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北京是在深夜播放冈林的音乐会。我求了两个朋友，让他们帮我录下来，然后就坐在电视机旁等。
那一天东京的EggMan（一个大茶馆般的演唱场所）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冈林音乐会开演的时间大约是7时，我6时就到了，坐在招待席里，给自己挑了一个好位置。
“五彩缤纷”的片头过去后，北京播放的冈林音乐会开场了。换句话说，我从未见过从来不敢想象的恶心文艺演出开场了。主持人不懂FolkSong（民谣）并非民歌或民间传统小调、而是60年代现代摇滚乐的先声及重要形式，居然率一场观众表演北京“民谣”——他一连两遍领着台下的观众大唱：“水牛……水牛！先出犄角不出头……噢喂！”同时是俗不可耐的流行曲。几位我已经无法形容的小歌（？）星（？）各扭一番，夹杂着60年代日本左翼学生运动的棋手冈林信康。
而他似乎没有察觉。或者他装作不知。他那一天唱得也可悲至极——我曾经警告过他：日本号子的节奏未必能获得亚洲各音乐大国、尤其是民歌大国的共鸣——但是他已经46岁，无论为着艺术出路或为了生活出路，他都只有唱这一条路。
北京的夜里，我悲哀地注视着屏幕上的他。朋友来电话问：难道这就是你喜欢的歌手？我说什么呢。当全场“水牛——水牛”地掀起丑剧时，朋友又来电话：还录吗？我说：算啦。真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嘶哑地喊着，但音量弱了，而且失去了他锐利迫人的音质。他仍然是长发，但已经不再蓬松满头，而显得古怪。我发觉他流汗很多，而且，有一些驼背。那些歌我很熟悉；1991年他在东芝公司新出的CD唱片里，解说词是我写的。我凝望着电视屏幕，悲哀像水一样在胸中涨着。最终他也没有唱《贫民窟布鲁斯》或《流浪者》，那些穷人和反对体制的人喜爱的歌。我在绝望中关掉了电视。
8年前在EggMan他还年轻。那晚人们疯狂地跳着吼着，厅里震耳欲聋——其实他只是孤身一人一把吉他。那一晚我也注视过他；我只想为自己的艺术找到一些现代主义的参考，而并没有想到我的注释，于他也是必要的。
艺术家知道这种注视么？艺术家是不是需要这种长在自己体外的、第三只眼睛呢？
已经与冈林信康无关。我一连数月，总在思索着这个问题。与崇拜者、与干扰者无关的第三只眼睛，判断与结论的眼睛，是否非常重要呢？
冈林信康的首次中国之旅，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他回到日本后，正好为我回国送别。再赤板一家荞麦馆里，席间他说，若不是中国有你，我再也不去中国。这是一句不能原谅的话。
他当然清楚地感到了那“水牛——水牛”的胡闹与60年代左翼日本学生运动的“FolkSong”之神之间的大玩笑。他也感到了不懂中文的严重局限。但他没有感到他的最新形式——用日本传统号子加工出的日本摇滚，显然是威力不足。非常遗憾的事情发生了：冈林信康自进入70年代以来只求寻找艺术形式的新路，身上已不再贴左翼标签。但他对中国有着一种左翼式的尊重。而当他到了46岁才等到第一次访华演出的机会的时候，与他同期到达中国的却是天皇——整个日本为天皇访华激烈震荡。左派反对天皇访华，认为天皇是侵略的真正元凶。而对于艺术来说，时机是必要的，只是冈林信康实在碰上了一个坏时机。因为这一次，他已经暴露了它的衰老？歌的衰老和人的衰老。我默默地注视着，心理感慨难言。在北京花里胡哨的舞台上，在日本简朴的送别我的荞麦面馆里，他仍旧硬撑着男子汉的架子。看着他，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找了个借口，我提前告辞了。
我很难忘掉他那感人至深的抒情歌曲和煽动一般的疯狂Rock曲子。我曾经有意识地把他的歌当作自己的文学借鉴。我更难忘掉在烟雾弥漫的EggMan他那火热的演唱，那震撼人心的灵魂呐喊，尤其是他那形象的美。
我不知道是否艺术家都需要这样一种体外的注视：由第三者眼睛审查自己是否美，是否失美。艺术家也是人类、也要吃五谷杂粮，但我不知道艺术家在失美之后是否应当决绝地中止自己。
在大地上散步，在长旅中独行，除开内在的一切之外原来还需要这样一种眼睛——这样想着我觉得吃惊。在一个人欲横流、笑贫不笑娼的时代里，有人考虑如上的一切么？有人关心自己的本质与能力、美与失美么？
我关心。我视这一切为最重要的事。从今天，我开始留意我的第三者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