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凯不能回来吗？不要紧。木凯已经两年没回来了，再多一年也不要紧。反正我知道他在那儿，他在那儿我心里就踏实。本来我是不同意他去西藏当兵的，我生怕他有什么闪失，那样的话我无法向他的父亲交待。后来你们的父亲跟我说，让他去吧，西藏需要他。你们的父亲还说，我们必须实现他父亲的愿望。这后一句话我没法抗拒。当初我把他从医院抱回家时，带回他父亲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他的亲生父亲在信上说，我越来越感觉到，对于西藏这片神圣的土地，仅仅献出我们自己的一生是不够的，还必须让我们的后代延续我们的事业。所以得知你有了孩子，我真是太高兴了！如果生下的是一个男孩儿，就把他培养成一名边防军官，如果是个女孩儿，就把她培养成一名医生，总之要让他（或她）延续继承我们未完成的事业。
他的父亲在留下这封信不久之后，就离开了人世。
木凯是我的儿子，我没有说他不是我的儿子。我不过是说，我同意他去西藏，是为了实现他亲生父亲的遗愿。这些日子我很想念木凯。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久没回来。哪有做母亲的不了解儿子心思的？但我没说，没有对你们的父亲说。你们的父亲太看重木凯了，我怕他知道了难过。我跟他说，木凯是在西藏替我们守着呢，是在西藏替我们晒太阳呢。
木凯有心事。我知道。我刚才说了，哪有母亲不明白儿子的？知子莫如父，也可以说知子莫如母。他一定已经知道了什么，否则他不会这么长时间的回避我和他父亲。这个孩子，太好强了，什么都自己撑着。像他的父亲。我是说，像他的亲生父亲。
你们感到吃惊？你们肯定会吃惊的。我们这个家，有太多让人吃惊的事。
现在，当我对你们讲述这些时，往事就如同天上行走的云，从我的眼前急速地掠过。它们都期待着我将它们一一展开。
1
我一直以为陷入往事是一件很美的事。
许多人陷入往事是为了逃避今天。我陷入却是为了享受今天。如同在一个晴好的天气里，泡一杯清澈无比的绿茶，坐在阳台上看着天上的浮云。那些曾经亲历过的事，被岁月过滤之后已远远离开了我，在历史的天空中漂浮着。
我喜欢那样，喜欢让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忘了今夕何夕。因为对我来说，每一朵往事之云都是美丽的，尽管它们中有的饱含雨水，一触即满脸是泪。有的蕴含着雷电，一触便能天撕地裂。但我仍钟情于它们。
有一次木凯的媳妇对她的同事说，她们那时候——她指我——好可怜哪，居然背着背包赶着牦牛翻山越岭地走进西藏，而且还饿着肚子。我在隔壁听见了。我很感慨。我想我们可能是艰苦的，我们可能是受尽了磨难的，但我们不可能是可怜的。我没去说她。因为在她看来，我们那样就是可怜，可怜得不得了，可怜得不可思议。既然我不指望下一代人能理解我们的理想，当然也就不指望他们能分享我们的快乐。
我从不为我的过去感到后悔，为什么要后悔呢？我甚至认为，也许我正是为了在白发如雪时，能有回忆不尽的往事，才走进西藏的。
何况那时候，我们的确有许多快乐。也许应该叫苦中作乐。
有一回木槿问我，妈妈，每次那些阿姨来咱们家，你们在一起说起过去那些事，总是笑个不停。我从没见你们叹气过。那个时候你们真的很快乐吗。
木槿还追问，你们是为什么快乐呢。
为什么快乐？我一下答不上来。我想不会是因为苦。没有人天生喜欢吃苦。吃苦本身也不值得骄傲。我想我们的快乐，除了源自于我们的年轻，大概就是源自于我们为他人吃苦的信仰了。换句话说，这苦是我们自己找来吃的。
在我年轻的心里，所有生活上的苦都不能算苦，所有生活上的难都不能算难。惟有心灵上的苦难才是真正的苦难。
在我年迈的心里，依然如此。
当我们女兵随着浩浩荡荡的进藏大军一起向西藏进发时，我们的心是那样的明朗和纯净，心底没有一丝阴影。我为此感到自豪，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人生之初呢？虽然后来我们吃了那么多苦，有时候苦得我都难以承受了，但我仍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我只是觉得自己对这样一种选择还准备不足。
木兰，记得吗？还在你上小学的时候，为了写一篇作文你曾跑来问我，妈妈你那时候真的赶着牦牛爬雪山吗？你那时候真的每天饿着肚子吗？你那时候真的差点儿被江水冲走吗。
我点头。平静地点头。还微笑。过去了的苦日子想起来总让我忍不住微笑。
还有许多是我当时无法告诉你的。比如有一次过河，正是我来例假的时候。当我锳到河中心时，河水中浮起了缕缕血丝。我每锳出一步都有一缕血水浮上来，在我的身后打旋儿。
我觉得整个身子都在往下坠，好像我全身的血，它们都很喜欢这种样子，都急不可待地想涌出来，汇入那些无名的河流中。我想我的子宫肌瘤，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滋生的。它们一天天，一年年，缓缓地伴着我长大。所有的病都不是不速之客，它们早就和你住在一起了。
所以当我被检查出这个毛病那个毛病时，我一点儿也不奇怪，甚至对它们感到亲切。好像和它们是老相识似的，对它们的到来报以微笑。
在我的影集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张我到达拉萨后拍的照片。我眯缝着眼睛，大概是被太阳光刺的。身上的棉衣看上去比我人重。我站在那儿，站得不直。背后是我们住的干打垒土房子。还有一棵孤零零的西藏红柳。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人们从那帧照片上看不到，那就是在我的腹中，怀着我的第一个孩子。
那时我不过21岁，脸上的神情却比老人还要肃穆。
你真的认为你是去解放西藏人民吗？你还问过我这样十分严肃的问题。
是的。我亦十分严肃地回答你。毫不迟疑。
1950年9月，我们在行进了10多天之后，终于抵达了西康重镇甘孜。
尽管你们的父亲早在几个月前就先遣到了甘孜，并且为我们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尽管我们到甘孜的大部分路程是坐的车，尽管苏队长说，到甘孜只是我们进军西藏这一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还是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平生走得最远的一次了，而且一下子就跨入了神秘辽阔的青藏高原。
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甘孜，真是无比美丽。碧绿的雅砻江蜿蜒流淌，无声无息。江两岸地形开阔，水草肥美。9月正是高原的黄金季节，蓝天白云之下，到处都可以看见黑色的牛群和白色的羊群在悠闲地吃草，还能听见牧民们悠扬的歌声。山上喇嘛寺的金色屋顶与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峰交相辉映，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还有那随处可见的经幡，被高原的风吹得猎猎作响，似乎没有绳子紧紧地系着，随时都可能化作五色的彩蝶，飞上天去。
如果不是后来我在甘孜城里见到了那可怕的一幕，我会一直以为这里就是世外桃源。
那天我们几个女兵去甘孜城里办事，一走上那条凸凹不平满是烂泥的街道，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街道两旁堆满了垃圾和废物，中间淌着臭水，一股恶臭冲鼻而来。在这些垃圾和臭水中，布满了乞讨的人。他们有的跪在地上，有的趴在街边，身上只是披着一张黑乎乎的羊皮。这些人大多是残疾，不是瞎子，就是断了胳膊或断了腿的，有的人虽然有腿，却无法站立，像布袋子似的拖在地上。他们茫然地伸着手，在那里蠕动着，发出哀号，向行人乞讨着。
一只半腐烂的死狗的尸体蜷曲在那儿，上面落着好几只专吃腐肉的乌鸦。狗的旁边，是一个10来岁的小乞丐，他的嘴角溃烂着，往下淌着脓血，睁着一双可怜的眼睛看着我们。
我惊呆了，好像陷进了最黑暗最悲惨的地狱，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随着一声吆喝，一个有钱人骑着马过来了。身上穿着绸缎，脚上是长靴。马的身上也配着金鞍。极为富贵华丽，与这条肮脏的街道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街两边的穷人纷纷伏在地上向他跪拜。他停下马，一个穷人连忙跪在马前弯下腰，让他踩在自己的背上下马。
有钱人下马后发现了我们，他看了我们一眼，极为有意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钱币来，朝满街的乞丐撒去。那个小乞丐迫不及待地朝离他最近的一个银元爬去，但他的两条腿就像两只布袋拖在身后，使不上劲儿。他只能靠两只胳膊往前挣扎。好不容易靠拢那个银元，刚把手伸出去，那个有钱人就一步跨上来，踏在了银元上。小乞丐不顾一切地去扳那只穿着长靴的脚，想抠出脚底的银元，那只靴子却抬起来，将他一脚踹开。小乞丐顿时像个烂布袋一样，掉进了路边的污水沟里，溅得满脸都是污水。
愤怒和同情让我忘了一切，忘了宣布过的纪律，也忘了苏队长的交待。我猛地跑过去扶那个小乞丐，可我无法把他扶起来，他的整个身子往下坠。那个有钱人哈哈大笑着。
我愤怒地瞪着他，我握紧了拳头。我发誓如果我手上有枪，我会打碎他的脑袋。
吴菲和刘毓蓉也跑过来帮我，我们一起把小乞丐扶到了路边。我从自己身上拿出一个银元给他。小乞丐如获至宝，合掌向我作揖，然后捏着银元朝街边一家奶茶铺匍匐着爬去。
你们知道吗？你们也许知道，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那些人的手和脚，是被奴隶主砍断的；那些人的眼睛，是被奴隶主挖掉的；而小乞丐那两条像布袋一样拖在地上的腿，是被奴隶主抽了筋的；还有更甚者，被奴隶主剥了皮，砍了头做天灯。
这都是真实的啊。
很长时间，我脑子里都无法抹去那个满脸是泥的小乞丐，无法忘掉他的两只软如烂棉的脚。我也忘不了那个穿着绸缎的奴隶主，因为我无法想象他能干出那样残忍的事来。我以为奴隶主都是青面獠牙，却不想他们是穿着体面的人。
我想起刚报名参军时，政委曾在课堂上对我们说，西藏还处在奴隶社会，劳动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我当时想象不出非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以为仅仅是饿肚子或者衣衫褴褛。
我怎么也没想到人和人会有这样大的不同，人真的会活得不如牲畜。就在那一刻，我一下明白了什么叫黑暗、残酷、野蛮的封建奴隶社会，什么叫非人的生活；也终于理解了“解放灾难深重的西藏人民”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不用人再对我说什么大道理，即使是最起码的同情心也让我对所见到的一切恨之入骨：我们怎能容忍这样的社会存在。
尤其让我痛心的是，那里本来有着世界上最明亮的阳光，最湛蓝的天空，最洁白的云，最碧绿的草，最纯净的风，可是在那一切之下，却有着如此黑暗丑陋的社会。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在那样明媚的阳光下，人们过着万恶的生活。
在后来的进军途中，每当遇到艰难，遇到几乎是翻不过的坎时，我都会想到甘孜那一幕。
我咬紧牙关对自己说，不能倒下，受苦受难的人民在等着你。
你们千万别嘲笑我啊，孩子们。那时的我，从内心深处，真诚地向往着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向往着一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社会，向往着一个明朗健康的社会。我为自己能投身建设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直到今天。
有时候一个信念的建立是很容易的。
2
终于到达甘孜了。
我从车上跳下来，背着背包站在队列里。高原的风拂着我的脸，让我觉得无比舒畅和惬意。往前看，我们的苏队长正英姿勃发地站在那儿，仰起一张疲惫的却是充满了喜悦的脸庞。
我想，苏队长一定比我们谁都更高兴，因为她马上就可以见到丈夫了，她的虎子马上就可以见到父亲了。
说心里话，我也和苏队长一样渴望见到她的丈夫。我是被一种好奇心驱动着：苏队长的丈夫他到底什么样呀。
不过此时苏队长很严肃。她说大部队在雅砻河畔安营扎寨，我们女兵被照顾住到藏民家里。她提醒我们要严格遵守进藏纪律，不给群众添麻烦，更不能违反群众纪律。这些话苏队长一路上都在讲，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我们说苏队长你放心吧，我们决不会给部队丢脸的，决不会给群众添麻烦的。
苏队长笑笑说，那好，同志们，咱们先去吃饭吧。到底是不是好样的，这第一顿饭就能看出来。
这话我们有些不明白。但我们也没打算弄明白。看着那么蓝的天，那么白的云，看着与内地截然不同的高原景色，我们都兴奋得不知怎么表达。
我们跟着苏队长，到先遣支队建在河滩上的野营生活区去吃饭。没想到营区那么漂亮：一排排圆锥形的、屋脊形的、人字形的各式帐篷间，铺着一条条平坦的碎石路，路两旁栽满了鲜花，在阳光下五彩缤纷。我们还发现，每条路都有名字，比如进军路、建设路、民族路……除了一顶顶帐篷外，还有露天饭堂，娱乐活动场所，很齐全。真不敢让人相信几个月前这里是一片荒凉的河滩。
我忍不住大声说，太美了！先遣支队太了不起了。
刘毓蓉说，雪梅你快看，那儿还有个解放路呢，和我们重庆的一样，就是没有商店。
吴菲叫道，呀，那些花好漂亮呀！那叫什么花呀，我真想采一把。
徐雅兰细声细气地说，大概就是格桑花吧。真的好漂亮呀。
我们一边走一边唧唧喳喳地议论着，越说越兴奋。
我一开心就唱起歌来：天上有星，像你晶莹的眼睛。
女兵们也跟着我一起唱：地上有花，像你娇红的笑靥。
忽然，一个高大的男军官从帐篷里钻了出来，军棉衣上扎着腰带别着手枪，手上拿着一卷书。与那卷书很不相称的是他那张黑乎乎的有棱有角的脸膛。
他冲着我们吼道：唱什么唱？！不许唱。
我们全都愣住了。赵月宁不满地嘟囔说，怎么啦，这么宽的地方，能吵着谁吗？吴菲也说，就是，这是在河滩上，又不是在藏民家里。
那个人继续板着脸说，我不管这是在哪儿，这是高原。到了高原，你们就给我老实点儿，少说话少唱歌，先当狗熊后当英雄。
见我们都不解地看着他，他才缓和下语气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刚到高原，不要激动，要慢慢走路，慢慢做事，少说话。这就是先当狗熊。等过几天适应了，那就可以好好工作了。要唱要跳随你们便。那就叫后当英雄。
原来是这样。我们不敢再唱了。刘毓蓉有些抱歉地说，对不起同志。我们不知道。那人说，不怪你们，你们没有经验。不过……他看了我一眼说，歌还是唱得蛮好听的。
是个什么歌。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赵月宁就抢先道：《先有绿叶后有花》。吴菲又马上接嘴说：先爱祖国后爱她。
这下他马上不好意思了，脸上的表情和刚才凶巴巴的模样判若两人，转身就进了帐篷。
我想，这个人肯定是先遣支队的，要不怎么有资格这么厉害。
我还是想唱，不过我把唱改成了哼哼：
你的歌声在我耳旁
你的微笑在我心上
我高兴地走上战场
先有绿叶后有花……
你们没听过这歌吗？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爱情歌曲。
果然，高原很快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我们来到吃饭的地方。先遣支队的同志为迎接我们，早已经做好了饭菜，一盆盆地摆在河滩上。我们也的确饿了，连忙围了上去。可我们马上就觉出有哪儿不对劲儿。第一个有了反应的是徐雅兰，她轻言细语地说，喂，你们闻到没有，是什么味儿呀。
我使劲一嗅，真的，空气中好像飘着一种特殊的气息，让我又陌生，又不舒服。等我盛好饭夹了一筷子白菜时，才明白这气息就是从白菜里飘出来的。
原来先遣支队为了让大家更快地适应高原的气候和海拔，第一顿饭就用酥油炒菜了。并且还宣布说，以后将不再吃猪肉，而是要吃酥油，吃糌粑，吃羊肉和牛肉。其实猪肉早就没有了，吃不吃无所谓。牛羊肉也很少能吃到。难以适应的主要是糌粑和酥油。那白菜用酥油一炒，味道全变了。加上我们吃的是陈年酥油，所以气味更是厉害。
我当时却不知道，先遣支队为了给我们准备这顿饭，费了多么大的劲儿。那些野菜都是他们亲自挖回来、并且省下来的，白菜更是他们千难万难种出来的。酥油也是节省经费才买来的。
我被这千难万难才做出来的饭折腾得够呛。
我端着碗，肚子饿得咕咕响，勉强往嘴里扒拉了一口，就再也不想吃了。不仅仅是因为到处飘着酥油味儿让我恶心，还因为饭是夹生的。高原的沸点低，一般的锅灶无法将饭做熟。
更因为已经到来的高原反应让我们头晕恶心。不只是我，所有人的饭量都锐减。
苏队长就一个个地作动员，好言好语地劝说，并且带头端起了碗。她一边吃一边说，根据先遣支队的经验，必须吃酥油才能抗缺氧，抗严寒。先遣支队的一些战士就是因为抗不住严寒和缺氧倒在了路上。今后的路还长，不学会吃这些高原食物，就不可能走到西藏。
我看着苏队长的样子，也下决心夹了一筷子白菜，但扑鼻而来的那个味道，让我忍不住想呕吐。
好不容易忍住了，却听见那边“哇”的一声，然后传来赵月宁的叫声：苏队长，徐雅兰她吐了！我一听，再也忍不住了，跟着哇啦一声吐了出来，然后是吴菲。刘毓蓉马上端着饭跑到了离那盆菜最远的地方。
我们吐得非常狼狈，也非常不好意思。我想，我们这个样子一定很让苏队长失望，太像资产阶级的娇小姐了，太丢人了。但我们一个个都端着饭碗发呆，没有勇气吃饭了。只有苏队长一个人在坚持。她脸色苍白，仍强忍着往下咽。而且是一口饭一口菜地咽。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呀。我想苏队长之所以能坚持，除了队长的责任外，一定还有母亲的责任。
不吃下那碗饭，她怎么有奶水喂虎子呢？虎子瘦弱得一点儿也不像只虎犊子，6个月了却轻得像只猫。一路上虎子常常饿得连哭声都十分微弱，让我们听着心里难过。
这时，保姆张妈将虎子背来了，虎子在她的背上嘤嘤地哭着。苏队长立即放下碗，将虎子接过来抱在怀里喂奶，可是虎子仍是哭，一次次地放开母亲的奶头。我知道一定是苏队长没有奶水了。一路上那么累那么苦，又吃不好睡不好，哪还会有奶水呢？我们都忧虑地看着苏队长，看着虎子。虎子额头上那个伤疤已经结痂了，仍让我歉疚。
苏队长一声叹息也没有，她蹲下来，把虎子横抱在怀里，重新端起夹生饭来吃。虎子继续咧嘴哭着，苏队长将一口饭送进嘴里，慢慢地嚼，细细地嚼，嚼了很长时间，仿佛她的嘴是个磨盘。片刻之后，一口如豆浆一般又细又白的饭汁出来了，苏队长嘴对嘴地将饭汁送进了虎子的嘴里。虎子的哭声立即停止了，急切地吧唧着小嘴。
苏队长抬起头来高兴地对我们说：他要吃！看，他要吃！太好了。
苏队长又吃进一口饭，又细细地嚼，又推起软软的磨盘，然后又嘴对嘴地喂给了虎子。
我们简直看呆了。仿佛那饭经了苏队长的嘴变成了琼浆，虎子吃得非常香甜。
苏队长一口一口地喂着虎子夹生饭。她好像忘记了我们。
我们在小小的虎子做出的榜样下，也都重新端起了夹生饭。我们都像苏队长那样细细地咀嚼。真是奇怪，我竟然也把夹生饭嚼出了香甜的味道。
我们被安排到一个叫拉姆的藏族老乡家借住。
拉姆四五十岁的模样，听不懂汉话。但她面带微笑，态度很友好。她拉着我的手，指着楼上比比画画，意思是让我们住到上面去。楼下全是牛羊的圈，我们当然希望住到楼上去。可是看了半天也没找到楼梯。拉姆把我带过去，我看见在通往楼上的地方，架着一根碗口粗的木头，上面凿了几个痕迹，左右也没有扶手。我疑惑不解。拉姆却一边笑，一边踩着那根圆木走了上去。
原来这就是楼梯。
见拉姆那么轻巧就走了上去，我也背上背包跟着踩了上去。但木头太窄了，又没有什么可扶的，我觉得心里发慌，好像演杂技一样。爬上去就不敢下来了。没想到到藏区后让我们为难的竟是这样一件小事。为了对付它，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在那根独木棍口来来回回地爬了几十次，爬出一身的汗，还摔了几次，终于征服了它。再上下楼时，简直身轻如燕了。
拉姆把我们领上楼，将楼上的两间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自己搬了东西要下楼。我一看那怎么行？苏队长说了，要尽量减少对群众的打搅。我们比画着告诉她，我们不住房间，我们随便在地下铺个铺睡觉好了。拉姆这才留下。我们在拉姆的灶房里铺上青稞草，当做床铺。其实青稞草铺的床，又松又软，睡起来很舒服的。后来我们再也没睡过那么舒服的床铺了。
拉姆的丈夫原先在甘孜城里做小买卖。我们去时，男主人出乌拉去了。所谓乌拉，就是为寺庙或者头人做无偿差役，当然是被剥削。怪不得我们的进藏纪律中有一条，就是不准随便拉藏民当乌拉。拉姆说解放军刚来的时候，村里的头人让她们去打柴。她们不敢不去，等打了柴送到解放军驻地时，一个解放军笑容满面地过来为她们的柴草称重量，然后一边说着感谢的话，一边付给她们柴草钱，她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当过多少次差了，还是头一回有人付她工钱。一直到白花花的银子拿在手上，她才相信这是真的。从此她见人就说，解放军是好人，解放军是菩萨。所以看见我们去，拉姆格外热情，主动提出让我们去她家里住。
我们铺好床，在院子里捡了几块石头搭好了灶，然后就开始帮拉姆打扫卫生，挑水什么的。一次挑不了多少，还气喘得不行。拉姆见我们做这些事，脸笑得像花一样，不停地说，吐其其，吐其其（吐其其注释：谢谢）！虎子又哭起来。苏队长开会还没回来，拉姆怕他饿了，连忙去挤了一小碗牛奶喂他，虎子不喝，还是哭。拉姆看了看孩子有些忧虑地向我比画着，我看出她是担心虎子病了。我用手摸摸他的额头，又用脸贴贴他的脸。我小时候生病母亲就是这样的。可贴了半天我还是拿不准他有没有热度。幸好这时候苏队长回来了。苏队长顾不上擦汗，连忙接过虎子。我说虎子老是哭，会不会生病了？苏队长说不会吧？可能是想睡觉了。我说苏队长，怎么虎子他爸爸还不来看你们。
苏队长说，他肯定忙顾不过来。
刘毓蓉说，等他来了，见到虎子怕都不认识。
吴菲说，那当然，他还没有我们熟悉虎子呢。
正说呢，听见楼下有人喊：苏玉英同志在吗。
来了来了！我们几个都叫起来，比苏队长还兴奋。尤其是我，连忙趴到那个小窗户往下望，我看见两个男军人站在院子里。一高一矮。我想大概高的那个就是虎子的爸爸吧？我扭脸看苏队长，她的脸已经红了。
我高兴地跳起来说：我下去领他们。
3
那次陪着王政委去看苏队长的，就是你们的父亲。换句话说，就是在河滩上不准我们唱歌的那个男人。不过我当时完全没对他留下任何印象。因为在部队里成天见到的都是男军人，在我眼里他们都长得差不多，甚至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语气也很相像。
但他却记住了我。那算是他第二次见到我吧。
你们的父亲后来告诉我，大部队抵达后，王政委一回到帐篷，又拿起那本《西藏宗教简史》看起来。他上去一把抓过书说，喂，你是真不急呢还是假装不急？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了大部队，还盼到了你的“小部队”，居然这么沉得住气？王政委笑笑说，急什么？好事不在忙上。等她们住定了再说。你们的父亲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把王政委给推走了。
王政委打听了半天，才找到我们住的老乡家。他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回答说苏玉英不在。他很失望，转身要走，忽然听见有小孩儿在哭。他想会不会是自己的孩子？他就站在那儿听，听了好一会儿，他也没敢肯定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他根本就没听见过自己孩子的哭声。他惦着家里的工作，只好先回去了。
回到住处把情况一说，你们的父亲就急了，他说哪有你这种当爹的，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在哭都听不出来？要是我一听就能听出来。王政委也不急，还是笑眯眯地说，你别吹了。我敢说你连小孩儿的哭和笑都分不清。你们的父亲说，那你推门进去问问不就得了？这是谁家的孩子在哭呀？人家还能不告诉你？王政委说，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你们的父亲说，走走，我亲自陪你去。这么大两个人，还能找不到一个孩子。
这样，他们又来了。
当时我从楼梯口探出头来，冲着他们大声说，是找我们苏队长吗？快上来吧。
你们的父亲觉得眼前一亮，这不是刚才唱歌的那个女兵吗。
两个人就顺着那根圆木上来了，显然他们已经走惯了，很轻松就上来了。我站在楼梯口等他们。高个子走在前面，他看见我就说，原来是你。我很奇怪，我又不认识他，他怎么说原来是你？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后面的那位。后面那位长得敦敦实实，两个腮帮子鼓着，好像随时咬着两块肉。我就笑眯眯地对他说，我敢肯定，你是虎子的爸爸。
王政委很吃惊，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说，你和虎子的嘴巴很像。
王政委摸摸自己的嘴，大概不知有什么特点。楼上有些暗。他好一会儿才看清坐在地铺上的苏玉英，苏玉英正在给孩子喂奶，旁边还围了几个女兵。苏玉英见丈夫来了，丈夫的搭档也一起来了，有些不好意思，赶紧扣上了衣服。
王政委从她手上接过孩子，结巴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虎子。
苏玉英含笑点点头。
他这儿怎么啦？王政委发现了虎子额头的伤痕，用手轻轻地摸着。
苏队长说，路上不小心摔了一下。
我心里有些紧张。还好王政委只是笑笑，说，哟，我的虎子也光荣挂花了。但他笑是笑，抱虎子的手却有些抖。
你们的父亲在一旁笑道，看你紧张的，让我先抱抱吧。
小赵在一旁拽拽我说，哎，这就是刚才在河滩上训咱们的那个人。
我说真的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吴菲点点头说，就是他。
我们几个就悄悄地溜下楼去了。
你们的父亲抱起虎子走到窗口，借着光亮看了看说，嘿，怪不得你能看出他们是父子，这父子俩的嘴的确很像，都是薄薄的那种。你们父亲回头说，小同志，你的观察力还挺强嘛。
他回头时才发现我已经不在了，几个女兵都不在了。楼上除了王新田夫妻俩，就剩他了。
这一来他有些尴尬，赶紧把孩子还到王新田手里说，不行，这孩子不是我的，抱着不对劲儿，还是你们自己抱着，我不凑热闹了，我先走了。
你们的父亲急步走下楼来，他有点儿性急，差不多是直接从楼上跳下来的。院子里已经没人了。但他听见了歌声。他走出院子，只看见我们几个的背影，我们正往甘孜城里走去。
不知为何，你们的父亲断定那歌是我唱的。
他站在那儿发了一会儿愣，他想，有空儿时问问王新田，那女兵叫什么名字。
4
应该说，我和你们父亲的真正会合，是在主力部队与先遣支队的会师大会上。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仍不认识他，而他虽然记住了我，却始终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我会唱歌。
因为会师大会那天，我差不多把嗓子都唱哑了。
会师庆祝大会的会场布置在甘孜城南的柳林里。彩门上写着几个鲜红的大字：向祖国边疆挺进！你们的父亲穿着整齐的军装，腰里挎着手枪，人高马大地站在高大的彩门下迎接主力部队。当威武雄壮的主力部队唱着嘹亮的歌声，喊着震天的口号走进会场时，你们父亲的眼眶忽地热了。整整半年了，他们作为先遣支队，不说是吃尽了千般苦，至少也是体验了万般难。现在终于等来了大部队，他有一种见到亲人、见到母亲的感觉。
头天夜里，他和几个支队领导彻夜没睡，一一总结着半年来先遣支队的工作情况，终于感到可以舒一口气了。对照出发时上级交给他们建立进藏根据地的7项任务，应当说是基本完成了。尤其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终于度过了粮荒，并且摸索出了一套适应高原的生活经验，还为主力部队储存了一些野菜，开荒种出了白菜，动手编织了一些羊毛袜。这些东西虽然少，却能够帮助主力部队尽快适应藏区生活。
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把这片冷硬的土地踩热乎了，热乎得就像自己的家乡。他们以自己一贯的优秀作风赢得了藏族人民的深深喜爱。刚来时，许多藏族群众感到害怕，他们把生产和生活用具纷纷藏了起来，然后躲到了山上。他们躲在山上用眼偷偷地看，看见那些被称做解放军的汉人，竟然饿着肚子在为他们修桥铺路，收割青稞。他们没粮吃就打老鼠麻雀吃，后来头人说，老鼠麻雀也是神物不能打，他们就忍着，不吃老鼠麻雀，挖野菜吃。但即使如此，他们也照样把收下来的青稞全部送到主人家去，好像他们不知道那些青稞是粮食，是可以吃的。
一双双怀疑的眼睛终于变成了一双双信任的目光。男男女女的藏民下山了，他们一回到家，就把埋在牛粪里的锅、水桶、锄头等等，挖出来送到解放军那里去。他们腼腆地笑着，比画着，告诉解放军他们相信他们。人心换人心。后来，上级给先遣支队空投的物资被风吹到远处去时，总会被藏民完好无损地送回来。特别是那些被解放军治好了病的藏民，更是感激万分地拉着解放军说，你们的亚姆亚姆！（亚姆注释：好）我们的稀稀拉拉（希拉注释：不好）！从会师的庆祝会会场就可以看出，无数的藏族群众是自发来参加的，还带来了他们的食品和礼物。
你们的父亲站在彩门下心里感慨万千。忽然，他觉得耳边有异样。在一片雄壮粗犷的口号中，他的耳朵里灌进了另外一种声音，悦耳柔和，同时又很有穿透力。他仔细张望，才发现有一支队伍虽然着装和大部队完全一样，却忽地小了一圈儿，再看那一张张的脸，是那么秀气，那么年轻。原来是女兵队！会场的老百姓都朝彩门下拥来，部队也全都朝彩门那儿投来钦佩和骄傲的目光。一大群小鸟忽然飞临，在彩门上下快乐地翻飞着，然后齐刷刷地落在了彩门上，好像觉得那彩门还不够漂亮，要镶上一圈儿羽毛花边儿似的。
藏民们的眼睛瞪大了，他们双手合在鼻尖上，不停地说：卓玛，卓玛。（卓玛注释：仙女）男兵们全都挺起了胸脯，那使他们就像一座座山，他们的眸子闪着光，充满了骄傲，因为那些女兵他们的姐妹，是他们山上最美丽的丛林，是丛林里最有活力的鸟。他们的歌声更加高昂了，但他们的高昂并没有覆盖女兵们的歌声。因为女兵们的歌声更加高昂，还因为她们的歌声富有穿透力，直上云空。
你们父亲那钢铁般的胸膛里，突然间有了一阵柔软的暖意，他的眼眶甚至有些潮湿。他想，她们才该骄傲呢。他们有的自豪感不过是她们的十分之一罢了。
站在你们父亲身边的通信员小冯忽然惊喜地说，首长，你也会唱歌。
你们的父亲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在跟着女兵唱歌。他瞪了小冯一眼，大声说，去，跑步到女兵队，告诉她们，就说先遣支队全体官兵向她们致敬。
小冯兴高采烈地大声说：是！然后藏羚羊一般地跑掉了。
你们的父亲想，真的，我怎么也会唱歌了呢。
你们的父亲在女兵队中看见了王政委的爱人苏队长，接着就看见了跟在苏队长后面的我，他当时在心里称我为会唱歌的女兵。他有些不好意思，就把眼转开了。而我，只顾着激动，丝毫没注意周围的事情。
大会的气氛非常热烈，进军队伍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让我又想起了出发前在眉山召开的誓师大会。和在眉山时一样，附近的群众都闻讯赶来了，像过节一样热闹。也的确是过节，当时是9月初，正好是藏族群众庆祝丰收的节日“央勒节”的开始，所以百姓们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带着一家老少赶来了，他们满怀喜悦地要和解放军一起过节。
师长代表先遣支队，将几个月艰苦劳动采集的野菜和编织的羊毛袜、节省下来的茶砖、用银元买的牛羊肉等一大批物资送给主力部队。接下来，主力部队把从内地带来的毛巾、肥皂、日记本、水果糖还有菜子等，送给先遣支队和藏族同胞，以表示慰问和感激。暴风雨般的掌声一次次响起，那热烈的气氛，那兄弟般的情谊，至今想起来我心里都是热热的。
慰问演出开始了。我们把自己出发前就排练好的节目一一搬上去，小歌剧、舞蹈等等。
那时候部队不管生活多艰苦多困难，总是非常活跃，秧歌队、腰鼓队、高跷队、舞蹈队，应有尽有，丰富多彩。整个会场立即成了欢乐的海洋。
最受欢迎的，还是你们父亲他们先遣支队的演出。那些战士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学会了优美的藏族舞蹈——巴塘弦子舞。弦子就是歌舞的意思，那是藏区所特有的歌舞，参与性很强。起舞时，领舞的走在前面跳，腰上插着一把类似二胡的乐器，藏民们管那叫比庸，用牛角做的管，用马尾做的弦。领舞的一边拉着比庸一边跳舞，后面就跟着众多的舞者。他们在优美和谐的乐曲声中围成一个圈儿，载歌载舞，很快乐。
那些拿起枪能打仗拿起锄头能种地的战士们，跳起弦子来非常轻快，节奏鲜明，动作优美。他们跳了两圈之后，开始热情地邀请我们加入，邀请藏族同胞加入。我们起初还有些不好意思，但那些藏族青年马上就大大方方地上去了，他们手拉手地加入到了战士们的快乐舞蹈中。我们被感染了，也和他们一起跳起来。
藏族青年们一边跳还一边高声唱着：国王的舞姿/豪迈矫健/姑娘的歌声/优美动听/索郎央金姑娘呀/深深陶醉在歌声里……接下来，藏族同胞又表演了牦牛舞、狮子舞、鹿神舞和采花舞。那采花舞，是为了纪念一个叫莲芝的藏族姑娘而编的，莲芝姑娘心地很善良，总是克服千难万险，采花给村里人治病，后来遇到暴雨身亡。演出的姑娘们先是用对歌的形式互相问答，一路走一路歌，采了花之后她们把花编成一个美丽的花环插在头上，然后用怀念的歌声向莲芝姑娘告别。
她们唱道：百样鲜花采齐了，把莲芝姑娘丢下了。/明年百花开放了，我们届时又来了。/碧绿的草坡留给你，鲜艳的花儿陪伴你。/含着眼泪离开你，明年今天再看你……
那歌儿真是好听极了，我很快就跟着藏族姑娘们学会唱了。
最后是我们女兵小合唱，我领唱。我还是头一回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呢，非常兴奋。眼睛亮亮的，脸庞红扑扑的——苏队长这么形容我来着。这和我在学校里参加合唱团的感觉大不一样啊。我们唱了《南泥湾》，唱了《绣金匾》，唱了《康定情歌》，还唱了那首《先有绿叶后有花》。战士们掌声如潮，吼叫着不让我们下去。我看见师长几次站起来让大家安静，可战士们实在是太高兴了，就是安静不下来。我们最后唱了我们的《十八军军歌》，全场官兵和我们一起唱起来，把庆祝会推向了高潮。
跨黄河，渡长江
我们生长在冀鲁平原太行山上
锻炼壮大在中原
威名远震东海长江
祖国处处欢呼解放
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更伟大崇高的任务号召我们勇敢前进
解放大西南
毛泽东的光芒照耀祖国边疆
进云贵，入川康
保卫西南边防
巩固祖国后方
解放的大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雅鲁藏布江
我站在台上，挺着胸脯大声唱着。我看见台下好多官兵一边唱，一边流下了热泪。那是他们的歌是让他们为之骄傲的军歌。
你们的父亲说那天他很开心。几个月了，他都没这么放松过。他跟身边的王政委说，那个领唱的女兵嗓子可真亮。
王政委笑眯眯地说，要不要我帮你去问问她叫什么名字。
你们父亲砸核桃似的擂了他一拳，说，你这政治工作就这么做？一点儿也不深入。光问名字有什么用？你得把情况全搞清了。
王政委故意说，你别性急，西藏咱们也得一步一步走进去嘛。
你们的父亲一点也不马虎地说：当然。不过走进之前我就有了主张，我是坚定地朝着主张一步步走进来的。
师长政委和一些领导走上台，和我们演出的女兵一一握手。师长笑呵呵地说，你们辛苦了！进军西藏，你们也是功臣啊！等将来西藏解放了，我带你们到全国各地去观光。
我们开心地欢呼起来。
我丝毫也没注意到你们的父亲站在台下看着我们。
或者说，他是在看我。
后来王政委真的来找我们苏队长，打听我的名字。
王政委说，那天我和欧参谋长来你们这儿时，出来接我们的那个女兵叫什么。
苏队长想了想说，是不是那个白白净净的喜欢笑的。
王政委说我记不清了，反正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虎子的爸。
苏队长说，哦，那是小白。白雪梅。怎么了。
王政委笑笑说，我们欧参谋长对她的印象很好。你帮着注意点儿。
苏队长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还是故意问，注意什么。
王政委说，你别给我绕圈子。你看我们欧参谋长为了革命，到现在也没成家。他可是个非常出色的军事干部，战斗英雄，人又长得威猛。我看小白挺合适他。
苏队长看丈夫对自己搭档那么关心，心里很赞赏。但她板着脸说，不行。现在我不允许她们想这些事，我需要她们顺利到达目的地。别的什么也不能考虑。尤其是小白。
王政委说，为什么尤其是小白。
苏队长说，我也不知道。我很喜欢她。她是个单纯的姑娘，充满幻想。等她大一些成熟一些再说吧。
王政委说，我也不是说现在。我只是叫你注意一下。
王政委和苏队长又说了一会儿体己话，王政委马上就要回支队里了。临走时苏队长又把王政委叫住，一脸严肃地说，喂，我告诉你，你们那些人别老打我们女兵队的主意，恨不能把我们女兵队瓜分了，连建制都撤了，变成个家属营。要是那样，我可得找上级去告你们。
王政委笑着挥挥手，说，没那么严重，好好当你的女兵队队长吧。说着就走了。
苏队长真的没有把这事告诉我。
一直到昌都后，苏队长才把这些话告诉我。但她仍是说，雪梅，我不是作为领导和你谈的，我只是作为一个大姐。这件事，一定要你自己愿意。
而你们的父亲却从那时起就装上了心事。他一向很坚定，心里有了目标就不会轻易放弃，那是他的性格。当然，他太看重解放西藏这件大事了，为了这件大事他可以舍去一切。所以他也只能是在抽烟的时候，半夜醒来的时候，端上碗开始吃饭的时候，也就是空闲的时候，才会在脑子里闪过一下我的样子。他想，那个会唱歌的女兵现在在哪儿呢。
我们这两条河还在各自流淌着。
5
向西藏进发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渐渐地，我们适应了高原反应，头不再那么剧烈地疼了，心口不再那么闷得慌了。我们已经可以用酥油炒出的菜下夹生饭了，我们不用捏鼻子就能喝下酥油茶了，我们还能老练地转着碗，把糌粑搓成一条条地扔进嘴里了。我们大口嚼着夹生饭，嚼出一片树枝儿摇曳的响声来。
也许是强体力的训练，加速了我们对吃饭这一新课题的适应吧。
我们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藏语：尼玛——太阳；达娃——月亮；葛玛——星星；梅朵——花；卓玛——仙女；格桑——吉祥；金珠玛米——解放军；亚姆——好；稀拉——坏；嘉沙巴——新汉人……那时候许多藏族群众都叫我们新汉人，表示对我们的好奇和喜爱。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情是需要我们学习的。比如做饭，捡柴，捡牛粪，搭帐篷。
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小事到了高原都变得难起来。我们就虚心地向拉姆请教。拉姆对我们特别好，她亲自带着我们上山去捡柴，到草滩上去捡牛粪。她告诉我们哪里才能捡到柴火，还告诉我们怎么烧牛粪才烧得旺。在她的指导下我们都进步很快。我们分了工，有做饭组，捡柴组，搭帐篷组。我分在做饭组。那并不是我情愿的，可是苏队长说我个子小，不让我去干体力活。刘毓蓉分在捡柴组，那是比较累的，但她说自己身体好，年龄大，主动要求去了那儿。吴菲在搭帐篷组，她声称自己四肢比较灵活，能把帐篷搭得跟砖房一样结实。
拉姆教我们做这样那样，但有些事情她也没办法。比如做饭，她做出来的饭也夹生。这是因为高原沸点低造成的，你烧再旺的火也没用。我们不可能让高原适应我们，只有我们适应高原，适应夹生饭。再说了，虎子都吃夹生饭，我们有什么不能吃的。可以说我从到达甘孜那天起就开始吃夹生饭，一直吃到转业离开部队，离开西藏。
当然，最难的不是做饭，不是捡柴，也不是搭帐篷。
最难的是面对我们的新伙伴。
这天早上苏队长开会回来，笑着对我们说，同志们，去看看咱们的新伙伴吧。
我们面面相觑：什么新伙伴？又调来新同志了吗。
苏队长仍微笑着说，去看了就知道了。
我们就跟着苏队长走。应该说还没走近我们就看见它们了，看见我们的新伙伴了，它们黑压压的一大片，以一种气势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但我们一时没反应过来，我们一边躲避着它们一边东张西望地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苏队长用手一指我们躲避着的东西，说，那不是吗。
我们呆住了。
牦牛？就是这些黑色的长毛的大眼睛的家伙？就是曾经把我们吓得脸色苍白的家伙？我们真的要和它们成为伙伴了吗。
折多山下那惊人的一幕又出现在了我眼前。我心里不由得一紧。
苏队长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将前线部队的作战物资及时地送上去。要完成这一艰巨繁重的任务，我们必须与牦牛成为好伙伴。
吴菲冲我伸伸舌头，说了声天哪。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小声说，只要别人能赶，咱们就能赶。
现在，那个让我们想了很久也怕了很久的牦牛，终于来到我们面前了。整整200头，黑压压的一大片。它们一个个武士一般披着铠甲似的长毛，昂着泛着金属光泽的巨大犄角，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好像在拭目以待。我们鼓足了勇气，小心翼翼地靠近它们，想亲近它们，但它们冷冷地站在那儿，面无表情。不过它们至少没有发疯，没有狂奔不已，这让我们的胆子大一些了，慢慢靠近了它们。
苏队长告诉我们，牦牛是高原上最有力量和耐力的牲畜，被称做“高原之舟”。在高海拔地区，在气候寒冷地区，它们是惟一能够运送物资的牲口了。为了保证下一步进军路上部队的补给能够跟上，师里在四川藏区采购了一万多头牦牛，这一万多头牦牛将组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我们这一支，不过是浩浩荡荡运输大军中的一小部分。
一想到那么多人和我们一样赶牦牛，我们的胆量壮大了一些。
需要运送的物资也分配来了，有粮食，有弹药，还有银元。分成无数个驮子。我们就是把这些驮子送到前线去。
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驮子搁到牦牛的身上。
没想到这就很难。我和吴菲搬起一个驮子，围着牦牛转了10多圈儿也没能把它放上去，急得出了一头的汗。后来一群人上来帮我们，七手八脚地才勉强把驮子放到牦牛背上。
第一步完成了，第二步更难：上好驮子的牦牛不往前走。它们站在那儿，生了根似的，任我们怎么赶怎么推怎么吆喝，它们就是不动。
小小的赵月宁急了，上去用两手推牦牛的屁股，牦牛还是纹丝不动。她生气了，攥起拳头使劲儿地擂，牦牛慢慢地转过硕大的脑袋看了她一眼，还是不动。大概她那个小拳头擂上去在牦牛的感觉中就是挠痒。
我们一边笑一边担心：怎么办呢？牦牛不听我们的话。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怎么办。
苏队长比我们更急，最后想出个笨办法，让我们在牛头上拴根绳子，像牵马那样牵着牦牛。于是我们就分成两人一组，一个在前面牵，一个在后面赶。
我和吴菲一组，吴菲在前面牵，我在后面赶。但任我们怎么用力，牦牛就是不动还瞪我们。大概它们祖祖辈辈都没被人这么牵过，很不乐意。吴菲就用力拉，牦牛被拉火了，用头蹭了她一下，把她蹭了一个跟头。吴菲也火了，从地上爬起来说，你还敢顶我？就给了牦牛一拳。牦牛又蹭她一下，她又还它一拳。
我看见那牦牛的眼睛里有红色漫上来，胆战心惊地说，吴菲你别惹它。
吴菲根本不听，又连续给它两拳。这下牦牛不耐烦了，一尥蹶子，把吴菲踢倒了。踢得吴菲滚出了一丈远，立即就捂着小腿爬不起来了。我吓得死死拽住牦牛，生怕它再往吴菲身上踏上一只脚。
一旁的赵月宁吓得脸色都变了，拔腿就去找苏队长，边跑边喊，苏队长，不好了，吴菲和牦牛打起来了！苏队长忙不迭地跑过来，先扶起吴菲，撩开她的裤腿看，那里已经乌青了一大块，扳着脚腕试了试，还好，没让牦牛踢断。她这才嘘了口气说，小吴，你也是，和谁打架不好，和牛打。你就让让它吧，它是牛啊。
这后来成了一个笑话。一路上大家经常问，怎么样，今天谁和牦牛打起来了。
眼看着要出发了，我们仍没能制服牦牛。
师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给我们雇来两个藏族牧民。让他们协助我们赶。苏队长觉得心里不安，那两个牧民赶牦牛时，她就在一旁观察。她发现藏牧民赶牦牛时，个个都“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们笑嘻嘻地和牛说话，好像牛是他们的兄弟一样。然后轻轻一举，就把驮子放上了牛背，再然后拍拍它们的屁股，像是在表扬它们。带牦牛队走的时候，他们并不费力地驱赶，自己走在前面，轻轻地嘬起嘴唇，嘘——的一声，那庞大的牦牛群就启动了，乖乖地像一群听话的孩子，一点儿脾气也没有，跟着他们走了。苏队长有些明白了，回想起在折多山脚下牦牛发疯的那次，也是一声口哨镇住了它们。
她学着牧民嘬起嘴唇，嘘——的一声，牦牛真的就往前走了。她像个孩子似的高兴地拍掌大笑起来，迫不及待地把我们全都叫了去，让我们也试试。
于是我们一个个全都嘬起嘴唇来，学着牧民的声音哟哟地叫，或者嘘嘘地吹口哨，练得嘴唇都干裂了，但渐渐地，终于能发出和牧民相近的声音了。当我们再靠近牦牛时，牦牛终于显得温驯了。
后来我发现，牦牛不仅温驯，还很通人性。尤其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它们总是抬起那硕大的头颅看着我们，眼里水汪汪的，好像听懂了那些歌声。渐渐地，它们成了我们的好伙伴，甚至成了我们的卫士。有一次，我们在灌木林里遭遇了一群狼，那群狼大概有30多头，非常饥饿的样子，肆无忌惮地朝我们嚎叫。我们紧张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牦牛也叫起来，它们的叫声像威武的号角，一声声的，把树叶纷纷震落下来。有一头牦牛一边吼叫着一边朝狼群走去，另一些牦牛也朝狼群走去。那群狼终于胆怯了，夹着尾巴迅速逃离。
后来，我们和200头黑黑的牦牛一起，爬冰山过雪峰，相依为命度过了50多天，终于在11月里到达了昌都。
6
那些日子，苏队长天天和我们待在一起，和牦牛待在一起，我们几乎要忘记她是一个母亲了。晚上回到住处听到虎子的哭声时，我们才想起她还有个可爱的儿子，并且，还有个心爱的丈夫。
说实话，自从见到苏队长的丈夫王政委后，我心里对他很有些失望。没想到他长得这么其貌不扬，我以为他高高大大，英俊潇洒。因为我们苏队长就英姿勃勃的，很帅气。但看得出苏队长很爱他。尽管他很少来，但只要来了，苏队长的眼里就会闪烁出一种光芒，脸上就会有红晕，人更漂亮了。
我心里想，苏队长真的爱这个看上去比她大许多的男人吗。
我的这个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快要离开甘孜时，我们队里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我们队的徐雅兰被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再和我们一起往前走了。
说实话，我当时也险些被留下来。后来总算幸运过关。但有两个人却没能和我一样幸运：一个是赵月宁，一个是徐雅兰。赵月宁是因为年龄太小，人又那么瘦。医生觉得她还完全是个孩子，让她负重行军，实在是于心不忍。徐雅兰则是被检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在甘孜症状就明显了，再往高处走肯定会出问题的。
赵月宁一听要她留下，马上哭闹起来。她左右不离地缠着苏队长，说她瘦是瘦，可没有病。她保证不拖后腿，保证和大姐姐们一样完成任务。她哭得哇啦哇啦的，让我们都忍不住站出来帮她求情了。我们说我们会帮她的，就让她去吧。我们一定把她好好地带到拉萨。现在想来我们是多么的单纯啊，自己能不能走到拉萨尚且不知，就想着去保驾别人了。苏队长和师里的其他领导拗不过她和我们，终于同意让她一起走了。她高兴得搂着我们跳起来，那张脸就跟高原的天气一样，刹那间风吹云散，出了太阳。
可是徐雅兰就不行了，明摆着的危险让我们谁也不敢为她说话，一起劝她留下来，留在甘孜。领导说，甘孜也有许多革命工作要做，后面还不断地要上来部队，需要接应。可她还是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惹得我们也都陪着她一起掉泪。
徐雅兰终于留在了甘孜，她在甘孜工作一年多后，由于身体越来越差，被调回到了成都，在军部保育院当一名老师。你们都认识她，她就是徐老师。
当时我们都非常同情徐雅兰，觉得她太不幸了，生病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她将孤独一人离开我们这个集体。
但我们不知道，还有更不幸的事情，正在折磨着我们的苏队长。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件大事。
那天当我欢天喜地跑回到住处，想告诉苏队长我通过了体检时，我看见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眼睛红得像桃子。明白地昭示着她破碎的心。
我从没见苏队长哭过。我为这个没见过的情形不知所措。
旁边的同志小声告诉我，说王政委刚走。王政委来告诉苏队长，不能带虎子上路。要把虎子留在甘孜。
我惊呆了。
我一下子有了一种愤怒。我想这是一个丈夫和父亲应该说的话吗？。
王新田政委来向他的妻子苏玉英告别。
他们先遣支队须受了新的任务，要出发了。
苏队长正坐在拉姆的房间里给虎子喂奶，看见丈夫她笑笑说，你看，我喝了几天酥油，奶水比原来多一点儿了。
王新田默默地在她身边坐下，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看看瘦弱的儿子，看看更为瘦弱的妻子，心里很难过。但现实容不得他儿女情长，他抬起手来，为妻子捋了捋头发，想说的话却始终开不了口。
苏玉英说，你好像有什么事要说。
王新田清了清嗓子说，我马上要带部队出发了。
苏玉英说，我知道。我们也会很快跟上来的。
王新田说，就是因为这个。我来……和你商量一下……孩子的事。
苏玉英吃了一惊，下意识地抱紧了孩子：孩子怎么啦。
王新田硬着头皮说，你知道，接下来的进军路途更加艰苦了，全靠徒步，海拔高，气候寒冷，荒无人烟，供给困难。你们还有那么重的运输任务，尤其你是队长，担着全队的担子，闪失不得。所以……再带着孩子，会非常困难。对你，对孩子，可能都难以承受。
眼泪一下从苏玉英的眼眶中涌出，滴在了孩子的脸上。她知道他说的句句都是实情。还有更多的实情他还没说出来：保姆张妈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显然不能再往前走了；虎子一路上总是挨饿，她已经没有一点奶水了；还有，他已经摔伤过一次了，万一再出什么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更重要的是，女兵队的担子在她的肩上，那是一大群孩子，那比虎子更重要。怎么办。
这都是实情。
但实情也一样刺痛人心。
她说，那……怎么办。
她说这话时眼泪汹涌而出，拍打着王新田的心岸。他被拍打得心里发疼，他知道这对一个母亲意味着什么。别说是母亲，就是他心里也感到疼痛。他站起来，在她和孩子面前走了几个来回，然后站下来试探性地说：要不，你和孩子一起留下，别再往前走了。
苏玉英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摇了头，她温柔地却是坚决地看着她的丈夫。她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那可做不到。要她留下来？且不说这意味着和丈夫的分离，更重要的是，她怎么能在进军的道路上半途而废呢？她怎么能丢下运输队里的女兵们呢？就是组织同意了她也不同意。
这在她是不可想象的。
王新田重新坐下来，揽住妻子瘦弱的肩膀，安慰她说，组织上让我们暂时先把孩子和保姆留在拉姆家里，你也知道，拉姆是个非常可靠的人，她的丈夫也是我们的基本群众。等大部队到达拉萨安顿好后，或者等进藏公路修通后，我们就回来接他们进去。
只能是这样了。苏玉英擦了眼泪，异常坚定地点点头。她别无选择。
想通了，也就坦然了。
苏玉英把熟睡的孩子放到床上，盖好。然后站起来，站到丈夫的面前。丈夫是那么魁梧，令她显得越发弱小。
她为丈夫整理扣得好好的风纪扣，为丈夫整理戴得端端正正的帽子，然后把自己的脸贴在丈夫的胸前。透过军棉衣，她闻到了丈夫身体的气息，那种熟悉的好闻的气息。丈夫紧紧地抱着她，抱得她身上发疼。但如果疼痛能延续这拥抱，她愿意选择疼痛。她轻声说，来吧。
丈夫摇头，但手上用的劲儿更大了。她忍不住发出了呻吟。丈夫却忽然松开手，站到了一边。
王新田说，我得走了。她怨尤地问，干吗那么急？王新田说，支队的人还等着我呢。出发前还有好多事情要安排呢。她说，难道就在乎这半天的时间吗？或者，我们只需要一会儿，你……你的担子那么重，也该松弛一下……王新田迟疑了一下，走过来，拥住她，下巴在她的头发上轻轻地蹭着。他以少有的温存耳语道，马上要上路了，前面的路很苦，我不想让你……背上包袱。
她明白了，释然一笑，仰起脸来看着丈夫，就像妹妹看着兄长。她想，他多好啊！然后她用两只手环住了丈夫的腰。她知道她又要很长时间才能见到丈夫了。
但丈夫掰开她的手，他定定地看着她，好像要在那一眼里把她看得足足的，整个儿看进心里去。然后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拉开门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他连头都没有回一下。
他甚至没有亲一下他的儿子，他的那个叫做虎子的瘦弱的儿子。
7
我们几个女兵得知苏队长要把虎子留在甘孜时，全都哭了起来。
我哭着说，苏队长，你可不能把虎子留在甘孜呀。我说的时候，眼前又浮现出了在甘孜城里看到的那一幕，浮现出了那个拖着两腿的小乞丐，那些被挖了眼、抽了筋的奴隶，还有那个骑在马上的奴隶主。
我祈求苏队长说，你不能把虎子留在这儿呀，我们带他走，我背，我背得动的。这一次我一定会小心，再不会摔着他了，我就是死也要把他背到拉萨。
见我一脸的泪水，心如刀绞的苏队长只能反过来安慰我了。她说别难过小白，不会有事的。拉姆很可靠，张妈对虎子也很好。再说最多一年，我们就会走到拉萨的。到那时候，路也修通了，我就回来接他。说不定他在这里养着，还能长胖一些呢。
我把虎子抱在怀里，看着他那瘦弱的样子，终于接受了苏队长的说法，如果虎子留在这儿真的能养胖一些，苏队长就不会老是含着眼泪看他了。再说，苏队长都无法选择的事，我又能怎样呢？我有什么权力来决定虎子的命运呢。
我是说在那个时候，虎子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我们努力工作着，努力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想以此来减轻苏队长心里的痛苦。
那些日子，苏队长看着我们时，眼里是心疼，看着虎子时，眼里是心痛。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明白，疼和痛是不一样的。
出发那天，拉姆要抱着虎子送我们，苏队长不让。她有些烦躁地说，就在这儿分手。她指的是拉姆的家门口。我们已收拾好了所有的行装，大部队在等我们，牦牛在等我们。而我们在等苏队长。苏队长背上东西往外走。她不想耽搁。
拉姆跟在她身后反复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带好他的，有我在就有他在。
苏队长也反复说，你快回去吧，我们走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只有虎子什么也不知道，在拉姆的怀里安静地睡着。
苏队长最后看了虎子一眼，就大步地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再也没有回头。我不知道她流泪没有，我没有看见，我只知道她这一去，就永远告别了儿子。
不不，我不知道。我当时以为，最多一年，苏队长就可以接回虎子。我真是这么相信着。
我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半年后虎子竟然下落不明；我更没想到的是，一年后，虎子的父亲和母亲，王政委和苏队长，都先后离开了人世。
我永远也忘不了王政委的死。
那时我们已进藏两年了。我已有了大女儿木兰。王政委很喜欢木兰，因为虎子的失踪，苏队长的牺牲，让王政委变得沉默寡言。你们的父亲和我，都觉得不知该怎么安慰他才好。但木兰的出生，让他脸上有了些笑容。那种笑容有些急迫，有些怅然，怪怪的。
可就在这时候，他病倒了。
王政委得的是一种怪病，在他之前，部队里已经出现过3例了。生病的人先是脚肿，然后是腿肿，然后是上身肿，就这样一点点绝望地肿上来，一直肿到胸口，然后人开始喘不上气，最终被活活憋死。两个月之内，已连续死了3个战士。王政委亲眼看见自己的战士一点点走向死亡，他咬这牙，铁着脸，有时候忍不住举起拳头狠狠地擂自己的头。
没想到王政委也得了这种……
你们的父亲为此急得嗓子嘶哑，辛医生也焦虑不安，两眼通红。辛医生是最忙的，遇到这种事，全团他的压力最大。他翻遍了所有的书，都没有见到这样的病例。
辛医生那段时间很难过，他不去看所有人的眼睛，好像那些疾病是他带来的，他绝望得要命，连替那些不幸者去死的念头都有了。
后来团里向军区汇报后，军区专门派来一个老医生，这个老医生曾是国民党的军医，比较有经验，但他看了病情后也感到茫然。军区只好把病情电告给内地大医院，请专家们会诊分析。专家们会诊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长期缺少维生素而引发的特殊脚气……惟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大量补给维生素。上级于是迅速从内地调拨维生素药品到西藏，但再迅速也得十天半月的。所以要求部队紧急采取措施，让官兵尽快摄入含有维生素的东西。
可上哪儿去找含有维生素的东西呢？何况还要大量？如果有，又何至于得这样的病？
辛医生想来想去，向你们的父亲建议说，恐怕最方便最好找的，就是青稞苗了。
你们的父亲一听，立即下令拔几亩已经长得郁郁葱葱的青稞苗，让官兵们当菜吃。那青稞苗吃起来像草一样，无法嚼得很烂。但你们的父亲下令要每个人都把它们生吞下去。他相信只要能进入肠胃，总会有效的。一周后，这个方法果然初见成效了，一些刚发现浮肿的官兵开始得到控制，逐渐消肿。
但对王政委来说，已经迟了，浮肿已从他的下半身肿到了腰部。但他的脸却一天天地瘦削，原来腮帮上鼓着的那两块肉也不见了，下巴尖尖的，长满了黑黑的胡子。他每天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你们父亲端着煮好的青稞苗到他的床边，要他吃，他总是摇头。他说别浪费了，反正我已经不行了。你们父亲吼叫着说，谁说你不行了？！你行！你必须行！
为了不让你们父亲难过，王政委勉强吃了一些青稞苗。他一边吃一边大口喘着气，他已经不能坐了，只能半靠在通讯员的怀里。嚼几棵青稞苗，喘一阵气，再嚼几口，再喘一阵。一张瘦削的脸因为憋气而显得蜡黄。看到这张脸我就想起了苏队长牺牲前的样子。我有一种预感，王政委他要去找苏队长了，他丢不下她。可是虎子怎么办呢？他已经没有母亲了，不能再失去父亲。我说王政委，你一定要挺住，苏队长还要你去找虎子呢。等路修好了，我就和你一起去找。王政委张大了嘴喘气，断断续续地说，小白，虎子的事，就拜托你和老欧了……我可能不行了……
你们父亲又吼起来，他说谁说你不行了？！我不许你再说这个话！
但只要一走出王政委的小屋，你们父亲就像个孩子似的掉眼泪。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个不知所措的样子。除了每顿强迫王政委吃一些青稞苗外，他就是反复拽住辛医生问，他会好的，是吗？他没事儿的，对不对？
辛医生只能点头。如果摇头的话，我估计你们父亲会暴跳如雷。
可是，还是太晚了，还是无法挽回了。
王政委是一个凌晨突然走的。他选择了一个你们父亲不在的时间，我相信他是有意这样选择的。因为他不想让你们父亲看见他死去的那种痛苦。你们父亲每天都守着他，但恰好那天夜里部队驻地窜入一股土匪，你们的父亲带领骑兵小分队追击去了。
我代替他守在王政委的身边，也就代替他受尽上苍的折磨。
王政委死得非常痛苦，因为呼吸困难，他不停地用手抓扯自己的胸膛，以至于胸口上全是道道血印和块块青紫。他的那个样子让我难过至极，有一刹那我恨不能帮他把胸口撕裂，让空气进入他的肺部。那时候我多么希望我是神啊，我多么希望我能解除他的痛苦啊，但我所能做的，只是拼命按住他的手，不让他再抓伤自己。
他挣扎着，喘气声如山摇地动般震人耳鼓。但突然，他的手瘫软下去，声音在一瞬间止息了。
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离我而去。
我惟一感到庆幸的是，你们的父亲没有亲眼目睹。但他仍像没了魂似的，几天不说一句话。从进军大西南开始，他就和王政委共事，情投意合，非常默契，已经整整5年了。可王政委从6月3日发现病情到6月10日死去，仅仅一星期。我想就是一个月、一年、一个世纪，你们父亲也无法有思想准备，何况一星期？
那是6月。6月从此成为你们父亲心里的伤痛，成为一触就会流血的疤痕，并且永远无法愈合。
我想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实现王政委的遗愿，找到虎子，把他抚养成人。
可我不知该上哪儿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