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是在铺着褐色的大理石的大厅里集合了。因为他们都没有睡好，此时甚至变得十分相像。蒙古种的扁脸越发青黄，眼囊下垂，眼圈发黑。心事重重。各怀鬼胎。
他们刮过了胡须，换过了衬衣，整理过头发，振奋起平素的威严。正经至极。尽力使他们在这个早上的会见，如同他们在国内早上八点在办公室的会面一样无疑。
司马南江虽然是知识分子，睡眠却一向极好，绝无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有的、失眠的劣习。他的妻子常常为此抱憾夫妇生活中没有夜半无人私语时的闺中乐趣。每每早上酣睡醒来，他总是为自己的精神饱满惭愧、不安。好像他占了什么人的便宜。
他昨夜没有睡好，纯属受人株连。
半夜一点钟，有人敲他的门。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个光着脚丫儿、头发精湿地贴着脑门儿、睡衣精湿地裹着身子的人。那人的神气就跟让歹徒劫持当完人质之后，又给扔进了水塘，九死一生地刚从水塘里爬出，想要报警却找错了门一样。
“请问……”司马南江几乎认不出这就是本团的副团长，“哦，哦，是您。快，快请进。出了什么事？”
“不啦，不啦。”副团长软软地晃了一下似乎被抽了筋的胳膊，然后用这条胳膊扶住门框，支撑着他那似乎同样被抽了筋的身体。他吃力地翻起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求助地望着司马南江。“你到我房间里看……看。”
晚上十一点，副团长看完性电影回到旅馆之后，本以为经过某种心理平衡之后，就会恢复正常，他像心情正常的时候一样，不轻不重地关上了房门。哼着小曲《南泥湾》脱去西装，摘下领带，换上睡衣，还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易拉罐”的可乐，一包花生米。他的肚子今天下午老有一种不充实的感觉。
小曲儿虽然哼得走腔走调，但基本原则精神还在。你不能要求人人都有郭兰英的水平。
他被有关部门召集组织参加了老干部合唱团，人家动员他的时候说，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尤其在文艺界已经堕落到寡廉鲜耻的情况下。后来谈话人又改正了这个调儿，说在文艺思想严重混乱的情况下，坚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一个老同志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会唱不要紧，唱得不好也不要紧，只要站上台去，占领这块阵地。有人会唱，或者还有别的壮大声势的办法云云。他想了想有些歌星恨不得脱了光屁股的骚劲儿，弄得男人恨不得跑上舞台，把她摁在舞台上当众×她一盘，便同意去占领阵地。只张嘴，不出声。
演出那天，电视台进行了实况转播。他指示老婆孩子一定收看。演出结束回到家里，全家人兴奋地议论了很久，他们全有一种感觉，觉得他今后如果再上街，街上的人肯定都会认出他来（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他们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老婆最热衷的是电视给了他七次特写镜头，她的目光里，增添了新的内容，好像又发现了他的一些伟大之处。儿子女儿却说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脸染得过浓，像京戏里的媒婆（这种角色，大部分由化妆极为夸张的男性扮演）。还有人家张嘴的时候他合嘴，人家合嘴的时候他张嘴这样步调不够一致之处，以后要注意改进自己的形象云云。
但是在他不演出的时候，便照样收看那些让他恨不得摁住一干方休的歌星。不论是阵地，还是他的脑子，仿佛轮流地租给了这两拨人使用。
哼着小曲，他便前前后后地想起了这些。想到那些歌星的时候，心里便又骚动起来，心里一骚动，就觉得浑身燥热。他先到浴室用冷水冲了冲头，不行，不解决问题。又把身上的衣服扒光，不行，还是觉得全身像是被什么箍着。他又把空调器乱拧了一遍，室内的温度更高了，简直就像一个烤面包炉。猛然想到何不大开房门，冲破这禁锢自己的烤炉。大开房门之后，又发现还是一个赤条条的自我，赶紧又把睡衣穿上。如此反复折腾下来，半夜已过。这一天过得实在辛苦。不论是被纷乱的印象弄得已然麻木的脑子，还是消耗过度的身体，都需要休息。但是他却丧失了全天候的优势，不管是站着、坐着、躺着、开着房门或不开房门、摄氏四十度，他全睡不着了。便只好不顾影响、不怕暴露（什么？！）地去求助于司马南江。
给副团长调好空调的温度回来，刚刚睡着，就被电话铃叫醒了。他在这里无亲无友，就算认识莫利小姐、依林侯爵、科技文化部长，他们也不会半夜三更打电话给他，除非他们疯了。他想一定是有人搞错了电话号码，便将电话的听筒拿起来，按了按话筒下的叉簧，把话筒放下再睡。不到一分钟电话铃又响了。他只好拿起话筒，用英语说：“对不起，我想你是打错了电话。”
电话筒里却传来一个似乎濒临死亡者的喘息，司马南江一个激灵就从对睡眠的渴望中跳了出来。
“喂——”一个泣不成声的嗓子，哆哆嗦嗦地勉强凑成了一个句子，“你是司马吗？赶快到我这里来一下。”电话就吧嗒一下没有了声音。
哪个人的“这里”？“这里”是哪儿？司马南江有点让这个声音吓蒙了。
显然有人遇到了危险。行刺？抢劫？他很着急，憋了一身舍己救人的劲儿不知往哪儿使。但这只是几秒钟的事情，他马上就明白了电话是团长打来的，便翻身下床，连鞋也没有穿，连门也没有关就跑向团长的房间。
团长的上半截身子躺在床上，下半截身子耷拉在床沿下。被子、枕头、床罩什么的东一块、西一块地丢在地板上。才几个小时不见，团长的脸就好像瘦下一圈，两腮塌陷，两个眼珠子像不合槽的滚珠，深深地掉进了眼窝。胡须像几场秋雨后的杂草，很茂盛地将下巴黑黑地糊住。肚子也瘪下很多。过去他老觉得团长挺着肚子，很像一架竖起来的直升机，现在肚子瘪下一些之后，仅仅像个吃得还是很饱的蚂蚱了。从一架直升机落魄成一只蚂蚱，无论如何是令人同情的一件事。
他抱起团长耷拉在床沿上的双腿往床上挪，想让团长躺得更舒服一些。他刚想问团长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得团长喉咙里咕噜一响，便勇猛地从床上跃起，直奔洗澡间。其动作勇猛神速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是出于一个体力如此虚弱之人。
司马南江赶紧跟进洗澡间，只见团长的头往浴盆里一低，便从喉咙里喷射出一柱黄绿色的、发出酸臭的水来。洗澡间里本来就有的那股酸臭味就更浓了。浅蓝色的浴盆里，以及浅蓝色的瓷砖墙上，溅满了这种黄绿色的汁液。马桶盖、马桶圈以及马桶的内壁也溅满了同样的汁液。
从电影院回来之后，团长的肚子里，便渐渐地响起滚雷似的鸣叫，肚子很胀，也许在电影院里就开始胀了，不过他那时并没有在意。直到胀得发疼，然后又吐又泻，弄得他几乎到了虚脱的地步。
呕吐之后，团长浑身更加无力，让司马南江搀扶着回到床上。
“会不会是食物中毒？”司马南江问。
团长不耐烦地摇摇头，在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这样的考虑纯属无稽。
司马南江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分析判断团长为什么又吐又泻，并且证明这种现象没有危险，不必担心。他又没有任何办法让团长不吐不泻。
他有些慌神。
此时能拿大主意的副团长刚刚风平浪静，本团秘书顶多会拿“怎么办？”来回答他的“怎么办？”
“是不是给旅馆的值班室打个电话，让他们想想办法？”司马南江问。
团长闭着眼睛，略略考虑了一下这样做的后果，以及各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得已地点点头：“好吧，恐怕只有这样了，也许他们备有一些应急的小药。”
旅馆非常重视，立刻来了值班经理、大夫什么的。
值班经理连连道歉：“在我们的旅馆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深感抱歉。”他愁眉苦脸地安慰他们，仿佛他感同身受了又吐又泻的痛苦，“请放心，我们将尽快地解除您的痛苦。”他忧虑却又不失冷静地安排一切。使他们放心地感到，不论天塌地陷，这旅馆都会负责到底，不会不管。
大夫取走了团长的一些排泄物和呕吐物去化验。“我们是五星级旅馆，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不周引起这样的事故，将会大大影响旅馆的信誉，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事故的原因，当然，也就是病因查清楚。”值班经理的两手相握，不高不低地放在腰部，有一种得体的谦恭和一丝不苟，像对许多人发表新闻公报似的，脑袋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地摆动。他的意思却好像在说，大夫马上就会证明，这一定不是他们工作不周造成的事故。
随即他吩咐清洁女工撤换被单、床单、枕套，清洗洗澡间里的一切容器、地面、墙壁，还送来一束带着露水的（？）鲜花，立刻彻底地改变了室内的气氛。
医生很快就拿来了化验结果。
“误食不洁的狗食罐头引起的急性肠炎。”值班经理宣布了这个化验结果，口齿清楚、仁爱，绝无半点调侃或轻蔑。对于住在他们这种五星级旅馆的客人来说，除了误食，只能误食，岂有他哉！
不过他显然轻松了许多，这从他加大了的动作幅度中便可看出。“好，”他拍拍手，好像要让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只需灌灌肠就行了。先生，我保证明天早上，你有一个好胃口。”
当这惊天动地的一幕过去之后，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团长在这一番病痛的折磨之后，本应很快地入睡，可是他却睡意全无。躺在干净松软的床上，十分悲凉地沉思默想。
当人们全都散去之后，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这狗食罐头真香啊。他的第二个想法是：看看人家，连狗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日子。
在那个其实不过也是受雇于人的值班经理面前，他甚至没有为被宣布食用不洁的狗食罐头引起急性肠炎而羞愧。没有。一点也没有。
这是他的错吗？
现在他分外地想家。想那个他很少去想的，或者说是他早已不用某种自发的感情去想的那个家，而不是用很多明确的口号堆砌起来的那个家。
但这又明明不是一般的思乡之情。
他住在一栋远远看上去十分像样的高层建筑里。
电梯经常不开。个个阀门漏水。
大楼的总排污管道堵塞。不下雨的时候，屎汤和污水分别从修理口那儿涓涓地流出。遇上暴雨，则如喷泉一般，冒起一尺多高的屎汤柱和污水柱。居民们好像生活在又腥又臭的公共厕所里。楼东的一段马路，不下雨时有半尺深的积水（可能就是积存的屎汤和污水），下雨时至少深至两尺，整个一个八十年代的龙须沟。
可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人还七口八口地住在一间顶多七八平方米的小房里。
你能说生活没有进步吗？
从没有给水排水设备采光不好通风不好，用破砖烂瓦砌成的小平房里，进了远远看上去挺像样子的高楼大厦，你能说生活没有进步吗？
他不想历数中国如今除倒爷、不法之徒、新权贵们之外的普通老百姓含辛茹苦的日子。这话题太老太旧太煞风景太不识相。谁愿意听？听了又怎样？
他不过和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用从牙缝里抠哧些银两这种最古老、最传统的办法，把日子过得不能说更好（你能把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叫做生活得更好吗），而是更体面些。
这有什么可丢人、可羞惭的？
穷，并不可耻。
比起那些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倒爷、不法之徒、新权贵们，他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干净纯洁清廉公正。
他不过使用些特权，争个出国名额而已。否则他怎么有能力为每个儿子娶媳妇备上一台不免税的家用电器？现在的女人，怕是一件家用电器也买不下啊。他忍心看着儿子们打光棍吗？谁让他们过的都是老老实实挣工资的日子？
他不过没有清高纯洁到把外汇撒手花掉，而是攒起来买件免税的家用电器而已。
也许他那里不过是个清水衙门，站着说话不怕腰疼。若是换个衙门，他也难免下水。
出生入死革命几十年，到头来，他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一瓶“茅台”。
他不恨也不怨。但是他绝不能容忍不论是洋暴发户，还是土暴发户对他的轻蔑。
他喜欢读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章，懂得要改革就得过物价这一关。两全难哪。你要是两全了他还有什么可捞？人人都说改革好，改革的果实却落进倒爷、不法之徒和新权贵的腰包。
他想起白日里对莫利小姐的回答“思想上不适应”之类的官话，忽然沉痛地怀疑起四千七百多万党员里，到底有多少真货？这问题真有点让他触目惊心。
莫利小姐特意告诉过，和西方大大小小的旅馆的做法一样，这个旅馆同样免费供应早餐。只不过根据旅馆的级别，也就是房租的昂贵或低廉，在内容上有所不同而已，但无论如何，你会吃饱肚子，营养也是够标准的。
他们像所有的，不管是有钱或是没钱的西方人一样，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正当他们举步往餐厅走去的时候，一位男性海外同胞快步迎了上来。
此人穿着讲究，不过全身略嫌太亮。他的眉眼，对于他那身昂贵的包装来说，也显活泛了一点。不但满面春风，且春风得意。他如久别又逢老友地伸出戴着一枚极粗的金戒指的胖手。那双手现在看上去保养得很好，但从它的骨骼上却可以看出，那曾是一双生活在底层，卖过苦力的手。你甚至还可以从它的指甲缝和它的皱褶里，嗅出一股煤粉、木屑、油垢、沥青之类的味道。于是他们几个人也就莫名其妙地和这只胖手握了握。他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回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结识的这位先生，可是他们谁也回忆不起来。于是他们的脸，就陷入这种似乎有似乎没有的、想不起来的茫然里。
“啊哈哈，久仰、久仰。敝人已在此恭候多时，终于得以一见，荣幸，荣幸。”完全是港片里的句子，而他们似乎也都成了某部港片里的角色。在这洋文不绝于耳的环境里，真让他们感到耳目一新，同时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不管行腔走调有多大差异，但它毕竟是汉语。
紧接着这位先生从衣袋里掏出名片，双手给每人一一递上。那张名片不但印制精美，而且是极少见的对折四面。打开一看，上面拥挤着汉语、本地语、英语的详细说明。除了具有实力意义的，如集团董事、基金会会长之类的头衔以外，还有研究会首席顾问、交流中心主任之类的头衔。
“我已打听到今天上午是自由活动的时间，会议开幕式是下午二时。各位如果没有其他安排，我愿略尽地主之谊，请各位赏光。”
他们今天上午确实无着无落，莫利小姐不负责自由活动时间的陪同，她只受雇于与本次会议有关的活动。但是他们不知道接受这位先生的接待合适还是不合适。好比这位先生的背景、政治态度，能不能令他们放心？会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见他们面有难色，这位先生又很机敏地说：“各位不必客气，凡国内来此访问的代表团，我几乎可以说全部接待过。”他举出几个代表团团长的姓名，果然都是响当当，虽然还说不上家喻户晓。“而且，”他当然不是卖弄，“如××、×××……先生，都曾在寒舍小住。我客房里的那张床，凡是在上面睡过的国内来客，我都请他们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艺术界……我这个人喜欢交朋友。真是一份各行各业的名人录。那不是床，乃是一件稀世的艺术珍品，友谊的大道。”
前面说的都还可以，只这“友谊的大道”让司马南江感到好像是一处破绽。他不那么喜欢眼前的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人早晚有一天会拿那张床，卖个大价钱。
这位先生又指出自己名片上的一个头衔，正是国内一项在他的资助下兴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于是他们想起确实在报纸以及电台电视台的报道上看到，或听到这么一个中心的名字。精神也就放松了许多，便一律地看着团长，等团长作出裁决。
团长仍然非常虚弱，条理却还清楚：“谢谢你的盛情喽，我们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了解华人在此地的工作、生活情况，算是我们这次出访的意外收获吧，啊？不过是否请先生稍候，我们先去用早餐。”
“请，请。”海外同胞说。
他们刚刚在餐桌上坐下，还没开始去拿早餐，服务员小姐就给他们每人送来一封信。一模一样的信封，一模一样的格式。一律的英文打字，最后署着一个同样的签名。奇怪，谁能给他们每个人写一封同样的信呢？
四封信便集合在司马南江的手中。原来是本旅馆的经理开给他们的账单。好像他们全很健忘（自然是装的），如不时时提醒，他们很可能不结账就溜掉。温良恭俭让如司马南江者，也不禁拍案而起。“太看不起人了。我们还没住够二十四小时呢。即使是账单，也应该在结账时交给接待单位。昨天住进来的时候，我听见莫利小姐向他们交代得一清二楚。”
“他们敢对一个洋人这样做吗？”秘书提出了一个自入境以来最有分量的问题。
“我们应该向他们提出质问、抗议。”副团长说。
团长的心，又一次痛苦地抽搐了。他想起黎明时分，躺在床上前前后后想过的那些淡事。再明白不过，这种轻蔑、歧视，哪里是质问、抗议可以解决的？
谁让我们穷呢？
贫，虽然不是耻辱，可是人为地造成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贫穷的原因，不但令他人轻蔑、歧视，也令自身感到羞耻。
“唉，先吃饭吧。”团长神情黯然地说。他忽然之间就没有了兴致，似乎一切兴致，都随着昨夜的污浊一起流走了。
于是他们纷纷到餐厅中间的台子上去取食物。各种吃过或没有吃过，叫不上来或叫得上来却没有吃过，也不知道怎么吃的食物。冷、热饮料，水果等等。
他们吃了又吃，喝了又喝，一趟又一趟地到餐厅中间的台子上去取食物和饮料。昨天的晚餐他们都没有吃好，他们真的饿了。
给他们递信的小姐对其他的服务小姐说：“这些中国人真奇怪，一顿早餐就可以吃下那么多东西，可是还那么瘦。”
那些想尽办法保持细腰高乳的服务小姐，虽然穿梭般地忙碌不停，撤下上一拨客人用过的盘盏刀叉，换上干净的台布，摆上干净的盘盏刀叉、盛包装纸的塑料小桶、一枝插在瓶里的鲜花等等，可是总还来得及朝他们扫上一眼，还在用心地研究：为什么中国人吃得那么多却还那么瘦？
副团长很苦恼。早餐虽然丰盛，而且不必花钱，但几乎所有的面食都是甜的。他是北方人，吃不惯这样的东西。即使没有咸菜稀饭炸油饼，至少也别用甜点心当饭。只有一种面包，稍微有点咸味，但是这种面包的皮很韧，咬住一口，脑袋左右晃上几晃才能撕下一块。他又计划着这顿早餐顶好能和午餐的需要一并地解决，这样午饭就可以省略。他觉得别人似乎也有和他同样的计划。他吃得很多也很慢，直至在餐厅里吃早餐的人已逐渐地稀落。
就在他差不多是撕下最后一口面包的时候，他左上腭的一颗臼齿，却被面包撕了下来。幸好那是一颗老牙，且糟。早已被虫蛀过，被牙科医生修补过，所以没有太多的痛苦，只流了一些暗色的血。由于这牙掉得与任何人的职责范围无关，掉了就只好掉了，做不出什么题目。众人只好骂几句外国洋饭不如中国饭，泛泛地说些同情的话，实在也因为那颗牙太老、太糟，总归是要掉的。
早餐也就在副团长的怏怏不乐中结束了。
海外同胞果然还等在大厅里，很内行地抛出几个方案：玩游乐场；逛中国城（几乎都是他手下的公司）；去“社会主义”商店购物（那里的东西全是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价格十分低廉，一律都是新的，回国馈赠亲友再合适不过）；或去“跳蚤市场”（收集一些物美价廉、具有异国风情的工艺品。他不说收购旧衣物）；中午在中国城的中国大酒家里设宴款待诸位……
“不，谢谢，我恐怕不能叨光。”司马南江当即表态。
“这……”海外同胞面上很有些下不来。他接待过无数外访的代表团，还没有遇到一位拒绝上述计划的人。
团长从统战观点考虑，认为还是随和一些为好。便动员道：“一起走走吧，难道你打算一个人行动吗？”
“不，不。我想好好看看会议上的材料。昨天一到旅馆莫利小姐不是就把几个主要发言人的论文提要给了我们吗？再说，我也要把自己准备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再仔细地看一遍。”司马南江如不老老实实说出不出游的理由也许更好，好比说他很困，昨夜没有睡好，他想补上一觉，正、副团长确实都得到过他竭诚的照料。大家一定都会觉得这理由好得不能再好，得体得不能再得体，可是他偏偏说他不能与大家同去游览是为了工作。
如果说这种口实，在五六十年代与人共事时，还仅仅是招有些人暗中嫉恨，到了现在，虽然人们不会再像那时，为了现在看来毫无必要的理由，不得不一律地奉陪、紧跟、做带头者的陪衬，并且用这一通白搭的奉陪、紧跟、陪衬，造就出一个个样板、学习“毛选”积极分子之类的角色，但是这种嫉恨的残余、记忆还存在着。所不同的是，在这种残余、记忆里，又加进了对这种不管真假，已然被视为酸盐假醋行为的公然的嘲弄和轻蔑。
但是他们不属于这种人，他们不会这么快地忘记，司马南江昨夜对他们的竭诚服务。有时他们甚至觉得司马南江似乎不是什么研究员、科学家，而是机关行政处负责收房租，修理上下水道、厕所，以及为了职工福利，到处寻找关系户，以便为职工采购到比市场价格便宜一两成的蔬菜、瓜果、鸡蛋什么的一名基层干部。
他们也不像那些像是吃狼奶长大的狼孩儿，连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美德全都忘光了，虽然这种美德的是非标准相当模糊。
他们只是产生了些许的疏离感，好像忽然想起司马南江还是个研究员、科学家什么的。
这种疏离感不仅仅是因为司马南江不肯同去游览造成的，也许根本就不是。它不过也是几十年来被人苦心酿造出来的一种魔汁，服了这种魔汁，人便有了上下高低，尊卑贵贱，自然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如此一些居心叵测的划分，怪不得研究员、科学家，以及非研究员、非科学家。
他们不再勉强司马南江。“也好，”团长想了想说，“我们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唯一目的，自然是要把会议开好。司马同志这样的考虑很周到。不过下午去参加会议开幕式……”
“我会按时将各位送到会场。司马先生嘛……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在送完各位之后，再来接您？”海外同胞对国内同胞各种细微的心理活动，掌握得都很准确。好比他前半句话说得十分肯定、恳切，后半句话只是看起来周到而又关切。司马南江刚才不给他机会（不给面子还是次要的），现在，他很想看一看司马南江也如大多数中国人那样，为了省下几块出租汽车费向他求助。
“不，不必了，谢谢。到时候我会叫部出租汽车。”
海外同胞此时放出极锋利的目光，将司马南江从头到脚钻研一番，偏偏探得一个于司马南江来说，过于复杂的结论，司马南江从此便极冤枉地被他怀恨在心。报复这种人不费吹灰之力，只要向中国某个驻外机构，说一句海外爱国同胞，对此人出访期间某些丧失国格人格的言行不满便可。他们连核实都不核实，立刻就会电传到国内，从此他这辈子别想再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他们走出连光线都雍容得明淡适度的大厅，眼前猛然一亮，方知今日艳阳高照。各大国的国旗，在旅馆两侧的旗杆上，被不大不小的风，舞弄得舒卷有致。你望着这些操纵着国际事务的各色旗帜，会产生这里根本不是旅馆，而是欧洲共同体或者是联合国总部分部的感觉。
旅馆门前的喷泉，在阳光的照射下，在这里或那里抛射出此起彼伏的虹彩，让人觉得此时缺少的只是一支铜管乐队的演奏。不过别急，马上就会响起来的。
不但进进出出的人，就连汽车、连树、连路、连空气、连大地、连天空、连太阳似乎都被擦洗打磨得熠熠发光。
这时，一辆豪华的轿车，绕过旅馆前的喷泉疾驶而来，并且在他们面前，又急又稳地刹住了车。车内急急地跨出一位包装更加阔绰、戴一副白金框子眼镜的海外同胞。这副眼镜使他显得文气、一清二楚。他很有把握地向他们走来，好像他们都是被他研究已久、通缉令上的人物。
“打电话到各位的房间，没有人接。服务台说各位可能到餐厅用早点去了。又打电话到餐厅，说各位刚刚离开。”一双眼睛，在白金镜框后面转得清清爽爽，绝不拖泥带水，即使要他照看三百个人他也不会乱套，更不要说是他们三个。他们觉得真是进了天罗地网，一举一动无时不在别人的掌握之下。
然后是同样热情的握手、自我介绍、名片、愿为各位效劳、略尽地主之谊、敬请各位赏光，等等等等。
“×兄，我已有约在先了，请多包涵。”戴金戒指的海外同胞说。
“既然×兄捷足先登，鄙人岂敢夺人之美？这样，晚宴由我做东，你我二人平分秋色，如何？”
“有故人自家乡来，理应大家同庆。”
“如此便好。如此便好。”
二人温良恭俭让地几来几往之后，便将正、副团长以及秘书分配停当。
“那么，我们是到哪一处去呢？”戴金戒指的海外同胞问。
他们全无定见地犹豫着。因为刚才说到的那些去处，并无重要或不重要，必须或不必须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秘书便可作出提示：“我们是否先去‘跳蚤市场’走走？”
两位如此光鲜的海外同胞亟待他们作出决定，以便热诚地对他们进行帮助。他们觉得不便再做犹豫，何况“跳蚤市场”也是其中一位的倡议，正、副团长一致点头同意：“好吧，就按您的建议，先去那里转转。”
“当然，那地方实在值得一转，我也曾陪伴不少国内来的朋友去那里参观。”戴白金框子眼镜的海外同胞的例证，使他们解除了不少思想顾虑。作为炎黄子孙，在吃苦耐劳这一优良品格上，应该是有共同语言的。哪一个华人初到海外不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不要说“跳蚤市场”，恐怕“跳跳蚤市场”，也是经常光顾的。虽然他们现在戴着如捅火棍一般粗细的金戒指或是白金的眼镜框子。不管他们在个人经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经济地位等等方面的差别如何巨大，他们却能从所有的细枝末节里，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
“那就请各位在这里稍候，我去把车开过来。”戴金戒指的海外同胞说。
白金眼镜框子见金戒指已经远去，便面有难色地说：“这里不能过久停车，再去存车又大可不必，各位是否可以先乘我的车？×兄随后就来。”
他们一想，觉得言之有理，便先登上了那部豪华的轿车。（如果不是午宴上金戒指告诉他们，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部有电视有冰箱有电加热器，冰箱里有冷饮料，电加热器上可以随时煮热茶、热咖啡、热巧克力，宽敞豪华至极的轿车是租来的。“他自家用的，不过是西德产的大众牌。借用国内一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来说，这是工作的需要。”金戒指说。）
刚在车上坐定，白金眼镜框就从后车门探进身来，从冰箱里取出几罐“易拉罐”的可乐、啤酒。娴熟地一一拉开封口，便叭叭叭叭地响出一连串小康水平的富足。“请随意，请随意。喝完自己再拿，我在前面开车照顾不到。”接着又送上一个无微不至的微笑。
他们都不再推让，慢慢地吮饮起来。
白金眼镜框系好了安全带，便发动了汽车，然后又开了冷气。汽车很平稳地向前驶去。
啤酒的味道真好。让秘书想起了国内的五星啤酒，或是青岛啤酒。对于他这种经济收入的人来说，这些啤酒的踪影，除了偶尔在某种经济消息报公布的计划价格上看到之外，在市场上几乎见不到了。
白金眼镜框不时向他们介绍眼前闪过的一栋房子、一棵树或一座桥的历史、野史、轶事：“……拿破仑就在这栋房子里住过……你们猜国内一位来访过的局长问我什么？哈哈哈哈……他问我拿破仑现在搬到哪儿住去了？”
“想必您对拿破仑很熟悉喽？您是否可以给我们谈谈拿破仑在莱比锡大会战的失败呢？”团长闭着眼睛说，一副虚心请教的口气。
白金眼镜框频频向驾驶座左上方的反射镜里望着：“不过是句玩笑，不过是句玩笑。噢，你们看，×兄的汽车赶上来了。”
金戒指的驾车技术显然很高明，在稠密得像蚂蚁蛋的汽车丛里左腾右挪，夹带着一股汹汹的气势，直逼这部汽车。
恰好这时红灯亮了，金戒指的汽车“吱”的一声刹在这部汽车的左侧。他向白金眼镜框投过如匕首一般的目光，白金眼镜框却向他频频做几近无赖、无辜的微笑。
绿灯又亮了。他们继续往前开。
“去年国内一位歌唱家自费到此开拓局面。艰难哪。”秘书一时以为他又在介绍一座房子或一座桥，仔细再听下去，方知与房子和桥都不相干。“不要说事业的开拓，连吃住全都无着。谁让我是华工协会的会长呢？（在午宴上，金戒指说他那个会长是策动行帮力量，采取逼宫的办法弄上手的。）不论海内海外，都是炎黄子孙，不能袖手旁观吧。我就把她接到我家住下，又无偿地为她提供演出场所，做了大量广告，组织了几场演出。结果一炮打红。在此地华人圈子中很有影响，收入相当可观。（在午宴上，金戒指说，他将人家的演出所得抽头百分之六十。）又通过我的关系，介绍她到附近几个国家去献艺，她走时的机票还是我给她买的。（在午宴上，金戒指说，歌唱家是托他代买机票，人家付了钱的，当时很多朋友在场。）今年再度来此献艺，连个电话也不给我打，令人作何感想？”白金眼镜框发出一声做了亏本生意的长叹。
“哦？有这样的事？”副团长问。
“谁？”秘书有些愤愤地问。
白金眼镜框说出一个名字。副团长果然想起地说道：“对，对。我在一本香港杂志上看到有人报道过这件事情的始末。写文章的人似乎很了解内情。他是您的朋友吧？”
“不，不，不。”白金眼镜框抛出一连串简短而有力的否定，“我哪里识得那样的人。这件事在此地华人圈子中传播甚广，其中不乏公正的朋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到了香港。（在午宴上，金戒指说文章是他自己化名写的，仅仅因为歌唱家认为被他提成百分之六十的抽头不合理，不愿再与他合作。）其实他们也是多余，小小年纪，谁能把事情做得样样周全？我说了，她如果再有困难，我还会鼎力相助。”他将左手一挥，歌唱家既往的过错似乎便被挥走了，他们也就连带地松了一口气，不过这样的故事，还是让他们感到心里惴惴的。
白金眼镜框将话头轻轻一转：“钱多了有什么意思？够吃够用就行。其余的可以用来为祖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一番贡献。（在午宴上，金戒指说，有些人钱赚多了之后又另图别的发展，因为钱花完了也就完了，不如买个流芳百世的名声存着。）我准备创立一个基金会，每年担保两个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展的年轻人，到西方最好的学府深造。”
他们在“跳蚤市场”不是转了一转，而是一直转到差不多误了午宴的工夫，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并且收获颇丰。
他们发现逛“跳蚤市场”差不多和赌博一样，对人有着同样的诱惑。下小注而赚大钱。你老是在想，前面可能还会碰到什么便宜得令你无法想象的好东西，从而使你欲罢不能。
在“跳蚤市场”他们碰到不少国内来的同胞。这一处或那一处都会不期然地响起亲切的乡音。想必每天至少有二十个代表团到达这里进行访问。在北京的公共电汽车上，他们很可能因为我踩了你，或你挤了我而大骂出口、大打出手，在这里他们尽管不相识，却能会意地点头、招呼，好像随着环境的改变中国人已丢弃多年的有关文明礼貌的种种美德重又回来了。为此团长联想到，如果有一个合适的环境和气候，中国人会克服他们的丑陋。
初始团长还是带着一种生怕辱没门楣的避嫌态度，远远地躲着，待见其他二人在两位同胞的带领下，在日用杂物、锅碗瓢盆、衣帽鞋袜、五金电器、桌椅板凳、磁带录像、书报杂志、书信日记、火枪刀剑、雨伞拐棍……总之是在负载着千百万人的过去中游弋。不管它轰轰烈烈，还是平淡无奇，现在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堆放在这同一方场地上，被人剪接上另一些人的故事，让任何主义的小说家所望尘莫及。两位同胞似乎专拣那些看上去相当可疑的人讨价还价，副团长和秘书就不断有便宜得像是中彩的收获，团长便渐渐地从躲避到跃跃欲试，从跃跃欲试到忘情地投入。
司马南江翻遍了箱子的各个角落，每件衣服上的口袋，包括那些从出发到现在还没上过身的衣服的口袋，衣柜和桌子上所有的抽屉，又掀起床罩查看床下，就差没把地毯掀开看看。没有，还是没有。他全部的财产，美金六十四块五角整，不翼而飞。
他一再回想昨天到今天的经历，想不出自己到底花在哪里（除去购买土耳其式三明治的那笔开销）、丢在了什么地方。今天上午他根本没有出门，一直坐在房间里看会议的资料和自己的论文稿。昨天晚上听完音乐会回来，临睡觉之前他还摸了摸西服口袋，那笔钱硬硬的，还在。
六十四块五角整。区区也。皇皇也。他心痛得要命。他根本就不在乎。一切全看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这就是司马南江对待身外之物的态度。问题是他现在饿得饥肠辘辘。有人说脑力劳动不过是一种很闲散的工作。也许如此。他没有比较过。反正他工作的时候，两个小时下来，他身上贮存的热量，包括脂肪仿佛全部消耗殆尽。他怎么能胖？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令人可疑的空当。昨天晚上他匆匆忙忙跑到团长房间里去的时候，可能没有关门。是不是真的没有关门？认真一想，他似乎又没有了把握，没有把握的事就别再去猜、去想。
他拉开冰箱，里面只有一包巧克力、一包花生米，其他全是饮料。吃掉了花生米和巧克力之后，反倒更饿了。挺有意思。根本不知道上哪儿去找那几位，为这事打电话给大使馆尤其可笑。论文看不下去了，会议资料看不下去了。他在房间里Г形地段上来回走遛。在窗前观望路上的行人车流。他们不是刚吃饱出来，就是正要去吃饱。这里是他们的家。所谓故土难离，其中可能也包含着类似这样的意思。他很高兴在这儿不过只做短暂的停留。不行，他得找到他的钱。便拿起电话找旅馆的经理。
“先生，我的钱丢了。”
“我真为您感到遗憾。一般来说，如果您只带旅行支票或信用卡而不带现金，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他有很好的建议，不过他恐怕不知道，他连使用支票或信用卡的开盘数字都不具备。
“不过这钱是在旅馆里丢的。”
“不，先生，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从来没有发生过，不等于现在、今后、将来永远不会发生对不对？”
“您这是推论，对不对？我们只能根据事实。事实是我们如何能证明您真的丢了钱呢？”
听到这里，司马南江忍不住大笑起来。对方显然受了他那笑声的鼓舞，谦虚地轻笑一声又立刻打住：“先生，您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效劳吗？”
“不，没有了，谢谢。”放下电话之后，他接着开怀大笑。大约三四分钟之后戛然而止。想象中他厉声问自己：“你笑什么？！”
他只好提前走出旅馆，以步代车，往会场走去。
午宴以后，正、副团长一行，带着塞得极满的、大大小小的塑料口袋，以及金戒指馈赠的旅行用电水壶，浩浩荡荡地向会场驶去。
金戒指建议将这些塑料口袋留在车上，不要带入会场：“我估计开幕式长不了，我可以先到附近的咖啡店里喝杯咖啡，等你们散会后我再连东西带人给你们一起送回旅馆。”
副团长担心东西放在汽车上会被人偷去，又不好说不让金戒指去喝咖啡，留在车上看着。便说：“不能再麻烦您了，今天一天让您辛苦破费，我们已经很不过意，快请回吧。咱们改日再见。”
金戒指也不再勉强，回家之后还有这一段新闻可吹，早有一班吃大陆饭的兄弟等在家里。道别以后便驾车而去。
他们确实晚了几分钟。一进大门，就听见麦克风那种远而又近的嗡嗡声，好像有人正在发表演讲。这种声音一下就把人带进正儿八经的境界，让人感到自己从事着很有意义的工作。
他们不由得放轻脚步，循声而去。可是这声音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他们后悔没有向司马南江问清楚，会场在几楼几号厅。
可是司马南江为什么不给他们讲清楚？
害得他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口袋（分量很重！）辛苦地在这栋白得分不清哪是门、哪是楼梯、哪是拐弯的鬼楼里窜来窜去。
七拐八拐、胡上胡下之后，居然撞上了大使馆文化处的一秘，他正焦急地守在一个会议厅的入口处，来来回回地转磨。一见他们的身影，便远远地迎了上来。他往他们手里那些敞着口的塑料袋里一望，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脸上马上显出一副快要哭出来的神情。很快地把他们领到寄存处，很快地给他们办理了寄存手续，很快地领着他们离开了寄存处。也不问问他们是否同意这样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就这样对待国内来的代表团？不知他们的大使知道还是不知道。回国以后，他一定要以团长的身份，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这个不可一世的一秘不可。（团长确实不曾忘记这个一秘，即使在本团发生了那样的不幸之后。）
寄存处的小姐，像一只猎狗那样抽动着鼻子，然后将眼睛、嘴巴拿来做出一个O，又将眉毛从眉梢到眉头推出几个曲里拐弯的波浪。
开幕式结束以后，会议组织代表们去海滨浴场游览。大客车像一所游动的房子，有轻微的、令人舒适的颠簸。顶棚、座椅以及脚下，是一片谐和的、抚慰人们疲劳的色调。特别是这一天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毕。暂时忘却的饥饿这时就比以前更加强烈地袭来。他相信不但他自己，恐怕连坐在他附近的正、副团长和秘书，都听见了他那一挂坚壁清野的肠子，在腹中蠕动得一阵紧似一阵，不依不饶地空鸣。他本想就此说说这件好笑的事情，但他终于忍住没说。忍住不说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得到的肯定是同情。马上接下来的问题是对方怎么表态。
借钱给你？
不要说是他们，对任何一个紧紧巴巴，真正叫做“公务”出国的人来说（即使另外三位，也还是得算在“公务”这一档次上），那两个外汇所带来的前景，不但让他们本人，甚至让他们全家老老少少望眼欲穿、翘首以待。
他如果接受这样的贷款，无异于拦路抢劫。
他如果不接受这样的帮助，会让没有丢钱而又无所表示的良心难以平静。
他又何必去说呢？
想到这里，他一任肠子辘辘地叫去，却又止不住窃窃地笑。引得坐在对面的两位外国同行，也频频地报以微笑，并且不经他人介绍就和司马南江交谈起来。
“我们非常高兴在这次会议上能够与你见面。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到我们那里，做一些研究工作？”身材高大的西德同行说。
“或者到我们那里去讲学？”美国同行说。
司马南江那包含着些许顽劣的，因而让他们觉得生动的微笑渐渐地萎缩了、消遁了。“这个，这个……我深感荣幸。不过我想这样的事情，顶好通过组织联系。”
两位同行不懂得“组织”二字在不作为动词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他们既不是实业家，也不是银行家，所以还没有机会得到中国人像对实业家、银行家那样的重视，虽然这个机会以后一定会有，不过它现在还没有轰轰烈烈地到来。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国情还没有丝毫的了解，缺乏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实战经验。他们不明白一个学者可不可以到国外去讲学，或者研究，为什么要通过一个叫做“组织”的东西，而不是由他自己来决定。
“真的？！”西德同行生怕自己露怯，悄声悄气地问美国同行。
“真的？！”美国同行也生怕自己露怯，悄声悄气地回答西德同行。
然后他们同时回过脸来，带着眼见一处美景从眼际消失或是一件上好的瓷器被失手打破或是去机场接一位好友没有接着……的那种惋惜，看着司马南江。他们觉得眼前这个人，好像和写出皇皇巨著的那个人对不上号。
他们的神气，看上去比司马南江还要迷惘。
等到他们转而谈起本学科的发展前景，司马南江的智能才又恢复了正常。连他的英语也比刚才流利了许多，不但流利，而且妙语如珠。好像他死过去一会儿，现在又复活了。他广征博引，浮想联翩。好些分不清一个科学家应该有的或不应该有的虚幻设想，充塞着他的头脑，一会儿掏出一个，一会儿掏出一个，真像是在撰写科幻小说。美国同行因为跟不上他那急速跳跃的思路，不知所措地微笑着。好像毫无准备地遇上了一件非常突然的事，不知道该欢呼该诅咒该生气该失望还是该什么。西德同行一会儿一推被镇得从鼻梁上不断下滑的眼镜。
等到下车以后，他们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如果再往深里想一想，他们到底上了什么当，受了什么骗，他们又说不清楚。
街道不知从什么时候已被远远地留在了城市。一栋栋间隔很远的房子，如寥落的晨星漫散在树丛后面，绿草地上。享受着除了风的喧哗，不会再有世事骚扰的宁静。一点也不寂寞。这情景生疏而又亲近。无名的惆怅，渐渐地涨满了司马南江的心。
一个孩子在竖在绿草地的秋千上悠荡。有个穿红衣服的女人从一栋白色的房子里出来，向荡秋千的孩子招手。他想那女人一定是孩子的妈妈。他甚至听见她叫他的名字，约翰，斯蒂文什么的。叫他喝午茶或是让他接电话。
一个黑黝黝的念头，像恶狼似的潜入他的心。谁能担保那女人的丈夫，此时此刻没有和他的情妇在幽会？他的研究课题会不会被人挤掉？股票会不会跌价？孩子会不会发烧？
人世间真有宁静的日子吗？
视野渐渐地开阔。他们渐渐地近了海，也就渐渐地近了太阳。景物的颜色越来越浅淡得灼人，越来越单一。只剩下蓝的天，接着蓝的海，和像被这海水、太阳濯洗得十分洁净，照耀得褪去了颜色的白沙砾。他的精神猛地一阵震颤。这不正是他想要找到的那个分子结构吗？此时，它就上顶天下顶地地，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样，在这一派蓝白色的混沌里，浮浮沉沉。太阳的万缕金光，将它照耀得通体透明，简洁如古希腊的一座宫殿。这一辈子，他曾日日夜夜地期待过它的出现。他两腮上的咬肌发紧发疼，他的耳根后有麻酥酥的两行爬过。他傻了。
他们也傻了。在这里游泳的人，不管男女老少一律不穿任何叫做衣服的东西。不管是女人或男人，都垂吊着他们各自的那个玩意儿，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胳膊和手在身体两侧摆动着，丝毫没有拿到胸前或他们的根部遮挡一下的迹象。他们像是大冬天在无边无际的野地里呛了很硬的冷风，不得不倒抽一口冷气，马上转开他们的眼睛。但是你往东转东也是，你往西转西也有，你只有看天又看地。
连那位美国同行都说：“他们这里，除了裸体浴场还是裸体浴场。我真想写信问问他们的报纸，哪儿有不裸体的浴场？不像美国，你得问哪儿有裸体的浴场。要知道，一个人并不是永远喜欢光着屁股。”不过他还是很快地脱个精光，戴上一副墨镜，在海滩上四仰八叉地躺下。将他那个物件，堂皇地对着太阳。好像中国人立秋之后翻箱倒柜地晾晒衣服，生怕里面发霉似的。
司马南江刚才虽然也是一惊，不过他很快地把那些滴里当啷的东西丢诸脑后。他脱下外衣长裤，穿着大裤衩子坐在沙滩上继续捕捉由于刚才那一惊慌，从他眼中丢失了的幻觉。渐渐地，他进入一种半醒半睡的梦境。
孩子的笑、女人的尖叫、男人们的高谈阔论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可是差不多全让海浪的震荡迎头打碎，变成了嘟嘟囔囔的梦呓。
人人都在全心全意地享受自由。他们发现谁也不注意谁，谁也不注意他们。西方人对什么都抱有一种熟视无睹的态度，好像从不关心他人的死活。这种冷漠让人感到没底儿、害怕、没有抓挠。不过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渐渐地胆大起来。他们的眼睛在墨镜的掩护下，开始溜向那些让人想入非非的地方。又将那些东西，和自己的以及和自己老婆的东西暗暗地比较，确实比出一些不同，又暗中猜想这些不同将引起怎样不同的效果。想到这里，便将目光更多地向女人身上投去。初始还记得不可盯视过久，会转过头去望天望地，或望望彼此。完全没有必要地相对笑上一笑，却一句话也没有。
说什么好？
说中央第×号文件？扫“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或是改革开放，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他们还没能装模作样到那种丧尽天良的地步。
而且一张嘴可能就会泄露出他们心里的所思所想。即使你可以保证自己回国以后，不会给人家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打小报告，你能担保对方也这样做吗？你不能。你更不可能订立攻守同盟，那不是越描越黑此地无银三百两？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切攻守同盟无不比非攻守同盟更容易攻破、更容易越搞越搞不清、更容易增加罪名。
到了后来，当一个黑种女人在他们附近直挺挺地躺下之后，即使他们想讲话也讲不出了，不要说他们的嗓子，似乎他们全身都烙煳了。
奇怪的是那种感觉怎么也抓不回来了，而且越走越远。司马南江的心气儿变得十分毛躁。如果现在有人招他，他一定会眯起眼睛，把他全部的焦躁、烦乱集中力气压进一个词里：“滚开——”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对这个世界说出这个词。他不知不觉地站了起来，向海里走去。
秘书看了看他，因为他那条带有蓝色条纹的大裤衩在这片海滩上反而显得扎眼。“游泳去吗？”秘书问。司马南江也许哼了一声，也许没哼，他没有听见。只见他迈着梦游者的脚步向前走去。在很久以后，只要一想起司马南江，他的眼前便出现他那双长满脚癣蹚着沙砾往前走的脚掌。他印在沙窝里的脚印，也许只在他的脚掌下，清晰了一小会儿，又让他自己的脚掌搅动起来的沙砾，流回原处掩盖了。
他奋力地向前游去。他身体里仿佛有一团疯狂的火。地狱里的？天堂里的？不知道。反正一生一世，他也没有如此辉煌地燃烧过。他希望这火燃烧得再激烈一些才好，把一切都烧毁。他又被这火烧怕了，也许把它熄灭更好？他的长胳膊在阳光下甩出一个又一个潇洒的圆弧，他的长腿有力地拍出朵朵水花。此时此刻，他壮丽得如同身体里的那团火。
最美妙无比的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饥饿的感觉。
这时那黑女人坐了起来。她叉着两条黑得油光锃亮的长腿坐着。完全不符合外事纪律上的规定。两个挺挺的奶头直对着他们，像两尊无坚不摧的小钢炮。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之中的某一个，也许本来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朝海上看一眼，也许本来就没有，这不能怪他们，也不能怪任何人。一切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好像并不由我们自己做主。
那么由谁呢？
没有人回答得出。
我们不过全是不知由谁导演的，同一舞台上的、同一部戏里的小丑而已，不管天南地北，在这儿或是在那儿，伟大或是渺小，高尚或是无耻，绝顶聪明或是绝顶愚蠢，一切如此或是一切相反，你永远不可能走出这个舞台、这部戏。
可怜的人们。司马南江最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