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那伙新疆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找到旅社，首先洗澡。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然后——吃西餐！”
“对，吃西餐！”他们全都兴奋起来。这伙人，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去到新疆的，有北京人，有福州人，有江苏人。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象新疆人了：皮肤粗糙，性格豪放。从南京上车，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舞多么好看，小姑娘多么活泼。而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又是如何有趣：炸鱼，打猎。他们谈锋很健，说的十分有趣，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们来。
“小伙子，在上海呆多少时间哪？”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
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回过头笑了：“这次来，就不回去了。”
“调回来了？”
“调回来了。”
“老婆孩子呢？”
“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要有还能回来？”
“真有决心。”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陈信的肩，“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
“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他说。
“可除了故乡外，还有偌大个世界呢。”
陈信不说话，笑笑。
“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
陈信仍然是笑笑。他心不在焉的，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绣花似地织上庄稼的田野。一片黄，一片青，一片绿，河边边上，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土地的利用率真高，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的沃土的眼睛，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象是水洗过似的清新、秀丽。这就是江南，这就是上海的郊外。哦，上海！
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农村，他拉犁，拉耨，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没有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地究竟是什么。
十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面前，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他又不得不折服，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更何况，在这里有着他的家，他的家，妈妈、哥哥、弟弟、爸爸的亡灵……他噙着眼泪微笑了。为了归来，他什么都可以牺牲，都可以放弃。于是，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至于上学、工作这一段历史，不要了，抹去吧，只要争得几只公章……反正，他打了一仗，紧张而激烈，却是胜利了。
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
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
“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
“能对付，姆妈好吧？”
“还好，她在家里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说。
他还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于是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他不说，弟弟也不说了。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哥哥、嫂嫂、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哥搂住他的肩膀，弟弟勾住他的胳膊，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二叔叔坏，二叔叔坏，二叔叔出口转内销……”大家便一起笑。
“手续都齐了？”大哥问，“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
“我陪二哥去好了，我没事。”弟弟说。
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他回头看看弟弟，微笑着说：“好的，阿三陪我。”
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有啥哭头？”倒是嫂嫂有办法，把妈妈劝止了泪。
“吃饭，吃饭。”大家轻松了，互相招呼着。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装饰着壁灯、油画。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颜色也很别致。
“这叫什么颜色？”陈信问。
弟弟内行地回答：“咸菜色。现在很兴的。”
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爬上去，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
“生活得不错！”陈信兴奋地说。
大哥抱歉似地笑着，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好了，你总算回来了。”
嫂嫂端了菜进来，笑着说：“回来了，该找对象结婚了。”
“嗨，我这么把年纪，长得又丑，谁要我？”陈信说。
大家都笑了。
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肉丁花生，酱排骨，鲫鱼汤……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连囡囡也夹，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尤其是大哥，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他长得又高又细，小时候，外号叫“长豇谷”。功课虽则很好，室外反映却很慢。玩起来十分笨拙。跳长绳，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官兵捉强盗，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因此，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阿信就不答应了，他说：“哥哥要不来，我也不来。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干脆大家不来。”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大家一则怕他捣蛋，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的；二则，少了他这样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也确有点可惜，于是就妥协了。后来，哥哥眼睛近视了，配了副眼镜，样子更象老夫子，外号便叫作“书头”。不知因为什么，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长豇谷”更具有羞辱性。所以他一旦听人叫，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毛栗子”。慢慢地，人们便不敢叫了。再后来，到了“文化革命”，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同时面临分配。政策很明确，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两丁抽一。愁坏了妈妈，妈妈流着眼泪直说：“手心手背，唉，这手心手背……”陈信看不下去了，说：“我去插队。哥哥老实，出去要吃亏的。让哥哥留上海，我去！”他去了，哥哥送他。傻呼呼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敢看他。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却挤上前，抓住陈信的手，跟着火车跑。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他还跟着火车跑，跑……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感慨。可陈家兄弟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吃过饭，哥哥立即泡来了茶，嫂嫂去天井里的“违章建筑”为他整理床铺，弟弟到浴室帮他排队……当他酒足饭饱，洗了个热水澡，躺在“违章建筑”那张同弟弟合睡的大床上时，他感到舒适得象醉了。干净暧和的被子发出一种好闻的气息，床头写字台上开着台灯，橙色的灯光柔和地照亮着这间简陋的小屋，枕边有一迭期刊，不知是谁放的，反正家里人都知道陈信睡觉要靠小说催眠的，并且都记得。哦，家，这就是家。他，漂流十年终于到家了。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没有看书便合上眼睛，睡着了。黄昏时，他醒了一下，不知是谁进来把台灯关了，他在黑暗中睁了睁眼睛，心想：“我回来了。”然后又闭上眼睛，沉沉地、安心地睡去了。
一早就出门，去劳动局办了手续，弟弟陪他一起去。汽车站旁边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如今摆满了裁剪摊子和缝纫机。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的小伙子向他们迎来，说：“要裁衣服吗？”他们摇摇头，他便让开了。陈信好奇地回头看看他，见小伙子穿得衣帽整齐，上身瓦尔特服，下身喇叭裤，象是一个活的模特儿在招徐顾客。弟弟拉拉他：“车来了。这都是待业青年，上海这种人可多了。”陈信怔了一下，看看弟弟，弟弟已经挤进上车的人群里，拥在刚停靠的汽车门口，正回头叫他：“二哥，快来！”
“等下一部吧。”陈信望着满腾腾的车厢和站上拥挤的人，犹豫着说。
“越往后越挤，上吧！”弟弟的声音象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挤吧，力气他是有的。他扒开人，使劲往里钻，好容易抓住了车门的栏杆，踏上了踏板。他又抖擞了一下，重新振起，象纵深进军，终于在一片哇哇乱叫声中挤到了窗口座位旁边，抓住了扶把。然而他感到十分不舒服，怎么站都站不好，一会儿碰前边人的头，一会儿碰后边人的腰。左右前后都得不到个合适位置。周围的乘客纷纷埋怨起来：
“你这人怎么站的。”
“象排门板一样。”
“外地人挤车子真是笨！”
“谁是外地人？”弟弟挤了过来，他十分愤怒，眼看着要和人家吵起来了。陈信赶紧拉住他：“算了算了，挤成这样子还吵什么。”
弟弟轻声说：“二哥，你这样：朝这边侧着身子。哎，对了对了，左手拉把手，这样就好了，是吧？”
确实好了许多，陈信吁了一口气，总算找到了个安定的位置。虽然还是挤，胸口紧贴着一个背，背上又紧贴着一个胸脯。但究竟能站稳脚了。他扭头看看，见人们象是有个默契，全都向左侧着身子，一个紧挨一个。这种排列方法确实足以使车厢容纳量达到最大限度。他想起那个他曾生活过的偏僻小城，人们挤汽车都是拚着命横挤，一无科学的考虑，搞得拥挤不堪，紧张不堪，而实际上，汽车里的人却并不多。上海人是十分善于在狭小的空间内生活的。
“下一站西藏中路，下车的同志请准备。”扩音机里传出售票员的报站声，她用普通话和上海话各报了一遍。这些售票员姑娘的神情就象皇后一样，又高傲又冷淡，好在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客观上还是给予了乘客们一定的方便。他又想起那地方的汽车和售票员。汽车就象是从轰炸区开来的，满是灰尘和伤疤，常常不等关门便开跑了。售票员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也没有工作制度，不报站名，还经常把车门夹住乘客的后边衣服。到底是上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在这样的环境里，由不得也要认真起来。
下了车，弟弟带他穿过一条街，这街上是个热闹的自由市场，有菜、鱼、鸡、鸭；有羊毛衫、拖鞋、皮包、发夹；有生风炉炸油墩子的，卖小馄饨的；还有卖纸扎的灯笼，泥做的娃娃，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民间玩具。陈信忍不住笑了，他没想到，大上海也会有这样的“集”。这集市，同前面繁华的现代的南京路相映成趣。
弟弟说：“现在上海这种地方可多了，政府还鼓励待业青年自找出路呢！”
一提到待业青年，陈信的眉头不由皱了一下。他停了一会儿问道：“阿三，今年你怎么搞的？又没考上学校。”
弟弟低下了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读书好象很笨。”
“明年你还准备考吧？”
弟弟不说话，沉默了半天嗫嚅了一句：“大概也还考不上。”
“你这么没信心就行了吗？”陈信有点生气。
弟弟厚道地笑笑：“我读书怎么也读不进，我不是读书的料呀！”
“我和大哥想读书没有读，你有得读却不读。你是我们家唯一可以上大学的，却不争气。”
弟弟不响。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弟弟又笑笑，还是不响。这时，突然听身后有人叫：“陈信。”
回头一看，见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很白很好看的男孩子。她烫着长波浪，穿着很时新。陈信一时上想不起是谁了。
“不认识了？我就老成这样了吗？”
“哦，是你，袁小昕！真认不出了，但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漂亮了。”陈信笑了起来。
袁小昕也笑了：“真该死！一个集体户共事两年，居然会认不出来。我看你是忘本了。”
“不，我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不是第一批招工走的吗？现在还在淮北煤矿？”
“不，去年调回来了。”
“怎么回来的？”
“一言难尽。你呢？”
“我也调回来了，昨天刚到。”
“哦。”她的口气很平静，“张新虎、方芳也都调回来了。”
陈信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一个集体户回来了一大半，什么时候找个时间聚聚。唉，总算熬出头了。”
她没说话，只是淡淡一笑，眼角堆起了薄薄的一迭皱纹。
“舅舅，”忽然那孩子对着陈信发言了，“你头上有白头发，和外公一样的。”
陈信笑了，弯下腰握住孩子的手：“儿子？”他问袁小昕。
“是我妹妹的。”她脸红了，赶忙解释，“我还没结婚呢。要结了婚，哪能回来。”
“啊！”陈信不由有点吃惊，他知道袁小昕是同大哥一届的，有三十三、四岁了吧，“回来了，怎么还不抓紧解决？”
“怎么说呢，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陈信沉默了。
她抚摸着孩子毛茸茸的脑袋，轻声说：“有时候，我觉得为了回上海，付出的代价有点不合算了。”
“不要这么说，能回来终究是好的。”陈信安慰她。
“大阿姨，电影要迟到了。”孩子大声提醒道。
“噢，我们走了。”她抬起头对着陈信笑了，“对不起，扫了你的兴。你和我不一样，你是男的，又年轻，来日方长……会幸福的。”
陈信望着她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心情不由有点沉重。
“真是死蟹一只。”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是弟弟在说。
“什么死蟹一只？”他诧异地回头问。
“三十几岁还没有朋友，死蟹一只，僵掉了。”弟弟解释着。
“袁小昕并不是找不到，她是有想法的，你没听她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懂吧？”
不知弟弟是懂了还是没有懂，他不以为然地一笑：“反正是个老大难，三十几岁不结婚的男人哪儿有？要么是有缺陷或者条件极差的，要么就是条件极好，要求极高，这种人又是喜欢找年轻漂亮的。现在二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接上班了，多的是。”
陈信想说，还会有一种情况，是一直没寻找到爱情的。可又一想，这话和阿三说，他未必理解。这一批小青年和他他这一代似乎大大两样了。他斜眼瞅瞅弟弟：“你可真内行。”
弟弟自负地笑了，这小家伙，连哥哥话里的刺儿都听不出来。陈信又有点不过意，便和缓了口气说：“你现在每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
“也没什么事情，反正就是看看电视，听听半导体，困困觉。”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呢？”陈信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弟弟不响，一直走到劳动局大楼下，上了台阶，他才说：“我蛮想工作的。”
陈信站住了脚，弟弟走了几级台阶回过头来说：“走呀！”弟弟的眼睛是坦然而诚恳的，陈信却避开了他的眼睛。
上班了。妈妈的工厂很远，路上需要转三辆汽车，花一小时另二十分钟。厂里分配他开车床，这是他从来没接触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戏称自己是三十岁学生意的老学徒。其实，难的倒并不是车床技术，而是要习惯和适应新的生活、新的节奏。这里的节奏是快速的——下了第一辆汽车，必须跑步到第二个车站，正好赶上车到站；下了第二辆，又是跑步到第三个站……这一环扣着一环，脱掉一环也不行。要想抽支烟，或者思想开个小差，都是不允许的。三班倒的工作制也是他难以习惯的。一周夜班欠下的觉，下两个星期也还不掉，于是，他老感到睡不够。两个月下来，他的脸盘已瘦了一圈。不过，人家都说瘦了好，好看了。在外地的那种胖是虚胖、海胖，吃面粉发的，并非健康的象征。
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回上海了，他心满意足。然而，满足之余，有时他却又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象是少了什么。十年中，他那无穷无尽的思念，现在是没有了。这思念叫人好苦，吃不下，睡不着。这思念叫他认准了目标，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这思念是渗透了他，充满了他，如今没有了，倒真有点不习惯，常常感到茫然。不过，他认为自己是乐极生悲，回上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好建立新的生活吧！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生活，他尚未正式考虑。因为，一切仅只刚刚开始呢！
这天早班下班了，他拖着两条足足站了八小时的发麻的腿，洗了澡，换了衣服，走出厂门，到了汽车站，车站上简直是人山人海，人行道上站不下了，漫了大半条马路。起码有三辆汽车脱班，才会造成这种局势。他等了十分钟，汽车连影儿都不见，大家牢骚满腹，议论纷纷，估计是出了交通事故。他等得心里发烦，一赌气，转身离开了车站，走吧！走几站路，直接坐第二路汽车。上次，比他小一岁的李师傅曾经带他走过，左一穿，右一绕，可以省不少路呢。他凭着记忆向前走去，穿过一条弄堂，走上一条石子路面窄窄的小街。街两边满满地坐着人，有的在洗刷马桶，有的烧饭炒菜，有的织毛线缝衣服，有的看书做作业，有的下棋打乒乓，还有的在铺板上蒙头睡觉……把小小的街面挤得更窄了。他转头左右看看，两边的屋子象是鸽子笼，又象是口琴的格子。又小又矮，从窗口望进去，里面尽是床，床，大的、小的、双层的、折叠的。因此一切娱乐、一切工作、一切活动，不得不移到室外进行。要是上班的都下班了呢？要是下雨下雪呢？要是儿子大了要结婚呢？要是……原来在五彩缤纷的橱窗，令人目眩的广告，光彩夺目的时装和最新电影预告的后面，却还有这么窄的街，这么挤的屋，这么可怜的生活。看来，上海也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完美。
走了有半小时，才到汽车站。他挤上了车，现在他已经学会如何侧着身子，将自己一米八十的身躯安置在最有限的空间，再不会被人误以为是外地人了。当他回到家时，已经六点多钟了，又饿又累。原以为家里已有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在等他，岂不知连饭还没烧熟。原来妈妈下午去淮海路买东西，街上人多，店里人多，车上人更多，老太太如何挤得过人家，结果回来晚了。饭还是上长日班的嫂嫂回来烧上的。妈妈一边忙着洗菜切菜，一边埋怨弟弟：“这个阿三呀！什么事也不干，一天到晚就是听听半导体睡睡觉。你见我晚回来，帮我把肉丝切切也好呀！唉，这个阿三！”
陈信憋着一肚子火走进“违章建筑”，屋里黑洞洞的，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却听见半导体没有调准频道的嗡嗡声，似乎在讲话，又似乎在唱歌。他摸到床沿去，一下子绊在一条腿上，把他吓了一大跳。床上坐起一个人：“二哥，下班了啊？”
陈信打开台灯，忍不住发火道：“阿三，你日子过得太无聊了。成天在家没事，也帮妈妈干点家务嘛！”
“下午我去买了米，还拖了地板。”弟弟辩解道。
“买米拖地板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象你这么大，在农村拉犁子，割麦子。”
弟弟不响了。
“你也二十岁了，脑子里该考虑点问题，干点正事了。起来起来，一个人，怎么甘心生活得这么窝囊。你要振作起来，哪还象个年轻人哪！”
弟弟不声不响地走出了“违章建筑”。大哥也回来了，又冲着他说：“三三，你大了，该懂事了。哥哥嫂嫂在外工作了一天，回来总想好好休息，你应该帮帮忙啊！”
陈信在“违章建筑”里又接了上去：“如果你每天在温习功课考大学，我们一点不会责备你不于家务。相反，还会给你创造条件……”
弟弟仍然不响，妈妈过来打圆场了：“好了好了，也怪我，走以前没和阿三交代。饭马上就好了，先吃点饼干吧！阿三，去拷点醋。”等阿三走开，妈妈又对两个大儿子说：“我宁可阿三在家里窝着，也不愿他出去闯祸。这些没工作的孩子，象他这样，还算听话的，好的啦。”
七点半，饭菜终于烧好了。大家在妈妈睡觉的六平方小屋里围着饭桌吃饭。因为饭前阿三引起的不愉快，气氛有点沉闷，谁都不想说话。没有闲话下饭，食欲似乎也受了影响。大嫂也许为了使气氛活跃起来，挑开了话题：“我们局里成立了‘青少年之友’，其实就是婚姻介绍所呀。阿信要不要我去帮你领张表格？”
“我吃饱饭没事干了。”陈信勉强笑着说，“我不想结婚。”
“瞎讲！”妈妈说话了，“人怎么可以不结婚。我就不信象你这种相貌人品，会找不到老婆。”
“现在身高一米八十的最吃香了，小姑娘都喜欢高个子。”弟弟笑嘻嘻地说，已经把刚才受的责备全忘了，他是个没心眼的孩子。
“现在要找个对象也不容易。”嫂嫂说，“没有上千元办不了事。”
“儿子要结婚，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帮忙的。是吧，阿仿？”妈妈问大哥。
“哎哎。”大哥傻呼呼地应着。
“有了钱，要没有房子，还是一场空。”大嫂又说。
“实在没办法，我搬到弄堂里去睡，也要让儿子结婚的。是吧，阿仿？”
“对，对。”大哥应着。
嫂嫂笑嘻嘻地说：“姆妈说话算数啊！”
妈妈也笑着说：“姆妈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的？”
“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哪！”阿信放下了碗筷。虽然，妈妈和嫂嫂都是笑着，可骨子里却象是很认真的，又象是包含着什么心照不宣的意味，使人感到很不愉快。
他在哥哥房间里看了一会儿电视，便觉得很困，眼皮子尽打架。想到明天还是早班，便站起来，睡觉去了。走进“违章建筑”，却见阿三已经睡在床上了，在听相声，一个人“咯咯”笑着，十分快活，惬意。
“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他说。
“电视没看头。”等到相声在一阵掌声中结束了，弟弟才回答。
“这次相声曲艺节目，播送完了。”半导体里说。弟弟失望地关上了半导体收音机。
陈信照例看了几分钟小说，便关上了台灯。黑暗中突然响起弟弟的声音：
“二哥，要是爹爹还活着就好了。我顶替姆妈，你顶替爹爹，爹爹的工作好，是坐办公室的。”
陈信突然鼻子发酸了，他很想将弟弟搂在怀里，可结果却只是翻了个身，粗声说：“你应该说，考上学校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弟弟发出了轻轻的鼾声，陈信却一无睡意了。
妈妈退休，本来可以让弟弟顶替的，可就因为他……
他当即便打了长途电话回家，说：“弟弟在上海，总有办法可想。这却是我唯一的途径了。”妈妈那边一声不吭，于是他便反反复复地说：“妈妈，我十八岁出去，在外苦了十年。妈妈妈妈，我十八岁出去，苦了十年，十年哪！”妈妈那边仍是没有声音，但他知道，妈妈一定在哭，并且在心里直说：“手心手背，哦，这手心手背……”结果，弟弟让了他，是应该的。十年前，他也让了哥哥。弟弟也和他一样，并没有怨言，也没有牢骚，同他亲亲热热的。弟弟翻了一个身，一条腿又跨在了他的肚子上，他没有推开它。
唉，弟弟，真是不争气，要是他考上了学校，不就一切都解决，皆大欢喜了吗？可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大学，上中技的。说起来，弟弟本不是爸妈打算生养的，就因为提倡“光荣妈妈”，于是又有了他。他的出生曾给妈妈带来了光荣，而今却是烦恼。弟弟对自己的出生也很抱歉，同时又为没考上大学而抱歉，对谁都和和气气，谁说他都不回嘴。
他叹了一口气，上海，在上海也不容易。
今天晚上，妈妈厂里的一个老姐妹沈阿姨将要带个姑娘来给陈信过目。这是妈妈一手主持的，陈信就不好太执拗了。可心里实在觉得又无聊又别扭。哥哥说：“你现在应该着手建立生活了。”他听了倒是一震，新生活突然之间这么具体起来，他有点措手不及，难以接受。可他再想想，确也想不出来究竟还有什么更远大、更重要的新生活。也许，结婚，成家，抱儿子……这就是了。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又涌上心头。唉，十年里，对上海的思念虽然熬人，可却也有甜蜜，比如做梦，憧憬，梦游，神游。看来什么都是希望着的时候最好，就比如小时候总觉得星期六比星期天更好一些。
一家人却都很起劲，从下午起便开始准备了。决定在哥哥房间里进行，嫂嫂把房间扫了一遍，抹了一遍。哥哥去买了点心水果，并商量决定早早地把囡囡哄睡，免得他说出叫人难堪的话。这是有过教训的。有一次，他妈妈给人介绍对象，在家里碰头。平时大人说话也不避他，他似懂非懂，突然间，指着那一对男女问嫂嫂：“妈妈，他们两个是结婚？”搞得十分不好。
弟弟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建议妈妈晚上烧绿豆汤，又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拿出来让二哥穿。陈信发觉他的兴奋是由于极其无聊，生活中总算有了点新鲜内容，便开心得不得了，不免有点反感。于是也要求他到时候和囡囡一起在“违章建筑”里睡觉。弟弟百般哀求，无奈二哥的态度异常坚决，十分扫兴。尽管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但他还是帮助妈妈烧好了一大锅绿豆汤，动员二哥套上了他的喇叭裤。
七点半光景，她们来了。那姑娘一直害羞地躲在沈阿姨身后，进了屋便坐在角落的沙发上，拿起一本书看着。正好是个黑影地，她又埋着头，看不清模样。
“阿信这孩子不错，厂里老师傅很夸奖他。到底在外面吃过苦的，不象那些学堂刚出来的小青年骨头轻。”沈阿姨说。
“是啊，这孩子不容易，在外面苦了十年。”妈妈一面和沈阿姨聊天，眼睛却老瞟着角落里的姑娘。
“阿信，车床上的活儿做得惯吧？八小时站着，很吃力的噢？”沈阿姨又转向了陈信。
“还好。我不怕站，在农村什么活没干过！”陈信应付着，注意力却全在那个角落里。可惜看不清，只看得见一个轮廓，似乎是短短的卷发，宽宽的肩膀。
“阿仿，儿子呢？现在顽皮得不得了吧！”
“他睡觉了，还听话。”大哥心不在焉地回答。
“听话个什么！皮死了，我不要他了。”嫂嫂纠正道。
“这是讲讲的，人家想要还要不到呢。皮的小孩都聪明。”
“聪明倒是聪明……”嫂嫂转身向角落走去，“来，这儿坐，喝点绿豆汤呀！”
可有一个人“抢”在她前边走到角落里，说：“这么暗，看书太吃力吧！”说着便拉亮了落地灯。原来是弟弟，不知他什么时候混进来的。陈信真想揪着衣领把他拎出去，可心里也不得不感激他的灵活机动。
现在，姑娘便全都被灯光笼罩了。大家不约而同都停止了说话，向她看去，又不约而同地回过头，相互望望。大家脸上都有一种失望的表情。还是嫂嫂比较沉得住气，她怔了一会便说：“别看书了，喝点绿豆汤。”
姑娘扭扭捏捏地喝完一碗绿豆汤，用手绢擦擦嘴，便说要走了。大家也不留她，只客套了几句：“以后来玩啊！”“路上小心啊！”然后全家起立送她到门口便止了步，由沈阿姨一个人送出弄堂。这似乎已经成了一套仪式的，每个人都自觉地遵守着。陈信刚回上海，还不大懂。但弟弟负责地站在他身边，为他作着榜样。
妈妈瞅空问陈信：“阿信，你看怎么样？”
阿信不说话，却笑了起来。
“不行不行，颧骨高，要克男人的。”弟弟发言了。
“瞎三话四，又不问你。”
“形象是欠缺一点。”哥哥说。
“相貌是不好看，不知道人怎么样。”妈妈自己说。
交流只能暂时到此，沈阿姨回来了，笑着对陈信说：“人家说，看你的意思如何。小姑娘看样于蛮喜欢你的。”
陈信还是笑着，不回答。
沈阿姨似乎会意了一点什么，又说：“这姑娘人品很好，老实厚道，今年二十八岁。家里条件蛮好的，她爸爸妈妈说：不看男方的条件，只要人好，要是没房子，可以住我们家。他们有一间双亭子间……好了，你们再商量商量，最好早点给我回信。阿信，沈阿姨不会骗你的，你放心。沈阿姨从小看你长大，最知道你了。”
全家把沈阿姨送至弄堂口，才回来。
“阿信，你对她印象究竟怎么样？”哥哥问。
“不佳。”阿信直截了当地说道。
“形象究竟是次要的，可以接触接触嘛！”嫂嫂说。
“嗯，形象可重要。要不，大哥为什么要找你。”陈信和嫂嫂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笑了。
嫂嫂又笑又气，在他肩上捶了一下。
“阿信，我说你也可以接触接触，不能太以貌取人。”大哥说。
“靠介绍谈对象，外表当然很重要。否则，我凭什么去和她交往下去，谈什么恋爱呢？”陈信有他的道理。
“形象不要求太好，但总要走得出去。”阿三又参加意见了。
“姆妈，我看这姑娘还不错。”嫂嫂对妈妈说，“再说条件也好，有房子。上海的房子可是很要紧。”
陈信听见了，说：“我是找人，又不是找房子。”
“可这也是很重要的呀。我看那姑娘也没什么大难看，就是面孔稍微阔了一点，眼睛眉毛都过得去。”
阿信不耐烦了，“什么眼睛眉毛，反正我看见这个人，一点儿激情都没有。”
弟弟笑了起来，他还没听说过什么“激情”不“激情”呢！
“我也是为了你好，我看你将来能把‘激情’当饭吃。”嫂嫂说。
“对，对。”大哥附合。
妈妈开口了：“囡囡妈妈，这是阿信的事，还是让他自己作主。”
“就是，就是。”大哥又附合道。
“好了，到此为止吧。”陈信感到无聊极了，“妈妈，以后你再别操这个心了。我自己找。有本事找个好老婆，没本事活该打光棍。”说完，一头钻进“违章建筑”，睡觉去了。
睡梦中，有一双眼睛在对着他笑，这是一双黑黑的，弯弯的，象月牙儿似的眼睛。这眼睛分明在笑，笑得很甜，很温柔。他醒了，见那一尺见方的窗户外，一弯月牙正对着他。
哦，月牙儿般的眼睛，她在哪儿呢？她究竟是谁呢？在那里，每天早上，他去食堂吃饭回来，总是看见有一辆自行车从校园驶过，从后门向前门驶，老式笨重的平车上坐着小巧纤细的她。她总是回过头看他，那眼睛，那眼睛……他自信，如果他问她：“你上哪儿去？”她一定会告诉他。可是他一直没问，因此也就一直无从知道，她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他只知道，学校的后门到前门，是一条捷径，常常有人来来往往，可以省去一个很大的圈子，而直达目的地。目的地有很多。前门有医院、文化馆、文工团、机械厂；后门有百货大楼、体育场、纺织厂。她一百次，一千次从他身边过去，他放过了她，心底里明明喜欢她的，他看到她便感到愉快。他的注意力全在上海，上海这个目标上了。如今，终于回了上海，她却永远过去了，一去不回了。只在记忆中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倩影。当然，他决不后悔，在他心中的天平上，一个姑娘决不会比上海重。只是，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惆怅。
他又想起了他的学校，那是一个很宽阔的公园。可以说，上海还没有一所中学是这么大的。校园里有一条林荫道，一片小树林。他的房间门前有一眼井，夏天可以冰西瓜。他有一个班的学生，学生对他很忠实，常常把家里做的食物送给他。可他这次回来，为了避人耳目，生怕节外生枝，却是不告而别。唉，他想那个地方了。几个公章可以把这段历史不留痕迹地消灭。可是，既然是历史，就总要留下些什么，至少要给心灵留下一点回忆。
这天早上，哥哥忽然向妈妈提出，把户口分开，他说：“这，这么样，可，可以有两份，两份鸡蛋。按户头分配的东西，也都可以有，可以有两份了。”
妈妈没说话，抬起眼睛看着哥哥，哥哥却把脸避开了。
陈信觉得哥哥的想法挺不错，只是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吞吞吐吐、结结巴巴、似乎在说什么难于启齿的事。他在边上笑着说。“这倒挺不错，亏你们想得出。”
不想这句玩笑却叫哥哥红了脸，走了。而妈妈自始至终没有发言，眼睛却老盯着哥哥。
阿信走出门去上班，弟弟跟在他后面到了弄堂口。弟弟诡秘地压低声音说：“你晓得大哥为什么要分户。吗？”
“鸡蛋……”
“什么鸡蛋！”弟弟打断了他的话，“是为房子。”
“房子？”陈信困惑了，停下了脚步。
“房子。”弟弟肯定了一句，“一分户口，这间二十二平方的客堂就归他们了。这一定是嫂嫂的主意。”
“归他就归他了！”陈信重又挪动了脚步，“你这个小鬼，正事上不用心，这种事倒内行得不得了。唉。”
这一整天，陈信都有点心不在焉，常常有意无意地想起哥哥的话：“分户口。”他隐隐地感觉到这“分户口”后面是有一点什么含意的。继而，弟弟的话又响在耳畔：“房子。”他想起嫂嫂老是提起的结婚和房子的关系。这会不会确实有什么意味？他下意识地一挥手：“不会。”几乎说出声来，倒把自己吓了一跳，不觉又好笑起来。
下班，回到家，他便听见妈妈在和大哥说：“这户口不大好分。因为这房子有一半是阿信的。阿信在外苦了十年，要是他结婚，你们要让出半间，你说是吧？”
哥哥不响，妈妈又问了一遍：“是吧？”他才附和着：“是的，是的！”这时，嫂嫂端菜进来了，将菜碗放在桌子上。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碗底发出很响的一声：“砰！”
吃晚饭了，哥哥、嫂嫂的脸上象蒙了一层乌云。而妈妈却象是对他俩很抱歉似的，一个劲儿地往他们碗里夹菜。弟弟老是意味深长地向陈信递眼色，意思是：“你看，你看！”陈信厌恶地转过脸，低下头，谁也不看。饭桌上的气氛十分沉闷，幸好有个囡囡，在凳子上一会站起，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要这，一会儿要那，使空气活跃自然了一点。这会儿，他干脆丢了勺子，用手往碗里直接抓菜。奶奶做规矩了，捉住他的小手，摊开巴掌，在手心上打了三下。弟弟朝他做着幸灾乐祸的鬼脸：“好极了，哈哈！”囡囡高傲地说：“一点儿都不痛！”大家都笑了，可嫂嫂一把将囡囡从凳子上拖下来，嘴里训斥道：“你不要脸皮厚”，这么不识相。没把你赶出去是对你客气，不要当福气。”大家的笑容僵在脸上了，不知道该收回去，还是该放在那里。弟弟解嘲似地又轻轻说了一句：“好极！”
妈妈沉下了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嫂嫂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妈妈干脆把话挑明了，“你是在为房子生气。”
“我不为房子生气，有没有房子我无所谓。不过，我儿子长大了，没有房子是不会让他娶人家女儿回家的。”
“你不用讲这种话来气我，我做婆婆的虽然穷，可是我心里疼孩子。三个儿子我要一样看待，手心手背都是肉，阿信出去，有一半是为了阿仿。你们不要忘恩负义。”妈妈哭了。
“我们怎么忘恩负义？人家小姑娘结婚，谁不是一套家具，沙发落地灯。我结婚时，阿份有什么？我有过一句怨言吗？阿信在外地，逢年过节不都寄包裹寄钱。做媳妇做到了这种程度很可以了。”嫂嫂也哭了。
哥哥傻了眼，不知劝谁好。
弟弟不见了。真的出事，他就害怕，开溜，是个小草包。
“别哭了！”陈信烦躁地站了起来，“妈妈，我不要这房子，我不结婚。我们插队落户的，能有回上海的一天，就满足了。”
妈妈哭得更伤心了。嫂嫂看了他一眼，哭声低了下去。
晚上，大家都睡了，大哥抽着烟走进一违章建筑”，说：“你别生你大嫂气，她就是这么个脾气，心并不坏。当时我们结婚，我没有储蓄，只买了一只床。她并没抱怨。这几年，我们省吃俭用，买了家具，装修了房间，她心满意足，觉得苦了几年终于有了结果，自然要竭力保护。她心不坏，她也说，应该让给弟弟半间，只是舍不得，我慢慢劝她……”
“大哥，别说了。”他猝然说道，“我刚才不是说气话，我不要这半间，我发誓。你让她放心，只是不要分户口。妈妈要伤心的，老人家喜欢子孙团圆。”大哥哭了，抱住他肩膀。他也想抱住大哥的，可结果却一把推开他，钻进了被窝。在外十年，把他的感情也磨粗糙了。
可是，在上海，确实也不容易。
陈信过惯了独自一人省心的日子，如今感到真烦心。第二天是厂礼拜，他天不亮早饭没吃，谁也不告诉一声，便出了门。他想出去走走，找个开阔一点的地方。在空阔的北方过惯了，在上海总感到气闷。高不见顶的高楼挡住了风，密密的人群混浊了空气。去哪儿呢？去外滩吧。
他下了汽车，向前走去。马路对面是黄浦江。看不见江面，只看见大大小小停泊着的轮船。江岸上绿树、红花，老人在打太极拳，
小孩子奔来跑去，年轻人在散步，照相。生活有了这些，就变得愉快、美好起来。他心情稍稍轻松了一点。他穿过了马路，哦，黄浦江，这上海的象征。可它并不象记忆中和地图上那样是蓝色的。它是土黄色，并且散发出一股腥臭味儿。也许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只能远看，走近去一细看便要失望的。
他顺着江岸向前走去，前边是外滩公园，他买了门票进去了。一进去便是一个喷水池，水从假山顶上落下，落在池子里，激起一圈圈涟漪。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水不是这么直接落在水面上的，水珠子落在一把伞上。伞下是一个妈妈，搂着两个孩子，笑嘻嘻地挤在一起躲雨。他小时候第一次看见这座雕像时，是多么惊讶，多么喜欢。他看个没完没了，便赖着不肯走。现在想起来，雕像是在冥冥中引起了共鸣。他们，从来就是这么生活的。爹爹很早就死了，妈妈带着他们三个，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什么苦都吃过了。可就因为大家挤在一起，再怎么苦都是暖融融的。有一次刮龙卷风，四口人全挤在大床上，紧紧抱成一团。闪电，霹雳，呼啸的狂风，引得大家又害怕却又兴奋。弟弟夸张地尖叫着，妈妈笑着咒诅老天，陈信以保护人的身份坐在离电灯开关最近的地方，这个开关被刚懂一点电知识的哥哥视若虎豹。雷打得真吓人，可真开心。是的，暖融融的。这温暖，吸引着他，吸引着他归来。
水，落在空荡荡的水面上，激起一个个单调而空洞的水圈。
一滴水珠落在他撑在池边的手背上，他忽然意识到，这水珠是从自己脸颊上滚落的。他是怎么了？当年离开上海，妈妈哭得死去活来，他却一滴泪不流。今天……他感到一种莫大的失望，好象有一样最美好最珍重的东西突然之间破裂了。他扭头走出了公园。
商店开门了，营业员都在卸排门板，亮出了橱窗。橱窗里的商品令人目眩。街上走的人，更令人头晕，那似乎都是一些活着的、生动的模特儿。他走到一个橱窗跟前，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橱窗里是一些电动的装置：一个滑梯上，一个个大头胖娃娃鱼贯滑下，两个娃娃抱在一起荡秋千，后面几个红领巾少年在试飞机模型，一架架银色的飞机在蓝色的云幕上飞翔。
他站在跟前，走不动了。他感到心里忽然有什么被唤回了，是的，被唤回了。这是他的童年，他的少年，他离开上海时，心中留下的一片金色的记忆。这记忆在十年中被误认为是上海了。于是，他便拚命地争取回来。上海，是回来了，然而失去的，却仍是失去了。
路上的人越来越多，漫下了人行道。象是排队走路似的，想快也快不了。他想起早晨挤汽车的那种形势；想起饭店里站着等人，坐着被人等的情景；想起三角花园一条长凳上坐着三对伴侣；想起豫园假山上排队轮流照相……看来，人，不仅能创造奇迹，还能创造窘境。唉，他何必一定要挤进来呢，何必呢？
人和人，肩挨肩，脚跟脚，这么密集的在一个世界里，然而彼此又是陌路人，不认识，不了解，彼此高傲地藐视着。哦，他忽然想起弟弟前几日录来的一个歌，歌词只有反反复复的两句。“地上的人群就象天上的星星那样拥挤，天上的星星就象地上的人群那样疏远。”
那个地方却不是这样的，那里很清静，也许有些荒凉了，但走在街上，可以奔跑，可以信步，可以畅快地呼吸。因为城市小，人和人，今天不见明天见，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面熟的，相识的，一路走过去，几乎要不断地点头，招呼，倒别有一番亲切和温暖。看来，大有大的难处，小，却也有小的好处。
他身不由己地跟随着人流向前走，自己也不知道走向哪里。他很茫然，十年里那点渗透他心灵的、苦苦的而又是甜甜的思念，消失了。十年里那种充实感也随即消失了。他的目的地达到了，下一步，他该往哪儿走？人活着，总要有个目的地。完成西装革履、喇叭裤、录音机的装备，跟上时代新潮流？找对象、结婚、建立小家庭？……这些都可以开始了，是的，可以开始了，只是还需要很多努力，很多辛苦。并且，如果时装里包裹着一颗沉重而不愉快的心灵，究竟又有什么幸福？为了建立家庭而结婚，终身伴侣却不是个贴心人，岂不是给自己加了负荷。他不由又想起了月牙儿般的眼睛，唉，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生的目的地，总归应该是幸福，而不是苦恼。他忽然感到，自己追求的目的地，应该再扩大一点，是的，再扩大一点。
他郁闷的心情开朗了一点，好象沉重的乌云开了一条缝，一线朦朦胧胧的光透了进来。虽然是朦胧隐约的，但确实是光。
“阿信！”
他站住了，似乎有人叫他，嗯？
“阿信！”又是一声。他转脸一看，见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中间，无可奈何爬行着的一辆公共汽车窗户里，伸出大哥的半个身子，向他伸着手。他背后还有大嫂。他们脸上的表情很怪，似乎是十分惊慌恐惧。
他不知出了什么事，掉转身子追着汽车跑去。大哥一把抓住他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就象十年前，陈信坐在火车上，哥哥跟着火车跑的时候那神情一样。他心里一酸。大嫂也伸手抓住他：“阿信，你可别想不开！”她又哭了。
“你们想到哪儿去了？！”陈信笑了，眼泪却也滚了出来。
“回家吧！”哥哥说。
“好的，回家。”回家，家毕竟是家，就因为太贫困了，才会有这些不和。亲人，苦了你们了。他忽然感到羞愧，为自己把十年的艰辛当作王牌随时甩出去而感到羞愧。妈妈、哥哥、弟弟、嫂嫂，都有十年的艰辛。当然，人生中，还不仅是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的欢乐，真的，欢乐！比如，林荫道、小树林、甜水井，天真无邪的学生、月牙儿般的眼睛……可全被他忽略了。好在，还有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很长。该怎么过下去，真该好好想一想。
又一次列车即将出站，目的地在哪里？他只知道，那一定要是更远、更大的，也许跋涉的时间不止是一个十年，要两个、三个、甚至整整一辈子。也许永远得不到安定感。然而，他相信，只要到达，就不会惶惑，不会苦恼，不会惘然若失，而是真正找到了归宿。
（原载《上海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