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文化的奇特，外边人也许并不十分了解，他们很容易用鲁文化去代替它。其实它是基本独立的一种文化。不了解这种文化，就不会理解东方文化中最神秘的那个部分。半岛文化中的“怪力乱神”并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一种现实。
一个人不可能只对一个方面注意和牵挂，而是会对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做出反应。作家的过分专业化并不自然。我在写作方面是追求自然而然的，即真实地表达内心，内心里有感动，就会写出来。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必定有其地域性，这几乎没有什么例外。有的地域性弱一点，有的强一点。地域性不能强力追求，它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过分地追求所谓地域性，可能也是不自信的表现。一个半岛出生的人，自然具备了半岛血统，这些一定决定着他的音质及其他。
评论家是读者的一种，他们往往更明晰更理性。但他们毕竟做着不同的工作，各有其规律和重点。作家比起评论家来，往往像英国评论家伯琳所说，只是一只“刺猬”，这种动物只知道一件事；而评论家则是“狐狸”，它知道许多事。作家一般会安于做一只“刺猬”，“狐狸”做不了。
同时代的文学朋友给我很大启发，他们用出色的劳动鼓励和启发了我。经典对我的帮助很大。现代主义的作品我也喜欢，不过现代作家总愿意从没有神秘的地方弄出神秘来，这常常让人沮丧。鲁迅重读很多。现在写得少读得多，在阅读中寻求享受，能写就写一点。主要时间还是在半岛地区，平时比较忙，写作时间太少。
作为一个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经写了四十多年，足够苍老了。写作者有一个问题：一部作品写得越是让自己满意，越是拥有读者，超越自己也就越是困难。一部好的作品等于往自家门前摆放了一块很大的石头，摆了太多，再要出门就困难了，更不要说走远。这里是说不能重复原来的故事，不能重复原来的形象，甚至连语言都很难重复。一个作家要追求个人的语调，就像我们听音乐，要进入这部音乐作品，就要找到这个音乐家自己的“调性”，一个作家找到自己的“调性”是不容易的，也就是所谓的形成了个人的语言。在个人语言这个总的“调性”里面，还要有起伏有变化，总是一个调子下去，就完不成新的作品了。
不讲人物塑造的困难，单讲寻找一个作品独有的语调，都是极其困难的。好的作品会有不变当中的变，这包括语言。“不变”可以作为作家长期养成的个人的总语调，但具体到一个作品，为了服从这个作品叙述的需要，还需要走入一种全新的语调，这就困难了。
文学是语言艺术，输掉语言，这个作品什么都不是。我们经常听人讲，说哪个作家写得很好，就是语言不好，粗糙。这是外行话。语言不好怎么会是一个好作品？输掉了语言，什么都不存在了，因为一切都是通过语言呈现的，一切都是通过语言抵达的，无尽的意味、神秘的造境，所有微妙的东西，都从最小的语言单位里开始实现。
我们经常讲文学阅读，现在往往被扭曲了，变成了一般化的文字阅读。将文学阅读混同于一般的文件报纸去翻阅，是进入不了的。要进入文学阅读，首先要进入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独有的语言调性。文学只有一个语言的门，没有任何其他的门。我觉得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找到一本书所独有的语言“调性”。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挑战。
现在的数字时代，能够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很多书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看了以后被迷住，有的读者却觉得根本读不下去，后者的要害问题是没有文学阅读的能力。什么是文学阅读？文学阅读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能够享受语言。看戏剧要享受唱腔，文学阅读则是享受语言。有多少读者在享受语言，就有多少文学读者。所以作家心目中装的是文学读者，希望他能够享受语言。相信任何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写作者，一定是为能够享受语言的那一部分读者精心准备大餐的，只想让他们大快朵颐。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牵挂比较多，会把这些牵挂写出来。作家在这种回顾、总结、目击、抒发的人生状态里，也很有意义。人们常说作品之间要拉开距离，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其实不要讲超越，要想改变一点，不重复自己就很难了。在不断创作的时候，既要找到独特的语调，还要找到崭新的故事和人物。有时候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新的感动。要找到新的感动，它有可能是某种思想，某种说不清的意境，或是某个特别有趣的形象。更多的是一个综合的吸引，觉得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作品，不同于以往的感动。这个新作品值得花费全部的激情、集中所有的兴趣和时间去好好经营。
粗糙的作品，往往是作者凭借自己的写作惯性往前滑行的，那是无趣的。一个优秀的作家非常厌烦重复自己，而是要挑战新格局、新境界和新故事，找到崭新的特异的语言，这种工作才有幸福感和享受感。如果把写作想成一种高智力活动，那么挑战越有高度、越险峻、越陡峭，也就越刺激，个人得到的心灵回报也就越大，这就是享受了。
一个好的读者一定会投入，一个好的作者肯定也是。有人可能问，难道还有作家在写作时不投入吗？当然有。不投入不是因为他采取了现代主义的冷漠，故意要与文字保持那样的一种关系，以产生新异的美学特质。这里说的不投入不是指这个，而是个人生命品质里缺少把精力凝成一个点、像激光一样具有穿透力、把最真实最强烈的情感投射出去的那样一种能力，简单讲，不投入就是没有激情。何来激情？怎样和自己写的所有人物，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人物，都深深地命运一共。一场写作就是漫长的歌哭相随，忍泪入心，攥紧双拳。比如《古船》中兄弟连续几万字的辩论，当时觉得就是自己投入了这场没有尽头、没有胜负的辩论。
有人会问，这样投入太不超脱，怎么保持理性？没有理性何以结构？何来思想？完全被情感牵着走，走入一片迷茫的情感森林，不是要迷路吗？不，强大的理性始终要伴随强大的感性，那洪水般的激情要有一个堤来保护，来固住，不让它没有边际地漫流：堤内感情的汹涌澎湃就是杰作产生的一个条件。
我以前说过，一个好作家有两颗心特别宝贵：一颗童心，一颗诗心。好的作家给人的突出感觉就是非常天真，全部的复杂都用在揣摩那些形而上的问题、一些复杂的思想问题、哲学问题、文学问题，在世俗层面上很是天真。作家希望拥有这两颗心，它们永远不要离去才好，不然就写不好纯洁的、天真烂漫的故事，也写不好复杂的钩心斗角。用一颗单纯的诗心来拥抱这个世界，才会对世界的不同角落看得特别真切和深刻。如果是非常复杂和阴暗的人，就会觉得一切都见怪不怪，它们对作家构不成击打，留不下什么痕迹。写儿童作品，与写《独药师》这样的作品需要的力量是一样的，需要的激情是一样的，需要的感情是一样的。总而言之，需要真挚的力量。如果作品失败了，许多时候是情感出了问题。
作家在穷困期、奋斗期，情感往往非常强烈。成名以后，再没有贫困潦倒、挣扎奋斗了，情感也不如过去了。情感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是没有边际、深不见底的，它可以投射到很远，具有极大的穿透力。离开了情感的力量，其他种种的技法，什么阅历和才华，都失去了基础，终将变得廉价。情感不是为了创作而存在，而是一个真实的人需要存在的。
《你在高原》中写了许多流浪人，山里面、林子里面各种各样的人。我也有过一段不算太长的游荡生活，那个时候很孤独也很好奇，在一个好奇的年龄。我走过很多地方，见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人，比如山里的独居老人、流浪汉，还有爱好写作的人。个人的文学资源也来自那一段游历，它虽然时间不长，但给我写作的援助却是巨大的，后来的机关生活、城市生活都不能替代，很是宝贵。
我生于半岛，而且是“半岛上的半岛”：胶莱河以东地区。那里有漫长的海岸线，大小岛屿散布在远近海中，白雾缭绕。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山东半岛是大不一样的，是齐文化的发源地，而不是鲁文化占主导的地方。齐文化是中国人比较陌生的，究竟会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那里（半岛上的半岛）的文化，还是一个问题。特别在文学审美方面，一般来说还缺乏对于这个半岛特别而系统的诠释。这些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比如我以前就是这样。现在是数字时代，全球化了，文化平均主义的趋向越来越严重，这对于艺术而言是一个大不幸。越来越多的人漂在艺术的浅层和表面，比如从受教育的程度上看普遍提高了，却有可能连最基本的文学阅读能力都不具备：在语言艺术面前麻木不仁、不辨好歹。文学的地域性是重要的，它在许多时候决定了艺术性，因为丧失了地域性的文学往往是浅薄的，没有了个性特征。
每年夏天对我来说都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我对四季总是很敏感。出生的那个地方，就是胶东半岛地区，它的四季非常鲜明，而且准确地划分成了四等份。后来到了济南生活，才发现这里的春天很短促，夏天热得可怕。我要用很大力气对付这里的夏天，虽然慢慢适应下来，但还是要在心里说一句：小心，夏天又来了！在夏天阅读和写作都是极有效率的，因为空调环境太奢侈了，有时忙了一场会想：夏天是这么容易过的？所以人就会努力工作一些。
中外的文学和思想著作我都学习，但仍不够深入。十九世纪和现代的著作家都是我阅读的对象，只要找到入迷的书，就觉得十分幸福。中国古代的一些人物，比如我曾经写到的一些，都是我深深入迷的。我以后还会写，与他们对话真是大不易和大幸福。我没有时间看网络上的文字，只想静一些。网络太吵了，被吵闹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说传统是现代的解药，一些历史人物具备了这样的力量和资源，往往也是很难说的。他们这些人都有悲剧因素，也都伟大。他们的人格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们的生命力，杰出的天赋，是最令人注目的部分。这些人物活得都不容易，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里基本上不是胜利者，尤其从世俗的意义上说。不过他们的伟大性就寓于悲剧之中，这倒要我们现代人好好睁大了眼睛去看。他们遇到的所有大问题，我们今天差不多也都遇到了。他们其实并不遥远，千年百年不算什么，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化可以说很大，也可以说很小。那些总是觉得时代日新月异、总是被新技术吓得目瞪口呆的人，大多数时候还是忽略了人性本身，显得短视和幼稚。
文学不能只想着“载道”和“改造”，不能有这样强烈的功利主义。文学的意义远不止这一点。它改造社会和人性的方式也不是这样的。它是更复杂的呈现和包容，有一定的独立性格。当然总的说它是人类生存中积极的产物，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但杰出的文学并非总要改造和改变什么，总的来说它不是这么直接的。如果总是这样要求文学，那是不通的。小说只要写出来，就一定要呼应客观世界，但不一定是现实。它呼应的东西很复杂，而且这呼应许多时候不是有意为之。思考传统文化不完全为了救赎，就像文学不完全为了救赎一样。传统是可以给人快乐的，是可以欣赏的，是能够增加我们智慧的。传统不是解药，外国不是解药，但都能够综合地给予我们十分必要的营养。
文学作品中失去了大自然，这不是好的现象。数字时代的人被虚拟的东西缠住了，可能很不好。人能返回大自然当然好，但实在是太难了。十九世纪的时候人口少，星空和大地更加显赫，人对大自然的改造力显得微不足道，这一切都导致和增强了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那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是期待着想象着，能返回一点点大自然都是很了不起的，能够这样做的人是极少数，他们可能都是大幸运儿：
从心智上看是如此，从个人生活条件上看也是如此。写作也不例外，能够让大自然融入作品中的人，一般来说要有一颗高高在上的飞翔之心。
如果一个写作者胡编乱造，就不如记录一些真实发生的事情更好。现在的虚构作品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胡编乱造已成风气，这是最坏的事情。虚构作品是极难的。应该鼓励写作者多记录真实的事情，让人有所启发和参照。胡编乱造的东西让人格外烦腻，越是有人生阅历的人越是不能看。写虚构作品，除非要有大把握大理由才可以动笔。而记录真实，一般来说只要诚实，说真话，文字生动通顺，会剪裁，也就可以。当然杰出的非虚构作品也很难产生。
我喜欢“小地方”，不习惯吵闹。平时觉得有机会写出自己的心情已经很幸福了。写出好的文字，就有一份自我欣赏的快乐。人的责任是天生的，不必过分强调它，因为写作者不会没有。我是一个痴迷于诗的人，一直想写出好诗。阅读和写作是人生难得的幸福，业余做起来更好。我知道这个工作原本就是业余的性质。强大的专业能力与业余心情的结合，该是最好的。专业习气其实是一种小气。
我一直根据自己的兴趣，比如所谓的“创作冲动”写下去。文学写作的策略是最不足取的，要始终由心尽性才好。写到童年的心情和事迹，仿佛自己又回到了童年，这是很值得珍视的机会。我会时而回到童年，时而再回到青年或老年。将人生的不同境遇不同语境用想象的触角抚摸一遍，是正常的也是幸福的。
少年儿童作为生活的角色，在作品中也必不可少。作家把他们当成专门的角色就不好了，我不想这样对待他们。他们也生活在成人的世界里，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有人认为童年和少年的世界是独立的，是与成人世界决然分开的，那是过于天真了。两个世界的区别当然有，但远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浑然一体地去理解儿童，可能会更准确更真实地理解他们。
我个人的经验与经历决定了文字的色彩和性质。
作家写作时也许并没有什么简单清晰的思想意图，而部分阅读者却太想寻找“主题思想”。文学作品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思想，文学写作到了这样的年纪，早就从中学生的记叙文中解脱出来了。可能是小时候受过的教育根深蒂固，有的读者凡遇到文字作品，不管是什么体裁，一定要刨根问底找出它的“主题思想”在哪儿，评论者就尤其如此。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部文学作品一旦有了“主题思想”搁在那儿，肯定是完了。作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直讲叙下去，心灵的性质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了。
我爱好中国古典，读个不停。我读了有感触，就写出来。这不算什么深入的研究，可能永远都不会加入那些大研究之中。我觉得古代的人写出的文学经典，与今天的人许多时候是一样的：同样的心境和方法，同样的困难与欣乐。要找到二者的不同也是容易的，不过不如想象的那么多。古往今来，人生总有一些出色的慨叹、异样的认知、绝妙的记叙，就是这些丰富着我们无边无际的生活。我们今天的写作正在加入他们，不过是异常缓慢地进行着，时而有时而无，断断续续。
半岛的传统的确与其他地方差异很大。文化有板块，其他的板块相连成一大块，而半岛可能只是孤单的一小块：极特别的一小块，但色彩斑斓，魅力无限，足以将人迷住。我越是自觉地进入半岛文化，越是有一种惊异从心底产生出来。回头看个人所有的文字，竟然都没能脱离它的气息，这使我一阵阵惊讶。我过去完全是不自觉的写作，而今天才有点自觉。不过我有时还想回到那种不自觉中去，因为那样或许会更好。
烟台地区不是齐文化的辐射地，而是齐文化的腹地，是产生这个文化的本土。齐文化是由东夷地区滋生，并一点点扩展到西边：先是到了临淄，再后来到了黄河岸边。
我是受齐文化滋养的，受惠很多。我的写作却并没有过于自觉地表达这个文化，而是自然而然的一种呈现。我以前并不知道自己表达了齐文化，是后来才意识到的。一种文化会潜入人的血液，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
我长期在烟台地区生活，生于此地，当然熟悉她，爱她的一草一木。她需要更好地保护环境，一丝都不能放松。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污染十分严重，这是让所有人都痛心的。好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一个职业写作者如果循着惯性写下去，仅凭笔底功夫写出很多东西，一定不会有什么价值的。一个作者看起来写了许多在水准线之上的作品，其实仍旧会是庸俗的文字生涯。我会警惕这样的生涯，因为说到底这还是一种厮混。生活像一条不断流去的水流，掬不起新的水流就不必弯腰。对一个写作者构不成挑战的书写，其实是缺少意义的。
我写了20部长篇，每一部都是全力以赴。简单地重复自己，将文字像摊饼一样越摊越大，是比较无聊的事情。好的作家宁肯少写，宁肯把长篇写成中篇，把中篇写成短篇。作品有一种浓缩感，这样更好。作者日后重读自己的这些文字，只会为凝固起来、浓缩一体的坚实感而欣慰，松一口气。反过来，当他面对一团松软的文字时，一定会觉得自己当年相当无聊。
那些书写得早，记得《古船》基本完成时不到三十岁。当时不过是运用了自己的青春，表达了青春里该有的一点纯洁和勇气而已，不过如此。奇怪的是当时这些书差点不能出版和发表，即便出版了也不能评奖，有段时间连参加一般的文学会议都成问题。现在看这不算什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不是来自社会层面的，而常常是来自文学本身：和文学本身的挑战相比，其他的都差多了。
文学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指题材的转移，思想与语言的跃进，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生命的坚守与顽韧，与机会主义的斗争，对艺术与诗意的完美执着，都是对人生一次次极大的考验。妨碍一生的文学因素多到不能再多，虚荣，投机，蒙骗，钻营，谋取荣誉，嫉妒与失衡，这些极坏又是极平常的品性都可能把一个好作家腐蚀一空，成个空壳。就作品来说，在人性的经验里要有真正的延伸和生长，这需要勇气。单纯的技法和写作难度当然也是挑战，但还远远不够。
迄今为止，我已经写了1700多万字。每部长篇都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搭建出来的。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一部长篇在心里埋藏少于15年是不能写的。就像酿酒，年头短了味儿不会醇厚。写了20部长篇，一个个15年加起来岂不要几百岁？是这样的，就跟播种一样，要在心里播下一些种子，等它们孕育和成熟，让它们在心里膨胀和萌发。有的种子死了，那也没有办法；有的种子萌发得很好，就可以长成一棵大树了。每一棵树至少需要15年的时间。
这是一种最好的工作，有最大的吸引力，放弃是不可能的。有障碍是好的，解决一个障碍就获得一份快感，也有攀越的感觉。
开始写《你在高原》的时候还很年轻，人凡年轻一些就敢做事。原来计划写十年，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就15年、20年地写下去，最后写了22年。那也是一个开始了就不能放弃的工作。我们生存的这个地方有很漫长很复杂的历史，还有奇妙动人的现实，需要一部书去完整地记录、描述和展现。越是深入这个世界，越是觉得这个世界惊心动魄。《你在高原》从头到尾是饱满的，因为是在一种坚持、感动、追溯的状态下度过这22年的。书中的奥妙可真不少。
文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也是很好的，但我选择了狭义的文学。这种写作离广义的文学越远越好。狭义的文学不能去接近广义的文学，否则必然引起品格的衰变。
现在文学的问题在于什么都想要，而且用了一个很好的词来形容自己——雅俗共赏。其实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雅的东西要赢得读者，需要经历时间的缓慢的教导和专家的不断诠释。比如《红楼梦》和鲁迅的作品，被经典化之后吸引很多人去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阅读门槛降低了。要读懂鲁迅还是困难的，《红楼梦》还是在雅赏的范围内。
太追求雅俗共赏就会把文学搞坏。雅的就是雅的，俗的就是俗的。一碗汽油在屋子里放一晚上，就挥发光了，接着满屋子都是汽油味；一块黄油放上很长时间都不会消逝，因为它的抗挥发性强。这是不同的两种东西。狭义的文学在时间中抵抗挥发的能力更强。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是可疑的，是有问题的。
文学总的说应该为民众服务，狭义的文学恰恰更为了服务民众。民众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不仅仅是眼前的人多一点少一点，这不必太在意。14亿人中有10万人喜欢看一本书，就是服务民众了？那可不一定。10万人比14亿人，比例也还是太小。一本书出版时只有一万个人看，几十年或百年后还有人感动着，不能忘怀，积累起来有了上百万或更多的人看，谁更大众？要服务民众就要有责任感，这就是对时间负责。一般化的迎合大众，不是什么大事业。
不管叫狭义的文学还是叫纯文学、雅文学、严肃文学，从概念上看都不准确。它不过是文学的一个品种，就像美声唱法，是音乐的一个品种。不是说做这个品种有多光荣，而仅仅是有人选择了这个品种。广义的文学，包括通俗的、娱乐的文学，是另一种选择，它也可以做得很好，并不低人一等。有些广义的文学作者，其劳动是很让人敬重的。但不同的选择是存在的，也是允许的。不能让一个唱美声的人，一定要去唱个通俗小调，这不公平。反过来也是一样。
坚守纯洁度极有趣、极有魅力，是一种工作，与寂寞不寂寞基本上无关。几十年写一部书，这种工作能坚持下来，想想看必然有魅力、有趣味。旁观者没有进入这种工作，没有这种体味，认为是寂寞了。纯文学的探索是一种享受，探索、编织、结构，语言的匠心实现，这多有意思。但写作者确实不能浮躁，社会的浮躁对于写作者是好的，因为浮躁的社会，让人性的表达更充分，让社会万象以一种剧烈的、戏剧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对于写作者的观察和体验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但写作者本人不能浮躁，他一浮躁就上当了，自己的劳动就废掉了。这好比一场风暴，风暴越大，风暴眼里就越平静。享受风暴眼中的安静就是艺术家的行为，他是思想者。如果跟上风暴旋转，就会被撕成碎片，哪里还能产生完整的艺术和思想？所以，一个艺术家、思想者，风暴眼就是他的居所，是他思想的空间和可能。
当然，我希望社会是有序的，人们的素质是好的，没有那么强烈的物质欲望，没有那么强烈的竞争意识，但人性决定了，物质欲望过强的社会不太可能是那样。写作者自己要安静。一杯茶、一本书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再加上劳动，文学的劳动。这种劳动太奢侈了一点。
人们看文学作品，容易将影响取代文本。有影响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好作品。一部作品能够产生影响，可能由很多机缘造成，比如时代的潮流、社会的口味。
现在的人势力得很，读什么要听风声、看势头。这都不是好读者。
读者的勇气和品质，表现在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一部作品，得了什么奖赏都不要管，总统给作者作了揖也好，一千万个人捧读也好，都不要管。就直接面对文本好了，看看语言、思想与精神，看看写得到底好不好，看看有没有灵魂，看看这颗灵魂是不是真正让人心动或永志不忘。
人要尽力而为。现在的状况，不是凭谁的一己之力能够改变的。几千年积累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所谓形势比人强，形势就是潮流，个人力量微不足道。但是却不能因为个人力量的微不足道就放弃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尽力而为。只要还在写作，还在做与写作相匹的工作，就要凭良知做下去。如果不这样去做，转而去做错误的事情，那怎么可以？
我觉得历史、社会等等，在最高的层面都不可以逾越道德。我所说的道德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与坏，而是带有终极意义的，如康德所说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我相信“终极法则”的客观存在。人没能认识到它，不等于它就不存在。电脑世界是0和1的编码系统，也许宇宙中也有一些非常严密的、错一个码就全错了的力量。我思考、探索，用向往和接近它的心情去生活，有很多忧虑，也有一些欢乐。
我自认为是个随和的人，没有什么太突出的棱角。我不过是不愿人云亦云而已，这种坚持和自警在暗中保佑我，而不是损伤我，如果我要写作的话。
我提防在潮流中走向模仿和依从，提防自己失去原则性。因为人都是软弱的。我希望自己能做自立和自为的写作者，进行独自创作并排除外界干扰。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冷静和安静的人，这样的人会有一点原则和勇气。潮流来了，先要站住。有原则的人才能谦虚，而不是相反。要写作，就必须永远警惕那些“精明”之念。
我不太看时新的流行文字，不太注意时代潮流。语言在每个时期都是有自己的“时代语调”的，这种语调作家应该躲开。这对我一般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自言自语、自给自足的写作者，无论语言好还是不好，大致还是自己的说话方式。
写作者用各种方法去讲故事、道出心中的意趣及其他，不然就会单调老旧。从已有的书上学习是一种办法，但主要的办法还是依赖地方气质，顺从他立足的那块小地方的地气。
作家看上去孤独，这样的作家是好的。但他自己不应该觉得孤独，那样就不妙了。人的感动是各种各样的，适合自己表达的方式（体裁）也是各种各样的。如果只用一种方式表达自己，那可能是很不自然的。
总是要经过多年积累才能动笔，如果是长一些的作品，最好要有十几年的准备时间。把一些想法记下来，把一些材料搜集到。总之，对写作一部作品有用的东西都要留意，好好准备，就像一场战斗之前的弹药贮备和挖掘工事一样。
我的写作量不多。用来写作的时间也不多，这需要有创作冲动的时候才行。平时的杂事很多，写作这种事大致来说还是业余的。我可以更勤奋一些。田间劳动做得少了，这是我人生的大失误。
坚持追求真理，不妥协，劳动和工作下去，这就应该是日常的事情。除了写作，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认为写作应该是业余的，一个人当了所谓的“专业作家”，更要保持业余的心情。最好在社会上找一份工作干，有了创作的冲动再动笔。
作家有自己无法言说的个人的意象空间，但这不能说是什么“秘境”。这时候的表达才是充分个人化的。
写作中会遇到各种困难，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读书是一种享受，读书也不完全是为了使用。作家只有书读得太少的问题，哪里会有读得太多的苦恼。写小说的人读书少了，就会写出很多垃圾。
尽可能踏实地往前走，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就很不错了。把认真的劳动化为日常状态，朴素度日，不必贪图太多的回报，这才有些快乐。从工作中获得快乐是很重要的。
我在“文革”时期的写作也是当时那样的气息。不过，我读的书不光是那时候的，所以作品还是多少有点异样。总的看，很幼稚也很单纯，有难得的青生气。
早年读的有一部分是比较特别的革命作品，比如苏俄的书。不过与现在的大量文字混在一起，也成了极有色彩的组合，丰富着自己的阅读记忆。那时的作品或者有点简单，但也有另一种精气神，不像现在这么多垃圾：流氓的呓语。
（2016年4—8月，文学访谈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