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照号码是275381，或者是273581。他又看了一遍。
他不能错。
这里的差事收入可观，工作环境舒适，如这燠嘈的都市生活里一片清凉的薄荷。
每天他走进这块飞地，都像走进一个精致的、玩具般的日子。心里便生出可惜不是真的惋惜，和哪怕置身其中一会儿也是白捡的满足。
那几个数字如浸了水似的漫散开来。
也许是他的瞳仁变成了散黄鸡蛋。如果天天看这套文字，而且每天看上二百份的话，每个人的瞳仁都会变成散黄蛋。
眼睛和舌头一样，也需要换换口味。
他抬起头，望着玻璃窗外等候签证的队伍。
那是一支壮观的队伍。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尽管已经司空见惯，但每每还是让他触目。特别是在早晨，刚刚在被窝味儿还没散尽的房间里吃过早饭，度过一千一百零一个同样的早晨之后。
早上他又和父亲吵了一架。
“你为什么不先烧开水？”父亲端着一个大花脸盆，站在马靴靿子那儿问道。随着他的质问还送来一阵不甚明确的汗馊。
把家里的走廊，和走廊拐弯处的厨房比作一只马靴再恰当不过。而且是一只十分可脚的马靴，穿的时候非用鞋拔子不可。
家里最近没有婚娶，却不知怎么有个印着大红喜字的、足以说明一个家庭在各方面水准的脸盆。有过多次他都想把这个热闹得不得了的脸盆，从窗户里扔出去，又终于没有这样去做。到底是钱买的，到底也没有一个从各方面来说水准更高的人会看见这只脸盆。
父亲刚从床上爬起来。长及膝盖的大裤衩子使他显得十分凋萎。
这种内裤穿着舒服吗？也许人们会因为这条内裤说他思想纯正、品格高尚、道德完善。可是除了家里人，那些有可能给他做出如许结论的人，是没有机会看见他穿的内裤的。
有时你真不明白人们穿衣服是为了什么。
那样的结论如今一钱不值。
说是一辈子，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来去匆匆。这样和自己过不去，何必呢？
那条大裤衩子既让他怜悯，又让他看不起。
“暖瓶里的水足够您洗脸用了，等我热完牛奶就给您烧开水。”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父亲说这话时的神气，就跟中央电视台的张宏民宣读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胡耀邦党中央总书记的决议那么严正。张宏民那天还特地换了一身中山装。那件事整个儿特别得让他一辈子难忘。
“先烧牛奶有什么关系，不耽误您沏茶、洗脸不就得了。”他一字一顿，力求把每个字说得格外清楚，以证明自己确有耐心。
这份被突出强调的耐心，显然居心不良。气氛没有得到丝毫的缓和。
“我现在就沏茶。”
谁能说这个要求不近情理？特别是提出这个要求的人是你的父亲的话。
正是因为它的合情合理，反过来说，你如果不那么做就是不近情理。真是岂有此理！
“您现在喝吗？”他愁眉苦脸地把那个“喝”字说得很重，仿佛正在受着无尽的虐待和折磨。
“喝！”一个人既然被打扮成暴君、迫害狂，他能不火冒三丈吗？
“您不是还没洗脸吗？”
“我不洗了，我先喝茶。”
“您这不是存心找别扭嘛。”
要是天天有人用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折腾你，哪怕是你亲爹你也会忍无可忍。
“你就这样跟我说话？！我的肾炎老好不了，就是让你们哥儿俩给气的。”
他这么说的时候，你会觉得肾炎不是差点儿要他老命的病，而是他的荣耀、奖状、克敌制胜的法宝。他很爱它。
如果他想不讲理，想让人们照他那不讲理的办法办，想找别扭，他准来这一手。因为你不能做个不孝顺的儿子。
不能说公费医疗不治病。除非你净得急性肠炎、长脚鸡眼什么的。好病房、好医生、好药什么的全照顾老外、高干、高知什么的了。
中国，慷慨啊。
父亲不属于被照顾之列。他是什么？不过是个邮局小职员。偏偏得了一个纠缠不清、难解难分的病。
全靠茅台、登喜路，以及愚公移山的精神。
茅台多少钱一瓶？
二百六十块。往三百元浮动。
父亲的病明明一天天地好起来，却偏说自己好不了。
天地良心。
“你甭倚病卖病。”
父亲把大花脸盆往地上“咣”地一砸：“我白养你这么大了，你这没良心的东西！”
他也讲良心，怪不怪？
他赶快把盛着牛奶的瓷碗往地上一砸。要是不赶快往地上砸，很可能就会砸到父亲脑袋上去。
他们用碗喝牛奶，而不是用杯。
那些青花粗瓷碗真叫结实。由于洗得匆忙或使用得不经心，个个在边缘上磕碰出缺口，一条条裂纹从缺口直探碗底，又因吸足了残羹醒目于碗壁，到了这个地步居然还不肯裂开。
而在使馆里，他和那些老外一样，安静地用盘子托着茶杯喝咖啡，或喝红茶。那安静并非来自无人之境，而是来自一份教养。
那才是一种文明的生活。
他们吵架不吵架？摔盘子摔碗吗？
这文明的生活教给他茶盘里的小勺是用来搅和奶里、咖啡里或红茶里的糖，而不是用来舀饮料喝的。因此他看不起电影、电视里那些扮演华侨巨商或巨商的千金公子的演员。居然拿着搅糖的小勺舀咖啡喝。仅从这一细节就露出了那些演员的穷酸相，还扮演什么华侨巨商！
他又觉得自己很像电影或电视里的地下工作者，在家里过着清寒的日子，搞情报时不是搂着姨太太（也许是女儿）跳舞，就是喝威士忌，或者和哪个对他的身份开始怀疑的对手唇枪舌剑地斗智、争风吃醋。
也许他不应该和父亲为那些琐事吵架，一个懂得文明生活的人应该宽容、豁达。父亲长期患病而又难以痊愈，心理上的压力应该可想而知。一个健康的人如今还有许多受不了的时候，何况一个病人。
要是家里有个女人，矛盾就会少一些。
母亲去世了。
没有女人照料的家庭简直像个工棚。但是女人比以前贵了。即使她们自己不想贵也没有办法。永安里一条街上，随便一件女人的衣裙就是上百块。女人怎么能不涨价呢？
这位申请移民。黑白色的条纹裤子和棕红色的格子上衣更使他眼晕。
他会说yes和no。在说yes时摇头，在说no时点头，并且像本牛津版的英汉大辞典那么令人不容置疑。
仅仅为了他给他的这份眼晕，他难道不能用英语和他练练？
“你患有性病吗？”
“Yes.”新移民摇着头说。
“你母亲是你父亲的正式妻子吗？”
“No.”新移民点着头说。
“你的出生年月日？”
“Yes.”
“你是否申请移民？”
“No.”
他不知道该哭该笑还是该给他一个嘴巴子。
为什么他过得连这yes、no都不如？
他有什么理由要爱这些个yes、no？哪怕他现在不用小勺舀咖啡喝了也不成。
这个男人来取护照。
他记得这个男人。上次来送申请表的时候，不多的几份表格和证件，在他手里倒腾得像有几百份。
“请问，如果家里没电话，填机关的电话行不行？”
“你自己看着办。”
“我……我不清楚……”
“你连这个都不清楚还到国外交流什么？”
“出生年月日填阴历还是填阳历？”
“你爱填什么历就填什么历。”
他似乎让人噎惯了，或者根本想不到有人会使坏。像对一个熟人似的说下去：“我一直怀疑我应该不应该属龙，也许我应该属兔。我出生在三十晚上，接生婆能说准我出生的时辰吗？我们家穷得连个钟也没有。唉。”为不能断定自己是不是弄虚作假而心虚。
这哪儿像个交流学者？洋人可不是这样，越是有身份的人话越少，也越自信。好比这里的领事。
她绕过那些桌子，特地走出来问他：“一切都顺利吗？”
“很好，谢谢。”
“真抱歉，我们给您增加了麻烦，今天才把您的手续办好，而您明天就要启程。”
“我想来得及。”
“一路平安。”
“谢谢。”
一旦说起英语，他似乎利索了很多。
要是看他的衣着穿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是一位学者，使他露出学者本相的是他的神态，好像眼下这个雇员，看上去就是个雇员。
他姓班？盆？潘？她始终读不清楚。中国字的发音实在令人难以捉摸，每个字都能发出四个音，不像她的母语，每个音节都很明确。
如果再把中国字用于外交场合，就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她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宴请一位中国官员，司长问起他对首都的印象，那位官员只说了一个“嗯”字，而且嗯得很气派，好像拿破仑皇帝认可一道佳肴。可是那位官员的翻译，却译出：“我很荣幸能到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样美丽的一个城市来访问……”这样的一番话。汉语简直像压缩食品一样，既可浓缩，又可发散。
等候签证的队伍消散了。她看了看表，下班的时刻到了。
班？盆？潘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伸腰伸胳膊伸腿地将身子扭变成各种形态，他脸上的每一条纹路都伸长了，仿佛想多抓住一些什么，可见变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之后，他用一种营造出来的随意，捅了捅三秘巨型的肚子，好像他们之间确实亲密。她看见几个最后离去的办理签证手续的人，流露出对他可以和洋官洋将平起平坐的艳羡。
之后，他又用这份随意往三秘的烟斗里瞧了又瞧，瞧完之后又呵呵地大笑，好像烟斗里有什么可笑的事情。不过他的笑声很老，不像他的脸那么嫩。那张脸看上去光滑细腻，纯洁透亮，绝不是一张会使坏的脸。
她抽出一支香烟。还没等她看清他是怎么绕过横在他们之间的那些桌子、椅子，班？盆？潘先生已经在她面前打燃了打火机。
“谢谢。”她向他微微一笑，他竟向她抛出了一个媚眼儿。
班？盆？潘先生好像有些异想天开。
不一定每个西方女人都想到中国找个中国丈夫。相比起来，西方男人对中国女人的兴趣，比西方女人对中国男人的兴趣大。
好比那位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讲授时间的表述。比方三点四十五分，有以下几种表述方式：forty-five minutes past three；也可以说成a quarter to four，差一刻钟四点；或者是three forty-five。但是我们西方人通常的用法是a quarter to four。”他在说到“我们西方人”的时候，就和纳粹说到希特勒差不多。如果不和纳粹说到希特勒差不多，至少也和赛金花说到瓦德西差不多。
电话铃报警似的响了起来。他故作洒脱地笑了一下，又将眼珠斜抛过去，铆住了听课的学生，好像接不接电话全靠他们来决定。其中几个学生俏皮地摇了摇头，其他几位则毫不客气地沉默着。当然，他们不但珍惜他们的钱，也珍惜他们的时间、学业。
他已经沦落到了以教授私人英语为业。
所谓沦落，是指他根本不是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公民或者是种族，更没有任何一种哪怕是玩票儿专业的硕士证明书。
现在许多中国青年对英语的学习如饥似渴，并且以为所有的老外必然都是英语教授，只有从他们那里，才可以学到原装的英语。他们宁肯相信一个三等水平的老外，而不愿意相信一个一等的中国英语教师。
所以这个钱挣得很容易，据他了解，北京有不少老外操此行业。它既不需要资本，也不冒什么风险。更不必像中外合资企业或外商独资企业那样，为突破中国官僚机构的层层关卡而历尽艰辛。他这几个学生，就是一个荷兰女人拨给他的。
每个学生每月学费四十元（人民币），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月收入可达五百多元，除了不能上建国饭店、长城饭店，糊口还是不难。
好，不接电话。
他本来就不想接这个电话，他料定现在的电话，一律不会带来好消息。
在中国混饭吃已经不像前几年那么容易。那时候中国人以为每个老外不是福特财团就是爱因斯坦。中国的官员差不多都知道福特垄断集团，大概不是从列宁的著作里，就是从斯大林的著作里读到的。可是最近福特家族中的一个女孩，嫁了一个中国青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知道爱因斯坦——否则还叫什么知识分子——以及他的相对论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具有的哲学意义的革命。
聘用他的中国单位，一俟合同期满，立即表示不再聘用，但是和他谈判的那位官员，似乎十分倾慕不学无术的他，愣将那份工作不知怎么干以及不知有什么可干地干了两年之久。同时再明白不过地表示了对他的熟知，以至那种熟知变得不像是对他的弹劾，而是对自己可以这样熟知的炫耀。
中国人喜欢档案，也善于搞档案，包括对他这种等而下之的角色也会兴味盎然。这个民族似乎人人具有情报人员的天才。
母亲的来信里，常常夹有黑色的男人短发和烟灰，而她从不吸烟，头发极长且灰。
与朋友通电话的过程中，会突然插进一股电波的强烈干扰，说明这里的监听技术还相当落后。听说常住北京的外国人就有两万，不包括那些旅游、访问、使团人等在内。一定有一支浩浩荡荡的监听队伍。
你要是问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他们可能知道费孝通、钱伟长的档案，乃至他们当右派时的检讨，乃至三十年后他们对待刘宾雁的态度，但是他们绝对不会知道哪个单位把大门的档案。可是中国人知道。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再讲……”
电话铃继续响着，好像存心让他洒脱不得。这东西和其他的摆设不同，好比桌子、椅子。也许因为能够传递信息，便像个小妖精似的伏在你的房间里，赖皮赖脸地把你只在心里想的，躲在房间里干的，看个一清二白。什么时候一高兴，在你最不愿意让人打扰，或是最怕接到哪个电话的时候，没命地响了起来，弄得你最后非接不可。
“先生，我们是宾馆业务室。请您务必于本月底结清拖欠的租金，从下月一号开始，有新的客人租用这个房间。谢谢。”
不能说中国人不客气，甚至可以说客气得过分。要是在西方，任何旅馆都不会允许客人拖欠哪怕一天的房租，他们早就把你的行李扔到房间外边去了。
他不是不想搬走，找个便宜的旅馆，北京有几块钱一天的通铺，也有两块钱一天的公共浴池。但是不结账就走不了，而几块钱一天的通铺和两块钱一天的公共浴池则影响他的公众形象，他就更别指望找到工作。不论什么时候，排场都是一种身份证明，在中国就尤其如此。
回国？以他这样既无一技之长，又无一纸文凭的人，只能加入蓝领阶级卖苦力。不行，他受不了那个苦，也不甘心于那种毫无光彩的日子。只要有光，不管什么光都行。
当然也没有指望再打进什么学术单位、文化团体、商社、企业，诸如此类。
真是山穷水尽。
他握了握手里那本《中国当代女名人录》，如今只有靠它来指点迷津了。
这本书装潢得很像西方的畅销小说。又窄又厚。也很适合装在男人屁股后头的口袋里，以便他们随时翻阅。
中国真的开放了。有了这样的当代女名人录，不但对中国男人，恐怕对西方男人也大有裨益。他爱开放的中国。他更赏识编纂这本女名人录的人，单这书名就值一万元。
他吹了一声口哨。口哨带着花哨的颤音，用手指弹了弹封面，便坐下来阅读。
虽然他没有一纸文凭或一项专业，但是凭着偶然的兴致，他超前地学会了读，并且学会了说汉语。在共产党中国开放之后，是早期进军中国的西方人之一。
他如探警般机敏、迅速地排除了不足以构成注意对象的人选，而在具有实际意义的名字上，用有力的笔触，做上雄心勃勃的记号。
为什么不试一试？他喜欢试一试，尤其在这种试一试不需要付出什么的时候。结果无非是两种可能：成功，或者是不成功。
不成功有什么损失？什么损失都没有。顶多损失一本《中国当代女名人录》。像他和玛丽娜的婚姻。结就结，离就离。他没有财产，也没有收入（所以他选择这个时候离婚），律师也拿他没有办法。何况事情发生在中国。可怜的中国律师，他们本来就不能说什么，对两个老外的离婚更不能说什么。
他损失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损失。
而一旦成功却无本万利。
既然有那么多外国骗子在中国活得像个大亨、绅士，为什么他就不行？比起那些骗子，他的作为甚至可以称得上英勇牺牲。他卖出的，将是一个男儿的自由之身。
这本小书很不经看，只能提供一些线索，更重要的信息，比如已婚未婚则需进一步的了解。好在全世界的名人都一样，他们永远被公众放在嘴里，使劲儿地咬着、嚼着。
一进门廊，一股霉凉、阴湿的泥土味儿便扑上面来。很淡。淡到不但与腐烂的败草枯叶、长白毛的破砖烂瓦毫无干系，而且还有一点安神的作用。如果没有大门外那个冒着千百种气味的都市味做比较，也许根本就无法察觉。
他果然就见到像这种院子所应有的花木扶疏的景致。栽植着海棠、扶桑、藤萝什么的，格局很是讲究。
即使同样的泥土、同样的林木，属于大众的公园绝不会冒出这种小院的这种霉阴气味。它的气味可能和不经常打开的大门，以及门里的日子有关。
好比到了如今，还能独居北京的四合院的中国人真是寥若晨星。差不多都是上得史料或文件的名字。她就这么神神仙仙地住在这个院子里。
刮过一阵轻风。
他像猎犬一样仰起了脑袋，扇动着鼻翼，似乎随时准备腾空一跃。
在中国女人里，她不仅显得怪诞，而且放肆。披着一件晨袍坐在书房里看报纸，并且就这样地接待他，不能不使他浮想联翩。晨袍的开衩下，露着她还算丰腴的腿。还好，不怎么皱巴。亚洲人经老。要是西方女人到了这个年纪，真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你又来了。什么？向我求婚？”她仰着脖子，放出一个人只有到了把全世界都不放在眼里的份儿上才会放出的、肆无忌惮的大笑。此时，她尤其像匹河马。
显然她深知自己那像河马一样的大嘴，显然她也不在乎世人对这张嘴的印象。然而对他来说，这张嘴未免过于难堪。事到如今，也只好因陋就简，还有什么话可说。
“真是开玩笑。关于我你知道些什么？你知道的不过是我的地位，需要的也是我的地位（汉语）。年轻的先生，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已遍游欧洲（德语，略带汉堡口音）。什么人我没见过？我一眼就看出，你不过是个洋混混（英语，纯粹的牛津音）。我劝你别在我的身上花力气，我这样的女人你消化不动。我没有时间和你啰嗦，你要是再来打扰我，我就要叫警察了（法语，南部口音）。”
每每进入这样的住宅，他都觉得像是进入了地下室，或者是家乡附近依然歪斜在河岸上的那个碉堡。
二次大战已经烟消雾散。如果没有那个碉堡，他真不知二次大战为何物。
有时他觉得那碉堡就是二次大战。颓废、庞然、生硬、苍凉。村里的人在它的身旁漠然地走来走去，就跟从来没有它一样。所以他始终不能明白，每每提起二次大战，人们为何能这样那样地说出许多。只有夏日，万物不曾忘记。含羞的雏菊年年依旧地倚立在碉堡的脚下，在轻风中悄然抬起低垂的头。
那时他常帮助父亲将面包运送到河的对岸。送完面包回来，日娜总在碉堡里等他。
沧海桑田了。
从碉堡里俯视下方的河流、河流上的木桥、桥上的少年的已不复是一管枪眼，而是日娜如熟透了的李子的双目。
对他来说，堆砌的水泥常常和女人滑腻柔软的肌肤联系在一起。始终让他回忆起初次品尝女人肉体的强烈印象。他对堆砌的水泥可以说是有些偏好。
果然如他料定的那样，电梯不运行。
在这样的公寓里，电梯或者是在休息，或者坏了不能使用，或者什么理由也没有，不运行就是不运行。这部电梯的情况属于后者。
她长得很苦，一副必受愚弄的模样，却误会地以为自己凡事都知道怎么对付。自然就准备了一份很足的信心去敲电梯旁的一个房门。在门上叩出断断续续、畏畏葸葸又决心到底的声响。
那屋子像一口沸腾的锅。葱、姜、蒜味因不堪锅内的拥挤，只好从门缝下不断地溢出。所以那个白嫩得如煺了毛的小母鸡的年轻女人，就像是被那股汹涌的气味顶出来的，并且被葱、姜、蒜调煨得极其可口。
“敲什么敲敲什么敲？”她鸡啄米似的问她。频率很快，节律整齐。脑袋歪来歪去地盯着她的脸，好像那不是一张脸，而是一摊米。
“我有心脏病，十五层楼实在爬不动。谢谢你了，开一开电梯吧。”
她好像不止有心脏病。
“电梯坏了电梯坏了。”对着她的脸，她又叼了几嘴。猛然看见电梯旁的他，极快地盘算了一下，便打开电梯门，对准一排按钮，也如鸡叼米似的一阵乱捣，指示灯红红绿绿地闪了一阵复又归于沉寂。
“坏了坏了就是坏了。”
“好吧。”她只好无奈地下定决心，去爬那无尽的楼梯。但是想拿这种鬼话对付他，可就没有那么容易。
他伸出手臂，往电梯门上一横，拦住了小母鸡的去路：“真的坏了？”他的眼睛放肆地在她的脸上摸来摸去。他知道如何对付这种热爱生活的女人。对于哪怕有一点灵活性的男人来说，碰到这种女人，一切难题变得再容易不过。“你再试试看，也许毛病不大。”
她果然笑得妖冶。虽然齿缝里夹着一些绿色的植物，那份妖冶却并不因此而逊色。货真价实得十分可以。
“你还会说中国话？”她的眼睛一瞬间便翻飞出许许多多的花色。
“只对漂亮的女士。”
于是电梯轻而易举地将他载上十五层楼。
门前有一块使西方人感到久违的、编织得极富立体感的擦脚草垫。对于那个小门来说可能是过于阔大的草垫，似乎是主人的一份说明。
敲门。
没有人应。
再敲。还是没有人应。他正在考虑是否转向下一个目标，却见那位长得很苦的女士拖着一双分量很重的细腿走了过来，恰恰在这门口站定。满脸都是从未见过这种事情的疑惑。
他颇为熟络地对她点点头。那份疑惑却仍旧迟迟钝钝地留在她的脸上。
“你好。”
“我？”
“我想找你谈谈。”
“我？”
他头一次碰到这样一个你简直不知道拿她怎么办的对手。他摊手，倒脚，“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去谈？”
他本来以为她会又来一个“我？”
蒙她开恩，这次来了一个“为什么？”
“站在这里讲话是不是不太方便？”他学着她的办法，将谈话一律改为问式，果然就有了可观的进展。他终于被引进室内。也许不必如此，进门时他还是弓了弓腰，他觉得要是不弓腰脑袋非撞到门框上不可。
这是一套袖珍式的住宅。比起一般人家不能不算宽敞，由此可见主人的特殊地位。住着这样一位袖珍式的女人，倒也相得益彰。
他一面打量着室内的格局，一面考虑他将来住在哪一间。
“……噢，你说什么？噢，中外合资的电视制作公司。中方是哪个单位？A省B县。一般地说，现在是人都比知识分子有钱。你这个题目挺吸引人——《我的中国女朋友》，”她努着嘴唇想了想，好像在盘算它的销路，然后又肯定地点点头，“销路一定很好。女人嘛，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也不管她是哪个种族，不但是人类另一半关注的对象，也是她们同类关注的对象。”与其说她在和他谈话，还不如说她在出声地思想。想着、想着，便突然摘下脸上的平和，“以至这一个常常想掐死另一个，没有深仇大恨，只不过是你的成功就是她的失败；你的存在就是她的障碍；这一个绝不能容忍另一个的哪怕是比她少了一条皱纹。好比社会主义的赖莎和资本主义的南希谁又碍着谁了，她丈夫当总书记碍不着她丈夫当总统，她丈夫当总统碍不着她丈夫当总书记，可是她们好不容易见了面，都巴不得用自己的舌头把对方宰了。”
他点头、微笑、耸肩、大睁眼睛、挑起一根眉毛，对她所说的内容不时发出赞同或难以想象的惊叹，啊！哦？唉什么的一样不落，同时掐准时间不失时机地在整整三十分钟之后，咔嚓一下整整齐齐截住她的话头，将谈话引入正题。
“啊，这可不行，先生。我算你的什么朋友？今天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况且你提出的摄制方案实在离奇，像‘我理想的丈夫’这样的题目，如何可以在摄影机下一面同先生你在林间漫步一面讨论呢？已经有七位女士和你谈过这个题目了？不少，真的不少。不要说七位，就其中的哪一位都能使你这部电视光芒万丈。好了，就这样吧，我还要去参加一个讨论会。不过先生，你怎么也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事先不与被采访者约定便闯上门来？好吧，无论如何祝你发财。”
他果真发了财，也果真和一个中国当代女名人结了婚。不过这不关大使馆的事，所谓的双方情愿。
在中国人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的时候，中国对西方人来说实在是块无价之宝，或者套一句俗话，叫做冒险家的乐园。
依然如此。
尽管他们当中已经有人明白了一些，甚至已经很明白，明白到已经开始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中国有十二亿人口，要让十二亿人口都明白过来不那么简单，所以西方人在中国还有不少美好的时日。
“班？盆？潘先生，我查了查登记簿，你把刚才那位先生的文件，没有什么道理地扣压了二十三天，我们差一点影响了他的行程。”
对中国雇员，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力。中国的劳动服务公司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雇员，他们就得接受什么样的雇员。
公寓里给他们开电梯的小子肯定是个克格勃，那张脸简直就是用棍棒、带铜头的皮带、手铐、擒拿术什么的铸出来的。有一次回公寓，电梯门开着，那小子不知在哪个犄角里藏着。她等不及了，便走进电梯。刚准备按关闭的电钮，他却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就蹦了进来，一脸凶杀气，两只眼睛像两束激光一样射向她的脖子。当时她确实感到有两只大手扼住了她的脖子，越掐越紧，越掐越紧。她千真万确地感到被扼杀了。
她做了什么？！
无非因为等不及他，想自己开电梯而已。
听说申请移居海外的中国人，通常在申请移民报告里给班？盆？潘先生夹上一百美金。其中一个到了海外就向中国驻当地使馆反映了这个问题，有关方面不过让他赔偿一千元人民币。他对使馆里的人殷勤得让你窒息，弄得她见了他就想逃跑。对本国人却很苛刻，好像他们不是他的同胞。
她倒了一杯马提尼酒，对着镶在乌七八糟的窗框里的玻璃，看着落日在参差的建筑群后消隐。
其实它是往她的家乡去了。
这里的黄昏，就是那里的早晨。
谈什么升落。
住在北京，如同住在猴房，不管房子里怎么闹腾，你只能倚在墙角里吸烟。
或者，午夜，从一个人人都像老女人那么唠叨的聚会上回来。街灯昏暗得如上个世纪的煤气灯，白天那个人声鼎沸、拥挤得快要爆炸的城市却不知去向，好像被一个巨大的手指抹掉了。那是一个怎样巨大的手指，它的力量神秘得有点让人恐惧。代之而起的似乎是一个突然从地层深处冒出来的古城的废墟。
有时候一个城市很像一个人。
浮躁而稳重、气盛而麻木、自卑而自尊、浅薄而深沉。有文化而无文明，淡泊超脱而又贪得无厌，风流倜傥而又庸俗不堪，妄自菲薄而又目空一切，好客而又充满敌意，容易上当受骗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欺骗他人，盲动盲目而又深思远虑，激扬文字而又不失时机地拈取哪怕一分小利……这一半儿蜷缩、压缩、收敛、掩盖在另一半儿的下面。只要有一点火星就能爆发出意想不到的后果，比方说世界大战什么的。
比方说。
事实上你根本无法估量。
在这个世界上你能猜透什么？！
有趣的朋友本来就难找，到了这里更是难上加难，外交官们基本上都像一条傻头傻脑的狗。
下班以后，大使先生的秘书约她打一会儿网球。
换好衣服走到网球场上，忽然瞥见秘书先生的肚子，便说：“中国人的宴会实在太多。”
他有下等人的精细。“反正他们是国家出钱。不像我们，一切交际费用都包括在大使先生的工资之中，自负盈亏、节约归己。”他又显出一个下等的笑，“明天有一个招待中国人的冷餐会，大使吩咐，量要大，味道不必过于精致。”他用他的精细把不论是大使先生还是中国人，不露声色地、全无例外地阴损了。
虽然他的穿戴无懈可击，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他，他都像是刚从理发店里出来。但是她一开始就觉得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果然出身低微，凭着一脑子的精细考上名牌学府，并在上千人的角逐中进入外交部，因此他对一切抱有一种平民阶层的复仇意识。
她忽然觉得手里的网球拍子很黏，再也没了兴致。
在电梯上恰巧碰上住在对面公寓里的夫妇。他们刚从宴会上回来。那位太太一身好莱坞的打扮，夹着银色的黑色上衣与银光闪闪的高跟鞋交相辉映，如夜总会里闪闪烁烁的灯光。到了电梯上，她丈夫的脸上还挂着外交官那副体面的面具。一般来说，这副面具要在关上家门之后才会摘掉，对于这副面具，有些人并不仅仅出于职业的需要才戴着，他们真是打心眼儿里爱它。
太太提着一个仿佛给了她极大污辱的点心盒子。“这里连蛋糕都做不好，在国内我们总是到市政厅旁边的点心店买蛋糕，那里的蛋糕用的都是当天的奶油。”
她的丈夫不过是个科长吧？忘了。好像就是那么个东西。如果一直呆在国内，他们一辈子也不可能住一次五星级宾馆。可是到了中国，他们个个都像王室成员。
“那就把它扔了。”她说。
好莱坞的太太似乎没有听见，依旧提着那盒使她的身份蒙受了极大的污辱的点心。
“我们的中国女佣真是糟糕透了，连酒杯都擦不干净，”她扭头看着丈夫，他好像终于对谈判内容表示同意地点着头，而所有的谈判又都是一定妥协的产物，“桌布熨得也不平整。厨子烧的菜味道太浓，有时还有一股煳味儿。我们实在受不了这样的佣人，如果这种情况再不改变，我非辞掉他们不可。”
好像他们在国内有一打厨子和女佣。其实这些太太在国内无一不是天天跪在地上擦地板、烧饭、熨桌布、擦酒杯……如果去超级市场，一定还会为花两块五角钱买二百克起司合算，还是花四元五角钱买四百克起司合算费一会儿脑筋。
“我想你们顶好去参加×国大使馆×先生家的沙龙，那儿经常性的消遣就是批评北京的生活，以及怀念他们在西方的上等日子。”
哪儿都有装模作样的小市民。
文化参赞的太太——你不能把一个文化参赞的太太叫“娘儿们”——对待使馆里的西方人，和那位班？盆？潘先生一样，对中国人都像一个冒牌皇后。
他是在上海留学时被她搞上手的。
昨天使馆为国内一个出版家代表团访华举行招待会，请了不少中国出版家。她亲眼看见这位文化参赞的太太，伸着指头指着两个坐在长沙发上的中国人说：“嗨，往里挤一挤，让我们的这位先生坐下。”
连个“请”字也不会说，还用手指头指人。那个手指头不但非常黄，而且像是没有洗干净。她在中国住了这么久，头一次感到中国人皮肤的黄。
佣人托着托盘送食品来了，她大声地指点着中国人：“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pizza（意大利式烘馅饼），是外国最好吃的一种点心。快吃，快吃，出去就吃不到了。”
要么文化参赞根本就没好好待过她，要么她真是这么喜欢pizza，要么她是成心捉弄中国人……她看见一个显然熟悉西方生活的中国人，怜悯而又轻蔑地打量着文化参赞的太太，就像看一个小妓女。
就算她学会说“请”，学会不用手指头指人，她这辈子也学不上“夫人”的派头了。
一套翡翠绿的衣裙下，蹬着一双橘黄色的皮鞋，活像一只鹦鹉。只有三等喜歌剧里的女主角才这样穿衣服。逢到别人穿了新裙子或新皮鞋，她总要像厨娘一样问人家多少钱一件，或多少钱一双。你就是抢白她一顿她也浑然不觉，下次依旧。连领会抢白的修养都没有。
那两个中国人在这只鹦鹉的命令下，居然往一块儿挤了挤，给国内来的那个出版家让出一个真不算小的座位。如果是她，一定会站起来就走，并且在向大使告辞的时候说：“你们这里好像座位不够，文化参赞的太太不得不令我们挤一挤。我既不喜欢做听任主人指挥的客人，也不喜欢挤一挤，对不起，告辞了。”
据说当初他们两个人在上海谈情说爱的时候，当中还坐着一个朋友当翻译。天底下有如此尽心尽力的朋友，实属难得。其实连翻译也用不着，对于他们来说，直接上床可能更好。
有一个来中国谈生意的商人，一下飞机，还没走出机场就看上了一个中国女人。除了《汉语会话手册》上的第一句话，他什么汉语都不会说。他就那么走上前去，对那个中国女人用他仅会的一句汉语说：“我是一个机械工程师。”他们后来不是也结婚了吗？
西方男人见了中国女人好像进入发情期的牲口那么容易成交。
电梯还有到头的时候。
太阳终于连它最后的余晖也敛走了。把世界丢在浑浊的暮色里。街灯和每扇窗口的灯，渐次地亮了。
每每，一个点亮的灯光，总让她感到一种开始。好比现在，就让她感到每一个家庭的生活，似乎经过一段停顿之后，又行将开始。
她也不能如此地在窗前站着，应该开始她自己的工作。
她转身走进书房，在电脑前面坐下。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好像要把心头的压抑吐个一干二净。她按动键钮，屏幕上却现出“心灰意懒”几个字，令她大吃一惊。真是出了鬼。她将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惊奇地想，这哪里是电脑？！恨不得吻它一下才好。
当她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随着人们过分、夸张的称赞，她的信心反而越来越小，弄得她后来甚至开始怀疑她那本书的真实价值。
当她出版了《关于中国改革障碍之我见》这本书之后，人们的称赞与她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相比，不但谨慎而且吝啬，好像这本书根本就不存在。大使先生对她的工作明显地不满起来。好比在一词多解多义的情况下，他总是难得耐心地、用极为花哨的草体，把她的报告改得眼花缭乱，像个无人管理、野草丛生的园子。这等阴险得与他那光芒万丈的身份极不相称的事，他干得十分随心所欲。用以说明她连起码的行文语法都不懂，还有什么资格著书立说。其实她这样用词和他那样用词并无原则上的区别。
她被这种无所不在的挑剔包围着、折磨着，几次想向外交部提呈辞职申请书，可是她又舍不得离开中国，因为她正在写第三本书，那本书写的是西方在中国投资的可能、效益和前景。
她的一位朋友劝解她。这有什么不好懂？人们之所以称赞你的第一本书，正像称赞一个刚学会五个字母，和一加一等于二的儿童，或者一个从来不会打枪的人，突然鬼使神差地打死了一头鹿，因为这绝对不会危及他们的地位和成就，反而说明他们对后来者的宽宏大量。你的第二本书证明了你的成功绝非偶然，他们不得不郑重地考虑，你的成功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损失甚至威胁。首先人们会想，驻华使节那么多，为什么只有你写出了那本书？你就是离开外交部，到了别的地方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全世界都如此。
全世界都如此？
全世界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