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蜡烛在……在……是塞林太太吧？对，是塞林太太。祝她的灵魂升入天堂。在墓地上的时候，他就这样对塞林太太的女儿说过。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八年过去了。扛过这八年，好比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扛过一场伤寒。在他遥远的牛羊不肥马不壮的老家，大部分还是这个样子。
红蜡烛在塞林太太馈赠的桌子上，摇曳着它那片确实让他感到安逸的光。它好像告诉围坐在餐桌旁边的人，不论如何，起码这会儿，在这个餐桌旁，还真有点像个家。
这儿从来都不像个家，反倒像个旧货店。从价格低廉的塑料杯，到价格昂贵的水晶吊灯，以及一切你想象不出来的馈赠物。正如你想象不出人们千奇百怪的癖好。他一律先接受，然后再根据家里的需要及其新旧优劣的情况进一步地筛选淘汰。
旧货店是谈不到格调的一致和协调的。
这里的人真慷慨。那时候他想。
当他们觉得你“真可爱”或者“真可怜”的时候。
现在他还要继续地“真可爱”或者“真可怜”。
虽然他刚刚在郊区买了一栋带园子的破楼。现在，他们全家也可以像西方人那样，到郊外去度周末了。为此，他特意在廉价商店买了一个可以接在自来水管道上的淋浴喷头，把它安在了园子里的草地上。当女儿在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空气里，第一次拧开它的喷头的时候，她被凉森森的水，激出一阵阵尖叫。他闭着眼睛，躺在一棵苦栗树下的、一张几乎就要散架的摇椅上，觉得这尖叫就是世界上最好听的乐声，是他连滚带爬、好不容易熬过来的生活的最好报偿。
晚上，他躺在还没有安放一件家具，散发着朽木味儿的、开裂或塌陷的地板上，透过歪斜的窗框仰望天宇，真有一种与命运搏击的壮美感。
有时他坐在果子很小的苹果树下。乌鸦有时也会在那树上停落，不过它们不肯吃那苹果。他却觉得味道不错。就像契诃夫写的《醋栗》一样。哦，俄罗斯艺术，那是几辈子以前的事了？
可是尼古拉·伊凡尼奇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士兵。天底下的农民都一样，俄罗斯的农民也好，或其他什么斯的农民也好，他们日日夜夜的梦想，就是爬到地主、老爷的座位上。他们家却出身贵族，正儿八经的镶黄旗。
镶黄旗以前呢？游牧部落？
“咱们是贵族。镶黄旗。你记着。唉，那样显赫的日子，不会再有啦。”一口在那种日子里过过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悲凉。
大清王朝灭了七十多年啦，爹生在民国。
他喜欢一面咂着二锅头，一面唠叨着从老辈子那里听来的，长了白毛、发了霉的故事。车轱辘一样，在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荒芜而干旱的土地上，吱吱扭扭地转着。
去年回国探亲，他给父亲带了两瓶最好的威士忌，正是镶黄旗们该喝的。爹果然还是咂，跟咂二锅头一样。
他不能提，像一个这么咂酒，并且让房管局那种差事，养得像是在荤油桶里浸过的人，会是什么贵族出身。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爹怕惨遭身祸，从腌雪里蕻的大缸底下，捞出过一个明代的青瓷罐，和一柄玉如意，嘱咐他无论如何要把它们守住。
在买下这一处破楼破园子之后，他渐渐地有了这种贵族的感觉，好像他的祖先显灵了。
昨天他到汽车修理厂去修理汽车，他没有找他的小舅子，却找了别的工人，并且给了那个工人一大笔小费。他听见那工人对他的小舅子说：“你姐姐的丈夫真大方。”这差不多等于尝到一点贵族的味儿了。当然，他没有说“你姐姐的丈夫真有钱”，有钱人才不买他那种车，不过他早晚会买。如果把这笔小费给了小舅子，他能对别人说“我姐姐的丈夫很大方”吗？不会。他恨他。
给小费是做给旁人看的。除了妻子和女儿，他对三亲六故可以说得上是残忍。他不在乎自己在他们眼里的形象。让他们说去吧，骂吧，谁能相信一个那么慷慨地给别人好处的人，会虐待自己的亲人？
他常常穿着从国内带来的锦缎晨袍，坐在园子里看报，或者看女儿在破楼里跑上跑下，跑进跑出，在园子的各个角落里东找西觅——她在找什么？
“爸——”女儿尖声叫着。有点兴奋地向他跑来，他看见她修长的光腿，在早晨的阳光下，闪动着一种让他感到充满希望的光泽。他一定不能让她，用他们这种下等的、坑蒙拐骗的办法过日子。即便是坑蒙拐骗，也应该用一种看上去十分高尚的办法，像上流社会的有钱人那样。不过他更希望她干一个干干净净的差事。好比科学家什么的。可是这个希望是永远地破灭了。他不得不私下里承认，除了门槛精她恐怕一无所有。而这恐怕也是从他和妻子的身上承袭下来的。好像她是他们的影印本。
他曾经不懂，为什么像他和妻子这样门槛精的人，却念不好书。后来他明白，用来过日子的智慧和用来做学问的智慧是两码事。
他无法想象，在和各色人等的关系上，她的小脑子里，怎么装着那许多应用自如的机敏。谁教给她的？
好比她对舅妈。
为了一个电话，弄得他们的弟媳妇张口结舌。
“谁让你接我的电话？”
“你妈妈不在家，你爸爸在给学生上课，我听见电话铃紧响，以为有什么要紧事。要是有人报名学习气功，没人搭理不就跑了一笔学费吗？”
“他只要想学，就会再来电话。你这口半通不通的外语，没准倒把人家讲跑了呢。一个连外语都讲不好的地方，能是什么上等人的去处？到了国外，就得学会外国的规矩，别随便乱接主人的电话，除非主人交代了你。”
“那好吧，你还有什么事吗？”
“就是我有什么事，你能解决得了吗？让我白白地浪费了一块钱！我用的是街上的公用电话。”
“我还你一块钱好了。”
女儿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弟媳妇的赔偿。还对他说：“你们不在家的时候，应该把电话挪到你们的卧室里去。”
妻子说：“那又何必。你爸爸早就对他们说过了，不许他们用我们的电话。他们打电话都是下楼去打投币电话。”
“您怎么知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不用我们的电话呢？电话局的账单上可分不清是你们打的，还是他们打的。”
妻子不说话了。以妻子的本性来说，她赞成女儿的说法，但是他们毕竟是她的亲弟弟、亲弟媳啊。
他照女儿的意思办了。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就把电话挪进他们的卧室。他觉得这是对一种精神的支持。不但他们靠这种精神在这儿立足、发展，将来他的女儿，也得靠这种精神，在这儿立足、发展。
她对他的心意，无不心领神会。有时他觉得女儿比他的妻子，更能成为他的好搭档。
她无时无刻不在刁难她的舅舅、舅妈、叔叔。如果将来还有受雇于他们家的人，她也会照样毫不留情地整治他们。是一把当家的好手。
衣服早就洗完了。因为知道舅妈要洗澡，又知道舅妈轻易不敢动家里的东西，她故意把洗衣机的排水管还放在澡盆里。然后躲在自己房间里看小说，吃零食。舅妈叫她，她就是不睬。
可怜的小弟媳只有那么点时间，仅够洗澡。洗完澡她还得给下一拨学员开门、倒茶、卖讲义……到了如今，即使做个鸡蛋汤，他还保持着用水把打鸡蛋的碗底洗干净，然后再把这洗碗水倒进锅里的作风。他却狠下心来雇用这个弟媳妇做这些本来可以由他兼管的事情。
在西方，一个有身份的人是不能自己开门的。
有一次门铃响的时候，弟媳妇恰恰去了厕所，他不得不亲自去开门。
来学气功的太太，顿时变成一个好像是用岩石雕成的大问号。这很自然。拥有一所教授学校的业主，怎么能够没有佣人开门？这肯定会使她对这所学校的来路产生了些许的怀疑。好像和广告上的吹嘘有所不同。
洋人是有修养的。越有钱的洋人修养越高。所以你很难看出他们的情绪。但是他们对没钱的人反应却相当灵敏。越有钱，反应得就越是灵敏。当然他们大部分并不说出什么无礼的话，或做出什么无礼的举动。但是他们脸上那份让你看不出什么神气的神气，足够让你感到，你的屁股上长了一条与人不同的、是人都没有的，所以是见不得人的尾巴。
直到厕所里有了拉水箱的声音，他的元气才慢慢地恢复。“快给太太倒茶。您要加柠檬吗？”
“不，谢谢。”这时太太脸上的棱角，才不那么尖刻得分明了。
唉，他容易吗？
事后他对弟媳妇说：“上厕所你也不拣个时候。”
她只好擅自将洗衣机的排水管从洗澡盆里拿了出来，可想而知是带着逼上梁山的成分。
刚刚放开洗澡水的龙头，女儿就从自己的房间里跳了出来：“你怎么敢洗澡，我的衣服还没洗完呢。”
“这一趟衣服从早上八点洗到十点还没洗完？我听见它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不工作了。”
“也许我还要接着洗呢。”
那次弟媳妇没睬她，径自将澡洗了。她甚至等不及他们回来，立刻往他们正在做客的那家人家打了电话。对妻子说舅妈把洗衣机弄坏了。回家以后，妻子才向弟媳把事情弄清楚。妻子问她：“为什么小舅妈叫你、问你，你不睬？”
“我在房间里做功课，没有听见，不过也许我倒垃圾去了。”全是妻子极爱听的理由。
过后她告诉他，她既没做功课，洗衣机也没坏，而垃圾是小舅妈倒的。“咱们家的东西凭什么让他们用？爸，钱是您挣的，对不对？”
星期六他们向学员免费供应甜点，无非是莲子粥、杏仁茶、豆沙包之类，既便宜又可口，很得学生的好感。只是弟媳妇又要照应茶水，以及出售有关气功的讲义、练功服装、装饰品、纪念品，又要给学员们开门有些忙不过来，让她早点回家一块儿准备准备，她却说学校里有事回不来。星期六下午学校能有什么事？！她宁肯在公园、在甜食店滞留到学员们吃完、喝完，小舅妈刚刚把用过的餐具洗完，并且放进储藏室才回来。这个钟点掐得真是准极了，好像她身上揣着一架遥测装置。“她应该伺候我们，我们给她工钱是不是？”
她的小姐架子装得有那么点味儿了。
此间中国人开设的气功学习班已有好几处，他不得不想办法提高他的竞争能力。特别是争取新闻舆论界的支持。这，不能不靠他的妻子。每每想到这里，他都会产生一种典妻租妻的联想。
所以要为汤姆斯先生免费做针灸治疗。
妻子对汤姆斯先生说：“气功固然可以治疗您严重的失眠，但是我还愿意为您多做一些，这样，您可以恢复得更快一些。您听说过中国的针灸吧？”
“当然。”汤姆斯是见过世面的大记者，曾先后十七次访问中国。他不但看过有关针灸的科技影片，还亲自参观过北京一家有名的医院，在针刺麻醉的情况下，为产妇做剖腹产。麻醉和手术看来都很成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产妇的汗，出得那么多。
“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行医方面的许可……不过您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这样做也许是违法的。但是作为朋友，我们愿意只尽义务。您愿意试试吗？”
“免费？这太不好意思了。”
“您别客气。您是我们，以及广大读者、电视观众最崇拜的记者和节目主持人。我们常看您的文章和您主持的节目，真是太精彩了。非常有吸引力、有新意、有见地。像您这样的人，应该健康长寿。”
像这样的话，也只有妻子才能说得出来，并且说得这么得体。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外语说得比他好。妻子是这个家庭的外交部长。不论在社会主义，还是在资本主义，如果找男人办事，女人出面总比男人出面好。否则世界上的公关部长，为什么都是女人？女人且不说，还一定叫小姐，不管是真小姐，还是假小姐。他要是有权决定国家事务，他一定任命女人当外交部长，以及所有的驻外使节。
只要她愿意，她什么都可以干成。气功、外交、缝纫、烹调、针灸……不过花了不到一百元钱，在北京买了一具针灸的经络模型、一副银针、一本有关穴位的书。比当年的赤脚医生多不了多少家当。她可比赤脚医生有本事。只要给她条件，她把什么都能干得轰轰烈烈。
于是，他们就很快地出现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间里。年轻而有朝气。身体健康、笑容可掬。自信，而又不让人产生逆反心理。
一律的中式短打。他的黑色软缎对襟小袄上，两襟各绣一条金龙。妻子的白色软缎大襟小袄上，绣着一只红凤，全是弟媳妇连夜赶制的。付了工钱的。她倒不傻，很快就学会了明码实价地在这个明码实价的家和这个明码实价的社会里混生活。
起初他想装聋作哑糊涂过去。
说话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哼的弟媳妇却硬硬地说：“姐夫，咱们得算算这两套衣服的工钱。”
“咦，你们住在我这里不算啦？”
“住这间房子我们不但付了房钱，还把你卖不出去的书，顶了下来，这是你定的条件，不顶下来不让住。你知道我们刚到此地既没钱也没有居留证，非住你这儿不可，还让我们两年之内把这笔顶金连本带息，全部还清。光利息就是这笔顶金的百分之三十，真是高利贷！我们在这里每个月赚几块钱，你是知道的。我们用什么钱还这笔顶金？除非不交房租不吃饭，但是房租不能不交，饭也不能不吃！这房子白天你们用来做太太们的更衣室，我们不能用。我下夜班回来没有地方睡，睡在你们的储藏室。房间里连张床都没有，不过是张两用沙发。在西方，凡能出租的房子至少带张床……”从来不说话的小舅子开了口，心里清清楚楚一本账。
“你们顶了这批书，人家图书公司不是给你代销的抽头吗？”
“书要卖得出去才能有抽头。你也知道，这些书一个月也卖不出去一本，不然你也不会顶给我们。代销的抽头百分之四十，你就拿去一半儿，虽然你把书顶给了我们，你们紧紧把着这个空头代理人。你当了这个空头代理人，我们就不得不把抽头的一半儿给你。这不是剥削是什么？”
妻烦乱地站在一旁。并不制止他们的争吵，好像她很希望这样吵一架，只是不便亲自出面。虽然自始至终她不曾发出一个字，但是她想说的话，他们似乎全替她说了，好像他们都是她在这场争吵中的代理人。
“我是这儿的老板，我有权力剥削你，这儿的法律就是保护剥削的。”他想起在国内不得不读的《资本论》。在资本积累初期，资本家就是靠比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残酷得多的剥削起家的。这是马克思的发现和总结。真是无比伟大的理论！要是那些专管政治学习的长官，知道他正在将学习的理论应用于实践，他们会怎么想呢？他敢担保，没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地学以致用。像他这样自觉地照那理论去做。
“我们可以搬出去。”
“我有的是办法卡你，我不给你签工作证，你就办不了居留证。”
不过他心里清楚，他们如果搬出去，肯定还会找到一个愿意给他们签工作证的中国老板。大陆的，台湾的，有的是。他们已经不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乡巴佬了。他可雇用不起本地人，他们至少比本地人便宜十倍，再说，他们好歹还是亲骨肉，在不谈钱的时候，他们还是过得很融洽。
唉，钱！
最后他只好付给弟媳妇置装费。如果在国内做，肯定比让现在的她来做更便宜。
汤姆斯那家喻户晓的声音在画面外说道：“凤，在中国是吉祥如意的图腾。龙，是至尊至贵的图腾，更是帝王衣冠、皇室建筑以及一切御用工具的标志、佩饰、装饰……无与伦比的手工刺绣（特写），使我们领略到中华民族精美的艺术……”
这时，坐在电视机屏幕前的千千万万个观众里头，有一对老年夫妇说道：“卡尔，你觉得这两个中国人怎么样？”
“他们的衣服很漂亮。”
“你当然不会以为他们是模特儿吧？”
“老汤姆斯能有错吗？如果他说他们行，那就是行。”
画面上出现了汤姆斯在中国拍摄的，在针刺麻醉下的剖腹产手术。只是略去了产妇头部的特写镜头。妻子说：“中国人不大喜欢面对公众。”汤姆斯想了想，觉得她的意见非常重要。
在这一组画面出现时，汤姆斯热情洋溢地介绍了中国针灸，他强调地介绍了中国针灸对医学界目前尚无能力解决的疑难杂症的神秘的、卓越的贡献。
接下来就是他们夫妇教授气功的镜头。然后是几位社会名流座谈学习气功的收效。一片赞美，让你觉得那笔学费绝对没有白花。
再下去就是两人与现任总理握手的镜头，以及手部的特写。
“瞧着吧，卡尔，老汤姆斯还会让他们和下一届或下下一届总理握手呢。只要老汤姆斯愿意。”
她在地铁火车上碰到一个老头。
她刚从学校里回来。
她不明白老师为什么通知家长，让他们到学校里去一趟。事情不妙。她怎么和爸爸妈妈说？她一定要想个办法先吓住他们，比方说，让他们以为她会自杀什么的。那他们的气功、乡间别墅全得泡汤。爸老说：“你现在还看不出这栋破楼和这个破园子的好处。等你长大了，这儿的地皮贵得就会吓死人。我们辛辛苦苦还不都是为了你。想在外头安身立命房子最重要，也最难。城里那套房子，租金再便宜，也是人家的。我们能给你留下一处房产，死也瞑目了。”
也许今天该用自己的私房钱买条鱼。家里很久没吃鱼了。妈老说，“现在十天的伙食费，相当于我和你爸刚到这儿一年的伙食费。”
给他们买条鱼回去他们准高兴。自己也少吃不了。
对面座位上的老头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她。一定是个穷老头，否则为什么坐地铁而不开自己的汽车？她厌恶地转过头去。
车窗的玻璃上照出了她的影子。头发在脑顶高高地盘了一个髻子，翻领衫紧紧地裹住她长长的脖子。她知道自己好看。
对面座位上的那个老头还在看她。讨厌的老头。虽然堆着一脸天真的笑。她本来就不喜欢看上去穷飕飕的人，更不要说一个穷飕飕的老头。那老头毫不介意，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现她的厌恶感。上了年纪的人，大部分反应就是这样的迟钝。一个人到了不知道令人家讨厌的地步就更加令人讨厌。不过这也许正是他们的福气？要不他们怎么活下去？
她好像永远这么年轻、永远也不会老地想着老年人的事情。
“你是中国人吧？”老头终于忍不住地问道。
她说不出为什么有点失望。他盯了她半天，只不过是在做这种猜测，提这样一个不让人振奋的问题。“是的。”她淡淡地答道。
“你们家是开中国餐馆的吗？”
她气愤了。她像她一直期待着气愤一下。她的情绪昂扬起来。她甚至有点喜欢生气，好似只有在气愤的刺激下，她的才华、她的智慧才能得到诱发。她果然说出一番铿锵作响的话：“难道中国人就一定是开饭馆的？我爸爸妈妈是气功大师，想必你在电视里见过他们。”
“对不起，我不认为开饭馆有什么不好。”老头宽厚地说，依旧很喜爱地看着她，好像看他膝头上一只淘气的小狗或小猫。她本希望这番话，会使老头肃然起敬。
不过对她的叔叔，她却显得毫无办法。但这不是她的能力不够。
有一次她洗完澡之后对他说：“叔叔，你刷刷澡盆，一会儿我爸爸要洗澡。”
他却恶声恶气地对他这宝贝侄女儿说：“让你爸来跟我说。我是他的雇员，不是你的雇员。他有权力让我干，你有什么权力命令我？”
太过分了。把什么都说成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一身臭知识分子那种最不值钱、最没本事的臭架子。
你既然受人雇用，就得让人家使唤。人家想怎么使唤你，就怎么使唤你。包括侮辱。要说侮辱，他受到的要比这些痛苦得多、严重得多、深切得多。他全一声不吭地咽下去了，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不是拔出刀子就捅，而是咽下（不是忍下）那把刀子，有朝一日再把这刀子吐出来让别人咽。
好不容易把他弄了出来，仅仅因为和人口角几句，就跑回国了。真可惜了那张机票。
弟弟和小舅子两个人，也不和他们打招呼就擅自吃了两个苹果，他倒没有太在乎这两个苹果，主要是觉得这个苗头不好，如果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发展下去可不得了。他必须刹住不可。他们不能以为大家是亲手足，就忘记了雇员的身份。在这个社会里，这是绝对不能互相冲销的两笔账。
晚上，他把他们叫来追问了一下：“这是谁的主意？”
弟弟说：“我。”一点检讨的意思都没有。
他有点火。但他还是很能克制。不过说了一句：“谁让你们自己随便吃苹果了？”
弟弟说：“几角钱一公斤嘛。”
几角钱？
哪一分钱不是他的血汗钱？哪一分钱不要他做出人格乃至良心上的牺牲？
“几分钱一公斤也不行。这里只管饭，水果饮料一律不管。你怕别人侮辱你的人格，你倒不怕享受别人牺牲人格的结果。”
回国之前，弟弟带侄女儿到点心店去了一趟，专拣他们爱吃的点心挑了不少。也许弟弟终于理解了他的残酷？也许还念及手足之情？可是这叔侄之间难得的一次温情，结果也弄得事与愿违，十分败兴。
“咱们包回去吃。”他说。他本来就是为大家买的。
“在西方的点心店里，是不兴包回去吃的。”她说。她特别喜欢坐在点心店里摆谱。坐在一个临街的窗前，慢慢地吃，慢慢地喝。观赏路上的行人。着时装的女人以及漂亮的小伙是她最感兴趣的两种人。更何况这是一家高档点心店。既然叔叔说他请客，她为什么不狠狠地敲他一家伙？反正他也不知道哪家便宜、哪家贵。
虽说她喜欢装小姐的架子，口气大得像个公主，可是能让她装小姐架子的机会并不多，这种高级点心店就更难得光顾。
她心里明白，他们家离真正的老爷太太小姐的日子还远着呢。说到底，现在不过还是装装而已。
“你看，那个老太太不是包走了吗？你和店员说说，让他也给咱们包起来。”
叔叔的声音很大，一只手还指来指去，弄得她很不好意思，激起她一种作对的心理。她反而对那店员说，他们就在这儿吃。
等店员送来了刀叉，弟弟才明白受了小侄女的愚弄。“我让你跟他说我们包回去吃，你怎么不说？你仗着会说这里的话就欺侮我？是我请客，倒要受你的气？！”
“我可以不要你请，我自己付我那份钱。”这时，她几乎有点残忍地等着欣赏叔叔的暴怒，只要咬咬牙，她毕竟还是拿得起这笔钱来戗她叔叔。
“好，那你就在这儿吃吧。”他把其余的点心全倒进垃圾筒，便扬长而去。
她回到家里，不饶人地拿了钱去还他：“喏，还你我的那份点心钱。”
“你要是还我，就如数地还来，这点钱可不够。你不是想装财主吗？那就真得拿点财主的派头来。”
她只好将钱如数补上。又因为让人戳到了痛处，羞恼地将钱扔在地上。
“你给我捡起来，不捡我就揍你。我可不能咽你这口气，连你也想骑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哼！就是你把你爸你妈找来，我也照样揍你。”
她只好乖乖地把钱捡起来，知道他可不是随随便便地吓唬她。因为从未遭受过如此的惨败，一时又找不到将对方置于死地的办法，还出那狠狠的一击，便恨恨地大哭起来。
“你哭好了，这一招对我没用。”
为了这个，叔叔回国的时候，她甚至不肯去机场送行，妻子也说有事没去。谁知道是真是假，现在他们夫妻二人之间也很隔膜。好像各自包藏着各自的秘密。他们已经像西方人那样，将各自的进项，各自存放。
除了早餐，连吃饭都很少能够像一个正常的家庭那样，正正经经地坐在餐桌旁边一起吃。从八点多钟开始，他们就得轮流教课，一直教到晚上九点多钟，自然只能轮流着吃饭。等到睡在床上，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了。他们还必须抓紧时间赶紧睡，即便如此，每天下来仍感腰酸腿疼，心情恶劣，体力不支。
就是在早餐桌上，他们彼此看着、看着，也会突然问自己：“对面这个女人（或这个男人）是谁？”
他们还相爱吗？
天哪。
弟弟好像逃亡似的催他早早出发。托运完行李，还有不少的时间。
“喝点咖啡去吧。”他说。
弟弟感到有些意外。他们家很少喝咖啡，更不要说在外面喝咖啡。喝咖啡成本太高，不如喝茶，茶叶即使泡到第三次也还有味儿，更主要的是价格低廉。
他不但要了咖啡，还要了两份甜点。真的很不寻常，所以他们一时间反倒没有话说，只听见小勺搅动咖啡的声音。
在这期间，弟弟试着张了几次口，又紧紧地把嘴闭住。最后还是下决心说道：“哥哥，我要走了。这一走，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
“不会很久。我相信你还会回来。”今天他很有耐心。
“不，不会。”
“会的。我保证你回去以后，很快就会后悔。”
“我？后悔？不。”
“肯定。”
“好吧，我们不谈这件事，我只想对你说，哥哥，你变了。”
弟弟的样子看上去真的有些苦恼、伤感。这让他感到有些滑稽。
“你从前多善良、多愿意帮助人哪。现在……现在你简直变成了资本家。你还戴过红领巾，当过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哪。”
他的善良早让各种政治运动连根刨了。那些运动使人变成狼。他们只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人类几十万年的努力、本来就收效甚微的进步，轻描淡写地一笔勾销了。他的眼前甚至常常出现这样的幻象：一只巨大的、怪异的兽，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本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绿色的年代里穿过，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近。
“你真的还念这套经？恐怕就是在国内也念不成了。我的好老弟。”他心平气和。资本家这顶帽子，现在既不能给他带来灾难，也不能让他感到耻辱了。“好老弟，我要给你讲点《政治经济学》。你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看到一个资本家，当然喽，这个资本家有所不同，他曾经是一个誓为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而奋斗终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你倒觉得稀奇了。你怎么不稀奇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如今又出现了官僚买办呢？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官商’‘官倒’，他们和外国人一块儿来坑中国人的钱。他们比我这个靠二十块美元起家，苦熬苦干的资本家可轻省多了。我多少还算得上是多劳超多得，他们简直就是不劳而获，舒舒服服地就当上了官僚买办——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你让他们那张‘人民公仆’‘共产党员’的面具给骗了。从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的共产党员中，有不少投机者，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特别是在坐天下之后，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共产党偏偏愿意相信那些心怀叵测、狗舔屁股的家伙，把他们纳进党内，任他们败坏这个党，腐蚀这个党，成为这个党的掘墓人。共产党，也许很快就要名存实亡了。”他长叹一口气，毕竟想起了当年那颗炽热的心，和那既经不得风雨，也见不得世面的理想，“我不过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亮在了明处，没有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和我不但没有什么两样，可能比我还卑劣。团员怎么样？党员怎么样？还是毛泽东说得对，人是可以改造的。资产阶级既然可以被改造成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就可以被改造成资产阶级。只要把他们放在那个环境里。你的问题可能和大多数中国人的问题一样，认为这个公式只适用于普通的老百姓，而不适用于那些所谓入了‘保险’的人。责任并不在你，人家就是这么灌输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并不一定平等。我劝你与其回去受他们的剥削，不如留在这儿奋斗。凭中国人的韧劲儿，你一定会熬出头。看看中国老一代的移民吧，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不过他们太老实了，差不多都是从洗衣服、开饭馆这样的事情开始。现在的新移民比老移民的起点高，绘画、音乐、舞蹈、服装……更便当的是嫁个外国男人，或是娶个外国女人，就是经商也是炒卖房地产，经营土特产、矿产、丝绸……也许还是应该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恩情长，他的那些政治运动把咱们这代人整治得像狼那么皮实和狠毒，有了他老人家那碗酒垫底儿，再险恶的情况也能对付。好了，这些话你也许一时听不进去，回去对比国内的情况，慢慢地消化、活学活用吧。别生我的气，我现在是苛刻得很，可是没办法，不这样，我在这个社会就站不住脚，等我成了百万富翁那一天，我会慷慨起来的。时候差不多了，你也该登机了。”
他们穿过那些杯盏狼藉的桌子、颜色鲜艳的硬塑料椅子和神色不宁或眼睛瞪得挺大却什么也没看见，或别情依依或不管到哪儿都像在自个儿家里那么自在的或嘻嘻哈哈的旅游者；或行色匆匆、夹着公文皮包去履行公务的乘客。
弟弟觉得，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似乎就是由他分裂而成的。
很快地就来到了边检处，他只能只身前往了。他们必须在这里分手。他突然转过身来，紧紧地搂住哥哥。他不是应该恨这个变了形、走了样的哥哥吗？
“好，好，快上飞机吧。”
唉，这个世界上有十全十美的地方吗？！
“爸——”女儿尖声地叫着，有点兴奋地向他跑来，他看见她修长的光腿，在早晨的阳光下，闪动着凡是一条十二岁的腿都会有的那种光泽，也和任何一条十二岁的腿一样看不出特别的前途和希望。
唉！
她一头扑进他的怀里。“爸，我在地下室里发现好多还能用的东西。还有一辆旧自行车呢。”
他故作意外：“真的？”
他能放过这一栋楼、这一处园子的一个角落吗？不过他更愿意让女儿去独享这种乐趣。哪怕是一辆旧自行车、几把破椅子、一架破除草机，也算是意外之财。
“就是有点太破了。”她噘噘嘴，向那栋破楼瞄了一眼。
“要不，能那么便宜？破可以雇人修嘛。像安窗子、修桌椅、铺地板、粉刷墙壁、糊墙纸，你舅舅全会干。舅妈可以刷油漆、安玻璃、擦玻璃、搞卫生、缝窗帘什么的。中国人什么都会干，全凭自己一双手。”
“那我也干。爸，要是我干，你也付我工钱吗？”
“你能干什么？”
“我跟舅妈一块儿干，她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女儿朗朗地说。
好精！真像他，又狠又贪。这就是说两个人的活她可以少干甚至不干，到时候白分一半工钱。她差不多掌握了这套本事的精髓。他可是从来也没教过她。
但他不打算把她这点小心思，和她绕的这个小弯子点破。“你以为你舅妈会同意这样做吗？她可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老实、那么傻了。”他说。在美好如圆舞曲的苹果树荫下。
现在他觉得这里的人很好糊弄。
他很有把握地微笑着。呷了一口咖啡，就像从眼前一个只有他能看见，别人却看不见的人的身上，从容不迫、彬彬有礼地咬下一块肉，吮了一口血。
真可惜，塞林太太已经长眠在墓地里。今天早上他怎么净想起死人？真晦气。她的馈赠却还在他们的家庭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至今爱惜每一条绳子和每一枚钉子。更不会丢掉这张桌子。
他们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要不是新婚姻法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中国人连没有用的老婆也不会丢掉，而让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和平共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婚率上升是推行新婚姻法的结果。在中国人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们把什么都能弄到一块儿和平共处，比方说猫和耗子，老虎和绵羊，也可以把一切都弄得不能和平共处，好比一个人的左耳朵和右耳朵。
这样的寒碜的餐桌，连垃圾堆上都很少见了。塑料贴面上还有几处被锅底烫出的疤瘌。不过塞林太太送他们的时候还没有这些疤瘌。疤瘌是女儿烫出来的，他们并不是总有时间给她做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玉和说的。
可是塞林太太为什么偏偏死了呢？学气功的太太先生们，再没有人像她那样和善，那样不惜言如金，那样像中国人一样爱打听家长里短的了。
“摩尔（塞林太太的老狗）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叫醒我，它在我的耳朵上吹气。”塞林太太说，就像在说摩尔考上了法学院。
“当然，我知道你们不缺钱，会买一张更合心的餐桌。可是这些东西（包括几挂窗帘和一条披肩）放在我那儿真碍事，就算你们帮我处理掉了好吗？”塞林太太的眼睛躲躲闪闪，很不好意思的样子，因为她不能送给他们更好的东西。
“对不起，”塞林太太吞吞吐吐，但又决一死战地说下去，“中国人和西方人做爱的方法一样吗？”她那问话的神气，好像中国人那玩意儿不是长在两条腿的裆间儿，而是长在头顶上。
问题是，她始终不肯说气功对她的病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这是塞林太太最令人难忘之处。这样的人，世上还有吗？
这儿的人喜欢怀旧。就连餐桌上这个很便宜的蜡烛台，也做得像还没发明金属加工工业时的那么古朴、阴沉。好像刚从铁匠铺的铁锤子底下拿过来。
现在他相信什么都可以制造。连气氛、气魄、气质、情调什么的在内，只要有钱。甚至用不了多少钱，虽然不如有钱那么地道，但也不一定非地道不可，这个世界地道吗？世界上有几个汽车大王或船王？就是那些王们也不一定就真懂他自己的那些收藏。大部分是烧包而已。
他现在渐渐地注意气氛。从大陆移民来此的梁某，赚了大钱之后，不是花钱买了一个文艺基金会的董事吗？如同过去花钱捐功名一样。
一个人有了钱以后，不一定老吃猪肉，停留在一个低水平的富裕标准上。
他用一个手指头扒拉着餐桌上的那些信，看了看落款上的署名，全是过去的同学、同事，其中还有他过去的党支部书记。
现在他们求他来了，跪着、爬着，忘了过去他们是怎么整他的了。
跪吧，爬吧，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对，好好地跪，好好地爬吧。
“怎么样，要不要给他们做经济担保人？”
“当然要。新买的房子和楼不是要大修吗？大修以后不是要扩充我们的气功班吗？光弟媳妇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了。再说，经济担保还不是一张空头支票？”
“爸，一、二、三、四、五，五个人哪，你要得了吗？”女儿说。
他又把那几封信看了看，掂量了掂量，抽出其中两封递给妻子。“就这两个吧。”
“哟，这不是整你整得最厉害的人吗？”
“正因为如此，我才专门拣这两个人。”他解恨地说。
“你可真够阴损的了。”妻子说。听不出丝毫赞美、赞同的意思，但也绝无谴责和不满，倒可以品出一丝隐隐的警戒。
“爸，你的招儿真高。”女儿毕竟还是孩子，比起妻子来，显然差着许多火候。但小小的年纪，能够立刻心领神会，已属难得。要这样。这样到他死的那一天，才能放下心。
他又想到了死的问题。
“早上好。好气氛。”小舅子走进厨房，瞥见桌子上的煎蛋、黄油、起司、火腿、肉肠，还有三块热点心，差不多像是过节了。
他注意到了小舅子那疑问的目光。
“没什么，慰劳慰劳自己嘛。”
他没对任何人说过，他听到一位大陆来的同乡，没有缘由地——大家都这么说，没有缘由地，还说“奇怪，奇怪”——突然就死了之后的心情。有什么可奇怪的？他是累死的。
于是他突然感到，来日苦短，人生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