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驻藏大臣文硕和摄政王迪牧半路上相遇后，并没有立刻把朝廷旨命说出来，而是一起到了噶厦政府的办公地大昭寺。在这个地方公开旨命，显得正式而庄严。摄政王理事的文殊大殿里，两个西藏峰级人物面对面坐在卡垫上，半天不说话。摄政王在等待，心里直打鼓：旨命到底是什么，对方如此不肯爽快吐露，看来凶多吉少。驻藏大臣也在等待，等待最后一刻的犹豫赶快离开自己。
终于，文硕猛舒一口气，放下茶碗的同时说了出来。
他说出的并不是“将边界据守藏兵，迅即一律撤回，游历、通商、传教各事，也应相机允诺”的旨命，也不是英国人急电里所说的文硕给朝廷的回禀：“礼遇英人，开门揖商。我念我佛，他传他教，游历所至，哈达香茶”云云。而是文硕深思熟虑过的抗英机宜：“摄政佛听我说，以大清海上陆地与英人对抗的经验，我们拟应如此抗拒英人，不取坚硬接仗之法，不取聚集一隅、迎面对敌之法，不取阵地固垒之法，以防英人大炮轰击，快枪扫杀。而应利用昏夜、地形、刀剑，分散伏出，游击无常，中途拦打，迂回敌后，截其粮道军需后援，并将我方粮草、牲畜、弹药，严密收藏。应以近战、夜战、伏击战为主，宜退不宜进，明退暗不退，以柔克刚，困死、饿死远来深入之敌。”
摄政王迪牧边听边点头，真是喜出望外。朝廷不仅同意了，还有具体的战术指导。在他看来，只要朝廷支持并参与抗英，打败英国人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文硕说：“应劝诫僧俗官兵，知晓民力民利。西藏生民艰难，本自拮据。务必抚恤小民，不可一味借战事苛敛百姓，扰害地方。败坏名声。以往藏军屡屡害民生事的弊端，当全力消除。要从速筹饷、筹兵、筹将，防止借口筹措自固势力，锋起内讧，涣散人心。”
迪牧听着红了脸，驻藏大臣戳到西藏政教的要害了，愤愤然攥起拳头说：“藏军扰民历来有高僧高官在背后撑腰，这次不能客气了，谁扰民就把谁当成黑水白兽的帮凶一起收拾掉。”
文硕又说：“务派遣噶厦要员去前线统一指挥，不能轻敌，更不能各自为政。”
迪牧说：“已经委派俄尔噶伦出任前线总管。”
文硕说：“我向摄政佛举荐一个人，此人懂西语，会藏话，文韬武略兼备，又是年轻体健、血气方刚的人，虽没有朝廷官职，却是当下西藏急需的人才。我把他从四川招来，想让他代表我去前线抗英，以示本大臣决不妥协的态度。”
摄政王点着头说：“大人应该不会轻易举荐人，一旦举荐，必然是大材高人，就让他去江孜给俄尔噶伦做个帮手吧。”
文硕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又喊一声，“魏冰豪进来。”
一个面孔白皙、仪表堂堂的青年趋步进门，弯腰恭见摄政王迪牧。
迪牧打量着他，突然问：“先生从四川来。可会念经？”
魏冰豪一愣，稍有惶恐地说：“啊，不会，大人。”
迪牧说：“不会就好，我们西藏最不缺少的就是念经的人，不念经倒是稀奇的。念经的人，有念成好人的，也有念成坏人的。他们靠在佛身上行事，都说释迦牟尼怎么说了怎么说了，其实释迦牟尼什么也没说。明争暗斗，你死我活，在佛脚上搓垢痂，把这些精力用到抗击外敌上，十个英国八个上帝也不敢侵犯西藏。”说着又愤怒起来，咬着牙，嘿嘿地吐了几口闷气。
文硕让魏冰豪退下，忧虑地说：“摄政佛当忍则忍。目下应该集全藏之怒、派神速之兵，遵朝廷之命，行退敌之策。”
摄政王说：“这个自然。俄尔噶伦已经去了江孜，我曾严令他等不来朝廷旨命决不开枪。现在旨命已到，我这就传旨给他：英国人就是带瘟疫的老鼠，历来不杀生的藏民，这次要见了就杀，杀他个一千二净。还有什么上帝，让他流血、掉头、永远不得转世。我要让西藏军民记住八个字：遇魔就杀，多杀必赏。”
当即让人拟定鸡毛箭书，一式两份，派快马使者送交正在江孜的前线总管俄尔噶伦。迪牧叮嘱道：“此箭书无比重要，一份装在胸兜，一份装在袖筒。送到有赏，送不到，你会搭上全家人的性命。”使者弓着背，“噢呀噢呀”地答应着，退了出去。
摄政王迪牧活佛长舒一口气，连喊：“饿了，饿了。”
这天，在大昭寺文殊大殿，摄政王招待驻藏大臣文硕以达赖喇嘛的标准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有特浓酥油茶、上等糌粑、脆干牛肉、四种高级油炸点心，最后按照蒙古贵族的习惯，喝了能够消暑降温、舒畅心情的生马奶。剩下许多吃食。摄政王要赐给魏冰豪。回禀说魏冰豪已经离开大昭寺了。
文硕解释道：“既然摄政佛要他去江孜给俄尔噶伦做帮手，他怎么敢不立马赴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