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弃儿 第二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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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苏在农药厂发展得很不顺心,先是化验室着火了,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但董事长说全体化验员一起受罚,扣了半年的奖金,收入只有原来的六成。我们一起骂,这厂有史以来炸过无数次,是戴城出了名的“城南火药桶”,化验室着火算个屁。但董事长不答应,因为他有股份了,弄坏的其实都是他们家的烧杯量杯。

紧跟着,化验室的主任下岗了,这主任对小苏挺好的,他一走,小苏没人罩着了。化验室趁机排挤小苏,把他调到甲胺磷车间,做了一个车间化验员,这就等于说,原先是司令部站岗的,忽然送到前线去放哨了。小苏心想,这鬼地方要是待久了,也得跟阿泰一样,射出来的全他妈农药啊。

小苏掉进了坑里,拿着申请报告,想让厂里开证明,去考研。老杨劝住了他,说最近厂里事故太多,你这证明不但开不出来,还有可能让自己直接去做操作工。董事长的残酷,过去不知道,只在《资本论》上看到过一眼,现在算是明白了。

小苏说:“会不会也让我下岗?”

杨迟说:“那倒不至于。你本科生,年轻美貌,厂里给你办了戴城户口,不会让你随便流落到社会上去的。美死你了,想走哪那么容易的?”小苏心里一凛,操,没搞清楚,这农药厂的头头,到底是资本家呢还是国家干部,仿佛两者兼有,既捏住了政治前途,也榨干了剩余价值。


女研究生降临了,放寒假的第一天即买了张火车票从北京杀到戴城,要和小苏算账。

小苏去火车站接女研究生,对戴黛说:“记得提醒你爸,给我喂狗。”戴黛说:“你早点回来。”小苏说:“我带阿姨回来给你认识。”戴黛说:“路哥哥说,咱不稀罕。”小苏说:“不稀罕什么?”戴黛说:“不稀罕阿姨。”小苏就摇摇头走了。

等我遇到孩子,她又把这个讲了一遍,我急了,赶紧教育她:“阿姨来了,要说欢迎阿姨。”孩子又茫然了。杨迟说:“你把她教傻了,多事吧。小苏的女朋友快跟他分手了,你还说不稀罕。他可稀罕了,他又没女人。”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带上孩子回农药新村算了,一则躲开点麻烦,二则让他们也快活快活,说不定还能有挽回余地呢。

根据小苏招认,女研究生是北京人,他大学时代的同学,谈了两年的恋爱,本科毕业之前本来打算一起到戴城来工作的,该女生临时尝试考研,由于成绩优秀,智商爆棚,轻松就考上了。小苏只能独自来到戴城,她留在了北京,保持着名义上的恋爱关系。十八个月之后,姑娘受不了了,追过来了,要把这件事像搞化验一样,除了成色和反应状态之外,必须得出明确的数据结论。

回家的路上,我问杨迟:“和女研究生谈恋爱是不是很可怕?”

杨迟说:“你哪儿听来的这种鬼话?”

我说:“都说博士娶硕士,硕士娶本科生。学历低的不能娶学历高的。”

杨迟说:“事情是这样的——女研究生仅仅是对男本科生来说比较可怕,但是你这种技校毕业的,实际文化水平等于初中二年级的,你不用害怕任何学历的女人,给你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女博士,你也应该笑纳。”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说,“怪不得小苏一直说要考研,原来是为了这个。”

杨迟摇头:“我要是小苏,我才不娶女硕士呢。坐拥纺织厂老板的女儿,过两年直接继承遗产,多开心。”

杨迟的鬼话,都是给自己贴胸毛的。如前所述,高中时代他上床的女孩是支边子女,家里穷得叮当响,当时追求他的女生之中有好几个是干部的女儿,他都不爱。大学时代,他选择的绍兴师姐,也是浪漫有余、实力不足的家伙。终其一生,他爱上的都是些穷姑娘,无一例外。

我们回到农药新村玩了一会儿,戴黛的衣服有点薄,我妈织了件毛衣给她。我看见毛衣的成色有点不对劲,红白相间横条纹的,像美国国旗。我说这白色部分的料子看上去好熟悉啊。我妈说:“就是你以前的女朋友给你织的围巾,我把它拆了。”

这是厂医姐姐送给我的,在离开戴城之前,她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亲手给我织了一条白围巾,羊毛的。她手艺有点差,跳针什么的都有,但是我珍爱它,由于珍爱加上手艺差,我从来不戴这条围巾,藏在柜子里。柜子里还有我妈织的围巾,手艺超棒的,我妈立刻就发现了这条残次品,闭着眼睛一猜,就知道是个笨手笨脚的痴情姑娘。我妈追问半天,我说这是前任女友的手迹,她已经跑路了。我妈很不高兴,觉得我吃亏了,顺便嘲笑了一下围巾太差。现在,她把围巾拆了。

我颓然坐下,脑子里呼啦啦又出现了厂医姐姐织围巾时的模样,她坐在灯下,她温柔而腼腆地笑着,让我不要嘲笑她的手艺,她把围巾挂在我脖子上的那一瞬的自豪和陶醉,仿佛我已经变成了民国的知识分子。现在,它被拆了。

“她一辈子就织这么一条围巾,以后她也不会给男人织了,你拆它做什么嘛!”

“干吗一辈子就织一条围巾?”我妈问。

“因为,”我他妈的简直快要说不下去了,“她是一个女知识分子,我们分手是因为她去上海读研究生了,现在她在美国,或者英国,或者澳大利亚。你觉得她会像你一样打四十年的毛衣吗?”

我妈吓住了。也许在她看来,我完全没有资格被女研究生爱上,世界上也没有会织围巾的女研究生。这件事没法解释清楚了。我看她有点难过,就说:“算了,你就给孩子吧。我也没意见。以后别提这件事了。”

戴黛穿着毛衣仰视我,有点害怕。我说:“这衣服归你了,哥哥不心疼。”听到杨迟在身后阴阴地说:“原来你也睡过女研究生。”

戴黛穿上这件毛衣很好看,在镜子前面照了很久。杨迟回家找了一顶棒球帽,蓝底白星图案,现在她看上去就是华盛顿广场前面的亚裔儿童,十分洋气。杨迟顺便教她唱了几句美国国歌,我跟着学了一段,也就忘了厂医姐姐的事。我本来已经不想提她了,硬被提起,自己也觉得很没劲。


那天晚上戴黛由杨迟的妈妈带着睡了,我和老杨在羊肉店里喝羊汤。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说:“这会儿小苏一定在做男人吧?”

杨迟说:“是。明天晚点过去,先把戴黛送回福利院吧。”

“好吧。”

我猜对了,小苏那晚上确实爽透了。但有一个关键因素,我和杨迟都忘得一干二净:我还有八十多张黄碟落在小苏家里,被女研究生发现了。

那天小苏带着女研究生回到家,发现我们都跑了,狗关在笼子里呜咽,家里散落着空酒瓶和空烟盒,到处是烟蒂。小苏本想把这几个人介绍给她认识,见此情景也就不提了,专心收拾屋子。女研究生转了一圈,笑吟吟地说:“你现在也抽烟喝酒了?”

“解闷。”小苏说。

这无疑是好的。因为离开了你,所以我变得如此凌乱。弦外之音,姑娘听得懂。夜里出去吃饭,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小苏说,戴城农药厂甚是无趣,本想考研去北京,但厂里不肯开证明,档案转不过去,假如自己辞职了去考研,就要赔给厂里两万块钱的“人才培养费”,等于是一年的工资。小苏掏不出这笔钱。女研究生说,这笔钱她来出,别跟这个狗地方待着了,饭馆里的菜都那么甜,炒个青菜都放糖,妈的,她可不想小苏继续胖下去。

小苏又把话反过来说,其实戴城还是不错的,一则是他的故乡,二则有了高新技术开发区,他所厌恶的仅仅是农药厂,仅仅是甲胺磷,所以女研究生也可以考虑来戴城发展。她摇了一连串的头,大好的北京姑娘,当初就没打算真的来戴城,现在来了,发现这地方不是人待的,什么高新开发,有北京更高吗?小苏心想,唉,原来你要和我一起来戴城,也就是说说而已,怪不得考研去了。

两个人话不投机,吃过饭回到家里。小苏安排女研究生睡在楼上,二楼是他表姐新装修的,有一套崭新家具,平时不住人。天已经黑了,但还不是很晚,小苏喂狗,女研究生看到楼下有电视机和VCD,就问小苏,有什么片子可以看的。一边问,一边打开了柜子下面的抽屉。

我说过,那种碟片不用播放,光是封面就能让人看得死过去。女研究生伸手掏出两张碟,觉得非常害羞,考虑到小苏作为一个孤独男人,理应有这种释放渠道,就没吱声,又掏出两张碟,还是黄的。等到她把八十多张碟全都掏出来,小苏也喂好狗了,走过来一看,就诡笑起来。

女研究生斜眼瞄着小苏,脸色绯红地说:“竟然有这么多?”

小苏说:“这是路小路留在我家的。”

女研究生说:“哟,叫小露的姑娘,不错啊。露哪儿了?”

小苏说,不是的啦,别这么敏感嘛,路小路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并一个叫杨迟的,也五大三粗,都是本地人,他在戴城结交的朋友。女研究生撇嘴,心想,在我们北京,谁不知道你们戴城这种江南小城专门出产雌性男人(后世叫作“娘炮”),别说打架,就是骂人都软软的,你们这儿的五大三粗搁北方都是跳楼甩卖价。不得不说,这是北方人的歧视,我们这儿也有亡命之徒,而且我们和北京人一样瞧不起外地的——全中国有几个城市是瞧得起外地人的吧?

回到黄碟的问题上,女研究生对小苏说:“你不能这么看黄碟,会伤身体的。”小苏心想,你这口气怎么跟批发黄碟的姑娘一样?没敢吱声,只说这是路小路贩碟留下的货。女研究生说:“贩碟,哪能八十多张都不重样的?”小苏解释说:“黄碟就是这样的,尽可能不重样,因为做很多回头客的生意,如果重样了,别人来换货,一来二去就会惹上麻烦。再说顾客也很坏,借口重样的多看几张碟,成了免费租黄碟的了。所以最好不要重样。”女研究生笑着说:“门儿清啊,这些你都看过了?”小苏红着脸说:“没有啦。”

女研究生叹了口气。当年在北京化工学院,小苏因为窜到录像厅看黄带,被人挂了皮带押出来,通报批评,她都是知道的。本来以为他交友不慎,现在看来,他是不交慎友,专门遇到坏人。女研究生从兜里掏出香烟,点上一根。小苏诧异地问:“你现在也抽烟了?”

“解闷。”她说。

小苏也抽了根烟。抽完了,走过去吻了她一下,彼此感觉是在亲一个烟灰缸。然而又很刺激,时过境迁,大家都堕落了。女研究生抬手往机器里面放进一张碟,电视机音量早先被杨迟调到很大,立即发出六十分贝的呻吟。小苏跳起来调小了音量,正好两个人都能听到,也不至于吵着隔壁。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多年之后他才告诉我的:那一晚上他们够抵得上五张黄碟的当量,干柴烈火,如胶似漆,把前半辈子的爱都做绝了。我说:“后来是怎么停下来的?”小苏说,很不幸,天亮前顺手放了一张碟,是大胸女老板送给我们的冷僻货色,两男。当时女研究生就愣住了,随即讪笑说:“你还好这口?”小苏顿时无力,也跟着诡笑起来。

第二天中午我和杨迟上门,我顺手掏钥匙开门,狗扑了过来,像有千言万语要说。到院子里看见一个姑娘在刷牙,直愣愣地回头看我们,叼着牙刷。我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敲门。

小苏头发蓬乱坐在家里,眼圈发青,头晕目眩,看见六个人走了进来。我们不敢和女研究生打招呼,她扭脸上楼。我低声问小苏:“你没事吧?”

小苏看着我身边的位置说:“没事。”

杨迟说:“不好意思,本来想晚点来的,怕打搅你们。没想到这么晚来,还是打搅你们了。”

“不用客气,你大爷的。戴黛呢?”

“回福利院了。”杨迟伸出两根手指,“这是几?”

“五。”

“不错,你酒精中毒了。”

有姑娘在,我和杨迟也不敢造次,坐在那里抖腿。老杨顺手打开电视机,又开了VCD,想看碟。电视机立刻放出火爆镜头,并一连串的呻吟。小苏扑过去关电视,按了三次,没摸准开关。我和杨迟一起叹气:“爽毙了吧?小苏。”

这时女研究生梳洗完毕,从外面跑进来。这是个非常大方的姑娘,但也暗藏杀机,一如我遇到的所有北京妞。她给我们倒茶,递瓜子,并招呼道:“别客气啊,吃。”这房子在她来之前,我和杨迟是正主儿,无所顾忌,什么都敢碰,她只用了五分钟就把自己变成了女主人。我很欣赏这种做派。


女研究生在小苏家里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都跟那张冷僻的黄碟有一点关系,比如小苏睡的大床上,有三个枕头,而被子只有两条。她没吭声,默默地观察。我和杨迟为了在她面前示好,经常搂住小苏的肩膀说话,这种行为其实也很普通,但你要是起了疑心,就会觉得这是一群混账。小苏没说错,我和杨迟确实都是五大三粗的,不像干那种事的人,然而由于我们过度地豪爽与粗犷,小苏反倒成了个娘炮。

那几天,我们经常上门,看到女研究生用一种嘲笑的眼神瞄我们,心里七上八下的,始终不知道犯了什么错。后来意识到,她可能把我们当成是那种关系,但是又不挑明了说,究其原因,大概是在猜,小苏是不是也卷入其中。姑娘可机灵了,轻易不表态。有一天聊电影,她说她很爱看《堕落天使》,我和杨迟对看了一眼,差点笑出来。我说我这里有王家卫的新片子《春光乍泄》,观众评价很高,交口称赞的,我还没来得及看。她也很感兴趣。放到VCD里大家看了个开头,她大笑:“你们天天看这种片子吗?”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什么好基友、玻璃、兔宝宝、断背山,都不带说出来的,也找不到合适的词可以说,唯一可用的就是“同性恋”,又未免太正规,搞得像审判似的。我们三个人确实也没有这方面的嗜好,即便有,也不算坏事,但没有就是没有,犯不着假装有。女研究生咬着嘴唇研究了半天,没得出结论,始终笑吟吟的。我们被她看毛了。

有一天,女研究生趁着小苏不在,半开玩笑地说:“我看哪,你们俩把小苏带坏了。”

“何以见得?”

“抽烟,喝酒,赌钱,打电子游戏。”女研究生说,“这些他以前根本不懂的。”

“他也教了我们一些东西……”老杨低下头,嗫嚅着说。

“不就是下围棋吗?”女研究生说,“他还没我下得好呢。”

“不,某些生活上的坏习惯。”老杨扬起头看着她,连连忽闪双眼。

“什么呢?”女研究生皱着眉头问。

“裸睡……”老杨又低下头,对着手指不敢看她。

女研究生正在喝茶,一口没憋住,全都喷了出来。她站了起来,摸着自己的耳垂,原地绕了一圈,仿佛迷失了方向。小苏平时是不是裸睡,她知道得最清楚。我忍不住问杨迟:“为什么裸睡是坏习惯?”杨迟说:“小苏自己说是坏习惯,但他改不过来了。”女研究生哭丧着脸说:“你们俩别再说下去了,恶心死了。”

女研究生扭头上楼。小苏回来了,问:“她人呢?”

“楼上。”

小苏兴冲冲地上楼,喊了一嗓子,接着就沉默了。乌云压顶,我和杨迟对看一眼,知道这祸闯大了,收拾收拾东西赶紧溜走。


关于同性恋这一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我曾经经历过一个天真的年代,那时候我们刚刚知道这个词,觉得有趣,两个男人腻在一起就被人说是同性恋,也不认为是羞辱,仿佛同性恋就是腻在一起而已。小时候,我问我妈,什么是同性恋嘛。我妈是个懂行的人,一巴掌把我扇了回去。后来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学了点青少年心理,大概是外国人写的书吧,她被告知,青少年需要进行正确的性教育,如果没有教育(例如一巴掌扇回去),他就会变成一个坏蛋。对她那一代人而言,教育小孩的水平主要体现在巴掌的轻重和频次。我妈从善如流,变成了一个循循善诱的中年妇女,把我叫过去,讲了一下婚前性教育,顺便也说了说同性恋。可惜她理念粗糙,主要停留在青少年不可自慰、与女同学接触要克制欲望的层面。那时我已经十八岁,很不屑地说:你知道什么是同性恋吗,这么时髦的东西。我妈说:呸,我在国营工厂做了三十年,什么人没见过?当年有个男工人,打扮得不三不四,曾在男宿舍与人裸睡,被揭发了,判刑游街,反革命流氓鸡奸犯。我妈当年也是个少女,看到这种罪名,不由脸红耳热,小心肝扑通扑通的。有懂行的女师傅就告诉她,这东西不是跟阶级敌人学的,古已有之,或者说压根就是天生的,所以专政武器压不住。

我妈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和杨迟有一腿,虽然我们从小混在一起,勾肩搭背,鬼鬼祟祟,但都是正当范畴。中年以后,社会上这种事渐渐多了,我才问我妈,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和杨迟。我妈说,当年她经常开我的抽屉,里面的画报全都是花花公子龙虎豹,一概裸女,她就放心了。至于杨迟,十六岁就睡了姑娘,整栋楼都知道,他的性取向应该也是偏向异性的。老太太没说同性恋不正常,可见她比我时髦。

当天在小苏家里,女研究生由于具备了这方面的常识,同时又不具备我妈的强悍手段,她先自怯了一半,以为小苏是个双性恋。后来想想又不太对,就揪住小苏盘问。小苏是个聪明人,并没有解释我和杨迟的性取向问题,而是说,这两个浑蛋从小就捉弄人,恶作剧方面的智商有点偏高,顺便讲了一下杨迟卖农药捉跳蚤、路小路摔断胳膊讹诈之类的事情。女研究生就明白了,心想这也太嚣张了,完全不把我北京姑娘的智商当根葱,得治治你们。

第二天在厂里食堂,老杨遇到小苏,还着脸问:“情况怎么样?”小苏艰难地咽下一口饭,说:“昨天晚上我们吵架了。”

老杨低头吃饭。小苏愣了一会儿,问道:“你们两个人裸睡真的是跟我学的吗?”老杨放下勺子,看看他,觉得他又矬又可爱。这一刻,真的有一种奇怪的冲动,不提也罢。

小苏说:“我和她分手了。”杨迟一哆嗦,心想完蛋了,弄假成真,你丫莫非是要吃定老子?小苏呆呆地说:“分手的原因,主要还是我没法去北京,她不愿意再等我。”老杨松了口气,说:“还是因为那两万块培训费交不出来?这是惯例。也有不交的,路小路说过,糖精厂以前有人绑着雷管冲到厂办,就不用交钱了。”小苏摇头说:“这套已经行不通了,去年有个人绑着雷管闹事,被特警队的狙击手一枪打死了。”杨迟说:“那我们换个办法?”小苏摇头说:“两万块我还是能凑出来的,但我不能一点没着落就去北京渗着,这太丢人了,我爸爸也不会答应。算了,已经分手了,不去想了。”

小苏意兴阑珊,拎着饭盆独自走回化验室。杨迟跟了上去。小苏说:“她说,如果我再不去北京,她就耽误了,家里催着她找男朋友呢。”杨迟说:“你怎么说呢?”小苏说:“我向她道歉了,不应该耽误她,她干吗要喜欢一个农药厂的化验员呢?”杨迟心想你个傻叉,有这么哄姑娘的吗?但是也不能替他去哄啊。小苏说:“真没想到,前两天还好好的,今天分手了。”

这种疯狂做爱以后的猝死式分手法,老杨在高中和大学时代都曾经经历过一次,觉得特别不能接受,充满了无奈和悲怆,心灵脆弱的人早就跳河了。其实我也经历过,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人生的蒙太奇,会使你余生都活在另一个地方,会使你在高潮到来的一瞬间想到死亡,想到永别,想到小时候弄丢的一支铅笔。我当时不在场,没法安慰小苏。于是老杨安慰道:“我就没见过北京姑娘愿意嫁给河南人的。”小苏胸闷,说:“他大爷的。”

星期五下午,杨迟和小苏请了假,又叫上我,躲在家里试图说服女研究生。我们费尽口舌,从秦香莲说到王宝钏,嘴巴都能放焰火了。女研究生非常坚决地说:小苏在戴城生活得不错,有你们两个陪着,看起来不会寂寞。杨迟说:“其实只有一条狗陪着他,我们俩迟早是要跟着某个姑娘天涯海角的。”女研究生说:“你们还有姑娘?再把裸睡的恶习传染出去?”我们一听这个就不说话了,告辞出门,去孤儿院接戴黛。

孩子和我们渐渐熟了,也知道期盼周末。蔺老师说:“她现在有时间概念了,知道问今天星期几了。”又问:“小苏呢?”我们胡诌说,小苏又发烧了。蔺老师说:“小苏很善良。”

我们带孩子出门,蔺老师又送我们。遇到杨院长,她对杨迟说:“前几天《戴城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们提到你,记者要了你的电话,他想采访你。”杨迟说:“我不要接受采访。”蔺老师说:“你就接受吧,我们福利院需要宣传,更多人来资助。”老杨想了想就答应了。

我们又来到小苏家,敲门。这一天孩子很兴奋,她高兴了管我们三个都叫爸爸。我很喜欢这样,虽然我不是她爸爸,但每当她这么喊我,就觉得心里有什么地方塌陷下去,必须得过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原状。小苏同样有此感受。

女研究生出来开了门,见是我和杨迟,没废话。忽然听到膝盖底下传来低低的声音:阿姨。女研究生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我们,没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讪讪地带着孩子进去了。孩子进门看见小苏,稍微大声地叫道:爸爸。小苏正在喂狗,冷不防听到戴黛喊他爸爸,心里立刻塌了,走过去抱了抱她。

现在女研究生已经完全糊涂了,又摸着耳朵在原地转圈,然后说:“她喊谁爸爸?”

我们指指小苏。

我说:“小苏,你平时写信不说这件事的?”

小苏说:“前阵子写信都在说分手的事情,来不及说这个事。”

女研究生撑住门框,摆手道:“你不用再说了。”过了一会儿抬头说:“不对,你不可能在大学里生了个女儿,”又转头对我和杨迟说:“你们临时找了个女孩来骗我的,对吧?就想让我生气,对吧?我哪儿得罪你们了?”

戴黛走到狗身边,搬了一张小凳子坐下,拍拍狗的脑袋,狗趴下了,做出很懂事的样子。显然,这不是临时找来的。她认识这狗,狗也认识她。

女研究生说:“你什么都别解释了,我不想知道你们三个人在搞什么鬼。我算是撞到鬼了。”说完拎了旅行袋就走。小苏:“我送送你吧。”女研究生说:“不用了!”人已经出门了。小苏摸着脑袋,找了个凳子坐在戴黛身边。我们目睹着女研究生离开。杨迟歪着脸说:“要不还是解释一下?”小苏说:“以后吧。”

我有点同情小苏。在我的前半生里见过各种分手的场面,拎包走人是最普通、最简单、最公式化的,它就像三流电视剧里的一个过场戏,无须为此难过。但是你又怎么能接受一个拎包走人式的结局?小苏冷着脸,扭头看戴黛,孩子还在拍狗的脑袋。小苏就拍了拍孩子的头,什么话都没说。

大概过了一分钟,听到门口哐当一声,女研究生又回来了。她显得狰狞,一把推开杨迟,一把推开我,走到戴黛面前,柔声问:“小朋友,叫什么名字?你亲爸爸到底是谁?”

戴黛抬起头说:“我没有爸爸,我是福利院的。”

小苏没好气地说:“你别问她这个,吓着她了。你走吧。”

女研究生一把薅住小苏的领子,说:“苏胖子。”喘了口气,又说:“苏胖子。”喊了三次,苏胖子乐了,脸色绯红,就是不说话。女研究生心如刀绞,说:“苏胖子,你想气死我是吗?”

杨迟走过去,把戴黛牵到门口,说:“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又低声对我说:“马上就要疯狂了,赶紧走吧。”


女研究生说,她其实没有打算跟小苏分手,只是逗逗他,或者说得更准确些,逗逗杨迟和路小路。没想到这帮人把事情做绝了,居然带了个小孩出来。老杨说:“其实是你自己误会了。”女研究生说:“你们还是故意的,这样不好,对小孩不好。”老杨说:“唉,是你自己问的,我们一般不在她面前说福利院和亲爸这种事。但是你也别觉得不能说——福利院里每个孩子都知道自己在福利院。他们比你想象的更懂事。”

我们在小苏家吃晚饭,女研究生负责做菜,厨艺不错。杨迟说理科女生能这样的,算是上品了。孩子坐在女研究生的膝盖上吃饭,在福利院住了五天,又饿回去了,下午吃了不少饼干,这会儿又痛痛快快吃了两碗。女研究生说:“嘿,还真能吃。”戴黛说:“没办法,我在里面吃不到什么好东西。”

后来女研究生把孩子交给小苏,自己点了根烟,说:“你们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你们认养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知道该怎么办?”杨迟问。

“我也不知道。”女研究生笑了笑,转头对小苏说,“我是不会让你独自和一条狗生活在一起的。”

我们听到这句话,各自愣了一会儿,都觉得气血翻涌,无数往事像菜刀一样砍在心头。女研究生转身从包里掏出一个蓝色小本,拍在桌子上。我一看是户口本。小苏说:“什么意思?”

女研究生说:“我要和你登记结婚,就明天。”

小苏说:“这太急了吧?”

女研究生说:“结婚。北京你爱来不来。你来吗?”

小苏说:“我来。但是明天结婚太急了,我得先告诉我爸爸。”

女研究生说:“你现在就打电话告诉你爸爸。”

小苏说:“我爸爸这个人比较保守,不太能接受这么快结婚。”

女研究生说:“我来跟他说。”

小苏说:“那就你说吧。”

我说:“我出去买鞭炮。”

杨迟说:“我认识民政局的人,婚前体检可以免检,随便得什么病都可以立马结婚。”

那是冬天,临近春节,到处都是卖烟花爆竹的。我摸了摸兜里,只有十几块钱了,找老杨要了一百块,冲到店里,买了两串二百响的挂炮,十个二踢脚,剩下的全都买烟花了。回到小苏家,先把狗塞进笼子,踢到床底下。再跑到院子里,就着浓黑的夜色放炮仗。女研究生捂着戴黛的耳朵,孩子高兴极了。四下里轰然作响,近处的大楼反射着回声,仿佛那些巨大的玻璃全都要砸下来似的。接着放烟花,烟花的质量很差,有一个当场就炸开了。放完了,一切都平静下来,听到电视机里放国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就要开始了。

女研究生对戴黛说:“你猜今天发生了什么?阿姨要结婚啦。”

戴黛说:“那我们一起唱国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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