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杨迟在化工学院一个喷嚏，鼻血飞溅在女同学的身上脸上，女同学以为自己哪儿走光了，导致老杨气血翻涌。他的鼻血滴滴答答落在自己的球鞋上，接着他毫无掩饰地打了第二个喷嚏。女同学不干了，让他赔洗衣服。老杨在水房里一边洗一边流鼻血。下铺的兄弟说，洗个外套就这样了，以后让你洗胸罩你不得死过去？接下来的日子，老杨看见男生、看见宿管阿姨，乃至看见一条狗都会流鼻血，出血量超过了全校血崩最厉害的女生。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去医院了。
那时离他毕业只有三个月，还没找到工作，整日闲逛，很适合生场大病。去医院一查，倒也不严重，鼻腔息肉，只是那肉见风就长，这还了得？鼻腔里进进出出的都是风。医生捋袖子说，必须切除，准备动手术。
老杨问：“手术大吗？”
医生说：“你会有两三天不能动。”
这就必须找个人来伺候他。老杨交游广泛，全校三五千号人，最起码有一千个他都认识，很多人都愿意到医院去值班，为的就是看看他不能动弹的样子。他有点不乐意。恰好此时我从成都打电话给他，他撒娇似的说：“我快要死了。”
我说：“我也快要死了。”
那时我已经自由了，海阔天空，一贫如洗，把工厂里上班三年攒下的钱挥霍一空。我买了张火车票跑到四川，打算再搭车去西藏。当然，那时候厂医姐姐已经不在拉萨了，她旅游、读研究生、出国，跑得比飞毛腿导弹还飘忽。我在成都遥望西藏，想起和她做爱时的快乐，以及她离去后的伤痛，不禁胃口大开，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火锅，吃了一个月，肚子痛了三十天。吃到身上只有三百块钱的时候，我穷途末路，打电话到老杨的宿舍里，问他成都有没有人，可以把我送到火车站，我死也要死回戴城，最起码让我妈能看到我的尸体。
老杨说：“我需要人来照顾我，给我端屎端尿。”
我只好有气无力地说：“洗干净屁股等我。”这不是什么猥亵，而是我们之间日常打招呼的话。
我他妈的不容易，为了一个发小，先是连滚带爬地买到了火车票，然后给自己灌下了足足八颗黄连素，扔上火车，奔向他。
这一路上我半个姑娘也没遇到，全是些筋疲力尽的男人，他们已经被旅程或生活折磨得卷了边。那八颗黄连素让我的肚子完全麻木，大脑也黏住了，直到两天后才缓过来。
我遇到一个背吉他的女孩，那时车已到杭州，很空，她上车时我正躺在座椅上，脑袋冲外。这么躺着会被来来往往的行李和推车撞到头，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脚搁在车厢壁上，甚至挂在车窗外，舒服。我从一个较低的角度看到她，她也低下头看我，她明艳而动人，像天使那样干净的脸色。我告诉过杨迟一百次，如果平躺着仰视一个姑娘俯下的脸，就会被她打动。老杨无所谓，他喜欢反过来。他认为我在工厂医务室里的体检床上躺得太久。
我坐起来看她，短头发，穿一件美军夹克衫，这让我更着迷。在此之前我喜欢的姑娘，有烫头发的，有扫把头的，有飘逸直发的，而男孩头的仅此一款。顺便说一句，当时我的头发很长，遮住了大半个脸。我请她坐下，她摇头表示不需要，把吉他抱在胸口说：“大家好，我是一名歌手，到火车上来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是我自己创作的，名叫《堕落天使》。”我插嘴说：“《堕落天使》是郑智化的歌。”她没理我，偷偷伸出左手给了我一个中指，然后开始弹琴。这是一首欢快的歌，带有火车行进的节奏，歌词乱七八糟我没听明白，她的嗓子很不错，最后有一段高音很像天使掉在地上发出的惨叫。车厢里的人都伸出头来看着她。
那个年月火车里还能抽烟，只要别把车厢给点了，随便抽。我给自己搞了一根烟，听着她唱完。没什么人鼓掌，我也不鼓掌，为了那根中指。她开始唱第二首歌，没报歌名，唱得很抒情。等到她唱完这首歌，打算到车厢里走一圈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她的企图，那些脑袋都缩了回去。
我以为她就此消失，可是她又回来了，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这时有个列车员走过来对她说：“唱得挺好的，但是别唱了，列车广播都听不见了。刚才有个乘客晕倒了。”然后大声说：“这儿谁是医生？”一些脑袋又很好奇地伸了出来。列车员摇摇头，对这帮中国人的素质表示担忧，又指着她说：“还有，车上禁止乞讨。”说完就走了。
我们都不说话，天色渐暗，在车窗上可以看见自己，浮映在不明的景物之上。行吟歌手略带疲倦地叹了口气。
“去哪儿呢？”我问。
“戴城。”
“我就是戴城的，”我说，“去那儿你得在上海转车。”
“戴城好玩吗？”她愣了一会儿问。
“不好玩，全是下岗工人。去那里玩，还不如去上海呢。”
“我去过上海，不好玩，我更想去戴城。”她说，“他们说戴城也很繁华的，有很大的开发区，很多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都在那儿。”
她提醒了我。是的，古老而自以为是的戴城也学会花天酒地了。高新技术开发区整饬高雅，到处都在铺路，外资企业加工厂进驻，城市改头换面，外来人口逐年递增。某些区域里酒吧林立，KTV和桑拿房时而可见，巨型超市和国际购物中心初露锋芒。戴城发达了，它并非我所说的全都是下岗工人，我这是在污蔑自己的家乡，有点像汉奸。我不禁感叹，在我少年时代千方百计想要离开的地方，倏忽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淘金胜地，是不是像一场梦？
火车到站后，她走她的，在站内售票处买票，我一个人郁郁寡欢地走向上海的地铁站。她忽然又追了上来，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上面是戴城“七个小矮人”酒吧，以及地址电话。我说名片不用给了，这倒霉地方我知道，它的前身是文化宫俱乐部。她说：“可以到这儿来找我，我是驻唱歌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老K，我是戴城著名的诗人。”
其实我不是老K，老K和我一样是个长头发大胡子的矬逼，自从我这么打扮自己以后，在戴城的很多场合，我都被人误认为是老K，著名诗人什么的。听说他经常出现在“七个小矮人”酒吧。我之所以冒充老K，仅仅是因为，我没钱去酒吧找她玩，我没钱找任何女人了。也许老K可以替我爱上她。这件事挺伤痛的，我在最好的年纪上，他妈的居然破产了。
我坐上地铁。已经是夜里，车上很空，从第六节车厢望到车头，一览无余，像一条通往未来的走廊。车到终点站，我直奔化工学院，跑到杨迟寝室一看，床铺空着。下铺的兄弟告诉我：“你才来啊，老杨白天都动过手术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
“有人照顾他吗？”
“有是有的，但现在没有了。”
下铺的兄弟讲话夹缠不清，费了半天劲我才明白，学校派了个女学生干部去照顾老杨，毋宁说是监督吧，防着他把盲肠顺带也割了。女干部在手术室外面等了好久，医生出来，端了那块息肉让她过目。这是规矩，都这么干，但她吓晕过去了，醒来又吐了一阵子，连滚带爬逃回学校。于是老杨就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了。
“一定很孤独吧？”我幸灾乐祸地说。
“动手术之前他已经把病区所有的护士都征服了，每个护士都抢着在他屁股上扎针。不会孤独的，至少屁股不会。”下铺的兄弟说。
我信了这个王八蛋的话，松了口气，感到有点疲惫。先出去吃饭，然后挺着春天的微寒在水房洗了把冷水澡，照老规矩爬到老杨的床铺上睡觉。第二天一早，我启程去医院。下铺的兄弟告诉我：“六病区十三床。”
医院在衡山路一带。我去的时候正逢门诊热潮，无数人排着队，几个戴红臂章的像纠察队员的一样的上海大叔在叫号，每一个入口处都有一块铁牌子，标着各个科室的名称。这场面不太像医院，倒像火车站。我来到住院部，以为能见到一个安详地躺在床上的杨迟，可是走廊里一片混乱，护士疯了一样跑来跑去，穿白大褂的医生差点和我撞个满怀。我问一个护士，出什么事了。她说，十三床大出血，快要不行了。
“会死吗？”我说。
“大出血哎，知道什么叫大出血吗？”护士扔给我一句话就走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老杨会死，在莫名其妙的一九九六年，我们做了十六年的朋友。这十六年他始终朝气蓬勃，唠里唠叨，绝无可能死掉，他最惨的一次是和我抢乒乓球拍，被我用双喜牌球拍侧着打中天灵盖，满脸是血地去医院缝针，即便这样也挺住了。这次他竟然栽给了息肉，我一下子愣住了，就像常年喝牛奶的人，某一天拎起杯子喝下去的是石灰水，非常震惊，非常没有提防。我试图冲开护士搭起的篱笆，并哽咽着呼唤他的名字。其中一根篱笆回过头来将我叉了出去：别在这儿凑热闹！
实际上，那是一起意外，手术很成功，老杨的鼻腔在前一天被捣腾得干干净净的，但那天深夜他躺在病床上，闲得无聊（没有护士来搭理他），觉得鼻子很堵，就用手指伸进去挖了一下，挖到一个东西。他扯了一下，出来的是一团止血纱布，手术之后填在那里的，只是填得不那么紧，被他捏到了纱布一角。他觉得好奇，顺势又一拉，拉出了一根像红领巾一样的东西，完全像变魔术。他是学化工的，医学常识相当匮乏，想不通在自己小小的鼻腔里怎么会容纳如此巨大的东西。紧接着，血像拧开了的水龙头一样灌下来。
老杨按了按床头的警报器，没有护士过来。他坐起来发了一会儿呆，很快衣服和床单都染红了。旁边有个没睡着的大叔侧躺着看他流血，非常害怕地说：“我觉得，你还是出去喊救命吧。”这时他看见护士走进来，然后哐当一声巨响，她又狂奔出去，黑暗中无数人按住他，鼻血倒灌入喉，很像是要淹死他。他正在大出血。
这里我要补充一下，老杨在动手术之前的一星期，刚被学校强行抽走了200CC的血。这200CC是额定任务，如果不抽走，是拿不到本科毕业证书的。他和其他同学一起，大清早喝了两壶盐开水，然后去抽血，抽完回来又喝了两壶糖开水，看看自己精瘦苍白的身体，这副身板去献血有点对不住病人。其实他不懂，瘦子的血更健康，胖子有血栓，而且不太容易找到静脉。
献过了血按说是不能动手术的，但他把这一节隐瞒了，因为必须在毕业之前把手术做掉，大学生住医院是有医保福利的，毕业之后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必须自费了。等到老杨在医院里急救，持有献血证的他，迅速地又把这200CC给挣了回来，这不能不说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胜利。
我回到楼上，病房里已经没人了，床单也换了。我跑出去揪住一个护士问，十三床怎么了。护士说，你放手，你捏我干吗，十三床不就是大出血的大学生吗，他好像救回来了，拉出去拍CT了。我说谢天谢地，你们换了床单我还以为他嗝屁了呢。护士说，满床单的血，能不换吗？
我心情又好了起来，带着欢喜与无聊在医院里胡逛，我本来可以去逛个街什么的，但那天肚子还是不舒服，上海是个很难找到厕所的地方，不如就待在医院算了。我对着每一个护士傻看，她们的背影通常都不错，如果正面看到脸，有时会失望，有时会惊喜，像赌博一样。这时我听到有人在背后喊：“路小路，你在这儿鬼窜什么？”我悚然回头，看到了我的堂妹路小娟。
遥想当年，我经常去化工学院看老杨，两个人挤在学校又窄又硬的床铺上，只能错开了睡，彼此都把脚插在对方的脑袋边。下铺的兄弟吓坏了，说你们这两个傻缺睡69吗，后来一看是96，也就释然了。我这么说睡觉的事，没别的意思，只是说我和老杨很熟。
有一次我们结伙去医学院晃悠。我的堂妹路小娟在这里念大学，两处不远，都在徐家汇一带。进了医学院，哧溜一下钻上女生宿舍楼，杨迟还在嘀咕：这大上午的应该都在上课吧。我说凭我的经验，我妹这会儿肯定在睡觉。上去一敲门，果然没有辜负我，路小娟睡得迷迷瞪瞪的，头发蓬乱，穿一件泰迪熊的睡衣揉着眼睛开门。我听见身边的老杨在心脏深处发出了“叮”的一声。
我这个堂妹是上海人，比我小半岁，念的是药剂专业。小时候，她是我们这个家族的骄傲，因为长得美，而且有望考取大学。须知我们家从四九年以后就没有出过大学生，我爸爸这么高档也就是个中专学历，家里劳改犯倒是不少，净他妈吃皇粮了。由于家族系统里宠着，路小娟不免骄纵，脾气大，爱翻脸，对我倒还客气，因为我也爱翻脸。念中学时她来戴城玩，看见楼上的杨迟哥哥，还很谦虚地讨论过数学，后来发现杨迟是个唠唠叨叨的少年，想法古怪，不似正常人，她就不爱搭理了。一别数年，大家都长大了。路小娟带着我们去了医学院的食堂，吃了点东西。我和杨迟忘乎所以，讲了几个黄色笑话作为回报，关于小跳蚤漫游女性世界、花木兰遇到老军医之类的。她没笑，吃完之后不动声色地带着我们走进一幢楼，沿着走廊，起初还很明亮，后来发现只有日光灯了，两边都是泡在玻璃坛子里的人体器官，还有怪胎标本。我和老杨对器官还算扛得住，看见怪胎就想吐了，再往前走，日光灯都没了，黑漆漆阴惨惨的，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用黑色被单蒙着四具人体。老杨说：“这什么地方？”路小娟说：“停尸房。”杨迟说：“好吓人。”路小娟说：“这又没什么的，我都在停尸房复习功课的，清静。”我和杨迟面面相觑，心脏里面只有鼓声而没有叮叮声了。再细看，有一只苍老的手伸在被单外面，杨迟说：“我们还是回去吧。”刚说完，那被单忽然动了起来，嗖地蹿出一只大黑猫。我大喊一声撒腿就跑，老杨也想跑，可是膝关节都僵住了，转脸看路小娟，她伸长了舌头对着他翻了个白眼。
老杨的后半辈子一直记得曾经带着他去看尸体的姑娘，倒也别有情趣。可是这件事并不吉利，回校以后他挂科三门，我回厂推错了一个电闸，差点把我师傅给电死，都是她给闹的。后面两年我们再也没敢去找她。
此时我见到路小娟身穿白大褂，双手抄在兜里，站在医院走廊里招呼我。人的手是怎么放的，这很有讲究，比如医生抄衣兜，警察抄裤兜，农民抄袖口，社会青年是四根手指插牛仔裤的裤兜里，大拇指指着生殖器，这都是有规定的。我问：“小娟，你现在已经是医生了？实习的吧？”
“我三年制的大专，毕业好久了。”路小娟不满地说，“你对我太不关心了，我还知道你辞职了呢。工厂干吗不做了？”
“把车间主任给揍了，混不下去了。”我说。
“哼，我也想把药剂科主任揍一顿，可惜不敢。”
看到她出现我有点高兴，我说我无聊死了，带我四处玩玩吧。路小娟不耐烦地说：“玩什么啊，我还要上班呢。”我说：“上班你还出来闲逛？”路小娟说：“我他妈的去上厕所，好不好？就看见你这傻瓜像苍蝇一样乱飞。”我心想，上厕所你丫还把手抄在衣兜里。
她进了女厕所，我等了很久才看见她双手抄在衣兜里走了出来，仿佛她的手从来就没有掏出来过。我说：“小娟，穿白大褂上厕所很不方便吧？”路小娟前面二十年已经领教过我的嘴皮子了，头也没抬地说：“滚你的蛋。”
后来她问，来这儿干吗。我忙不迭地将杨迟的事情告诉了她，老杨在你们医院动手术不料大出血他差点死掉。路小娟茫然地问：“老杨是谁？”我说：“就是杨迟，你别装了，你记得他。”路小娟说：“就是那个在停尸房吓尿裤子的家伙。”我说：“他没尿裤子，你记错了，你到底带过多少男人去停尸房把他们吓尿？”路小娟说：“放屁，走开！”
我跟着路小娟来到门诊部。路小娟去药房，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看她配药。玻璃上挖了一个小拱门，她将各色药品送出来，病人将药领走。这还是上海先进，当时的戴城，医院里的配药室是在木板上挖一个拱门，你根本别想看见里面坐着的是医生还是炊事员。
过了一会儿，路小娟和一个病人吵了起来，隔着透明的玻璃，她霍地站了起来，显得凛然不可侵犯，而那个和她对骂的大妈都快爬到玻璃上去了，她捶打着玻璃，声称要让我妹下岗。路小娟听到“下岗”这种威胁也把脸贴在了玻璃上，两个人彼此把对方当成是动物园里的猩猩，非常好玩。再后来路小娟被同事劝走了。
“如果想让她下岗，就去找院长，别在这儿嚷了。”一个老医生冷冷地对大妈说。
时代不同了，我悲哀地想，连药剂师都可以下岗，当然，以药剂师那种倨傲的态度来说，我也挺想让他们统统下岗的。
中午我去病房，杨迟还没回来，我只能回到大厅找路小娟吃饭。她换了衣服要走，说：“今天心情不好，下午我请假回家睡觉。你自己玩吧。”
“借我点钱。”我说。
她没二话，掏出钱包给了我二百，想了想，又加了一百，说：“给杨迟买点营养品，我就不拎什么东西去看他了。”
“你走了我就没劲了。”
“自己去街上玩吧，别跟着我了。上海现在面貌一新，一年小变样，三年大变样。”
“什么大便小便的没听明白，我全国各地都玩够了，到处都在变样。”
路小娟愤愤地说：“别惹我啊，我心情不好。你该多读点书，别一天到晚像个巴子似的自以为全都见识过。你写的那些诗我看过，狗屁不通的——别再跟着我了！”
我们不知不觉走到普希金铜像那儿，有个小男孩对着铜像撒尿，路小娟走过去给了他一脚，小孩是外地的，一边逃，一边骂，一边尿。我不禁摇头，你这样子还像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吗，你简直是人类公敌。
路小娟说：“破坏市容，普希金是我很喜欢的诗人。”
其实我也喜欢普希金，九五年以前，我在工厂里上班，一心就想讨厂医姐姐的欢心。她有着很文艺的一面，八十年代末的大学生都这样，爱诗歌，爱民谣，还爱古典音乐。照这个逻辑，我妹妹也是个很老派的人。反正我跟着厂医姐姐读了一些外国诗，甚至还能写几句歪的，获得了一点可疑的赞赏。我看着路小娟，心想：她们都是医生，都爱普希金，但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我的厂医姐姐绝不会去踹一个撒尿的男孩——在她眼里我就是那个撒尿的男孩。
路小娟说：“你太软蛋了，那小孩骂我，你都不去追他。你要是再跟着我，就把那三百块还给我。”
我独自吃完饭，又走回医院，找了个长条形的座椅躺了下来。中午的医院里比较冷清，趁此机会我回忆了一下往事。
我八岁那年认识了老杨，我们住在农药新村一幢暗无天日的楼里，他二楼，我一楼，我们的爸爸都是农药厂的工程师。作为知识分子，这两个爸爸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譬如他爸爸很热爱文学，家里三言二拍、西厢红楼俱全，阁楼还有一套《金瓶梅》，而我爸爸是个物质上的享乐主义者，家里看不见什么带字的东西，吃的倒是不少。这两个爸爸互相之间既友好又有点不服气，到了我们这一辈，既然相见恨晚，很多东西就可以分享了。我去他家里看书，他来我家蹭吃的，这是一种极有意义的互补，据我所知，像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不是做书呆子就是做吃货，或者两者兼具，想改变命运不是那么容易的。
略过我们漫长而无聊的青春期不谈，九二年我从技校毕业进了糖精厂，算是子承父业，杨迟考上了上海的化工学院，亦复如是。这件事让我爸爸挺没面子，我妈倒是无所谓，我十八岁时身强力壮，一顿能吃三碗饭，而老杨苍白瘦弱，两条腿细得姑娘都掉眼泪。我妈觉得我这副身板是她自豪的源泉，儿子长得壮，老妈心不慌。果然，到了九五年，我仅剩一口气从糖精厂辞职出来，好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熬到苏联红军前来解救的犹太人，身体不好的早就死了。养了一个月我又恢复了原先的活蹦乱跳，而老杨呢，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一个小小的息肉就把他击倒了。
在少年时代，他是我们全楼的骄傲，唯一的重点高中生，唯一考上本科的孩子。我们那栋楼里除他以外，所有的孩子都在念技校职校，毕业以后进厂做工人，就他是个异数，学习成绩太好了，老师也喜欢，想堕落都难。一九八四年夏天，班上坏孩子欺负他，把他衣服扒了，肚子上画了个王八，他跳起来要拼命。那种不堪矬逼羞辱的尊严，至今传为美谈。到了一九九三年，我去化工学院找他玩，他正在和人打牌，也是夏天，光着膀子，肚子上画了六个王八还在乐。这时我意识到他已经成长为另一个人了。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老杨谈了一个女朋友，化工学院英语专业的学姐，绍兴人，长得虽然不是很好看，但十分懂事，也风趣。我们在一起吃饭，老杨让我猜谜语：大姑娘做引体向上，打一个人名。答案是毕。那姑娘无师自通地说：“大姑娘穿贞操带。”答案是毕加索。这种低级笑话很少有女孩子能接得上的。夏天我又去化工学院，听说她已经大姑娘上班——毕业了。十分可惜。老杨形单影只，光膀子穿着她送给他的纪念品，一件真丝睡袍，坐在寝室门口唱越剧。下铺的兄弟告诉我，那绍兴师姐真是悍勇，临走前跟老杨在寝室里搞了两天一夜，全寝室的人都只能睡到别处去，然后她就提着行李走了，老杨扶着墙出来，双腿发软，喃喃说：“她是我大姑娘的孩子——毕生的爱。”我想起这姑娘也觉得遗憾，假如她还在，怎么可能让老杨独自待在病房里，又怎么可能让他抽出那块要命的止血纱布呢？
长条椅子睡着不舒服，太窄。这些年在工厂我唯一学会的事情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我都能毫无怨尤地睡下去。我甚至能用电工皮带把自己绑在条凳上睡，有时醒过来忘记了，连人带条凳一起站了起来。随着工厂生活逐渐消散在我的生活中，我变得娇气了，挑剔了，对生活的品质有一定的要求了。
午睡醒来后，我向住院部走去。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三点整时门卫打开门，人们一拥而入。我快步进去，这次总算看见了老杨，他躺在六病区十三号病床上，双目紧闭，手上插着管子，还有个嘀嘀叫的仪器放在一边。他比从前更苍白了，我于心不忍，凑上去多此一举地给他掖了掖被子。其实他的被子很完美，不需要掖，我做出这种动作纯粹是跟着电视剧学的。这时听见他有气无力地说了三个字：“谢谢你。”
我说：“别客气，是我，不是护士。”
他睁开眼，看了我好久，说了两个字：“鸡巴。”
我很欣慰，他还能骂人就说明又活过来了。一时兴起，出去打了一盆热水，把掖好的被子掀了，自作主张将老杨的病号服扒开，裤子褪到膝盖，正面仅剩一条三角裤，我给他擦身体，前前后后一丝不苟，浑如当年在工厂里擦我的自行车。周围的病友们全都看呆了，一致称赞我够义气，后来护士进来了，我打算把他三角裤也扒了，发现老杨那只没插管子的手紧紧地拽住了裤腰。
“冷。”他说。
事毕，他睡了过去，我帮他弄好衣服，再次掖好被子，很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旁边有个病友说：“你刚才把他扣子扣错了。”我是个有强迫症的人，受不了这种不完美，又把被子掀开，发现真的扣错了，只能重来一次。杨迟醒了，这次他已经没有字可说了。当我第三次掖好被子时，那帮病友都很恐惧地看着我。我也累趴了，扔下老杨，独自出去找晚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