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个结尾更加没有意思的结尾了。
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停当，万无一失，事到临头，仍会缺盐少醋。
莫利小姐从那一刻起，已经变成一个把里面暖人的佳酿，忽地一下倒进阴沟的空酒瓶子，偏偏又在秋雨落黄昏的时节，并且着一点小风，就会呼呼作响。就像有人对着那只瓶子口吹气似的。
他们真的可以这样说，这怨得了谁呢？即使用牵强附会的办法，也沾不上任何人，或任何事的边。
一个他们现在诚心诚意地觉得朝气蓬勃、干劲十足、任劳任怨的人，没有一点先兆地，说没就没了。好像他有意做得干净利落，就是死，也不能打破保持了一生的，不给任何人增添麻烦的纪录。
但是他们全都觉得，他们对司马南江的死，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两天，他们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不大敢眼对眼地坦然相视。
不过再往深里想想这个人，似乎又想不具体。若不是这次作为同一个代表团出访，如果有人向他们提起司马南江的名字，也许他们都会说：“谁？哪个所的？”即使有人详叙其貌，详尽其状，他们最后可能还会一面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一面想得起来又想不起来地说：“啊！啊？啊……”
现在副团长特别感到司马南江这一去所留下的、不可弥补的空白。
“您再好好想一想，护照肯定是留在洗脸间的台子上了？”莫利小姐问。她眯着眼睛，仰着脖子，下巴真像一把齐头的铲子。
“真抱歉，我想是……”也许是在箱子里？副团长不敢十分肯定。他现在特别感到了没有司马南江的不便。当他鞍前马后地照应他们的时候，他们似乎并不感到他的存在。好像一个人的价值，种种的好处、优点，只有在死后才凸现出来，让人们叨念不已。死亡好似火，只有用它来烤一烤，才能把用糯米水写在纸上的暗语，显现出来。
真是出师不利。谁能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他觉得团长差不多是不怀好意地看着他。耷拉着下嘴唇（他突然发现团长的下嘴唇很厚），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冷冷地看着他。
秘书则抱着骨灰盒子，呆呆地守着他们尚未托运的行李。现在，驮重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一项任务，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少关心其他，甚至不关心其他。
好像他们刚刚经过十万八千里的长途跋涉，累得丧失了七情六欲；好像司马南江的死亡和他找不着护照有很大的关系；好像他们彼此看一眼，也成了自己的累赘；这个人为什么站在这儿？还要落进自己的视野？
他又何尝不想找个借口、渠道，转移或发泄一下他心里那股和他们一样的，说不明白的怨气？
偏偏摊上了他。在这个时候找不着了护照。
出来以前，外交部门三令五申地强调丢失护照的严重后果，外交部要照会凡是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云云。
是防止有人利用他的护照，冒名顶替地去那些国家招摇撞骗，窃取情报？还是防止有人利用他的护照，冒名顶替地到中国招摇撞骗，窃取情报？不过这种可行性相对来说比较小，因为这个人必须是亚洲人种。
到别的国家去招摇撞骗、窃取情报，他这份护照有无使用价值他不敢说。
反正现在哪怕是最高层的会议，一个月之后，香港杂志上都会全文照发，那会上谁谁怎么说，谁谁又怎么说，一概明明了了。好像那些杂志，全列席了那些会议；好像那些红头文件的发放范围，在发至县团级的后面，又加了一句：及发至香港×、××、×××杂志。
反正你很难说这是否是因为有人丢失了护照的结果。
他很怀疑限制那些杂志进口的原因，可能不是为了防止什么、什么，而是因为大部分老百姓的级别，还不够县团级，以及香港××、××、×××杂志。这恐怕不是平白无故的猜想，因为这些杂志经有关部门批准，还是可以少量进口，供有关单位、领导内部参阅。他虽然不是有关单位和领导，他的老上级却是。由白金眼镜框子化名撰写的，有关大陆来此开拓的那位歌唱家，如何丧失国格人格的败行劣迹，引起爱国侨胞强烈不满的文章，就是在那位老上级家里看到的。老上级说：“这个人如果不回来就算了，如果还想回来，必须让她对自己的言行作出解释。一个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觉悟却不如整天泡在资本主义染缸里的侨胞！真是太不像话了。”
“好在我预先留出了相当富裕的时间。”莫利小姐明明这么说，他却感到她是在说“我早知道你们会出这样的事”。对。是“你们”，而不是“你”。他看看团长和秘书，不知他们是否也有同感。他们的脸，仍像压在排泄管道上的又厚又重的铸铁盖。“请你稍候。”莫利小姐说完，就迈着她那昂首阔步的步子，转身去了。
这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
副团长想念在国内那不说八面威风，至少也是威风凛凛的日子。但在这个团里，他觉得心情很不舒畅。上头有团长压着，后头有司马南江顶着。现在司马南江一死，他不但降了级（不但行政级别，包括接待级别），简直连什么都不算了。
她的脚步有些重，示威似的。鞋底就在机场营业厅的地板上敲得很响。也许应该先打个电话给旅馆，问问他们在清理房间的时候，是不是发现了护照。
莫利小姐很失望。
这是不是有点像一场闹剧？
当全体与会代表，听到会议执行主席宣布那一噩耗，自动起立致哀一分钟的时候，一种十分荒谬的感觉，把她推向另外的极端，她差点抑制不住地在那肃穆的会议厅里大叫起来。
人们本已生活在一个足够劳苦的环境里，中国人却好像还嫌不够，偏偏还要给自己制造一些困难，所以他们活得比西方人还要艰难。每每和他们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接触以后，她总有一种被传染上什么病的感觉，让她禁不住地想要歇斯底里大发作。
也许她应该亲自到旅馆去一次？还是亲自去旅馆一趟为好。她喜欢竭尽所能，不给自己留下后悔与遗憾。这样决定之后，便又向停车场走去。
司马南江先生的论文，是一位西方同行代念的。那位先生的声音很好听，简直是太好听了，所以听上去很像牧师在布道。她和代表团里其他三位垂头丧气的先生坐在大厅里，听一个已然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思想，在大厅拱形的屋顶下回荡。她觉得好像他也趴在拱顶上听似的。笑眯眯的，好像很为自己开的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而得意。他是她所接触的中国人当中，最让她感到不好理解的一个。
护照最后是在副团长的一只袜套里找到的。
“哼！”团长哼出尽在不言中的一哼，便两手叉腰地转过身去。好像他很为找到护照而气愤。
秘书仍旧一副找不到也呆呆，找到也呆呆的劲头。
莫利小姐认为，这只能用他过分爱护、珍重的理由来解释。“一切人们以为是荒谬的行为，往往是出于正常得最纯粹的理由。”她说。
这是什么逻辑？团长想。他看了看莫利小姐，一点没有胡言乱语的样子。
副团长根据这几天对西方人的观察，认为他们不管听到、碰到什么不幸的事，根本别指望他们会像中国人那样，发出种类繁多的，表示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感叹词，更不要说那像歌唱一样的恸哭。他们差不多总是一面缓缓地点着头，一面像是论证什么地说：“这真是非常的不幸。”连脸上的筋都不会动一动。
刨去官员不算，西方人在表现欢乐的时候，才会像中国人表示哀痛那样淋漓尽致。好像他们在这两方面分了工。
莫利小姐的话，自然不会出于恻隐之心。
莫利小姐帮他们填好行李签，又把这些行李签一一拴在箱子上，在清点确无遗漏之后，才和秘书一齐往磅秤上挪动他们的行李。除了司马南江那两个箱子，其他的箱子，全比来时重了许多，满载而归地鼓胀着。莫利小姐瘦得十分干巴，却有男人的力气。箱子在她手里上上下下，毫无拖泥带水之意，一副先锋妇女的派头。
由于只有三张机票，他们的行李，远远超过了航空公司所规定的免费托运的重量。
莫利小姐垂手而立，没有打算支付这笔运费的迹象。
团长便吩咐秘书：“好吧，咱们把这笔运费付了吧。”好在这笔外汇回去之后肯定可以报销。不过他觉得莫利小姐这样悭吝不太像话，不知这是接待单位的意思，还是她自作主张，无论如何，他们还退回一张回程的机票呢。
登机的时间快要到了。“你们应该过关了。”莫利小姐从她的小皮包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来，“请看，你们的登机口是二十五号。过了关检之后请往右拐，下楼梯，再上楼梯，然后向左拐，你们就会看见第十八号登机口，请顺着第十八号登机口往前数，很快就能找到二十五号登机口。请放心，沿途都有指示前进的箭头。”她一面在纸上画着，一面对他们讲解着，“你们都懂了吗？我想这是很容易的。”很像教数学课的小学教师。
是很清楚，也很容易。从图上看。可是大使馆文化处的一秘为什么不来送行？团长很快地想出这个可以挑剔的理由。何况他们还承担着护送司马南江的骨灰的任务。要是他们不管，撂给使馆，看他们怎么办！只是在司马南江遇难之后，团长才见到大使，研究如何向国内汇报，请求如何办理以及如何通知家属等事宜。大使的言谈话语之中，颇有些不满的意味。不过他也没有明确地指出什么。团长怀疑那个文化处的一秘在大使面前说了什么。回国以后，他一定要以他们如此对待司马南江的骨灰为理由，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一家伙不可。
“好啦，莫利小姐，请回吧。”团长伸出手，与莫利小姐握了握，“我代表我们全团，对您给予我们的帮助和照顾，表示十二万分的感谢。您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科学技术的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团长十分流利地说下去，“特别在司马南江同志不幸遇难之后，您在我们极为悲痛的时刻给予我们的帮助，更让我们终生难忘。”
除了关于司马南江先生这段话之外（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来访的中国代表团，都会淹死一个人），其他的话，莫利小姐已经听过无数遍，像听录音带似的一字不差。对于这样的赞美，不管真假，她都觉得当之无愧。“谢谢。”她说，“不过我还不能走，我要看着你们过关，万一过关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办呢。”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懂外语，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就麻烦了。
好，离境手续完备，顺利过关。他们回过头来，隔着玻璃墙，向莫利小姐挥了挥手。她点了点头，好像说了一句“很好”，而不是说“再见”，便转身走了。步伐依旧很快，绝无半点眷顾，好像根本没有悉心尽力地接待过这个团，或者就在她转过身子的那一秒钟里，把对他们不管是好是坏的印象，全从脑子里抹掉了。
虽然只是一层玻璃之隔，至此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国家。玻璃墙的那一边，真的已是另外一个世界。
他们确实曾把自己的脚印，印在玻璃墙那边的土地上。但他们仍旧感到不曾来过。
他们不过是隔着一道如此这般的玻璃墙，透视着那边的景物，似乎清清楚楚而已。
归程似乎容易得多。秘书看到入境申报单上备有中、英两种文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即使没有司马南江，他也可以对付这个差事了。即使只有英语，他也不必担心，反正，到家了，谁能不让他们回家呢？
飞机开始了下降的盘旋。那熟悉的、老是让人感到被干旱困扰的大地，映入了眼帘。虽然只有几天的别离，心头还是涌起久违之后的喜悦。他似乎感到有阵阵的波浪，从他的肌肤上流过，好像有人在抚摸他。在这种抚摸下，他那惶徨不可终日的感觉消失了。不论怎么着，在这儿，他至少可以消消停停地过日子，至少可以在家，和妻、和孩子，不用问句说话。金光闪闪的日子虽好，可不是他的，也不是大多数人的。
过吧，想那么多干什么。冬天腌雪里蕻、渍酸菜，夏天自制清凉饮料酸梅汤，国庆节去一趟免收门票的公园，春节磨剪子磨刀，下了班用宴会上带回来的“易拉罐”饮料空桶，给这个或那个亲戚做一个室内天线……忙忙叨叨，消消停停。
日子也好，人生也好——你管它叫什么都行——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八只箱子，在通过探测仪器的检查之后，被扣下一只。还有司马南江的骨灰盒子。
“什么病？”
“没有什么病，是意外亡故。”
递过了表格和笔：“请把单位的电话号码留下，我们检查完了，就会通知他们来领取。”
“我们如何向他的家属交代呢？他没有病，我们有他的死亡证明。”
“那证明当然不是北医一院或者朝阳医院开的对不对？对不起，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我们必须这样做。”
Pass！
副团长说：“我的箱子里什么违禁品也没有。里面装了什么，我还不知道吗？”不过他的口齿不清，嘟嘟囔囔，好像说给自己听。
两位边检人员背着手儿，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站在箱子旁边。副团长的嘟嘟囔囔，好像无尽地向空旷无际的黑暗里沉落，看不到丁点儿和什么东西碰撞的火花，也听不到丁点儿的回声。
既然没有什么违禁物品，怕什么？他们年轻匀称的身体，在合身的白上衣和藏蓝色的长裤里，显得越发挺拔，大檐帽低低地压在眉毛上，很俏皮。和西方的水准相差无几。要是只看这些人，真觉得中国差不离了。
副团长不是怕，而是不好意思。箱子里确如他自己所说，“里面装了什么，我还不知道？”何必一定要将人置于十分狼狈的境地才肯罢休呢？他气愤地想。忘记了就在出国之前，他还不厌其烦地让一个犯有“男女关系”错误的干部，交代通奸的细节。好像那审问带给他无限的乐趣，一直弄到那个干部四处扬言，非要宰了他不可。如何处分这个干部，还要等他回来最后拍板。
那只箱子被五颜六色的尼龙绳缠得像只端午节的粽子，他先解开一道又一道纠结在一起的绳子，箱子上，被尼龙绳勒得一道又一道的凹痕，松了绑似的渐渐鼓胀起来。再把箱子上的锁打开。“哗啦”一声，箱子像被剖了膛似的向两边摊开。
箱子里除了通常所装的那些东西之外，还有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飞机上用餐的刀叉、塑料小盘、塑料小杯，袖珍包装的胡椒、食盐、果酱、黄油、起司、牙签、餐巾纸，还有三个小圆面包，因为时间已久，发硬、掉渣。旅馆里的卫生纸、小块香皂、小盒浴液、小瓶洗发精、针线包、女人洗澡用的塑料帽子……
他们几乎是带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将这些东西一件件捏起来细细地看，或者说是展览。又像给拍卖行里的东西定价，必得仔细查看，有无缺损瑕疵，以便杀价。
他们每拿起一件东西，副团长的全身就像在极烫的水里蘸了一下。他浑身大汗。这一辈子的汗，好像全在这会儿出光了。以至他相信，他今后再也不会出汗了。
最后他们拿起几包上面写了不少可疑文字的小纸包问：“这是什么？”
“我……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神色非同小可。副团长本还不想如实讲来，现在也不得不赶快择清自己，“这是……是旅馆供应的。”
他说得没有错，是旅馆供应的。每天晚上，放在床头柜上，一个衬着粉红镂花纸垫的小银盘里。他以为是安眠药。虽然他一生与安眠药无缘，他的儿媳妇却常常失眠。
他本来可以不张皇失措。他完全有权利将旅馆或飞机上供应的东西全部带走。所有这一切，无不包括在飞机的票里和旅馆的房租里。不管机票和房租是谁付的，反正是付过了。
他们尽管觉得纸包上的说明暧昧可疑，但是也拿不定主意，因为这东西叫的那个名字，他们从未见过，不知纸包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也许应该查查字典。
“请等一会儿。”其中一位说。便拿着那包东西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去了。
副团长想，难道不是安眠药吗？如果不是安眠药又是什么呢？毒品？难道那个国家公开提倡、鼓励人们吸毒吗？如此，他们何必抓捕贩卖毒品的人？如果不是毒品又是什么？他实在想不出来。不过肯定不是好东西。这从他们的神色就可推测出来。
他出来了。神色不再非同小可，只是怪怪地看了他一会儿，又和他的同伴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像宣判审判结果似的说：“这是一种新问世的避孕药。”
这简直比说他携带毒品更败坏他。
他觉得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开始往外冒什么东西，不过这东西肯定不是汗，而是身体里的一种汁液，又黄又黏。
他立刻以证明他与这种药绝无任何瓜葛的速度，把其余几包从翻得乱七八糟的箱子里抓出来，甩在他们面前：“我不懂外语，真不知道是这种东西。”他又用双手把箱子里的东西抄了起来，在他们面前拼命地抖搂，“看看，里面可再也没有了。”
“避孕药不是违禁物品，至少现在还不是。你可以把它们带走。”
“我？我要知道是这种东西，才不要它呢。”他觉得他们的脸上，闪过一丝窃笑，“不信你们问问其他两位同志，他们和我住在同一个旅馆，是不是旅馆供应的？”
团长和秘书都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站出来为他的清白仗义执言。是中国人都怕和这种事情沾边儿。再说回国以后，他们这个临时性的组合就会解体，虽然他们还在一个系统，可都属于不同的下属单位。谁也用不着谁了，又有什么必要为一个用不着的人沾包呢？尤其团长，很快就会办理离休手续，这次出国，可说是离休前的安慰奖，他就更犯不上为副团长证明什么。如果团长不肯出来证明什么，秘书就更不便站出来证明什么，他怎么能比团长更团结友爱，更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呢？这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奇迹。
“请你把这些避孕药拿走，留在这里我们也不好处理。”他们说。
“同志……”
Pass！
过完这一关，一位海关小姐“刷”的一声，把团长填写的入境物品携带单甩了回来：“错了。”
“哪儿错了？”
“携带入境的外币数额。”
“就是这么多嘛，不信你数数。”团长把他那只猪皮钱夹递了上去。小姐“啪”地一下，就用食指弹了回来。
“你再好好看看。”
再好好看看也看不出错在哪儿。团长又数了数他携带的外币，与账面全符。排在后面的人恶声恶气地说：“快点快点。”好像他耽误了他们的登机。
“同志，到底错在哪儿，你开开金口嘛。”
“你这是什么意思？”小姐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一副准备罢工的架势。
“我实在看不出嘛。”
排在后面的人更加不满：“快点，快点。啰嗦什么嘛！”
小姐却不慌不忙，她知道排在后面的人不是冲她来的。“你为什么用阿拉伯数字填写？”她用手里的铅笔头教训地敲着桌面。
“表上没有说不许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好，下一个。”小姐不理他了。“下一个”迫不及待地将他推开，好像他正巴不得前面的人栽了，好让他补上去。对付这种情况团长很有经验，他就是不让，用他那宽宽的后背，挡住后面那个左右摇晃、想要见缝插针的瘦子。
“你说嘛，不写阿拉伯数字，又写什么数字呢？”
“中式数码。”
他久已不用中式数码，就连繁体字也简化多年。4，4，中式数码怎么写？问了秘书方才想了起来。
小姐撇撇嘴：“刚出去两天，好像就不是中国人了！”
为什么不能用阿拉伯数字？怕人改起来方便？怕往少改还是怕往多改？可能是怕人往多改。往多改有什么好处？去银行兑换人民币？全国还能找出这样一个傻蛋吗？不存美金而存人民币？
在免税商店买进口的免税家用电器？出去多久，该买几件，白纸黑字，层层把关，你填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
防止有人倒卖外汇？
真的应该pass了。
Pass是pass了。副团长依旧惶惶。谁能担保他们不会打个电话，或打个报告到单位里去呢？
真是险象丛生。
你老婆又没和你一块儿出国，你随身带着避孕药是什么意思？就算你老婆和你一块儿出国，她也过了受孕的年龄。
送给儿媳妇？你什么企图？你说你不懂外语，以为是安眠药，有人相信吗？
你到底在国外干了些什么？没干。没干为什么随身带着避孕药，你说得清吗？不但他对别人说不清，他忽然觉得恐怕对自己也说不清了。
他越想越糊涂，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行为十分可疑。
他联想起一位部长，就是因为在国外买春药，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其实现在满大街都是卖春药的广告。刚才汽车拐弯的地方就有一幅。“男宝”“三鞭丸”什么的。不过部长买的可能是速效春药，“男宝”“三鞭丸”之类属于长效春药。如果这位部长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买，且是买的长效春药，可能就不会被开除党籍。党的政策从来融会着“时间条件地点”这一辩证法的精神内核。同一事件，彼一时、彼一人、彼一地点，处理的结果可能就大不相同。
这位部长可能有点傻，享受的干部待遇可能也不够高，何必花自己的外汇到国外去买春药呢？且不说中国现在什么药都能进口，仅就国医国药在这方面的贡献来说，堪称世界第一，与吃的文化并驾齐驱于世界之林。虽说这都是达官贵人的特权，但也难免不流传至百姓民间。都说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仔细想想，在享受七情六欲方面似乎也不曾亏待自己。据说有一荷兰人，专门从事中国性文化、房中术的研究，著述共有皇皇五本之多。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将这人欲横流的世界，匡正在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之下。
天哪，他猛然一惊，要是政策往这边儿辩证，他的避孕药，很可能会和部长的春药有同样的下场。要是政策往那边儿辩证，他也许会安然过关。要命的是他根本不知道它会往哪儿辩证。虽然刚刚离开几天，他就感到无法揣度，它从来瞬息万变。
今天回到家，什么事也不干，马上就到机关去看文件，只有把最近的文件全都看完之后，他才能对避孕药的结果，作出有利或不利的判断。
一生唯文件是从的他，突然就有了一份逆反的心理：就是买了春药，不管长效速效，算是什么错误？自己不拿这一类屁事做整治人的材料，外国人又能用它拿捏你什么？这恐怕是他这一趟出使西域的最大收获。
秘书突然觉得妻子的身上，添了一些让他感到陌生的东西。也许是她的眉毛、鼻子、眼睛，比以前动得快了；也许她和邻里谈话时，声音比以前尖俏；也许她走路的时候，上身的摆动幅度比以前大了？不，他说不清楚，就算有了这些不同，也是极为细微的，细微到可以忽略不计，细微到只有朝朝暮暮、耳鬓厮磨的丈夫才可以感觉得到。从前她可不是这样。本本分分，安安静静。恰到好处。
妻子觉得他的样子也有些许的变化。不是有点沮丧——即便为了司马南江，也不必如此系怀——就是若有所思，若有所失？对，若有所失。
一进家门，妻子便说：“这里的日子，你一定过不惯了。”
“谁说的？”他硬硬地问，又觉得自己硬得毫无来由，她并无调侃之意，好像他刚从天上来，只怕人间万事不能尽随他的心意。
除了大街上特别脏，房子里的光线有些暗，东西显得多而无用，墙壁有些黄之外，他并无不适之感。
然后是洗脸，换成旧时装。将旅行用的洗漱用具，一一放回原来自制的搁板上等等。直到换上他那双蓝色的塑料拖鞋，并且在水泥地板上走出熟悉的嚓嚓声之后，心里才渐渐地有了几分充实。
妻子在厨房里忙得十分快活。铲子把锅底敲得啪啪响。
“你看，特地买了一条活鱼给你清蒸。四元九角五。”她小心翼翼地把盛着清蒸鱼的钵子，稳稳当当地在桌上放好之后，立刻跳着脚儿猛吹十个手指头。十个中国女人当中九个女人的手指头有这种硬功夫。不知道是不怕烫（不怕烫还吹什么），还是宁愿把手指头烫熟，也不肯把碗扔在地上。
又极宝贵地从冰箱里拿出两罐“易拉罐”啤酒。“两块三一罐哪，”她说，“等等，还有。”紧接着又把几个冷盘放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
她是……她是想尽力地为他维持那一种生活的水准。她好好心，又好天真。
他一把抓住她的手，拽着她在自己旁边的凳子上坐下：“不许你再弄什么四块九毛五，或是两块三……咱们吃的是工资饭。”他抄起筷子，拣那条鱼上最好的地方，夹进一只大碗，“留着儿子晚上回来吃。”
他拿起一罐啤酒，对妻说：“去，再拿一只杯子来。”
妻子急急地说：“不不不不，你喝，你全把它喝了。我不爱喝啤酒。”
他故意把罐子拉开，啤酒呼噜呼噜地开始冒沫。“好，你不喝我也不喝。”他知道这一招顶灵，妻子的心一定会和那啤酒沫一块儿汹涌。
她去取另一只杯子，而且很快就取来了。他慢慢地给妻子、给自己各斟一杯：“来，回来了，我真高兴。”
“真的？”
“真的。”
妻子这时似乎才渐渐地恢复了原来的面貌。他心里一动。那一切，恐怕也是妻子的好好心、好天真。
有人敲门。
“开始了。”妻子因被敲门惊散了少有的温馨，而有些愁眉苦脸。
“哎哟哟，难怪有人向我报告，可了不得了，有人提溜着两个大箱子进了这家的门，别就是那个诈骗犯吧。唉，原来是你回来了，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居委会主任两个巴掌恍然大悟地往一块儿一拍，就像给他盖了一个免检章似的，“你看看，是不是？真有两个大箱子。”她指着屋角他带回来的那两个大箱子说，不过那神情又像真逮着了赃物。让人捉摸不定。
秘书不解地眨巴着两只毫无特色、容易让人误解为可以随意对待的眼睛：“诈骗犯？”
“是啊，冒充领导签字，从银行提走了三十万元钱。用麻袋装走的。到现在还没破案，正在悬赏追捕呢。”
“我……我这两只箱子，海……海关都检查过了。”
“看怎么说了。海关检查归海关检查，跟咱们不是一回事儿。咱们这儿的任务，是派出所布置的，要说检查，也是检查得起的。”
“那……是不是得有公检法的搜查证？”
“‘精神’上说了，只要发现有人携带大箱子、大麻袋，随时都能拦住检查。”
妻子有女人的精细，忽然发现他们不够热情、热烈，既没有倒茶，也没有让座儿，更没有什么表示，对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人，这样的不周就尤其显得突出。这样的人，也是得罪不起的，她要是给你来个无头“检举”也足够你消受的。虽然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居委会主任几十年地当下来，大小也能成个精了。“净顾说话都忘了，你刚才不是说给奶奶带了瓶外国酒吗？”
“酒？”秘书更加懵懂了。
“啊，酒。您瞧这个人，忘性有多大。他心烦，全让他们团里那个淹死的人闹的。”（司马南江绝想不到他死后还能继续派用场，包括他的骨灰在内，不过那也许是笔者的另一篇文章了。）她从丈夫随身背回的手提包里，拿出一瓶飞机上发的酒：“您瞧，France，”好像老太太认识似的，“法兰西，法国。您不是爱喝两盅吗？知道茅台涨到什么价儿了？这一小瓶外国酒，不说您也知道。”
“那是，那是。”居委会主任的眼睛，极快地将酒瓶子一捋，“上面都是洋文，错不了。托你们的福，咱们也能尝尝洋酒的滋味啦。”她摩挲着酒瓶子，跟摩挲着法兰西那么满意，然后又倚老卖老地说，“你倒是该孝敬孝敬我。你爸爸活着那会儿，哪次出差回来不给我带点土特产？那是交情，和……唉，和这会儿的事可不同。”她忽然有些不好意思，“行啦，我也该走了，再不走，该招你们小两口烦了。”走到房门口，又转过身来说，“你们要是看见背麻袋、扛箱子的，赶紧报告啊。”
“哎。”妻子极乖地应着，心里却像送瘟神似的巴不得她赶快走。
“你看……”妻子低头、搓手、晃肩膀，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女生。
他搂过妻子那稍稍下斜的、永远给人一种谨小慎微的印象的肩膀：“别说了。”
也许应该感谢这块屋顶以外的生活，是它们把他们挤紧了。
“你不觉得她像咱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一个人物吗？”妻子有些调皮地问。
“谁？”
“鲁迅先生文章里的那支细脚伶仃的圆规，豆腐西施？”
“嗯……”秘书沉思着。
“如今已经改换门庭，不卖豆腐了。换了一套居民委员会主任的行头。风韵可是不减当年。”
“那诈骗犯的事，可真荒唐。”
“现在什么离奇的事都有，听说有人拿着币制改革前的票子在唬农民。上面也印着‘中国人民银行’，不能说是假票子吧？一万元钱不顶一元顶一万元。你说中国人傻不傻？傻。再没有比中国人更傻的了，可是他还能坑人。你说中国人精不精？精。再没有比中国人更精的了，他还让人坑。”
“模仿领导签字，能模仿得像吗？”
“下面的人，谁又见过领导的签字呢？顶多在什么选集、题词上看个复制品。你没见过，又怎么能判断真假呢？好比皇上的御批，你敢怀疑吗？万一你扣住不办，一查果然就是怎么办？”
“真好玩。”
“我也觉得真好玩。”
一大清早他们就起来了。他们没有贪恋那个所谓久别胜新婚的夜晚。干脆说吧，他们甚至没有做爱。他们的脑子，全被比这件事更为紧要的事占满了。
像激战前夜；
像等待奇迹；
像面临重大抉择；
…………
一个躁动不安的夜。
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睡。
他们先是按照拟定好的名单，分配那两个箱子里的东西。真正干起来，才发现那个名单很不健全。
“不行，无论如何得给王主任送点什么。”
“名单上没有啊。”
“是，是。这是你出国以后发生的事。要不是他的推荐，咱们儿子哪有机会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夏令营呢？”妻子知遇感恩地说，“没准他能在这个夏令营里交上一个有钱的朋友，人家保荐他去日本留学呢？”
秘书停下手来，惊讶地望着陷入了心向往之的境界的妻子。女人的想象力真是无法估量，难怪现在女作家比男作家的名声大，连妻子都能在这个九平方米、又黑又挤的小屋里，想出如此光明灿烂的事情，更不要说三头六臂、叱咤风云的女作家了。
“事先我可什么礼也没送。越是这样的人，咱们越不能忘记人家。”
“好吧，”他把已然分配好的东西，重又平衡一遍，拎起一件夹大衣，“把给我舅舅的这件夹大衣给王主任吧。”
“那怎么行？夹大衣是旧货，送给亲戚还行，送给王主任怎么拿得出手？”
“要不送两双尼龙丝袜。他总有老婆女儿吧？”
“前两年送尼龙丝袜还行，这两年，回国人的礼品价码也看涨呢。”
“这……”秘书颇显踌躇了。
“能不能把你准备送给各有关领导的东西匀出来一点？”妻子怯怯地建议，她深知这种改变事关重大。
“可是……可是……”他无法痛下这样的决心。他反躬自问，是不是他太自私了呢？只考虑他周围的人际关系。但是，没有他的情况的更加好转，何来这个家庭的情况更加好转？不过他的心告诉他，像王主任这样秉公办事的人，现在已属凤毛麟角，要在过去，本应如此。放在现在，可就光芒万丈，让人感动、感激、感谢，不能等闲视之，不能不有些许的表示。这表示如果只化作一封表扬信，可就太……太没用了。他咬咬牙，从给各有关领导准备的物品中，抽出了一盒巧克力糖。
妻子还是觉得菲薄了一些，不过她再不敢逼迫丈夫了。她觉得丈夫让这种分配折磨得非常可怜。
因为王主任，他们又想起了许多对他们有过帮助，而他们从没有报答过人家的人。
好比有个司机，深更半夜在路上截住人家，送老丈人急诊，要不是人家，老丈人准得一命归天；
好比房管所修水管子的工人，他们家的水管子老漏、老漏，可没少麻烦人；
好比他们两口子都上班、孩子也上学的时候，楼下的老奶奶就替他们收信、拿牛奶、订煤、交水电费、收晒晾的衣服……长年累月；
…………
秘书痛心地瞧着为各有关领导精心准备的东西越来越少，可是，正像妻子所说的，越是这样的人，咱们就越不能忘记人家。
妻子给他煎了两个鸡蛋，自己却不吃。
“不，我没睡好，一点胃口也没有。”
“你得多吃点，今天的活儿可不轻。”
见他实在吃不动，便把给儿子专用的奶粉，浓浓地给他冲了一杯，直到他在她的监督下把牛奶喝完，才用冷茶泡了点剩饭，就着半块酱豆腐吃了下去。他盯着她手里那双脱了红漆的筷子头，这才突然发现，家里连筷子都分着等级。煎鸡蛋自然她是不肯吃的。他要不吃，就放进冰箱，留给儿子。
唉！
他们连碗也没刷就出发了。在楼下公用电话那里，妻子给机关打电话请假。“有要紧事儿。”她说。谁能说这事儿不要紧？
当然你也可以说十亿老百姓里，九亿还没有彩电呢。正因为如此，这台彩电就非同小可。
出国人员服务公司的大棚里，好像一个刚跑过马的跑马场，弥漫着一种分不清是人的，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的杂乱、黏稠的汗味。他们一进这个棚子浑身似乎就沾上了这种黏糊糊的汗味儿。空气里浮游着尘埃。他们常常绊在拆了箱的尼龙绳子上，或是撞在撅着屁股、检查刚到手的冰箱什么的人的屁股上。
任何一条队伍都是拐了又拐，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知头尾。哪怕是在根本不回答你任何咨询的咨询处。
在这里，他比在国外的时候，还更加浓缩地感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龙腾虎跃的精神。
突然有人轻轻地捅了捅他的腰，他以为是小偷，赶紧把肩上的背包挪到胸前。
随即，他听到一声戏谑而又有些轻薄的笑。他赶忙转过脸去，只见一张很黑的面孔，很近地贴着他的面孔。那黑面人哑着声音说：“卖指标不卖？”
“不，不。”他往后退了两步，好像有人拿着把匕首对着他似的。妻子也紧紧地向他靠过来。
“不免税的那件卖给我也成。给你五百块，怎么样？”
“不，不。”
“你又不买，”黑面人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一派知道他准没动过这念头，即使动过这念头，也准买不起的派头，“压着干吗？不如卖给我，还白落五百块。”他死皮赖脸地又往他们跟前靠了靠。
“不，不。”他死死地捂着他那装有护照、指标、外汇的背包，好像谁要动手抢了似的。
黑面人的脸一变，又是轻蔑又是怜悯地说：“您除了会说‘不’，还会不会说点别的？真是死脑筋。您这么着有什么好？惦着给您评个优秀党员？中国共产党不会因为你这点原则就清廉公正起来。别说卖指标，如今卖屁股卖祖宗卖批示卖党票卖情报卖国家荣誉卖国家利益卖什么的全有。瞧瞧人家过的那个日子！没瞧见过吧？谅您也瞧不着。人家在深宅大院里住着，您上哪儿瞧去？像您这么一个小钱、一个小钱地抠哧，”他还不胜感慨地摇了摇头，“唉，可怜见儿的。”好像他能一眼看穿他的钱包，知道他那笔钱是怎么攒的似的。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您当我愿意跟您说哪？拜拜了，您哪。”
他们让那黑面人弄得好一阵手脚发软，缓了缓气之后，才定下心来，根据他们的可能，研究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计划。
“日立的好，还是索尼的好？”
“当然索尼的好。”
“不过有人说日立的也不错。”
“松下的便宜一点，是不是？”
“型号老哇，现在兴直角遥控的了。”
他们站在商品价目表前头，为一台彩电充分发挥着他们的心智。
“要不咱们看看样品去？”
“橱子里只摆着一台东芝的，你没看见吗？”
“他们应该每种牌子、每种规格都摆一台样品是不是？”
“管它什么牌子，能让你买一台就算不错了。又免税又是进口货，够便宜你的了。唉，别说了，咱们赶快交费去吧。”秘书有些不耐烦，他不满意妻子那挑挑拣拣、不知好歹的态度。
交费的队自然也很长，前进的速度极慢，差不多十分钟才 前进一步，不过人们并不着急，都有一种在这里安营扎寨的精神准备。背着水壶，带着饮料、水果、面包、饼干、三明治什么的，还有人买了西瓜。地上自然就狼藉着这些东西的残骸。可是他们并不嫌脏、嫌臭，浑身上下冒着一种对他们来说，一生难得遇到的一件好事即将来临的喜兴，以及为这件好事的到来，所必须经历的磨难的坚忍。
必须？
必须！
他们被共同的期待共同的耻辱共同的欢乐共同的烦恼共同的焦急共同的怨气共同的什么什么团结在一起，亲密无间，同仇敌忾；他们又会随时分裂成龇毛龇牙龇尾巴，立刻扑上去咬对方一口的妖怪。
“哟，您能买三大件、三小件哪。这回您家里可就全齐了。”说话的人，如同见到了令人痛恨的资本主义一样，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唉，您说的！就这，还平衡不过来呢。我爹妈、老丈人、叔叔伯伯、舅子姨子……要不是我们当机立断，改乘火车回来，还凑不够三个月哪。”
“这回您在外头可过足了瘾了吧？”
“您说的！您不是也刚从外头回来吗？那日子……唉，还用我说吗？您心里比我清楚。熬，只有熬够三个月，才能‘三大三小’哇。”
“人家也会说，你们出去开洋荤吃洋肉喝洋酒看洋景，白吃白喝还捞大件小件，回来以后还白拿工资，别逮着便宜还卖乖。”
“唉，是呀！”
“是，是。”
“可也是。”
那感慨一律地有些理亏，一律地认为这番话言之有理。
“坐火车好不好？”
“嗯……挺逗。”
“怎么逗法？”很多人来了兴趣。在一件让人生闷的事情或一种让人生闷的环境里，你想不变成一个好刺探的人都不行。
“你们知道，那是苏联火车。上餐车一看菜单，挺丰富。什么红鱼子、黑鱼子，都是高蛋白，还有马哈鱼什么的。这些东西咱们吃不起，可老外吃得起。我看见那些老外往那儿一坐，把餐巾往大腿上一抖搂，拿起菜单比比划划：‘请给我来点红鱼子……’
“‘对不起，没有。’又高又壮的女服务员说。
“那老外嗖地扫了服务员一眼，服务员像个守门员似的伸着脖子就等着接这一眼。老外没辙了，嗽了嗽嗓子又说：‘那就给我来点黑鱼子。’
“‘对不起，没有。’又高又壮的女服务员还是一副等着接球的架势。
“‘这么说，马哈鱼也是没有的了？’
“‘没有。’
“老外把菜单往前一扔：‘那你就说说，你们都有什么吧。’
“‘红菜汤。’这回老外只能坐在那里翻白眼了，服务员还是伸着脖子站在那儿等他点菜，好像在问：‘还有球吗？’我们可挺高兴，有个红菜汤就不错了，有人连红菜汤还舍不得喝呢。面包我们自带，在超级市场买的，比火车上便宜，如果你能买到过期的，那就更加便宜。过期怕什么，咱们食品店里的东西哪种不过期？干脆连出厂日期也甭写。没听说吃了过期食品就死人的。可是火车一到站，瞧吧，餐车门口立刻挤满了人。不，不是乘客，全是黑市上的倒爷。红鱼子、黑鱼子、马哈鱼这会儿全有了。提意见？上哪儿提去？跟咱们这儿一模一样，嘻嘻嘻……”说故事的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很得意似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大家一块儿乐得前仰后合。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看《参考消息》，那上头说苏联走后门成风，‘小白桦’商店专为特权服务，苏联变修了什么什么的，如今和咱们比一比，不说小巫见大巫，也算得平起平坐了，哈哈哈……”
“嘻嘻嘻……”
“嘻嘻嘻……”
连妻子也忍不住一起笑了。这笑声确有一种传染的力量。
“我坐的是罗马尼亚航班，”热烈的笑声像是一种鼓励，也像一种煽动，“真穷啊，比民航差远了。布加勒斯特机场的照明差极了。我猜他们点的是咱们厕所里常用的那种三瓦的日光灯管。去的时候，说是厕所坏了不能使，憋得我差点尿裤子。回来的时候厕所倒是开放了，满地都是水汤下不去脚。个个水箱漏水，跟咱们的一样。小卖部除了一种汽水之外，什么饮料也没有。那些老外不管到哪儿都喜欢喝点什么，他们在小卖部前头转来转去，特别想来点什么，可是转来转去，还是那种汽水。他们明知那种汽水非让他们上当不可，最后还是忍不住去买来喝，没办法，积习难改啊。可是他们喝完那汽水的表情真是绝透了，个个都像喝了毒药似的。”
人们“轰”的一声又笑起来了。
一场又一场的笑声里，凝聚着发出这种笑声的人也未必觉察的可怖的力量。诅咒、奚落、怨恨、自嘲、玩世不恭、幸灾乐祸——乐谁的祸？！
眼前这些形形色色说说笑笑、又吃又喝、心满意足（？！）的人其实和他一样，披荆斩棘地弄到一个出国的名额，这场拼搏将几十年同窗好友革命战友的情谊丧失殆尽并且反目成仇。到了外头省吃俭用，为抠哧出一笔可以购买一个“大件”的外汇，受尽洋人，包括金戒指、白金眼镜框子之类的讪笑，却始终下不了决心牺牲这个“大件”，在豪华的饭店或咖啡店里痛痛快快地回请他们一次。哪怕是一次。一雪“穷”恨，一报他们拿着几个臭钱在中国人面前烧包之仇。
然而这仍是大多数公职人员（其中不乏中国当代之精英）梦寐以求的机会。
他不知道是该喝西北风还是该跳大神。
前进的速度，连十分钟一步都不再保持，索性一动不动了。
“我到前边看看去。”秘书对妻子说。
前面的人立刻穷凶极恶地喊起来：“别加塞儿，别加塞儿。”谁这时有勇气加塞儿非让人捏扁不可。
“我不是加塞儿，我只是想了解一下，队伍为什么不往前走了？”他一脸坦诚清白地解释着，便感动了一些冤枉他的人。
“现在是休息时间。”
将身子折了几个回合之后，才将眼睛对准按一般身高至胃部的、一条三寸宽的玻璃。窗子的其余部分全被木板钉死，很像旧社会闹粮荒时的米店。玻璃缝上的收款小洞，此时也已关闭。将脑袋错了几错，终于找到一方可以透视的玻璃。从这方玻璃里望进去，两位收款的小姐正在嗑瓜子，兰花手指翘翘的。信了，果然是在休息。
再折来折去地将身子拉直，正好对着一方木板上的安民告示。
他先是一喜，幸亏他在离境时将×币换成了美金。不但他，差不多的中国人，都习惯用美金来衡量国际市场的价格。
后又一惊，这么说，今天一天是白折腾了。他一下就松开了紧捏着护照的手指，这才发现，护照让他捏掉了一层皮。
“那……那你们还站着干吗？”
“接着明天干哪。”
“回去搬铺盖卷吧。”有人起哄架秧子说。
后来，当他终于把一台彩电抱在怀里的时候，他傻傻地笑着，傻傻地问妻子：“咱们是买到一台彩电了吗？”说完他就昏倒了。仍然用一个问句结束了他的西域之行。
1987年6月维也纳一稿
1988年8月25日脱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