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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谬种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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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三天,我在租借来的躺椅上睡觉,腰都快断了,等到老杨拔了管子,可以活动了,我就睡在十三号病床上,觉得自己轻飘飘的,什么烦恼都没了。它柔软而有质感,雪白的,能调节角度,有一股淡淡的药水味。阳光从窗口照进来,落在我的脸上,这时我会想起曾经的厂医姐姐,我对她的怀恋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只有在此种场合下才会重新泛起,太熟悉,以致它不再会充塞于我的大脑,仅仅是包围了瞳孔,就像隔着眼皮看到的阳光。我一下子睡死了过去。

后来我被护士推醒了,她说:“十三床,吃药。”

“我不是的。”

“知道你不是。十三床叫杨迟。”护士说,“别躺着了,下来吧。”

“我睡得好好的。”

“医院的病床,家属不能躺,这是规矩。”

我一看身边老杨已经不在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反正空一张床,我不躺着它也浪费了。就让我睡一会儿吧。”

“你去监狱探监,也可以进去躺着吗?”

她半真半假的,既严肃又带着微笑,有点像是在调戏我。我说我再睡那个躺椅的话,就该直接去骨科病房挂号了。掀开被子打算往下跳,护士哎哟一声捂住眼睛。我大为羞惭,一扭头看见自己的短裤兜在床头的热水瓶上。我睡得太死,又丧失了警惕,忘记了杨迟是个报复心很重的人。

我穿好了裤子,跑到阳台上抽了根烟,然后满世界找老杨。那个护士又来了,对我说:“杨迟在隔壁。”我冲进五号病房,并招呼那护士说,你跟我来,我要把他的裤子扒了,像少年时代的暑假一样,我要在他布满针眼的屁股上画出一个天秤座的图案,让你看个痛快!护士乐翻了,倚住门框说:“提醒你这里是女病房。”

老杨站在病床前,回过头用食指竖在嘟起的嘴唇前面。嘘。表情非常严肃。

他指向病床。我这才看见床上躺着个小孩,个头很小,用被子裹着,已经睡着了。我看看老杨,心想这不会是你跟绍兴师姐的孩子吧?鉴于这是女病房,我判断孩子的性别是女,年龄么,我对小孩不在行,看不出来。旁边有个壮硕的护工阿姨说:“她一岁半了。”

“很乖嘛。”我讪讪地说。

“这是个孤儿。孤儿院里送过来的。”

“哦。”

我又低下头,怪好奇地打量孩子。护工阿姨一边吃瓜子一边告诉我,孩子没爹没妈(这不是废话吗?),送到医院来是因为生病(还是废话),政府对此很重视因此派了她来看护孩子(我也看出来了)。孩子翻了个身,我猛地直起腰,觉得有点慌张。后面的护士说:“不要紧的,一岁半的孩子最好玩。”这时老杨跑回自己的病房,拿了几个苹果过来,交给护工阿姨。护士托着盘子进来,先把一瓶药水挂在床头铁架子上,然后把针头插进了孩子的额头。孩子醒了,短暂地哭了一下,场面有点残忍。我退回到后面。杨迟对护工阿姨说:“等会儿你把苹果削给她吃吧。”护士嘉许地说:“大学生,很有爱心嘛。”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给了杨迟一个浅笑:“你状态不错,后天可以出院了。”

“我会回来看你的。”老杨说。

孩子吊水的时候,我和老杨回到六号病房聊天,他心神不宁,隔壁小孩稍有哭声,他就跑过去看一眼。往返数次。后来听见他和护工阿姨吵了起来:“你怎么吃我的苹果?”护工阿姨说:“我就削了一片,尝尝甜不甜,你这个大学生也太叽歪了。”老杨说:“我的苹果都是甜的,你要是想吃,我另外再给你几个嘛。”护工阿姨说:“哎哟,知识分子就是烦人。”

这时有一些病人走过去看热闹,护工阿姨接着介绍情况,孩子是去年捡来的,一没残疾二没病,就这么扔在马路上,连一张字条都没留。挺健康的孩子为什么扔了?这很费解。看热闹的人们揣测她是农村孩子,农村重男轻女,为了逃避计划生育罚款他们很可能就把女孩子扔了或者送人——最保险的还是扔了。有个老头说,这都算好的,以前还有杀婴,直接扔井里。另一个老头就说,农村虽然落后但没那么蠢,扔井里,井水还怎么喝,其实通常是活埋啦。还有人反驳说,这是上海,不是农村,都他妈搞错了时空,孩子长得那么白怎么可能是农村的,估计是个私生子吧。我被这群看热闹的病人和病人家属拦在了外圈,听见孩子大哭起来。老杨说:“都散了都散了。”与此同时,开饭了,人们陆续离去。

又过了一会儿,护士来给孩子拔针头。这次孩子没哭,显得格外地惹人怜爱。我和老杨在床边看着,孩子向我伸出双手。我有点害怕,我天生怕小孩。身边的老杨向她伸出一个手指,孩子握住他的手指。护士拍了拍孩子,对老杨说:“真想把她领养回家啊。”老杨让我也伸手,我没答应,觉得被一个一岁半的孤儿握住手指是件没意义的事,你并不能真的给她什么。但老杨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是奇迹,从来没有小孩子喜欢过他。后来护工阿姨说,你们都别太自以为是,这是小孩的应激反应,正常孩子都会这个,如果不会就是脑瘫了。

老杨和护士玩得入港了。护士用手指挠孩子的脚底,后者咯咯地笑了。护士回过头对老杨说:“你也来试试。”老杨也挠了挠,孩子照旧笑得开心。旁边护工阿姨说,这还是应激反应,并不代表她就喜欢老杨。护士脾气再好,这会儿也板下脸了,说:“是的,我知道这是应激反应,我也有这种应激反应。你烦不烦啊!”


杨迟对孤儿的感情来自他的童年期。五岁那年,他爸爸去南京进修,他妈妈恰好生病,于是借住在邻居家差不多有半年。这半年相当恐怖,邻居家天天给他吃豆腐,因为豆腐比较便宜,如果开荤就是给他吃肥肉,冷的,吃得他这辈子看见豆腐和肥肉都直接吐。那会儿他去幼儿园,邻居都不接送他,给他一份午餐,自己拎着每天去报到。这比孤儿还不如了。幼儿园附近还有个中学,中学生早上遇到老杨,没二话先把他的饭盒放到树上去,导致老杨长大以后爬树爬墙比猴子还利索。五岁,是他记忆的开始,那个开端处就是他没爹没妈,每天晚上听一个神经兮兮的邻居给他讲鬼故事,早晨爬树拿饭盒,放学前被同班的孩子打一顿,导致他心灵深处缺失安全感。

高中时代,老杨爱上一个同班的女生,她父母是支边的,在新疆不能回来,她借住在亲戚家,境遇悲凉。很快就和老杨发生了感情,十六岁就在家里风流,后来那女孩考上了南京的大学,和老杨分手,再也没有见到过。初恋具有一种放大效应,据说那女孩在谈恋爱的时候经常说自己是孤儿,导致他心灵深处充满了负疚感。两两相加,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曾经给老杨讲过一件事。大概是九三年,我所在的糖精厂里有一个人死了,他欠了一屁股的债,父债子还,跑不掉,而他的儿子只有十岁。经过厂领导的特批,这孩子在厂里募捐,抱着一个纸箱,每天中午站在食堂门口。遇到善心人,就往他的纸箱里扔点零钱或者是饭票。孩子从来没抬起头来,每次走过,我就看见他脑袋上的一个旋儿。

我从来没有向那个纸箱里扔过一毛钱。

“缺乏同情心?”

“不是。我很同情他,但是我没法掏出零钱或者饭票扔进纸箱,这于事无补,只会让我的同情变得像饭票一样恶心。”

“你嘛,我很清楚。你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你看上去是个工人,其实不是,其实是个诗人。对吧?诗人。”

“你其实是个美国人,妈的。”


傍晚,老杨又跑出去买了各类零食和水果,放在孩子的床头,赢来一片赞美。只有那个护工阿姨说,这些东西小孩不一定都能吃。老杨不管,跑得累了,回到病床上倒头就睡,并且告诫我不要妄想扒他的短裤。

我独自去药房找路小娟。

路小娟当天值夜班,还没上岗,正坐在休息室里,把铝制饭盒里的最后一点米粒扒进嘴里。我揶揄说:“小娟,做医生也要倒三班啊?”

“为人民服务嘛。”路小娟放下饭盒,“对了,你倒三班的时候有神经衰弱吗?”

“有,每天都想睡觉。”

“每天都想睡觉,那不是神经衰弱。每天都睡不着那才是!”

“那我就没有神经衰弱了,那会儿把我放在炉子上我都能睡着。”

“你真幸福。我现在他妈的神经衰弱。”

我们走到门诊部说话,外面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这种气味对某些人而言就像香水一样好闻,也是应激反应之一种。我不行,我爱闻汽油味。我们坐在连排塑料椅上,一边说话一边抖腿。我忽然发现了家族DNA中的共同点,那就是抖腿,坐那儿一起抖,她抖右腿,我抖左腿。我师傅以前说过,男抖穷,女抖贱。这是经验之谈。抖腿属于无意识的动作,它超乎经验和理智,完全不受大脑控制。我们两个人抖得如痴如醉,心旷神怡,最后旁边一个孕妇实在受不了啦,她说:“你们俩能别抖了吗?再抖我孩子都下来了。”吓得我们都站了起来,一溜烟地跑了。

“带我出去玩玩吧。”我说,“实在太无聊了。”

“你还是回去照顾杨迟吧。”

“他不需要我照顾了,已经缓过来了。”

小娟想了想说:“那我也去看看杨迟吧,很久没见过他了。”

我们走到病区,还在走廊里就听见杨迟惨叫,我走进去看,美丽的护士正将一枚银色的针头扎进他的臀部,雪白的臀部现在已经有好多针眼了。老杨回过头对护士说:“赶明儿我也在你屁股上扎一针。”护士拔出针头,昂起下巴,挑衅似的一笑,走了。我走过去拎起被子堆在他暴露的部位上,然后招呼路小娟进来。

老杨趴着和我们说话。

鼻子已经没事了,快要毕业了,工作还没找到,在一家化工厂实习和工人师傅打了一架,两门功课挂科,其中一门叫管道流体热力学,谁他妈搞得懂是怎么回事吧,英语也没过关,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化工人才,倒是在学校里兼修的国际贸易,成绩优异,很显然自己是个商业天才。

路小娟冷冷地听着,觉得他太啰唆了,终于等到他说完。“好好补补身体吧。”路小娟最后叮嘱了一句,“我让路小路给你买的补品呢?”

“哪有补品?”老杨问。

“我给了他三百块的。”路小娟站起来说,“路小路,你自己跟杨迟结账吧,我不管了。”

“你竟然把我的钱给咪了。”老杨大叫。

“其中有两百块是我的。”我这个破产青年也大喊起来。

现在轮到老杨数落我不是人了。为了孤儿他把治病的钱掏出来买零食,而我揣着三百块假装自己有心理障碍,不能施舍一点廉价的、狗屁的、诗人般的同情心。我越听越头大。路小娟说:“哪儿有孤儿?”

老杨捂着屁股把她领到隔壁病房。路小娟走到孩子身边,护工阿姨很尽职地又介绍了一遍,小娟发出了一声温柔的叹息,伸手把孩子抱了起来,转脸对我说:“你就是个人渣,老杨是个好人。”

我羞愧难当,跑到楼下去抽烟,让那一家三口子在一起幸福一下吧。过了一会儿路小娟出来了,对我说:“我要上班去了,晚上来找我玩。”

我说:“后半夜行吗?”

路小娟说:“后半夜别来,我脸会肿,不好看。”


那天夜里我带着老杨去回访路小娟。十点钟,她和同事换岗,坐在休息室里,春天的晚上有点冷,她披了一件深蓝色的棉衣在身上,和工厂里的女工相似。外面的急诊室很热闹,无数打吊针的人,手背上都长出一个管子,好像某种深海里的鱼类。不一会儿,救护车送来头破血流的人,跟着警车也来了。路小娟叹了口气说:“今天晚上很热闹。”

“以前呢?”

“经常很冷清。”路小娟说,“白天那么热闹,觉得烦。晚上没人,又觉得枯燥。配药发药,就这么点事,不能出错,出错会死人。死了人,我就要去坐牢。”

医院的休息室并不比工厂的更衣间强多少,一排橱柜,地上一溜鞋子。医生都有洁癖,八小时之内的鞋子是专用的,不穿回家。墙上挂着几件白大褂,有一把长椅靠墙放着,这就是值班药剂师打盹的地方。不见枕头被子,只有蓝色棉大衣。

“棉大衣太寒酸了。”老杨惋惜地说。

“不寒酸就被人偷走了。医院里小偷多。”路小娟说。

“不打搅你睡觉,我们走了。”老杨说。

“我反正也睡不着。”路小娟说,“你们别在这儿抽烟,这是医院。”

“老是睡不着会生病的吧?”

“会得抑郁症,精神病。”

“会吗?”

“会的。”路小娟站起来说,“你们陪我出去走走吧。”

外面更冷,她披着大衣走在前面,指着一辆出租车说:“别停在救护车专用通道上。”然后带我们走到门诊部前面黑漆漆的空地上,在那儿停下,喘了口气。急诊室的盛景像是骤然后退,那些人都聚在亮处,灯光在地面上划了一条分界线。一些暗红色的汽车尾灯在晃动。

路小娟伸手要了根烟,抽了两口扔掉。

“我以为医生都不抽烟。”老杨说。

“解闷抽几口,不真抽。”路小娟说。

我们站了一会儿,老杨忽然说:“我想领养那个孤儿,你们觉得可以吗?”

路小娟说:“领养孤儿的手续很复杂,我们科室有人在福利院领了孩子,条件苛刻,必须年满三十五周岁,有正当工作,夫妻有一方不孕不育。将来万一生了孩子,必须把孤儿还给福利院。孤儿属于国家。”

老杨说:“我问过了,可以‘认养’,没有任何条件限制,负担那孩子的生活费。周末还可以去看看小孩,陪她玩。”

路小娟说:“那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你这个样子——福利院的人除非是脑子被枪打了,才会让小孩陪你玩。还是先找到一份正经工作吧。你留在上海吗?”

“不知道。”老杨说,“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你不用当真。”

路小娟又点了一根烟,说:“哎,你是个好人,杨迟。”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关于工作,关于鼻腔息肉需要注意些什么,关于抑郁症。后来路小娟说,她要去换班了。我们一起往回走。老杨说:“我明天大概就可以出院了。”

“明后天我都在家睡觉,吃了安眠药睡,你们出院的时候就不用来找我了。”路小娟说。

她走进休息室,关上门。我和老杨默然地站在急诊部的人群里,过了一会儿,看她穿着白大褂走出来,双手抄在衣兜里,再也没有朝我们看一眼,径直走进了她的玻璃橱窗式的药房里。

回病房的路上,我对老杨说:“我妹妹很可怜的,大学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她爸爸花了五千块钱,贿赂了院长才把她弄进医院。看上去很风光,其实就是倒三班,在药房里坐一辈子。混上药剂科主任根本没可能。她不想干了,可是一个学医的人,不做医生又能做什么呢?她不比你,你学化学工程的,干不了工程师你还能去做工会主席。”

老杨说:“你真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心里还在为她难过呢,你丫居然说我做工会主席,他妈的。”

我说:“别难过了,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

到病区走廊里,我们看见健硕的护工阿姨正在吃东西,人都睡了,就她还在。老杨很机敏,问:“你吃的是我买的零食?”护工阿姨不屑地说:“吃吃嘛,我半夜饿了。”我很生气地说:“你这也是应激反应吗?饿了见什么都吃?”护工阿姨说:“你们别搞错了,这本来就是膨化食品,不适合小孩吃的。”我说:“那你也不能吃啊。”

护士走出来看情况,让我们不许吵,影响了病人休息。我和杨迟心情不太好,越说越生气,走进五号病房一看,整包的零食全都拆开了,吃得七零八落。孩子横着睡,半个脑袋在床外边。这阿姨太不负责任,嘴巴又硬又馋。老杨劈手夺她手里的零食,阿姨脾气比我还暴,虚晃一下,让老杨抓了个空,紧跟着发出一声洪亮的鸡叫声,仿佛来自李小龙的电影。老杨扑上去,一鼻子撞在阿姨的肘锤上。

我看见杨迟捂着鼻子直起身体摇晃了一下,护士捂着嘴惨叫了一声,护工阿姨还捂着手里的零食。忽然之间,鼻血从老杨的指缝里喷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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