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去插队落户的途中。当时是在草场门码头，那时候这里还是上船的地方，一个小小的码头，围了一大群人。那些天啊，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永远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告别的哭声。成批的知青即将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撒向广阔天地。是父亲送我登船的，我姐和母亲眼泪汪汪地要送，父亲拦住了她们，说那么多东西，你们女人拿不动的，还是我去。我姐和母亲就抱在一起哭起来，她们也过来拥抱我，鼻涕和眼泪都弄到了我衣服上。
父亲说：“有什么好哭的，老四说走就走，大家高高兴兴，好不好？”
我姐说：“以后谁帮老四洗衣服？”
我不在乎地说：“这还不简单，自己洗。”
父亲说：“就让他也锻炼锻炼，都二十岁出头的人了，他什么时候自己洗过衣服。”
她们还是哭，父亲有些不耐烦，我们就出发了。走出去一大截，我想起还没有说再见，就回过头来，对母亲和我姐挥手。她们已经不哭了，呆呆地看着我。我对她们挥手，她们也对我挥手。
父亲说：“你妈老盼着你长大，真长大了，要下乡，又舍不得，其实下乡又有什么大不了。”
那时候知青下乡，是一窝蜂，谁也跑不了。自然是什么样场面都有，什么样的心情都有，有哭着舍不得走的，把下乡当作了世界末日，有兴高采烈欢呼雀跃的，把去农村看成是去天堂。我呢，当时谈不上伤心，也谈不上高兴。眼看就要分手了，父子之间一向没多少话可说，我们一路上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原来准备坐公共汽车，我们的东西太多，公共汽车太拥挤，父亲就说还是走着去吧。幸好事先带了一根扁担备用，一路上，父亲抢着要挑行李，我说我来挑，他说有你挑的日子，有劲留着以后用，现在别跟我客气了。我不愿意和他争，我的个子比父亲大，也比他结实，两个大男人在大街上争来争去，实在没意义。反正时间充裕，走走歇歇，到草场门码头，已是可以登船的时间。
一个老太太坐在地上哭喊，听不清她喊什么，几个人围着她，想把她搀起来。人很多，很乱，我拎着两个大包裹，从人群中挤过去，很费力地上了船，站在船舷上，想对父亲挥手告别，可是他已经转过身去，手上拿着那根扁担，正往人群外慢慢地走着。我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默默地看着父亲的背影。他走到堤坝上，回过头来，看着我们的船，我又对他挥挥手，但是他没有任何反应。我知道他眼睛近视，看不太清楚。他就这么站着，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们的船。终于开船了，他还站在那不肯离开，突然举起手来，对着我们的船胡乱挥手。
接下来，船沿着外秦淮河，进入了长江，面对宽阔的江水，我们的心情立刻好起来。当时我们这些知青并不知道前途会如何，正是黄昏时分，没有人在意落日景色，大家都被长江大桥的雄姿吸引住了。那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大桥，那时候，这条钢铁巨龙刚建好，刚开过庆祝大会。我们没想到第一次看到大桥竟然是这种方式，是从船上，而且还要从桥底下通过。船上的人一个个都很兴奋，有人欢呼，有人唱了起来。我们的船鼓足马力驶过去，越来越近。我仰起头来，看着那巨大的钢梁，看着钢梁上的铆钉，远远地有火车过来，轰隆隆开了过去。
大桥越来越远，我们离家乡也越来越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阿妍。在这之前，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那“一桥跨跃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大桥上。大桥渐渐消失了，人们纷纷回到船舱，我突然发现不远处的船尾上，仍然站着一个女孩，她穿着一件花棉袄，脖子上围了一条蓝围巾，孤伶伶地站在那，好像还在看那已经消失的长江大桥。她终于缓缓地回过头来，仿佛早意识到有人正在注视她，不经意看了我一眼。我们的眼神于是不期而遇，我望着她，她也望着我。阿妍只是当时不经意地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很快把眼睛移开了。我却死死地盯着她不放，眼珠子像两粒上了膛的子弹，只要一扣扳机，立刻就会发射出去。
刚刚告别了家乡，我们谁也没有流露出伤感的意思。那时候还来不及伤感，大家都沉浸在刚独立的兴奋之中。我觉得眼前的这个女孩似乎有些眼熟，一下子想不起来她是谁。我的做法显然太过分了，眼睛像苍蝇一样叮在阿妍的脸上，久久不肯离开。大约是被我放肆的目光弄得有些迷惑，阿妍很快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发现我还在死死地盯着她看，连忙再次把眼睛移开。她并没因为我的冒昧无礼生气，只是有些不好意思，奇怪我为什么会这么冒昧无礼。看来我们注定是有缘分的，事先谁没有想到会这样，都说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这短短的一瞬间注定了永恒。连我自己也解释不了当时为什么会有如此夸张的举动，在此之前，我从来也没有对女孩这么投入过，甚至从来都没有仔细注视过一个女孩。阿妍从我身边缓缓地走了过去，临下船舱，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条船上到处都是知青，阿妍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说消失就消失了，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我们的船速很慢，要多慢有多慢，那是地道落伍的老牛破车，和今天电影上看到那种新式气垫船相比，简直就好像一个蜗牛在爬，不过那时候却觉得很快，觉得是乘风破浪。船上的噪声特别大，好像是一头野兽在不停地咆哮着，江风也特别大，在什么地方也躲不了，吹得人浑身上下到处哆嗦。可是再冷，我也不愿意进船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情不自禁地在寻找阿妍的踪迹。船舱里很拥挤，根本动弹不了，我只能从外面往里面看。我知道阿妍就在这条船上，觉得自己一定要找到她。天正在黑下来，船舱里的灯亮了，我终于又看到阿妍了。我终于看到阿妍坐在船舱的一个角落里，隔着挡风的玻璃，她也注意了到船舱外的我，不经意地微笑起来。她注意到我一直在外面观察她，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一眼，然后继续和身边的人说话。
这时候，冯瑞来到我身边，他已经注意到我的异常表现，悄悄地问我：
“老四你怎么回事，鬼鬼祟祟，找谁呢？”
冯瑞低下头，很放肆地趴在玻璃窗上，对船舱里的那群正说着话的女孩看，那群女孩也对着他看。
那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是睡不踏实。船舱狭小的空间让人感到窒息，大家都坐在窄窄的木凳上，听任机器声像野马一样狂奔。我满脑子都是阿妍的形象，一遍遍地回味着她那不经意的微笑。隐隐地有女孩子的哭声，一阵一阵的，像小鸟在树木里发出的嘤嘤声。远离父母的忧伤在空气中流动着，我们端坐在那里，男生坐一堆，女生坐一堆。有人在轻轻地安慰哭泣的女孩。女孩的抽泣似乎越哭越来劲，越安慰声音越大。终于我们这边有人耐不住了，恶声恶气说：
“哭，有什么好哭的！”
喝斥声像闪电一样从黑夜中划过，船舱里顿时安静了，小火轮的机器声因此又大起来，在这之前，大家好像已习惯了那噪音，已忘记噪音的存在。女孩不哭了，是被突如其来的喝斥镇住了，是硬憋着不哭。这时候，依稀还能听见有人在劝，在安慰她。虽然已经夜深人静，大家都没睡着，都不想睡。那种被压抑着的感觉，比哭声还让人难以忍受，更让人窒息。
一个女生的声音突然响起来，是针对刚刚那位发出喝斥声的男生：
“想哭就哭，凭什么不让哭！”
立刻就有女生附合的声音：
“哭，就哭，哭又怎么样！”
于是先前哭泣的那个女孩，又哇的一声嚎开了。这一声，拖得很长久，怪腔怪调，立刻在男生这边引起了一阵哄笑。我们都忍不住地笑起来。不过笑声很快就没有了，因为那边的女生已经哭成一大片。
这一夜很漫长。这一夜，我一直在想，这个带头哭泣的女孩，会不会就是阿妍。我当时一直在想，这个发出小鸟一样嘤嘤声的女孩，会不会就是我脑海里正在思念的那个姑娘。在没有见到阿妍之前，我的心情十分茫然。自从见了她以后，我的内心再也没有办法平静。这一夜，我一直都在思念着那个让我怦然心动的姑娘。这一夜，我一直都在思念着阿妍。仅仅是凭直觉，我就觉得不应该是她，阿妍不应该那么脆弱，阿妍不可能那么脆弱。我徒劳地在脑海里搜索，苦思冥想，想弄明白阿妍究竟是谁，或者说是想弄明白那个看上去十分眼熟的姑娘究竟是谁。
船上竟然就一个男女共用的厕所。是一扇很简陋的小铁门，插销已经坏了，里面的人上厕所，必须用手将门拉住才行。第二天天亮，大家纷纷去厕所办大事小事，我和阿妍在排队时又遇到了。我们又一次不期而遇，互相对看了一眼，会心一笑。这一笑，足以让我神魂颠倒，足以让我几个晚上睡不好。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没想到老天爷安排了这样的好机会。我故意放慢脚步，这样在排队的时候，阿妍便正好和我排在一起。船当时已是在运河里行驶，这里不像江面那么宽阔，然而因为离岸边近，两岸的景色却看得更清楚了。那时候，运河两岸根本见不到什么人家，低低的堤岸高高的树，大片大片的芦苇，几只喜鹊飞来飞去，那风景就跟画似的。我们没有说任何话，心不在焉地看着两岸的风景。我庆幸我们会凑巧排在一起，她紧贴在我的后面，等候上厕所的队伍很长，对于我来说，这队伍越长越好。我们不得不耐心地等着，等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终于轮到我们。我让阿妍先进去，她犹豫了一下，就笑着进去了。
阿妍在厕所里的时间不是很长，当然也不短。因为插销已经坏了，她在厕所里面徒劳地拨弄着，哗啦哗啦乱响。我真想上前帮忙，帮她拉住门，为她当警卫，但是男女有别，也只能在心里这么想想而已。我身后是长长的等候上厕所的队伍，大家嘻嘻哈哈说着什么，我十分耐心地站在那，将人群挡在了身后。我等在那里，心潮澎湃，多少年以后，仍然还会有这种美好的感觉。
多少年来，我一直忘不了那一幕。我忘不了在船上度过的美好时光，那是第一次真正地对异性动心，我从此令人难以置信地爱上了阿妍。那是记忆中最鲜活的一幕，我的生活从这一天开始，从这一天开始，突然有了完全崭新的意义。阿妍像只美丽的天鹅一样，她在江面上飞舞，在蓝天上翱翔，猛地一头扎下来，飞进了我的心窝，从此再也撵不走。从此我所做的一切，我走的每一步路，都和她分不开了。多少年来，阿妍一直觉得我夸大了自己的单相思。她觉得我反复说这些只是为了讨她的好，因为事实上，我那天在船上的表现，给她留下的感受并不是最好，不仅不是最好，而且还有些不太好。男孩子太死皮赖脸，会给别人一个轻浮的错觉，阿妍觉得我不过是个喜欢追女孩子的男人，这印象她一辈子都没有改变。
事实上，我很快弄明白了阿妍的身份。在还没有下船之前，我已经通过冯瑞，知道阿妍姓什么名什么。我关照冯瑞，无论如何都要介绍我跟她认识。其实我们可能是见过面的，只不过当时并没有把对方放在心上。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阿妍竟然和我是同一个学校，比我低一届，与冯瑞同班。难怪会觉得对方有些眼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奇怪，没感觉时没感觉，有感觉就突然有了感觉，说擦出火花就擦出了火花。
下船的时候，我挤到阿妍面前，眼珠子的溜溜地打转，等着冯瑞为我们作介绍。
冯瑞大大咧咧拦住阿妍，很认真地说：
“薛丽妍，这是蔡学民，我们都叫他‘老四’。”
阿妍怔了一下，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
冯瑞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老四，这是我们班的薛丽妍。”
我涎着脸说一声：“你好。”
阿妍没有做任何表示，倒是她身边的女孩咯咯笑起来。我于是又对阿妍身边的女孩胡乱点头。为了不使这事看上去太唐突，冯瑞又为我介绍她身边的女孩。那些女孩中，显然有人知道我是谁，竟然毫不掩饰地咂起嘴来，说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老四。那时候我已经很有一些喜欢打架的恶名声，听别人这么一说，不禁有些得意，恶名在外有时也是一种很好的感觉。我们互相留了地址，说好以后大家要互相关照，我很高兴自己与阿妍竟然在同一个公社。
阿妍是学校女子篮球队的队员，我所在的那所中学，只有女子篮球队，体育教师为了训练她们，常常让男生与她们比赛。我记得自己也曾上过一回场，打了没多久就下来了。那时候都觉得男生与女生打比赛，输了丢人，赢了也没面子。要说我们那个学校，曾是一所很不错的名牌中学，在文化大革命前，每年都有不少人考上北大清华。在学校时，我对阿妍几乎没有任何印象。我们既不是同一个班，又不是同一届，我甚至吃不准那次打球的时候，她究竟在不在场上。在阿妍那个班上，我熟悉的只有冯瑞，而阿妍对我的印象也是这样，她只记得经常和男生打比赛，有时输，有时赢。直到冯瑞把我介绍给她的时候，她才第一次把我和那个有着打架恶名声的老四对上号。
冯瑞的父亲是个不小的官，到后来官做得更大。我认识冯瑞的时候，他又瘦又小，仿佛风一吹都会跌个跟头，而且是很严重的近视眼。刚开始，因为他是高干子弟，学校里的人都知道他父亲是谁，对他都刮目相看，他呢，也是神气活现的样子。不过他的成绩一直不好，那时候大家都在想，像他这样的成绩，怎么去考名牌大学。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冯瑞的父亲首当其冲地被打倒了，被斗得死去活来。说老实话，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和冯瑞这种干部子弟绝对玩不到一起。我们的家庭背景有着太大的差距，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我是天生的狗崽子，是黑五类，他却是公子落难，经历了一个从好到坏的过程。他原来可是生活在天堂里，一搞运动，突然就到了地狱里。
那时候学校里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冯瑞屁颠颠地想混进这些革命组织，可是谁都不想要他，不要他也就算了，常常还有人会欺负他。有一帮人，天天堵在学校门口，专门欺负那些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学。这些人欺软怕硬，他们从来不敢找我的麻烦，一来我年龄偏大，二来我会武术，是个打架的好手，他们要是惹我，绝对没有什么便宜占。冯瑞便受了些罪，吃了不少苦头，那帮人总是把腿张开来，让他从他们的裤裆里爬过去，不仅男生这样，连那些凶悍的女生也用这办法羞辱他。临了，冯瑞受不了这个胯下之辱，便赌气跑来求我
，要拜我为师，想跟我学打拳，让我教他几招。
我说你冯瑞根本不配当我的徒弟，我告诉他，老四绝不会收那种在别人裤裆里钻来钻去的软蛋。
我说：“就你这熊模样，学了拳，也不是别人的对手。”
冯瑞说：“难道我就永远被人欺负？”
“什么叫永远被别人欺负？”
“现在是人是鬼，都在我头上拉屎撒尿。”
我说你活该让人家在你头上拉屎撒尿。
冯瑞非常失望，他显然没想到我会拒绝他。
冯瑞突然趴到了地上，准备从我裤裆里钻过去。我感到吃惊，说你他妈有毛病呀，是不是钻人裤裆有了瘾。冯瑞说，我瞎了眼了，竟然想拜你这种人为师。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冯瑞气势汹汹地说，老四你知道不知道韩信跨下之辱的故事，我告诉你，我他妈就是韩信，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你们等着好了。他说着，一边哭，一边冲我爬过来，硬要从我裤裆里钻过去。我急了，连连后退，差点跌个大跟头。
冯瑞说：“你为什么不让我钻过去？”
我说：“算了，你狠，你他妈狠，你赶快起来。”
冯瑞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继续哭，哭得很伤心，很绝望。
我说：“不要哭了，我收你当徒弟。”
我准备收他当徒弟，他却搭起了架子，趴在地上不肯起来。
冯瑞说：“你既然看不上我，我也不跟你学了。”
就这样，我跟冯瑞成了朋友。我们成了最好的哥们，我将家里一根祖传的铜九节鞭送了给他。说老实话，我自己九节鞭玩得也不怎么样，只能凑乎着把那些基本招数传授给冯瑞。冯瑞因此一直把我当作师傅，他因为身子单薄，打架时不得不借助一点兵器。有了九节鞭，冯瑞便勇不可挡。九节鞭真舞起来，三五个人靠不上身，抡到谁都受不了。冯瑞从此勤学苦练，胆也大了，气也壮了，果然再也不受人欺负，而且很快学会欺负别人。那时候，打架是三天两头的事情，冯瑞有了什么恩怨，都跑来找我帮忙。他这人的毛病是喜欢惹事生非，动不动就约人摆场子。冯瑞喜欢结识天下英雄豪杰，到处认哥们拜把子。我们当时都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情，特别是当了知青以后，打起架来都属于那种不要命的，要打就往死里打。冯瑞一直以有我这样的一个师傅为荣，别人也知道他是我老四的兄弟，轻易不敢惹他。
我从小就跟父亲学武术，最先学的陈式太极，后来才改练推手和杨式太极。在一次省级比赛中，我曾拿过少年组的名次，是华东地区的第二名。学过武术的人手快脚快，打架从来都是占上风。要说这真得感谢我父亲，我年轻的时候，不知打过多少架，基本上没吃过什么大亏。我们家几代都喜欢习武，名师出高徒，我爷爷当时就有些名气，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学校的武术教练，过去国民党的军官学校很重视这个，我父亲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什么少校的头衔。不过，这头衔现在说起来好像还挺牛气，那时候就惨了，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父亲的少校头衔就是历史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我父亲这人也是宁折不弯的脾气，他头上戴的虽然是四类分子帽子，但是他就我一个儿子，不愿意儿子被别人欺负，很小就让我学打拳。他觉得男人必须会点功夫，有了功夫，才不至于受人欺负，他只希望我不受人欺负，并没有想到我会因此学坏。
因为我当时很有些恶名声，常常会有人请我打抱不平，我呢，就好出这个风头。只要有人来喊我，总是稀里糊涂地就去了。我成了一个十足的打手，那时候的八个样板戏中，有一个叫《红色娘子军》，里面有个大坏蛋叫南霸天，南霸天有个打手也叫老四，成天腰上别着枪，穿着一身黑的绸衣服。阿妍说她刚开始喊我老四的时候，总觉得很别扭，总会想到那个腰里别枪穿身黑衣服的坏蛋。她觉得大家喊我老四，与《红色娘子军》里的坏蛋有关，我怎么对她解释都没用。
插队的时候，我打架的坏名声可以说是臭名昭著。我和阿妍在同一个县，又在一个公社，常常借机会去找她们生产队的男生。一开始，我们把她们那边的男生当作虐待对象，动不动便去揍他们一顿，把那几个没用的小男生揍得鬼哭狼嚎，揍得见到我们就跑。冯瑞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与阿妍的生产队离得很近，我每次都是先去找冯瑞，然后再到阿妍的生产队去惹事生非。我们不仅收拾那些男生，对生产队的农民也不放过。再也没有什么比打架更可以显示我们的能耐，只要有架打，我老四就可以大出风头，只要有架打，我老四就是引人注目的英雄好汉。那时候因为年纪轻，做事根本不知道节制，根本不考虑后果，其实有时候只是故意装成凶神恶煞的样子。当时玩得真是有些过分，我们成天欺负人家，就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今天打这个人，明天收拾那个人，基本上已成了当地的祸害，别人一听见我们这帮坏人又来了，立刻闻风丧胆东躲西藏。
很快，我们和阿妍生产队的那些男生交上朋友。不打不成交，要打架他们也不是对手。他们开始巴结我们，于是我和冯瑞又开始为他们卖命，替他们出头去揍别人。那时候，除了打架，真没什么别的事可以干。要是不打架，好像连活着都没什么意思。各式各样的理由都可以成为打架的借口，看不顺眼要打，得罪了我们兄弟要打，为了女孩子要打，借人钱不还要打，借不到钱要打。常常是为了打架而打架，有时候根本不为什么，也还是莫名其妙地要打，打得鼻青脸肿，打得昏天黑地。对于我们来说，当知青的那几年，是个人品质迅速变坏的几年，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下乡之前，在家里好歹有父母管着，在学校有老师管着，还有居委会的大妈监督，现在到了农村，在这广阔的天地里，天高皇帝远，谁也顾不上我们了。
除了打架，我们还开始流里流气地追起女孩子来。那时候追女孩子，无非厚着脸皮搭搭话，没话找话地和女孩子说些讨好的废话。我们不过是做出胆子很大的样子，对着一堆女孩子瞎献殷勤，冲着她们的背影胡乱吹口哨。我们给人留下的一个错觉，是女孩子就要瞎追的，可能也因为这个，一开始我给阿妍留下了不是太好的印象。特别是我打架不要命的凶恶嘴脸，更是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把她吓得不轻。在阿妍的记忆中，老四动不动便是在和别人打架，动不动就会闯祸。她见到的和听到的关于我打架的事情数都数不清，我们谈恋爱以后，包括后来结了婚，她最担心地就是我会和别人动手打架。她总是担心我会把别人打伤了，打出什么人命来。听到人吵架，看到有人动手，在大街上追过来杀过去，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会不会又是老四。
说老实话，从一开始，我的目的就很明确。老四当时绝不是那种三心二意的男人，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只有一个阿妍。阿妍是我的太阳，是我的月亮，是我朝思梦想的女人，我打架也好，到她所在的生产队的乱转也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都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她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觉。我的一举一动都和她有关，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我终于让阿妍明确知道我只是对她有心，明确无误地告诉她我只爱她一个人。有一天，我直截了当地对冯瑞表示，说自己已经喜欢上了阿妍，希望他能帮着传达这个意思，帮我带个口讯给她。
冯瑞说：“老四，这话怕是最好你直接对她说。”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冯瑞也有些喜欢阿妍，心里想这种事你不帮忙，那还算什么哥们。
冯瑞说：“这话，还真不好意思说出口。”
“这有什么，你们不是一个班的吗。”
“是一个班的也不能随随便便就说这个呀，这冒冒失失的，算什么呢。我怎么说，就说老四已经看上你了，就好像通知她到公社去开会一样？”
“就这么说好了。”
我不知道冯瑞当时是怎么与阿妍说的，反正他碰了个大钉子。阿妍红着脸骂冯瑞不要脸，并让他带信给我，说我是臭流氓。冯瑞把这消息回复给我，说老四你也真是的，害得我陪着你一起挨骂，真他妈丢脸。我说冯瑞你究竟是怎么对她说的，他说什么怎么说，还不是都按照你的话说了。
我忍不住追着问：“她到底说什么了？”
“她骂我是流氓。”
“还有呢？”
“她说你也是流氓。”
“还有呢？”
“还有，你指望她还有什么好话？”
与阿妍住同一个集体户的谢静文对我的痴心深表同情，她同情我，是因为我总是追求不上阿妍。谢静文知道我心里只有阿妍，有一次竟然用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
“老四，我看你要想追到阿妍是没什么希望了，为什么不换个女孩子追追呢？”
后来谢静文索性当着阿妍的面，赤裸裸地对我说：
“老四，你不觉得还是我更配你吗，你看，你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我呢，爸爸是反动军官，大家都是臭狗屎，我们正好是一对，正好臭味相投。人家阿妍的家庭可是革命知识分子，怎么会看上你，你还不赶快死了这条心。”
谢静文是个心直口快的姑娘。她是女知青中，最早公开谈男朋友的。说老实话，我最后能追上阿妍，这中间有她很大的一份功劳。从一开始，她就帮着我追阿妍，在我遭受挫折的时候，她不断地鼓励我，不断地在阿妍面前为我说好话。我当时很绝望，一旦真被阿妍无情地拒绝了以后，我发现自己更喜欢她了，甚至比过去还更爱她。我深深地陷入爱情之中不能自拔，突然觉得自己这一生，如果不能娶阿妍做老婆，如果没有了阿妍，就再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因为失恋，我第一次开始感到真正的不快乐，心里沉甸甸的，好像掺了一堆石子在里头似的。我一门心思地爱上了阿妍，却被毫不领情地拒绝，这滋味可真不好受。好在我也不是那种容易放弃的男人。老四这人不至于死皮赖脸，可是在追阿妍这一点上，脸皮确实也够厚的。我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顽强，尽管阿妍已经明确地表示不喜欢我，不愿意跟我处朋友，我呢，还像过去一样傻乎乎地在她眼前转，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既然阿妍不愿意搭理我，我只能与她身边的谢静文搭腔。谢静文很快与第一个男朋友吹了，又和邻村的一个上海知青好得如胶似漆，那上海知青是打乒乓球的，不久就被省队看中借去打比赛，谢静文成天思念着他，动不动就把他挂在嘴上。那时候，不管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赶快给她们送过去。有一回，有个知青朋友送了一大包山东脆枣给我，我只尝了一颗，朋友前脚走，我立刻马不停蹄地送了去。到她们那里，正好是吃饭时间，谢静文举着筷子问我有没有吃过饭，我扯谎说自己已经吃了。于是她们继续吃饭，吃完了，就过来品尝脆枣。
谢静文把脆枣咬得叭嗒直响，一边吃，一边笑着说：“老四，你真会拍马屁，可惜你不是针对我来的，我就是吃了，也不记情，吃了也是白吃。”
阿妍不说话，只是淡淡地傻笑。我每次送东西去，她都是这种态度，既不拒绝，也不表示感谢。大家都知道我是冲阿妍而去，都看笑话。那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已经有些不即不离。阿妍明知道我是在追她，故意不太搭理我，始终是一付不接受我的姿态。我问她枣子好吃不好吃，她笑了笑，不说好吃，也不说不好吃。那时候，我已经能感觉到，那就是阿妍其实喜欢我这样追她，她觉得我这样傻乎乎地追求她，讨她的好，既好玩，又能让她的虚荣心得到满足，能让她在女友面前觉得有面子。对于我来说，能这样也好，只要她不板起脸来撵我走就行了。
谢静文叹气说：“我是真巴不得你追不上阿妍，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好歹还都有我一份。”
谢静文又说：“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凶得时候像头狼，乖的时候像头羊，王哲军要有你的一半就好了，男人啊，要是都像你这么痴就好了。”
王哲军便是那位上海知青，人长得很帅气，白白净净，平时喜欢在脖子上挂条围巾，一举手，一投足，都像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巧就巧在谢静文长得也像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特别像电影《青春之歌》中演林道静的那个女演员，只不过是人要小一号罢了。知青中开始谈恋爱的渐渐多起来，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张扬。谢静文和王哲军在一起，那种亲热劲足以让别人看了目瞪口呆。那时候的人绝不敢在公共场合搂搂抱抱，谢静文竟然敢让王哲军抱着她在乡间的小道上走。在那时候，这绝对是很出格的事情，谢静文搂着王哲军的脖子，一路走，一路格格地笑。
到过年前，知青纷纷回城探亲，我跑到她们村，想和她们一起走。她们集体户一共是三个人，有一个叫李惠娟的已经先走了，谢静文本来想和王哲军一起去上海，王哲军突然临时改了主意，说要做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再到南京去接她。很显然，王哲军的父母不太能接受谢静文。我去的时候，谢静文正为这事不高兴，问她话，她爱理不理的。于是我又问阿妍，问她们什么时候走，阿妍仍然是不想理睬我的样子，白了我一眼，我见她不肯回答，又涎着脸问了一句。阿妍见没有办法不回答，便反过来不动声色地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想过几天再走，她听我这么说，便告诉我说她们明天就走。我连忙改口，说我明天与你们一起走，我帮你们拿东西怎么样。
阿妍立刻做出不在乎的样子，说干吗要一起走，各走各的多好。她说她们的东西也不多，用不着我帮忙。我感到很失望，谢静文在一旁火上浇油，酸溜溜地说：
“听见没有，人家这是不愿意与你一起走！”
我傻傻地怔在那，觉得有些难堪。
“老四，你真没用，”谢静文看我沮丧的样子，又看看阿妍，突然气鼓鼓地说，“没出息的东西，你脸皮怎么这么厚，为什么总是死不了这条心呢？”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谢静文又说：“老四，你怎么一点骨气也没有，何苦死皮赖脸呢？”
阿妍觉得谢静文与王哲军闹别扭，犯不着拿我老四煞气，被她这么一激，倒有结同情我起来，说：“人家又没惹你，你糟践他干什么？”
“我高兴糟践谁就糟践，难道你心疼了，你还心疼他？”
阿妍于是就说：
“好吧，一起走就一起走，一起走又怎么样？”
谢静文说：“谁说怎么样了，是你不肯与人家一起走的。”
阿妍说：“那好，就一起走。”
于是我们就一起回城。我觉得阿妍肯与我一起走，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一路上，谢静文喜怒无常，阿妍不停地安慰她，可是怎么安慰也没用，越安慰越来劲。她说什么话都是酸溜溜的，动不动就讥笑我，说我像一条狗一样老钉着阿妍，说我越是这样，女人越不会喜欢的。说我在阿妍面前，连男人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了。有几次我差点要翻脸，可是碍着阿妍的面，我还是都忍了。我知道谢静文是在借题发挥，是在生王哲军的气，而且也觉得自己还真像条狗似的，上车下车，上船下船，常常都是我一个人，讨好地拿着三个人的东西。到了南京，阿妍说，我们先送谢静文回家。谢静文心里仍然不痛快，到了自家门口，连声简单的谢谢都没有，扭头就走了。然后再接着送阿妍，将她送到她住的铁道宿舍大院，这之前，我已经习惯了三个人在一起，谢静文在的时候，我做什么说什么都很自然，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倒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分别的时候，阿妍从我手里拿过行李，红着脸说：
“谢谢你了。”
我怔在那里，印象中，好像这是她第一次对我说谢谢。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阿妍以为我要说什么，等了一会，没有下文，又说：
“那我们就再见吧。”
我这时才想到要说话，慌慌忙忙地说一声：
“好，再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天天都去阿妍家门口打转，希望能在那再遇上了她。这举动今天说起来真有些傻，铁道宿舍大院里有好多栋楼，我根本不知道她住在哪栋。结果我只能在大院门前走来走去，像电影上盯梢的国民党特务一样。一连多少天都是这样，到年初五那天，功夫不负有心人，阿妍穿着一件新棉袄，竟然出现在我面前。阿妍红着脸，悠悠地说，喂，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因为有些激动，立刻语无伦次，结巴着说自己正好路过。她便说怎么这么巧，竟然会路过这。我就假装也有些奇怪，其实她早注意到我了，她早就知道我是有意的，不忍心我再这么徒劳地瞎折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