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福林回家，在屋山头撞上了阮士杰。
阮士杰是樊福林的隔门邻居。他们住的这栋房子是早年苏联人设计的：一栋八间，住四户人家，平均起来应该每户两间。然而，由于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人的价值在不停地变化，有的升值，有的贬值，有的贬了又升，有的升了又贬，故此，这住房分配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眼下，这栋房子的现实状况是不平等也不合理的。树大根深的阮家三口人住了四间，占这栋房子的八分之四，或者说是二分之一；紧挨着阮家的，是刘福寿夫妻俩，他们不多不少住了两间。刘福寿隔壁是樊福林，爷儿俩住一间。门挨门，最西边一家是一位姓钱的书呆子，他和他那母大虫一样厉害的老婆住了一间。
在这栋房，阮士杰一直是最受大家尊重的。他年龄最长，六十六岁，一辈子当干部管人家，做过工区支部书记，矿党委副书记，镇委组织部部长，历来是这栋房子的绝对权威。他只比樊福林他们大几岁，樊福林们却要称他“四叔”。开初，樊福林和刘福寿私下议论过，感觉着无形中在阮士杰面前矮一辈，似乎不甚光彩。可一见许多现任党委书记、部局长都称他四叔，又感觉是一种殊荣了。
阮士杰委实象个四叔，他简直可以做这个小镇的四叔。
他的面孔总是那么和蔼而又那么庄严，松垮而白皙的面皮上涂满了庄重的色彩。前额向前凸出，眼眶形成了大起大落的天然盆地。眼睛是有神的，可却不大，小而凸，凸且亮，他身上的威严至少有一大半是从这心灵之窗里投射出来的。鼻子有些塌，经常不透气，要嗅嗅鼻通之类，不过，也基本合乎威严的要求。他高而胖，红光满面，肚皮向前凸出，夏天无遮无拦地看，象大哲人的脑袋。
如果说，樊福林身上集中了小镇的一面，那么，他身上却恰恰集中了小镇的另一面，这两面合在一起才是小镇。
一个月前，他也退休了。
退休以后，他依然那么威严，仿佛他天生的职责就是管理别人。在他看来，象樊福林这类芸芸众生，没人管理是绝对不行的。实际上，他也一直在管理他们，戴反革命帽子时，樊福林得三天两头向他汇报思想。刘福寿老不正经，和小寡妇睡觉，也是让他抓住的，当然，他还是讲情面的，没有向上汇报。刘福寿感激涕零硬是用一个月的工余时间给他家拉了个后院院墙。姓钱的那个书呆子开头倒还有点犟劲，动不动给他卖弄两条政策条文，可后来传播政治谣言，抄写总理遗言还是被他知道了，他虽没报告，可却从此把他牢牢抓在手心里。“四五”运动平反后，这小子也挺感激他。
和樊福林、刘福寿比，他的岁数最大，可退休却最晚。退休之后，生活也是很高雅的。扑克摊，他从来不沾，他受不了那种不分君臣父子的乱哄哄的场面，更不愿顶上两只鞋，被人家踩在脚下。大洼子他也不去，他觉着那种艺术不是他的艺术，是芸芸众生们的艺术，是腐朽的艺术。他在家里看报、看杂志。杂志他只订了一种，那是专登报告文学的，时常刊出一些符合他脾胃的好文章。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委实越来越不成话了。
然而，毕竟年岁不饶人，眼睛越来越不经用，有时，戴上花镜看十分钟，两只眼睛便迷迷糊糊要闹罢工，眼角便分泌出一些白乎乎的粘液，迫使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报，哪怕是再合胃口的好文章也只得放下。
这时，他就躺在门口的太阳下休息片刻，安然地接受人们的注目礼。他的住房在最东面，山墙跟前就是一条大路，大路的一端连着小镇的主干道煤源路。路上行人很多，有些人便停下来和他打招呼。他也招呼他们，和蔼而不失身分的。间或，也会有两个跳下路面，在他面前站上三、五分钟，扯扯闲话，谈谈工作，他总要发些感慨，并及时地指示两句——他不认为是指示，可那口吻象指示，人家也总认为是指示。比如，前两天，镇上准备任命一位小学校长，他只说了一句：“这种人也能用么？他父亲是被我们镇压的，他本人在一九五七年又犯了错误，我看还是慎重些好！”结果，下次开会讨论，上一次会议的决定便被推翻。这是常有的事，已使人们见怪不惊了。
他是小镇之魂。
现在，当樊福林迈动着并不威严的罗圈腿从路面上跨下来时，阮士杰的眼睛恰巧刚闹过罢工。他躺在门口的尼龙躺椅上，两只小眼睛眯缝着，眼珠悄悄地卧在两片微张的眼皮中间，窥视着越来越近的樊福林，看他是不是先和自己打招呼。
他的威严在这栋房子也受到了威胁。前几天，他老伴在刘福寿家的窗下砌了个鸡窝，刘福寿居然敢正儿巴经向他提抗议。他想抹下脸训斥他几句，又觉着无从训起，那小寡妇眼下和刘福寿正经结了婚，这把柄不好再用了。那个姓钱的书呆子也不是东西，有时走对面都不理他。樊福林呢，自然也翘了尾巴。
这是事实。樊福林走到阮士杰面前时，似乎没打算和他打招呼，只是急急忙忙看了他一眼，便擦身而过。
阮士杰脸拉长了，两眼全部睁开，深沉而厚重的干咳了一声。
樊福林一怔，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子：
“哟，四叔，晒太阳？嘿嘿，我揣摸着您睡着了呢！”
“唔，是迷糊了一阵子。”
“咋不去听听书？正说《三国》！”
“没那个闲心哟！你不知道？一天到晚多少人找我！我这退休比在职还忙哩！”
“是的！是的！”
阮士杰欠了欠身子，把脑袋抬离了椅背，指指面前的一只小板凳，无声地命令樊福林坐下。樊福林不想坐，可犹豫了一下，还是老老实实坐下了。
阮士杰就有这么一种威力。有时，他想大骂他一顿，可一见到他那张威严的脸，却又不得不和他打招呼，而且，还要小心翼翼的赔上两声笑。
“听说了么？”阮士杰慢吞吞地道：“小赵又回咱镇当书记了！”
“就是那个赵双吧？”
“唵，是他。这人挺有工作能力的。早年我在矿上当工区支书时，他做过办事员，为他加入组织，我是费了不少心血的。他有个表婶到台湾去了，开支部大会两次没通过。后来，我发话了，我说，‘要重本人政治表现么！’得，一句话，他进来了！唵，我的眼力不差么，这不，眼下挑大梁了！”
阮士杰悄悄窥视了樊福林一眼，看他作何反应。他觉着，他应该肃然起敬才是。
樊福林愣了一下，瘦长的脸上突击制造出一团笑：
“哟，四叔，你真是……这个……这个……桃李满天下喽！嘿嘿嘿……”
“我估摸着他今天要来看看我们。唔，对了，你有什么事要办么？”
“没有！嘿嘿，没有！”
“有什么事要办，你只管找我！”
“那是！那是！嘿嘿！”
“不过，可不能违反原则哦！”
阮士杰是很讲原则的。
“当然！当然！”……
樊福林向自家门口走去。
在门口，正准备掏钥匙，门突然开了，门缝里挤出一颗脑袋：
“爹，等会儿进来，白玲在换衣裳！”
白玲是他未过门的儿媳妇，樊华的女朋友，在镇上的开明饭店工作。
老子和儿子隔着门接上火了。
“樊华，咋又没上班？一大早出去，敢情是批病假？！”
“咋？有病不歇么？官不差病人！”儿子挺有理。
“你这不是一般的病吧？我看是癌！”
儿子笑了：“老头，这有点不仗义了吧？哪有老子咒儿子得癌的？”
“我就咒你！”樊福林一肚子火，“咱先声明，你小狗日咋混咱不管，眼下是社会主义，各人挣钱各人花，你结婚娶媳妇，别指望掏老子的腰包！”
儿子直做鬼脸，暗示媳妇在屋里。
老子可不管这些，依然大声嚷着：
“你觉着还是往日？能赖个病假，穿着皮袄到井下鬼混！如今不出力不挣钱，你指望我养你一辈子？！”
也怪樊福林，自从老伴病故以后，一直未能很好的担负起老子的责任，儿子硬是学坏了。有些坏恍惚还是他教的。高中毕业分配工作，他被分到井下采煤，后来，一起分去采煤的同学通过各种途径调到井上了，唯有他调不上来，他在老子面前哭，不愿上班，老子就哄他：
“乖乖，上班吧，旷工一根屌毛都没有！有本事你去批病假，闹个高烧四十度。再不行，你就把我的皮袄穿上，到井下睡觉。只要你下了井，工资、下井费一分不少，难道你怕钱咬手？”
“下井睡觉要挨批！”
“不碍事。你甭理！谁批让谁批，他批你听着，全当是一股屁。说起来还是你上算，他批你要损失唾沫星子，你落得闭眼养精神。”
“俺区长爱骂人，他骂！”
“没事！骂咱祖宗八代咱都不心惊！往日里挨批挨斗，遭的骂还少？咱少了一根毫毛没有？咱唯物主义，骂咱咱听不见，全是骂他们自己的！这么折腾长了，他们准请你走路！”
儿子果然这样干了，一发而不可收。眼下搞起了计件浮动工资，他还是这么干，上个月的工资只开了十多块钱，不但欠了老子一个月的搭伙费，还向老子要了二十块钱，说是要给媳妇买褂子。
樊福林觉着，非得赶快要间房子，请儿子走路不可。儿子这东西，一律是无底洞，不宜囤积，与其把他养在家里，不如赶快一次性削价，处理给哪个姑娘算了。
房子。想到房子他就头痛。当了“上校”之后，他在小镇上大大贬值，在这栋房也贬了值，原来的两间住房硬是被房管所收去了一间，分给了阮士杰。阮士杰当时正给两个出嫁的女儿打嫁妆，樊福林那间房子眨眼间变成了木工房。两个女儿嫁出去以后，阮士杰用这间木工房和刘福寿靠他家门的房子调了一下，四间便联成了一气。因为牵扯了刘福寿，再加上阮士杰的威严，至今这房子也无法要回来。想重新分房子，影也没有。
镇上这几年不断地盖大楼，四层、五层已不算稀罕，只是没樊福林的份。前几天，待业青年建筑队成立，退了休的老队长请他去做大工，答应替他在门前盖个九平方米的房子，他却死活不干。他觉着挺冤，这么多年的上校难道白当了么？另外，九平方米的房子盖在对面，给谁住？儿子还是老子？即使儿子愿住，他也不能同意！这小子好吃懒做，谁敢说结了婚后他不睡在老子大门口吃？你门上挂三把锁也挡不了他，儿子吃老子，天经地义。
儿子的脑袋从门缝里缩回去后，门却没开，樊福林呆站了一下，发现隔壁姓钱的书呆子在家，便推门进去了。
钱家住的也够挤的。近年来添置的家具几乎全是折叠式的。桌子用完，折叠起来靠在墙上，椅子用完，折叠好塞到床下。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屋子，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几乎占去了一半的面积，写字台硬是厚着脸皮，才可怜巴巴地蹲在窗前。
书呆子正用烙铁焊着什么，桌子上挺凌乱，见樊福林进屋，他只偏过身子抬了抬眼皮：
“噢，樊师傅，坐！”
樊福林四处打量了一下，要坐，却没见着椅子，小凳子又太矮，想了一下，他决定在小床的床沿上坐下。
“又听书去了么？”
“嗯！麻脸刘说《三国》哩！”
“有时间不能自己看么？”
“看是看的味，听是听的味！”
“也是！”
“哎，小钱，你咋没上班？”
“调休。”
“噢。哎，我想和你商量个事！”
“你说！”手中的烙铁触到了一个什么铁家伙上，吱吱响着，冒着呛人的青烟。
“咱镇子来个新头，我想再缠缠他去，非得闹套房子不可！我想，缠他的唯一理由只有落实政策，现今还是这个最硬，是不？”
“唔！”
“政协委员么，你知道，咱是操他的，要房子是实质。不过，这政协委员的事还得提，你说对不？”
“唔！”
青烟还在冒，屋里乌烟瘴气。
樊福林拉开了门。
“阮士杰说，新头和他是一路的，今天要来拜访他，你说我是直接到镇委缠好呢，还是等他到阮家时拦路喊冤？”
“唔！”
“嘿！你小子咋光唔唔，托生成猫了？”
书呆子抬起头，被迫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手中的烙铁：
“你说的什么？再说一遍！”
樊福林又说了一遍。
书呆子白皙的面孔绷了起来，两只小眼睛从眼镜的镜片上面射出一股热情洋溢的光亮：
“对！应该找！按政策，即使不能重新分给你一套房子，阮士杰占的那间也该还你。平反落实政策，就应该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你找落实政策办公室了么？”
“找了！”
“他们咋说？”
“他们说，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当初收房子没有政治因素，是因为我老伴去世，人口减少，收，是合理的。”
“那么，现在阮家的人口也减少了，女儿早出嫁了，儿子结婚了，为啥不收他的房子？这是诡辩，是地地道道的不平等！”
“是呀，是不平等。所以，咱得缠他，缠那个新来的赵双，非缠不可，你别指望他会来找你！这些干部，我老樊信不过！”
书呆子叹口气：“唉！那几年党风被他们败坏了，一时半会的恢复起来也难！不过，还要向前看，向好的方面看，向长远的目标看！还要有信心，不管咋着，要有信心！……”
“行了，小子，别扯空的，咱就说眼前：你说咱究竟到镇委找，还是咋着？他不理咱，咱咋办？这次我是下决心了，不行就搬到他家住去，跟他吃，跟他喝！”
“哦，这可不行！”书呆子郑重其事地道：“现在不象往天了，有法律！这犯法！我看，即使到镇委找，还是得向他陈明理由。就是……就是缠，也得软缠，不能骂人，不能说硬话，更不能说些不三不四出格的话。”
“对！对！”樊福林连连点头，“可，再不行呢？”
“再不行，你我都没办法。打他你犯法，骂他你输理，我看呀，治他们还得咱们党。”
樊福林沮丧地垂下了头。说了半天都是废话，等于没说。他不想再和这个书呆子泡了，有这个工夫，不如看蚂蚁上树。
他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