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撰
聂绀弩①是当代作家。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不知道他是谁。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算是高级知分子的一个密集点。最近和同事一起吃饭。提及聂绀弩，竟十有八不知。而知者，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鲁迅说：“救救孩子。”聂绀弩“孩子救救我们。”鲁迅撰有《我们怎样做父亲》；聂绀弩写下《怎样做母亲》。看过《红楼梦》的人大多不喜欢阴柔的宝钗、袭人；聂绀弩认为“不写宝钗、袭人是坏人，《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意义就更深。”人家学习马列，图的是政治进步；聂绀弩看《资本论》第一卷，读到少年女工自觉是女性后，常到河边偷看男工游泳的段，能联系“王安石诗，《聊斋志异》的“绩女”，鲁迅的文章，融会贯通，有所彻悟。②”举一反三，探究“聊斋”的思想性。蹲过大牢的人，都恨监狱；聂绀弩常常怀念监狱，说“监狱是学习圣地，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他在号子里回忆过去读过的旧小说，偶有所见，就记在笔记簿上，居然写了一二十册。聂绀弩受胡风事件牵连数十年，数十年间不断地怀念胡风，不停地写诗赠故人：“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获罪，受三十年牢狱流徙之灾）”。所有胡风分子无不憎嫌以出卖胡风为进身之阶的人；聂绀弩为其开脱，说“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聂绀弩种种特立独行的做派和一贯到底的反叛精神，使得自己的大半辈子在批判、撤职、监督、察看、戴帽、劳改、关押、冤屈、丧亲、疾病中度过。人生成败若以幸福快乐为标准去衡量，他是彻底的败者。
父亲（章伯钧）不认识聂绀弩，他是母亲（李健生）的朋友，而且是后期的朋友。这个后期的具体划分是在1970年前后。我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服刑在四川；聂绀弩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山西。母亲与周颖③原本相识，因同为反革命罪犯家属而骤然接近起来。相似的境遇，相近的心情，使母亲和周颖成了亲密的朋友。她们有两个固定话题。一是交换聂绀弩和我在狱中的情况，特别是收到我二人信件的时候，要共同探究，力图解读出字里行间的全部内容。二是不断地打听消息，分析形势，寻找各种关系，商议能够营救我们出狱的良策。比如，搜集到中央近期要召开某个全国性会议的消息，二人立即分头行动，各自写出递交首长的“求情信”。然后，母亲去叩响农工中央主席季方家的大门，恳请他会见四川省省长，为我“高抬贵手”。周颖则直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学范家中，烦劳他找到山西省负责人，能否为聂绀弩“法外施恩”。其结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周颖的精神状态不如母亲，情绪波动，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母亲是很理解人的，心怀悲悯的她对周颖肺肝直陈：“老聂岁数比小愚（我的小名）大多了，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要先救老聂。”感动万分的周颖老泪纵横，涕泣不止。
母亲一诺千金，有言即有行。她四处奔走，寻找机会和办法。1971年的秋季，农工党老成员、因1957年划为右派而身处困境的朱静芳，从淮安乡下来到北京谋生。她下了火车，便直奔我家，希望获得母亲的帮助。住房紧窄的母亲二话不说，让朱静芳与自己食住在一起，有如家人。母亲工资一百四，她几乎每月都要拿出二三十元，偷偷塞进朱静芳的口袋，直至右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朱静芳解放前就攻读法学，划右前是山西省法院的一名陪审员，感觉敏锐的母亲觉得搭救聂绀弩的机会到了。这大概是在1971年。母亲把朱静芳介绍给周颖。周颖看着南京来客落泊寒酸的样子，心想：连自己都要投靠别人，这样的人能管用吗？故态度很有些冷淡。但面对母亲的热忱，也碍于情面，她还是把聂绀弩的“犯罪”情况和关押情况告诉给朱静芳。朱静芳当然察觉到周颖的冷淡，但看在母亲的情份上，也看在聂绀弩的名分上，她表示愿意帮这个忙。会面的当日，周颖便向朱静芳提出去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看望聂绀弩的要求。母亲说：“还是让老朱先探探路吧！她的盘缠由我承担。”巧了，朱静芳从前在法院工作的一个同事的丈夫，正担任看守所所长。她表示愿意前往，并说自己必须假称是聂绀弩的亲戚才行。三人的茶水喝了一杯又一杯。茶越喝越淡，心越靠越拢。
当聂绀弩在看守所所长办公室，看到一个叫朱静芳的女人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表姐夫”的时候，惊异得直眨巴眼睛。而朱静芳见他的身体和气色都还算不错的时候，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所长告诉朱静芳：由于觉得聂绀弩人好，又很有学问，索性没有叫他干什么劳动。朱静芳带来由母亲和周颖买的罐头、茶叶、香烟、白糖、点心。所长叫一个姓李的年轻人④将它们拿回监舍。在所长办公室，朱静芳和“犯人”的会见持续了三天。在这个看守所历史上，是个绝对的例外。聂绀弩是有问必答，只是在问到“犯罪案情”的时候，才变得支支吾吾，说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还没有判刑就被押送到了稷山。而暗地里，瞅着这个操着苏北口音、高大结实的女人直纳闷儿：这个“朱大姐”到底是谁？从哪儿钻出来的？他把自己的亲戚和周颖的亲戚在脑子里翻了个遍，也没能考证出来。见到了人，人又还健康——母亲觉得朱静芳是首战告捷，便毫不客气地对周颖说：“你该请客！为老朱接风。”
“请客，请客！”周颖一个劲儿地点头。
饭是在座落于交道口大街的康乐饭馆吃的，周颖做东，全家出席。席间，气氛热烈。母亲不停地给朱静芳夹菜递汤。朱静芳直到今天都记得有道非常好吃的菜，菜名儿叫黄鱼羹。
聂绀弩在稷山看守所的四年时光，寂寞中也有快慰，冷冽中亦有温暖。同号同铺的小李，不但照顾他的生活，还一起读马列，小李每有所悟，聂绀弩会惊喜异常。聂绀弩搞不懂马克思论述的“级差地租形式”，小李便给老人补习数学知识。潜心于理论不光为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聂绀弩想以此验证自己的人生观。
另一个同号的囚犯，是一个叫包于轨⑤的人。他与聂绀弩是共用一副手铐押赴稷山的，故聂绀弩有“相依相靠相狼狈”的诗句相戏，相赠。这个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包先生，博学多识，通文史，精诗词，尤擅对联，曾在王府井画店举办个人书法展览。聂绀弩对他的学问佩服的不得了，称他是活字典。“鬼话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号间逢。”监狱不得高声喧哗，聂绀弩又有些“耳背”，所以俩人经常交头接耳，“鬼话”连篇，用同心之言彼此抚慰受伤的筋骨、受辱的心。后来包于轨病死看守所，草葬于狱内空地。这令聂绀弩哀痛不已。
1974年年底，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情绪激动又万念皆灰，十多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是泪是花还是血？频揩老眼不分明。”悲愤难忍的聂绀弩向周颖报告了这个最坏的消息，觉得自己只欠一死，别无它途。周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家，对母亲和朱静芳说：“事情不好了，老聂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不服，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她拿出聂绀弩的信，信中写道：“我是永远回不了北京城。”
母亲黯然无语，而周颖早变成了木石，呆坐在沙发。
冷静的朱静芳问：“周大姐，你可知老聂现在关押何处？”“临汾。”朱静芳想了想，说：“那就在省第三监狱了。”遂安慰周颖，道：“不要急，有办法，省三监我有认识的人。”周颖听到这句话，情绪稍许安定。她走后，朱静芳告诉母亲：“我如今是个农民，靠种庄稼吃饭。所以，现在必须赶回南京乡下插秧，等秧子插完，就赶来北京，专跑老聂的事。”母亲马上给朱静芳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并反复叮嘱：“老朱，你要快去快回呀，咱们救人要紧。”
朱静芳前脚刚走，周颖后脚病倒在床。学医出身的母亲话不说，把周颖接到家中，一住数月，亲自护理侍候。返回北京且落脚我家的朱静芳看着母亲跑前跑后，炖汤拿药的情景，慨然道：“这才叫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呀。”
经过反复思考，朱静芳认为：放出聂绀弩只有一条路，即保外就医，而获得保外就医则必先获得减刑，改判为‘有期’，才有可能。“老聂怎样才能减刑呢？”周颖的反问，却令她一时无法回答。母亲建议朱静芳还是先与她所认识的监狱管理人员联系，再商讨减刑之策。谁料想事情又那么凑巧，朱静芳与山西省第三监狱的狱政科长老彭元芳相识，且私交甚好，而老彭的爱人姓杨，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朱静芳随即给老彭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有个姓聂的表姐夫在省三监服刑。母亲把信看了一遍，问：“你为什么不写明自己的亲戚是聂绀弩呢？”“不能写明，这样的事只能面谈。”
老彭没有回信，这令母亲和周颖有些失望。朱静芳却说：“周大姐，我们可以去临汾了。她是不会复信的。”
母亲为朱静芳买了去太原的车票（周颖的车票是自己买的），又给了她几十元钱，做逗留临汾和返程的花销。
1975年盛夏，周、朱二人坐了火车坐汽车，近午时分到了监狱。老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昔日老友，请朱静芳坐沙发，把周颖理所当然地视为罪犯家属，端个矮脚小板凳叫她靠墙角呆着，还叫了一个管理人员陪同。见此情状，朱静芳觉得无法进行实质性谈话。当晚，朱静芳决定让周颖住县招待所，自己则搬到老彭的家里。晚饭后，朱静芳向老彭详细介绍了聂绀弩的身份、资历、为人、成就等情况，还拿出了一本随身携带的聂绀弩作品，请她翻阅。为摸清案情，朱静芳提出想看看聂绀弩的档案，老彭同意了。
可翻开卷宗，内里只有一张判决书。内容简单得像简历，案情概括得像口号，且通篇措辞严厉。指认他犯有现行反革命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判决书上的最后一句是：由于认罪好，特宽大处理，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天接见“犯人”，老彭的态度明显改变，接见地点没有安排在固定的“犯人接见室”，接见时间也没有遵守“只许半小时”的规定。穿着囚衣、戴着囚帽的聂绀弩，从关押区向管理区缓慢走来。他很快认出了朱静芳，眼睛里流露出笑意，说：“朱大姐，你长胖了。”这本是句淡话，不知怎地令朱静芳辛酸无比，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赶忙掉过头，泪水便沿着面颊滚滚而落。她请老彭离开办公室，自己也站到院子里，好让周颖单独和聂绀弩会面。
会面结束了，朱静芳迫不及待问周颖：“你问清楚了没有，老聂到底犯了些什么？”周颖答：“他告诉我主要犯罪事实是辱骂了江青和林秃子。”“辱骂的具体内容呢？”“说他讲‘江青和林秃子有暧昧关系’，但老聂始终没有承认；人家追问这话是谁说的，他东扯一个西拉一个，都没能落实，所以公检法认定还是他自己讲的。”“还有呢？”朱静芳问。“还有，就是他想吃五香牛肉。”监狱哪儿有什么五香牛肉？好心的老彭特地跑到附近部队驻地借了五斤肉回来，给北京来客和聂绀弩包了顿饺子，算是改善生活。
患难夫妻的会面长达四、五天之久，在此期间朱静芳加紧做老彭的工作，最后，索性摊牌：“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人给我放出来。”老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老聂的身体不好，害过一场大病。我们把他弄到太原的医院，治了几个月才救活的。按这里的做法，判了无期的犯人是要押送到北大荒的，我们觉得他身体太差，就没有叫他去。在这里，也是做些轻微的劳动。”“什么叫轻微劳动？”朱静芳问。“比如在监狱的厨房洗洗菜。”朱静芳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先要保证他的健康，再做到保释就医。”又说：“老聂是个作家，给他一些书看，精神上也好有个寄托。”分手的时候，心里拿定主意的老彭把客人一直送到监狱大门，对朱静芳说：“你放心吧，我保证把老聂健康地送还给你们。”
回到北京的朱静芳连续给老彭写了几封信，均无回音。但她得知：聂绀弩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从大牢搬到小屋；屋里放了书桌，书桌上摆了纸笔；北京寄去的或托人带去的罐头、腊肉、香肠、咸鸭蛋等食品一律由老彭转交。老彭和一个姓张的劳改干部命令在厨房干活的犯人，每天给他或蒸一碟腊肉，或切一盘香肠，或开一个罐头，或送一个咸鸭蛋。聂绀弩从心眼里感激朱静芳，说：自她去了监狱，自己的生活完全变了，如此特殊的待遇是监狱里从未有过的。而朱静芳打心眼里感谢老彭、老杨和老张，说他们如此地敢于担责冒险，真的够朋友。过了几个月，情绪又开始消沉的周颖对朱静芳说：“我想离开北京，在老聂的监狱附近找个房子住下来，就在旁边陪他到老。”朱静芳说：“你要这样也可以。不过，我和李大姐还是要尽量想办法，把老聂搞出来。”话虽如此，却无良策。尽管劳动改造表现好的犯人可以减刑，可聂绀弩早已不参加劳动了，减刑又从何谈起？老彭他们也是干着急。
1975年冬季，毛泽东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并适当安排工作。愿意回台湾的，可提供方便。这个“决定”在全国范围迅速传达，果断落实。这个文件我是在四川监狱里听到的，与我同牢而居的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先是不敢相信，后是彻夜不眠。那些够不上县团级的老反革命第一次恨自己罪恶小、军阶低。
“决定”到了山西政法部门。根据档案，上边通知山西省第三监狱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共有8名。经核对，监狱领导发现只有7名，其中一人已病亡。老彭他们觉得让聂绀弩出狱的机会到了。因为只要能顶上这个空额，便可蒙混过去。但完全蒙混也不行，于是，他们开始翻查聂绀弩的档案，看看是否能够在他的政历上找到一丝与国民党的联系。这时，得知“决定”的朱静芳火速投书，信中也提出了相同的主意。毕竟她是经过母亲介绍认识的周颖夫妇，所以并不十分清楚聂绀弩的全部历史。还是监狱领导在提取的聂绀弩档案里，发现他有“于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的经历。有了黄埔军校的履历，就足够了。老彭立即告诉朱静芳：事情办好了。聂绀弩以老共产党的身份进的监狱，以老国民党的名义出的牢门；以现行反革命的犯罪抓进去，以历史反革命案情放出来。
1976年秋，母亲征得周颖的同意，拜托电影家戴浩⑥去山西接获释的聂绀弩返京。戴浩也是右派，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他从母亲那里接过买车票的钱，又向母亲借阅一套明朝版线装书，说是“以破长途之寂”。生性慷爽的母亲不忍拂其意，犹豫片刻，还是将书拿出。结果，人接回来了，书却丢了。许多年以后，母亲对我提起那套明版书还心痛不已，带着埋怨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戴浩非要那套书？要知道，那是你老爸爸的遗物。”聂绀弩回到北京，却报不上北京户口。仍是朱静芳抛头露面，找到与派出所、公安局关系极好的一个老太太（即文怀沙之母），请她出面为聂绀弩报上了北京市居民户口。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
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洒枯花。
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聂绀弩对朱静芳心怀感激，写了这样一首六句诗送给她。聂绀弩获释经过，朱静芳对外人谈及很少。后来，周颖曾对别人便讲：“我们老聂能够出来，是由于某首长出面。”话传到朱静芳耳朵里，惹出一肚子火。气愤的她当着聂绀弩的面，质问周颖。又说：“你这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我讲不过你。”理屈的周颖说罢，便去卫生间。趁着这空当儿，坐在一边旁听的聂绀弩乐滋滋对朱静芳地说：“她怕你。”过后，朱静芳心里很难过。她对我说：“小愚，我想办法救老聂，一方面是由于你的母亲待我太好，一方面是因为老聂实在是太冤。”
我说：“朱阿姨，没有你的帮助，聂伯伯也能出来。不过，他要在监狱里等到胡耀邦上台平反全国的冤假错案，时间至少要推迟三至四年。等一年，就意味着再坐365天的牢。对个老弱病残来说，在一千多天的日子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朱静芳不住地点头，感叹道：“别看周颖一头白发，还不如小愚懂。”
关于聂绀弩的“犯罪”，不禁让我联想起戴浩对我讲的一段话。我出狱不久，戴浩来我家闲聊，母亲留饭。饭后，我送戴浩去建国门大街的1路汽车站。正值残夏，阳光耀眼，热气灼人，几只蜻蜓在空中盘旋。我俩拣着有树荫的地方走。走着，走着，他停下脚步，突然地说：“现在背着李大姐、周大姐、朱大姐以及陈大姐（即陈凤兮），我向你提个问题：把你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冤呀！”
“我也认为冤。章诒和不就是章伯钧的女儿吗？小愚不就是有感于江青从政，在日记里写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一句话嘛。”
我点点头。
接着，他又问：“你说把聂绀弩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也冤呀！”
“错了，与你相比，老聂可不冤哪。”
看着我瞠目结舌的样子，他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用不着吃惊，戴叔叔解释几句，你就明白了。用今天的法律去判断，老聂是冤枉。可拿当时的政策去衡量，聂绀弩可是真的有罪。”
“为什么？”
“因为他真是像判决书写的那样，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老聂骂林彪用的是最粗鄙的语言，粗鄙到我无法对你重复他的话。”
“真的？”
“真的。在接他回京的路上，老聂把自己的‘犯罪情节’全都告诉给我。我曾经告诉给你的母亲，她叮嘱我今后不要再对别人讲了。”
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发现性情狷介的聂绀弩对自己所反感的事物，用语常常是很刻毒的。戴浩的话，一点不假。聂绀弩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底辱骂“副统帅”呢？我觉得除了性格因素、本性使然，资历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不错，聂绀弩是名作家，但他又是个老革命，且“老”到与林彪同读黄埔（聂为二期、林为四期），同为湖北老乡。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即使对方变成了革命权威、政治领袖、毛泽东接班人，他也决然不会去仰视、去拥戴的。在聂绀弩的眼里，林彪就像面对面办公的同事、隔壁而居的街坊那样普通熟悉。因此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批评乃至诟病其缺陷的，这缺陷包括他的野心、虚荣、伎俩和作风。周颖来我家，一坐便是一天。母亲定是留饭的，擅长烹饪的姐夫洗手下厨，烧出的菜虽非美馔，却颇适口。周姨每次吃了，都说：“好，真是太好了，我还要带些走呢。”
聂绀弩释放回京以后，她带菜的习惯仍保持着，且加大了力度——带走的菜肴都改用我家大号铝饭盒，且塞得满满的。周颖一边把菜装饭盒，一边解释说：“我们老聂就爱吃小柴（指我的姐夫）做的菜！”每听此言，母亲脸上泛起微笑，姐夫则一副得意神情。菜带得再多，全家也心甘情愿。后来，有一次母亲要去王府井八面槽有名的全素斋买些素什锦回来，竟发现家里所有的饭盒都没了。问姐夫，回答说：“章家的饭盒都在聂家碗柜里放着呢！”
母亲去看望聂绀弩，常让我的姐夫陪同。姐夫自会带上许多新鲜鱼肉及蔬菜，亲自做给“聂伯伯”品尝。看着满桌子的可口菜肴，聂绀弩特别高兴。他说：“我颠簸了一辈子，吃到的快乐远没有吞下的苦水多。但今天我是快乐的，大家是快乐的。”
一天下午，母亲正在清理父亲生前收藏的清代茶壶。1966年8月红卫兵抄家时只认得瓷器，不知道这些用泥巴做的茶壶也是古董、“四旧”、好玩意儿且价格不菲。所以经过无数的洗劫之后，家里还剩得几把宜兴老壶。母亲刚把茶壶擦洗干净，摆在地上晾干，周颖、朱静芳二人就进了门。周颖见每把茶壶都那么漂亮，便说：“李大姐，这些壶真好看，送给我一把啦！”见母亲没有吭声，即又说：“我们老聂总爱靠在床上，用杯子喝茶很不方便……”一听是拿回去给聂绀弩使用，母亲就让周颖任意挑一把。自然朱静芳也挑了一把。事后，母亲提起这两把茶壶又很有些心疼，并念叨：“也不知老聂用上茶壶没有？”
出狱后的聂绀弩很想为母亲做些事。一次，他知道母亲在大街上摔伤了胳膊，就毛遂自荐，说要领着母亲去找个医生。母亲问：“你带我找中医，还是西医？”
“中医。”
“此人有名吗？”
“此人大大地有名。”
“他是谁？”
“萧军。”
母亲嗔怪道：“老聂，你别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萧军是个作家，你带我找他做什么？”聂绀弩笑了，笑里透着得意。说：“李大姐，你说得不错。但你不知道，他还是个正骨中医。”受聂绀弩热情诚挚的感动，母亲同意了。他们一起到了座落在什刹海附近的萧军的住所。“这是李大姐。李健生，章伯钧夫人。”红光满面的萧军听了聂绀弩的介绍，紧握母亲的手，说“认识你，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款待你们。”
聂绀弩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是来看病的。”结果，既做了客，也看了病。母亲的胳膊让健硕无比的萧军“三下五除二”地给摆弄好了；他们也成了朋友，同聂绀弩一道，又去烤肉季吃饭，又在湖边合影。
1977年11月，北京市政协重新开张，恢复活动，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从前一直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母亲却未接到“当选委员，参加会议”的通知，而其他老委员都先后收到了。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独独没有自己的份儿。她来到聂家，对聂绀弩夫妇说，自己很想不通，也很不服气。聂绀弩对周颖说：“你去买些酒菜来，中午我请李大姐在家里吃饭。”周颖不善家务，也没有雇佣固定的保姆。所以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在他家吃饭的。但今天例外，母亲同意了。饭桌上，聂绀弩持箸进菜，殷勤相劝，又向母亲举杯，而且一定要“干”了。过后，对母亲说：“李大姐，我送你一首诗吧！怎么样？”
幺女归才美，闲官罢才清⑦。
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
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
酒杯当响碰，天马要行空。
听着听着，母亲的脸红了。“李大姐，你看我说得对吗？”聂绀弩问。“对得很。‘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这两句多好。”母亲笑了。“你说好，那就好。”三日后，聂绀弩将诗写于信内，寄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偶遇不快，便常吟这首《李大姐干杯》。
1978年秋，我被释放出狱，回到北京，却尚未平反。
一天上午，母亲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聂绀弩。”我俩是搭乘公共汽车去的。头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熟食和水果。母亲路上叮嘱我，千万不要谈论有关子女的事。这时我才知道聂绀弩和周颖有个独女，叫海燕，在歌剧院供职。女婿姓方，人称小方。令老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出狱前的一个月海燕自杀了，死因不明。小方被批斗，其所在单位领导和群众一致认为他对妻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没几天，小方也自杀了。周颖对聂绀弩瞒着这宗命案，谎称海燕出差在外。聂绀弩思女心切，很快病倒在床。过了半年多的时间，经母亲和其他几个老大姐商量，觉得总瞒下去不是个办法，再说聂绀弩也不是个承受不了打击的人，于是决定由陈凤兮找个单独的机会告诉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陈凤兮静静地讲，聂绀弩默默地听，讲者与听者的眼睛里都闪动着泪花。当晚，聂绀弩彻夜无眠。第二天早晨，周颖进丈夫的卧室，“只见绀弩面朝墙壁睡着，半边枕上犹有湿痕。桌上的烟盒空了，地上有一堆烟头。笔筒压着一张薛涛纸，纸上是一首七律诗⑧。”但在聂绀弩的心里，仍藏着一个死亡之谜，即女儿为什么要自杀？
周颖把家从地安门附近的东不压桥胡同34号的平房，搬到了左家庄地区的新源里单元楼。回到北京的聂绀弩按被释放的国民党军警特人员待遇，每月从街道领取18元生活费。他不能安于这样的身份，也不能安于这样的生活，便给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写信，说明自己莫名其妙被抓和莫名其妙被放的情况。邓小平将信批转给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齐燕铭，齐燕铭向邓小平汇报了聂绀弩“军警特”待遇的近况。邓小平听后，两眼一瞪，说：“他是什么军警特！”齐燕铭遂立即派人，给聂绀弩送去二百元营养费；跟着，齐燕铭责成有关方面，将“文革”中红卫兵抄走的现金——约有七、八千元，如数退还。
聂绀弩单薄、瘦削。无论行走，还是坐立，身体都有些前倾，背微驼。从我看到的第一眼开始，便觉得聂绀弩是一幅线条洗练、轮廓分明的肖像版画。令人难忘的是他在文人派头里所显示出的鄙夷一切的精神气质。即使有客人对面而坐，聂绀弩也常沉默不语，似乎总带有几分痛苦。其实，聂绀弩并不忧郁，只要一笑，眯缝着两眼，让人觉得慈祥可亲，是个仁厚的长者。当他正眼看你的时候，那目光竟是那样地坦白，仿佛可以一直穿透你的胸膛直达心底。
我向他浅浅地鞠了个躬，母亲介绍说：“这就是小愚了，刚放出来。”
聂绀弩问：“你是在四川的监狱吧？”
“是的。”
周颖说：“小愚关押的时间比你长一些。”
“你在哪里做什么？”聂绀弩又问。
“我种了五年茶，织了五年布。聂伯伯，你呢？”
“我没有怎么劳动。”
我还告诉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母亲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就曾见到过他。聂绀弩说：“想不起来，忘记了。”我说：“那时餐厅的服务员都神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你生气了，对我和母亲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聂绀弩大笑。我又说：“在咱们四个人等着上菜的时候，母亲问你的工作情况。你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母亲问：‘好在哪儿？’你的回答是：‘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室）还不好？’”聂绀弩又是大笑，并夸我的记性好。
我说：“我脑子里净记这样一些没用的东西，不像你满腹经纶，记的都是学问。”聂绀弩听了，向我瞪着眼睛说：“我有什么学问？不信，可以翻看我填的任何一张履历表，文化程度——高小。”
囚服去身，阳光重沐。聂绀弩的情绪该振作，心情应舒畅。可我感觉他的心情并不怎么好，脾气也不够好。
母亲的解释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气就更大了。周颖是不参加我们谈话的。不一会儿，她拎着个黑塑料提包走过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们聊吧，我到外面去办点事儿，老聂今天特别高兴。”
周颖刚出门，聂绀弩的脸色蓦地阴沉起来，说：“小愚出来了，很好。可我想回去。”
“聂伯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对母亲说：“李大姐，还是监狱好。”
母亲说：“老聂，有些事要看得开，想得通，我们才能活下去。”
“我想不通，海燕到底为什么死？说他们（指海燕夫妇）夫妻关系不好，小方有外遇？可死前两口子还发生了性关系。按说我坐了牢，母女（指海燕和周颖）应该是相依为命的。可我后来读到海燕早就写好了的遗嘱，才知道事情很复杂。女儿在遗嘱里说：‘我政治上受骗了，生活上也受骗了。又说‘我的两个小孩千万不要让母亲带。’为什么女儿不信任母亲？所谓‘生活上也受骗了’，是指谁？是小方一个人骗了她，还是连同周颖两个人都骗了她？海燕是怎么知道自己受骗的？她看到了或者发现了什么？这些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李大姐，我总该弄清楚吧？”
母亲是看过遗嘱的。这一连串的发问，却令她无法应对。只能宽慰他，说：“老聂，事情已然过去，你要超脱出来。周颖一人在外，实在也是万分困苦。我希望你和她彻底安顿下来，以前的，都不去想啦！还有许多事在等着你去做呢。”聂绀弩摇头，说：“事情我要做，问题也要想。再说，海燕的死是有果无因，怎么能说‘事情已然过去’？”母亲再无话可说。海燕的死因及遗嘱，是聂绀弩脑子里的谜团，也是心中的死结。
我是第一次登门拜望，聂绀弩说什么也要留我们母女吃午饭。我第一个把饭吃完,按照规矩，将一双竹筷平架在空碗的正当中，欠身说：“聂伯伯，谢谢。你们慢用。”低头吃饭的聂绀弩抬头望望我，笑了。微笑中带着挖苦的神态，说：“不要谢我。”遂指着周颖说：“谢她。我现在是靠老婆养活的。”“你不会永远拿18块。”母亲说。饭毕，即告辞。母女同行一路。许久，母亲长叹一口气，说：“老聂，可怜。”
1978年年底，我的丈夫（唐良友）从成都来到北京。母亲说：“你们夫妻好不容易团圆了，带些糖果，算是喜糖，一起去看看聂绀弩吧。”说着，把写着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西9楼3单元33号地址的便条，递给了唐良友。
我问：“万一聂伯伯不在家，要不要事先打个电话？”
“周颖可能不在，绀弩是一定在家的。”
临走时，母亲对唐良友说：“记住，不要在他家吃饭……”
给我们开门的，是聂绀弩。进屋后未见周颖，便问：“聂伯伯，周阿姨呢？”
“出去了。”看来，母亲的话是对的。
聂绀弩坐在了床沿，指着床旁边的一张旧藤椅叫我坐下。然后，他上下打量着唐良友，直声问：“他是谁？”
“我的爱人，唐良友，你叫他小唐好了。”
“你的爱人？”聂绀弩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与惊异。
我点点头。
“真的？”他轻轻摇着头，问唐良友：“你是做什么的？”
“在川剧团搞器乐。”
“什么乐器？”
“从唢呐到提琴。”
他笑了，笑得很冷，又很怪。我不知道丈夫是个什么感受，但我从这样的笑容里，读出了几层含义：一，聂绀弩不仅觉得唐良友过于年轻，更觉得他过于漂亮；二，对这种年纪、相貌以及职业，有些鄙薄；三，这种鄙薄也推及到我，即鄙薄我对男人的选择标准，或许还有对男女性关系的联想，等等。我很想对他解释一下，讲讲自己所经历的如电视连续剧一般曲折的婚姻故事。但我忍了，忍受了他的笑，也接受了笑中的鄙薄。我清楚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市民。
很快，我们进入了谈话的正题。正题就是对监狱的认识与感受，这是我和聂绀弩唯一的共同点，恐怕也是唯一的话题。
“小愚，你对坐牢都有些什么体会？”聂绀弩首先发问。
“我初到监狱，有三个‘想不到’。”
“哪三个？”
“一想不到监狱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长。”
“那三呢？”
“三想不到监狱状况如此之差。”
听了这三个“想不到”，聂绀弩似乎觉得我多少是个可以聊上几句的人，而非只会选漂亮男人做丈夫。他伸手去拿搁在写字台上的香烟，唐良友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打燃。他点上烟，舒服地把上身斜靠在床头，两条腿挪到床沿边，平搁着。
见他有了兴致，我的心绪平稳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放大了：“聂伯伯，后来我发现所谓的三个‘想不到’，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你还有更深的认识吗？说来我听听。”眼神里，流露出关切和暖意。
我说：“有两点来自对人的认识。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质。换句话说，人不是不想做坏事，而是不敢做坏事。另外，从前我以为坏人就是坏人，蹲上两年（大牢）便明白一个人坏了，可以再坏，再坏以后，还可以更坏。坏是无底的。”
“举个例子，说说看。”
“比如，一些年轻女犯是盗窃罪，即惯偷。劳改队的劳动强度大，肚子总填不饱。除了在农田里偷些可食之物以外，她们便想方设法找男人‘野合’。搞一次，得一个窝头，一个窝头也就值五分钱。她们本来坏在偷盗上，现在又多了个卖淫的毛病。犯人谁不想出狱？我们的劳改条例又鼓励密告。对他人有重大检举，自己可获减刑。于是，告密成风。再沾上这一条，人就更坏了。”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他问得突然，我答得直接，我俩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态度所感染。聂绀弩忽然发现没有给客人倒水沏茶，便起身趿拉着鞋，取茶杯、提暖瓶，找茶叶，并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现在才给你们泡茶。”用不怎么开的水泡上两杯绿茶后，他又靠在床背，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这时的他，像个等着听故事的孩子。从这一刻开始，我感觉双方才是对等的。我说：“聂伯伯，我家庭环境好，受教育好，从无生活恶习。我不过是个政治犯，更准确地说是个思想犯，但进了大牢后，我学会了骂人，学会了打架，学会了偷东西。因为不这样，就活不下去。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出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你的岁数大，又不劳动，肯定对这种痛苦体会不深，而且，可能还把食物和朱阿姨带给你的食品，分给帮助照料你的年轻犯人吃，对吗？”聂绀弩点头，道：“是这样的。”继而，他把话题拉了回来：“你跟我说说那件后果严重的事情。”
我开始了讲述：“最初的几年，我是在苗溪茶场。三十多个新、老反革命女犯挤在二十多平米的监舍。睡在我斜对面的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妇女，叫张家凤。她生性活泼，多才多艺，有一条好嗓儿，会唱许多中外歌曲。高兴起来的话，还要讲几句英语。我觉得她是众多女囚中最可爱的，但是组长警告我说：‘张家凤是个抗拒改造的反改造分子，你不要接近她。’很快，我便发现她的精神不够正常，自说自唱，神神叨叨的。越是春茶采摘的季节，她越是发作。别人一天采茶二十多斤，她的茶篓却是空的。消极怠工，就是抗拒改造，晚上要挨批斗，犯人斗犯人。多数犯人为了表现自己靠拢政府，接受改造，批斗时就掐她的胳膊，扯她的头发，煽她耳光，我吓得躲在旮旯，但张家凤却习以为常，甚至面带微笑。组长又告诉我：‘她的态度如此嚣张，是仗着自己军人出身、军大毕业。打过几次杀威棒，好些了。她犯罪的起因是被一个首长搞了以后，甩了，从此对共产党怀恨在心。’”
“这样经历的女同志，在建国初期是不罕见的。即使有些年轻女同志被组织安排给了某首长做老婆，多数也不幸福。”聂绀弩插了一句。“大概是第二年采摘春茶的时候，张家凤的旧病复发了，而且很严重。她咒骂的不光是那个曾经玩弄自己的部队首长，也不单是把她送进监狱的军事法庭。她咒骂的是毛泽东。很多犯人都听见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揭发。事情汇报上去，管教干事发话下来，说：‘章诒和的文化程度高，叫她不要采茶了，拿着纸和笔，跟在张家凤的后面。听到一句反动话，就写下一句。再布置另外几个犯人靠近张家凤劳动，一边采茶，一边用心记下她说的，晚上让她们找人写成揭发材料，作旁证。’当时正是下午四点钟的样子，从清晨四点开始爬上茶山，人已经干了一圈儿（即12小时）。我累得要死，腰痛得要命，好像就要断了。一听到这个任务，忙甩下茶篓，心里别提多高兴啦。只觉得自己可以从筋疲力竭中逃出来，而不去想想我记录下的材料是干嘛用的。我跟了她两个下午，她在咒骂的时候，仍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她真的疯了——这一点，别人不懂，我应该懂。大约过了半年，在‘十一’国庆节之前，张家凤被押走了。9月30日，劳改茶场召开宽严大会。宽大处理的样板是我们的那个组长，减刑半年；从严惩治的便是张家凤了，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判处死刑。宣判后的二十分钟，远处传来了两声枪响，数千人的会场如一潭死水。子弹射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我说不下去了。聂绀弩起身把茶杯端给我，说：“喝口水，喝口水。”“聂伯伯，你知道吗？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的目光沉郁，仿佛人类的善良、忧患及苦难都随着目光，流溢而出。他吸烟的时候，嘴唇原是紧闭的。这时却张开了，一股青烟冒出，随即散开，在空中形成淡薄的雾气。他仰着头，看着这飘动的青烟渐渐散去，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苏下手。”
“聂伯伯，我在狱中呆了十年，体会到对一个囚犯来说，贪生可能是最强烈的感情。而狱政管理的许多做法，正是利用了这种感情。”我们还谈起各自的“犯罪”情况，一对案情，俩人都笑了。原来在我俩的判决书上都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罪状。
我说：“我们的毛病都是太爱说话。”我的这句话，聂绀弩有些不受听。气呼呼地说：“祸从口出——这条古训，中国的老百姓谁敢不牢记在心？他老人家不开口则罢，一开口，必是雷霆万钧，人头落地。我们这个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瘫痪，惟独专政机器照样运转。而且，人被戴了帽子，被关押，被劳改，被枪毙，可革命照旧进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地方，也算是社会特色和特征吧。”聂绀弩停顿片刻，突然提高了声音，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坐牢，今天的结果比老人家强。”
“你认为，他老人家的结果是什么？”
聂绀弩伸出四个手指，说：“四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
“聂伯伯，‘文革’中我的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毛泽东几十年的执政错误给中国的每个家庭，都制造了灾难和痛苦，别看现在是‘红海洋’，将来会是个悲剧的收场。”
“你的父亲是先知先觉，你的母亲是大慈大悲。你虽受了父母的连累，但你该为他们自豪。”
我说：“我在牢里，支撑我的就是死去的父亲和活着的母亲。即使我死了，我的灵魂也会回到他们的身边。”
“好。”说罢，他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我怕他联想起海燕，扯开话题，问起他狱中生活。他告诉我，自己有书看，还能写东西，处境比我好。“聂伯伯，你看些什么书？”
“主要是看《资本论》，一遍一遍地看，一直看到被放出来。说来你也许不信，我一共读了17遍。读《TheCapital》，有鱼跃于渊之乐。”
我大为吃惊：“天哪！你该不是把《资本论》当成了《圣经》吧？”
“算你说对了。”他有些兴奋，好像很欣赏我的这个比喻：“我就是把它当作《圣经》，其实，《资本论》也像《圣经》。”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哲学的观点出发的；又因为它写出了真理；还因为它的文笔。‘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弱都无济于事。’小愚，你说这段话像不像《圣经》？你说马克思的文笔好不好？《资本论》当然是论述经济问题与规律的，但它把权力、选举等政治因素概括进来，又涉及思想、舆论、信仰、情感等精神事物。分开来读，每个部分都说得很明晰；合起来看，整部书又非常完整。这个特点不也很像《圣经》吗？中国人当共产党，有几个人读了《资本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原因分析起来，不外乎两个。一部分人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另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当地政府或顶头上司的不满。怀着这样的动机，哪里需要《资本论》？从前的我，也是不看这种书的。”聂绀弩又赞叹道：“《资本论》可是好文章呀！在山西写下的读书笔记，有几大本。可惜，让他们（指监狱管理人员）都拿了去。”
“聂伯伯，你读《资本论》17遍之后，有什么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怀疑理想。共产党建党至今，不知道给我们树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高，有低。高到共产主义，低到公共食堂。无论高或低，几乎都很少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很快失败。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不高不低理想——社会主义，也不成功。为什么总是实现不了？我们都是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错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的共产主义和德国大胡子讲的共产主义完全不同。而且，事实证明——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通向自由和幸福。”
我说：“父亲讲，读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苏联的俄译本不行，中共的译本就更不准确了。（19）60、61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父亲听了怒不可遏，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蛋逻辑。’话的尖锐以及声音之大，把我和妈妈都吓呆了。他很反感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父亲认为，想用一种理论囊括所有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他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质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质的，中国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后来的列宁、斯大林和再后来的毛泽东，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作了工具使用。谁读了德文本的马恩全集，谁就能把这些荒谬矫正过来。”
“你父亲说的是内行话。”
就这样东扯西拉，不觉已近中午。唐良友看了看表，我忽然想起母亲临行前的叮嘱，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唐告辞了。”
他从床上起来，握着我的手说：“问候你母亲，下次和她一道来。”
出了聂家，发现唐良友一声不吭，脸上阴云密布。我恍然大悟：刚才两个小时的谈话，聂绀弩居然没和他说上一句话，哪怕是扯上一句闲话。
半年后在成都，5月的一天，唐良友突发急性胰腺炎，大叫一声断了气，死在我的怀里。死的那一刻，从眼角流出一颗硕大晶莹的眼泪，滴落到我的手臂。在他的追悼仪式和我的平反大会举行后，我从四川返回了北京。回京的第二天，周颖清早就来看我。踏进门，就哭着对我说：“小愚，你的命咋这样苦？”我似乎已经麻木，怔怔地望着她，出神。周颖又道：“聂伯伯要我对你说：‘小唐前后只和你生活了几个月，却于牢门之外守候十载。他是个好男人，是你的好丈夫。’”绿水千里，青山万重。聂绀弩的称赞，不知黄泉路上的匆匆行者可否听到？——我觉得生活也是一部法律，甚至是酷法。普通人除了服从以外，又能怎么样？
1979年的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在正式发文以前，社会上就传言“57年的反右要一风吹”。又风闻“要给右派补发工资。”一日上午，我和母亲正在看报，忽听履声跫跫的来了一阵，来者是戴浩。他兴冲冲说：“李大姐，你知道吗？共产党要解决右派问题了，章伯老该是头名。”母亲一摆手，说：“都是社会上吹出来的风，中央统战部可没透一点消息。”我插了话：“戴叔，你别忘了，发落右派的各种原则和招式，可都是邓大人一手制定和操办的。”接着，戴浩给我们母女讲了一些关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狠抓落实政策的事情，我却坚持认为他对现实的判断过于乐观。而母亲并不关心自己的右派问题，只是想着父亲冤屈。过了些日子，戴浩又跑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电梯坏了，我是爬楼梯上来的。李大姐，小愚，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纸。纸又薄又皱，用原珠笔复写的。原来这是一份中发关于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
“老戴，你从哪里搞来的？”母亲问。
“李大姐，文件的来路就别管了，总之很可靠。从文件精神来看，右派真的要一风吹了。”
母亲说：“这还仅仅是文件，不知落实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戴浩把复写的文件小心翼翼地重新装入口袋，对母亲说：“我要去告诉老聂。”
“你在这儿吃了午饭，再去不迟。”
“不，我马上就去。”
母亲说：“那我们就等你来吃晚饭。”他答应了。
几小时后，戴浩回到我家，那最初的兴奋之色，一扫而空。
母亲问：“你怎么啦？”
戴浩一头倒在沙发上，苦笑道：“我去报喜，反倒挨骂。”
“是老聂骂你了吧？”母亲给他递上茶与烟。
浓茶下肚，嘴吐出一个个烟圈儿，戴浩恢复了精神。他告诉我们：“周颖先看的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老聂也看看，老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我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李大姐，你瞧他的话，有多刻毒。”母亲认为，聂绀弩的话不是针对戴浩的。我想，聂绀弩的满不在乎，是另一种凄然。
这一年的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十分紧张。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要求参加。老的，要借此恢复名誉，新的，要正式登台亮相。总之，能成为一名代表简直就是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进入文坛艺苑的身份确认及社会认可。许多人为此四处奔走，八方联络，各显神通。那时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林默涵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
对此，聂绀弩表现得十分冷淡。周颖对母亲说：“老聂说了，这种会参不参加两可。倒是别人比他自己还要关心这件事。”文代会开幕前夕，母亲接到周颖电话，说：“我们老聂正式接到开会的通知了。”不久，又来电话。母亲把话筒递给我，说：“周颖找你，说有点事要办。”我能办什么事？那边周颖传来的声音：
“小愚呀，再过几天就开文代会了，我家现在的来客人就不少了。你的聂伯伯也要去参加。我把从前的衣服翻出来，看了看，衬衫裤子他都能穿。只有那件华达呢风衣，大概时间搁久了，被虫子咬了几个洞。你不是在监狱里学过织补吗？你自己织补的呢子大衣多好呀。所以，我想现在就把风衣送过来，你用一、两天的时间给织补好，再烫平整，好吗？算你替我给聂伯伯做件事。”我说：“周姨，非要我织补当然也可以。但我总觉得，这次聂伯伯参加文代会，你该给他买件新的才对。”“那好吧，我去买新的。”电话被挂断，从语调上看，周颖显然不满意我的态度。可母亲称赞我：“拒绝得好。就是不开会，她也该给老聂买件新大衣。”母亲为周颖的抠门，还真的生了点儿气。
文代会结束以后，周颖来我家聊天。她说：“聂伯伯要我谢谢小愚。”“谢什么？我又没能给他织补大衣。”
周颖转脸儿对母亲说：“老聂夸小愚知道疼人，还说比我强呢。”我被这样的一句简单夸奖，竟乐得合不上嘴。母亲问；“老聂认为文代会开得怎么样？”“咳，他压根儿就没去会场，所有的工夫都拿来会友，聊天。他的房间从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连门都关不上。来的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反正都是别人来看他。他自己不出门，一个都不去拜访。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是萧军，人也活跃，会上发言说自己是‘出土文物’。有人劝老聂讲几句。他不干，私底下说：‘别看都是文人，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不歇风雨。’又说，‘如果这个文代会能计算出自建国以来，我们的领袖为歌颂领袖，我们的党为歌颂党，花了多少钱？再计算一下从批判《武训传》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言论丢了多少条命？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现实，聂绀弩看清了现实。看看那张沧桑的脸，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记下了。我能想象出聂绀弩说这话的神情——笑眯眯的，带着一点调侃。这讥讽的神情和轻描淡写式的语气，使我透过文学帷幕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一个服从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正是这样一个“不服从”的灵魂，让聂绀弩在一个要求“向前看”的场合发出“向后看”的呼吁，在和谐的乐章里弹奏出非和谐音符来。
1980年，聂绀弩病了，病得不轻，住进了医院。母亲约了朱静芳、陈凤兮一起去探视。周颖告诉母亲：老聂住在邮电医院。母亲去了，还买了许多补品。聂绀弩见到这几个大姐，非常高兴。趁着周颖到外面买晚报的工夫，他用一种自嘲的口吻对母亲说：“李大姐，你知道嘛，我住这个医院是沾了老婆的光。我现在不仅是沾了老婆的光，而且还沾了朱学范的光呢。”母亲知道周颖和朱学范在总工会、邮电部、民革中央是几十年的同事、朋友和上下级关系。故劝慰道：“老聂，你说这话，我可要批评你两句了。人家周大姐通过朱学范，让你住上最好的病房，给你找到最好的大夫，又怎么不对啦！”陈凤兮和朱静芳也附和着母亲观点。聂绀弩沉默了。
八十年代以后，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是官方提出的口号，也是每个人渴望的目标。“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个个都想做陶朱公，富甲天下。邓丽君，喇叭裤，速溶咖啡，万元户等新事物，如洪水突发，滚滚而至。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觉得比从前宽松了许多，性描写，意识流，朦胧诗，像时装展览一样，不断地花样翻新。也就是从八十年代起，周颖不再常来我家，她在民革中央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母亲也很少去新源里，她对我说：“老聂安心写作，和周颖一起过上好日子，我们也就不必去打搅了。”
但从朋友那里一次次传来的消息，似乎并非是“过上好日子”。他们说，老聂的脾气越来越怪，常对周颖发火。又说，老聂的心情不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整天价躺在床上。再又说，老聂气色也坏，不爱吃东西，光抽烟。别人送的高级食品和高级器皿，都胡乱堆在地上或旮旯。母亲越听越不放心了，她请朱静芳、陈凤兮去看看老聂，再好好聊聊。患难时期都熬过来了，现在团圆日子反倒过不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第二天，朱静芳和陈凤兮去了。当日下午，朱静芳就来到我家，向母亲“汇报”，说：“去得很巧，周颖、不在家。我和陈大姐对老聂说：‘李大姐听说你心情和身体都不够好，特地要我们来看看你。’老聂见到我俩很高兴，还责怪说，‘我回来了，你们却都不来了？’”
母亲说：“老朱，造成他心情郁闷的原因是什么，你们问了吗？”
“问了。”
“他说了吗？”
“说了。”吐了这两个字，爽快的朱静芳竟停顿下来。
“怎么啦？老朱。”母亲很奇怪。
朱静芳神色凄迷，语气低沉地说：“聂绀弩对我和陈大姐讲：‘你知道我现在头上的帽子，有几顶？’‘几顶？’老聂拍着脑袋说：‘有三顶。’我俩奇怪：‘怎么会是三顶？‘当然是三顶啦！’我扳着手指给他算——右派帽子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顶。还有一顶呢？我问老聂。‘这最后一顶，还用我说穿？’
老聂讲到这里，脸色铁青。”母亲惊骇不已。她向朱静芳伸出张开的手掌，仿佛要阻止这个消息的到来。
朱静芳压底了嗓门，继续道：“老聂又讲：‘她要是美人，闭月羞花，也行。英雄爱美人嘛！她要是少女，青春二八，也行，春心难抑嘛！可她什么都不是，是又老又丑。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事。一次她彻夜不归，我知道人在哪里。早晨六点，我去了那位诗人的家。推开门一看，俩人睡在了一头。我没叫醒他们，轻轻地把门带上，走了，让他俩睡吧。那时是因为年轻，可现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坐了大牢，判了无期？老朱，你这个当法官的，能解释给我听吗？’老聂越讲越激愤，他又对我们说：‘现在她和我只剩下一种关系了。’我和陈大姐听不大懂，便问：‘这剩下的一种关系是指什么？’老聂瞪大眼睛，说：‘金钱关系呀！还能是别的？我再告诉你们——我死以前，会把自己所有的稿费、存款都交了党费。一分不留。’”
母亲脸色惨戚，激动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待情绪平静后，母亲对朱静芳说：“解放前他们的婚姻就出现过裂痕，绀弩想离婚。周颖把事情告到邓颖超那里，绀弩受了周恩来的批评。这件事后来一直影响着周公对绀弩的看法。没想到哇！他们夫妻头发白了，却又起波澜。”最后，朱静芳告诉母亲：“老聂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我知道女儿为什么自杀了，我也知道那个遗嘱的含义了。’”
在经过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在体味了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弃之后，聂绀弩带着内心深处的荒凉，带着任何人都无法解救的寂寞，带着最隐秘的生活体验，终日写作、抽烟，埋头读书、沉思。他以文学为精神方向，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继续活下去，有如一叶孤帆远离喧嚣的港湾，驶向苍茫大海。聂绀弩的晚年生活，简朴，简单，简洁，以至简陋。与合得来的朋友聊天、对弈，唱和，便是他的乐趣。人虽无大恙，却精神疲瘁，所以，写和读大半在床头。后来，他连提笔的精神也没有了，便找了个人口述。还对记录者说：“稿费归你。”
我曾问：“聂伯伯，你现在喜爱什么？”
“我爱金圣叹。”
“除此以外呢？”
“除此以外，我谁都不爱。”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神坚定，口气决绝。
晚年的聂绀弩在谈论《金瓶梅》的时候，反复强调：从历史上看，灵肉一致的夫妇是极为稀有的。“即使对家庭夫妻间灵肉一致的关系，有人觉醒了，却少实现”。“家庭底事有烦忧？天壤何因少自由？不做夫妻便生死，翻教骨肉判恩仇！”这是聂绀弩为“宝玉与黛玉”题诗中的前四句。诗是对《红楼梦》风物情思的咏叹，但一番人生经历后诗人内心之沉痛却也尽蕴笔底。——我想，夫妻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了，因为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有时爱里面就藏着恨。我认识到这一点，方觉自己比较理解了聂绀弩后期创作背景以及他的孤愤、冷刻。
一天，我去吴祖光家闲坐，聊起了聂绀弩夫妇。
吴祖光说：“周颖和聂绀弩是模范夫妻。”
我说：“据我所知，情况好像不是这样。”
吴祖光表情严肃、语气直截地说：“诒和，他们就是模范夫妻。”
我回家翻开聂绀弩的诗集，细读。他患难时期写的许多赠周婆（颖）的诗，诗好，感情深。我很迷茫，心想：大概夫妻之间可以是时爱时恨，且爱且恨的。从此，我不再向任何人议论或提及聂绀弩的家庭生活。
春发，夏繁，秋肃，冬凋，人生也如四季。出狱后的聂绀弩其生命年轮和心理历程都到了秋冬时分。但他的文学之树却无黄叶飘零，声誉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蒙冤半生而未登青云之志，但逆境却使聂绀弩光华四射，诗作不断，文章不绝，他的诗集、文集陆续出版。从刚开始的油印本到后来的香港本，聂绀弩都要送给母亲和我。如《南山草》、《三草》、《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等。每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赠健生大姐，绀弩。”、“赠诒和侄女，绀弩”。每本赠书，都是托请他的好友陈凤兮送来。
（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凤兮是《北京日报》的老编辑，汕头人，华侨出身，秀丽而优雅，曾做过何香凝的秘书。她的丈夫金满城，法国留学生，曾与陈毅“桃园三结义”，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译，和聂绀弩是同事加好友，（19）57年又一同划为右派。金满城去世后，陈凤兮60岁学筝，70岁练书法，80岁习绘画。如此超凡脱俗、雅趣无穷的人生态度，令聂绀弩欣羡不已，故他们往来密切。聂绀弩每有新作，必请陈凤兮过目。诗作的集结，也渗透着陈凤兮心血。难怪母亲叹道：“看着老聂和陈大姐的往来，就像在看一首诗。”
陈凤兮是聂绀弩的密友。她去聂家一般是在近午时分，聊上一阵，便会从草篮子里取出自制的沙拉，红菜汤，烤虾或烤猪排，黄油，果酱，切片面包，半瓶“中国红”……让老朋友和自己美美地同享一顿西餐。
在汤菜的香味和热气里，满面笑容的聂绀弩谈兴甚浓。谈笑间，胃口很差的聂绀弩不知不觉地会把东西吃光。在陈凤兮收拾好餐具、擦净饭桌之后，聂绀弩一定和她对奕，下围棋。时间富裕的话，走两盘；时间不多，就下一盘。
（19）82年初，《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聂绀弩立即托陈凤兮送来诗集。母亲奇怪地问：“老聂怎么送我三本？”陈凤兮笑道：“老聂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周颖也问：‘你怎么拿三本出来？”人家老聂说了：‘送李大姐一本，小愚同我是难友，要送小愚一本。我出狱这么长的时间里，小柴（我的姐夫）每次陪李大姐来，都要带上一条肥鱼做给我吃。我吃了他那么多的鱼，就不该送小柴小宁（我的姐姐）一本吗？’”我不懂什么叫散宜生？问陈风兮。陈凤兮说：“我也不太懂。可老聂说了，就是要人家看不大懂。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
我觉得聂绀弩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但不属于张伯驹那种文人墨客的散淡从容。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就是押在大牢，也从未放这种弃关注。聂绀弩去世之前，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杂文是对“盲流”现象的议论：担心农民进城后土地被荒芜，忧虑进城后的农民没有房子住。既忧患于生存，更忧患于灵魂——他的诗作所具有的真实而深刻的品质，源于此。他的愤悱及怨谤，也源于此。《散宜生诗》很快轰动了文坛，文学界兴奋，批评家颂扬。颂扬之语传到聂绀弩耳朵里，他笑笑罢了。
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
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主人盛怒，令难堪的来客默然而退。聂绀弩愈到晚近，其刚烈之气愈为显扬，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说句公道话，懂诗也写诗的胡乔木是打心眼儿里欣赏聂绀弩的。
“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我截取的《散宜生诗·序》里的这段话，足以说明问题。今天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大概没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序了。
戴浩平反以后，分了房子结了婚，结束了流浪汉生活，人事关系调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故而，他到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虽然惦念，但心里是高兴的。1983年的冬天，一个大清早儿，戴浩突然不请自来。
几句寒暄之后，母亲问：“你今天大老远地跑来，该是有什么事吧？”戴浩笑笑，老脸上竟泛出羞涩，却不开口。
“你婚也结了，和苏曼意（即戴浩新婚妻子）过得还好吧？”
“还好，只是从前流浪惯了，现在被看管起来，还真不习惯哪！”
“那你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李大姐，有件事在办理之前，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戴浩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局促。
“什么事？”母亲不由得也跟着紧张起来。
“入党。”
“共产党？”
“我的李大姐，当然是入共产党啦。如果是加入周颖的国民党（指“民革”）或者是你的那个农工党，我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
母亲满脸惊诧。
我忍不住大笑，说：“戴叔，你把头发向左分了二十三载（反右前戴浩头发是向右分缝，自划右第二日始，头发向左分）才让人家识得忠心在。”本是一句玩笑话，不想惹得他脸红到脖梗儿。
母亲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转悠，不停地递烟送水。
我又接着说：“戴叔，你知道现在的群众私下里，对入党的人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
“某人入党了，咱们群众队伍又纯洁多了。”
戴浩从沙发上站起来，让母亲和我坐下后，郑重其事地说：“不是我主动要入的，夏衍跟我谈了好几次，他有个心思——希望二流堂的人都能解决组织问题。”
“也包括吴祖光？”我问。
“也包括。”戴浩点点头。
“不可思议——”我还想再往下说，母亲用眼神制止了我。
戴浩吃了不少茶点后，说：“李大姐，我吃点心，把它当作午饭了。因为这事我还要告诉老聂。”他去了。
母亲揣测：聂绀弩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
果然。聂绀弩在弄清了戴浩的来意后，激动异常，高声说：“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怜中国的小老百姓！我不是悲观，而是失望。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共产党内部出现能够承担改造自身的力量。现在提出的任务是现代化，其实，外面是现代的，里面是封建的，专制体制没有变化。上层是现代的，下层是古代的，老百姓还是锄头老牛。这些，如果不加以彻底改变，这个共产党只能推倒重来。也许还不用别人推倒。一党专权，官僚体制，山头宗派，思想钳制，享乐腐败，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裙带关系，虚报浮夸等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搞来搞去，自己就倒了；闹来闹去，闹到亡国为止。”戴浩一再向他解释，说自己心里全明白。聂绀弩却说：“在我们这个国度，政治即使不是唯一的存在，也是最大的现实了。浩子，你可真是个现实主义者呀。”戴浩曾对我说：个性是老聂的文风、诗骨，也是的他力量。但是我觉得，聂绀弩的火气不单属于个性问题。他能恪守良知，清醒地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文化批判的坚韧和敏锐，使思想摆脱外力的操作，回到了自身的轨道，并开始了自由的吟唱，这正体现出聂绀弩的见解有着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而那些眼下看来极具现实意义的人和事，将很快消失在没有意义的背景里。
自聂绀弩出狱后，每逢他的生日（夏历除夕），母亲和陈凤兮、朱静芳都要去做寿，来客带去许多吃的。大家高高兴兴，边吃边聊，一呆就是大半日。这一天的聂绀弩也梳理得清清爽爽，穿得干干净净，脸上洋溢着浅浅的笑容。如果我的姐夫没来的话，他就要宣布：“今天你们吃不到好鱼啦！”随后，赶紧补充一句：“但我有好酒，请老大姐喝。”除了这几位老大姐，钟敬文夫妇、陈迩冬夫妇和戴浩也是必来的。没几年，母亲便渐渐感觉到周颖不大愿意老大姐们去看望聂绀弩和祝寿了。
一次，南方朋友带来上等的活螃蟹，母亲连忙给周颖打电话，兴奋地说：“我明天去你家，给绀弩送去最好、最肥的活螃蟹。”那边传来的话是：“我们老聂不爱吃。”连句道谢的客气话也没有。母亲被“噎”得半晌说不出话，坐在沙发上直发愣。她当即决定第二天请陈凤兮、朱静芳来家聚会，一起吃螃蟹。住在三里屯的陈凤兮，早早地来了。两人坐定，母亲便把昨天电话遭“噎“的事告诉了她，并说：“我怎么觉得周颖的思想意识不大健康呢？好像很不愿意我们同绀弩往来。”陈凤兮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一篓螃蟹让你察觉到了周颖的变化，我可是早领教了。我去看绀弩，她脸色就不好；老聂叫我去，她气色也不好，真是奇怪得不可理喻。所以，我现在也是尽量少去。老聂找我下棋，我顺便做些汤、菜带去。看他吃得那么香，心里真难过。”这一年，临近聂绀弩生日。周颖打来电话说：“李大姐，最近我们老聂的身体不大好，生日就不过了，你们也就不必来了。”
后来，陈凤兮约了另外几个老大姐，准备一起去看看聂绀弩，也被周颖借故推掉。一向温良忍让的母亲，愤愤地说：“受苦的日子过去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周颖大概觉得我们配不上与大作家往来了。”
母亲是个有决断的人。她不再去聂家。后来，母亲索性与周颖也断了联系。过了一段时间，周颖突然打来电话，说：“我们老聂很想念李大姐。”母亲把电话给了我，说：“问周颖有什么事，告诉你就行了。”
没过多久，周颖亲自登门，双手握拳做作揖状。说：“李大姐，我是特地向你道歉来了。老聂对我大发脾气，质问我，那几个大姐怎么都不来了？是你搞的鬼，不让她们来的吧？你不要这些朋友，我要这些朋友。你马上给我到永安里去向李大姐道歉。说我对不住她。再拿些钱出来，请李大姐、凤兮、老朱和小愚吃饭，算我请的。要找最好的西餐馆。”发怒的聂绀弩着实吓坏了周颖，便直奔我家。母亲答应她，去吃西餐。
一周后，我们聚会在西单民族饭店的西餐厅。周颖站在大门口，亲自迎接客人。点菜的时候，气质高贵的陈凤兮接过菜单，专找好的挑。她偷偷地对母亲说：“菜点得再贵，钱也化不完。要化少了，周颖回去一说，肯定还要挨骂。”席前佳肴飘香，座客笑语哗然。愉快的老大姐们个个兴奋，每个人都喝了酒。那是北京的十月，树上还没有一片落叶，些微的黄色点缀在夏季的老绿之中，它预示着秋日的来临。阳光和煦，凉云掠地，这是京城一年中最好的日子。母亲的脸红红的，和陈凤兮手挽手出了大堂。她俩让周颖带话给聂绀弩，说：“我们吃得很舒服，很满意。”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虚岁八十，俗话说：做（寿）九不做十。我和母亲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新侨饭店拿上预先订制好的大蛋糕，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母亲走到聂绀弩的房间，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母亲朝“生面孔”点个头，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愚祝你生日快乐。”说罢，转身来到周颖的房间，坐下。房间的一角已经堆着许多蛋糕。
我悄声问母亲：“那个人是谁？”
母亲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儿的说：“舒芜。”
舒芜就是他！天哪，从五十年代初我的父亲赡养他的亲舅以来的数十载，这个名字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百遍。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我真想再进去看看。
随即聂绀弩跟了进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
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工夫，陈迩冬夫妇、钟敬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个老顽童戴浩，我们这间小屋挤得热气腾腾。后来，舒芜走了。我欢呼着跑到了聂绀弩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啦！”
母亲拉着周颖的手，让她挨着聂绀弩坐好。对我说：“给老寿星拜寿，也要给老寿婆拜寿呀！”
聚会持续到下午三点来钟，大家陆续散去。母亲和我是最后离去的客人。
1983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的八十岁生日，正日子。周颖事先说了：去年大家作过了八十寿，今年不做了。
生日的清晨，聂绀弩早饭吃罢，没有象以往那样朝床上一躺。他对周颖说：“你把写字台给我收拾出来。”
又让她找出宣纸。
“你要写什么？”周颖问。
“写诗。”
“送给谁？”
“虚度八十，来日无多。我今天要给三个大姐各抄一首诗留做纪念。”
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时。
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
犹是太公垂钓日，早非亚子献章时。
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姐知。
这首诗原是题为《八十》三首中的头篇，聂绀弩将原作中的尾句“短在庸凡老始知”改为“短在庸凡老姐知”，即为赠诗。手迹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由陈凤兮送来的，她对母亲说：“我和老朱也有同样的一篇。”
诗写得既凝重又清淡，就像他的一生，凝重如此，清淡如此。母亲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对我说：“去配个镜框来，我要挂在自己的房间。”直到母亲永远合上双眼，《八十·赠李大姐》仍高悬于壁。
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周颖也多次打来电话，不过均与聂绀弩无关，是请母亲疏通医院关系给她的朋友看病。母亲说：“周大姐，对不住，现在的医院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了。”在此期间，周颖把家搬到了劲松一区111号楼。1986年聂绀弩病逝，母亲是从《光明日报》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她在等，等周颖寄来讣告和参加追悼会的通知。一天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上班，时近中午看见了刚进门的老院长张庚先生。司机告诉我，他刚参加完追悼会，情绪不好。
我心内一惊，问：“谁的追悼会？”
答：“一个叫聂绀弩的人。”
回家后，吃罢午饭。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母亲，母亲的眼圈立刻红了。
第二天下午，沉默一日的母亲像是自语，又像在对我说：“绀弩去了，我和周颖的关系到此结束。”但母亲对聂绀弩的死，仍难释怀。她问陈凤兮。陈凤兮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再问朱静芳。朱静芳说：老聂死的时候，有如平时靠卧在床头看书、口述。所以，遗体弯得像一张弓，怎么也弄不平了。
斯人寂寞，悠然去矣。
后来，在陈凤兮家里的写字台上，我看到聂绀弩的家乡京山县编辑出版的一本《聂绀弩还活着》的纪念集，书很厚实，约有三十多万字。又听说，京山县府将一所中学命名为“绀弩中学”，将一条新修的马路命名为“绀弩大道”。再又听说，当地一家轻工机械公司买断了马路冠名权，“绀弩大道”改叫“轻机大道”了。
以后，母亲听民革的朋友说，周颖又搬家了，搬到民革中央新建的宿舍楼，四室一厅。房子好，面积大，地段也好，就在东黄城根大街民革中央办公大楼的旁边。母亲叹道：“绀弩没住上这好房子。”我说：“聂伯伯未必肯搬去住。”母亲吃惊地望着我。
在经历许多死亡和背弃后，无父无母、无夫无后的我觉得自己比聂绀弩活着的时候，更加靠近了他，准确地说，是靠近了他的灵魂。魂兮飞扬，魄兮栖止。他的魂魄飘泊何所？不是新源里，也非八宝山，他坐卧和呼吸在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我们大家的文学篇章里。聂绀弩一生积淀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华民族经历的所有血泪与艰辛，但历史毕竟提供了客观，时间最终显示出公正。
2003年2月初稿于美国萨克拉门托市，6月修改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①：聂绀弩（1903——1986）作家。笔名耳耶。1903年1月28日（夏历除夕）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县立高小毕业。1922年任国民党讨伐北洋军阀之“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处文书，同年到吉隆坡任运怀义学（小学）教员。1923年任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编辑。1924年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东征胜利后，1927年回广州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回国。1928年在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与周颖结为夫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反日运动，离职逃往上海。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编辑上海《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得识鲁迅。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新四军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编辑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1939年任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战士》主编。1940年任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野草》编辑。1945年、1946年任重庆《商务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西南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北大荒劳动。1960年回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关押，1974年由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无期徒刑。1976年10月获释。1979年3月10日由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撤消原判，宣告无罪。4月7日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改正错划右派，恢复级别、工资、名誉，恢复党籍，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至第三届理事、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1935年——1986年共出版语言文字、古典小说论文、散文、小说、杂文和新旧体诗歌31种。著有《绀弩小说集》、《绀弩散文》、《聂绀弩文集》、《散宜生诗》、《中国古典文学论集》。
②：此句摘自《“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举隅》一文。聂绀弩《蛇与塔》第143页，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
③：周颖（1909——1991）直隶（今河北）南宫人。1933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同年回国，参加反帝大同盟。曾创办上海中国艺术供应社，任主任。1934年参加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会（后称三民主主义同志联合会）。后任重庆慈幼院保育主任、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主任、香港九龙妇女联谊会主席。曾参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48年到解放区，任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邮电部劳动工资处处长，全国总工会执委，候补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监委会副主席。是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④：小李，李世强，1948年生，北京人。1968年6月前在铁道部长辛店铁路学校学习。1968年-1975年3月被关押，后无罪释放。曾在北京木材厂工作。现经营三味书屋。
⑤：包于轨，1903年2月21日生于北京，名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解放前曾在天津造币厂任职，天津志达中学任教。在日伪安徽省府民政厅、天津市社会局任秘书。曾任国民党热河省民政厅、唐山市政府秘书，鞍山钢铁公司副管理师。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政协秘书，后调任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工作。1957年申请离职。曾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聘教书法。1971年7月26日病逝于山西稷山县看守所。
⑥：戴浩（1914——1986）湖北武汉人。早年入暨南大学，1936年参加进步电影工作，1939年到陕北公学学习。1941年在香港与友人组织“旅港剧人协会”，开展抗日宣传。参加演出《马门教授》、《雾重庆》、《北京人》。1945年受组织委派去东北接收“满映”。1948年受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委派在北平执行任务。建国后任华北影片公司经理，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副经理，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业务处处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制片主任。1980年调任中国影协组织联络部主任，中国影协名誉理事。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⑦：“幺女归才美”——我系父母的幼女，故“幺女”即指我，那时我尚关押在四川监狱。“闲官罢更清”——1958年母亲被免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北京市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务。
⑧：见陈凤兮《泪倩封神三眼流——哭绀弩》一文。七律诗题为《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稀古妪翁相慰乐，非鳏未寡且偕行。”
【附录】
舒芜先生致《二闲堂》的说明：
二闲堂编辑先生：
贵刊所载章诒和女士的《斯人寂寞》中说——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虚岁八十，俗话说：做（寿）九不做十。我和母亲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新侨饭店拿上预先订制好的大蛋糕，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母亲走到聂绀弩的房间，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母亲朝“生面孔”点个头，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愚祝你生日快乐。”说罢，转身来到周颖的房间，坐下。房间的一角已经堆着许多蛋糕。
我悄声问母亲：“那个人是谁？”
母亲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儿的说：“舒芜。”
舒芜就是他！天哪，从五十年代初我的父亲赡养他的亲舅以来的数十载，这个名字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百遍。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我真想再进去看看。
随即聂绀弩跟了进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
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工夫，陈迩冬夫妇、钟敬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个老顽童戴浩，我们这间小屋挤得热气腾腾。后来，舒芜走了。我欢呼着跑到了聂绀弩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啦！”
这与事实不一样。事实是，那天我并没有去聂绀弩先生家拜寿。因为事先聂绀弩先生就有信阻止我去。聂绀弩先生是为了他的《散宜生诗》应否加注的问题，要听听我的意见，希望能当面畅谈，故于1983年2月6日给我信云：
请兄春节前后光降一下，作一畅谈。但不可于旧历除夕，因恐是日有起哄而来者，人多口杂，反不易谈清什么问题也。绍良兄能不来亦佳，去年（前年？）他空跑一趟，颇觉无趣，至今犹歉，但亦只好由兄通知他。
信末又有周颖大姐附笔云：
老聂的心意，是要您和绍良同志约着一起来，老聂和您们二人好说话。除夕那天来的人多，他不好和您俩说话。告诉绍良同志，我们有好酒等着他。
我接到他们这封信，当然就没有在1983年夏历除夕那天去聂家拜寿，并且以后历年夏历除夕都没有去过。
事虽细微，仍然希望贵刊能更正一下。
专此布达，顺颂
编祺。
二○○三年九月二日，舒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