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全家没有一个秉承她的信仰而做了教徒的。我妈信佛，我爸爸是个半吊子无神论者，我叔叔应该信嬉皮士或者西门庆，至于我，只信关公。在我二十岁以前，我奶奶还活着，她问我是不是要受洗，我跷着二郎腿说，我头上有神，他会保佑我，不需要再弄一个主了。我奶奶说，你那个神，是有巨大的裂缝的。这句话我没听明白，我奶奶就上天堂了。后来倒是真的应验了，我所相信的一切保护神，都会在适当不适当的时候打瞌睡、发呆、跳线，这大概就是我奶奶说的裂缝。唯有她的主，看起来无所不在，直至永恒。
但我仍然喜欢我的神，我卖黄片的时候能感到我的神在勾引买主的神，我进了人才市场就能感到他变成了一个垂头丧气的矬神。他既不是我爸爸也不是我儿子，他跟着我一起倒霉，有时催我勇猛，有时比我还胆怯，他打瞌睡但是不会背叛我，赌输了不赖账。
当然，我奶奶的主也挺好的，我是这样想的：终有一天，我的神会弥合他的裂缝，到那天我就把他交给上帝算了。
一九九八年，当我们知道福利院竟然有价目表时，不禁都吓了一跳。杨迟说，具体数字不一定准确，健康的孩子大约一千美金，残疾的八百。这是只给外国人的价码，中国人没有。我说，他妈的，他们卖孩子给外国人？杨迟说，也不是卖，是生活费，孩子归你了，之前的生活费你得支付。这个事实让我们有点尴尬。我说我愿意在自己脖子上挂个五百美金的牌子，后来想想，这点钱不足以让我爹妈养老，最起码得五千美金吧。但这个数字又太高，我不可能比戴黛更值钱。
我对杨迟说：“我们要是能变成小孩，抛爹别妈，大概也能去美国吧。”
杨迟说：“变成受精卵就能装在瓶子里去美国了，机票钱都不用出。”
我再次摊开世界地图，隔着一巴掌宽的太平洋，仿佛看到我的厂医姐姐在那里。从理性的角度，我为戴黛高兴，不过又联想到所有去了美国的人都不会再回来，回来也变得不认识，不免又有点伤感。
那年夏天，小苏辞职，赔了农药厂两万块培训费（工作满五年才能恢复自由身）。这笔赔偿并非硬性规定，农药厂的一切都是由某个人说了算的。董事长早就宣布，大学毕业生在厂内表现出色的，如果考研或辞职，可以考虑免除培训费。这使得人们将其视为开明的、人性的领导，法令如山，上善若水，就是这么玩的。大学毕业生考虑到这两万块，想走不想走的人，都表现积极，董事长深为自己的治人之术而高兴。当然，能免除培训费的人并不多，董事长的侄子，副厂长的儿媳妇，都是这个级别的。有些没后台的，只能送礼，在两万块限度内哪怕送掉一万，还是等于赚了一万，偶尔也有人送掉一万最后没成功的，那就全亏进去了。董事长只是想让人们明白，送礼固然可喜，但这是一场赌博，没有人逢赌必赢，你仍然必须表现出色。
小苏已经在农药厂干了两年，这两年没有迟到早退过一次，搞化验也没出过错，当然，报社也没来采访过他，属于很低调而尽职的员工，不似杨迟那么嚣张。小苏递上辞职申请，本不指望能免除培训费，但还是说了些好话，表明自己工作认真，没有对不起农药厂。不料当时农药销售一片惨淡，厂里各处都有人要走，董事长大怒，把个农药厂当成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凡是临阵脱逃的都属于叛教者，恨不得施以火刑。董事长拍桌子说，一个都不许放，交钱也不放，档案压下来，尤其这个外地来的大学生，忘恩负义之辈嘛。小苏心想，你大爷的，我苦干两年没什么嘉奖，这会儿成标兵了。小苏那时已经拿到北京一家外资公司的录用通知，急着要走。我劝他旷工，一星期就开除，成自由人。小苏说这个不行，开除是要入档案的，履历上太难看，他半辈子优秀，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成绩单上就没有低于九十分的，不能受此羞辱。只能托了人，送了礼，并拿出结婚证的复印件，证明夫妻两地分居十分煎熬，再不放行，就拿出老婆的怀孕证明来。董事长这才息怒，令其交钱走人。小苏上班两年，也就攒了两万块积蓄，一忽悠全都没了。
等他净身出厂，我们纷纷庆贺：操，小苏，转会费三千美金啊，你比戴黛值钱。
每一个人想要离开，都得交钱，甚至是戴黛。美国人好心好意来中国领养孤儿，美国一定是太幸福了，国内都找不出孤儿了，只能来中国领养。但是这一千美金到底是太贵还是太便宜，王八蛋才说得清。我为这件事耿耿于怀很多年，直到中年，那会儿老杨赚了一屋子的钱，带着女朋友去非洲打猎，用自动步枪撂倒一头狮子，交了五万美金。后来去难民营，有小孩跟着他走，他倒也想带个黑人孩子回中国，翻译官告诉他，您得出一千美金。杨迟一听，想起当年事，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笔钱是国际惯例，WTO的价码啊，别再耿耿了。我说我早知道了，我有个朋友不孕，去四川乡下买小孩，三百块成交，从孩子的亲妈手里买过来，后来他又花两千块买了只陆龟陪这三百块的孩子玩。
小苏辞职拖延了一段时间，北京那家公司去不成了，等另一家公司的回复。我们天天坐着，什么事都不干，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时间分分秒秒地流走，小苏家里到处都在发霉。这正是戴城的特色，霉菌无处不在，任凭你怎么消毒，真菌总有办法起死回生，占领住宅。那阵子狗得了肠胃炎，经常拉肚子，我们怀疑它是吃了院子里长出来的蘑菇，只能将它锁在笼子里。
有一天我们把屋子收拾干净了，天气稍好，小苏说他有点想念戴黛了，不妨去福利院把她接出来吧。北京的录用通知一旦到这里，或者美国人一旦来戴城，他们就再也见不到了。这时杨迟说：“我也马上要去划水县讨债了。”
我们再次来到戴城福利院，雨又下了起来。蔺老师把戴黛送到门口，叮嘱我们：“两天就得送回来。”
“美国人两天就到了？”
“其实已经在戴城了，但他们还要旅游一阵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
戴黛说：“爸爸，我想你们了。”小苏蹲下去，深情地抱了抱她。
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杨迟家，看了看杨迟的爸爸妈妈，老头深情地抱了抱她。整个那一天，农药新村那幢楼里，所有认识孩子的人都过来深情地抱她，然后说，也算不错，能够被美国人领走，总他妈的比中国人领走来得好。也有人说，未必。这就争了起来。杨迟的爸爸走出来说：“别争了，很圆满的事情。美国很好，这是戴黛的第二次投胎。”党员都这么说了，大家也就闭嘴了。
我们回到小苏家里，像我少年时代经历的所有无聊的雨季一样，搬了个凳子，坐在屋檐下看天空。孩子也跟我们一起坐着，狗病得不轻，找兽医配了点药，继续锁在笼子里。孩子隔着房间，看到暗处的狗，忽然问：“它会不会死？”
“不会。”小苏说。
“它看上去像要死了。”
“它只是生病了。”
孩子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说：“如果它死了怎么办？”
小苏没办法，只能说：“我在院子里挖个坑埋了它。你别再想这个事了。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地图吧。以前教过你唱美国国歌的，你还会唱吗？”
“忘记了。我现在会背唐诗。”孩子说着，对着阴沉的天空背了一首“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又背了一首“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都挺通俗的。她出国以后，唐诗用不上了。孩子背完了唐诗，我们说背得真好。孩子又背了一遍。我忽然发现，唐诗这玩意儿，要是你一再重复地背它，就会显得伤感了。小苏说：“戴黛，美国，是个很美很美的国家，你到那里去，也会很美。那个地方也有白日依山尽，密西西比河入海流。”
“他们会给她起一个美国名字吧？”我说。
我们想了一会儿，根据中国公司里中国人给自己起英文名字的套路，她会被叫作黛茜？
“你喜欢黛茜这个名字吗？”小苏问戴黛。
孩子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又摇摇头。
事实上孩子不叫黛茜，她叫琳达。那得是下半年，小苏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爱荷华州的电子邮件，用英文写的，里面有孩子的照片，有她的近况介绍。名叫琳达的女孩穿着裙子，微笑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她肤色偏黑，的确像好莱坞电影里的亚裔女孩。小苏用英文回信，祝他们幸福，后来他的邮箱被人黑了，也就失去了消息。
雨停了，我们带孩子来到了戴城的儿童剧场。那地方我从来没去过，在我的童年时代，只有优等生才可以进去看免费的会演，杨迟之辈是常客。现在我终于也能名正言顺地进去了，带着我们的半吊子女儿。当天表演的是舞台剧《新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我们买了四张票。走进剧场一看，太破了，上座率只有三分之一，好些地方灯都不亮。杨迟说：“以前这儿可漂亮了，现在搞成这样。”
我说：“喂，看白雪公主会不会对小孩有心理阴影啊，什么继母皇后的。”小苏说：“介绍上说了，新白雪公主，另外一个故事。”我抠着漏洞的座椅套子，心想，不知道会看到什么场面。灯光暗下，幕布拉开，一个中年微胖的女演员饰演白雪公主，手里拿着宝剑要去和恶龙决战。小苏说：“这是白雪公主吗？”我指着戏票说：“新白雪公主。”小苏说，好吧，继续看下去。过了一会儿小矮人出来了，我们数了数发现不对头，只有三个小矮人。这时白雪公主也问了：“还有四个呢？”那三个小矮人说：“他们挖矿去了。”于是这出武装白雪公主的舞台剧里，前前后后就只有三个小矮人，白雪公主带着他们屠了六条恶龙，没有皇后，没有猎人，没有王子。杨迟摇头说：“早知道演员不够用，干吗不演一出‘灰姑娘屠龙记’呢？”小苏说：“大爷的，我们四个人就能演。”戴黛说：“狗狗可以演龙。”我说：“齐活了。”胖子白雪公主说：“下面的观众请不要大声喧哗。”
看完这出戏，我们都认为，这是此生看到的最烂的也最欢乐的草台班子演出。我们带着孩子离开，在剧院门口买了一个红色气球，站在街边等出租车。过了一会儿，孩子哭了，一撒手，气球也飞走了。
“气球飞走就算了，再买。”我说。
“是她先哭了然后气球飞走了。”小苏说。
我们三个一起蹲在街边安慰她，她还是哭，也不再想要气球。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孩子一直很乖巧，搞得我们手足无措，仿佛真的变成了三个小矮人。过了一会儿，出租车来了，我们抱她上车，眼泪还是停不下来。我们也快哭了。车到闹市区，下来找吃的，老杨问孩子想吃什么，她抹着眼泪一指炸鸡店的招牌。我心想，这倒不错，已经认识这个了，去美国饿不着你。
我们不明白她为什么哭，吃过了炸鸡，也就忘记再问她。一直到后来，杨迟遇到蔺老师，说起这件事。蔺老师沉吟道：“派出所说戴黛就是在儿童剧场门口捡来的。”那时候孩子已经走了。
于是我闭上眼睛，想象中的一幕，我们三个人站在剧院门口，背后是白雪公主和三个小矮人的海报，一层层的台阶向上，有一个阴沉寂静的入口。街道无人，地面上的雨水痕迹被短暂的阳光晒得半干。湿热，沉闷，我们孤零零地站着不能动弹。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过来，车前杠上有个女孩，男人仿佛没有看到我们，把女孩放在街边自顾走了。
我们带着她，一直站在街边。我们像四个孤儿，我们永远在一起又永远等着散伙。红色气球飞上了天。我曾经一次次地梦见这个场面，醒来觉得心灰意冷。
孩子不知道，我和小苏也不知道，老杨曾经铁青着脸去福利院。蔺老师说：对方是一对美国夫妇，已经五十多岁，在爱荷华州一所大学教书，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戴黛的未来，你完全不用担心。杨迟说：“我们来认养她的时候，你说过一句，戴黛不行。你从那时候就知道她会被领走了，对吗？”蔺老师说：“是的。”杨迟说：“那为什么还要让我认养她？”蔺老师说：“这不是我的决定，杨院长说了算。你能领一个白内障的男孩回家吗？你做不到。”杨迟冷冷地说：“你演员也不够用了。”蔺老师忧伤地看着他，老杨没再说什么就回来了。
雨季太长了。我们坐了很久，等着美国人把戴城游览一遍，然后带走她。
这一天老杨独自骑着自行车，把戴黛送回福利院。孩子坐在前杠，顶着夏天的风，头发一再撩起。老杨汗流浃背，最后不得不脱了汗衫，光着膀子骑车。
杨迟问：“我们就要分开了，你会想我吗？”
孩子说：“会的。”
杨迟说：“其实我想问的是，你会记得我吗？”
孩子说：“会的。可是你要去哪儿？”
杨迟愤愤地说：“我要去讨债，有人欠了我的钱不还。等我要回了这笔债，我们就可以再见面了。”
那个夏天杨迟被派往划水县讨债，我还想陪他去，老杨说不必了，这次和朱康一起去，不会再让这王八蛋溜走。接着又骂道，唐僧取经都只取一次，他妈的，取这十万块跑了八次，这算什么事。小苏说：“戴黛怎么办？”杨迟说这次不会太久，两天搞定，如果搞不定他也会及时离开划水县。各处江河的洪峰一波一波过来，总理都上了堤坝。小苏的爸爸是水利工程师，小苏比较懂这个，摇头说：“总理在这种时候上堤坝，历史上从来没有。大灾之年，你早去早回吧。”
我们天天在电视上看新闻，洪水告急，杨迟没回来。过了几天，朱康从划水县回到戴城，一分钱没拿到。包部长问：“杨迟呢？”朱康说：“我不知道啊，我以为杨迟已经回来了呢。”包部长没当回事。又过了几天，杨迟还是没踪影，也没电话。老杨的爸爸冲到销售部，揪住包部长，要他交出儿子。包部长耸肩说：“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又捡到孤儿了？”杨迟的爸爸打电话报警，问题是，戴城警方不管划水县的事儿，也不能肯定杨迟就丢在了当地。再想去那儿，发现公路线已经停运。
老杨不见了。
那个时候，蔺老师打杨迟家的电话没人接，最后打给小苏，我们两个正在喂狗吃药。
“你们要是想来送送她，就现在。”蔺老师说。
小苏说：“杨迟出差去了。等他回来可以吗？”
蔺老师说：“这不可能，机票都订好了。你和路小路来送她吧？”
小苏看看我，我默然摇头。小苏挂了电话。我们两个坐在小板凳上，摸着狗，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的杨迟，还有戴黛。小苏忽然说：“你觉得心碎吗？”
“是的。心碎了。”我说。
我对小苏说，白雪公主和三个小矮人屠龙，这是一出闹剧，我不希望有某个小矮人被龙给吃了，在一出演员不够的烂舞台剧里，他们很有可能这么编排。
我们再也没见过戴黛。很抱歉，此生还没有结束我就这么说了。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混不下去的日子里，总是会想起厂医姐姐。所有人都离我而去的时候，这个最为遥远的人仿佛一直和我在一起。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已经收缩成一个很小的点，有点像宇宙黑洞，质量聚合，但它并不能使我粉身碎骨，它只能使我停止片刻，偏向，或者失忆。
她已经变成了外国人。这个事实属于另一个维度，在我的前半生，这件事并没有轮廓，不具备意义。后来戴黛也去了美国，她们忽然清晰起来，彼此照亮对方，令我后脊发凉。
前半生我所知道的外国人，头一个是白求恩，他跟我们长得不一样，但是想法很一样，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人，美国的邻居。第二个是马克思、列宁等人，这不用说了，我也忘了谁先谁后。第三拨就轮到电影上看到的斯拉夫民族大串联，其实都是演员。我妈曾经很自豪地说：其实你最早看见的外国人是西哈努克亲王。七十年代他来过戴城，我妈抱着我在街边看热闹，看到轿车开过。后来我奶奶说，我这辈子最早看见的外国人不是西哈努克亲王，而是耶稣的画像。但她又说，耶稣不是外国人，是主。主在一切国界之上。
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我经常会想起领走戴黛的那位美国大叔，像光芒万丈的神，把孩子拯救出去，来到繁华的美利坚。后来小苏说，爱荷华州其实蛮荒凉的，大学里可能会热闹些，美国人的生活比中国人贫乏，纽约除外。
我想象着这个孩子拥有了美利坚户口，讲美式英语，看好莱坞电影，吃汉堡。这种事情讲给福利院的孩子听，他们不一定明白，但假如每个人头顶都有一个守护神的话，那个神一定在发威。但是那个神正如我奶奶所说，有着巨大的裂缝。
我想象着美国大叔和美国大婶走进戴城，肯定会看到粉墙碧瓦的火车站，贴着瓷砖，上半部分像城隍庙，下半部分像公厕。外国人不懂中国艺术，不然，“山欢迎你”的书法也可供他们一乐。这是一座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城市，比耶稣还多了五百岁，当然，这里不可能有春秋时代的遗迹了，最多看看明清的，也够了。我们一说美国，就讲他们没多少年历史，全是史盲，二五仔，脑子是直的，好像脑子会拐弯是历史的沉淀。我说过，电视上拍的外国游客，都是背着相机，到处乱拍照，爱吃戴城的各种点心，不会说鸡毛汉语，也知道中国人听不懂鸡毛英语，凡事只会竖起大拇指，说good，或者说，耗！
这种形象太他妈的深入人心了，前半生二十五年我都是这么乐观地看待白种人，他们出现在中国人的广告里，也是只会竖起大拇指，good或者耗，在贫乏的八十年代，这个形象可以迅速地让一种肥皂或者一种零食变得家喻户晓。甚至还可以教会他们说相声，教会扭秧歌。在我眼里，他们既是神仙，也是猴子。但是真他妈的可惜，我连一个外国人都没打过交道。你知道，人有时候很虚幻，以为自己明白，看看电视就够了，如果只活二十五岁就死掉，这种虚幻倒也不错，不幸的是还得活下去。此生此世，我要认识更多的事物，神和猴子，一个一个，分列两厢。
我能想象得到，美国大叔和美国大婶来到戴城福利院，那条两旁有凤尾竹的小路，走进门，里面一片静谧，沿着干干净净的水泥路走到教室门口，看到中午的菜汤。法克。这感觉和我们是一样的，普天之下人同此心，但是即便白人大叔大婶，对此也无可奈何，唯一的办法是领一个走。这和杨迟的做法差不多。我曾经认为他们是神，然而神理应拯救所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利院才是神，美国大叔只是一个好心人。我想象着他们走进教室，蔺老师说：你们挑一个吧。不对，蔺老师不会这么无礼，会按照福利院的价目表报价：这个健康的，一千美金的抚养费，这个残疾的，八百美金。美国人当然不是来买打折货的，他们有足够的一千美金，但是他们只打算支付一份。杨院长手里其实还有价钱更便宜的，两百美金，甚至倒贴两百都愿意，但杨院长不会把那样的小孩带出来。美国大叔大婶一定犹豫了，像我们当初来到时一样。最后杨院长走到教室的最后一排，指向戴黛。这个是健康的，五岁了，她在街边被人捡到，经过派出所转送到福利院，她很文静，记性不太好，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弄丢的。她一千美金。
美国大叔大婶会不会发疯？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在我想象中绕圈，我就疯了。
这个孩子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即使她告诉我们的，也只是停留在记忆的表面，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究竟是穷困呢，还是末路呢，还是根本疯子。她能力有限，缺乏依据，并且时间会将更多的、没有说出来的记忆携带着母国和故土沉入深海，仅剩一艘木筏漂在水面。这个孩子像过去一样站起来，茫然地看着美国大叔降临，美国决定收养她。孩子坐着记忆的木筏去往黄金海岸。
美国并不远，但我们和你们之间，在前半生确实隔着神界的裂缝，以至于我无法直视。美国是黄金海岸，中国也是黄金海岸，在我看来，只有矬逼不在黄金海岸。
其实我估计错了，在此后的漫长时间里，那个女孩湮灭在记忆中。我只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会想起她，然后继续忘记。我前半生忘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很多年后的一个夜晚，我喝多了坐在街上发呆，小苏从瑞士打我的手机。小苏说：“我找了杨迟很久，找不到。”我说老杨正在外地，投资了一家IT公司，结果老板二十五岁脑溢血，过劳死了，老杨他们天使基金的钱都打水漂啦。小苏说：“我忘了爱荷华州那个教授的邮箱很久了，但是我还记得他的姓氏。”我说，那又怎么样呢。小苏说：“我用推特查了这个叫琳达的女孩，找到了，二十岁，亚裔。你现在能用推特吗？”我说我能用个鸡毛，我连车都打不到，司机不想拉一个坐在街上拦车的醉鬼，那二十岁的亚裔女孩说什么来着？小苏说，都是些关于旅游的内容，她在念书呢，没什么大事。
我说：“那就好。你留言了吗？”
“我没有。我们当年就说好了，她的过去一笔勾销了，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小苏说，“但是她有一串签名用英语写的，很有意思。”
“我现在听不懂英语，你翻译过来。”
小苏说：“大意是说：我要变成一只独角兽，撞翻你们这些asshole。”
这么快，这么轻巧，我们的半吊子女儿也到了会骂人傻叉的年纪。二十五岁那年，我什么都不懂，只会骂人傻叉，活到四十岁我方才恍然大悟，捏着手机，忽然感到一阵晕眩，像一个asshole，醒悟得太迟的asshole，带着巨大的裂缝，被十五年前那头纯洁的独角兽撞翻，就此躺在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