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烟头燃透了外裤、棉毛裤、内裤，灼痛了他的胯。胡立川这才意识到，他把钱包扔进了痰盂，把燃着的烟头装进了裤兜——他看得一清二楚，可这事儿却不是他的眼睛告诉他的，而是他的胯。这就是说，刚才他的眼睛失职、走神了。
这时，他的眼睛才急急投向痰盂，奇怪，一眨眼的工夫，他的钱包不见了。
也就是说，他现在一文不名了。
这可真是要了他的命，谁也不能断定飞机什么时候才能起飞，哪怕再拖延一天，他连吃饭住店的钱也没了。
机票上明明写着十点起飞，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为什么不能按时起飞，胡立川到值班室问过。如果不问，可能还不会发生把钱包扔进痰盂，把烟头装进裤兜里的事。
十点到十二点之间，胡立川绕着候机室转了五个圈儿，仔细察看过一百几十张乘客的面孔，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猜测着这个人可能会有什么病，那个人可能会有什么病，这几乎成了胡立川的嗜好、胡立川的习惯、胡立川的消遣。要不，作为一个医生，在种种无奈的等待中怎么办？
胡立川认为，认真检查起来人人都有病。只不过不到要命的时候，谁也不会引起注意。就是死（除了被枪毙），也死得稀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而死。
一百几十张面孔相似得难以区分，各个似听非听，似看非看，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这种深入的麻木状况，即使恐怖分子扔颗炸弹，也不会有所改变。
一百几十张面孔，没有一张因飞机不按时起飞，显出过烦躁、焦急、疑惑、气愤，好像他们并不急着上这儿，或是上那儿。也许因为老是站着，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座位，于是就被这个座位粘住了、消磨了。除了这个座位，世界上既没有工农商学兵，也没有吃喝拉撒睡。
再看看人们随身携带的物品，也大致相同。同样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同样的蓝、白、红尼龙线编织的轻便包，同样的黄色人造革公文包，同样的网兜里装着G市的橘子和香蕉……橘子每斤比F市便宜五毛，香蕉每斤比F市便宜一块。
至关重要的是橘子每斤比F市便宜五毛，香蕉每斤比F市便宜一块。可是因为飞机不能按时起飞，香蕉和橘子正在无谓、无辜地腐烂。空气里弥漫着香蕉腐烂的甜苦味儿和橘子腐烂的酸苦味儿。可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五毛和一块的“便宜”正在变质，却因得到过这“便宜”而熨帖不已。
胡立川想，如果这一百几十个人生病，恐怕也只能生同一种病。想到这里，他全身的皮肤突然变硬。他担心，担心地球这时会咧开它的大嘴，把坐在这里的人，吞进他深不可测的肚子。
终于，在绕第六个圈儿的时候，碰上一张看得出点儿情绪的面孔，那是一张女人的面孔。“咱们应该去问问值班室，飞机为什么不按时起飞？”她对胡立川说。
除了对他，还能对谁？就像马对马，狮子对狮子，麋鹿对麋鹿说话那样，难道还用得着谁为他们互相介绍一下？正如天底下的狗或猫、或鸟儿、或老虎们对话的时候，是用不着译员的。
值班员回答说：“我不负责回答这样的问题。”
胡立川只好重新坐下，像坐在枯井里，四周是陡立的、无处可以抓挠的井壁。无处。
就在这个时候，他把钱包扔进了痰盂，把烟头装进了裤兜。
胡立川无论如何猜不出，是谁从痰盂里捞走了他的钱包。他又绕着候机室走了一圈儿，无法想象，这些似听非听、似看非看、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人群中，会有人看见痰盂里的钱包。
谁呢？实在看不出，也猜不出。像那古老的传说一样，青蛙、蜥蜴、石头、花草等等全可以幻化成人，在干尽人类无能为力的事情之后，又变回青蛙、蜥蜴、石头、花草。
二
问题变得又复杂，又简单。
问题之所以简单，是因为经过区、市各级医院的检查，丁小丽的处女膜，仍旧安然地长在它该长的地方。
这说明新婚之夜，她丈夫压根儿没把她怎么着。
如此这般，丁小丽又值钱了；
如此这般，丁小丽又从小淫妇，变成了节妇烈女；
如此这般，她丈夫又从法院撤回了离婚起诉；
如此这般，丁小丽的丈夫又爱丁小丽了：“我从来没有像爱你这样爱过别人。”他说。在中国小说、电影、电视里，也常常可以看到、听到这句话了，早先只能在外国小说、外国电影、外国电视里看到、听到这句话；
如此这般，他那玩意儿很可能是纸糊的，或者像音盲一样，分不出“多来米发索”……
如此这般，他那医学士的毕业证书，狗屁也证明不了；
如此这般……
她究竟是丁小丽，还是处女膜？
他想娶的究竟是丁小丽，还是丁小丽的处女膜？
他爱的是丁小丽，还是丁小丽的处女膜？
…………
丁小丽糊涂了。
天气很冷。在病房值班室打盹的丁小丽，把盖在身上的棉大衣往上拉了拉。棉大衣很重，从医院开张以来，二十多年也没拆洗过，光积攒在上面的灰尘，恐怕就有几斤重。
瞌睡懵懂之中，丁小丽觉得自己正在变大、变薄，变成一张很大很大的处女膜。薄得让风一吹，就呱嗒呱嗒地响。她想，应该拿把手术刀来，把它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卖给那些丈夫不中用的女人，保证一吹就破。干这个买卖还准能发财，离婚率也会有所下降，道德维持会也准会嘉奖那些买了这些小方块的女人，发给她们奖金或是奖状……可惜现在不时兴立贞节牌坊了。
嫂子来信说，爹现在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唱小曲儿，扣娘的脚心儿，还扒人家窗户，看人家两口子睡觉。
丁小丽不信，不愿意信。
丁大爷租的是个体联运公司丁大力的拖拉机，丁大力就是丁小丽的哥、丁大爷的儿。丁大力本打算给丁大爷打对折，但老婆不同意，说七五折已经是蚀了血本的价儿。
拖拉机一步一个响屁，往收购站去了。
一步一个响屁，排场极了。这样的收成，这样的棉花，哎，难道还不该放几个响屁，排场排场？
农民富起来了呀！
丁大爷陷在棉花垛里，盘算着刨去各项开销，净挣多少。丁大爷不会打算盘，除了票子上的字码，也不认识别的字，但是大大小小的账目，心里盘算得清清楚楚。在丁大爷看来，天底下最赏心的事，就是盘算自己赚了多少钱。照比这件事，入洞房都算不了什么。
有个汉子躺在半拉死了、半拉活着的老槐树下睡觉，老槐树就长在大路旁的坡地上。汉子大张着嘴，仰面朝天地睡着。屁股肥大的苍蝇，在他的嘴里爬进爬出，只有在他从嗓子眼儿里喷出一声鼾的时候，才懒懒地飞起，低低地绕个圈儿，重又落下。
拖拉机的响屁，震得地皮发颤，把睡着的汉子震醒了。他坐了起来，倚着老槐树发怔。蓝色涤卡的军便服敞开着，里面鲜红色的秋衣，直卷到胳肢窝下，袒露着没有一点肥膘的肚子和往外鼓着的肚脐眼儿。可他的眼神儿松着，浑身的肉也松着。
他用巴掌抹了一下脸，朝一步一哆嗦的拖拉机望去，咧嘴笑了——那家伙肚胀呢，一步一个响屁，它有病，病得不轻。
拖拉机一歪一扭地走远了，屁股后面，冒着一股股黑烟，乌贼一样。
汉子扭过头望着天，望着、望着，脑袋一垂，下巴抵着胸脯，又睡着了。
丁大爷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唱着小曲儿往家走。河北梆子《秦雪梅吊孝》。
痛快！要是解放前，能这么痛快吗？
他一把火把棉花烧了，谁能把他怎么着？丁大爷背着手儿，一面迈着他的小短腿儿，一面豪迈地晃着脑袋。
一等棉花。能有错吗？火苗蹿得多高啊，烤了他一身的汗，明明地晃着他的脸。
丁大爷舍不得住店，棉花垛里挺暖和。谁知突然下了场雨，可棉花一点没湿着，用塑料布罩着哪。丁大爷就是对自己的儿子闺女，也没有这么周到、仔细、耐心。就是秋天的雨，凉气往骨头里去，弄得丁大爷浑身骨头发紧。
他也舍不得下小馆，净啃干火烧。
等到第四天再去住店、下小馆……丁大爷盘算了一下，再挺挺就过去了。
比丁大爷后来的，都过完秤，走了。
丁大爷太机灵，他打听出来了，送两瓶二锅头，先过秤。送四瓶二锅头，三等花就是二等花，二等花就是一等花。
“送吧，送了就能早过秤，卖完了好回家。”在收购站卖棉花的人，听见丁大爷的筋骨，一伸胳膊或是一踹腿儿就嘎巴嘎巴响，便这么开导他。
“这是谁的章法？”
丁大爷太糊涂，他不该这么问。一问，人家就说了：“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就给称。”人家没说不给称，人家说有空就给称。
“呸——我求着你了。”
几天工夫，丁大爷不知就怎么攒了一股邪劲，他一把火把他那车棉花烧了，就在收购站里烧的。
县城里翻了天，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看烧棉花去哟！看烧棉花去哟——”
看热闹的势头有增无减，连城关外的人也陆陆续续往收购站跑。县武装部长嗓子都喊哑了：“让开！让开！水来了！水来了！”硬是连个缝儿也撬不开。人们像箍水桶似的箍着那堆火，而且越箍越紧。
县委里的秘书们，一替一换地摇着电话机，把放电话的桌子都摇塌了…
此时，丁大爷却已走在回家的小路上，管自地唱着小曲儿，比老娘们儿哭丧还尖峭，还花哨。
再不用为住不住小店、下不下小馆费心思了，不管怎么着，不管是谁，开小店的、开小馆的、过秤的，谁也别再想拿捏他，也别再想从他这儿捞到什么便宜。
他没吃亏，他的便宜没让外人占了去，丁大爷心里踏实了。
躺在老槐树下睡觉的汉子这时又醒了，还倚坐在老槐树下。可他的眼神儿、他浑身的肉却紧起来了。而且每隔半袋烟工夫，就仰脖子朝天“嗷——”的一声嚎，声音传出二里地去。那一嗓子，又敞亮又嘶哑，又鲜活又死气，又欢畅又凄怆，又暖和又苍凉……似有发泄不完的精力，又似耗尽最后的力气。
明年要大旱哪，丁大爷想。
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丁小丽要离婚了。
如此这般，她是被验过了。就像从屠宰场出来的生猪，经过检验后，往大白屁股上盖个蓝戳；
如此这般，她过了一堂又一堂，这个摸了那个摸。就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鲜桃，也经不住这么摸，这么摸下来，鲜桃也得变成烂桃。
直到现在，丁小丽都觉得她还叉开着两条腿，躺在妇科检查床上。不论谁走过，都得往里看上一眼。你让一个人看了，就得让其他九十九个人看。丁小丽不能不让人家看，因为这是判断这个问题最简便、最有说服力的办法。
如此这般，怀疑她的人就越来越多；
如此这般，她如何向父老乡亲交代？尤其是她爹，现在什么都不干，一天到晚唱小曲儿，扣娘的脚心儿，扒人家的窗户，看人家两口子睡觉。
…………
一个女人，这样轰轰烈烈一番后，能不提出离婚吗？如果不提出离婚，也太对不起自己的处女膜了。
三
这一架早就该打。
晚打不如早打，不打不如经常打。
有些精神分析医生主张排泄，你叫它排遣也可以。如果小木匠刚住进这个宿舍的时候，他们就打，而且一周打一次的话，他们的关系可能比现在友好得多。
有些精神分析医生主张压抑，如果他们刚住进这个宿舍就打，而且一周打一次的话，他们身上种种不利于正常生活、正常思维的迹象，可能就会愈演愈烈。
打架的理由很简单。
侯玉峰在手术台和观察室连续转了三十多个小时后，需要休息；或为了下一个手术，需要养精蓄锐；或是需要潜下心来，攻读一段文献……
而小木匠需要为哥们儿、姐们儿打家具，现在则是为自己打家具。家具店里，一套中看不中用的组合家具，已经卖到一千八百块，他虽比不上那些走街串巷的个体木匠，一个月怎么也能弄个五六百块。
要不是行政处哄着他，他早就干个体去了。不过，在这里干私活所用的工具、钉子、合页、三合板、木料、乳胶、清漆、涂料等等，全是公家的。这么想想，也合算。
长年累月，天天如此。
呲楞、呲楞，小木匠来回锯的是侯玉峰的骨头；
砰、砰、砰，小木匠的凿子，凿的是侯玉峰的脑壳；
刷啦、刷啦，小木匠的砂纸，打磨的是侯玉峰的神经，每根神经上都打磨出了毛刺；
嚓、嚓，小木匠的刨子，刨的是侯玉峰的肌肉……
“睡不着？那是你不困。”小木匠说。
为了调换宿舍，侯玉峰找了多少次支部书记，认真负责的支部书记，就给行政处打了多少次电话。
“怎么调？这种情况多着呢，我们了解得不比你少。”行政处说。
“把工作性质相近的同志，调到一个宿舍里去嘛。”支部书记说。
“那也会有今天你上夜班，他不上夜班；明天他上夜班，你不上夜班的问题。或者，这个不愿意从三楼调到二楼，那个又不愿意从南房调到北房；或者这个看那个不顺眼，那个又看这个不顺眼……”
实话，合情合理的实话。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没法解决。”
支部书记不相信天底下有解决不了的事，英明领袖不是说过“人定胜天”吗？何况医院里还有一个严密而完整的思想政治工作系统。
在各级领导轮番对小木匠做了思想政治工作后，小木匠说：“嘿——告到党委去了。老子不是党员，这辈子也不打算入党。甭给我来这个，没用！”
“什么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把他怎么了，啊？你们倒是说说。”
党的各级领导，面面相觑。是呀，小木匠到底把侯玉峰怎么着了？
“睡不着觉，吃安眠药呀。别以为我不懂，少拿这个唬我。让大家听听，睡不着觉算什么病？知识分子个个邪乎像小娘们儿。呸，他还压抑了我呢，让我活得不自在。”
睡不着觉确实不是病。但是，渐渐地，只要想起或提起“睡觉”问题，侯玉峰的两只眼睛，就会越来越邪乎地放出热而乱的光。
侯玉峰不明白，怎么想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非得住在这间房子不可，为什么他恨得想把这间房子咬成两瓣儿，可一到晚上，他又得乖乖地回到这间房子里去？
谁在后头用鞭子赶他了吗？没有。谁在前面拽他了吗？没有。或是里面有个如花似玉的小娘们儿在等他？没有。那为什么他那么恨它，而又不能离开它呢？
他设想过种种方案，以图逃离这间房子：
和隔壁的内科大夫结婚？她准愿意。因为“睡觉”问题，已经像瘟疫一样，在这栋单身宿舍——不，应该说这个拼盘，这盆杂烩菜——里蔓延。
这不但解决了他的苦恼，也解决了内科大夫的苦恼。
对了，把这个拼盘重新凑凑，小肚和小肚、松花蛋和松花蛋、熏鱼和熏鱼、酱鸭和酱鸭凑一块儿，别那么花插着摆。
可这么一来，行政处不得拿出更多的房子来？如果能拿出那么多房子，他也就不必结婚了，谁敢和内科大夫那样的女人结婚？
在省科协全体委员会议上，新当选的主席，因长期患有精神病不能到会，由其他同志代致答词：“同志们，感谢大家推选我为省科协主席。我自知各方面修养、学识、能力很差，今后一定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业务水平，为完成大家的委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内科大夫竟然在答词尚未致完时，便在台下大声提问：“既然长期因病不能到会，这篇答词，显然是事先写好的喽！请问，新当选的主席，怎么知道自己一定当选？既然患的是精神病，请问，又怎样写出这样一篇条理清晰的答词？……”
人们很快就忘了新当选的主席预先知道自己必然当选，以及虽然患有精神病，还能做出条理清晰的答词这等怪事；而内科大夫精神不够正常的传闻，却在医院内广为流传。
跟一个精神不够正常的女人结婚，不是自找倒霉又是什么？
再不就插根草棍，往闹市上一站，卖去。嘴里嚷嚷着：“哎！不管老的、少的、瞎的、瘸的、打嗝儿的、放屁的、说梦话的，也不分国籍、性别（包括同性恋在内），只要给间房子，咱们马上结婚！”
这个办法准行。现在很多有房子、工资高、学历高的女人嫁不出去，外国也一样。像他这样有学历、有技术，魁伟英俊的男人，如果不是急于跳出和小木匠同居一室的苦难，想要个女人，还不是由着性儿挑？！
这办法准不行。没等他把自己卖出去，有关部门就得把他拘留起来，给他定个扰乱治安罪。
事实上，侯玉峰怕结婚。怕奶瓶子、怕尿布、怕买菜、怕扛煤气罐、怕负责任……
其实侯玉峰又极其负责任。如果一个本是自由自在的好女人，终有一天变成他的妻子，从此就开始为买不到治疗小儿湿疹的特效药，或是酸奶里有大肠杆菌而发愁，为果脯上的肝炎病毒将影响孩子的健康而担忧，为孩子入托儿所走后门而殚精竭虑，为没钱请阿姨，下班后还得一面哄孩子一面洗衣做饭而累得死去活来……那，他还算什么男人！
如果社会不能在这方面给一个女人提供最低的便利和保障，他要是有起码的良心，就不应该把一个自由自在的女人，拖进这个苦海。
或者，干脆拿斧子把这栋楼劈了，或是放把火烧了。那样，他和小木匠不散伙也得散伙……这个方案后果严重，可又简单易行，因此它既可怕又有无穷的诱惑。
既然他能这么想，没准儿有一天就能这么做。谁能担保自己的理智永远清醒？疯子和常人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吗？就像洋地黄的治疗量和中毒量，相差无几。
…………
小木匠的刨子正好砸在侯玉峰的额头上，鲜血顿时淌了他一头一脸。
好痛快！好舒服！侯玉峰早就期待着“刺刀见红”的一天。不光搅得他心神不宁的骚动，就连他们家传了一辈又一辈的窝囊气，似乎也都随着这血流出来了。
他的高祖父，前清的一位举人；
他的祖父，一位中学校长；
他的父亲，一个机关里的小职员……
一朝又一朝，一代又一代，他们怎么拉屎、怎么放屁、怎么和女人睡觉、怎么说话、怎么走路、怎么笑、怎么当官儿、怎么上朝……无一不是想了又想，猜了又猜：别人会怎么说？别人会不会满意？结果会怎么样？……一辈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不过，他的高祖父、祖父，还能像阿Q一样，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理念中，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平衡。其实，他们不过是人家豢养的一只猫，或一只狗。没听见人家说吗？“养士、养士”，高兴的时候，摩挲摩挲你，不高兴的时候，就给你一脚，把你踹到一边去。“养”，从来就是一个表示依从关系的动词，但是人家到底还给你起了个让你可以接受的名字：“士”。明明拿你当狗，却不叫你狗。
变成“团结、教育、改造”后，干脆告诉你，你就是狗。是狗都长尾巴，狗长尾巴干什么使？不是摇尾乞怜就是夹进裆里。摇尾巴吧，狗！把尾巴夹起来吧，狗！
侯玉峰额头上的血，依旧汩汩地流着。他听见他的血在喊：杀人啦！杀人啦！他不怕，一点也不怕。他攥紧自己的拳头，向小木匠身上夯去。噗、噗、噗，像拳击运动员训练夯沙袋一样。不紧不慢，一拳是一拳。
这一拳，为了他的高祖父；
这一拳，为了他的祖父；
这一拳，为了他的父亲；
这一拳，为了他自己；
这一拳，为了千千万万只狗……
他释然了，他彻悟了。
那一夜，侯玉峰睡得特别香。
四
胡立川被弹出去了，他听见弹棉花的弓子在响。嗡嗡，嘣嘣。咔嚓一声，胡立川五体投地了。
有一瞬间，胡立川不知身处何处——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在这儿干什么？又怎么会躺在马路上？
一块巨石横在马路中心窃笑。刚才没有这块石头啊，绝没有，它一定是突然间冒出来的……这时，胡立川口袋里的呼叫器响了：“胡立川大夫，胡立川大夫，请速到病房！”
啊，对，他正往医院赶去。
常常，偶然就是必然。
恰巧他今天预感要出事，所以一直开着呼叫器；
恰巧呼叫器今天的功效很好，听上去很清晰；
恰巧胡立川有辆自行车；
恰巧自行车没有摔坏；
恰巧病人没有按照常规，送到太平间去……
“爹，还烧吗？”
“烧。”黄老头说。黄家有钱，人民币加外汇券。儿子月工资小一千，他每月还能挣三百。
除了官衔没有买到，凡中国有的，他们家差不多全买到了。
官衔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汽车、房子、电话加权力（利），再给三亲六故安插个好差事什么的。这些，只要有钱，全能办到。说到好差事，不就是吃香喝辣，或出洋遛遛？凭儿子的手艺，没准儿也能出洋。北京那几个大饭店的大厨，就都出过洋。
十块钱一张的票子，又点着了。票子藏在黄老头贴身大裤衩的口袋里，摸上去潮乎乎的，还带着他身上的汗酸味儿。这两天黄老头出汗太多，着急急的。
燃烧的钞票，在绿草地上伸缩着不长的火舌，钞票底下的几茎细草，疼得嘶嘶尖叫，迅速地蜷缩起它们的细茎。
黄老头却不心疼他的钱，弄套房子还送了个大彩电呢，一千八百多块钱，难道黄家的这条根，还不值那个大彩电？
火苗很小，只能照亮黄老头的手和他们父子二人朝下伏着的脸。
在火苗微弱的光亮里，黄老头手上的每条纹路，都像一张咧着的嘴，里面满含着黄老头修鞋时，从各种鞋子上飞扬起来，又被这些纹路吃进去的尘埃。黄老头的指甲又黄、又厚、又长、又硬，捏过千千万万只钉鞋用的铁钉。他一锤下去，钉子就像旗杆那样，端端正正地揳进或橡胶的，或布的，或牛皮的鞋掌里去。
补鞋也是艺术，跟作家写小说一样，凭的是感觉。感觉到位，基本上就差不离儿。比方下锤子时的分寸感，以及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上那两个又黄、又长、又硬的指甲的默契配合。
谁说指甲没有知觉？此时，黄老头的指甲触在一张张“大团结”上，有如拉着纤绳，一步一步往前挪。他是逆水行舟过险滩啊，那船上载着他的孙子呢。
黄老头脸上的神情凝重壮烈，不惜牺牲。因为光亮是从低处照射上来，他那平时慈祥的脸庞，此时便凹凸出一块块肌肉，而这一块块肌肉，又被血管里奔突呐喊着的血，拱得一涨一跳，一涨一跳。
他们身后，那一团光亮照不到的地方，是无际的、其重无比的夜空和那栋神秘的楼，人们叫做医院的地方。黄老头之所以觉得它神秘，是因为要死的人进去也许就活了，活的人进去也许就死了，像那神秘的佛龛，给人以未知。
楼里的灯，也如佛龛前的油灯，不明不暗地亮着，此刻黄家那棵独苗，就随着这盏油灯飘忽着。
“你过去看看。”黄老头吩咐儿子。
儿子便重又趴到病房的窗台上守着。
黄老头的两肘和两膝，在草地上拧来拧去。似乎这块地界让他那么不自在，怎么待着也不合适。他的嘴唇，飞快地翕动着，向各方的神灵、屈死的冤鬼，磕头许愿，一一打点。
“爹！”儿子惊呼道。
黄老头急忙翻身立起，扑向水泥窗台。他看到，刚才还忙得团团转的大夫、护士，此时都垂手而立，只剩下一个大夫，一下下按着孙子的小胸脯。
使劲呀！你倒是使劲呀！黄老头急得直扣自己的手心，恨不得自己冲上去按。
别！别！别太使劲儿！孙子疼哇！黄老头又想。
唉，不行啦，不行啦——黄家这条血脉，眼瞅就要断在这儿啦。他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吗？没有。就是陷害忠良的秦桧、严嵩，哪个也没断子绝孙啊。老天爷难道也看人下菜碟？早先谁给送子娘娘进贡，不给你个儿子，也给你个闺女，现而今，连神鬼都还了俗，吃也白吃，拿也白拿了。
天神地神，大鬼小鬼，或驾祥云，或乘白烟，明明都被他请来了，个个都念他一片诚心，一百张“大团结”全收走啦，他是亲眼看见的，那些票子的白灰，飘呀飘呀、旋呀旋呀，不一会儿全都没了影儿啊！
黄老头不忍、也不敢再看下去，便把脚跟落在了地上。他喘息不已，膝头发软，腿肚子转筋。只得把身体贴在水泥墙上，靠那堵不给人一点温暖和安慰的墙，支撑着自己。
“爹！”儿子又叫他了。
黄老头禁不住又用两只手，紧紧抠住窗沿，使劲儿踮起脚尖往里看。只见又进来一个人，此人又高又瘦，晃晃悠悠，在日光灯的照射下，他的面孔惨白里还透着黄。
又是一个“瓜菜代”，黄老头想。“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这些大夫、护士，怎么一个个还是没吃饱的样子？孙子的命交给这些人，难怪好不了，他们自己就没活气儿！
不过，这人是大夫，好大夫，黄老头知道。
医院里的大夫、护士，黄老头差不多都认识。他那补鞋的摊儿，已然在医院门口撑了二十多年。医院里的大夫、护士，一代又一代，全在他的摊上补鞋。他补的鞋真结实，从赚钱这头来说，这么干太傻，从黄老头的颜面来说，够“亮”。
好在人人都希望一双鞋能穿几辈子，不穿几辈子，至少也能穿一辈子。鞋跟歪了换鞋跟，前掌磨透了换前掌，鞋袢断了换鞋袢，鞋面儿裂了补鞋面儿……如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说十亿人人人穿皮鞋，哪怕有一半人穿皮鞋，补鞋这个行当，就会越来越兴旺。
一般情况下，脑缺氧三至五分钟即不可逆转，而这孩子心脏停跳已经十一分钟，瞳孔散大到边，毫无对光反射……显然可以送太平间了。
五岁……也许这样更好，对于这个世界，他知道的还不算多。
可胡立川又想，如果算是一次病理解剖呢，谁能担保今天不会再出现一个偶然？
“准备开胸包。”胡立川一面指挥护士往患儿身上洒碘酒，一面穿隔离衣，戴手套……
砰、砰、砰，黄老头使劲儿敲着窗棂，手骨节儿上的皮肉，在窗棂上磕破了也全然不觉。“大夫！大夫！我们全家祖宗八代全给您磕头啦……”
窗户如发生地震般地震响，外面是漆黑一团的夜，而黄老头和他儿子的脑袋，齐茬茬地平着窗台，像两颗搁在窗台上的人头。
胡立川觉得像是见了鬼，吩咐护士道：“把窗帘拉上。”
“爹，我眼花了吧？我怎么觉着，那大夫简直是……”儿子嗫嚅着，他不大相信自己的儿子已经脱离险境。他曾想，万一孩子不行，他决心再生一个。虽说他已经为生了两个孩子降了两级工资，还挨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不过他得了一个儿子，这才是最要紧的。
他本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只知道好好干活，好好过日子，此外绝无非分之想。要不，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入党？黄老头说，这就跟唱戏一样，生旦净末丑，什么角儿都得有，党里头也得有你这样真卖力气的人。
只是他入党的时候，党章上还没说不让生俩，现在添上没有，他也不清楚。党章来回变了好几个个儿，说变了，又好像没变，说没变，又好像变了……再者毛主席还说人多好办事，让大家多生呢。这些个谁也想不清楚的文件、条文、精神、理论……在一般人的脑子里，能不一勺儿烩吗？
自从降工资、受处分后，他的脑袋才清楚起来。那些“老帮菜”，哪个不是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地生，等他们生够了，那玩意儿不顶用了，到了他这儿，俩都不行了。
哪档子事不是如此？前头干够了，就该卡后头的了。
为这，他辞去了国营饭店里的差事，应聘进了合资经营的金龙大饭店，转眼间工资翻了两番，降的那两级工资，早捞回来了，至于党内警告处分……金龙大饭店，从来不过组织生活。
…………
就在这时，有个带色的，似乎是深绿、血红、黑灰混杂的影子，从儿子身后潜了过来。黄老头背上的汗毛，一刹间长了一尺多长，在背上拂来拂去。他那有些失聪的耳朵，此时却灵敏得像家里那只猫。连他的耳轮，也像那只猫一样，灵活地四下转动。他的身坯，顷刻间也变得像那只猫样的轻盈，随时准备跃离此地。
“喂”没有揪自己的头发，也没有撕自己的衣服，或是捶自己的胸、顿自己的足，或是让二锅头烧红自己的眼睛，或是咔嚓一声，劈下自己的脑袋……“喂”只是顺着墙根，疾步地来回遛着，就像一头受惊的牛或驴子，刚刚让人圈回圈里，蹭着圈上的栏杆来回绕圈儿。
“天爷啊！我是畜牲，我不是人，不是！”“喂”的肠子、腰子，“喂”的心、肝、肺说，在“喂”的躯壳里说。“喂”不说，不要说见白昼、见太阳、见人……“喂”连忏悔的脸都没有了。
院墙旁一丛矮树的树枝，猛地抽了一下他的脸。不疼。
“喂”的脸上，长着一层大大小小、没有知觉的赘疣，像一大捧熟了的葡萄。
接着吭哧一声，“喂”往地上一倒，像倒下一个装满粮食的口袋，然后从手掌、双肘、两膝，传来一阵像是爱抚的疼痛。
对“喂”来说，这杂草丛生的小树丛，像是一处港湾，从楼里扔出来的破瓶子、空罐头、烂纸片、塑料袋等等，在风中恣意飞舞倦了，就在这里停泊。“喂”也在这里仰面朝天地躺着，用那双像是把眼珠、眼白捣碎，又在里面搅和个乱七八糟的眼睛，凝视着夜空。今天没有月亮，他见不得太阳，便希冀着太阳的影子。
“我是个畜牲。”“喂”又想。
已经很多年了，他总觉得屁股上硌着一条毛茸茸的尾巴，不论他嗅树叶，或是铁棍，或是别的一些什么，总能嗅出一股蒜肠、猪头肉、二锅头的味道……他禁不住侧过头去，咬了一口青草，在嘴里嚼着，果然就嚼出一股蒜泥拌黄瓜的味儿。
当女儿第一次裸着和他一样高大、健壮的身坯，向他扑过来的时候，他不但以为老婆复活，还从女儿那裸露的肉体上，嗅出老婆身上特有的生殖气味。只有野兽、畜牲才会发出那样的气味，也只有野兽和畜牲，才能嗅出那种气味。和他老婆那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人人都得变成野兽、畜牲。
“喂”恐怖至极，凶狠地抽打了女儿一顿。可她什么也不明白，她痴、她呆、她傻，天爷啊！为什么不让她的肉体，也像她的脑子那样，变成一堆豆腐渣呢？那就成全她了，作孽的天爷啊，我操你妈啦！
女儿整天烦躁不安地吼叫着、笑着、扭着，像一头发情的母牛那样大张着鼻孔。那鼻孔扇忽着、嗅着，而终于在那个晚上，扑向了“喂”。
那时，他还不叫“喂”。
他肮脏得令人恐怖、作呕的一生，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缘由，只因那一脸如紫葡萄般的赘疣。
哪个女人会爱这张脸？会亲吻这张脸？会和这张脸同床共枕？她们一看见他，就贱声贱气地尖叫起来，而他的肉体，却情不自禁地渴望作践她们那卑贱而淫荡的肉体。
于是，她们越是贱声贱气地尖叫，他就越是用他的脸，撵得她们到处乱跑。
后来，他就捡到了这个没人要的疯女人。捡。
那时，她像球一样，从这个释放的劳改犯手里，传到那个小偷手里，又从那个小偷手里，传到那个流氓手里……对女人的渴望，并不因为他们是释放劳改犯、小偷、流氓，就像被剥夺的政治权利那样，干净利索地骟割。
同样，没有一点砟儿的女人，谁能跟那些男人混呢？可他觉得，她比那些贱声贱气的女人干净多了。
那时，她还不太疯。白天坐在门槛上，安安静静地望着往来的人等傻笑。再不就愣愣地瞅着地上的阴凉，一点点地跟着太阳挪窝。要是阴天下雨，不出太阳，她就靠着窗子，数那从屋檐上掉下来的雨滴，每次数到五，再从一开始。
只有到了晚上，才看出她的疯。不知那些释放的劳改犯、小偷、流氓，是如何把她调治成这样的。
当她在黑夜中，赤身裸体，披头散发，无时无晌地厮缠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觉得她不是人，而是靠吮吸男人阳气以还阳的女鬼。
每到天亮，他都面色如土，像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他盘腿坐在床上，久久地审视着还在沉睡的她。那是一张纵欲的脸，嘴唇、眼下的肉囊、鼻翼两侧，全都肿胀发亮；疏朗的眉毛，一根根怕冷似的立着；眼睛四周，漾着一圈黑晕；皮肤干裂，没有光泽，长满了红色的斑点……看着看着，他明白了，她是让那些不是人的男人调理坏啦，她就是这么疯的，她就疯在这个上头。完了，人一走上这条道儿，就没有回头的路了。
后来她怀孕了。他这个拉排子车的，怎么懂得优生学，怎么懂得疯子是不应该生小孩的？
生完孩子，她又回到那窝人里去啦。像一只不着家，也不需要家的野猫，怎么打也不行……突然，她死了，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就像谁也不知道那些野猫是怎么死的。
…………
“喂”说不清是可怜女儿，还是可怜自己，或是禁不住煎熬，终于接受了女儿扑过来的肉体，和他年轻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一样，没有一个男人会娶他的女儿，会和女儿同床共枕。
…………
“喂”弄不清，女儿怀里抱的婴儿究竟是他的女儿，还是他的外孙女。
“这是我和我爸爸的孩子。”女儿抱着那个婴儿，笑嘻嘻地逢人便说。傻子是不懂得羞耻的，这是傻子的福气。
“喂”想，他们都疯了，他们全家。畜牲，他们是一窝畜牲。
可是这么大的丑闻，好像怎么也传不到党委书记的耳朵里，医院里的人，似乎也不知道这回事。只是人们从不和他讲话，病房里来送尸体的人，或是财务科发工资的人，都叫他“喂”。
现在很难找到一个看太平间的，这活儿工资又低，又晦气。
“喂”不怕尸体，因为他们不看他那长满赘疣的脸，他们不会看了，就是他们想看也看不成了。他们也不叫他“喂”。
那些尸体，比大街上不知道他那故事的人还可亲。想到有一天，他也会躺在太平间，什么都不知道了，“喂”满意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这是他唯一的盼头了。想到这里，“喂”的血凉下一点，他的血，也不再像刚才那样汩汩地冒泡，哗啦哗啦响得那么厉害。
太平间是他的天堂。
总有半夜两点了吧？他该回太平间去了，该死的人，多半在这个时候上路。“喂”站起来，摇摇晃晃向大楼走去，猛然间瞧见一楼窗下，有两个影子，便转身走向另一条道儿，不料一脚踩碎了一个玻璃瓶子。
黄老头紧绷的神经，和这踩碎的玻璃瓶子一块儿断裂了。他揪着儿子，撒腿就跑。
楼上，几扇窗户乒乒乓乓地响了起来，有人惊诧地问：“出了什么事？”
五
某年某月某日。
风从破裂的玻璃窗吹了进来，很快就吹凉了冒热气儿的粥。大家坐在“磨剪子嘞——戗菜刀——”式的条凳上，尽快地吸着粥里的热气。
只有侯玉峰，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不吃不喝，一边用不锈钢勺子敲着搪瓷碗的碗沿儿，一边唱。声音还挺大，全饭厅的人一边喝粥，一边听他唱，一边乐。
他唱的好像是林彪语录歌。
曾经的林彪多走红啊，连他放个屁，大家都说跟毛主席放得一模一样，更别说他的语录歌了。恐怕当今最流行的歌曲，都未必像林彪语录歌那样人人会唱，或是说人人都得唱，除非你不怕被枪毙。
以致我像是得了魔怔，直到现在，一听这个曲子，不由自主地就想跟着唱：
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不但战士要学，
干部也要学。
老三篇，
最容易读，
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要把老三篇，
作为座右铭来学。
哪一级，
都要学。
学了就要用，
搞好思想革命化，
搞好思想革命化。
我吓了一跳，是不是我也跟着侯玉峰唱起来了？
还好，这不过是我的幻觉。
侯玉峰怎么想起唱这个歌？不，仔细听听，他不过是套用林彪语录歌的曲子，填的却是新词儿：
老三样（馒头、咸菜、粥），
不但早上要吃，
晚上也要吃。
老三样，
真难吃，
吃上一年就不容易了。
要把老三样，
当做党的考验。
哪一样，
都要吃，
吃了去干活。
搞好四个现代化，
搞好四个现代化。
起先人们还神神秘秘地朝他头上的绷带指指画画，后来见他只管自得其乐地唱，便肆无忌惮地议论起他近来种种异常的表现。
某年某月某日。
将近中午的时候，急诊室来了一个颅脑外伤病人，陈主任决定送手术室急救。我跑到电梯那里，按了几次电钮，电梯就是不停。只在二、三层病房和地下室之间来回穿梭。
仅仅几分钟时间，病人的四肢已经发凉，我按了按他的股动脉，股动脉也摸不着了！要不是他身上吊着瓶子、插着管子，我真恨不得连人带床把他背到手术室。
我的眼睛，巴巴地跟着电梯上的号码一明一灭，一绿一黑。瞧，它又在地下室那层绿住不动了，我急得忍不住奔向地下室，截住了电梯。
“电梯为什么不在一楼停？”
“没看见这是送午饭的时间？”开电梯的人说。
电梯里挤着几个交接班的护士和一辆往病房送饭的推车。
“一楼有个急诊病人，需要马上送四楼手术室。”
“马上？好，等我送完午饭。”
“这怎么行？”
“您不是说马上吗？‘马上’，那就是说，再等三个月也不迟。”
他说的没错，那个专供运送病人的电梯坏了，院方老是说马上修、马上修，现在三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
“这个电梯，上上下下送的是药品、器械、饭车、活蹦乱跳的活人，您那位急诊病人要是传染病，又死在电梯里怎么办？”
颅脑外伤当然不是传染病，可是在等电梯的时候，患者死了。
晚上，我填完死亡报告单回家的时候，又看见那坏了三个月也没修的电梯，我走上前去，抬起脚，照准它那豆青色的大脸猛踢。一直踢到我的皮鞋张了大嘴，脚趾骨骨折。但我痛快之极，很久很久，我都没有这么痛快过了。
某年某月某日。
四床患者进食的时候，食物经常进入气管。
经查，该患者五天前抢救时，曾插入呼吸器管。是由于机械损伤，造成右边声带麻痹，进食时会厌处闭合不好所致。
对该日值班护士进行了批评，护士云，病房照明极为不佳，无法确见口腔深部情况。
某年某月某日。
药房不但不能供应各种浓度的冲洗液，还限制了病房的用量，但是患者的病情并不接受这个限制。只好派护士向各病房借生理盐水，再根据需要的浓度自己配制。
据护士反映说，各病房也已告罄。借来的生理盐水，充其量也只能满足今天的用量，患者创面感染，急需冲洗，明天怎么办？
某年某月某日。
开晚饭时，十七床患者大发雷霆，因为伙食太贵，一块八毛钱的清蒸鸡，只给了他一个鸡腿。我真羡慕那些可以随便发脾气的人。
各行各业都可以消极怠工、撂耙子，大夫、护士却不行。人家把一条命都交给你了，你不负责任行吗？
某年某月某日。
二病房的主治大夫，昨天被患者家属揍了一顿。该患者为风湿性心脏病后期，医治无效，因心力衰竭而亡。
我对这个女大夫的情况不太了解，此人总是面带倦容，嗓子沙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经常买丙菜。
一个女人，让人毒打一顿，想来够受。今天在电梯上见到她，鼻青脸肿，一瘸一拐。我不由得向她点点头，以示同情。
她却直眉瞪眼地走了过去，好像没看见我。
某年某月某日。
刚过七点，化验室打电话通知：需要检查的项目，须在晚九点之前提交。
但愿今天晚上，各床平安无事。
谁知半夜十二点后，有一患儿心率每分钟一百七十次，急需检查血液中钾离子含量，以便采取急救措施。
十二点二十分送去血样，一点尚未报出。这项化验，一般二十分钟即可报出。
打电话给化验室：“同志，我们是急诊。”
答：“查钾还有急查的？”
再催。
答：“机器还没烧热。”他要说机器还没烧热，那就是还没烧热。
三催。
答：“我们比不了外国，人家的‘多功能血液测试’只需几分钟就可以查出血气，血象，血内钾、钠、氯离子的含量。您要想快，把血样送到美国查去吧。”
我真想跪下给他们磕头啊。
两点二十，化验结果才出来，但患儿的病情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赶快联系床旁拍照，可四处找不到放射科的值班人。
某年某月某日。
陈主任吩咐我做明年科研项目经费的申请规划，并如此这般点拨一番。
“好，我明白了，那就先做两年。”
“不行，项目经费你得多写一些，不要科研题目做到一半没钱了又来找我。”
“一做就做五年，恐怕不太合适，科研、科研，攻的是尖端，哪怕两年这个题目就得过时。”
“那就年年做。”
“到时候完不成，人家查起来怎么说？”
“从来就没人查过，就是查起来，那些人也不懂。对了，你还得把所需各种设备价格的涨幅和外汇比价的变化写进去，有些设备，不是还得从国外进口嘛。”
“……？”
“这个规划报上去，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批下来，现在买五个试管的钱，等到他们批下来，也许只能买两个试管了。”
“各种设备的涨幅和外汇比价的变化，如何估价才算合适呢？”
“胡立川大夫，难道连这个也要我教你吗？”陈主任笑道。
某年某月某日。
陈主任明天去英国交流访问。
他塞给我一张名片，特别指了指上面的头衔，赫赫然地印着“教授”二字。以他的学历、资历、能力来说，当之无愧，虽然晚了十年，今日终能“物尽其用”，也还算得可喜可贺。
“恭喜，恭喜！”
“你想到哪儿去了？这个头衔是医院借给我的，我不想借都不行。说是出国交流，要讲究学术地位对等，回国以后，还得交还医院。”
“这……”
他诡秘地笑笑：“人事处又让我带一个研究生。”
按规定，只有教授才可以带研究生，主任医师是没有资格带研究生的，可是陈主任年年都有带研究生的任务。
“谁？”
“丁小丽的丈夫。不过这回让我坚决顶回去了。”
“为什么？”
“如果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医学士，连自己把老婆的处女膜弄破了还是没弄破都搞不清楚，结婚第二天就去法院诬告自己老婆不贞、闹离婚，这种人还配当什么研究生！”
某年某月某日。
今天门诊值班。
有个就诊病人，戴着一顶“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帽子，没等叫号就进了诊室。我对他说：“同志，请您按次序就诊。”
“你认识不认识某某某？”
我想了想，说：“好像在电视上看到过。”
“我就是他的司机。”
“那……那就连电视上也没见过了。”
“你是说，你不信？”
“不，不。我是说，我想，这个，这个……”
“你想？你想什么？你竟敢不信，你就这样对待国家领导人吗？”
“你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你知道不知道，耽误了我的时间，就是耽误了国家领导人的时间；耽误了国家领导人的时间，就是耽误了党和国家大事；耽误了党和国家大事，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考虑过没有？你负得了责任吗？你负不了责任就得先给我看病，你不先给我看病，我就去找你们的领导，到时候你还得先给我看。别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鸡毛当令箭，现在就让你瞧瞧，是谁说了算！”
这些话他是不慌不忙，笑眯眯一口气说完的。他的气儿真长，也就是说他的肺活量很大。而且修养良好，自始至终没有发过脾气。
不知党委书记怎么就来了，说：“胡立川同志，特殊情况，照顾一下吧。”
某年某月某日。
病房新收进一位鸡眼癌患者，是某对外贸易公司总经理。由该公司二十一位副经理，十九位人事处正副处长，十八位财务正副处长，十三位行政正副处长，以及下属各公司负责人、秘书、司机、夫人、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等百余人送至病房。
因病房廊道狭窄，由医院党委书记及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打头，成二路纵队前行。我在三楼电梯处殿后，等着给患者做住院后的第一步检查。
排在我前头的是外科党支部书记和该公司财务处第十七位副处长。
财务处第十七位副处长问道：“鸡眼癌通过手术，可以得到根治吗？”
“呃……这个，要看手术和手术后的护理情况而定。当然喽，像总经理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当然可以特殊对待……不过医院因为缺少外汇，设备、器械、药物方面稍嫌落后。为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已经进口了一台激光手术设备，尚缺二十五万元不能提货，贵公司若能慷慨解囊，那就是造福本市居民哪……”
“这个嘛，我想问题不大。我可以向总经理汇报一下，造福于民嘛，应该的，应该的。”
“我们可以请院长亲自主刀，院长的医术，即便从全国来说，也是首屈一指。不要说鸡眼癌，通过这次手术，我们还可以摘除他身上一切可能发生癌变的组织。”
？！
某年某月某日。
余大夫也要去护校兼课了，今天拿来一份申请报告让我签字。
报告左边，写着支出项目。下列房租、水电、煤气、车费、衣帽鞋袜、主副食、子女学杂费、家庭维修费、走后门费等等开支。右边写着收入项目。一项，七十五元。
这叫什么申请报告？！
“我不能同意。”病房里六七十张病床，总共三个住院大夫，两个出去开辟第二职业，怎么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同，没有什么“八小时以外”。有那“八小时以外”，也该更新一下自己的知识结构，哪怕是查一查，有没有比青霉素更好的抗生素新药。
“主任们已经同意了。”
“我要找他们说理去。”
“我这张表平衡不了你管不管？你有本事、有工夫找主任，怎么不找财政部长给我提两级？”他把报告撕得粉碎，往我脸上一扔，便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癫痫！
某年某月某日。
今天发工资，除九十八块工资外，还有二十天夜班费，每晚一元，共二十元整。
喜甚。
下班后即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渴望已久的《医用英汉大词典》。
从书店出来，即去找某某中学之校长。该校一位数学教师，经我院检查确实患有红斑狼疮，因合同医院检查手段落后，未能确诊。患者自费来我院就诊，花费很大，非患者经济能力所能承担。据称，校方因该患者“看上去红光满面，身强力壮”不予报销这笔医疗费，患者之妻不得不去卖血还债。
经与校长说明情况，并出示各项检查报告，校长终于同意与合同医院联系，考虑给予报销，并转入我院治疗。
喜甚。
某年某月某日。
医院通知各科室进行年终评奖。
陈主任布置：“全科护士共九人，每人可平均一个奖。计：先进工作者、计划生育模范、五好家庭、模范党员、模范团员、工会活动积极分子、‘五讲四美三热爱’积极分子、‘二创’积极分子、优秀演讲团团员各一……医生就不参加评比了，至于全勤奖，把她们全报上去算了。”
“其他各项我没有意见，就是全勤奖恐怕不能报，她们都请过病假。”
“请病假还不是因为加班加点累的？你把她们加班加点的时间累计一下，哪个不超过她们请病假的时间？医院给人家钱了吗？这么来回一挪，不就全勤了吗？全勤奖有二十大块人民币哪。”想不到陈主任还有数学天才。
下午，陈主任又让我去医科院听学术报告，我说：“病房的年终总结还没做完，上头也等着要呢。”
“把去年的年终总结拿出来抄抄不就得了。”
“去年就是抄前年的，前年是抄大前年的，大前年是抄大大前年的……今年还抄？”
“抄。当然抄。”
“要是上头发现咱们抄来抄去怎么办？”
“哎哟哟，你当他们真看哪？！”
英明、伟大的陈主任，我越来越崇拜他，热爱他！
某年某月某日。
护士长值夜班时昏倒了，当时，她正在给外贸公司总经理抠屎蛋儿。那屎蛋掉在搪瓷盆里，当当直响。不臭，一点也不臭，像存放已久的人参归脾丸。
给护士长量了量血压，高压六十到七十，低压四十到五十，翻开她的眼皮看看，内眼睑煞白。没别的，贫血！
月工资五十多块，还有一个患肝炎需要“特供”的儿子，一个月二十多个夜班，不贫血反倒怪了。
科里的护士全贫血。不贫血的护士早就调到办公、打字、化验等等“室”去了，人家有门子。或是应聘到各大饭店当招待员。哪个护士不会几句英语，还应付不了那个面试？听说去年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第一志愿报考护校的，全市只有一名。谁愿意干这个差事，又苦又累，工资、社会地位又低。
让人把护士长搀到值班室休息，又给她输了五百毫升葡萄糖，她全身的血管，立刻叭叽叭叽地响了起来，它们肯定有好一阵子没吃过这么高级的食品了。
输完液后，她又来到病床前。
“患者今天情况危重，疏忽不得。”她说。
到了早晨，患者病情刚刚稳定下来，家属就要求探视，被护士长拦住了。
“你是什么东西？你不就是个端屎端尿的，你有什么权力不让我探视？”总经理的儿子说。
“病人刚刚睡着，这样会影响你父亲的健康，甚至生命。再说，现在也不是探视时间。”我说。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这个病房的主治大夫。”
“她是什么东西，不让家属探视？”
“你这样说话就不文明了。我来答复你我们是‘什么东西’。她是护士，我是大夫，你父亲正在她和我的伺候下，逐渐恢复着健康。”
护士长使劲拽我的衣角：“别说了，别说了。得罪人家可不得了，咱们医院还等着人家资助的二十五万块钱呢！”
某年某月某日。
有朋友从国际学术年会上，寄来一份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便拿到图书室去影印。
图书室那位女管理就是不给印。“没人，我忙不过来。”她说。
“你们不是增加到六个人了，怎么还说没人？”
“三个上电大、两个上夜大挣文凭去了，挣了文凭好提级、长工资。”
有了文凭就能长工资？医科大学我念了八年，还到美国进修了两年，又怎么样了？
“如此说来，新增的五个人形同虚设。”
“现在有门子的人，谁不找个闲差？这才能省下时间奔别的。干活的是另一帮人，像咱们图书室，干活的还是我这个老太太。”
她明明只有四十多岁，怎么谈到“老”？
我正在琢磨她为什么说自己是老太太，只见无数人形、无数只手，把自己脸上的皱纹抠下来，贴到她的脑门儿上去；又把她的黑发拔下来，栽到自己的脑袋上；用自己那一颗颗蚀了一半、又黑又黄的牙，换走了她那又白又短、方方正正的牙；用他们那弯得像壶把儿似的脊梁骨，换走了她笔直的脊梁骨……一眨眼工夫，她就老了，老得那么快。之后，那无数的人形和无数只手，也就渐渐隐去……
我怎忍心再烦劳她呢？“我自己印吧，弄坏了机器我赔，行不行？”这种复印机我在美国旧金山医疗中心进修时使用过，他们每个科室都有一台。
“你赔？你赔得起吗？把你卖了也赔不起。”
这时我确实觉得有个钩子，钩住了我腰上的皮带，我的双脚渐渐悬空，恍惚间听见有人说：“把秤打高一点，把秤打高一点。”
又有人说：“本来就是一毛钱十斤的牌价，秤打得再高，撑死不过饶上二三两，还能高到哪儿去？”
再看这台复印机，与我用过的确乎有所不同，它居然还有显微作用。在这台复印机上复印的资料，每个字大如一栋楼房。纸上的每条纤维，粗如巨树。纸上的每个指纹，都是一盘山路。我在每栋楼房里爬进爬出，又在每棵树上爬上爬下，感到自己渺小如蚁。我又沮丧地沿着一条盘山路爬去，座座山峰，风光各异。正欲放眼领略之际，忽一阵狂风呼啸，我立刻感到天旋地转，不辨东西。一通翻滚跌爬之后，睁眼一看，仍在复印机旁。
惊魂稍定，方才明白，本人确实轻如一片“义利主食面包”。
某年某月某日。
医务部责令我去机场接霍金斯教授，因我在旧金山医疗中心进修时，与他相熟。
飞机于傍晚时分到达。
出租汽车在灰色的傍晚，从机场驶向霍金斯教授下榻的旅馆。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多年，现在才发现，水泥路面是灰色的，人行道是灰色的，而且窄得像一条卷了边儿的旧皮带；人行道两旁的泥土是灰色的，泥土地上的石子儿是灰色的，水泥电线杆是灰色的，路旁的楼房是灰色的……连人们的微笑、沉默都被染灰了。
霍金斯教授下榻的旅馆是五星级的。一进旅馆大门，就像到了纽约，或是巴黎。
从每一块墙壁、天花板，每一条墙缝里，漫出可奏音乐的柔风。
卧室里的布置色调谐调，连盖被的折叠方式，都和西方旅馆一模一样。
非常方便的通讯设施。就在床头柜上，霍金斯教授当即与在旧金山的霍金斯太太通了电话，告知平安到达。
浴室里有头等浴液，以及供男女不同需要的卫生设施。
餐厅里有地道的法式大菜，餐桌上摇曳着幽暗的烛光，侍应生英语流利，服务周到……
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不再感到自己轻如一片“义利主食面包”，而是一个受人尊重的、有能力的外科主治大夫和崇洋媚外的洋奴。
要是把这个旅馆的投资、效率、笑脸，分给任何一个部门十分之一，那就是上天了。
我可没说分给我们医院。
将霍金斯教授安排停当后，在一楼，我碰到了从前的内科护士小梁。她现在的脸色，比在医院时好多了，旅馆里的毛料工作服笔挺、合身，人也显得漂亮精神了。
她热情地招呼着我，并执意请我到旅馆酒吧小叙。
“谢谢，谢谢，以后再说吧。今天时间太晚了，过了十一点就没公共汽车了。”
“我给你叫辆出租汽车。”
“别，别，千万别……”
她抢着说：“我来付账嘛。”
经她这么一说，不叙也得叙了。然而从旅馆回家的出租汽车费，定是一笔惨重的损失。究竟惨重到什么地步？想到这里，心神不由恍惚起来。这一恍惚尚未打理清楚，又得转入另一项令人窘迫的算计，我来来回回地看着菜单上各种点心、饮料的右侧，那里是价目。
“你只管看左边，不必看右边。”小梁说。
我尴尬地笑笑，她看出了我的心思，但我还是拣了最便宜的：一块蛋糕，八块，一瓶可乐，三块，共十一块，是我月工资的七分之一。但今天这个面子非撑不可，好在兜里装着招待霍金斯教授的招待费，只好先挪用公款了。我横了横心，拿出五十块钱，准备付账。
小梁敲了敲桌子，娇嗔地白了我一眼：“这里只收兑换券。”
她似乎有意于我。
一个男人，让女人付账、花钱，可谓面子丢尽。要是和这样的女人结婚，再别想扬男人之眉，吐丈夫之气了。
不行！
昨天晚上值夜班，因为忙着抢救病人，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今天又忙到午夜十二点，一坐进出租汽车，我便忍不住打起瞌睡。刚一合眼，就梦见我昨晚抢救的那个病人，血压降低到零，心电示波图像已呈直线。我一惊，醒了过来。
虽然是梦，但我还是告诉司机，我不回家了，请他把我送到医院。
到了医院便直奔病房，见那病人安静地睡着，才算松了一口气。
然后我像篮球那样，又在各个病房里滚了一圈儿，见各床病人平安无事，方才退出病房。
因今夜不值夜班，值班室不会有我的床位，夜深了，上哪儿去呢？只好去高血压研究院，找研究生小曹，他的床位老是空着的。
我穿过静悄悄的各个楼层，每个楼层走廊从头到尾一劈两半儿。各个诊室、处置室、办公室、化验室、病房、血库……垂直于走廊这条中轴线上，像一条被人吃得干干净净的比目鱼残骸。
在五楼的走廊，我碰见了死神。披肩发在她半裸的、又黑又俏的双肩上抖动着，白色长裙悄然无声地拂过地面，里面衬着一条价值十五元人民币，肉色带花边的尼龙衬裙。她轻盈地推开每扇病房的房门，看看有没有需要带走的人。她今天显得心平气和，我们是老朋友啦，至今不分输赢。
…………
小曹果然还没睡下，正在耐心地给小白鼠喂第八次牛奶。“嘘——”他示意我轻声，雌鼠害怕分贝过高的声音，在高分贝声音的干扰下，它会神经错乱，而在神经错乱中，会把自己刚刚产下的幼鼠吃掉。
啧啧，老鼠比人还娇气。我们忍受的，何止是分贝过高？！
我刚要睡着，有只小白鼠就要产仔了。小曹忙着接生，让我替他把铁笼子上的污垢洗刷干净。他那细心周到、手舞足蹈的模样，活像一只有硕士学位的鼠爸爸。
“这都是实验员的工作，你应该省下时间，多做些研究工作。”我说。
“你说的全是夏天很热、冬天很冷、不吃饭就饿、不喝水就渴、鸟在空中飞、鱼在水里游、买粮食光有钱不行还得有粮票、买油光有钱不行还得有油票……这种说也等于没说的话。”
某年某月某日。
霍金斯教授向我提出“希望能到府上拜望”。
我没有“府”，只有一个八平方米的小穴。请示院部，可否借我两间房子、几件家具，作为道具？我愿签字画押，保证三小时后归还，可按小时缴纳租金。
院方答复：“你那是老皇历，现在政策开放，可以不借道具了。”我听不懂，这是借还是不借？
我不是怕霍金斯教授耻笑我的寒酸，而是怕他以为中国共产党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不过是一句空话，从而影响党和国家的威信。
筹划了几天，也不知怎样才能掩饰我那有损于党和国家形象的八平方米。想得我脑袋生疼，夜夜失眠，简直比做一个复杂的手术还难。
我画了无数张草图，试着如何调动我那张床、那张桌子、那张椅子，以及沿墙而立的书籍，才能使八平方米显得更大一些，至少可以再放进一把椅子，坐进一个人。或者再向太平间借几张裹尸布，把我那些破东烂西罩起来……
又算过来、算过去，突然有一天居然多算出两间房子，一间十八平方米，一间二十平方米。想想医院里还有那么多住房困难户，决定献出八平方米和二十平方米那两间房子，根据我的情况，只留一间十八平方米的足矣。
我把我的想法向支部书记做了汇报，他右眼下的肉囊，突突直跳，他用手指按着突突直跳的肉囊，对我说：“你先回去吧。”
“先回去”？回哪儿，回八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回十八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回二十平方米的房间？他没做进一步指示。
我在支部书记办公室外来回转磨，不知何去何从。
某年某月某日。
霍金斯教授给我带来几百根心脏插管、硅胶导管，有新的、一次没用过的，也有用过一次的。
他真是个好老头，了解我们，体谅我们的情况。穷，而又十分需要。
我在旧金山医疗中心进修时，每次做完手术，都自愿留下来清理手术后的废弃物。那些穿刺针头、心脏插管、硅胶导管……人家用一次就扔了。真是太可惜了，消消毒还可以再用。
到我回国时，竟捡了好几百根，带回国后，让我们医院里用了好一阵。
我也知道，这些东西用一次就扔，既安全，又不会发生交叉感染。可是一根心脏导管一百多美金，国内生产不了（我就不明白，咱们卫星、导弹都能造，心脏插管怎么就造不了？总比卫星、导弹容易造吧），医院又没那么多外汇。再说，眼下哪家医院的心脏插管、硅胶导管不是消了毒，再用，再消毒，再用，直至老化到不能用为止。
有一次张大夫给病人做飘浮导管检查，就是因为导管老化，管子断在静脉里，最后不得不将静脉切开，将导管拉出。
从前天起，霍金斯教授连续做手术表演。手术用的器械、仪器、手术衣、盖布、帽子、裤子、鞋等等全部自带，其中手术衣、盖布、帽子、裤子、鞋等均为纸制，一次性使用，完事就烧毁，比反复消毒使用安全多了。
霍金斯教授说：“较之病人的感染，以及由感染引起的死亡，这种‘挥霍’还是必要的。”
但我还是忍不住扑向他扔掉的那些硅胶管子、穿刺针头、心脏插管……我一看见那些东西，就激动得浑身发冷，上牙和下牙打架，像巴甫洛夫的狗那样淌口水。相信有朝一日，我结了婚，我对妻子的爱也不过如此。
我捏着那些血糊啦啦的东西，像抓着一把刚刚宰好的黄鳝。我不怕血，怕血当不了外科医生。而新鲜的血，甚至像刚切开的西瓜，有着沁人的清香。
我高兴得连脚步都有了舞步的起伏和飘逸，我得意忘形，我高声尖叫，我在地上翻了三个跟头，我拿那些东西抽人家的嘴巴子，往人家嗓子眼儿里捅……蹭了别人一身、一脸、一嘴的血……
别听我胡说八道，这一切不过是我瞬间的幻觉。
六
在有关你的学业前程上，你父母可能没有那样的远见卓识，一开始就没把你送进重点托儿所，后来你也就进不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他们更没想到从你读初中起，就给你请位家庭教师（或者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来补充你在非重点中学得不到的学识。
于是你没考上大学，你失业了，不，咱们这儿叫待业，你待业了。你可能天分不高，但你是个安分守己的孩子，既不愿意去偷去抢，又不愿意在家坐吃爹妈。
党中央“发展第三产业”的号令一下，你才有了活路。你从广州、沙头角往北京、兰州、西安等地倒卖苹果牌牛仔裤、香港劣质化妆品、仿羊皮靴子……原是小本经营，没想到一夜之间发了横财。二十五块钱一斤的大闸蟹，你一撒手就给未来的丈母娘买了十斤，丈母娘的眼睛弯成了月芽儿，恨不得连自己一起嫁给你。你这傻小子乐了，下一趟连本带利全都押上，岂不知这时候已经有成千上万人像你一样挤在这条道儿上。你也不知道苹果牌牛仔裤、蝙蝠衫不再时髦，更有那几乎无本万利的主儿，成吨成吨地从日本运来不上税的——咱们海关还没有想到有进口这玩意儿的——或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或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旧衣服，旧归旧，式样比沙头角大排档上的货色还时髦。
这一下你砸了，你全砸了，你又失业了，不，你又待业了。但是你还得在哥们儿、未婚妻、丈母娘面前撑住，就是未婚妻、丈母娘泡了汤，所有和你称兄道弟的人，忽然全不认识你了，你也得撑住。
但是，总有那么个时候，你实在撑不住了，怎么办呢？
如果你必须不停地热情、热烈、热衷、热昏、谦虚、谦卑、谦恭、谦谦、恭顺、恭敬、会心、赞同、惊叹……以至脸上的肌肉，不但发疼而且抽筋，最后发展到左半拉脸、左眉、左眼、左嘴角，一律向上歪斜，你热敷、针灸、抹鳝鱼血……全不管事。你就会想，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脸上的肌肉消停一会儿？
如果你老婆去年中煤气死了，吓得你再不敢生煤球炉子，而你那间坐南朝北、一年四季不见太阳的小屋，冻得你缩脖端肩，直犯心脏病……但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很多人还不如你。好比新婚两口子因为没房，不得不带着结婚证（以便随时向治安部门证明关系的合法），到公园长椅上过夫妇生活；就连研究英国文学的专家某某某、美国文学的专家某某某这样的学者，至今还住在四下漏雨、八面漏风的风雨楼里。
再不，就学《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故事，划根火柴取暖吧。你又不干，说那是童话，骗小孩儿的。
你把羽绒大衣、羽绒背心、羽绒裤子、羽绒靴子全都穿上，再戴上帽子、围巾，对了，还有口罩。好像你是南极考察队员。可你还是冷，怎么办呢？
如果干部司长是你的知己，他告诉你，凭你的才干，你马上就要被提拔为外事局局长，你可能已经接受过洛杉矶培训中心如何做好领导者的多项训练，每项模拟考核的成绩都是A。却突然间打横里出来一个小子，占了那本应属于你的位置，虽然他连“鸡蛋是一面煎，还是两面煎”这句英语都说不清。
你不但要用胄甲掩住你的激愤，躲过连钢铁都能钻透的眼睛，或那些爱护你、同情你的眼神，还得全力支持他的工作，或者不如说是替他工作。你不敢抗争，你不敢不满，因为他就是部长大人的儿子……要是你有时想脱下这套胄甲，怎么办呢？
如果你几十年如一日，心中只有那个迄今为止无人能够解决的课题，就像电影或小说上常说的那样，不是把墨水当牛奶喝了，就是走路撞到电线杆上，或是把橡皮当咸菜吃了……有那么一天，你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顿时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物。这时你从显微镜或计算机前稍微直了直腰，抬了抬眼，你发现世界是那么厚道，人们是那么慷慨，人里头居然还有女人，而这些女人又是那么爱你……特别是她。她是那么崇拜你的才智，而不稀罕你所获得的诺贝尔奖金。你英勇地（当然是英勇，在事业和婚姻的矛盾上，不成功便成仁）和这个因为爱你而跳过三次河的女人结了婚。你从不知道一个女人这样让人销魂，即使出洋跨海，也无时不在牵挂着这个让你爱得心口发疼的小女人。
伙食包干儿万岁！
你的皮箱里除了学术论文就是方便面，或是压缩饼干。由于你在学术上的成就，洋人总是把你安排在五星级旅馆。但不论你住什么等级的旅馆，那个旅馆的走廊里，都弥漫着中国方便面的气味。
你揣着省下的伙食费，平生第一次买一只女式手表，超薄型，十八K金的表壳和表带，棕色的底盘上只有为摩登女郎设计的四个点。表带很细，上面还滴溜溜地吊着一条小链子，每当她招手举臂，小链子就在她那光滑的手腕上晃来晃去，弄得你心驰神移。
第二次出国你为她带回……
第三次出国你为她带回……
…………
弄得你一看见方便面就想吐，好像女人们的妊娠反应，而你的膝盖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发抖……
你终于发现，她并不爱你，她和年轻而健壮的旧情人暗度陈仓，又和社会名流终日厮混。她既吮吸着你的荣誉（能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妻子，也可以算是中国第一女人）、地位、才智，又享受着年轻健壮的情人的爱抚，她真是世界上享有最全面、最完满的幸福的女人。
你已经五十多岁，你已经受到国内国外的瞩目，你既经不起花边新闻，也经不起用眼药水弄出来的眼泪。你就是拉了一次肚子，人家也会说你拉出一只耗子……你不但要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你还得让世人，甚至让她本人觉得，这个家庭使你幸福得如同泡在奶油里……
有时候，你装怕了，怕得想要自杀，可是为了你的事业，你又不能自杀。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一直扮演铁女人的角色，铁到连铁蒺藜都能吃下去，可有时你顶不住劲了，想哭一场，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放肆地大哭的地方，你该怎么办呢？
…………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当一切压抑似乎合理而又必要，以至让你感到承受不了，只有发疯才是唯一出路的时候，你可万万不能疯。你不需要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需要你呢。否则，缺了你这个笨蛋，聪明人还怎么活得意趣横生？
来吧，到公共浴室里来吧。再没有比公共浴室更使你感到松弛的地方了。这里可以排遣你肚子里的一切委屈，只花六毛钱，愿意呆多久，就能呆多久——在他们的营业时间内。
但愿这个行当别绝种。
你将在服务员的注视下，脱去你的外衣、内衣，露出你或是健美而富曲线，或是干瘪而又松弛，或做过乳房切除，或长有丑陋胎记的躯体。
他们将从你的内衣，判断你的身份、你的职业、你的爱好、你的性格以及你的经济情况。外衣之所以略去不计，是因为国人即便穷到孔乙己的地步，长衫总是要穿的，斯文面子都不可少。
你可以在这个环境里，开始练习如何把隐私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丢弃。
公共浴池很可能是同性恋者的天堂——你怎么能断定中国没有同性恋？你怎么能断定，没有人用亵渎的眼睛，不但舔吮你的全身，并且还同你淫乐一番？
公共浴池也可能是一个上裸体素描课的好地方，还不用花钱雇用模特儿。
你打开混合着至少上千人体味的储衣柜，把自己的一份再混合进去。即便公安局的警犬，到了这里恐怕也得发憷，闹不好人家还会让它退役，变成餐桌上的佳肴。
报纸上劝说患乙型肝炎的人，不要上公共浴池洗澡，免得传染他人。这主意好倒是好，可是乙型肝炎患者上哪儿洗澡？他们总不能像某个民族那样，一辈子直到升天的时候，才洗一次澡吧？在家洗？夏天还行，冬天怎么办？除了行政多少级的干部，谁家每日二十四小时都能供应热水？不说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两小时也行。
然后你走进窗户开在天花板上的浴池。蒸着水汽的房间，好似一个硕大无朋的怪物，长着无数个脑袋、无数条胳膊、无数条腿、无数个乳房、无数个生殖器……这些个无数，比航天飞机、导弹、氢弹还可怕。你就是砍掉一条胳膊，或是砍掉一个生殖器，马上就会再长出一个。边砍边长，边砍边长。造一颗导弹、一架航天飞机要费多少时间？花多大力气？而这些玩意儿，几秒钟之内，就能造出万万，万万万。
你跟着三四个脑袋，七八条胳膊，七八条腿去抢一个水龙头，而这水龙头里淋下的水，时而冰凉彻骨，时而烫得可以煺猪毛；房间的另一头，有两个嗓子因为争水吵起来，声音射向瓷砖护墙，并在一瞬间变成了二的n次方，世界就被淹没在这声音的汪洋大战中；有个小男孩（也许由他妈妈带进了女浴室），或是小女孩（也许由她爸爸带进了男浴室）尖声哭叫起来，对第一课性教育发出他们的礼赞，其声嘹亮如战场上的冲锋号，响彻在这汪洋大战之上……
过来吧，这时候你哭也好，笑也好，咬牙也好，排遣什么也好，摘下面具也好，都请随意，没有人会注意你。没有。
…………
“咱俩互相搓搓背好不好？”陈幺妹吓了一跳。那声音一时使她怀疑自己是否进错了门。
女浴室向右。男浴室向左。进了大门以后，她是向左拐还是向右拐的？向右。不，向左。不，还是向右。
陈幺妹望过去，只看到发出那声音的一个肩。
“我的背洗过了。”让一个不相识的人触摸自己的身体，陈幺妹觉得不可思议，更何况此人还有那么个嗓音。
“那你给我搓搓好吗？”
陈幺妹不好意思拒绝。
那是一个高壮的女人，后背又宽又厚，像一块好木头做的面板。陈幺妹踮起脚尖，才够着她的双肩。
毛巾从上到下在那女人的背上搓过，卷地毯似的卷下一层层泥卷。泥卷两头略细，中间略粗，软软地耷拉下来，很像蛲虫，只是颜色略有不同。
泛着泡沫的水流，挟带着从每个人身上掉下来的小泥卷儿，乱发团，装洗头膏的塑料袋，还有肥皂头流入了下水道。
近处有个水龙头终于轮空，水仍哗哗地流着。据说本市的地下水位已经很低，陈幺妹顺手拧上哗哗淌水的水龙头。立刻有人大叫：“干吗关上水龙头？我还要冲洗呢！”
“等你冲洗的时候，再打开好了。”
“嘿，我花了六毛钱，还不让我洗个痛快？”
水龙头“嗖”地一下又打开了，就像拧断了陈幺妹的脖子那么麻利、解恨。
是啊，花了六毛钱，还不让人糟蹋个痛快！
街心花园的花圃，一夜之间就像万马驰过般地凋残；街头塑像刚刚落成，就让人砸得缺胳膊缺腿儿；新建的书店、邮局、博物馆的大理石地面，刹那之间，就让人啐上一口黏痰……陈幺妹理解，要不，那些不顺心的人，上哪儿泄恨？
再说，就是关上一会儿水龙头，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本市水源之缺？
渐渐地，陈幺妹对搓背的事，从厌恶到觉得有了意义。不管怎么说，她今天帮助几百万分之一的人口，解决了一个月来——看样子不会再少——积留在肌体上的污垢问题。
海报上写着：文学讲座。
主讲人：某国著名作家罗曼先生。
演讲题目：当今世界文学之潮流。
主办单位：中文系研究院。
陈幺妹恨透了大学里的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这学期她做了一个试验，根本不去上课，结果考分和上课一样多。之后，她便乐得各处溜达，文学讲座自然是个有趣的场所。
陈幺妹挤坐在礼堂的窗台上，居高临下地环视着全场。中文系的尖子们在礼堂通道上遛来遛去，好像老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座位，来容纳他们伟大的才华。
在这一批尖子上，是那位以写《天涯满大腿》而闻名的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兼业余作家。腋下夹着一本眼下最走红、最能说明一个作家高低优劣的《尤利西斯》。《尤利西斯》里自然还夹着几封洋人来信，以及一些文学会议的通知。他拍了拍A的胸，撩了撩B的下巴，捏了捏C的鼻子，与D骂了骂E之混蛋，和F骂了骂G之王八蛋，和H骂了骂K之狗屁，方才在第一排正中的位置上就座。
中文系研究院主任做了介绍：“……罗曼先生，是现代文学之泰斗，领导着世界文学的潮流。作为文学系的学生，不听罗曼先生的演讲、不读罗曼先生的著作，如失去日月之照耀，山川之陶冶。今日得以聆听罗曼先生的教诲，乃我系师生之大幸……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罗曼先生莅临我系指导……”
罗曼先生以《肛门与蔷薇》为题，演讲两个小时之后，由听众自由提问。
罗曼先生的回答精练、简短。你问你的，他答他的，每次回答后，便用他的食指，向提问的人一戳：“我是否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提问者只好做点头摇头两可之状。
担任翻译的某籍华人太太的语音语调，更为罗曼先生的回答，添上了不懂也得说懂的色彩。
“我提个问题。”陈幺妹仍旧高高地坐在窗台上，并不像其他提问者那样，巴巴地跑到台前，“请问，你的创作动机是什么？”
尖子们顿时喷出一片啧啧之声。
“哪个庙的？”
“物理系的。”
“她来这儿干吗，听得懂吗？”
“附庸风雅耳。”
“提这种托儿所的问题，不怕罗曼先生笑话，简直丢我们中文系的人。”
翻译太太先就替罗曼先生生了气：“对不起，这样的问题我不能翻译。”
“为什么不能翻译？”
“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礼貌。”
“你认为他对听众的愚弄礼貌吗？”
尖子们又朝陈幺妹连声“嘘”起来。
翻译太太四下里抛着微笑，每个微笑都像一根带着不少肉的大棒骨。“我没有回答你的义务。”她说。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你受雇于罗曼先生，而不是受雇于我。我没有外汇给你，人民币又不值钱，想来你也不要。”接着，陈幺妹自己用英语把刚才的提问重复了一遍。
翻译太太没想到，一个土生土长、土头土脑的女学生，英语讲得比她还好。
罗曼先生想了想说：“我是这个世界的上帝。”
陈幺妹朗朗地接道：“那么这个世界一准儿患了阳痿。”
翻译太太将面前的茶杯砰然掷于台下，研究院主任不懂英语，一时不太了解发生了什么问题。
罗曼先生则宽大为怀，连连“OK”！
台下则骂成一片。
“女流氓！”
“无耻！”
“让她赔礼道歉！”
“押出去！”
…………
研究院主任终于明白了。“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学生神经不太正常……”
翻译太太罢翻了，主任只好对着罗曼先生摊手、耸肩（耸得很像洋人）：“语言不通，没有办法……”
支部书记又找陈莲生谈了两个小时：
从“四化”大业，谈到国民生活的提高；
从国民生活的提高，谈到卫生保健事业的重要意义；
从卫生保健事业的重要意义，谈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本市及本医院的医疗设施、医护人员之不足；
从本市及本医院的医疗设施、医护人员之不足，谈到本院扩建门诊、手术、病房大楼目前资金之不足；
从本院扩建门诊、手术、病房大楼资金之不足，谈到本院上下左右之从属关系；
从本院上下左右之从属关系，谈到共产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这种组织性、纪律性集中表现在和党保持一致的模范行动中……
最后，支部书记说：“陈主任，这个关系希望你能考虑考虑……医院扩建项目投资的审批，还是要他父亲拍板的么！至于搞清搞不清他老婆的处女膜问题，依我看，正是因为他搞不清楚，才应该给他一个继续提高的机会。这个研究生，还是希望你带一带。”
陈莲生从手术台上下来后，又在观察室里守了十几个小时，他困、他累，恨不得立刻躺到地板上睡一觉。但支部书记谈话时，无论如何是不能睡的。
可是，温暖的睡意向全身弥漫开来，渗透了他的每一个细胞，他无力地与瞌睡挣扎着，结果是半个脑子醒着，半个脑子睡了。
睡着的脑子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变成了一块华美的奶油大蛋糕，被摆在一个极大的台子上，台子四周坐满了人。陈莲生只是这么猜想，并没有看见。因为既是蛋糕，自然就应该被人吃掉，更何况已经摆在台子上。
坐在四周的人，似乎没有胳膊，没有腿，没有眼睛，没有嘴，甚至没有鼻子，只有一条粗而长的舌头。
他们互相谦让着。
“您请。”
“您先请。”
“不要客气嘛。”
尽管没有人伸手，也没有人拿刀子将陈莲生一块块切开，他却清清楚楚地感到，他正在渐渐地消失，消失。先是顶上面那个奶油浇制的玫瑰花消失了，再下来是奶油浇制的花边，再后来是蛋糕本体。
他们用那根又粗又长，又软又利的舌头，耐心地、慢悠悠地将陈莲生一丝一丝，一条一条地舔没了。
不行，陈莲生想。我不能被吃得这么稀里糊涂，不明不白。这叫吃吗，有这么吃的吗？
然而吃又是什么？不管怎么吃，把你吃进肚子就是了，你管得着人家是用牙咬，还是用舌头舔？陈莲生糊涂了，他睡着的那半个脑子说：不；他醒着的半个脑子说：是。
支部书记也糊涂了：“陈主任，到底行还是不行呢？”
到了公共汽车上，陈莲生的整个脑子都睡着了，而且睡得很不体面。脑袋不断歪向一侧，让坐在旁边的一位摩登女郎频频蹙眉，一再退缩。口水从他的嘴里淌了出来，珠帘似的垂吊着，随着车身的摇曳，荡呀荡的，把西服上衣打湿了一片。
西服上衣的质地很好，式样考究，两个英镑从伦敦“跳蚤市场”上跳来的。人家说他“贱”，出国讲学的收入，不是给医院买资料，就是买书、买听诊器，送给各位大夫了。
“终点站到啦！嘿，说你呢，终点站到啦！”售票员对着他的脸大声嚷嚷。
陈莲生猛地站起来，懵里懵懂地往前冲：“病人怎么了？病人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售票员抢白他说。
陈莲生这才清醒过来，用巴掌在脸前挥了挥，什么也没说，下车了。
“神经病！”售票员“啪”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有人在家里等他。乍一看，陈莲生还以为支部书记又撵到家里来了，正奇怪支部书记何以如此神速？又想起支部书记是有专车的。
妻子一反平日的沉稳，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你回来啦，李老师等你很久了。”她一副检查过不了关，或是接受再教育的神情。这种神情，陈莲生太熟悉了，知识分子一辈子都在做检查、受教育，不是检查这个，就是检查那个，不是接受这个的再教育，就是接受那个的再教育。
她又对李老师说：“您和老陈谈吧，我那屋里还有点急事要办，请您原谅。”说完，便立刻钻进另一间屋子。
陈莲生不能责怪妻子的自私，不能。
“煤气用完了，还没换呢。”她又在那间屋子里说道。
李老师是陈幺妹班上的辅导老师，经常来做家庭访问，这也就是说，陈幺妹是班上的重点。
按理说，李老师那张脸陈莲生很熟很熟，可是陈莲生有一阵就是转不过弯来，他觉得他的脑子又分成了两半儿。一半儿觉得李老师的脸就是支部书记的脸，一半儿觉得李老师的脸就是李老师的脸，支部书记的脸就是支部书记的脸。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说道：“李老师，请您等一等，我得去换个煤气罐，煤气站马上就要下班了，不换煤气罐，我们连晚饭都吃不成了。”
“您忙，您先忙。”李老师有一肚子打持久战的战略战术。
管煤气的老头正在锁门。“干吗不早来？不行！我已经加了两个小时的班了，都说忙忙忙，敢情你们有地方拿加班费，我加班上哪儿拿加班费去？”他的脸挺黑。
陈莲生看看表，果然九点钟了。
“实在对不起，我刚刚到家。”
“你们家没别人啦？”
“有。可是……”他能告诉老头，有个准备和他们“血战到底”的客人，让他老婆无法脱身吗？
老头瞥了陈莲生一眼，陈莲生那一头乱蓬蓬的白发，让老头动了心。
煤气站的老头心太软。白头发、保姆、小孩、妇女，全让他觉着可怜，到他这里换煤气的人都让他觉着可怜，个个都急急歪歪，精疲力竭，满肚子邪火。
眼前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机关干部？机关干部哪有这么晚下班的？他们最舒服，说是早上八点上班，八点半到办公室也没事儿。往办公室一坐，热不着，冻不着，十点钟工间操，扑克一打，军棋一下，往十一点去了。再后，翻翻报纸，喝茶聊天，转眼十二点。上食堂吃饭的吃饭，回家的回家。下午照旧。了不得一天写上几百个字的报告或是公文，再打上几个电话，这就叫上班了。
他知道。他女婿就在哪个机关当小职员，那几百个字，那几个电话，就值上百块钱的工资？老头怎么也想不通。
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就开了门上的锁。
门开了。老头想：哟，我怎么又把门打开了？
小屋里有股很浓的煤气味，尽管每个煤气罐上的阀门都拧得紧紧的。老在这样的屋子里熏着，脸能不黑吗！可你上哪儿找不漏气、不漏水、不漏油的阀门？全中国也找不到，陈莲生想。他们家的水管子，没有一个不漏水，老漏、老修，老修、老漏。
换好煤气罐回家，经过二号楼居民委员会的时候，陈莲生见里面还亮着灯，便放下煤气罐，走了进去。“对不起，借用一下电话行吗？”
公用电话停止营业后，陈莲生老来这个居民委员会借用电话，因为老借，居民委员会的人反倒不好意思不借给他了。
陈莲生打了四个电话，挨个儿问了问每个病房的情况，都说病人情况挺好。
挺好？这会儿挺好，一会儿就可能不那么好。他说不上是忧心还是松心地轻叹一声：总可以安心吃顿晚饭了。
打完电话，陈莲生又是感谢再三。一位大嫂揶揄地说：“还不给您这个大主任家里安个电话啊？”
“嘿嘿，嘿嘿。”陈莲生唯有嘿嘿而已。惟其嘿嘿，才能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
回到家，看见李老师还坐在那里。陈莲生责怪自己，怎么就把李老师给忘了？他放下煤气罐，从卫生间拽了一条毛巾，一面擦汗，一面赶忙坐过来，听李老师讲话。
“您最近工作忙吗？”
“嘿嘿——”陈莲生用毛巾擦左边的脸。
“您爱人身体还好吧？”
“嘿嘿——”陈莲生用毛巾擦右边的脸。
“噢，您要出差？出差没关系，您爱人要是没人照顾，就住到我家里去，我来照顾她，您就放心吧。别客气，别客气，她有病嘛……”
陈莲生用毛巾在脸上乱胡撸，一遍又一遍。
在一连串的耐心、热心、关心之后，李老师又谦虚谨慎地笑了几声，这才转入正题。“……是这样，寒假开学以后，我们组织了几次座谈会，同学们都谈到假期在家乡的所见所闻。从大家的反应中，总结出党风已大大好转，一致认识到，过去由于思想方法不大全面，把前进中的一些缺点，看成漆黑一片，甚至对党、对国家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从而产生了救世主思想，是极端不对的……”
谁总结出党风已大大好转？
谁思想方法不大全面？
这里没有主语，因此是有分寸的、有余地的、和缓的、有政策界限的，所以陈莲生还不大经心，他适当地点点头或是摇摇头，视李老师的讲话内容而定。
“陈幺妹在这段时间里，思想觉悟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
到了“但是”这儿，陈莲生知道到了紧要关头，他停下毛巾在脸上的胡撸，抖擞起精神细听。
正巧这时候，陈幺妹回来了。见到辅导老师，她并不显出奇怪的样子，好像李老师不过是小柜上的蓝色暖水瓶。
“李老师，您好。”她招呼着，客客气气的。招呼之后，便坐在一旁的折叠床上，并不曾想她坐在这里，可能会影响李老师和父亲的谈话。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陈莲生问。他的意思是陈幺妹应走开。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陈幺妹扑哧一笑，反问道。要是“练嘴”，父亲可不是她的对手。她更看出父亲并不希望她走开，可他自己未必察觉。她还知道陈莲生受不了李老师的“访问”，便起身打开了电视。
一台。有个人正在讲授《政治经济学》。“……把物品变为商品，叫做卖。把商品变为物品，叫做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先生，穿着灰色大西装。右边的大牙里，可能塞了一块鸡筋儿，每讲一句话，便把舌头绕到右牙床上，去挑、去拽、去顶那根鸡筋儿。舌头如何能将鸡筋从牙缝儿里剔出？但是对着无法计数的电视观众，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先生，不好意思把手伸进嘴里去抠。
那根鸡筋儿，不但让他的肉体上感到不适，而且影响他的思维，从而影响他的讲授。
于是陈幺妹觉得自己右边的大牙也难受起来。她的舌头，也在各处牙龈上，茫无头绪地乱挑、乱拽、乱顶，她恨不得拿根像通条那么粗的牙签，跳上电视，照准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先生的牙缝儿，狠狠地捅上一捅。
她牙缝儿里并不存在的那根鸡筋儿，闹得她心浮气躁，浑身难受。她起身去按另外的按钮，二三四五六七八台，全是那个牙缝儿里塞了鸡筋儿的人。
陈幺妹又从一台开始按起，这回换了人。
此人气宇轩昂，通体发亮，一看便知新交好运，不像为鸡筋儿所苦的那位。
“……应该看到，我们的党，为了端正党风，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有些同志，就是不肯面对现实。前些日子依法处决了C市市委书记的儿子，可这些人怎么说？‘报纸上又没写验明正身，谁知道是不是找了个替死鬼’……”
“没错，找个替死鬼还不容易。”陈幺妹接茬儿说道。她喜欢接电视上的话茬儿，要么接人家上句话的话茬儿，要么替下一个人答话。她接的茬儿、回的话，与电视上的对答分毫不差。再不，就发表即兴评论，句句切中要害。弄得陈莲生不知道听电视里的，还是听她的。
李老师频频向陈莲生递去含有深意的、忧虑的目光。
“……谁说我们党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如果我们党的威信不如从前，为什么在世界上还有那么大的影响？”
“嘿嘿——”陈幺妹尖声笑了起来，笑得肚子抽筋，“这就难了，谁知道党在全世界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没法证明，反正谁也没去国外调查过。”
“陈幺妹同学，这样说话不太合适吧，谁能在电视上说假话呢？”李老师非常敬仰电视上这个通体发亮的人物。
“在电视上说假话又怎么着？这些假话很可能让人们就着饭咽下去，变成臭大粪；还可以成为催眠术，让失眠的人，得以入睡……您以为它能成什么大事，或是坏什么大事？再说，我也没说他在说假话，我只是说我们无法断定，他说的是真还是假，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可能到世界各国，哪怕是其中一个国家，验证一下。”
“好，好，我们不谈这个。”李老师不惯于谈没有准备，或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话题。
“是您要谈，而不是我要谈。”陈幺妹又站起来，走到电视机前，一面按着按钮，一面对李老师说：“那就换个台看看……”二三四五六七八台地按下去，清一色是那个通体发亮的人物。
“幺妹，去厨房看看，你妈妈是不是需要帮忙。”陈莲生又想把她支走。
“哎。”陈幺妹答应着，轻蔑地瞟了陈莲生一眼，上厨房去了。
“……您看到了，我觉得她最近一个时期，思想上不太稳定。比方说……”
陈幺妹抓着一把筷子，端着一个菜盘，又进来了。“妈说没事儿，厨房太小，我在那儿反倒碍事。”
她在哪儿不碍事呢？李老师想。
陈幺妹一手拎过靠墙而立的折叠式餐桌，右脚在桌腿上一勾，桌子就稳稳当当地立在了屋子正中。房间立时被这直径二点五尺的圆桌填满了。在这张桌子没有拉开之前，屋子还显得挺宽敞。
李老师的肚子，很不合时宜地咕咕噜噜叫了起来。叫得很响，以至坐在她对面的陈莲生也听到了这咕噜之声。
骑了十几公里的自行车，又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李老师饿了。
“李老师，请在这里便饭吧。”
“不，不，不客气。我吃过饭来的。”
“您是说吃过午饭吧？”
“晚饭，晚饭。”
陈幺妹抿嘴笑笑，也不再劝。她知道李老师说不吃，那就是不吃，就是把李老师的嘴按到饭碗上，也是白搭。
“陈幺妹同学，既然你回家了，就不妨一起听听。我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连您自己都觉得不一定正确，干吗还要说呢？”
？！李老师怔了一怔，还是说了下去：“我觉得对一个学生来说，最主要的事，就是把书读好，只有学好了本领，将来才能多为社会做贡献……”
“我的功课，门门都是五分。”
“这当然很好，但是，可不可以好上加好呢？”
怎么加？李老师没说。除非实行六分制，陈幺妹想。
“您到现在还鼓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治学方法吗？难道您不认为，有更多的人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命运，是件好事吗？难道您不认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对贪赃枉法、为非作歹、营私舞弊、腐败堕落等等恶行劣迹，负有监督、抵制，并与之奋斗的社会责任吗？毛主席语录里还有这么一条呢，‘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这些事情，有党和国家管着，难道我们比党还伟大，还英明正确，还了不起？还是那个老问题，不要把自己当成救世主……陈幺妹同学，你还年轻，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小心犯错误，一旦政治上犯了错误，这辈子也别想有出头之日了，我准备跟你父亲谈的就是这些，我想你父亲也会和我一样，关心你政治上的进步。”
岁月好像退回去几十年。陈莲生想起解放前夕，在大学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的往事。那时，大学里的国民党训育长也老是说，“学生的职责就是好好读书，国家的事情，政府自有办法，你们不要过问”云云。
陈莲生觉得奇怪，李老师每次来都有说不完的道理。世间任何一门道理，都有说完的时候，《毛泽东选集》不过五卷，《列宁选集》只有四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不过五十卷。
“您是不是要和我父亲谈罗曼先生的事？我已经和他谈过了。”陈幺妹说。
“那好，那好。”李老师转向陈莲生，“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我看没什么了不起，洋人一天到晚骂我们，有些人听了连屁也不敢放。您收听国外电台吗？我建议您听一听，人家专门戳我们的痛处。而我们对洋人的批评，实在算不得什么。陈幺妹的意见，既不代表党，也不代表国家，区区一个陈幺妹而已，算得上什么涉外事件呢？”
李老师难以置信，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说的话吗？陈幺妹的档案上可是这样填着，陈莲生是共产党员。
政策开放，指的是经济政策的开放，并不包括意识形态。不要以为一提开放，心里就没了准稿子，一律地开放起来。正是因为许多人对这一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才出现了各种各样错误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必然反映到学校里来，陈幺妹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政治上自然会有那样的表现。
李老师是高校教师榜上有名的模范教师，教师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她这个先进分子，可不是靠阿谀奉承、见风使舵、口蜜腹剑、陷害忠良弄来的，而是靠下苦工夫挣来的。比方说，陈幺妹的家，她来过不下五次，骑车从本市东南角出发，至城西北角，斜贯全城。快五十岁的人了，要是赶上刮风下雨……唉，骑车的辛苦自不必说了，有多少次差点钻到汽车轱辘底下，你自己不钻，早晚有一天，别人的自行车也会把你撞进去。
又比方现在，她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浑身发软。出去之后，别说街上的饭馆，连食品店都得关门了，想买块点心垫垫肚子都不行，还得骑车斜贯全城。她真想留在这里吃顿晚饭，葱油花卷、肉丝炒榨菜、蛋花汤面……都已摆在桌上，可是，只要一沾牙，她还对得起写在先进事迹上那“清廉公正”的四个字吗？
她明明知道学生不尊敬她，只不过在表面上敷衍她，讲些顺着她的话，怕的是她会在他们毕业鉴定里写上几条，那这辈子就别想再受到重用、提拔，更谈不到入党、出国，只有“哪里艰苦哪儿安家”了。像陈幺妹这样不歧视她的学生并不多，别看陈幺妹总是顶撞她。
唉，挣个先进分子，容易吗！
除了这条路，一个没有专业的辅导教师，这辈子还能有别的什么指望？别说教授职称，连副教授也沾不上边儿。全国有几个李燕杰，全世界不就这么一个德育教授吗？
她要是不奔这个活路，就得像她弟弟那样，一到寒暑假，就得上火车站蹬三轮，驮行李、驮人，或者到小市上卖包子，“把物品变为商品，叫做卖……”
连做梦都在吆喝：“哎！买咧，买咧！刚出锅的猪肉白菜包子！热咧，热咧！”
全家人都让他吆喝醒了，全家人都在惦记那锅包子：碱大了？碱小了？长年累月，谁受得了哇！
有一次弟弟恰好和他教过的一个学生并排摆摊儿，那学生说：“老师，在学校的时候，您老批评我没出息，不好好读书，发愁我考不上大学。可这会儿，您不是跟我一样卖包子吗？”
真是斯文扫地啊。
七
小木匠招来一帮朋友，把侯玉峰又狠狠地揍了一顿。
挨完揍以后，侯玉峰自己走到急诊室拍了X光片，右肋三根肋骨骨折。值班大夫立刻把他送到外科病房。
“伤筋动骨一百天”。侯玉峰盘算着，这一家伙，可以在病房里赖上三个月了，也就是说，他可以睡三个月的好觉。又想，这三根肋骨一起断，有点不合算。要是一根一根地断就好了。一三得三，三三见九，那就可以睡九个月的好觉。不过，三个月也算不错了。
又有消息传来，小木匠因为聚众打架斗殴，被派出所拘留半个月，以示惩罚。
侯玉峰又想，给小木匠的这个惩罚，不如先赊着，等自己伤好出院，再拘留他也不迟，那样，他便有三个半月的好觉了。
这些个账，不知侯玉峰怎么算的？！真叫一厢情愿。
1984年4月23日
2010年12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