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福克，
七月下旬下午过去了一半
“诺福克，美国中部一座幽僻的小镇。属衣阿华州。盛产烟草、棉花和甘蔗……”
写到这里，李惟翰多少有点不着边际的感觉。事实上他对诺福克在美国确切的地理位置一无所知。管他的呢，他想，写作就是杜撰。人们总不至于为了一首诗评而特地去美国考察一番吧。于是，他接下去写道：
诺福克的居民多为印度支那人、马来亚人杂交的后裔。在拉丁语系中，诺福克一词的词根含有“幸福”之意。这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所在……
飞机正在下降。气流掠过机翼，发出一连串均匀的蜂鸣音。透过机舱的窗户，他仍然可以看到那轮漂浮在昏暗云团之上的圆月。它随着机身的颠簸而跳跃。他知道自己就要抵达目的地了。他熟悉这里的几乎每一条街道。而当城市晦暗的灯火突然从灰蒙蒙的云层中闪现出来，跃入他的眼帘，李惟翰还是感到了一阵隐隐的刺痛。
他看着远处的那轮圆月。它曾经在他童年摇篮的扶手上投下桂树的阴影，使小巷深处爬满常春藤的墙壁变得一片幽蓝，似乎每一扇窗户中都暗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在他去黑龙江插队的列车上，它一路跟随着他，像一尾在水底游来游去的鱼，又像是一只啁啾不已的小鸟，在车窗外深黛色的树林中闪闪烁烁。它曾经照亮过农场遥远的地平线、他的简陋而甜蜜的婚床，他一生中许许多多个寂静的时刻。现在，它成了一块呆板的、褪了色的、褪了又褪的织物。很快，乌云的阴霾遮住了它。
空姐朝他走了过来，让他系上安全带。随着机身的陡然下沉，持续不断的眩晕感涌上了他的额头。他打开记事本，在上面飞快地写道：
亨利·泰勒在这首题为《打秋千》的诗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意象正是眩晕。秋千，类似于卡夫卡笔下的钟摆，两者都暗示了生存的不真实感……
随后，他合上了记事本，闭上了眼睛，等待着飞机的起落架接触地面的一刹那。
这一次，报社派他去武汉采访水灾，允许他在上海停留三天。有许多棘手的事等着他去处理。
他必须去医院与他的前妻作最后的告别。姐姐在不久前的一封来信中告知了他这一消息。她的腹部长了一个肿瘤。医生们替她打开腹腔，仅仅是为了有机会可以将它重新缝上。她的日子不多了，但也不至于很快。她好像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对他说，希望临终前能够与他见上一面。
他还得去看望他读博士时的导师。这些日子，师母每天都要给他打电话。据说是先生的神经有点不太正常。实际上，他的神经系统一直有毛病，时好时坏，它集中反映在导师眼珠的转动上。李惟翰又想起了师母在电话中幽默的语调：老头子眼珠子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时，他的眼珠每分钟还能转动十七八下；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锐减到十二三下：到了如今，你猜怎么着？它几乎不转了。
另外，假如他没有记错的话，两天之后，也就是七月二十六日，他的一个好朋友要结婚。豆豆是他的中学同学，后来又一起去了黑龙江。李惟翰喜欢朋友，也喜欢仪式，喜欢婚礼中混合着狂欢与忧伤的氛围。
当然，他真正愿意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去看看他的女儿，带她们去公园或者儿童游乐场。当年，他与妻子办完离婚手续去南方时，她们还在摇床里熟睡。她们是双胞胎，一个叫李动，一个叫李静。现在已经五岁了。他记不清她们的脸，只是保留着一丝模糊的印象：李动好静，恨不得把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用来睡觉；李静好动，小胳膊小腿从早到晚踢个不停。他担心与女儿见面时能否将她们区分开来。一想到这对双胞胎的女儿，李惟翰的心情顿时就变得复杂起来。她们的降生涉及到深藏在他心底的一段隐秘。时间的消逝没有帮上他什么忙。遗忘反而使记忆更加牢固、坚实，历历在目。
在上海逗留的这三天中，他还得抽出时间，写完亨利·泰勒的这篇诗评。他给南方的一家杂志社开了一个专栏，介绍当代诗歌。截稿日期快要临近了。泰勒的这首诗他已经读过无数遍了，它仿佛是专门为他写的，李惟翰觉得自己的生活正像鼓点一样追逐着这首诗的节奏。有时，他感到自己就是亨利·泰勒，或者说他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正在通过虹桥机场的出口，走向热浪逼人的茫茫人海；另一个安坐在诺福克小镇幽静的木屋中，写下那些温暖而伤感的文字。
她的体力吃不消
医院用来对付癌症的
射线和放疗药剂
肝胆外科的病房在住院大楼的六层。李惟翰来到那里的时候，正好赶上早餐时间。病人们手里拿着饭盆伫立在各自病室的门口，等着餐车从走廊的另一端推过来。
一位年轻的值班主任带他来到妻子的病房门前。尽管李惟翰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妻子容貌的衰变还是让他吓了一跳。那是一段蚕食后纤维毕露的桑叶，一段白蚁蛀空的朽木。“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李惟翰自语道，眼睛不敢朝妻子那边看。
她服了镇定药，还在昏睡之中。她的弟弟坐在床边看书。
“这就是病魔创造的奇迹！”值班主任双手插在宽大的衣兜里，不时摇晃着身体。他的语调中既有无奈，也有赞叹。“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所能使用的维持生命的药物与病魔的进攻相比，微不足道。”
“她知道自己的病情吗？”李惟翰问道。
医生笑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显示出回答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他说：
“我们没有告诉她。但据我们看来，她应该有所察觉。所谓的不知道，不过是假装不知道而已，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幻觉，来自于巨大的求生本能。我们（他再次强调了这两个字）认为，事到如今，应当明确地告诉她实情。毕竟，她神志清醒的时间屈指可数。至少她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安排剩下的这点时间。这是出于对病人的尊重。当然啰，有些人就是愿意不明不白地死掉，那就另当别论了。”
看到李惟翰走进来，她弟弟合上那本《四大名捕会京师》，从床边的椅子上站起身来，伸了一个懒腰。
他告诉李惟翰，医生们也许预料到了4床的病人昨晚要咽气，给她服用了大剂量的安眠药，大概是怕吓着她。那人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天没亮就蹬腿走了。尸体是早上拉走的，暂时还没有新的病人补充进来。
“这本书你就留着看吧，”他将温瑞安的那本小说递给他，“我走了。”
他让李惟翰至少待到下午三点，姐姐单位工会的人来了之后才能离开。
她的脸上像是涂了一层蜡。灰灰的，但很亮。下巴尖利，如刀削的一般。头顶秃了一块，连眉毛都掉光了。她的嘴唇不安地抖动着，仿佛在梦中喃喃自语。
十二年前的一天，时间也是早晨。李惟翰刚下火车，他身上的雪片还没有完全融化掉。他轻轻地打开门，走到了她的床边。阳光透过光秃秃的杉树林，照亮了窗台上的积雪。她的脸深埋在松软的枕头里，一只手平放在床侧，一只上举，像一个凫游在水面上的仰泳者。那时，她的时光还是一堆色彩鲜艳的积木，怎么拼都能拼出一个有生气的未来，那时，新买的结婚家具上的油漆味尚未散尽，花瓶中还没有来得及插满芬芳馥郁的百合，他的身上还残留着黑龙江农场的干草味。他就这样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地看着她，舍不得将她唤醒。她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笑。无声的，带着骄傲，惊讶与羞怯，没完没了地笑。
终于，她睁开了眼睛。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似的打量着他。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她问道。
“刚来。”
“我弟弟呢？”
“走了。”
李惟翰提到了他姐姐写给他的那封信。妻子点点头。她说她现在连喘口气都觉得吃力。护士小姐拎着输液瓶朝她走过来。妻子下意识地举起两只手，反复比较着，犹豫着该用哪只手输液。
护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针头扎进去。另有两个护士一边说着什么，一边给4床换床单。妻子把头侧过来，问她们：
“4床是不是出院了？”
“出院了。”护士愣了一下，然后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神，说道。
“要是今天没有新的病人进来，”等护士们走了之后，妻子低声对他说，“晚上你就睡在这里。”
李惟翰未置可否地看了她一眼。
“孩子呢？”他问道。
“你姐姐把她们领走了。”
他姐姐在市郊开了一家成衣店。生意不好也不坏。妻子说，他姐姐常常来医院陪她，不过从不带孩子们来。“我现在看上去是不是挺吓人的？他们不让我照镜子，不过我从别人的眼睛里能看见自己。”
她还提到了他的两个师弟。他们每个周末都来看她。她指的也许是常知辛和唐金。除了豆豆之外，他们两个人就算是他在上海最好的朋友了。
“人有时只要走错了一步，甚至只是稍稍犹豫一下，噩运就会抓住你紧紧不放。”她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李惟翰说，“别再想它了。”
事实上他们都没法忘掉那件事。它像一枚生了锈的铁钉，打在心脏的深处。在离婚之前，他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与克制，试着接受这个事实。最后还是分了手。他记得妻子从法院出来，曾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那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李惟翰没有多想，也不愿去妄加猜测，因为他的口袋里已经有了一张绿色的离婚证书，还有一张飞往南方的机票。
这时，他突然觉得妻子的眼神有些不太对劲。她先是呆呆地看着他，仿佛在心中盘算着多年前的一件小事。接着，她轻轻地说了一句：噢，它又来了。脸部的肌肉随之开始了难看的抽搐。李惟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张破碎而真实的脸，就像每一寸肌肤都在经受着崩裂、瓦解的痛苦。薄薄的毛毯下面，她的腿高高地耸立起来，整个身躯向上隆起，犹如一只甲壳虫想要将仰翻的身体倒转过来，而每一次都遭到了失败。该死的，它又来了。她叫道。指甲在铁床的扶手上划出了刺耳的声音。她试图撕开胸前的病号服，撕开脖子的皮肤，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喘过一口气来。李惟翰看见回流的血液顺着玻璃软管伸伸缩缩，看见了她那只蹬掉毛毯的纤细的小腿，袜子褪了一半的脚踝。李惟翰俯身问她，要不要请医生来？要不要按床头的紧急呼唤铃？她没有回答。
医生们早就赶来了。他们站在门边，远远地看着她，脸上古怪的表情好像在说，我们也无能为力。门口还簇拥着几个病人，伸长了脑袋朝这边张望。他们脸色灰灰的，有怜悯，有恐惧，也有庆幸：好在不是我……
李惟翰感到妻子向他使了一个眼色，一个含混不清的暗示。他立刻就明白了。她是让他转过身去。她不愿意让他看到自己最为脆弱的时刻。女人对于自己的容貌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她的眼神央求他转过身去，不要看着她。可是她也许并不知道，病痛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挥霍掉了她的万贯家产，她已一贫如洗。她的美丽破了产。
李惟翰觉得自己掉在了一个黑得没有尽头的窟窿里。意识的朦胧的光亮不多不少，正好能够照得见他内心的冷漠。他转过身去，看着窗外。他想到了一个古老的字谜。谜面是：比二多一半。谜底是死。
屋外阳光炽烈。病室的空调给他带来了错觉，盛夏变成了春天。窗口正对着住院部的大花园。树木新栽不久，还不足以蔽荫。临近中午的时候，花园里几乎看不到什么人。蘑菇状的凉亭空空荡荡。只是在人工池塘的对面，有两个小孩在那儿钓鱼。
进来一个护士。她给妻子注射了止痛剂之后又出去了。又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头发湿漉漉的。
“每天它都要来这么三四次，折腾得你恨不得立刻死掉。”她微笑着对他说，“好在我对它已经习惯了。痛，有时也不是坏事，它可以抵消你对活着的贪恋。”
只有当她笑起来的时候，李惟翰才能隐约回忆起她那张一去不回的脸。他的心里涌动着数不清的箭镞。
“本来，我让你回来，的确有话要跟你说。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没有必要了。我们都变了。”她说，“刚才护士给我打了一针，我要睡一会儿。我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疼痛，要么昏睡。”
她果然闭上了眼睛，但没过多久又睁开来，说：“你真的是变了。”她摇摇头，笑了笑。接着又说，“如果你没事，就在这儿坐一会儿。要是想走，也不用叫醒我，现在，我要睡了。”
妻子熟睡的这段时间里，李惟翰来到阳台上抽烟。看着楼下那座洁净的花园，他又把那件事从头到尾细细地想了一遍，这些年来，他已经让自己习惯了不再想它。他不知道，这件事的种种枝节，有多少是妻子闪闪烁烁地告诉他的，有多少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也就是说，有多少出于妻子的背叛，有多少来自于他的怯弱。
五年前六月的一天，她与同事通宵值班。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系里的副主任老张。后来，老张接到一个电话，被校长叫去开会了。他们就在宽大的会议室聊天。同事提出来打扑克，她拒绝了。她盯着电视屏幕，看着电视新闻，揣摩着播音员的说话的语气，盼望着让应该发生的事发生。那些日子，她成天都处于莫名其妙的激动之中，情绪亢奋，脸上红扑扑的。有时像融化的冰，有时又像坚硬的石头。那是特有的五六月间的眩晕。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仿佛一件决定他们命运的大事随时都会发生，而且会发生得像他们想象的一样完美。
到了深夜两点，老张还没有回来。同事从包里取出一盘录像带。她本可以阻止他。因为她的心在远方。那时，她既幼稚，又纯洁，还好激动，多么好啊！在这之前，她的日子还像婴儿一样安静，多么好啊！
于是他们看录像。
看完了一盘之后，他们半天没有说话。寂静是暧昧的。同事问她还想不想再看一盘。她没有吱声。
于是，他又换了一盘。她后来告诉李惟翰，她唯一的愿望是老张赶紧回来（李惟翰问她，你是不是同时也在希望他不要回来，她想了想，回答说，她不知道）。这时，屋外突然下起雨来，同事去关窗户，顺便拉上了窗帘。
李惟翰没有等到下午三点就离开了医院。
就像
一个人担心一圈钥匙的响声
会打破一片寂静
沈先生背对着他，站在书房的窗前，手里捏着一只放大镜，正专心致志地从花盆里捉虫子。书桌上蹲着一只大白猫，懒洋洋的，眯缝着眼睛，不时用爪子蹭一下脸。
“先生近来还好吗？”李惟翰站在书房的门口，犹豫着该不该进去。
“不好。”沈先生硬硬地说了一句。
师母端着一杯茶，从过道里走过来，朝他吐了吐舌头，示意他到客厅里去。
李惟翰显得有些尴尬。他硬着头皮又问道，先生这些日子都在忙些什么，读些什么书？沈先生这才转过身来，冷冷地打量着他，过了半晌，才说：
“准备后事。”
“你别招他。”师母见状赶紧将他推进了客厅，低声对他说，“他的神志不太清楚，你就当他是个呆子。”
沈先生唯一的儿子几年前出车祸去世了。这似乎引发了他对于饲养宠物的疯狂嗜好。先生曾经养过狗，鸽子，金黄地鼠，兔子，现在只剩下了那只大白猫。李惟翰记得，他博士毕业的那一年，这只白猫刚刚捉回来，一只笔筒就足以容得下它。师母说，沈先生如今只愿意和白猫说话，他对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心。
再有，就是那些植物和花卉。家里到处都搁着花盆。总共约有六十多株。有些花早已枯死了，可先生仍舍不得扔掉。虫子孵出了卵，长出了翅膀，一到晚上就围着灯罩撞来撞去。
师母告诉他，先生最近的一次发作是在去年年末。他自己掏钱出了一本论文集，印了一千册。收到新书的那天他还挺高兴的，谁知当天晚上他就用放大镜从书中挑出了五十多处印刷错误。后来，他给报社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寄去了勘误表。没多久，那封信就在报上登了出来，没想到，这封不足五百字的短信竟又错了八处。连他的名字都印错了。从那以后，先生整天都在唠叨着，他生活在一个垃圾堆里，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堆垃圾。
“一天晚上，他硬逼着那只可怜的白猫背唐诗，我才知道他又犯病了。”师母说，“不过，他这次犯病，出书这件事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还有什么事？”
“你先喝茶，不着急，我们待会儿慢慢说。”师母给他往杯中续了水，站起身来，“噢，我差点忘了，你是抽烟的。”
“先生看上去挺正常的嘛。”李惟翰说。
“那只是表面现象。”师母在书架、茶几上乱翻了一通，没有找到香烟，却翻出一只打火机，“他的病时好时坏，你待会儿就能看出问题来了。”
她试了试打火机，还能用。她将它递给李惟翰：“我记得去年春节，校长来看望老沈的时候，曾丢下过半包中华，就是想不起搁哪儿了。这样吧，我下去替你买一包。”
师母这样说，吓得李惟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无论他怎样规劝和央求，师母还是执意要下楼买烟。
“我知道，你们抽烟的，烟瘾一上来比什么都难受。”她从门后取出一双套鞋换上，又拿了把雨伞，“你先坐会儿，我去去就来。”
师母走后，李惟翰想去陪导师说说话，但最终又改变了主意。他跟了先生三年，现在还是有点怕他。他严厉的目光总是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李惟翰随手翻着一本杂志，听着屋外沙沙的雨声。他忽然看到有团黑影在对面的墙上晃了一下，他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身来，一双汗津津的大手突然从身后蒙住了他的眼睛。
“猜猜看，我是谁？”他听出这是沈先生的声音。他嘿嘿地笑着。
“您是沈先生。”李惟翰只得假装猜了半晌，然后答道。
“不对，你再猜。”
“是沈先生。”李惟翰不知如何是好，他又不敢挪开导师的手。
“猜不出来吧？”导师得意地笑着。
好在这时师母回来了。她拎着湿漉漉的雨伞冲进客厅，才替他解了围。
“国破山河在，疑是地上霜。”先生用一把纸扇敲着手掌，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方步。他走到窗前，将纸扇夹在腋下，去侍弄他的那盆米兰去了。
屋外的雨下大了，李惟翰能听见马路上汽车开过时溅起的水声。
师母给他买了两包红梅。一包搁在茶几上，另一包，她不由分说地塞进了李惟翰的衣兜里，让他带回去抽。
“你们听，什么声音？”导师突然侧过身来，眼中流露出惊恐与忧虑。
在飒飒的雨声中，李惟翰听见楼下有人在打麻将。街对面的一扇窗户里隐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声。不过声音很小，几乎听不真切。
“有人在敲门。”先生说，他依然僵立在那儿，噤若寒蝉。
“这么晚了，不会有人来了。”师母说，“再说，家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过客人了。”
她说，先生总是这样疑神疑鬼的，他能听见花盆里植物的叶片舒卷的声音，听见花骨朵“啪嗒”一声绽开花蕾。当然这都是幻觉。他说他的耳朵里有海水涨潮的浪涛声，就连茶杯中也有呜呜的风鸣。他的脑筋坏了。
“见到小凡了吗？”师母忽然问他。
“没有，”李惟翰说，“我们已经有四年多没有见过面了。”
“怎么会呢？”师母显得有些惊讶，“你们不是最要好的朋友吗？”
“过去一度是这样。”李惟翰略带讥讽地说道。
曹小凡是李惟翰的大师兄，也是导师八大弟子中最受器重的一位，是导师道德文章的指定传人。
师母看出李惟翰的目光躲躲闪闪的，似乎不太愿意提起曹小凡。“这个曹小凡，这些日子也不知道他到底跑哪儿去了。”
通往阳台的纱门里，涌进来一股股凉气。李惟翰再次想到了他的妻子。想到她在病床上谛听的同一片雨声。还有她的病。它从心里生长出来，成了她每日呼吸的空气，最后毒性凝聚成了水滴，淤积于她的腹部。他想起了妻子反复对他说过的一句话：错误的人生无法开始正确的生活。
五年前的那天清晨，她疲惫地回到家中。李惟翰正在床前洗脚。他走了一夜的路，脚上都起了泡。妻子倚着房门，不断地往嘴里塞着薯条、爆米花和巧克力，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在讲述那件事的时候，语调清晰而绝望。她说她其实不愿意那样做，一点都不想。李惟翰静静地听着，他觉得这件事不可能是真实的。他只是想赶紧找个地方睡一觉。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妻子说，一个人竟然会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去做他生平最厌恶的事。与其说她在向他忏悔，请求他原谅，还不如说她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忏悔导致了新的伤害。李惟翰冷冷地笑了一下，问她是不是感到快乐。妻子怔了一下，她似乎没想到李惟翰会问出这么刻毒的问题，她想了想，告诉他：“我的确很快乐。”
第二天下午，他将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导师。李惟翰记得，也是在这个客厅里。导师没有听完他的话，就打断了他。
“本来嘛，革命只不过是性的另一个隐秘的形式而已……”
他没有问妻子那个人是谁。他以为这样可以让他尽早忘掉这件事。可这个在暗处的人很快就变成了每个人，具体而清晰。就像一个竭力想摆脱命运纠缠的人，最终反而受到了命运的任意摆布。
师母再次提起了曹小凡。
“是这样，去年的国庆节，小凡来看望沈先生。那时他刚刚从单位辞职去做生意。闲谈中聊起了股票的事。他说得天花乱坠，我们也被他说动了心……”
“不是我们，是你。”导师叫道。
“是我，是我，”师母赶忙改口说，“沈先生一直对股票很反感，按他的说法，炒股票只不过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划拉到自己口袋里而已。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他的话，更不应该将家里所有的积蓄都从银行取出来，交给他。总共是四万六千块……”
“是四万六千七百五十元。”导师再次纠正她。
“后来呢？”李惟翰笑着问道，“你们赚钱了吗？”
“开始的时候，倒是赚了的。”师母回忆说，“小凡拿走钱后的第二个星期，就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赚了三千。我们当时也高兴了一两天。多点钱毕竟是好事。可后来，他那边就断了音讯。我们给他打电话，没人接，打传呼，没人回。最后我们只得不断地往他父母家打电话。他母亲一会儿说他在杭州，一会儿说他在洛阳，总之是音讯全无。
“直到春节过后，小凡才给我们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们，他的股票全赔了。赔得一文不剩。当时是你先生接的电话，沈先生听他这么说，就赶紧问他，‘我们的那笔钱怎么样？’你猜小凡怎么说？这个没良心的，他竟然用文言文对你的导师说……老沈，他说什么来着？”
“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导师悠然答道，“这是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句子，当时孔融被收，九州遑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
“你别啰嗦个没完。”师母打断了先生的引经据典，“小凡这一句话，当时就把你的先生噎得口吐白沫，翻倒在椅子上，不省人事。说起你先生这次犯病……唉，还提他做什么？这笔钱，可是我们老两口后半辈子的活命钱啊，再说，孩子又走了……”她的眼泪流了出来。
“严格地说来，”先生摇着扇子朝他们走过来，“如今要想体面地活在世上已经是不可能了。受苦是道德的一部分。”
“他净说没用的东西。”师母喝了点水，啰续说，“我知道，你和小凡是最要好的朋友，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帮我们要回那笔钱，哪怕只有一半。你一定得帮我们找到他，拜托了。”她擦了擦泪水，紧紧地抓住李惟翰的手，仿佛她握住的东西就是她晚年唯一的希望。
李惟翰说，明天晚上他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假如曹小凡也到场的话，我可以和他好好谈谈。”说完李惟翰就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师母问他在上海能待几天。李惟翰说，他已经订好了后天飞往武汉的机票，他要去洪水泛滥的灾区采访。
“哪来的洪水？长江不是都快断流了吗？”先生突然问了一句。
“那是黄河。”师母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
师母打着雨伞，蹚着积水，一直把李惟翰送到了街口的出租车上。
戒指要祝福
诺言要作出。还要遵守
第二天下午五点，在靠近外滩的金门大酒店举行了婚礼。
李惟翰觉得他的心情不适合任何形式的欢乐气氛。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安下心来。他的师弟常知辛和唐金一左一右坐在他的两侧，不停地与他说话。由于大厅里过于喧闹、嘈杂，另外李惟翰多少也有点心不在焉（他频频看表，惦记着他的双胞胎女儿），他们说了些什么，李惟翰一句也没有听清。
仪式正在进行之中。特地请来的牧师用上海话为他们祝福。豆豆与新娘交换了戒指，互相吻了对方。远远地看着这对俨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新人，李惟翰再次想起了亨利·泰勒的那首《打秋千》：
老一套的问答会使我流泪
听到人声祈祷
神圣永久的结合
会使我想到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宝贵的，但不是
宝贵得不能
献给爱情
钢琴师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弹奏着肖邦、巴赫和柴可夫斯基。只有在喧闹骤停的瞬间，李惟翰才能听到断断续续的乐曲和窗外的雨声。
尽管她弹得不好，有几处还弹错了，他还是能分辨出欢快中的忧伤，热烈中的寂静和遥远，仿佛觉得所有的人语、欢笑和掌声都汇聚成了一条缀满鲜花的小溪，从他的心底汩汩流出，最后变成了甜蜜温柔的喃喃自语，回荡在记忆深处的某一个岑寂的时辰……
“你怎么老是发呆？”常知辛用胳膊碰了碰他。
“差不多有四年没有见面了吧？”唐金用一只手遮住嘴巴，优雅地剔着牙，“我们知道你心里很苦……”
“其实谁都一样。”常知辛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待会儿喝完酒，我们带你去散散心。”
“咱们哥儿几个总算是又聚到一起了，”唐金满脸酒气地对他说，“别的事就甭去多想了。唉，就差小凡那厮没来。”
“有什么话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别老闷在心里。”常知辛说。
“我打算与妻子复婚……”李惟翰低声地嘀咕了一句，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好在大厅里突然响起了一片掌声，常知辛和唐金都没有听见。豆豆举着一只高脚杯，拉着新娘，要来为客人们敬酒了。
也不知道是谁开的头，大厅里忽然有人唱起歌来。开始的时候声音很小，但很快就在宽敞的大厅里回荡开了。他们唱的是那首老掉牙的《闪亮的日子》：
我们为了理想
历尽了艰苦
……
掌声稀稀拉拉地响了起来。有人用筷子敲击着碗碟，酒瓶，打着拍子。他们刚唱了几句，另一桌的人用更大的声音压住了他们，另起炉灶：
看见了野菊花
想起了我的家
老头子，老太太
咿呀……
“疯了，疯了。”唐金倒跨在椅子上，拍着手，叫道。
“就像他妈的传染病一样……还有你，我的姑娘，咿呀……”常知辛一边说，一边唱。
就这样，歌声从这一桌蔓延到另一桌。李惟翰感到自己有点醉了。唐金还在往他的酒杯里倒酒。喝吧，喝吧，喝死就算啦。随后，他跳到椅子上，亮开嗓子唱了起来：
我们的世界呀
就像一个垃圾场
一堆臭虫在里面
你争我抢
吃的是良心
拉的是思想
唐金这一唱，大厅里突然一片死寂。客人们面面相觑，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李惟翰看见桌面、窗户、吊灯、墙壁上的大红囍字都在旋转，越转越快。大厅里婚礼的盛宴开始变得不真实，一阵哄笑和喧哗响起在大厅的另一侧。李惟翰觉得这声音就像是从阒寂无人的山谷里传出来似的，来自山涧湍急的水流。宾客们要求豆豆和新娘当众接吻。他们显得犹豫不决。于是，大伙儿又一块喊：
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苦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
……
“我想出去透透气。”李惟翰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常知辛和唐金扶着他。三个人跌跌撞撞地来到了酒店的门外。雨下得正大。马路上的大树被风吹得狂舞乱摆，雨点密密麻麻地泻在街面的淤水里，荡起了一层水雾。
他们刚从酒店里出来，豆豆就撇下新娘从里面追了出来。他拉住李惟翰说了会儿话，然后看了看唐金和常知辛，问道：
“你们打算去哪儿？”
“你管我们去哪儿。”常知辛一脸苦笑。
“我们陪老李去散散心。”唐金说。
“散心？去哪里散心？”
“我们哪儿也不去。”常知辛说，“我们送老李回家。”
豆豆将信将疑地看着常知辛，正要说什么，唐金朝他挤了挤眼睛。豆豆转过身来，看见浓妆艳抹的新娘早已出现在廊下。她扭动着肥胖的腰肢，冷笑着，咯吱咯吱地走下台阶，来到豆豆的跟前，不由分说地揪住了他的一只耳朵。豆豆咿咿呀呀地叫着，斜着身子被她拽走了。
“豆豆这个人，”唐金点了支烟，笑道，“假如他一天打来十个电话，至少有九个是问我们晚上去哪里，好像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将他抛弃似的。”
“豆豆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常知辛叹了一口气，“好不容易找了个女朋友，没想到这个女人力大无比，有万夫不当之勇，动不动就要拿电视机砸他……”
酒店里仍有人在恹恹地唱歌。他们在廊下站了会儿，等着这场暴风雨过去。
“我得走了。”李惟翰抬腕看了看表。
他要去姐姐那儿看看女儿。第二天早上九点钟，他就要赶往武汉了。
“不急。”常知辛说，“我们先去找个地方醒醒酒。”
他们去了街对面的一家泡沫红茶馆，在那里待了两个多小时。随后又去海上小屋看了一会儿歌舞表演。
他们从那里出来，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们来到大街上，雨还在零零星星地下着。唐金伸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李惟翰说，他现在一定得走了，说不定他姐姐还在等他。三个人在车门边僵持了半天，常知辛想了想，说：“那就先上车再说。”
“我们去哪里？”李惟翰不安地问道。
“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唐金吸着烟，神秘地朝他笑了笑，“我们也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来招待你了。”
出租车在雨中行驶了半个多小时，踅入了一条僻静幽深的小巷。有一两处酒吧亮着昏暗的灯光。从火车汽笛悠长的鸣叫声来判断，他知道这个地方离车站不远。
出租车刚刚在酒吧的门前停稳，常知辛就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唐金，我刚才和你说的话没错吧？”
唐金也跟着哈哈大笑。
接着，李惟翰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黯淡的灯光下，他看见豆豆正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朝他们挥手。
“这小子，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唐金骂道。
“我早就猜到你们会来这里。”豆豆的语调中充满了被冷落的忿忿不平，“想甩掉我，亏你们想得出来。”
“我们是担心你到这里扑个空，过来陪陪你。”常知辛回过头来，对李惟翰说，“你放心，这个地方我们常来，绝对安全。”
李惟翰在走进酒吧的同时，显然已经知道了此行的目的。他在心里盘算着，在明天九点飞机起飞之前，如何挤出两个小时去看看女儿。她们说不定已经变得让他认不出来了。他想象着女儿和他说话时的样子，声音，想象着他怎样用手去抚摸她们的小脑袋，而她们用同一个动作将头撇开。他的心怦怦乱跳起来。他沮丧地联想到，自己的一生都在想方设法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酒吧里的气氛既暧昧，又让人沉醉，兴奋中透着紧张。几个男女对着一支蜡烛在角落里喃喃低语。他们的脸色模糊不清。一条窄窄的楼梯通向二楼，不时有几个身穿西装的人从楼上懒洋洋地下来。常知辛正和酒吧老板小声地嘀咕着什么，而豆豆却眉飞色舞地向唐金讲述洞房出逃的历险。
过了一会儿，常知辛来到他身边，让他到楼上去。李惟翰推脱说，他还没有准备好，尚未找到感觉。老板笑了笑，说，这种事没什么好准备的，上去了，就会有感觉的。最后，还是常知辛和唐金先上了楼。李惟翰和豆豆坐在窗口聊天。
他们聊起了在黑龙江农场迷路的那个夜晚。那是八月的一天，天气要比这里凉爽得多。他们沿着夕阳下的草滩往前走。两个小时之后，他们迷了路。他们喝得醉醺醺的。黑夜从桦树林的上空压了下来。月亮升起的远方传来了琮琮的流水声。豆豆说，如果他们一直往南走，就能走到安徽的老家。他们步履蹒跚地朝前走，将手里的酒瓶递来递去。迷路，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经过了一条黝黑发亮的小溪，一片结了籽的油菜花山坡，一顶排满蜂箱的帐篷，一艘废弃的小船（船舱里开满了野花）。他们看到了一个猎人，一条狺狺叫着的、怀了孕的母狗。到了午夜时分，他们自以为来到了世界的尽头，就躺在一簇白桦林里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所在的位置距离兵团的驻地，只隔着一条小河，他们可以看见各自宿舍的窗户。连队的卫生员，他们偷偷爱慕的那个江西姑娘，正在河边晾衣服。
“要是可能的话，”豆豆说，“我真愿意每个早晨都从那片桦树林里醒来，太阳光照在身上，不冷也不热……”
很快，豆豆也上楼去了。常知辛和唐金还没有下来。李惟翰觉得有点困了，就伏在桌上打了个盹。
他醒来的时候，看见身边站着两个警察。同时，他感到背上热烘烘的。一个扛着摄像机的人站在门口。炽烈的照明灯使他怎么也睁不开眼睛。
那时我看着我的孩子们
知道她们像万物一样生长
但不会回到童年
早晨，两名警察把他从牢房里带了出去。他被推进了一间理发室。理发师那双沾满肥皂沫的手柔软地抚摸着他的脸。他给李惟翰剃了头，还刮了胡子，这都是不祥之兆。
接着他上了一辆囚车。两名押送他的警察古怪地向他微笑着。他不知道车往哪里开。他觉得自己不是在黑暗的囚车里，而是坐在儿童游乐场的过山车里。强烈的眩晕感使天空和大地变成了一个万花筒。“我们去哪儿？你们是不是打算枪毙我？”李惟翰问道。警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仍然对他微笑着。其中的一名警察还给了他一支烟。随后，他们又聊起了罗马尼亚发生的事变。同时为在紧急状态下枪毙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否人道发生了争执。
“如果你们要枪毙我，我有权提前知道。”李惟翰说。他感觉到自己只是象征性地张了张嘴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可不喜欢突然死亡法……”
透过囚车唯一的玻璃窗，李惟翰终于辨认出，囚车行进在通往学校的高架公路上。是不是去学校开公审大会？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秘密处决。他一想到临刑前的那种公正，合理，甚至是优雅的折磨就心惊胆战。不过，按照导师悲观的论点，每个人无一例外地都会经历这种宣判，只是经受折磨的时间或长或短。这样想来，他又感到自己多少还得到了一点慰藉。
囚车驶进了学校的大门。大礼堂前人头攒动。李惟翰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等待了。于是，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朝那个警察愤怒地叫道：“你们是不是要枪毙我？”
这一次，他发出了声音，把身旁的常知辛吓得大叫起来。李惟翰也睁开了眼睛。
“别自己吓自己了。”唐金笑着说，“这么点小事怎么至于枪毙呢？再说，你的确什么也没干。”
李惟翰意识到自己是在闸北区的一个看守所里。他微微红了脸，心脏却还在狂乱地跳个不停。他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一个梦。但它并非虚幻，只有他能够明白它的真实性，仿佛是在一张旧地重游的旧照片里的情景：
那里的空气，阳光
都像这里
那是容易忘记的一天，但哪一天
多久以前，我试图确定时间
记忆却一去不返
透过看守所的栏杆，他能看见门外阴暗的长廊，巡游的看守在栏杆下露出的双脚。而更远一点的院子里，在阳光可以照得到的地方，草坪碧绿，闪闪发亮。蝉声在高大的杨树林里响成了一片。
他看了看表，时间已经过了上午九点。他已经错过了飞往武汉的班机。他心里反而感到了轻松自在。
豆豆靠墙坐在地上，还在喋喋不休地与酒店老板纠缠不清。
“你不是说你在警察局有内线吗？你不是说万无一失，绝对不会出事吗？嗯？我们怎么会被捉进来的呢？”
酒店老板一个劲地朝他使眼色。央求他不要再说下去了。
“算了吧，”唐金说，“你在这里关两天就出去了，他这下可就惨了。”
豆豆说，他真正担心的是他的妻子虎妞。撒谎也许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她很可能会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他。他说虎妞的那双手就像铁钳一样。“你一旦让她掐住了脖子，就只有翻白眼的份了。”
“你不是也学过几年武术吗？”常知辛说，“不至于任人宰割吧？”
“她通常是趁我喝醉了酒，意志薄弱，毫无反抗能力的时候，才突然下手……”
“这样的人，你竟然也会和她结婚？”
“不结婚能行吗？”豆豆一边说，一边捋起裤管和衣袖，露出了一条条结痂的斑痕，“你们看看，这都是她拿水果刀扎的。”
他们正说着，进来两个警察，将酒店老板带走了。过不多久，常知辛、豆豆和唐金也被他们带了出去。临近中午的阳光照亮了空空荡荡的走廊，看守所里一片静谧。
李惟翰不再为错过九点的飞机而忧虑，甚至，看守所里的寂静不再让他难以忍受。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无缘无故的。他的心里很平静。只是窗外七月的骄阳，让他忍不住要流泪。他想，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了。
下午两点，李惟翰被带进了审讯室。他们没有让他坐在那张专门用来审问犯人的木凳上。一位上了年纪的警官将早晨搜去的记者证、身份证和笔记簿交还给他。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你没有参加昨晚的淫乱活动。”他说，“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你纯洁无辜。只不过，你没有来得及上楼……”
李惟翰没有为自己申辩。他的逻辑是成立的。
“打个电话吧。”警官指了指桌上的那部电话机。
“给谁打电话？”
“随便什么人。”警官不耐烦地说，“让他带上三千元罚金。”
李惟翰说，他的妻子正生病住院。
“这个我们不管，不一定非得让你的妻子来。亲戚朋友，什么人都行。交了罚金，你就可以走了。”
李惟翰想了想，拨通了姐姐的电话。
姐姐问他昨晚为什么没有回来。她等了他整整一个晚上。小东西高兴得什么似的，她们差不多也一夜没睡。只是到天快亮的时候，她们才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她问他现在在哪儿，问他能不能立刻赶回来。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姐姐说，“医院刚刚打来了电话……”
他的妻子昨天深夜在医院去世了。姐姐说，她没想到会这么快。她并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
从殡仪馆出来，李惟翰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姐姐在市郊的成衣店。他远远地看见，在一棵高大槐树的浓荫里，两个女孩穿着同样的镶着花边的连衣裙，并排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喂鸟。
他的眼泪一下就涌出了眼眶。他轻轻地朝她们走过去，仿佛担心自己的突然出现会吓着她们。
“你找谁？”一个女孩站起身来，对他说。
“我找姑姑。”李惟翰答道。
“你是谁？”她又问道。
“我是爸爸。”
姐姐从屋里出来了。她刚才在午睡。脸上还留着藤椅压出的印痕。姐姐说，她本来也要去殡仪馆送送她，只是两个小家伙没人照管。“她们知道你要来，一大早就坐在门口等着。”
“谁是李动？”李惟翰看了看这两个孩子，蹲下身子，一手揽住了一个。
“我是李动。”
“我是李动。”
“不，你是李静。”
“你是李静。”
她们就这样吵着，叫着，像纷乱的阳光一样嘤嘤作响，鼓荡着他的耳膜。
“我也分不清。”姐姐笑着说，“她们名字早就弄乱了。无论你叫哪一个名字，她们都会一起跑过来。也许只有她们的妈妈能够把她们区分开来。”
“你是李动。”李惟翰对那个手里提着鸟笼的孩子说，“因为你的手指上缠着一块纱布。”
“那是让熨斗烫的。”姐姐说。
“你叫李静。”他又对另一个孩子说，“因为你的手指上没有缠纱布。”
她们想了想，几乎是同时点了点头。随后她们就从他怀里逃开了。
“她们现在跟你还不太熟，”姐姐说，“过一阵会好的。”
“我也有点不太适应。”李惟翰说。
姐姐问他打算怎么办，还去不去武汉？她给他沏了一杯茶。
“我还没有想好。去哪儿都一样。也许我会留下来，在上海找一份工作。”
“孩子们呢？”她又问，“你要领走她们，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他们又聊了些别的事。过了没多久，李惟翰对姐姐说，他打算带孩子们出去玩玩。他想单独与她们待一会儿。
听说要出去玩，两个孩子又都朝他跑过来了。她们一个要去公园的儿童游乐场，一个要去医院看妈妈。
“我们还是先去公园吧。”李惟翰说。
他们离开了成衣店，出了弄堂口，来到了大街上。两个孩子像绒球一样跟着他，从他身体的左边滚到右边，又从右边滚到左边。她们告诉他晚上的闪电和雷声是多么的吓人，被熨斗烫伤的手指是如何的疼，她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她们叫他“爸爸”，开始是怯生生的，有点害羞，像是在试探他的反应。她们频繁地使用这个词，只是对它感到新鲜和惊奇。
公园里看不到什么人，湖面宽阔，树木静穆，午后的阳光懒洋洋的，让人恹恹欲睡。他们去湖上划了船，去游乐场坐了过山车，然后他们越过一片树林的浓荫，一条铺着青石的溪流，来到了一排刷得雪白的栅栏前。
栅栏里的草坪上圈着两匹棕色的马，旁边矗立着一个用钢板搭成的滑梯，树丛里还吊着一只木板秋千架。
她们不断地爬上滑梯，再从光溜溜的钢板上滑下，她们满头大汗地重复着这个单调的动作。钢板烫得她们怪叫。
李惟翰坐在凉亭里，抽着烟，远远地看着她们。四周太安静了。蝉声在湖的另一端隐约可闻。不时有风从树林里吹过来，带着没有被太阳晒到的水的凉气。湖边的几只小船轻轻地摇晃着，撞击着水泥护堤。满满的湖水在风中推推搡搡，越过护堤，泼向岸边，打湿了竹篱中的一簇雏菊。
孩子们已经厌腻了钢板滑梯。她们正在打量着秋千架。她们来回推了几下，就找到了它的窍门。她们一个坐上去，一个在下面推。天哪——她们兴奋得尖叫起来。
在孩子们的叫声里，那个折磨了他将近五年的忧虑突然消失了。李惟翰用不着一遍遍地推算妻子怀孕的准确日期，不再担心，孩子们长大以后，她们的笑容中会不会浮现出另一个人的脸。
他想起了曹小凡。
在李惟翰去南方的前夕，小凡约他去喝咖啡。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等于说了所有的。最后，小凡站了起来，走到他身边，把手伸给他，说，请你原谅我。李惟翰不假思索地握住了他的手，说，我原谅你。从那时起，李惟翰在心里就一直盼着他早死。
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她在病床上没有向他说出的话，她表情复杂的笑容——仿佛要将那张毁损的脸深深埋入过去的岁月；他想到了他的师母，一串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就预示着一个奇迹；还有他的那些朋友，他们在这个城市里东奔西走，寻找着他们需要的一切，唯独找不到安宁。他转过身来，看着那只被阳光照得斑斑驳驳的秋千架，看着他的孩子们。
知道她们像万物一样生长
但不会回到童年
虽然几年以后
她们的头发也许会被风吹
起仿佛她们站在
远离他的人生道路上，做出了
急转弯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