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雄鸡一叫，带给了我些什么呢。当然我不求升官发财，也没有任何好运的征兆。反之倒是有些不露声色的不吉之相，似乎在前方隐隐观现。但我仍然有收获，因为元旦刚过我就发观：有些题目，值得重写一遍。这个想法使我感到意味很深，把它归纳成思想不是今夜能做好的事。此刻的中国正在大改大变，文章与人也许都需要一刻镇静。
我想，如果真的尚有动人的下阙乐章奏出，上阙的尼音逝尽以后，刹那的静，是绝对的。哪怕并无后半阙，此一瞬当求而不悔。
回忆起来，这本随笔集以前的我，弱似一片枯叶却经历了思想的许多巨浪狂风，甚至我并不认为有哪一个人具有与我匹敌的思想经历。印出去、发表出去，这样的话和这样的念头很不讨人喜欢———好在我早与他们是敌对的；而且在他们从信仰到感情到语言到形状背叛得一塌糊涂时，我就具有了节制谦虚的权利。
用一本记录终止自己，并且静静地整理好行装准备再上旅途，是太幸运了。旅人一词的分量在于这旅途元止无尽，和命一样短长。只要活着，我总是面临这跋涉的压力，总是思考着各种大命题，思考着怎样活得美和战胜污脏。对于自己在思想、文学、以及同时代人中保持的这个位置，我开始重视和自以为荣。
然而回忆流水般的文章，遗憾一阵阵随着那些文章袭来——触及了重要的命题如同闯入了圣域或禁区，更如同与自己的人生机缘碰撞相遇，那并非易事，那甚至是罕见的。
我不能原谅、不能容忍、也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总是写得匆匆忙忙。我厌恶自己几年如一日的被鞭子催着一般的状态。在许多大命题上我都自嘲般放弃了前卫意识，用几个句子或几个段落一划而过。浪费机缘也许不仅仅是蔑视功利——我明白了可是晚了，文章早巳写完，而且带着收尾的句子和词。我哑然吐不出自己对那些大命题的呼吁，也说不清自己一人的遗憾和一种责任感。
——这也许是使我决心在这部新书中再次辑入9篇旧作的原因。在这9篇旧作中，我曾经独自与下述命题相遇：时代、国家、民族、宗教、教育、真的学问、心的历史、人与上述问题冲突后的境遇、人在中国追求的可能。此外，在一系列文化的范畴里我曾经借文学手段考证研究：比如关于蒙古游牧民与马、蒙古民歌的性质、突厥与中亚、回教苏菲主义等艺术意味很浓而不可能由学究们弄清的问题。大的命题和小的问题都不应当一笔划过——因为它们在虎视着中国，因此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接触它们一遍。
我不认为重新回到这些阵地就是重复自己。思想的悲剧是它首次问世时缺乏传播，而它的前卫性又太忌讳重复自己。宣言应当是呐喊，而且是有强度的呐喊。不应该过于看重习惯哪怕是高贵的习惯——只要你握着思想的意义。
1989年以后我在海外飘零了两年又决心回到了祖国。朋友问我：你用什么争取青年呢？我不知道。我只有我的意义和语言。青年他们，如果他们有青春就应当寻找，而不应该由谁争取。我只是相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与我相遇。
在一篇文字中，我曾经觉察过自己远行的限界———至北不超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北杭盖。我没有胡思乱想走遍世界，总感觉自己只能走到某种纬度和远处。这个几年前的预感惊人的准确，去年我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似乎快要突破预感的北限了，但突然间我对那座冷清小城以及那个国家丧失了兴趣，连多住一天都觉得味同嚼蜡。我放弃了它的签证，转身回来了。
思想也许也有着限界。此刻，在这必须的停顿上，在这一瞬寂静中，我听着1993年的钟摆声，我不能预知自己的思想会走到哪里。
不愿意这样猜想，但可能性是很大的：过去的八九年里我跑得太快太远，我不必过分再追求往前跑。解释和讲出迷底，学会耐心一些，改变话仅说一句的文章——这些都是我应该开始考虑的事了。
没准，我会重写一遍《金牧场》。那是一本被我写坏了的作品。写它时我的能力不够，环境躁乱，对世界看得太浅，一想起这本书我就又羞又怒。重写一遍吗，我正在想。好在此刻的静止给了我挺好的条件，可以慢慢地想。
几年以来我画了一些画，最近我发觉自己没有画新的，却不知不觉一直在修改旧画。这可能是什么暗示：是这样吗，首先要使表现做得充分，不是只闪烁一下，而是完成表观。
趁这本新随笔集编成的机会，我为自己清理思路写下了这些自白，也把它送给迎我走来的1993年以及以后不知还有多长的岁月。这样写了以后我很安心：至少我可以强化自己的声音，依然用不着任何捧场及帮腔。独立地做人，独立地思考、创造和战斗，独立地树立起一面旗帜，难道最初我不就是这样起步的么。
199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