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阎锡山等国民党军头，以为天下一统，可以一人治天下。然而他的伎俩不过是师承孙中山的“联甲倒乙”，只是在“分化收买”上青出于蓝而已。结果搞掉张三，来了李四，天下并没有一统。张学良既进关决定中原大战，解决阎、冯，华北与东北也就俱在东北军影响之下。蒋介石既利用陈济棠、陈铭枢弄走李济深，广东也就是两陈的天下。其他各地大小新旧军阀以及地方红军，亦莫不在内战中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是以蒋介石花了好大的力气、中国人生命财产受到好大的损失、国家元气受到好大的伤害，而他统一的天下，实际上仍然不过是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名为国府主席，事实上无异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凑巧的是，蒋介石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是在孙传芳督军衙门旧址上扩建而成的。
青年党史家沈云龙说，蒋介石打赢中原大战，扩大会议失败后，“大度宽容”地接纳了“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但为胡汉民所激烈反对，以是发生(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的汤山事件，引起另一党内重大政潮。”(氏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页二八二至二八三)但是蒋要召开国民会议，并非为了民主，更与“大度”无关。胡汉民反对亦非反民主，而是洞悉蒋介石的心术，知其于大胜之余，欲借约法召开国民大会，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独揽军政党大权。胡氏素主党治，以党领军，当年竭力支持蒋开编遣会议，目的即在于此，而今蒋大倡“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以军事强人一旦成为独裁之总统，党无疑将沦为独裁者之工具，实非心甘情愿。
《陈布雷回忆录》一九三一年条记道：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见关系(反对训政期约法及国民会议)，辞立法院院长职，屏居汤山，继迁入城内黄龙巷暂住，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余在京目睹其事，深为本党前途忧之。(页八十三)
胡汉民(字展堂)因政见关系辞职，何至于引起政潮，为党外讥刺？更令陈布雷忧虑国民党的前途？斯乃陈布雷讳而不隐的笔法，其实大有文章。
其实胡并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而是坚决反对在训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定约法以选举包揽党政军大权的总统，且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在法律程序上杯葛，坚不相让，因此触蒋之怒。而胡在党中声望之高，亦遭蒋氏之忌。中原大战胜利之前，蒋尚需胡的合作与支持；既胜之后，已到鸟尽弓藏的时候。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晚上，蒋介石在司令部邀胡汉民夜宴，结果是另一个鸿门宴，但是没有刘邦溜走的运气，而遭拘留。目击者之一邵元冲，留下当日的日记，记之颇详：
七时应介石邀全体中央委员晚餐之召，赴总司令部。八时顷，同人景集，展堂至，介石独令高秘长凌百、吴警厅长思豫招待之于别堂。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诸同人，中历陈展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累累十九页，由介石签名，且有亲添注之处，列座传阅一过，皆噤不作一言。介石并谓此函已与展堂阅过，并欲余往征展堂之意。展谓“中所列举，乃悉无故实，余二载以来以维持中枢，始终黾勉支持，若同人中犹有不满因而毁谤者，余亦唯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诬也”等语，余乃出。旋由介石与同人会餐，并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十时顷散。是夕，展堂止宿于总司令部介石宅中。(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一O至七一一)
所谓宿于总司令部，实即被拘留在司令部，不准回家。邵所记与胡自述(参阅《胡汉民自传续编》，载《近代史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若合符节。翌日，蒋介石在国府宣布已失去自由的胡汉民，辞去本兼各职，并嘱邵元冲与侍卫长王世和，将胡押送至汤山俱乐部幽居。邵虽是蒋的亲信，但于囚胡一事，一开始即不以为然，未必明告介石，至少露之于私下的日记，且时时“赴汤山访展堂”。三月八日，又由邵元冲偕同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与戴季陶，赴汤山把胡汉民接回城内双龙巷寓次软禁。三月二十日，首都警察厅厅长又杜绝双龙巷内之交通，不许汽车通过，而且警察每天要去察看胡氏一次。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邵元冲、张默君夫妇前往双龙巷看望胡氏，守卫者不许张默君登楼，只准邵元冲一人入内。到四月二十五日，连邵元冲都被挡驾，令他“意极烦闷”，然亦无可奈何。翌日，蒋介石还特别告邵，不要与胡往来，令邵忍不住借读《刘子政新序》，在日记中发牢骚，有谓：“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辨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知君之不可侮其臣。”(《邵元冲日记》，页七一一、七一四、七一七、七一八、七二六至七二七、七二九)胡汉民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师长辈，古之皇帝犹不侮其臣，而蒋侮胡至此，更何况胡为蒋抬了两年的轿子，难怪连邵元冲都有“世道衰熄”之叹!不过，邵元冲还是照做蒋的国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
胡汉民突然辞职，并未圆蒋之总统梦，反而“引起谣诼”，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执会，遂于三月八日通电“辟谣”，但欲盖弥彰，罩不住国民党大老胡汉民被囚禁的事实。汪精卫于三月十四日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一九○)四月三十日，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更与监察委员邓泽如、萧佛成、林森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电”，指“蒋氏猜忌为心，阴险成性，总理以其长军旅，畀以练兵之任，未及期年，总理逝世，迭乘时变，窃夺军权，浸而盘踞中枢，把持国柄，潜植羽翼，威胁老成。诸同志仰总理之遗志，急国家之危难，庆其才勇，降心相从。乃濒年以来，不知敛抑，肆虐愈深，为祸滋甚。”接着列举四大罪状，其一，蒋氏以孙中山的继任人自命，而以国民党为其私有，以至于“厚诬总理，蔑视党员”；其二，蒋氏让中共坐大，“士卒疲于奔命，贼焰至今为烈”；其三，蒋氏不守党纪，怂恿小人如陈果夫等，到处活动，“暴戾恣肆，压迫人民”；其四，蒋氏让亲戚宋子文，由一“穷措大”变成大富翁，“等于王侯”，主管财政“已逾六载，所发公债，已逾四万万余”，而“蒋氏既纵之为恶，凡有与之言者，充耳不闻”。是以“蒋中正违法叛党，逆迹昭著，谨胪列罪状，提请贵会严予处分，以张正谊，而肃纪纲事”。(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科编《为什么要弹劾蒋中正》)此后驻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所部于五月三日，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南京方面明知广东发难，由于胡汉民的自由问题，蒋初在压力下想要恢复胡之自由，但寻又变计。(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二九)五月十一日，广西李、白也率部通电响应。南京方面则由何应钦、何成漕等三十将领通电攻击粤方，又发生了洋洋洒洒的“电报战”!
粤方箭头针对蒋介石的独裁，非倒蒋不罢休。五月二十五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二十二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限其于四十八小时内引退。两天之后，广州各派通过由汪精卫起草的宣言，公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以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五月二十八日，非常会议组成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以汪为主席。同日蒋介石复电孙科，谓“受总理付托”，拒绝引退，又说什么“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于是宁粤分裂，国府又闹双包案。北平的扩大会议结束才半年左右，又出了一个广州非常会议，都是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旗号。事实上，蒋不仅独裁，而且蛮横，囚禁胡汉民就是明证。他这样做，固然导致国民党一再分裂，更不必说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对他自己也大大不利，自揭其短，成为众矢之的。
最有趣的是，当粤方国民党唱出对台戏之后，蒋介石竟想再请胡汉民出来主持党务，所以“防卫较弛”。(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三九)蒋之“随机应变”有如此!如果胡答允，蒋正好“釜底抽薪”，但是胡毕竟是比较有原则与操守的国民党人，尚不至于为了做官，可以马上忘记蒋氏的霸道与蛮横。
七月二十一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伐令，以剿共讨蒋为号召。九月初，两广部队又誓师北伐，分袭湘赣，九月六日，已占湖南郴州，十三日与蒋军顾祝同部战于衡阳，粤桂军乘胜入城。但不到五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帝侵占东北，国人悲愤至极，外侮临头，不好再打内战了，双方于是休兵。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一日回到南京，即请自日归国的陈铭枢赴粤谋和，即以下野为条件，“亦甚愿接受”。翌日，邵元冲受命去见胡汉民，促其出主中枢，但胡回答得妙极，说是“贤、不肖不能并存，进贤必退不肖”(《邵元冲日记》，页七七六)，要他胡汉民贤者出山，你蒋介石不肖，就得下台!誓不共存，颇有点志气。
在蒋授意下，陈铭枢由蔡元培、张继陪同，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香港，与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会谈。粤方提出三点：一、任陈铭枢掌京、沪卫戍事宜；二、由蒋发一电，对数年来政治措施引咎，并声明统一政府办法决定后，即行下野；三、由粤方通电取消粤中政府，来京开会协商统一政府事。(引自《邵元冲日记》，页七七八)三十日，宁方开中央政治会议后，讨论粤方三条件，蒋决定先发表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然后于十月五日电粤，谓“当此外交紧急”，“不可一日无政府”，希望粤方同志早日来沪，再谈其余两点。粤方认为有理，然而坚持最低限度应先释放胡汉民。陈铭枢等将此意见于十二日带回南京，胡汉民遂于十四日，由下关登车赴沪(见《邵元冲日记》，页七八四)，禁足七个半月之后，终于获得自由，然而遗恨绵绵不尽，对蒋绝不原谅，可见之于胡向吴鼎昌所说：“我在南京给他(指蒋)当了几年家，想不到他翻脸不认人，最后耍出这样的流氓手段!”(容斋《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页四○○至四○一)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见面，这三个孙中山手下的欢喜冤家想再度携手，据次日《大公报》的报道，汪蒋“互道别绪，握手言笑，甚为欢洽”，为蒋、汪合作铺了路，但蒋、胡是否能再度合作，胡、汪关系能否融洽，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蒋介石在粤方坚持以及抗日怒潮双重压力下，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五日辞职。宁粤两方遂于二十二日正式合流，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组织政府，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虽下野，仍与汪、胡同任中常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事前已有妥善布置，党政军中的实力犹在，特务组织仍在掌握之中。同时蒋竭力拉拢汪派，诸如要求陈公博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一期)等等。一年之前，蒋仍口口声声，声讨汪逆，而今竟以中兴大任相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然而蒋未必心口如一，只是为了政治现实所需，借政敌之影响，为东山再起之谋。在蒋氏心目中，显然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不过，奇异的是，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五年于兹，蒋介石联甲倒乙，翻云覆雨，结果依然是群雄割据、党国分裂的局面。统一徒成虚愿，蒋氏实际控制的范围，仍然跳不出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掌心，而内忧赤共、外患日帝，则尤远远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