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进出生在一个小镇（名为周禹）的农民家庭，说是农民家庭，因为他父母早期皆务农为生，到了向前进上小学的时候，形势才有所变化。
首先，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南方城市首先被惠及，公路水路运输发达，向前进的父亲得以在种田余暇，和一帮壮劳力（其实也都是农民）升级成为挑夫，帮人从船上车上卸载货物，一天能挣几块实铜钿（也就是打短工，能够不计工分，每天按劳计酬），这种远比种地来钱快而多的营生，大大改善了向家的生活条件。
其次，由于生活条件的好转，自然村的村办小学（一般都是到二年级，有的是到四年级，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只能就近办学，加上师资缺乏，都是民办教师上课）很多被停办，学生都被转入乡镇级小学，很多乡镇小学因此开始扩大规模，或者在原有基础上扩建，或者另行寻觅校址。现在周禹镇中心小学迁址，竟然选中了向前进家后面的一大片农田，其中就有向前进家的农地。这样一来，向前进的父母就不再种地了。
为了弥补这几块农田主人的损失，学校就将食堂承包给了他们。向前进的母亲和其他几个妇女一起，负责起了学校的食堂，早晚为住校的老师准备早午晚饭（早饭是熬一锅稀饭，到街上买点烧饼油条和咸菜；午饭和晚饭要讲究些，要有时令蔬菜和荤菜），中午会更忙碌一些，要为路远的学生蒸饭，烧好几个大锅菜（供学生打菜，老师也要吃）。
当然，向前进父母这种脱产的重要性，在当时并不为很多人所知，甚至很多人都鄙视“挑夫”的行当，认为帮学校做饭也不见得有多光彩。在向前进的同龄人中，大家只羡慕一点，那就是向前进上学“只要几步路”，这简直太幸福了。
在家中，向前进是老大，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向上进，比他小两岁，也比他低两级。向前进和向上进兄弟俩性格很不一样，长相也不一样。向前进像他母亲，皮肤白皙，额正脸方，个子也高挑。向上进像他父亲，身材瘦小，脸也没长开，细鼻子细眼睛，眉宇间有一股子戾气。向前进安静懂礼貌，在家是个乖孩子，在学校是个三好学生，深得老师的喜欢。向上进则一点也不上进，在家里和学校都是让人不省心的主。
有个例子是这样的。由于家就在学校旁边。向母要求兄弟俩，屎尿都要憋住，趁课间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赶紧回来撒在自家马桶里（虽然没有了耕地，但还有自留地，长些蔬菜，需要沤肥）。对于母亲的这个命令，向前进是严格执行的，很多次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会看见向前进憋红着脸一路小跑地回家，隔了几分钟后又分外轻松地走回学校，有时候嘴里还吃块地瓜；向上进则从来没这么做过，他觉得丢人。
有时候同学们碰到向前进低着头从他们身边冲过，就会取笑他：“向前进，向前进。我们的屎尿多，我们的责任大。”向前进也不恼，只是停下来，用手搔搔后脑，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后快步回家，免得尿在身上，或者上课迟到。
此外，因为在学校帮厨，常有那吃剩的饭泔水，向前进的母亲觉得不利用很可惜，就在家养了猪婆，每天中午和放晚学后，将泔水用独轮车运回家喂猪。泔水多且重，向前进每次都是帮着母亲在后面推，而向上进也从来没有帮过手。
同学们有时候也会帮着推一下，但见油腻腻白晃晃的泔水在车上的桶里左摇右晃，散发出馊臭的味道，他们就会扮个鬼脸，从向前进身旁跑开，给他在一旁鼓劲加油。从学校出来，要过一道铁门划拉开的坎。独轮车过去的时候会颠簸一下，溅起几朵泔水花，离向前进因为使劲而红扑扑的脸是如此之近，让他们难免一阵担心。
由于这个“细小人”会帮父母干活，怜见大人，因此，在左邻右舍眼里，向前进从小懂事，以后必有出息；而向上进则是“从小一看，到老一半”，不知道会惹出什么样的事端来。事实上，这些乡公老们的揣测，都说对了一半。因为事情的发展是流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用老眼光看人，那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七零后出生的人，不管他是身居沿海的南方城市，还是在内陆的大西北，或者是川藏腹地，无论是城市，还是城镇，抑或是农村，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成长经历。
比如说港台的影响，从录像厅到四大天王；比如说娱乐的影响，从台球厅到街机到老虎机。为了听音乐购置的随身听（WALKMAN），贴在卧室床头的明星海报，以及家境稍好的会穿着耐克鞋（其实不是耐克鞋，只是保暖鞋，白色皮质，里面装有海绵气垫之类，就统称为耐克鞋），骑捷安特自行车。
然而，对于向前进来说，他小时候最大的困惑，或者他最大的印象是，他不明白大人们口里说的“城里人、镇上人、乡下人”的区别。在他眼里，周禹固然是镇，他家离镇中心也就几百米，但他家的地址却是周禹镇下角坝头村。
周禹镇和下角坝头村，有区别，又没有区别。
区别在于，镇政府、派出所、镇卫生院、镇新华书店、文化宫、药店、电影院、百货公司、种子公司、粮油站、茧子公司，茶馆，包括公交车站，都在周禹镇上。这是作为镇的表象和光荣。其实所谓的周禹镇不过是一条街，有很多像下角坝头村一样的村聚集在周禹镇的周围，但它们不是核心，最多是外延。广义的周禹镇是一个地理概念，以区别于镇周围更为遥远和零星散布的自然村；狭义的周禹镇是很严肃地和村相对的，就好像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一样，几乎无法逾矩。
没有区别说的是，随着小镇经济生活的发展，所谓的镇村必然融为一体，无法分割。就好像一个地级市把一个县级市并为自己的一个区。就像在1997年前后，北京还有北京、房山、通县的区别（主要在户口上），现在却统统称为北京，户口都统一了。
周禹镇伴随着向前进向上进兄弟俩的成长，几乎不为人察觉地发生着缓慢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却是坚定而深刻的，蓦然回首间，旗帜鲜明，天翻地覆慨而慷。
在向前进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街上面（也就是所谓的周禹镇）多了好几家录像厅，外面悬挂着音响，一整条街上响的就是武侠、枪战的声音。有的门后挂着厚厚的布帘，什么声音和光线都不会漏出来，那是在放映三级片。另外，还出现了好几家看上去有点档次的餐馆。
在向前进上初中的时候，变化更为明显，因为周禹镇出了一个能人，叫王金宝，他开了一个汽车配件厂，一开始还是一间手掌大的作坊，几年工夫地盘就比周禹镇小学还要大。现在，占地好几百亩，里面的办公大楼比镇政府还要气派。后来，王金宝干脆在厂房旁边买了一块地皮，做起了房地产，开发了一个叫“幸福居”的楼盘，有好几排六层高的商品房，把房子卖给厂里的工人，以及想要搬到镇里来住的乡下人。
在幸福居很快就出现了一条新街，不仅很多标志性的建筑移到了新街，而且通往市里的公路干脆改道，不走老街，改走新街了。这样一来，老街就渐渐衰败了。虽然百货公司还在勉力支撑，但是已经奄奄一息，因为在新街开了一家超市，东西既齐全又便宜，而且超市老板很会做生意，买东西超过两百元的老乡，不管多远，他都会让伙计开车送过去。
不过，就孩童的视角来看，地域性是一种天然的优势，他们就像与生俱来般懂得利用这一点。比如说，向前进有一个同学，他叫钱多多，父亲是药店的经理，母亲是卫生院的医生。他就以镇上人自居，不仅看不起偏远的像阴山村、朱皋村的同学，连住在下角坝头村的向前进也看不起，动不动就喊向前进为“坝头上的”。即使住在下角坝头村的向前进，就住在离学校几步路的地方，而钱多多每次都要因为上学迟到罚站，也无济于事。
如果说农田（向前进家早已经不种地了）留给向前进的感觉是，春天是翻晒的泥土、青青的麦苗；夏天是黄灿灿的油菜花，以及菜地田垄上点种的蚕豆花；秋天是起伏的稻浪、肃穆的旷野；冬天是冷铁般的土地，霜冻和枯草，以及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但由于在向前进很小的时候，家里已经脱产，他没有机会接触最基本的农活，比如说插秧、揉菜子、割稻和捆稻把等。
当向前进的很多同学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向前进有他自己的打发时间的方式，那就是逛街。其实说是逛街，也真没什么可逛的，那条街（当时还没有新街）也就这么长，店面也就十来个，从街头走到街尾，也就几分钟时间，每个店都进去转一转，最多也就花上十来分钟时间。就像《绞刑架下的报告》中说的，“从东往西是一百二十步，从西往东是一百二十步”。
向前进就这么来回溜达，很快就跟这些成人都混熟了。别人会跟他打招呼，“老大（他在家里排行老大）又来逛街啦”。他也不说话，往往憨厚地一笑，就这么飘过去了。套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其潜台词就是这句：“您忙您的，我只是来打酱油的。”
向前进在街上打了好几年的酱油，街上的一些人事渐渐沉积在心，了然于胸了。特别是几年后他师范学校毕业，又回到小学里教书，偶尔上老街走一趟（这时新街已经取代老街了），那些还停留在原地的店主们，依旧跟他打招呼，不过称呼已经发生变化，“向老师又来逛街啦”。向前进恍惚回到小时候，又联想到自己师范学校专科毕业，成绩优秀，竟然因为一时糊涂，签下了所谓的“培训意向书”，本来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结果还是回到了家乡的小学，难免意绪消沉，勉强打个招呼，加快脚步，落荒而逃。
这样的场景，也许是善意的杜撰，向前进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抱怨过他的处境，只是很多人觉得他在小学教语文，难免屈才了。在他的心目中，老街是新街完全取代不了的，小学舞台虽然有点腾挪不开他的志向，但只要有三尺讲台，他也能慷慨激昂，教书育人。
从向前进家到老街，需要在下角坝头村里绕几个弯，然后到达通往县城的公路，沿着公路往东走两百米，经过药店，左拐就是老街。公交车的站台就设在拐角处。一进老街口，可以看见西面是镇卫生院，东面是镇政府。在西面，依次是卫生院、种子公司、茧子公司、茶馆；在东面，依次是镇政府（镇政府主要是东西方向铺展开）、文化宫、百货公司、新华书店等。电影院还要在新华书店的东面，已经靠近周禹大桥了。粮油站也在老街的东面，但已经是位于尽头了。粮油站里面有榨油坊。一到夏天，远近四乡八里的人都将晒干的油菜子送过来榨菜子油。每逢那个时候，整条老街都飘满了新出菜油的香味。
少年向前进经常在这条街上溜达。多年以后，当向前进看到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的时候，一种熟悉感油然而生，老街因此浮上心头，多少人和事盘旋不去。向前进印象最深的，不外乎这几个人这几件事。
镇卫生院。镇卫生院里面工作人员并不多，院长是一个微微谢顶严重发福的中年人，叫彭守吾，人称彭院长。其实他很少出现在医院，一般都是在县城的中心医院，是那里的主治大夫，兼任周禹镇院长，只有出了大事，他才会出现在这里。出现的结果有两种，第一是就地抢救病人，第二是将病人带往中心医院。但是无一例外的，病人都会死翘翘。
这里没有对彭院长医术任何的不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乡民比较愚昧。有亲人生了病，家属一般先是找偏方土方，不奏效了，找“老爷”（即巫医），“老爷”摇头了，才会送到镇卫生院，卫生院束手无策了，才会送往市中心医院。之所以走这样的流程，是因为市中心医院离火葬场更近些。
卫生院规模不大，人员配备也不齐整，只有两个男医生和三个女医生。很多人连医生和护士也分不清楚，以为会打针吊盐水的就都是医生。例如钱多多的妈妈就是护校毕业的，大家也喊她“医生”。两个男医生会在中午到文化宫打桌球。他们技术不好，有的时候还会赌点钱，向上进五年级的时候就赢过他们每个人五块钱。除了他们有点轻敌之外，本身技术糟糕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次本来是向前进和向上进兄弟俩在玩。文化宫的台球是免费的，但要排队，轮上了才能打。向前进和向上进兄弟俩刚轮上，一盘还没有打完，两个医生就闯进来了，连哄带骗，想要把他们吓唬走。向前进想让给他们玩，但向上进不干。他虽然年纪比向前进小，但比向前进勇敢，敢于抵抗。
两个医生，两个孩子，相持不下，场面一时有点僵硬。文化宫的负责人就来劝和，说不如一方出一个人打擂台，输的下，这样大家都能玩。本来还算是一个息事宁人的解决办法，结果两个医生非得要加赌注，输一盘五块钱，结果每个人输了向上进五块钱，很没面子，灰溜溜地回医院了。事发之后，兄弟俩少不得要挨母亲一顿骂。这件事对向前进没什么影响，对向上进影响巨大。首先，他敢跟大人赌钱，并且赢了钱，在同龄人中树立了威信；其次，和向前进不一样，他一下子被“街上人”接受了，成为在孩子中间有头有脸的“街上人”；再次，他的勇敢让他成为孩子王；最后，以此事为发轫，向上进开始更早地进入“混混圈”，成为一个小混混。
向上进和向前进兄弟俩，之所以后面个人发展迥异，此事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从此，向前进每次路过卫生院，心里想的不再是打针吃药的恐惧感，而是弟弟挥杆大战两个医生的场景，很有点“植物大战僵尸”的派头。
医院再往南走是茧子公司。周禹位于苏南的中部，是典型的鱼米之乡，苏绣的发源地。在周禹周边的村庄里，很多农妇都会种桑养蚕，每到收茧的时候，茧子公司门口昼夜都会排起一条长长的队伍。那时候来钱的活路不多，很多家庭都会养蚕，以支付日常生活开销和孩子的上学费用。向前进很多同学的母亲都是蚕妇。
蚕是一种特别娇气的动物，不能受寒，更不能闻到一点点化学味道。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两家结仇的邻居，一家买了敌敌畏洒在另一家蚕房的上风处，结果蚕宝宝全都僵毙了，让多日的辛劳化为乌有，一家的一年生计也不知所出。受损的农妇唯有号啕大哭，在村里沿圈咒骂。向前进的同学也都有因为抹了发油、面霜之类误入蚕房而遭到父母打骂呵斥的，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看着蜿蜒的队伍依次进入茧子公司，在一番称重结算之后，又出现在门口的欢天喜地的面孔，向前进有多次幻想，如果自己的母亲也养蚕的话，那样自己也可以和他们一样排队了。那个时候向前进还没有读到秦罗敷，也没有看过茅盾的《春蚕》，更无法体味“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心酸。他只是从排队的情形中隐约感受到一种收获的喜悦。乡村孩子这种喜悦感就会多一点，因为每年有两次收成，春收和秋收，看着菜籽、麦子和稻子入仓，他们都会泛起一种生活充实的感觉。不过他们的生活用度却是匮乏的。
在向前进上五年级的时候，周禹赶集的那一天，好多孩子就赶热闹，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流连于马戏团、打枪、套箍以及诸多小吃的摊位前。向前进和两个同学一起玩，买了雪糕给他们吃，又请他们看“宝瓶美女”，他们着实羡慕向前进阔绰的零用钱。因为他们软磨硬磨，可能只能从家长那里要到一块两块，只够买一根镇江大雪糕。
现在周禹虽然固定的日期依旧有节场，但盛况已经不再了。
当时一条街挤满了人，能让向前进充分体验到晏子所说的“摩肩接踵，举袖若云，挥汗如雨”，“古之人不余欺也”，而且公路两边也全都是摊贩，甚至有建筑材料，例如椽子和毛竹等，车子经过就像陷进了泥潭里，即使不停按喇叭也无济于事。
现在人们更喜欢去城市里购物，周禹离市区不过十几公里，开车只需十几分钟，即使骑自行车也不要一个小时。初中的时候，向前进和向上进就骑车进城，然后又骑车返回。交通便利后，人们就更喜欢去城里买东西，像“大润发”、“八佰伴”、“华联超市”等，什么货品没有啊，不仅能满载而归，更能大开眼界。
所以现在政府出台的拆迁政策，拆乡并乡，乡镇城市化，城市规模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居住民的欢迎的。不说别的，随着腰包的充实，一个人眼界的开阔，肯定渴望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地方。一个人有钱了，必然会渴望更换住所，从村里搬到镇上，从镇里搬到城里，从小城市搬到大城市，从北京到纽约，从地球到月球。总之，人类的疯狂和非理性无所不在。这是人类的天性，由此带来的扩张、蔓延、拓展，在所难免。
向前进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轨迹。向前进的舅舅是一个泥瓦匠，后来因缘际会，成了一个小包工头，又慢慢做大，成了四里八乡有名的“王老板”。他手下有一帮助手，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接活，挣了大钱，竟然直接跳过周禹镇，在市里买了房子，成了“市里人”。就是向前进自己家，在有了足够的钱之后，也在王金宝厂房对面的公路旁边盖了三层六间的楼房，预备给向前进和向上进兄弟一人一半，以供他们日后成家，开枝散叶。这样一来，向前进和向上进终于成了街上人，而且是新街上的人，再也没有人拿下角坝头村取笑和看不起他们了。
因此，向前进此后逛街，不仅再也不用走那么远的路，甚至在下雨天不用上街，站在三楼的阳台上，也能将旧街风物掠收眼底。他再上街，有人就会开玩笑，“哎呀，新街上的人到老街上来白相了。”
老街的颓败，就好像一条船，在时间的河流里，先是搁浅，然后慢慢沉没，直到没顶，一切化为乌有。有的店面虽然还存在，但就像一个老去的人越来越明显的秃顶一样突兀，恰是一种颓败的佐证。
在原先老街还算气派的时候，例如茧子公司这样的公家单位难免高楼大匾，显得富丽堂皇。夹杂在他们中间的，也有一些寒碜不起眼的小店铺，例如修鞋铺，就只有巴掌大的地方，有两个顾客就会显得拥挤；还有理发店，由于地上总是有一些碎屑头发，加上总有一些咳嗽的老人和哭闹的孩子，显得很是嘈杂。
老街上有两个修鞋铺，修鞋的师傅都是瘫巴。他们可能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都是一条腿细如婴孩，另外一条腿也不过儿童般，都要借助一张方凳，才能把自己的身体在地面甩来甩去。和他们畸形的腿脚相比，他们的手粗壮有力，似乎能摧毁地面上所有阻挡他们身体移动的东西。
虽然同是修鞋的师傅，但两个人的境遇大不同。因为其中一个是乡下人，另一个却是街上人。一般来说，街上人都喜欢到街上的修鞋铺去修鞋，街上人穿的鞋好，也容易磨损，因而修的频率高，有的是皮鞋，打个钉换个底什么的，收费也高，显得生意兴隆；乡下人难得上街，穿的也大多是胶鞋，最多是裂了口才会缝一下，或者是雨鞋漏水了，拿过来补一下，收费低不说，生意也显得清淡，不过勉强糊口而已。
事实上，街上的修鞋师傅还有一个台湾佬爷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那个爷爷突然返乡探亲，引起了轰动。这次访亲最大的结果是，街上的修鞋师傅摇身一变，成了有钱人，而且大家出于一种尊敬，将其从“台湾佬的孙子”，直接简化为“台湾佬”。“台湾佬”很快在新街上盖起了小洋楼，二楼三楼起居，一楼做门面，除了用来修鞋，还另外增加了一个音像铺，出租录音带（卡带）、录像带等。
本来两家修鞋铺是隔着老街东西相望，现在老街上就只剩下了乡下修鞋师傅孤零零的一家。乡下的这位修鞋师傅名叫“八跟头”，其貌不扬，身有残疾，谋生自是用心刻苦。他眼见“台湾佬”拓展了行业领域，也积极谋动。不过他没有本钱做录像生意，只能做租书生意，出租些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后来夹杂些色情小说，不过只给学生，不给修鞋的客户看）。一来可以换些租金，二来有人来修鞋，也可以翻看图书打发时间，可谓一举两得。
如果家里有鞋坏了，向上进会把鞋拿到“台湾佬”那去修，顺便翻看“台湾佬”的录像带，企图找到更黄更暴力的；向前进则会拎到“八跟头”那里，坐在那里跟他吹一会牛。虽然那时候还不流行拼爹，但向前进有点不喜欢“台湾佬”的拽相，特别是在上初中后，有传言说“台湾佬”一度想迎娶向前进的同学，年龄不大发育却良好的谈花香。谈花香是当时周禹镇初中的校花，至于这校花是怎么评出来的，标准早已经遗忘。传言说得有鼻子有眼，据说“台湾佬”给谈花香家送去了聘礼，是金手镯、金戒指、金耳环和金项链，这样一套下来抵得上当时的“万元户”了。甚至还有人揣测这是“台湾佬”给自己的爷爷“纳妾”，毕竟“台湾佬”腿脚不利索，要一个美女花瓶干嘛呢，这显然是给他爷爷准备的。
后来“台湾佬”果然娶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做老婆，但不是谈花香。那个女人进门后，将录像铺改为了小型超市，生意火爆。其时，恰逢向上进初中被劝退，就把这些录像带都打包买回去，在自家的二楼开了一家录像厅。“台湾佬”也不再修鞋了，他爷爷留给他的钱让他娶了老婆，他老婆挣的钱让他花不完，所以他什么也不干了，经常去茶馆打打升级，赌点小彩头，生活得不要太惬意哦。
在“八跟头”看来，这就是命，是注定了的。虽然难免羡慕，但作为身残志坚的人，他有自知之明。有生之年他也许能用积蓄买来一个江北婆，那也只能暖暖炕头，一起度过凄凉的晚景。“八跟头”一直没有结婚，他努力挣养老钱，因为父母已故去，又没有孩子，他只能靠自己了。他也不是一直修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改行送起了煤气，因为他有残疾人开的那种马自达，后面可以放六个煤气罐。开始还好，他可以把煤气罐放到地上，等买煤气的人自己把煤气罐拎回家，他再给换上（很多乡人对换煤气罐心存畏惧，觉得他们是拧不上煤气罐阀门的），对方还会帮他把空煤气罐放到车上。后来竞争激烈、服务提升，那些妇女终于懒惰起来，不再讲什么同情心，特别是别人用起了卡车，快捷又方便。这个乡村的骑士（有一次在路上，向前进碰到送煤气途中的“八跟头”，他开得飞快，甚至向前进都判断不出来刚才“八跟头”是脸上做了一个跟自己打招呼的表情呢，还是仅仅是因为车快风把脸皮往两边扯的效果，因此在心里给了“八跟头”一个“乡村骑士”的称号）终于被淘汰下来，又坐进小屋子，开始在膝盖上围上围裙，围着他那台补鞋机开始忙碌起来。
“八跟头”除了修鞋，还修补雨伞，此外，他还出租书。来租书的基本都是学生，来修鞋修伞的几乎都是妇人。“八跟头”的修鞋铺面积不大，最多也就十几平米，空间利用得很好，靠里面搭了一个阁楼，是他睡觉的地方，有一个梯子供他攀援。那个阁楼也就齐胸高，一般人手上有劲的话，都能用手撑着床沿把身体提上去。但是“八跟头”一条腿有残疾，所以上下需要梯子，而且即使有梯子，也能想象他爬上去会是怎样的吃力。当向前进读到朱自清描写父亲的《背影》时，父亲爬上站台的背影里，里面总是夹杂着“八跟头”的背影。
铺子的地面全被鞋子啊雨伞啊还有零件机器什么的占据了，有两口大木箱，是用来装书的，上面铺着垫子，是给客人坐的，“八跟头”自己坐一张膝盖高的方凳，这也是他的交通工具，他需要借助这张方凳走路。吃饭什么的，“八跟头”就去对面的医院打饭打菜，他不是医生护士，因此打的就只能是“病号饭”了。
向前进有几次中午去“八跟头”那边修鞋，正碰上午饭时间。向前进想要帮“八跟头”去医院打饭，被“八跟头”拒绝了，“八跟头”说，“今天你能帮我打饭，明天谁能帮我打饭？你不能助长了我的偷懒习惯。”在“八跟头”看来，偷懒行为好比投机行为，于人无利于己有害，索性不动这样的念头。但是向前进也给“八跟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甚至有一次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他让向前进从他床铺的枕头底下摸出了一叠色情海报。向前进无须爬上去，伸长手臂就摸到了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海报。由于海报打开折起的次数多了，印痕已经大多数开裂，只是藕断丝连而已。“八跟头”让向前进打开海报，那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裸体美女，身上折痕切割，好像被绳索紧紧网住，臀部、胸部、大腿的肉呼之欲出。
向前进第一次面对巨幅海报，不禁有些心颤。“八跟头”似乎对此非常满意，他用他补鞋修雨伞的粗壮的食指蘸了点口水，在女人丰腴的肉体上游移，最后定格在裸体美人的私处。“这是屄。”“八跟头”用确定无疑的口吻说道。
多年以后，向前进想到此幕仍然耳根发热，“八跟头”的声音仿佛画面上深镌的阴刻，就像女性私处一样留下一道醒目的凹槽。那时候“八跟头”像一个父亲，虽然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父亲，他将手指指向金发美女的下体，力透纸背，仿佛要点进去，道，“这是屄。”到初三的时候，学校的生理卫生老师（由植物学老师兼课）在这方面也没有“八跟头”这般童言无忌，在说到人体构造的时候，他让学生自己看书，而没有进行任何讲解。
“八跟头”则不然，他还进行了一番畅想，他告诉向前进，外国女人的毛都是金色的，屄毛也不例外。外国女人是不是真如此，向前进不敢深想，此后他再也没有和“八跟头”一起共览过类似的海报，尽管这激发了他很多幻想。例如，晚上打烊后，“八跟头”关上店门，爬上自己的床铺，蜷身躺下，津津有味地看着画报；或者是对着来修鞋的女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内心里却难免攀爬上龌龊念头的藤蔓。
像“八跟头”这样给向前进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镇上还有一个，他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心情总是不太好。这是向前进心中根深蒂固的印象。这个年轻人是一个理发师。在周禹镇，我们习惯上称呼年老的“剃头匠”为“剃头匠”，称呼年轻的“剃头匠”为“理发师”，好像年轻人就应该享有新名词一样。他在商店对面开了一家理发店，里面有两个理发师，一个是他，另一个是姑娘。那个姑娘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长发齐肩，鹅蛋脸，长相有点像港台明星赵雅芝。他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一时众说纷纭，有说是男女朋友，有说是已经结婚了，还有说是私奔的。因为他们是隔壁镇的人，但在资讯相对闭塞，人们还不热衷八卦的当时，就好像是从邻国来的一样，充满了神秘。
向前进喜欢去那边理发，喜欢对着巨大的镜子，看着自己头发变短，总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他总是找那个年轻人理发，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通过镜子看到女理发师的一举一动，感觉就好像是她在为自己打理一样。年轻人瘦削苍白，他的手指修长冰凉，有点像外科医生，搬动着一颗颗“大好头颅”。确实，外科医生是剃头匠演变而来的，在古老的欧洲，剃头匠除了给顾客理发刮胡子之外，还给人拔牙、放血，逐渐约定俗成，衍生出了外科学。经常跟人体打交道的人，就有可能积累足够丰富的经验，使之成为一门显学，例如古希腊的剃头匠、古印度的制木乃伊师、中国西藏的天葬师，莫不如此。
向前进在理发的时候喜欢在镜子里打量身边的一切，有的人理发的时候喜欢闭目养神，宛如入定，向前进觉得殊为可惜。他在理发的时候眼睛张得甚至比平常还要大些，即使会有头发碎屑落入眼睛，很不舒服。
在镜子里，除了那位女理发师，还能看到年轻人那张苍白的脸，显得过分白净了，有点勉强振作精神的意思。年轻人的嘴角却有一颗黑痣，像一只苍蝇，让人有一股想要把它轰走的冲动。“哎哎，你的嘴角爬了一只苍蝇啊。”向前进在内心里总是升起一股提醒他的冲动。随后的不久（在记忆里时间要不放得很长，要不就缩短到紧挨在一起），店里面就只剩下年轻人自己，那个姑娘不见了，而且在向前进的印象里，那个姑娘再没有出现过，虽然那边的镜子、座位一直是“悬席”状态。
向前进从人们的窃窃私语中知道了事件真相，姑娘跟一个人跑了。这对于年轻人打击巨大，他似乎从来没有缓过来。他后来一直单身，也没有挪窝，就好像那只苍蝇，自从停在他嘴边之后，就再也没有飞离过。
这是向前进第一次尝试着联想，从中找到了巨大的乐趣，当然这种乐趣是伴随着悲伤的。因为每次去理发，与其说是为了安慰年轻人，不如说是凭吊自己的“青葱岁月”。镜子里再也没有那个赵雅芝似的姑娘，晃来晃去的就只有那颗突兀的黑痣。
当向前进在街上闲逛的时候，向上进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迈入了青春期。处于青春期躁动的向上进在街上横冲直撞，勒索低年级学生，向外来摆地摊的小贩收取保护费，强吃白乞，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恶童的行为，却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当时街上人（包括老街和新街）都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向家兄弟俩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向前进就像生活在水下的一块石头，和很多人的生活建立了隐秘的联系，当然这是就他的观察角度而言，并没有深入，更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向前进的一种假想。向上进则像是刮过水面的一阵怪风，大家都觉得受到了影响，产生了说不出的反感，其实这种影响并没有发生，也是出于大家看不惯向上进的行为的抵触心理。
不出大家所料，向上进成了流氓、混混、阿飞。在上初一的时候，他身上混世魔王的习性已经初露端倪。他带着一个同学（他的跟班）理了个阴阳头，受到了校方的广播批评，勒令他们将头发恢复正常。向上进依然我行我素，置之不理，最终得到了一个“记大过”处分。随后，向上进因为在学校拉帮结派、寻衅滋事、骚扰女生、报复老师、勒索同学、横行学校、与邻校坏学生火并等一系列“恶行”，被学校开除。
向母那段时间倍觉颜面无光，觉得自己家里出了个“活畜生”，还好当向上进因为万有坏力而加速堕落的时候，向前进在学校的表现堪称优秀，让她感受到了一种“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心酸和平衡。
在那个时候，学校里的孩子无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智力觉醒的人，他们努力学习，心里有理想，脑中有方向；一种是欲望觉醒的人，他们未必分得清什么是好的坏的，但他们习惯于年轻人的惯性，像苍蝇乱撞玻璃，像魔鬼一样冲动，就好像电视剧《征服》里孙红雷的台词“不冲动能叫年轻人吗”所描述的那样。在此剧热播的时候，中国南方小城里的很多小混混都统一了着装，他们穿西装，理光头，穿布鞋，堪为一景。
向前进属于前者，但不够突出，可以说是中规中矩；向上进在后者中间却是耀眼的明星人物。当时很多学生一般也就是履行一下“九年义务制教育”，读书到初中毕业。成绩好的学生继续往上读，或者读技师（当时是首选，因为毕业后有工作，是所谓的铁饭碗，为很多乡镇父母首选），或者念高中（囿于师资力量，除非考取省重点高中，或者在普通高中名列前茅，才有可能考取大学。这是在几轮扩招之前的大致状况）。这一点和城市的情况稍有不同。
向上进如愿以偿，在初二的时候终于不用“上他妈的日麻匹”的学校。他从学校和社会的交集中，终于投身到社会中，相比于很多坏学生熬到初中毕业之后再混社会，他被学校开除的事实，让他很快被街上的地头蛇小混混们接纳，并正式成为他们的一员，受到他们的提携和尊重。向上进被学校开除后，他的母亲每天见到他都会一阵数落，例如“以后怎么生活”“以后怎么结婚”之类广而纵深的问题，向上进一概以“不用你们烦心”来回答。
事实上，相比于单纯混社会的人，向上进优势和劣势很快体现出来。他的劣势是，身体单薄、没有学过“功夫”、没有钱，他的优势是，遇事肯动脑筋、有一颗挣钱的心。结果，他扬长避短，让自己的劣势为自己的优势服务。他在圈子里成了一个“军师”，挖空心思赚混混们和不良青少年的钱。
向上进在二楼很快张罗起了一个录像厅，作为“诲淫诲盗”的场所，常常有一些形迹可疑的年轻人进去，向上进除了收取门票，还卖烟酒和饮料给他们。与此同时，向上进撺掇母亲从学校辞职，开办了向家饭店，除了给来看录像的人提供盖浇饭和面条外，主要是给街对面的汽配厂工人包伙食。
王金宝的汽车配件厂成立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出于成本的控制，王金宝开始大量从苏北、安徽一带征召员工，因为他们的工资更低。这跟八九十年代大量跨国公司选择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沿海城市）作为他们的产品生产基地，2005年以后又开始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转而移往泰国等东南亚城市，是一样的道理。这些人隔三差五总要出来打打牙祭，离厂房最近的向家饭店自然成为首选。
这样一来，向家一楼成了饭店，瓷砖地面几乎都是油腻腻的，二楼成了录像厅，窗户后是暗色的窗帘，几乎从来未曾拉开过，三楼是起居层。每次家庭成员用餐的时候，向母就站在楼下喊，“吃饭了”，二楼的向上进说“我跟我朋友吃过了”，三楼的向前进说“我马上下来”。吃饭的时候，向上进往往不在，因为他“吃过了”。向母说，“这个贼胚，倒是精明落拓犯。”向前进不以为然，觉得母亲也是被利益蒙蔽了眼睛，她以为是向上进在揩朋友的油，不晓得有可能是向上进在帮朋友揩家里的油，因为都是记在账上的。没有放进口袋的钱，永远都不是自己的钱。但这些向前进都懒得跟自己的母亲说。
在向上进和朋友们关在黑咕隆咚的录像厅里鬼混的时候，向前进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市师范学校（中师）。在那一届周禹中学有五名毕业学生成绩优良，其中两个录取了省重点高中，两个录取了市重点高中，考取中师的就向前进一人。周禹中学对向前进自然是期盼有加，按照常规的理解，中师的分配遵循从哪里出来回哪里去的原则（更何况周禹中学和向前进还签订了协议），也就是说，向前进在三年之后，就会和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成为同事，而他曾经的同学极有可能成为他的学生家长，更有可能父子母女都成为他的学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李满天下自不待言。
向前进考取中师，向家喜不自胜，摆设谢师宴，反正自家就是开餐馆的，场地菜肴都是现成的。这边师生家长觥筹交替，那边也有小混混耳朵上塞根烟，打着赤膊的，进进出出。看到曾经的老师，有的也会进来散烟。这些人向家进出多了，向前进也都熟悉，他们照例也会对向前进说几句奉承话。
酒席言谈中难免说到向前进和向上进两兄弟，在众位高师看来，兄弟俩一个是龙，一个是虫，好坏高下力判。向前进不以为然，向母却有被揭了伤疤的疼痛感。她也觉得大儿子是不用她操心了，她省下一半的心，却是都用在小儿子身上也不够，难免长吁短叹一番。
这时的时间是1994年，离邓小平在南海边画圈已经十五年，沿海城市受益于改革开放，正在进入日新月异的发展阶段。例如，以前人们抽的大多是大前门、雪峰，几乎都是不带过滤嘴的，现在人们抽的都是带过滤嘴的，最次的也是红梅，好一点的是红河，抽红塔山的也多了起来。以前黑白电视还未普及，现在却开始进入彩电时代，要求高一点的还要带投影功放。就拿向上进来说，他发现录像带好片有限，开始琢磨给录像厅升级换代，准备换成大碟，因为那样可以放很多好莱坞大片，以招徕观众。
在国际上，除了功夫小子李小龙演绎的神话之外，成龙已经进军好莱坞，《白金龙》《红番区》等即将相继推出。邓丽君已经被摘去靡靡之音的标签，歌坛人气偶像小虎队解体，小帅哥林志颖留学读书，四大天王方兴未艾，他们最终成为常青树，即使时至今日，也仍然活跃在影坛乐坛，成为当之无愧的双栖明星。
在日常生活中，万元户的光环已经褪去，此前几年辛苦才能攒下万元巨款，现在一年赚个万儿八千的稀松平常。农民工开始大批量涌现，他们大多成为建筑工人，背井离乡，帮助一个个异乡完成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城市化可能受益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随后各个城市都明显加快了市政建设，一批批场馆和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当我们渐渐适应了不接地气的生活，身边出现越来越多的宅人的时候，我们当会想念平房和小院子，院子里的花圃和树木，可能是五月槐花香，或者金秋桂花香，可能是香椿树下，或者是两棵枣树。福冈正信在《一根稻草的革命》中试图唤醒的一代人或者整个人类千秋万代的回忆，也包括中国被卷入城市化进程的所有七零后八零后的集体记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前进“背起书包上学堂”，去了中师，继续深造，他的人生看来已经上道，此后自然一帆风顺。而向上进继续在小镇上打拼，似乎在加速地消耗自己的青春。两个兄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学校的向前进迷茫在青春里，自然很少想到自己的弟弟，沉浸在残酷青春里的向上进也很少想到自己的哥哥。即使在寒假暑假，除了吃饭的时候两个兄弟共坐一桌，一对沉默寡言人，他们很少有共处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