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地放羊的时候，我总对把羊群放到北边大山上怀着一种含混的激动。那时中蒙国交恶劣，可是我总向往着国界——在我出牧最北的、白音呼布尔大队的薄叶山上，羊群吃着秋季里油脂肥嫩的明根勒草，遥遥摆在北方尽头的国界是蔚蓝色的。
有一次我们4名知识青年骑马去了边防站，吃边防军的大米饭（久违了不知多久），纵马追夜空中的一只火球（在阶级斗争严重的年代里草原上信号弹夜夜不绝），遛遍了塔勒根·敖包边防站一带的冬牧场。而真正的目的我是模糊知道的，那就是要亲眼看一看北蒙古的大地。
蒙语中的外蒙古，为什么不译成北蒙古呢，内蒙若泽成南蒙或襟麓蒙古多好。那时我们地位低下，生计严酷，心中常常怆然响着苏武牧羊的音调。至于对降了匈奴的李陵，并没有过多的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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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时光，如毛主席诗词中写的一样，“弹指一挥间”。我没有想到自己混入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到了据说与中国已经近30年不相往来的北蒙古。不仅越过了当年塔勒根·敖包一线的蓝色远山，而且越过了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直向北，向北，进入了大名鼎鼎的杭益山脉以北。好像两国之争，来使之命，于我都毫不相干。用不着克格勃监视，用不着一种异化了的如朗诵社论的略尔喀方言的导游，我用我的双眼，迎接着我熟悉的景色扑来。秋草原上明根勒的紫花球已经散了，节令使人遗憾地已经逼近初雪。大地一望千里金黄眩目。清澈的风吹得挺拔抖擞的金叶透明如箔。杭盖，北蒙古的北屏，原来也和乌珠穆沁的丘陵一样舒缓。
我心中真地感到了怅惘。
我知道：杭盖北麓，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阿拉杭盖省，是我人生旅途的北极了。我再不能更北一步了。
恰似萎缩了的中国，我所能达到的，远远比不了那些人了。比如霍去病、卫青、苏武、卫律、中行说、李陵，他们的足迹都达到了贝加尔和叶尼塞流域，——即使站在杭盖之颠北眺，那里也是万里绝域。
20年来我也变了。我厌恶霍去病、卫青之类军人。我更厌恶苏武；他和孔老二一样使人压抑。在我的北方史观中，真正使我感动的人是李陵——
在阿拉杭盖的省府其其格勒特（花城之意），看着一张张蒙古人的面孔，我总觉得他们藏着一些李陵的秘密。在一个严肃得过分的官方代表团里，站在杭盖北麓独自胡思乱想，是有点太不着边际了。
我只能尽力地远眺北方。像20年前在白音呼布尔的薄叶山上一样，杭盖以北依然是远山如线，金草如潮。遮断了我视线的一抹淡蓝，依然在天极地尽静静地一字摆开，继续着20年前的那个默语。
没有远托异乡的体验，没有怀着重归故乡时真正单纯的信念，没有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异乡的珍贵———是很难记住李陵的。不是我自己留心着、而是蒙方人员时时提醒着：你是文化交流断绝近30年后的第一批中国代表团成员——这不知缘由地使我心中轰响着李陵的句子：子归受荣，我留受辱。不知为什么那样感慨击心。好像在判断着将来冥冥中的—个朦胧前途。
杭盖北麓一片静寂，雪白的毡庐纯洁得难以置信。我吸着清冷醇浓的空气，总怀疑这宁静那么不稳定。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人在不测中遭逢这种前途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他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韛毳幕，以御风雨。
膻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
……
在杭盖草原疾行而无声的秋风中，断续忆着诵着这些名句，心中的一切烦乱欲利都被荡涤一空。不知是难过，或者是激动，只觉得不能诉说，不容解释。其其格勒特下行千里的阔大草原上，异国的牧人仿佛都隐匿了，空无一人一影的金黄大海中，只有不变的景色在与我对视。
这是杭盖以北，李陵居国的景色??
我毕竟是邻国乌珠穆沁出身的牧人，我不可能视而不见：这空茫得几乎针落成雷的金秋草海里，浮动着一种深沉的亲切。游遍阿拉杭盖，看过了塔莱特神石、讨高火山口、查干淖尔蓝海，又顺着蓝澈得呈紫黑的河道返程，我不能再向北追踪他了。不仅是不能够再穷究李陵的居地，连我的人生也已遇上它的北尽头了。其实那篇至今感动我的名文，几可断定不是李陵作品。我明白这篇散文为什么那样工整完美，因为年逼40我也有了作者的心境。不一定是李陵，是李家后代，也不一定是久居草地洞知游牧的人，才能写出那些句子的。只要中国不变，只要——“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廓庙宰”；如《答苏武书》这样的美文，就一定会诞生的。
叶尼塞河上游的阿巴坎，旧坚昆之地发现了汉式宫殿遗址。苏联考古学家艾赫切哈娃断言考定——除李陵不可能有他人拥有这座宫殿。两唐书中记载了大量黠戛斯（柯尔克孜）人自称李陵苗裔的族源传说；日本突厥学家护雅夫认为，黠戛斯之一部即黑发黑须黑瞳的一部，乃是李陵及降卒后裔这一传说，已经成为正史史源，但尚不是信史。
苏联女考古学家也许多了一分女性的激动和情感。日本老人学者也许抑制了一分模糊的冲动。
敦煌文书中有大量唐五代流行的民间说唱剧本，其中有所谓李陵变文若干。史家费了大力，构拟了唐五代黑暗中国的民间是怎样怀念李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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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火入魔，不求学问而好歪途，我总觉得我隐约看见了一条人类悼念的感情流脉。而且，这悼念似乎没有对像，不像悼念李陵却像悼念自己。
很奇怪，鲁迅好像没有写过这种感情。也可能他对中国的心太重了，他与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纠缠得太深了。他不写，一个巨大的空白就隔开了过去和现在。现在有谁为两千年前葬身杭盖以北的亡人感到痛楚呢？有谁还会那样面临个人与国家、道德与亡命、和平与危险的大问题呢？李陵是军人，他赌了老母妻子性命思考了抉择了。司马迁是文人，他赌了自己的男身思考了写完了。我周围活得轻松如蝇的军人思考么？我周围写得纸腐墨臭的文人思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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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看着杭盖北面草地尽头的山影，我总觉得那就是唐努乌梁海的大山，也许它就是障人眼目的最后一道山——萨彦岭。在那道山影的彼岸，是匈奴右翼故地，是李陵分地的坚昆，是黑发黑瞳的柯尔克孜牧场，是一定热情的苏联考古学家艾赫切哈娃发掘的匿名宫殿。疾潮般的黄枯秋草哗哗地打着双腿，我觉得我离那边是如此接近，近得可怕。
我就在这里，在阿拉杭盖秋9月的草潮中致意吧。“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也许唯此才是通途呢。我也曾插入游牧民族的队列，我知道他们远没有孔孟之徒的伪善和凶残。李陵将军，且不说他永远成为军人文人试金石般的限界，即使只是他一缕血脉染入大漠，使黑发黑瞳的一支骑手世代怀想——难道还不够一桩美丽的壮举吗？我默然打消了将来寻机去苏联，到叶尼塞河上游的阿巴坎宫殿遗址的奢望。我的祭心止此已够了。能够在杭盖北麓，能够在李陵自由自在射猎而没有刀笔之吏逼索的地点思想一番，已经够了。我毕竟只是一名乌珠穆沁出身的牧羊人，能够了解包括杭盖的广袤牧地，我已经平生愿足了。
真正的祭祀会有的。在日复一日的流年里，黑发黑瞳的骑手会用突厥语言默默诵祝；在沧海移断的大时代，会有人获得慷慨激烈的体验和感情，以惊天动地的举动来实行祭礼。
19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