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上！快上！”后边等着上车的人，不停地用手指戳尤仲甫的脊背，那指甲尖利得很。
他倒是想快，谁愿意让别人戳自己的脊背。可他快得了吗？最近他的右膝总是隐隐作痛，弯曲的时候就更痛。他把手杖和手提包挎在臂弯里，两只手拽着公共汽车门上的扶手，像把自己从地上拔起来那么吃力地踏上了公共汽车。
后边的人还在不停地戳他的后背，鸡叨米似的。
唉，巴巴儿地跑到医院去做这次体检，何苦呢？不过是这儿听听，那儿敲敲，能听出什么？又能敲出什么名堂？
尤仲甫从来不上医院，四弟季甫在医务界是榜上有名的中医大夫，家里人有了急病，随叫随到，谁还上医院去。
办公室的小吴，千叮咛万嘱咐：“尤老，党关怀知识分子呢。这次为三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体检，每个人的检查费就是十四块钱呢，女同志还多五块钱，您可千万要去啊。”
虽然他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那么重，但为了这个关怀，也应该认真对待这次体检，怎么能因为汽车太挤，因为腿疼，因为有人戳自己后背，就产生烦躁情绪？
全家人都很看重这个关怀，尽管大家嘴上不说什么。
老伴从箱底找出当年他在英国留学时穿的夹大衣，浅驼色的面子，花格呢衬里，式样老了，可是上好的毛料，且做工精良。只是生生让老伴洗坏了，越缩越小，穿上它，肩胛那儿活像打了两个箍。她老舍不得拿到洗染店去干洗，到了老年，她变得悭吝起来，年轻时她可不是这个样子。
小吴站在医院门口，迎候来体检的人们。“进门请往北拐，请先在礼堂等一等。”
礼堂里像开联欢会那么热闹，平时机关里好像没那么多人，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知识分子队伍看涨啊。
尤仲甫站在礼堂门口，不知往哪里迈脚，生怕一不小心踩了谁。
“尤老！尤老！”熊老站在一扇窗下招呼着他，“来，这里有座位。”
尤仲甫前后左右地点着头，不断地说着“对不起”“劳驾”“请让我过去”，忍着右膝的疼痛，长脚鹤似的一步一步高抬着脚，来到熊老身边，如释重负地在他身旁坐下。
“您近来可好？”
“好，好，您也好？”
“谢谢，好。”
他们寒暄着，因为都不坐班，平日里大家难得见面。
有人开玩笑说：“瞧，十四国会议开幕了。”
“什么十四国会议？”
“喏，你不知道吗？‘尤八国’‘熊六国’嘛！尤老精通八国文字，熊老精通六国文字，六加八，不就一十四。”
变天了，天色暗了下来，跟着掉雨点儿了。
开始散发小圆纸盒和玻璃瓶子，小吴拍拍手，高声说道：“同志们，现在请大家去留大小便。”
人们像开了锅的水，多少张嘴一齐嚷道：“小便还可以留，大便是说来就来的吗？谁有那个本事。”
“现在没大便怎么办？”
“那就明早再送来。”小吴声音嘶哑地说，组织这样大规模的体检，大概很让他劳神。
几个护士进来了，小吴把几摞体检表格分别交给她们，并且说：“同志们，听护士同志叫名字，谁叫到你的名字，你就跟谁走。”
于是她们开始点名。人们像鸭子一样，嘎嘎地叫着，一群一群地往礼堂外移动。
“安静，请安静。”小吴急得口干舌燥。
但人们依旧嘎嘎地说着、笑着，慢吞吞地移动着脚步。
尤仲甫怎么也听不见有谁呼叫自己的名字，末了，还是别人把他推到一位护士跟前。她翻了翻手里的体检表，又很有兴味地打量他一眼。“您就是尤仲甫先生？”
“是，我是。”
“我看过您翻译的书，和您的论著。”随后，她说出两三部大部头的题目。
尤仲甫缩了缩脖子，像被人戳穿假面那样，尴尬地笑了笑。
“好吧，大家跟我走，一个跟着一个，跟好，可别掉队，我们这个医院每个科室之间距离挺远，绕来绕去很不好找。”
她说得不错，那医院简直像个迷宫，不但每栋楼之间需要七拐八拐才能找到，就是每栋楼内部，也是“曲径通幽”。
尤仲甫顾不得地上的水洼，拐着右腿紧跟。
晚秋的雨滴，分外阴冷地落在尤仲甫那毛发已然疏朗的头上，和他那式样老旧的夹大衣上。
在内科，医生听了他的心、肺，量了血压。
“鼓肚子，鼓肚子。”内科医生边说边按他右肋的下侧。医生膀大腰圆，身子骨很结实，手劲自然也很大。
他不会鼓肚子，闹得医生和他都挺着急，后来，他失望了，索性不鼓了，医生也不让他再鼓。
“疼吗？”医生问。
尤仲甫分不清，到底是体内的肝疼，还是医生按得他皮肉疼。他又不好不回答医生的问题，小吴说了，检查费用十四块呢。只好含糊其辞：“嗯，有点……”他为这不认真的回答有点惭愧。
医生说：“没事儿，你的肝脾不大。”
他的手指头还真灵。
去外科的路上，小护士看出他的腿脚不便，就伸出手来，说：“尤先生，我搀扶着您吧。”
“谢谢，不用，不用，我可以走。”尤仲甫婉拒了，一个男人，应该搀扶女人，照顾女人，哪儿有让女人搀扶的道理，那也太没有绅士风度了。说着，他撑起精神，加快了脚步。
小护士也不勉强，恭敬不如从命。这些老知识分子，都有那么点怪毛病。
她对外科医生说：“尤仲甫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呢。”
尤仲甫明白，她是想提请医生，检查时对他多些关照。前几次，比方说，在内科、心电图室，医生们听了她的介绍后，理都没理，让尤仲甫脸上热辣辣的。隔行如隔山，谁知道语言学为何物，尤仲甫又为何物？是处理的尼龙袜子，还是降价的带鱼？可他又不忍心把小护士的好意挡回去，只是一味地说着不成句的单字：“别……别……”
别什么，谁也不知道，只有语言学家自己知道，他用的是大容量短句。
外科医生怀着敬意说：“请坐，您请坐。”
只一个“请”字，尤仲甫便感到了从荒蛮到文明的提升，尊敬别人，和被别人尊敬，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
“谢谢，谢谢。”尤仲甫受宠若惊地迭声说道。
外科医生摸了他的淋巴、甲状腺，尤仲甫惊异于医生们的手指，那可以说不是手指，而是一部新式医用扫描仪。不过外科医生摸得很仔细，还让他解开衣扣，摸了摸他的乳腺。
“男人也需要检查乳腺吗？”
“男人也有长乳腺癌的，就跟有些女人长胡子一样。”外科医生解释道。
尤仲甫想了想，笑了，确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小护士提醒他：“尤先生，让医生给您瞧瞧腿吧，我看您的腿好像有点毛病。”
查了半天，他偏偏忘了这条病腿。“噢，我的右膝老疼，弯曲的时候更疼。”他翻起裤腿，用力把棉毛裤撸上去，露出皮肉松弛的小腿和膝盖。
外科医生把他的右膝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摸了一遍，按住右侧的一处地方，说：“这里有一个突起的硬块，我们需要拍两张片子看看。”他从桌上拿起一张X光检查单，填写后交给尤仲甫，“请您到放射科拍片子吧。”
小护士说：“出了门往右一拐就是放射科，您自己去吧，我还得留在这里照顾其他人。”
放射科的大门紧闭，但从里面传出欢声笑语，其中尤以一位女性的笑声最为悦耳，哈、哈、哈、哈——一声高过一声，跟声乐系的学生练声差不多。
尤仲甫敲敲门，没人搭理，里面仍旧是练声般地哈、哈、哈。他加了些力气，把门敲得响一些，还是没人搭理。他考虑，犹豫，如果自己把门打开，算不算失礼？不好，不得主人允许自己开门，显然不好。他再加力气敲门，仍是无人搭理，而那位女性的笑声更加响亮，上气不接下气，就像有人在咯吱她。
尤仲甫硬起头皮，决定自己往里闯了，他鼓足勇气，扭了扭门上的手柄，还是打不开门，原来门是锁着的。他失悔于自己的莽撞，既然人家锁着，就更不该去扭动人家的门柄了。
正当他懊悔不已的时候，门开了。一位女“白大褂”霜着脸儿说：“敲什么敲？下班了。”
尤仲甫往里面瞥了一眼，再没有其他女性，难道那练声般的笑声，是这位发出的么？奇了！
他不由后退一步。“对不起，我——我不知道，请原谅。我是来体检的，那位大夫让我到这里来拍片子。”他觉得自己异常笨拙，啰嗦许多也没说清什么。
女“白大褂”从尤仲甫手里抽去那张X光检验单，转身问屋里的两位男“白大褂”：“给不给他拍？”
一位稍许年轻的，看了看站在门槛上，不敢迈进门的尤仲甫。他挎着的那个由灯芯绒拼制的手袋，身上那件皱皱巴巴的夹大衣，无一不显出可怜寒酸的模样，便动了恻隐之心，说：“给他拍吧，领导不是说了，今天有加班任务。”说罢，便从桌上拿起一摞铁皮活页夹。
“哎，哎，别走啊，这段乐子，你还没说完呢。”女“白大褂”挽留不已。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一次讲完了，还有什么意思？”说罢，便夹上自己的东西，走了。
剩下的那位男“白大褂”，煞有介事地看了看外科医生开来的检查单，哼了一声，说：“什么正位、侧位，根本拍不出来。”
拍不出来？拍不出来何必还拍呢？已经十四元了，再拍两张片子，还不得二十四元！这不是浪费又是什么，虽说尤仲甫不会从自己腰包里掏半分钱。他还是关心地问：“为什么拍不出来？怎么才能拍出来呢？”
男“白大褂”白了他一眼，绷着脸说：“我们只负责拍片，不负责解答问题。”
女“白大褂”说：“上去吧。”
“上哪儿？”
“没看见吗？躺到机器台上去。”
啊呀，他们全都伟大得很啊。尤仲甫想。于是深感自己渺小地躺到台子上去。
女“白大褂”站在他的头前，五雷轰顶地喊道：“脸朝下！脸朝下！谁让你脸朝上了？”
不是她说的吗？“躺”到台子上去。如果脸朝下，那应该叫做“趴”，而不应该叫做“躺”，语言学家想。他吃力地翻过身体……老了，干什么都不灵便了。
女“白大褂”不耐烦地指挥着：“往下点儿。”
“谁让你那么往下了？再往上一点儿。”
“再往下，再往下。唉，真是的！”
尤仲甫手忙脚乱，他晕乎了，趴在那里索性不动了。女“白大褂”只好动手去推尤仲甫的头顶，他的身子跟着往下滑了滑，可那个位置还是不理想，于是女“白大褂”重重地跺着脚后跟，走到他的双脚前，攥住他的脚踝，往下一拽，就跟菜市场的搬运工，抻着整只冻羊或冻猪的腿，从冷藏车上往下卸货差不离。
终于拖到了她满意的位置，两张片子才拍完了。尤仲甫小心翼翼地问：“请问，什么时候看结果？”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拍片子，不负责解答问题。”男“白大褂”说。
尤仲甫惊魂未定地走出放射科，正巧碰见小护士带着人们向耳鼻喉科转移。
“拍完了吗？”
尤仲甫话也说不出了，只一味地点头。
查喉咙的女医生，温厚可亲。“伸舌头，哎，对了。您年轻的时候，歌唱得挺好吧？”
年轻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自己都忘记了。他唱过歌吗？那时候有唱歌这一说吗？想不起来了，尤仲甫摇摇头。
“别动。”她用一块纱布垫着手指，往下拉着他的舌头，“请您说，衣——对了，就这样，好了。您的嗓子先天条件真好。”她往体检表上看了一眼，笑了。“哟，您瞧瞧，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您的声带条件这么好，我还把您当成歌剧团里那位有名的男高音了。”随着，她说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我念大学的时候，就听他唱了。”
她笑起来的样子很温暖，尤仲甫也跟着笑了。是啊，他要是个歌唱家就好了，总比什么语言学家强。会八国文字管什么用，要是哪位歌星或是哪位影星生了病，别说骨头上长了什么东西，就是生了脚气，也得用小汽车送到急诊室，然后住进单间病房。
会八国文字有什么用？
尤仲甫这样想着，想着，剩下的几科检查，就不显得那么慢了。
末了，尤仲甫仔细地把体检表看了一遍，每栏空格都一项不漏地填满了，至于栏里填的是什么，他就没兴趣研究了。
他满心轻松，心安理得地走回家去，至少，他没有把党的关怀扔到大街上去。
他的鞋被路上的积水濡湿了，从脚心一直往肚子凉上去。头发也让雨水淋湿，紧紧地贴在前额上，他把棕色灯芯绒拼制的提包顶在头上，至于身上，夹大衣还可以顶一阵子。
晚上，他打喷嚏了，后背发冷，脑袋也沉沉的。到半夜，他发烧了。他总觉得有人攥住他的脚踝，一会儿往上推推，一会儿往下拽拽，他又好像成了从冷藏车里卸下来的冻猪或是冻羊。
他嚷着：“放开我！放开我！”
老伴摸着他的额角，对小儿子说：“烧得不轻呢！瞧，都说胡话了，咱们还是给医院的急救站打电话吧。”
一听要上医院，尤仲甫便清醒了。“你说什么？上医院？不！不行！去，把四弟找来。”
1983年11月7日鼓浪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