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苏在农药厂发展得很不顺心，先是化验室着火了，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但董事长说全体化验员一起受罚，扣了半年的奖金，收入只有原来的六成。我们一起骂，这厂有史以来炸过无数次，是戴城出了名的“城南火药桶”，化验室着火算个屁。但董事长不答应，因为他有股份了，弄坏的其实都是他们家的烧杯量杯。
紧跟着，化验室的主任下岗了，这主任对小苏挺好的，他一走，小苏没人罩着了。化验室趁机排挤小苏，把他调到甲胺磷车间，做了一个车间化验员，这就等于说，原先是司令部站岗的，忽然送到前线去放哨了。小苏心想，这鬼地方要是待久了，也得跟阿泰一样，射出来的全他妈农药啊。
小苏掉进了坑里，拿着申请报告，想让厂里开证明，去考研。老杨劝住了他，说最近厂里事故太多，你这证明不但开不出来，还有可能让自己直接去做操作工。董事长的残酷，过去不知道，只在《资本论》上看到过一眼，现在算是明白了。
小苏说：“会不会也让我下岗？”
杨迟说：“那倒不至于。你本科生，年轻美貌，厂里给你办了戴城户口，不会让你随便流落到社会上去的。美死你了，想走哪那么容易的？”小苏心里一凛，操，没搞清楚，这农药厂的头头，到底是资本家呢还是国家干部，仿佛两者兼有，既捏住了政治前途，也榨干了剩余价值。
女研究生降临了，放寒假的第一天即买了张火车票从北京杀到戴城，要和小苏算账。
小苏去火车站接女研究生，对戴黛说：“记得提醒你爸，给我喂狗。”戴黛说：“你早点回来。”小苏说：“我带阿姨回来给你认识。”戴黛说：“路哥哥说，咱不稀罕。”小苏说：“不稀罕什么？”戴黛说：“不稀罕阿姨。”小苏就摇摇头走了。
等我遇到孩子，她又把这个讲了一遍，我急了，赶紧教育她：“阿姨来了，要说欢迎阿姨。”孩子又茫然了。杨迟说：“你把她教傻了，多事吧。小苏的女朋友快跟他分手了，你还说不稀罕。他可稀罕了，他又没女人。”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带上孩子回农药新村算了，一则躲开点麻烦，二则让他们也快活快活，说不定还能有挽回余地呢。
根据小苏招认，女研究生是北京人，他大学时代的同学，谈了两年的恋爱，本科毕业之前本来打算一起到戴城来工作的，该女生临时尝试考研，由于成绩优秀，智商爆棚，轻松就考上了。小苏只能独自来到戴城，她留在了北京，保持着名义上的恋爱关系。十八个月之后，姑娘受不了了，追过来了，要把这件事像搞化验一样，除了成色和反应状态之外，必须得出明确的数据结论。
回家的路上，我问杨迟：“和女研究生谈恋爱是不是很可怕？”
杨迟说：“你哪儿听来的这种鬼话？”
我说：“都说博士娶硕士，硕士娶本科生。学历低的不能娶学历高的。”
杨迟说：“事情是这样的——女研究生仅仅是对男本科生来说比较可怕，但是你这种技校毕业的，实际文化水平等于初中二年级的，你不用害怕任何学历的女人，给你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女博士，你也应该笑纳。”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说，“怪不得小苏一直说要考研，原来是为了这个。”
杨迟摇头：“我要是小苏，我才不娶女硕士呢。坐拥纺织厂老板的女儿，过两年直接继承遗产，多开心。”
杨迟的鬼话，都是给自己贴胸毛的。如前所述，高中时代他上床的女孩是支边子女，家里穷得叮当响，当时追求他的女生之中有好几个是干部的女儿，他都不爱。大学时代，他选择的绍兴师姐，也是浪漫有余、实力不足的家伙。终其一生，他爱上的都是些穷姑娘，无一例外。
我们回到农药新村玩了一会儿，戴黛的衣服有点薄，我妈织了件毛衣给她。我看见毛衣的成色有点不对劲，红白相间横条纹的，像美国国旗。我说这白色部分的料子看上去好熟悉啊。我妈说：“就是你以前的女朋友给你织的围巾，我把它拆了。”
这是厂医姐姐送给我的，在离开戴城之前，她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亲手给我织了一条白围巾，羊毛的。她手艺有点差，跳针什么的都有，但是我珍爱它，由于珍爱加上手艺差，我从来不戴这条围巾，藏在柜子里。柜子里还有我妈织的围巾，手艺超棒的，我妈立刻就发现了这条残次品，闭着眼睛一猜，就知道是个笨手笨脚的痴情姑娘。我妈追问半天，我说这是前任女友的手迹，她已经跑路了。我妈很不高兴，觉得我吃亏了，顺便嘲笑了一下围巾太差。现在，她把围巾拆了。
我颓然坐下，脑子里呼啦啦又出现了厂医姐姐织围巾时的模样，她坐在灯下，她温柔而腼腆地笑着，让我不要嘲笑她的手艺，她把围巾挂在我脖子上的那一瞬的自豪和陶醉，仿佛我已经变成了民国的知识分子。现在，它被拆了。
“她一辈子就织这么一条围巾，以后她也不会给男人织了，你拆它做什么嘛！”
“干吗一辈子就织一条围巾？”我妈问。
“因为，”我他妈的简直快要说不下去了，“她是一个女知识分子，我们分手是因为她去上海读研究生了，现在她在美国，或者英国，或者澳大利亚。你觉得她会像你一样打四十年的毛衣吗？”
我妈吓住了。也许在她看来，我完全没有资格被女研究生爱上，世界上也没有会织围巾的女研究生。这件事没法解释清楚了。我看她有点难过，就说：“算了，你就给孩子吧。我也没意见。以后别提这件事了。”
戴黛穿着毛衣仰视我，有点害怕。我说：“这衣服归你了，哥哥不心疼。”听到杨迟在身后阴阴地说：“原来你也睡过女研究生。”
戴黛穿上这件毛衣很好看，在镜子前面照了很久。杨迟回家找了一顶棒球帽，蓝底白星图案，现在她看上去就是华盛顿广场前面的亚裔儿童，十分洋气。杨迟顺便教她唱了几句美国国歌，我跟着学了一段，也就忘了厂医姐姐的事。我本来已经不想提她了，硬被提起，自己也觉得很没劲。
那天晚上戴黛由杨迟的妈妈带着睡了，我和老杨在羊肉店里喝羊汤。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说：“这会儿小苏一定在做男人吧？”
杨迟说：“是。明天晚点过去，先把戴黛送回福利院吧。”
“好吧。”
我猜对了，小苏那晚上确实爽透了。但有一个关键因素，我和杨迟都忘得一干二净：我还有八十多张黄碟落在小苏家里，被女研究生发现了。
那天小苏带着女研究生回到家，发现我们都跑了，狗关在笼子里呜咽，家里散落着空酒瓶和空烟盒，到处是烟蒂。小苏本想把这几个人介绍给她认识，见此情景也就不提了，专心收拾屋子。女研究生转了一圈，笑吟吟地说：“你现在也抽烟喝酒了？”
“解闷。”小苏说。
这无疑是好的。因为离开了你，所以我变得如此凌乱。弦外之音，姑娘听得懂。夜里出去吃饭，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小苏说，戴城农药厂甚是无趣，本想考研去北京，但厂里不肯开证明，档案转不过去，假如自己辞职了去考研，就要赔给厂里两万块钱的“人才培养费”，等于是一年的工资。小苏掏不出这笔钱。女研究生说，这笔钱她来出，别跟这个狗地方待着了，饭馆里的菜都那么甜，炒个青菜都放糖，妈的，她可不想小苏继续胖下去。
小苏又把话反过来说，其实戴城还是不错的，一则是他的故乡，二则有了高新技术开发区，他所厌恶的仅仅是农药厂，仅仅是甲胺磷，所以女研究生也可以考虑来戴城发展。她摇了一连串的头，大好的北京姑娘，当初就没打算真的来戴城，现在来了，发现这地方不是人待的，什么高新开发，有北京更高吗？小苏心想，唉，原来你要和我一起来戴城，也就是说说而已，怪不得考研去了。
两个人话不投机，吃过饭回到家里。小苏安排女研究生睡在楼上，二楼是他表姐新装修的，有一套崭新家具，平时不住人。天已经黑了，但还不是很晚，小苏喂狗，女研究生看到楼下有电视机和VCD，就问小苏，有什么片子可以看的。一边问，一边打开了柜子下面的抽屉。
我说过，那种碟片不用播放，光是封面就能让人看得死过去。女研究生伸手掏出两张碟，觉得非常害羞，考虑到小苏作为一个孤独男人，理应有这种释放渠道，就没吱声，又掏出两张碟，还是黄的。等到她把八十多张碟全都掏出来，小苏也喂好狗了，走过来一看，就诡笑起来。
女研究生斜眼瞄着小苏，脸色绯红地说：“竟然有这么多？”
小苏说：“这是路小路留在我家的。”
女研究生说：“哟，叫小露的姑娘，不错啊。露哪儿了？”
小苏说，不是的啦，别这么敏感嘛，路小路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并一个叫杨迟的，也五大三粗，都是本地人，他在戴城结交的朋友。女研究生撇嘴，心想，在我们北京，谁不知道你们戴城这种江南小城专门出产雌性男人（后世叫作“娘炮”），别说打架，就是骂人都软软的，你们这儿的五大三粗搁北方都是跳楼甩卖价。不得不说，这是北方人的歧视，我们这儿也有亡命之徒，而且我们和北京人一样瞧不起外地的——全中国有几个城市是瞧得起外地人的吧？
回到黄碟的问题上，女研究生对小苏说：“你不能这么看黄碟，会伤身体的。”小苏心想，你这口气怎么跟批发黄碟的姑娘一样？没敢吱声，只说这是路小路贩碟留下的货。女研究生说：“贩碟，哪能八十多张都不重样的？”小苏解释说：“黄碟就是这样的，尽可能不重样，因为做很多回头客的生意，如果重样了，别人来换货，一来二去就会惹上麻烦。再说顾客也很坏，借口重样的多看几张碟，成了免费租黄碟的了。所以最好不要重样。”女研究生笑着说：“门儿清啊，这些你都看过了？”小苏红着脸说：“没有啦。”
女研究生叹了口气。当年在北京化工学院，小苏因为窜到录像厅看黄带，被人挂了皮带押出来，通报批评，她都是知道的。本来以为他交友不慎，现在看来，他是不交慎友，专门遇到坏人。女研究生从兜里掏出香烟，点上一根。小苏诧异地问：“你现在也抽烟了？”
“解闷。”她说。
小苏也抽了根烟。抽完了，走过去吻了她一下，彼此感觉是在亲一个烟灰缸。然而又很刺激，时过境迁，大家都堕落了。女研究生抬手往机器里面放进一张碟，电视机音量早先被杨迟调到很大，立即发出六十分贝的呻吟。小苏跳起来调小了音量，正好两个人都能听到，也不至于吵着隔壁。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多年之后他才告诉我的：那一晚上他们够抵得上五张黄碟的当量，干柴烈火，如胶似漆，把前半辈子的爱都做绝了。我说：“后来是怎么停下来的？”小苏说，很不幸，天亮前顺手放了一张碟，是大胸女老板送给我们的冷僻货色，两男。当时女研究生就愣住了，随即讪笑说：“你还好这口？”小苏顿时无力，也跟着诡笑起来。
第二天中午我和杨迟上门，我顺手掏钥匙开门，狗扑了过来，像有千言万语要说。到院子里看见一个姑娘在刷牙，直愣愣地回头看我们，叼着牙刷。我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敲门。
小苏头发蓬乱坐在家里，眼圈发青，头晕目眩，看见六个人走了进来。我们不敢和女研究生打招呼，她扭脸上楼。我低声问小苏：“你没事吧？”
小苏看着我身边的位置说：“没事。”
杨迟说：“不好意思，本来想晚点来的，怕打搅你们。没想到这么晚来，还是打搅你们了。”
“不用客气，你大爷的。戴黛呢？”
“回福利院了。”杨迟伸出两根手指，“这是几？”
“五。”
“不错，你酒精中毒了。”
有姑娘在，我和杨迟也不敢造次，坐在那里抖腿。老杨顺手打开电视机，又开了VCD，想看碟。电视机立刻放出火爆镜头，并一连串的呻吟。小苏扑过去关电视，按了三次，没摸准开关。我和杨迟一起叹气：“爽毙了吧？小苏。”
这时女研究生梳洗完毕，从外面跑进来。这是个非常大方的姑娘，但也暗藏杀机，一如我遇到的所有北京妞。她给我们倒茶，递瓜子，并招呼道：“别客气啊，吃。”这房子在她来之前，我和杨迟是正主儿，无所顾忌，什么都敢碰，她只用了五分钟就把自己变成了女主人。我很欣赏这种做派。
女研究生在小苏家里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都跟那张冷僻的黄碟有一点关系，比如小苏睡的大床上，有三个枕头，而被子只有两条。她没吭声，默默地观察。我和杨迟为了在她面前示好，经常搂住小苏的肩膀说话，这种行为其实也很普通，但你要是起了疑心，就会觉得这是一群混账。小苏没说错，我和杨迟确实都是五大三粗的，不像干那种事的人，然而由于我们过度地豪爽与粗犷，小苏反倒成了个娘炮。
那几天，我们经常上门，看到女研究生用一种嘲笑的眼神瞄我们，心里七上八下的，始终不知道犯了什么错。后来意识到，她可能把我们当成是那种关系，但是又不挑明了说，究其原因，大概是在猜，小苏是不是也卷入其中。姑娘可机灵了，轻易不表态。有一天聊电影，她说她很爱看《堕落天使》，我和杨迟对看了一眼，差点笑出来。我说我这里有王家卫的新片子《春光乍泄》，观众评价很高，交口称赞的，我还没来得及看。她也很感兴趣。放到VCD里大家看了个开头，她大笑：“你们天天看这种片子吗？”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什么好基友、玻璃、兔宝宝、断背山，都不带说出来的，也找不到合适的词可以说，唯一可用的就是“同性恋”，又未免太正规，搞得像审判似的。我们三个人确实也没有这方面的嗜好，即便有，也不算坏事，但没有就是没有，犯不着假装有。女研究生咬着嘴唇研究了半天，没得出结论，始终笑吟吟的。我们被她看毛了。
有一天，女研究生趁着小苏不在，半开玩笑地说：“我看哪，你们俩把小苏带坏了。”
“何以见得？”
“抽烟，喝酒，赌钱，打电子游戏。”女研究生说，“这些他以前根本不懂的。”
“他也教了我们一些东西……”老杨低下头，嗫嚅着说。
“不就是下围棋吗？”女研究生说，“他还没我下得好呢。”
“不，某些生活上的坏习惯。”老杨扬起头看着她，连连忽闪双眼。
“什么呢？”女研究生皱着眉头问。
“裸睡……”老杨又低下头，对着手指不敢看她。
女研究生正在喝茶，一口没憋住，全都喷了出来。她站了起来，摸着自己的耳垂，原地绕了一圈，仿佛迷失了方向。小苏平时是不是裸睡，她知道得最清楚。我忍不住问杨迟：“为什么裸睡是坏习惯？”杨迟说：“小苏自己说是坏习惯，但他改不过来了。”女研究生哭丧着脸说：“你们俩别再说下去了，恶心死了。”
女研究生扭头上楼。小苏回来了，问：“她人呢？”
“楼上。”
小苏兴冲冲地上楼，喊了一嗓子，接着就沉默了。乌云压顶，我和杨迟对看一眼，知道这祸闯大了，收拾收拾东西赶紧溜走。
关于同性恋这一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我曾经经历过一个天真的年代，那时候我们刚刚知道这个词，觉得有趣，两个男人腻在一起就被人说是同性恋，也不认为是羞辱，仿佛同性恋就是腻在一起而已。小时候，我问我妈，什么是同性恋嘛。我妈是个懂行的人，一巴掌把我扇了回去。后来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学了点青少年心理，大概是外国人写的书吧，她被告知，青少年需要进行正确的性教育，如果没有教育（例如一巴掌扇回去），他就会变成一个坏蛋。对她那一代人而言，教育小孩的水平主要体现在巴掌的轻重和频次。我妈从善如流，变成了一个循循善诱的中年妇女，把我叫过去，讲了一下婚前性教育，顺便也说了说同性恋。可惜她理念粗糙，主要停留在青少年不可自慰、与女同学接触要克制欲望的层面。那时我已经十八岁，很不屑地说：你知道什么是同性恋吗，这么时髦的东西。我妈说：呸，我在国营工厂做了三十年，什么人没见过？当年有个男工人，打扮得不三不四，曾在男宿舍与人裸睡，被揭发了，判刑游街，反革命流氓鸡奸犯。我妈当年也是个少女，看到这种罪名，不由脸红耳热，小心肝扑通扑通的。有懂行的女师傅就告诉她，这东西不是跟阶级敌人学的，古已有之，或者说压根就是天生的，所以专政武器压不住。
我妈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和杨迟有一腿，虽然我们从小混在一起，勾肩搭背，鬼鬼祟祟，但都是正当范畴。中年以后，社会上这种事渐渐多了，我才问我妈，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和杨迟。我妈说，当年她经常开我的抽屉，里面的画报全都是花花公子龙虎豹，一概裸女，她就放心了。至于杨迟，十六岁就睡了姑娘，整栋楼都知道，他的性取向应该也是偏向异性的。老太太没说同性恋不正常，可见她比我时髦。
当天在小苏家里，女研究生由于具备了这方面的常识，同时又不具备我妈的强悍手段，她先自怯了一半，以为小苏是个双性恋。后来想想又不太对，就揪住小苏盘问。小苏是个聪明人，并没有解释我和杨迟的性取向问题，而是说，这两个浑蛋从小就捉弄人，恶作剧方面的智商有点偏高，顺便讲了一下杨迟卖农药捉跳蚤、路小路摔断胳膊讹诈之类的事情。女研究生就明白了，心想这也太嚣张了，完全不把我北京姑娘的智商当根葱，得治治你们。
第二天在厂里食堂，老杨遇到小苏，还着脸问：“情况怎么样？”小苏艰难地咽下一口饭，说：“昨天晚上我们吵架了。”
老杨低头吃饭。小苏愣了一会儿，问道：“你们两个人裸睡真的是跟我学的吗？”老杨放下勺子，看看他，觉得他又矬又可爱。这一刻，真的有一种奇怪的冲动，不提也罢。
小苏说：“我和她分手了。”杨迟一哆嗦，心想完蛋了，弄假成真，你丫莫非是要吃定老子？小苏呆呆地说：“分手的原因，主要还是我没法去北京，她不愿意再等我。”老杨松了口气，说：“还是因为那两万块培训费交不出来？这是惯例。也有不交的，路小路说过，糖精厂以前有人绑着雷管冲到厂办，就不用交钱了。”小苏摇头说：“这套已经行不通了，去年有个人绑着雷管闹事，被特警队的狙击手一枪打死了。”杨迟说：“那我们换个办法？”小苏摇头说：“两万块我还是能凑出来的，但我不能一点没着落就去北京渗着，这太丢人了，我爸爸也不会答应。算了，已经分手了，不去想了。”
小苏意兴阑珊，拎着饭盆独自走回化验室。杨迟跟了上去。小苏说：“她说，如果我再不去北京，她就耽误了，家里催着她找男朋友呢。”杨迟说：“你怎么说呢？”小苏说：“我向她道歉了，不应该耽误她，她干吗要喜欢一个农药厂的化验员呢？”杨迟心想你个傻叉，有这么哄姑娘的吗？但是也不能替他去哄啊。小苏说：“真没想到，前两天还好好的，今天分手了。”
这种疯狂做爱以后的猝死式分手法，老杨在高中和大学时代都曾经经历过一次，觉得特别不能接受，充满了无奈和悲怆，心灵脆弱的人早就跳河了。其实我也经历过，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人生的蒙太奇，会使你余生都活在另一个地方，会使你在高潮到来的一瞬间想到死亡，想到永别，想到小时候弄丢的一支铅笔。我当时不在场，没法安慰小苏。于是老杨安慰道：“我就没见过北京姑娘愿意嫁给河南人的。”小苏胸闷，说：“他大爷的。”
星期五下午，杨迟和小苏请了假，又叫上我，躲在家里试图说服女研究生。我们费尽口舌，从秦香莲说到王宝钏，嘴巴都能放焰火了。女研究生非常坚决地说：小苏在戴城生活得不错，有你们两个陪着，看起来不会寂寞。杨迟说：“其实只有一条狗陪着他，我们俩迟早是要跟着某个姑娘天涯海角的。”女研究生说：“你们还有姑娘？再把裸睡的恶习传染出去？”我们一听这个就不说话了，告辞出门，去孤儿院接戴黛。
孩子和我们渐渐熟了，也知道期盼周末。蔺老师说：“她现在有时间概念了，知道问今天星期几了。”又问：“小苏呢？”我们胡诌说，小苏又发烧了。蔺老师说：“小苏很善良。”
我们带孩子出门，蔺老师又送我们。遇到杨院长，她对杨迟说：“前几天《戴城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们提到你，记者要了你的电话，他想采访你。”杨迟说：“我不要接受采访。”蔺老师说：“你就接受吧，我们福利院需要宣传，更多人来资助。”老杨想了想就答应了。
我们又来到小苏家，敲门。这一天孩子很兴奋，她高兴了管我们三个都叫爸爸。我很喜欢这样，虽然我不是她爸爸，但每当她这么喊我，就觉得心里有什么地方塌陷下去，必须得过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原状。小苏同样有此感受。
女研究生出来开了门，见是我和杨迟，没废话。忽然听到膝盖底下传来低低的声音：阿姨。女研究生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我们，没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讪讪地带着孩子进去了。孩子进门看见小苏，稍微大声地叫道：爸爸。小苏正在喂狗，冷不防听到戴黛喊他爸爸，心里立刻塌了，走过去抱了抱她。
现在女研究生已经完全糊涂了，又摸着耳朵在原地转圈，然后说：“她喊谁爸爸？”
我们指指小苏。
我说：“小苏，你平时写信不说这件事的？”
小苏说：“前阵子写信都在说分手的事情，来不及说这个事。”
女研究生撑住门框，摆手道：“你不用再说了。”过了一会儿抬头说：“不对，你不可能在大学里生了个女儿，”又转头对我和杨迟说：“你们临时找了个女孩来骗我的，对吧？就想让我生气，对吧？我哪儿得罪你们了？”
戴黛走到狗身边，搬了一张小凳子坐下，拍拍狗的脑袋，狗趴下了，做出很懂事的样子。显然，这不是临时找来的。她认识这狗，狗也认识她。
女研究生说：“你什么都别解释了，我不想知道你们三个人在搞什么鬼。我算是撞到鬼了。”说完拎了旅行袋就走。小苏：“我送送你吧。”女研究生说：“不用了！”人已经出门了。小苏摸着脑袋，找了个凳子坐在戴黛身边。我们目睹着女研究生离开。杨迟歪着脸说：“要不还是解释一下？”小苏说：“以后吧。”
我有点同情小苏。在我的前半生里见过各种分手的场面，拎包走人是最普通、最简单、最公式化的，它就像三流电视剧里的一个过场戏，无须为此难过。但是你又怎么能接受一个拎包走人式的结局？小苏冷着脸，扭头看戴黛，孩子还在拍狗的脑袋。小苏就拍了拍孩子的头，什么话都没说。
大概过了一分钟，听到门口哐当一声，女研究生又回来了。她显得狰狞，一把推开杨迟，一把推开我，走到戴黛面前，柔声问：“小朋友，叫什么名字？你亲爸爸到底是谁？”
戴黛抬起头说：“我没有爸爸，我是福利院的。”
小苏没好气地说：“你别问她这个，吓着她了。你走吧。”
女研究生一把薅住小苏的领子，说：“苏胖子。”喘了口气，又说：“苏胖子。”喊了三次，苏胖子乐了，脸色绯红，就是不说话。女研究生心如刀绞，说：“苏胖子，你想气死我是吗？”
杨迟走过去，把戴黛牵到门口，说：“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又低声对我说：“马上就要疯狂了，赶紧走吧。”
女研究生说，她其实没有打算跟小苏分手，只是逗逗他，或者说得更准确些，逗逗杨迟和路小路。没想到这帮人把事情做绝了，居然带了个小孩出来。老杨说：“其实是你自己误会了。”女研究生说：“你们还是故意的，这样不好，对小孩不好。”老杨说：“唉，是你自己问的，我们一般不在她面前说福利院和亲爸这种事。但是你也别觉得不能说——福利院里每个孩子都知道自己在福利院。他们比你想象的更懂事。”
我们在小苏家吃晚饭，女研究生负责做菜，厨艺不错。杨迟说理科女生能这样的，算是上品了。孩子坐在女研究生的膝盖上吃饭，在福利院住了五天，又饿回去了，下午吃了不少饼干，这会儿又痛痛快快吃了两碗。女研究生说：“嘿，还真能吃。”戴黛说：“没办法，我在里面吃不到什么好东西。”
后来女研究生把孩子交给小苏，自己点了根烟，说：“你们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你们认养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知道该怎么办？”杨迟问。
“我也不知道。”女研究生笑了笑，转头对小苏说，“我是不会让你独自和一条狗生活在一起的。”
我们听到这句话，各自愣了一会儿，都觉得气血翻涌，无数往事像菜刀一样砍在心头。女研究生转身从包里掏出一个蓝色小本，拍在桌子上。我一看是户口本。小苏说：“什么意思？”
女研究生说：“我要和你登记结婚，就明天。”
小苏说：“这太急了吧？”
女研究生说：“结婚。北京你爱来不来。你来吗？”
小苏说：“我来。但是明天结婚太急了，我得先告诉我爸爸。”
女研究生说：“你现在就打电话告诉你爸爸。”
小苏说：“我爸爸这个人比较保守，不太能接受这么快结婚。”
女研究生说：“我来跟他说。”
小苏说：“那就你说吧。”
我说：“我出去买鞭炮。”
杨迟说：“我认识民政局的人，婚前体检可以免检，随便得什么病都可以立马结婚。”
那是冬天，临近春节，到处都是卖烟花爆竹的。我摸了摸兜里，只有十几块钱了，找老杨要了一百块，冲到店里，买了两串二百响的挂炮，十个二踢脚，剩下的全都买烟花了。回到小苏家，先把狗塞进笼子，踢到床底下。再跑到院子里，就着浓黑的夜色放炮仗。女研究生捂着戴黛的耳朵，孩子高兴极了。四下里轰然作响，近处的大楼反射着回声，仿佛那些巨大的玻璃全都要砸下来似的。接着放烟花，烟花的质量很差，有一个当场就炸开了。放完了，一切都平静下来，听到电视机里放国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就要开始了。
女研究生对戴黛说：“你猜今天发生了什么？阿姨要结婚啦。”
戴黛说：“那我们一起唱国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