里。

  十叔说:“我得吹一个比磨盘还大的,那才行呢。”

  “你能吹那么大的吗?”

  “我要能吹一个比这窗户还大的就好了。”

  “怎么就好了呀,十叔?”

  “下辈子就好了。”

  “十哥,那是迷信。”阿夏说。

  十叔不理会阿夏的话,专心地吹了一个泡泡又吹一个泡泡,吹了一个又一个。

  “嘿,快看这个!大不大?”十叔兴奋地喊。

  满屋里飞着大大小小七彩闪耀的泡泡,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轻盈飘逸,不断有破碎的,十叔又吹出新的来。我和阿冬满屋里追逐它们,又喊又笑又蹦又跳。十叔吹得又专心又兴奋。

  “都太小了,”十叔说:“我要能一连吹出一百个象刚才那个那么大的,就好了。”

  “什么就好了,十哥?”

  “象我这样的病就都能治好啦。”

  “这也是迷信,十哥,这也是。”阿夏说。

  “明天我让老谢给我找一根再粗一点儿的竹管来。”十叔说,“那才能吹出更大的来呢。也许我能一连气儿吹出一万个来呢。”

  “吹那么多呀!”阿冬说,高兴得不得了。“吹一万一万一万一万个,是吧十哥?”

  “那就没人得病了,就没病了。”

  “十哥,我觉得这还是迷信。”阿夏说。

  “这不是迷信,阿夏你说这怎么是迷信?”

  阿夏怔怔的,回答不出来。

  泡泡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飞得满屋,飞出窗口,飞得满天。十叔说:“阿夏你看哪,飞得多漂亮!”

  阿夏回家又去问她爸爸,什么是迷信?她爸爸说:“盲目,盲目地相信一件事。”

  阿冬问:“什么是盲目?”

  “就是没有科学根据。”

  “什么是科学根据?”

  “好啦阿冬,你这脑子又动得太多了,这你还不懂。还是我来多给你们讲些故事吧。我以后一有时间就给你们讲些科学的故事,好吗?”

  阿夏阿冬的爸爸又给我们讲月亮、讲太阳、讲银河讲宇宙、讲一光年是多远;讲宇宙一直在膨胀一直都在膨胀,讲所有的天体都离开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讲总有一天宇宙也要老的,要走完生命的旅程,要毁灭。

  “那可怎么办?那我们到哪儿去?”阿夏问。

  “那时候人类的科学已经非常非常发达了,人早就又找到一个可以生存的地方了。”

  “要是找不着呢?”阿冬问。

  “会找着的,我相信会找着的。”

  “为什么会找着?”

  “我想会的。”

  宿命

  1

  现在谈谈我自己的事,谈谈我因为晚了一秒钟或没能再晚一秒钟,也可以说是早了一秒钟却偏又没能再早一秒钟,以至终身截瘫这件事。就那一秒钟之前的我判断,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该有一个远为美好的前途。截至那一秒钟之前,约略十三人十八人次主动给我提过亲,其中十一回附有姑娘的照片,十一回都很漂亮,这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说明问题。但我当时的心思不在这上头,我志向远大,我说不,我现在的心思不在这上头。提亲的人们不无遗憾,说,莫非(莫非是我的姓名),莫非我们倒要看你找个什么样的天仙。然后那一秒钟来了。然后那一秒钟过去了,我原本很健壮的两条腿彻头彻尾成了两件摆设,并且日渐削瘦为两件非常难看的摆设,这意味着倒霉和残酷看中了一个叫莫非的人,以及他今后的日子。我像孩子那样哭了几年,万般无奈沦为以写小说为生的人。

  曾有一位女记者问我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我想了又想说,走投无路沦落至此。女记者笑得动人:您真谦虚。总之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说您真谦虚。

  2

  实际无关谦虚。

  说不定,牵涉十叔的那些懵里懵懂似有若无的记忆,原是我童年时的一个预感。据说孩子的眼睛可以洞察许多神秘事物,大了倒失去这本领。自然这不重要。要紧的是我的腿不能动了随之也没了知觉,这不是懵里懵懂似有若无的记忆,这一回是明明白白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看样子只要我活下去,这一事实就不会不是个事实。

  我以前从不骂人,现在我想世上一切骂人的话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说明是必要的。是必要的,而且有时还是必然的结论。

  3

  不过是一秒钟的变故,现在说它已无多少趣味。是个夏夜,有云,天上月淡星稀,路上行人已然寥落,偶有粪车走过将大粪的浓郁与夜露的清芬凝于一处,其味不俗。我骑车在回家的路上,心里痛快便油然吹响着口哨,吹的是《货郎与小姐》中货郎那最有名的咏叹调。我刚刚看完这出歌剧。我确实感觉自己运气不坏。我即将出国留学,我的心思便是在这上头,在地球的另一面,当然并不限于哪一面,地球很大。我的腰包里已凑齐了护照、签证、机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件,一年又十一个月艰苦奋斗之所得。

  腰包牢牢系在裤腰带上,除非被人脱了裤子去这腰包是绝不可能丢的,这腰包的设计者今生来世均当有好报,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气温渐渐降下来,且有了一丝爽风。沿途的楼房里有人在高声骂娘又有人轻轻弹奏肖邦的练习曲,外地小贩便于路旁的暗影中撒开行李,豪爽地打响一串哈欠有如更夫的钟鼓。平凡的一个夏夜。

  我吹着口哨。地球是很大,我想在假期里去看看科罗拉多河的大峡谷,在另一个假期里去看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平时多挣些钱且生活尽可能地简朴,说不定还可以去埃及看看胡夫大金字塔去威尼斯看看圣马可大教堂,还有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伦敦塔日本的富土山坦桑尼亚的塞卢斯野生动物保护区等等,都看看,都去看一看,机会难得。我精力充沛我的身体结实如一头骆驼,去撒哈拉大沙漠走一遭也吃得消,再去乞力马扎罗山下露营,我不打狮子,那些可爱的狮子。我吹着口哨,我吹得不很好,但那曲子写得感人。我不是个禁欲主义者。莫非不是个禁欲主义者,他势必会有个妻子。她很漂亮很善良,很聪明,很健康很浪漫很豁达,很温柔而且很爱我,私下里她不费思索单凭天赋便想出无数奇妙的爱称来呼唤我,我便把世间其它事物都看得轻于鸿毛,相比之下在这方面我或许显得略笨,我光会说亲爱的亲爱的我最亲爱的,惹得她动了气给我一记最最亲爱的小耳光。真正的男人应该有机会享受一下软弱。不过事后他并不觉得英雄因此志短,恰恰相反,他将更出类拔萃,令他的妻子骄傲终生!凉爽的夏夜使人动情,使人赞美万物浮想纷纭,在那一秒钟之前有理由说莫非不是在梦想。我骑在车上,吹响一路货郎的那段咏唱。我盘算以四年时间拿下博士学位,然后回来为祖国效力。我不会乐不思蜀,莫非不是那种人,天地良心,知道我出去学什么吗?学教育,祖国的教育亟待改革迫切需要人材。莫非不是没能力去学天体物理抑或生物遗传工程,但莫非有志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在那一秒钟之前我一直在一所中学里任教。我骑车拐上一条稍窄的街,那是我回家的必由之路,路面上树影婆娑,以后会证明这树影婆娑可与千刀万剐媲美。我依然吹着口哨。我是一个无罪的人。我想四年之后我回来,那时我就可以要一个儿子(当然在这之前需要结婚),抑或是一个女儿,设若那时政策允许也可以是一个儿子又一个女儿,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完全不在考虑之列,我看男女应该平等,惟愿儿子像我女儿象母亲,惟望这一点万勿颠倒了。这样想不对吗?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错。我是个无罪的人,在那个夏夜以及那个夏夜之前我都是一个无罪的人。无罪,至少是这样。

  我吹着《货郎与小姐》中最著名的唱段,骑车朝那万恶的一秒钟挺进。与此同时有一位我注定将要结识的年轻司机,也正朝这一秒钟匆忙赶来。

  4

  照理说,那不是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夏夜,如果不是有人在马路上丢了一只茄子的话。我吹着口哨吹着货郎的唱段,我的前车轮于是轧到那只茄子,事后知道那茄子很大很光又很挺实,茄子把我的车轮猛扭向左,我便顺势摔出二至三米远,摔进那一秒钟内应该发生的事里去了。只听一声尖厉的急煞车响,我的好运气就此告罄,本文迄今所说的那些好事全成废话,全成了废话一堆,成了一个永久的梦例。

  否则也就无事,问题出在它不把你撞死而仅仅把你的腰椎骨截然撞断。以往的一切便烟消云散烟消云散,烟消云散之后世界转过身去把它毫无人味的脊梁给你看,我是说给我看,给莫非。

  5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想起一只电动玩具母鸡,在沙地上煞有介事地跑,碰上个石子颠了个跟头翻了个滚儿,依然煞有介事地往前跑,可方向与当初满拧(有可能是前翻一周半加转体一百八十度)。我见人玩过那样一只电动玩具母鸡,隔一会儿下一个假蛋。

  6

  我躺在马路中央,想翻身爬起来可是没办到。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年轻司机跑过来问我,您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奇怪好像我得歇一会儿了。司机便把我送到医院。

  我说大夫我什么时候能好?我很快就要出国没有很多时间可耽误!大夫和护士们沉默不语,我想他们可能没弄懂我的意思。他们把我剥光了送上手术台,我说请把我裤腰带上那个腰包照看好,我还把机票的有效日期告诉了他们。一个女护士说哎呀呀都什么时候了。我心想时间是不早了,我说是不早了不过我这是急诊。女护士一动不动看了我有半分钟。这下我明白了,他们一时还不可能了解我,不了解我多年来的志向和脚踏实地的奋斗历程,也不了解那一年又十一个月的奔波和心血,因而不了解那腰包对我意味着什么。我鼓励大夫,您大胆干吧不要发抖,我莫非要是哼一声就不算是我。大夫握了握我的手说,我希望您从今天起尤其要时时保持这种勇气。我当时没听懂他这话中的潜台词。

  7

  事实真相不久便清楚了:我已经被种在了病床上,像一棵“死不了儿”被种在花盆里那样。对那棵“死不了儿”来说世界将永远是一只花盆、一个墙角、一线天空,直至死得了为止。我比它强些。莫非比它强些。“莫非我们倒要看你找一个什么样的天仙”——那样一个莫非,将比“死不了儿”强些。我于是仰天嚎陶大放悲音,闻其声恰似回到了自由自在的童年,观其状惟妙惟肖一个大傻瓜。我有个姐姐,她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紧紧把我搂住像小时候那样叫着我的小名儿,你别着急你别担心,你别这样别这样,无论如何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你别哭你别闹,蚂蚱飞了,不就是蚂蚱飞了吗姐姐明天再给你逮一只来)。但这一次不是童年,蚂蚱也没飞,根本没有什么蚂蚱。飞了的是一条很好很好的脊髓。我把姐姐搡开,把我的手从她冰凉的手里掰出来,走!走开!所有的人都给我出去!!姐姐再度将我抱住,她的劲儿一时大得出奇。我看了一眼太阳,太阳还是原来的太阳,天呢?也还是在地上头。母亲没来,还没敢让母亲知道。父亲象个不会说话的瘦高的影子,无声地出去,又无声地回来,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放在桌上;又无声地出去无声地回来,买了更多更好吃的东西放在我的床边。我吼一声,父亲激愣一下惊得闪开,我把花瓶打进痰桶,把茶杯摔进便盆,手表砸扁扔进纸篓,其余够得着的东西横扫遍地然后开始骂人,双手垫在脑后,看定了天花板,尽情尽意尽我所知的脏话向世界公布数遍,涕泪纵横直到天昏地暗时,然后累了,心如千年朽木糟成一团。偷偷在自己的大腿上掐一把,全无知觉,慌得紧把手缩回深恐是调戏了别人。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了呢?漫长的寂静中,鸽子在窗外咕咕咕地嘶鸣,空旷、虚幻,天地也似无依无着。

  到底是怎么了呢?无人肯告与莫非。

  8

  警察向我说明出事的情况。那个年轻司机没什么错儿,您那么突如其来地蹿向马路中央是任何人所料不及的。司机没有超速行驶,没喝酒,煞车很灵也很及时,如果他再晚一秒钟踩煞车,警察说恕我直言,您就没命了。我说谢谢。警察说那倒不用,我们来向您说明情况是我们的工作。我说请问我有什么错儿没有?姐姐说你有话好好说。警察说,您也没什么错儿,您在慢行道内骑车并且是在马路右边,您是个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公民,可谁骑车也不见得总能注意到一只茄子,而且那条路上光线较暗。我说,树影婆娑。什么您说?是的树影颇多,从出事现场看您决不是有意去轧那个茄子的。我说,废话!姐姐说,莫非!警察叹口气,可您摔出去得太巧了,要是再早一秒钟的话,汽车就不至于碰到您。大夫也这么说过,太巧了,刚好把脊髓撞断,其它部位均未伤及。照您说这是我的错儿?警察说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路上光线较暗,注意不到一只茄子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到底是谁的错儿?姐姐说,莫非——!我说,姐,难道我不能问这到底是谁的错儿吗?警察说,莫非同志你可以要求一点经济赔偿。滚他妈的经济赔偿,我眼下只缺一条完整的脊髓!莫非同志您这是无理要求,并且请您注意您对一个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的态度。我说既然如此,您有义务向我说明这到底是谁的错儿。茄子,警察说,如果您认为这样问很有意义的话,那么,茄子,您干吗不早不晚偏在那一秒钟去惹它?

  9

  日子便这样过去。每天所见无非窗外的旭日到夕阳。腰包里的文件犹在,默默然一部古书似的记载了无数动人的传说。

  人类确凿不能将人类被撞断的脊髓接活,日子便这样过去。医学院的实习生们常来围了我,主治大夫便告诉他们为什么我是一个典型的截瘫病例:看看,上身多么魁伟,下身整个在萎缩。

  日子便这样过去,消化系统竟惊人的好,毫不含糊地纳入各种很香的东西,待其出来时都变作统一的臭物。日子便这样过去。

  向日葵收获了,夜来香的种子落在地上,随风埋进土里。天上悬了几日风筝,悬了几日,又纷纷不见了踪影。雪无声飘落。孩子们便嚷着在雪地上飞跑,啃着热气腾腾的烤白薯。我说哎,烤白薯!我是说世界并没有变,烤白薯仍旧还是烤白薯。父亲瘦高的身影却应声蹒跚于雪地上,向那卖烤白薯的炉前去……

  日子便这样过去了又过去。苍天在上,莫非过上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冤枉的。哭一回想一回,想一回哭一回,看来那警察的最后一句问话是唯一的可能有道理。

  10

  渐渐地我想起来了,在离出事地点大约二百米远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个熟人。我记起来了,我吹着口哨吹着货郎的咏叹调看见了他,他摇着扇子在便道上走,我说嘿——!他回过头来辨认一下,说欧——!我说干吗去你?他说凉快够了回家睡觉去,到家里坐坐吧?他家就在前面五十米处的一座楼房里。我说不了,明天见吧我不下车了。我们互相挥手致意一下,便各走各的路去。我虽未下车,但在说以上那几句话时我记得我捏了一下闸,没错儿我是捏了一下车闸,捏一下车闸所耽误的时间是多少呢?一至五秒总有了。是的,如果不是在那儿与他耽误了一至五秒,我则会提前一至五秒轧到那只茄子,当然当然,茄子无疑还会把我的车轮扭向左,我也照样还会躺倒在马路中央去,但以后的情况就起了变化,汽车远远地见一个家伙扑向马路中央,无论是谁汽车会不停下么?不会的。汽车停下了。离我仅一寸之遥。这足够了。我现在科罗拉多河大峡谷或在地球的其它地方而不是被种在病床上。不是。绝不是被种在病床上。那样一个莫非。那样一个令人以为要娶一个天仙的莫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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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提一句:至今仍只是十三人十八人次主动给莫非其人提过亲,其中十一回附有姑娘的照片。这三个数字以后再没有增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日之莫非与昨日之莫非断不是同一个莫非了。天地翻覆,换了人间。

  我说这些没有其它意思,虽则莫非事实上是无辜的。

  话说回来,姑娘们也是无辜的。一个姑娘想过一种自由的浪漫的丰富多彩的总而言之是健全的生活,这不是一个姑娘的过错。

  一对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婿站在别人的女婿面前,更体现出自己晚年的幸福与骄傲,这不是一对父母的过错。依此理而演绎开去,上述三个数字的不再增长,不是媒人的过错,不是朋友们的过错,不是谁的过错。天高地厚,驴比狗大,没错。

  12

  莫非之不幸,盖自那一至五秒的耽误。

  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这样问:是什么造成了莫非在距出事地约二百米处遇见了那个熟人的?

  这样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在我遇见那个熟人前三至五分钟时,我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个包子。我饿了,不是馋了当真是饿了,一个人饿了又路经一家小饭馆,吃便是必然的。上帝如果因此而惩罚我,我就没什么要说的了。我走进那家小饭馆,排在六个人后边成为第七个等候买包子的人。我说,包子什么时候熟?第六个人告诉我,您来得是时候,马上就要出笼了,我从上一锅等起已经等了半小时了。我便等了一会儿,心想这么晚了回家去也不再有饭,而我还是九小时以前吃的午饭呢。包子很快出笼了,卖包子的老妇人把包子一个个数进碟子,前六个人有吃四两的有买五斤拿走的。轮到我,老妇人说没了还有一个。我探头在筐萝里搜看,说,厨房里还有?老妇人说没了,就这一个了您要不要?我说还蒸吗?她说明天还蒸,今天到点了。我看看墙上的大表:二十二点半。我就吃了那一个包子。现在让我们计算一下:如果我不是吃了一个包子而是吃了五个包子(我原打算是吃五个包子),按吃一个费时二分钟计,我至少要晚八分钟离开那小饭馆。而我遇到那个熟人时,熟人正往家走且距家只有五十余米,一个正常人走五十余米是绝然用不了八分钟的。我那熟人很正常,这一点由我来担保。这就是说,如果我早些到那小饭馆排在第五或第六位,我必吃五个包子,就不会遇见那个熟人,不会喊他,不跟他说那几句话,不必捏一下车闸,不耽误一至五秒从而不撞断脊髓,今日之莫非就在地球的另一面攻读教育学博士,而不是在这儿,更不是坐在轮椅里。

  13

  到现在问题已经比较明朗了。请特别注意小饭馆里第六个买包子的人所说的那句话,他说他从上一锅等起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这就是说我若不能提前半小时到达那家小饭馆,则我必排名第七,必吃一个包子,必遇见那个熟人,必耽误一至五秒从而必撞断脊髓,今日之莫非就还是坐在轮椅里。

  我们必须相信这是命。为什么?因为歌剧《货郎与小姐》结束的时候,是二十二点整。无论剧场离那家小饭馆有多远,也无论我骑车的速度如何,我都不可能在二十二点半之前半小时到达那家小饭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算术问题。这就是说,在我骑车出发去看歌剧的时候,上帝已经把莫非的前途安排好了。在劫难逃。

  14

  现在就要看看上帝是用什么方法安排莫非去看那歌剧的了。

  我说过我一直在一所中学里任教。出事的那天我本该十八点一刻下班的,历来如此,这儿看不出上帝的作用。下午第四节课是我的物理课,十八点一刻我准时说道:下课!学生们纷纷走出去,我也走出去。我走到院子里找到我的自行车,我准备直接回家,我希望在出国之前能和二老双亲多呆一会儿。这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个学生问我:老师,我能回家了么?我才想起,这个学生是我在上第四节课时罚出教室的。事情是这样的:课上到一半时,这个学生忽然大笑起来,他坐在最后排靠近窗户,平时是个非常老实的学生,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智商不高。我说请你站起来。他站起来。我说请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笑?他低头不语。我说好吧坐下吧注意听讲。他坐下,但还是笑。我说请你再站起来。他又站起来。你到底笑什么?他不说话。我看得出他非常想克制住自己不笑,他用手捂住自己的像象女孩子那样,我一直怀疑他智商偏低。我说你坐下吧不许再笑了。他坐下但仍止不住地笑,课堂秩序便有些乱,淘气的学生们借机跟着大笑。我没办法只好请他出去,我说请你出去镇静镇静,否则大家都不能听课了。他很听话,自己走出去。放学时我几乎把他忘了,我相信他至少是性格里有些问题。可怜的孩子。我说你可以回家了,以后注意课堂纪律。结果他又开始笑,不停地笑。这下我有点生气了,我说到底有什么可笑的?就这样我问了他约二十分钟,毫无结果,他光是笑不肯回答。这时候,我们可敬的老太太校长喊我:莫老师,有张戏票你看不看?我问是什么。歌剧货郎与小姐,看不看?怎么想起来给我,您不去吗?她说她非常想去,可是刚刚接到教育局的电话有个紧急会议要她去参加,看不成了,你看不看?我说好吧我看。以后的事情我都说过了。

  15

  之后我出院了。医院离家不远。我坐在轮椅里,二老双亲轮换着推我在街上走。杨树又已垂花,布谷鸟在晴朗的天上“好苦好苦”地叫得悠远,给人隔世之感。风吹鸟啼,渐悄渐杳,又听得有人喊我,莫非,莫非!是莫非么?我说没错儿是我。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站到我面前。怎么,莫非你怎么在这儿?我说依你看我应该在哪儿?你不是出国留学去了吗?你这是怎么了?我说你问我,你让我去问谁?她睁大了眼睛,她好像才注意到我的两条腿:这是怎么弄的?我说这很简单,再容易不过了。她脸红一下,在上大学时我常对她这么说,在她经常解不出一道数学题的当儿。母亲又忍不住落泪,拉了父亲站到远处去。五个包子的问题,我说,或者一个茄子。我便把事情的经过简要地告诉她。她说真是真是,唉——!我说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命。她说,莫非你别这么想,莫非你要坚强,她眼泪汪汪的,莫非你要活下去。

  遥远的姐姐来信也是这么说:你要活下去。谁也没说活下去是指活到什么时候,想必是活到死,可有谁不是活到死的呢?姐姐说,别担心,姐姐有一个窝头就有四分之一是你的(另外三个四分之一分别是姐姐、姐夫和小外甥的)。可我担心的是比窝头更重要的一些事,在活到死这一漫长的距离内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那是贤惠的姐姐无法给我的。所以后来我就写写小说。所以后来女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是万般无奈沦落至此。如同落草为寇。

  16

  多年以来我一直暗自琢磨,那个后排靠窗户坐的学生为什么突然笑起来没完?那是我命运的转折点。那孩子智商肯定偏低,但他笑得那么莫测高深,恰似命运的神秘与深奥。孩子的眼睛或许真有超凡的洞察力?不知道他在那一刻看见了什么。我想我要是能把他当时的笑态准确地画下来,我就能向各位展示命运之神的真面目了。

  若不是那神秘的笑,我便不可能在那天晚上有一场《货郎与小姐》的歌剧票,我莫非博士今天已是衣锦还乡功成名就老婆孩子一大堆了。

  17

  在那艰难岁月,我喜欢上了睡觉。我对睡觉寄予厚望,或许一觉醒来局面会有所改观:出一身冷汗,看一眼月色中卧室的沉寂,庆幸原是作了一场恶梦,躺在被窝里心嗵嗵跳,翻个身踹踹腿庆幸那不过是个恶梦,然后月亮下去,路灯也灭了闹钟也叫了,起床整理行装,走到街上空气清新,赶往飞机场还去赶我的那次班机。

  应该说会作恶梦的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可以醒来,于是就比不会作恶梦的人更多了幸福感。

  在那些岁月,我每每醒来却发现,我作了一个想从恶梦中醒来的美梦。作美梦是最为坑人的事,因为必须醒来。

  要么从恶梦中醒来,要么在美梦中睡去,都是可取的。可在我,这事恰恰相反。

  躺倒两年后,我开始写小说,为了吃,为了喝,为了穿衣和住房,还为了这行当与睡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比睡觉多着自由——想从恶梦中醒来就从恶梦中醒来,想在美梦中睡去就在美梦中睡去,可以由自己掌握。同是天涯沦落人,浪迹江湖之上,小说与我相互救助度日,无关谦虚之事。

  18

  终于有一天我又见到了我的那个学生,那个一向被我认为智商不高的学生。他在一本刊物上见了我的小说,便串联起一群当年的同学来看我。孩子们都长大了,胡子拉茬的,有两个正准备结婚。大家在一起回忆往事,说说笑笑很是快活。学生们提议,为莫老师成了作家,干杯!我这才想起问问那个学生,你那天为什么笑个没完呀?他仍羞羞怯怯推说不为什么。我换个问法,我说你看见了什么?他说,一只狗。一只狗?一只狗值得你那么笑吗?他说那只狗,说到这儿他又笑起来笑得不可收拾,但他终于忍住笑镇定了一下情绪,他毕竟是长大了,他说,那只狗望着一进学校大门正中的那条大标语放了个屁。大家都说他瞎胡编。他说我就知道说出来你们都不会信,反正那只狗确实是放了个屁,我听见的我看见的,很响但是发闷。大家还是不全信,说他有可能听错了。他便问我,莫老师您信吗?我没听错真的我没听错,确实是因为那个狗屁莫老师您信吗?

  过了很久我说我信。我看那孩子的神情像个先知。

  19

  如今当我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听见那声闷响仍在轰鸣。它遍布我的时空,经久不衰,并将继续经久不衰震撼莫非的一生。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一声闷响?

  不为什么。

  上帝说世上要有这一声闷响,就有了这一声闷响,上帝看这是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七日以后所有的日子。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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