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会同意的。因为我爸爸深爱黄河。”
“陶莹莹呢？”
“当然这是她求之不得的。你想，她在农场当就业职工，会愿意我范汉儒离她十万八千里吗？当然，我只怕人家攀了新枝，搭了新窝，我‘六点钟’就玩完了！”
“要真是那样的话……”
“那我也不想离开这里。黄河能使我奋进，使我心胸开阔，它能使我永远记住我是黄河的子孙！”他一手扶着车把，把腕子伸出，“你看，狼牙铐给我腕子上留了一圈疤疤，可是我想到黄河的胸襟——那是我们伟大母亲的胸襟！”
“陶莹莹绝不会变。”我把话题又拉回到他和她的事情上，“只怕你将来处境一变，礁不上劳改农场里的女职工，当个陈世美！”
“你胡说些什么呀！”他回头瞪我一眼。
“那我打保票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调来！”他叹了口气。
“几年都等了！现在你怎么倒沉不住气了？”
“老弟！你进劳改队前，就有了儿子了！我呢？”
“将来总会有的，当然，也可能是个女儿。”
他神经质地说道：“如果生了男孩，就叫范黄河，假如是个女儿，就叫陶黄河。不过，现在八字还没一撇，真是有点痴人说梦。”
我笑了：“不是梦，是明天的现实。”
“瞧！”范汉儒突然在自行车上伸长了脖子，高喊起来，“我们能看见黄河了，你看它多宽阔！”说着，他两腿蹬快了自行车的踏板，并旁若无人地扯开他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唱起了《黄河颂》：
……
啊！黄河！
你是我们民族的摇蓝。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
在你这儿发源！
多少英雄的故事，
在你的周围扮演！
啊！黄河！
……
亘古，黄河两岸自发生过无数悲恸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不过是昔日
故事的续演……
这是范汉儒唱的歌吗？怎么唱得那么动听？我凝神细听，不禁自己对自己笑了。这是在将要过风陵渡黄河铁桥时，列车广播室里播放中央乐团的《黄河大合唱》。
列车员显然是太性急了一点，这儿刚刚驶进我曾洒过汗水的河滨农场地界，离黄河边小镇，离横跨黄河的铁桥，还有两三站地呢！这儿我太熟悉了！透过车窗外零乱飘舞着的雪花，我看见那闪亮的地方，是沼泽形成的湖；那高高隆起的地方，是我们和囚犯共同挖成的黄河大堤；那一排排象豆腐块一样的地方，是曾经留下我们无数噩梦和美梦的宿舍。对！就是在那排宿舍里头的一间，是我和范汉儒、陶莹莹告别的地方。
那次我和“六点钟”瞻仰黄河归来不久，春风第一次吹到了我的身上——我接到调我回城工作的调令。本来，在我离开劳改农场的时刻，范汉儒是准备为我收拾行囊的；怎奈那天是鸡场购买雏鸡的日子，范汉儒责无旁贷地到鸡场挑选鸡种去了。我正在独自收拾东西，外边有人叩门。接着，一个清脆的女声传了进来：“请问，范汉儒住在这儿吗？”
我惊喜地回过头来：“请进。”
正是她——范汉儒在梦话里多次念叨的陶莹莹来了。她穿着一身最常见的灰的卡制服，头上围着一块鸭黄色的围巾；由于此时正是早春时节，那张白皙的脸被风刮得绯红，显然，她是刚刚调到农场医务室，就匆匆奔我们的宿舍来了。从她和范汉儒在夜车上分别，才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她明显地变老了；致使她站在离我四、五米远的门口，我仍然看见了她白净的前额上那浅浅的皱纹。她仿佛发现了和我似曾相识，稍稍思忖了片该，不无拘怩地说：“你是……在列车上为范汉儒找医生的……”
“对！我是叶涛！”我伸过手去，“范汉儒的朋友，你刚到场吧？”
“坐夜车来的，真远！”他和我握过手，坐在炕沿上。
“来！喝杯热水。”我给她倒了一杯水，“老范出工了，我待会去鸡场中他，他盼你来盼得眼发蓝！”
“你……这是……”她避开了我的话锋。
“我在准备北上，回城去工作。”
她敏感地低下了头：“老范为什么不走？”
“他向落实政策单位打了报告，请求把他分配在黄河边上的小镇。”我笑了， “什么原因？相信你……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他应该回北京！”她淡淡地说。
我惊愕地望着她：莫非这几年她真的有了属于她的新星座？既然是这样，她为什么不拒绝调来这个农场呢？她很聪明，好象立刻意识到我目光中的含意，仰起头来对我说：“你也许误解了，该怎么把我的意思向你说清楚叱？！概括地说，我认为老范是个素质很纯的人。尽管在这个环境里，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谈心机会，更没有彼此深入了解的条件，但我看不见他身上的一点杂质，透明得就象我们医药上常用的蒸馏水。”
我兴奋地说：“你很了解他嘛！”
陶莹莹莞尔一笑：“可是我……”
“你太自卑了。”我爽直地说，“你叠成小船的那封信里，就一连写上几句 ‘不可能’。其实，老范并不计较你犯过刑事错误，因为偶然的医疗事故并不说明你不爱我们这个国家。他的选择标准很简单，只要是一个热爱我们国家的人，不管她犯过什么错误……”
“叶涛！我走了。”她突然站起身来。
“别走。”我只当是自己哪句话挫伤了她的自尊心，忙劝阻说，“你坐一会儿，我去鸡场叫老范回来，他的活儿我去干。让我说一句粗话，他在梦里都呼喊过你的名字。”
她脸“扑”地红了，心情矛盾地绞着双手，在地上转了一圈，又坐在了炕沿上。我匆匆向鸡场跑去。刚刚拐过墙角，差点和迎面跑来的范汉儒碰个满怀。他大脑门上挂着豆粒大的汗珠，气喘吁吁地问：“是她……她来了？”
“你怎么知道？”
“姜老头到鸡场去喊我了，他顶替我在那儿验收雏鸡哩！”他擦了一把脑门上的热汗，笑成个银嘴葫芦，“怎么样？她还象先前那样吗？”
“稍稍老了一些，但还不失为漂亮！”
他迈腿要走，我一把抓住了他：“站住！”
“我的心都冒烟了，你……”
“我要告诉你，她好象比在火车上更消沉了。估计是看见‘右派’纷纷落实政策，她联想起了自己。”我再一次充当他的“估计参谋”，指点范汉儒说，“你要想办法医治她的自卑感情，就象她在火车上给你治病那样，最好能手到病除。”
“有什么好的偏方？”他呆愣地问道。
“表示你对她坚贞不渝！永远留在她的身边。”
“还有……”
“让她振作，让她乐观，切忌捅人家的伤痕！”
“走。和我一块回屋去，我在这方面没有一点经验。”他央求着我。
“象你摸索养鸡规律那么认真地去探索你迟暮的爱情规律吧！”我说，“这事儿，我可不能当你的贴身‘保姆’了！”
他激动地跑向了宿舍——只不过百十米远。我欢快地走了——却是千里迢迢。那天晚上，天下着蒙蒙春雨，他和她以及伙伴们，和我在细雨中告别。吉普车都快开了，我忽然想到还没向他俩说两句古利的话，又匆匆跳下车来，两手分别握着他俩的手说，“我祝愿你们幸福！到‘那一天’我一定从北京赶来！”
范汉儒笑着——眼里涌出激动的眼泪。
陶莹莹好象是哭了——不，那也许是天上降下来的雨滴！
一切都朦朦胧胧：天，地，田野，车站。就在春雨潇潇之夜，我登上了北行的火车。
三年、整整三年，现在，列车又停在这个小站上了。走时，蒙蒙春雨送行；来时，飘飘雪花迎接。我是多么想在这儿下车，去寻觅一下我留在这块土地上的脚印啊！但是范汉儒在河滨小镇焦急地等待着我——我想起了信里夹着的那根翎毛。
火车又缓缓地开动了。初雪还在徐徐地飘落。
我望着车窗外团团旋转的雪花，心里也象卷起了旋风。我不知道在他和她之间，一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范汉儒真地沾染了世俗习气，处境一变一切都变了？这不太可能。那么说是陶莹莹抛开了“六点钟”，心上有了“七点钟”“八点钟”了？似更缺乏依据。
我百思不得一解，重新从背包里拿出范汉儒的“鸡毛信”。就在这时，忽然一只手重重地拍了我肩膀一下，并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我惊异地转过脸来：“汉儒，是你——”
“我串了好几个车厢了，”他喘着气说，“终于找到了你！”
“为什么不在河滨小镇等我，而在中途上车？”
“一言难尽。”他快快不快地叹口气，“还是让我先看看老朋友吧：叶涛：几年不见，你的脸胖了一圈。”
“你可瘦多了。”我凝视着他，“惟独大脑门还是不显小。”
他解下脖子上的围巾，掸掸肩头上的雪水，坐在我对面的铺位上：“我的心乱极了，想不到真是一场梦，虚幻的梦。”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话使我深深吃惊。
“我考虑当着她的面，很多话不太好说，就到前两站来登车找你。”他拿起我放在小桌上的茶杯，把半杯茶咕噜噜地灌进肚子，掏出手绢擦擦嘴唇，沮丧地皱起眉头说，“一句话——我们只能当个‘同路人’！”
我马上火了：“到底还是你见异思迁了！你……”
“你听我说嘛！”他急忙打听了我的话，“我们相处了多少年了，你看我是见异思迁的人吗？我要是那样一个两条腿的动物，何必留在这漫天风沙的黄河套？”
“那么说，是她变了？”我已经急不可耐了。
“她还是过去的她。”
“你是在搞什么名堂？”
“老弟！说来活长。”范汉儒掏出一盒“大光”牌烟卷，从中抽出一支点着了， “从你走了以后，我就照你给我出的主意办；我不断地给她鼓劲，要打消她的自卑感。我也和你的想法一样：蹲过监狱的人，都有一种本能的忧郁症。何况她又是个女人，筋骨总不如男人硬。我时刻告诫自己，不要去碰撞她的伤疤，以免伤害人家的自尊心；好让她挺起胸膛走路，直起腰杆作人。老弟！我在这方面付出的心血，真不比我教外语付出的少。可奇怪的是，一直没见多大成效。总象有什么重大事情，压在她心上似的，她常常在我面前欲言又止。我心里暗暗纳闷：莹莹是怎么了？也许她心里还有更大的隐痛没有吐露出来吧！”
“我几次想询问她，都把话咽了回去。我想，爱情的力量无坚不摧；早晚有一天，她会向我倾吐出来的。因而我装作视而不见，用一个男人所拥有的全部热力去温暖她那颗心。她很感动，对我也很体贴，公休天她从农场跑到小镇上来，为我拆洗被褥，收拾房间，就是闭口不谈结婚问题。”
我说：“我们的年龄都不小了！是不是……”
她总是转移话题：“学生的外语作业本在哪儿，我帮你批改吧！”
我说：“叶涛的孩子都二十多岁了！咱们……”
她说：“你过冬的炉子烟筒，该换几节了；万一破烟筒漏了煤气……要不要早点把新烟筒买下！”
“我谈东，她谈酉，反正她总是躲避谈那个问题。老弟！你知道人生活在世界上，既靠精神，又靠物质。一喘不淡漠物质生活，但更看重精神生活。因而，尽管她对我生活上百般照顾，还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小小的空隙。特别使我心情不快的是，她一直不和我一块去黄河边散步。你知道，我所以留在这风沙小镇，一个是因为她，一个是我喜欢黄河。有一天，我实在压抑不住忧郁之情了，问她：‘你，为什么不和我去看黄河？’
“她摇摇头：‘我……我怕水。’”
“稻田拔草，你不是站在水里吗？”
“那水太浅了、刚淹没脚背。”
“咱们只是去散散步。又不是到黄河里去游泳？！”
“她连连摇头：‘不，不去。在这间小屋多安静！我们就这样对面坐着；你也别去！啊？’她的眼里流露出怯懦的光，真使人难以理解。”
“我依了她。我又给她讲我爸爸被日本人抓去，在黄河背纤的经历。她流露出不安的神色，用手捂着我的嘴说：‘老范！我求求你，不要讲这些了，你爸爸和你都是优秀的黄河子孙。我……怕听这样的故事，因为……’
“‘这为什么？’”我觉得她无意间泄露了一点心声。
“因为……你别问了，好吗？”
“我偏要问！”我来了犟劲，“难道你不是我们黄河儿女？”
她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了：“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们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她哭了，“你偏要追求我。我是……我是很喜欢你的，但终究……你不会喜欢我的，所以，我始终……始终没存奢望能和你一起共同生活！”
我的心顿时乱成一团麻，一边给她擦泪，一边握住了她那颤抖的手，安慰她说： “我等了你这么多年，怎么会不喜欢你呢！我们在苦难的土地上相逢……”
“苦难中播下的种子，未必都能结果！”她痴呆呆地望着墙角说，“我何尝不想有个家，永远和你在一起！可是，理智早就告诉我这是一朵虚幻的花。我还是经受不住感槽的煎熬，从砖厂到这儿来了——这是我的过失！”她默默地垂下了头。
“莹莹！”
她看看我没有回音。
“莹莹！”我再次呼喊她。
她站起来，用我的手巾擦着脸上的泪痕。
“莹莹！”我第三次用生命呼喊她了，“你今天怎么了？”
她对着我桌子上那块破镜子，拍打一下自己零乱的头发，围上那块鸭黄头巾，淡淡地对我说：“老范！我们都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让我们做一个永久的朋友吧！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我在门口挡住她。
她心情矛盾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一直痴呆地看着我。她的目光专注而深邃，就好象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一样；然后，她突然紧紧地拥抱了我，吻我的前额，吻我的脸颊，吻我的嘴唇……同时，在我耳边喃喃地说：“原谅我吧！一个不配爱你的人，一个不值得你爱的人，打扰了你这么多年的平静！现在，我不能……不能…… 再瞒住你了。我……”
我们面对面地站着，连彼此的喘息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我看着她。
她看着我。
“莹莹！你刚才说些什么？”我问。
“没说什么！”她低垂着头，胸膛起伏。
“你不是说有什么瞒住我的事吗？”我头脑开始清醒了，索性一竿子插到底。
“你最好不要听！”
“为什么？”
“因为截止到现在，陶莹莹的形象在你面前还是完美的，尽管脸上有了皱纹！我希望你永远保持这个形象。不然……不然……”她眼角潮湿了，“你会后悔的！你会恨我的！”
我猜测地说：“你不是错划右派后，又犯有医疗事故而判刑的？”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反问我说：“如果我因为流氓犯罪……”
“只要是改了，我不计较！”我说。
“如果我曾经是个小偷呢？”
“只要是改了，我也不计较！”我重复地说。
“如果我……我……”她目光悲凉地盯着我，“……我是……曾经有罪于祖国的人呢？”她捂起了脸，埋起了头，似在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只要不是叛国犯，我都能谅解。”我脱口而出，“别的错误都能犯了再改，惟独对于祖国，它对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她不能有一次不忠。莹莹，你你……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我……我就是一个叛国犯！”她抬起了头，脸白得象一张纸。她嘴唇哆嗦着，不，连脸上的肌肉都抽搐起来了，“我早就想告诉你这一点，但我总怕因此而失去我已经获得了的东西；今天，我应该把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交给你了。”
我如受雷击，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她哇地一声哭了，从我屋里跑了出去。
我追出院子，喊着：“陶莹莹！你站一下！”
她听见我的喊声，反而跑得更快了。
“你在骗我，这绝不会是真的！”我似乎是疯了。
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一直跑向了河滨小站。
小站上熙熙攘攘，人和人接踵擦肩。那些旅客可能真地把我当成了疯子，互相交头接耳；认识我的学生，则把我围拢起来：
“范老师，您这是怎么了？”
“您准备乘火车到哪儿去？”
“是啊！我是准备到哪儿去呀？”我昏热的头脑清醒了一些，“如果她真是…… 我该怎么办？”我沮丧地坐在站台的长椅上，垂下了头。我希望陶莹莹坦露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将承受信念和爱情的严酷折磨，它就象两个人在我心上拉着一把大锯，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经得起心河滴血的痛苦。
“我认为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有贞操，一个炎黄儿女最大的贞操，莫过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基于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我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没有沉沦。难道在冰河解冻，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反而把我视若生命的东西丢开吗？我没有别的幻想了，唯一的冀求，是保存着陶莹莹昔日留给我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曾经背叛过祖国的人！不，这不是冀求了，而是对命运的虔诚析祷。为此，我特意去找了政委兼场长的姜老头，但是我的希望破灭了，姜老头告诉我，陶莹莹确实有过逃离祖国的行为。她不是什么小偷、流氓犯，五七年她被错划右派后，并没有出过什么医疗事故，而是和另一个医生一起从国境叛逃。她的同伙，游过了国境河，她游到河心，被边防军抓获。叶涛！我如同害了一场大病一样，在这风沙小镇上又没法跟人说，所以给你发了一封急信……”
我沉默地低下头，说不出一句话。他手指夹着那支早已熄灭的烟蒂，竟忘了把它抛进烟缸。
火车奔驰着，奔驰着……
列车员又在播送着《黄河大合唱》了。
“后来呢？”我自感声音里充满苦涩。
“姜场长让我自己抉择。”
“你怎么打算？”
“你是了解我的，尽管我们历尽沧桑，却没做过一件有损于国家的事情。我常想：屈原受了那么大的冤枉，并没有离开生养他的楚国土地呀！最后，还是跳进了汩罗江，被后代称之为千古忠魂！陶莹莹尽管五七年受了委屈，怎么能离开生养她的母亲，养育她的大地呢？这个楔子打在我们中间，我和她怎么能再继续下去？— —虽然，这对我比刀剜心还疼，对她来说如同失去生命；但随着岁月的更迭，也许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范汉儒摘下那副眼镜，下意识地擦来擦去，“我把你叫来，是倾吐一下我心中的苦水，听听你的意见。“
“陶莹莹经受得住这个致命打击吗？”我忧心忡忡地问。
“别看她外表懦弱，她是个很坚强的人。我们是一度同路的朋友，将来也想保持这种关系。
“她不一定愿意。”
“那怎么办呢？”
“她命运也够苦的！”
“苦瓜未必都能长在一棵蔓上啊！老弟！”
“我了解你的固执。”
“这种固执很廉价吗？”
“它很可贵。”我说，“但是你应当看到，因为过去的畸形政治而逃遁国外的人，有的今天回国参加建设……”
“我尊敬这些同志的回归，象尊敬陶莹莹一样。”他打断我的话说，“可是尊敬毕竟不是感情，我是和你谈我和她的爱情问题。”
我隐入了苦思之中。
“我几次去农场看她，她对我说他想离开这儿回砖厂去。我告诉她，你最近要来海滨小镇，她说她很想见你—面；现在她正在学校宿舍等候我们。”
列车喘着气，终于在滨临黄河的小站上停下来。
范汉儒替我提着旅行包，我俩匆匆走下被初雪覆盖着的站台。当我们来到他这间宿舍时，他的办公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大概是怕凉了，饭菜上都扣着盘子和饭碗——但她却不见了。
范汉儒去厨房——没有。
范汉儒呼喊她的名字——没有回应。
我突然从桌上的小闹钟下发现了一张信笺：
汉儒、叶涛：
原谅我不辞而别吧！
我很怕见你们——虽然我很渴望和你们在一起；但我走错了一步，无颜以对 “江东父老”了。
我对不起祖国！
我愧对生养的父母！
父母和我断绝了关系，是他们洁身自好，我很崇敬他们的行动。昨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县政委转给我的一张原机关重新审查我问题的结论：划我右派是错误的，但我的出逃同样是错误的。考虑到我的出逃“事出有因”，决定恢复我的公职—— 成为农场正式的医生。对着这张打字纸，我哭了；我不是委屈，而是感到无地自容。祖国宽恕了我，但我不能宽恕我自己。老范那两句话说得多么好啊！“别的错误都可以犯了再改，惟独对于祖国……”我，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不能自我宽恕的罪过。今天早晨，我来小镇以前，拿着我的结论去找了姜政委；你们能猜测到，我是请求他把我调走的。去哪儿？哪儿都行，只要离开河滨农场。姜政委最初很犹豫，但他理解了我的痛苦之后，当即和砖厂通了电话，决定下午用吉普车把我送回砖厂。
汉儒、叶涛同志，我从砖厂到河滨农场来，就是个错误。现在，理智告诉我，与其和老范离得这么近，不如远在天涯的好。令天，我怀着矛盾的心情来小镇和老范诀别，当然想见叶涛一面，但是见了叶涛我该说些什么呢！讲我为什么怕水—— 我是在出逃时的国界界河中被捕的；讲我为什么从不去黄河边上散步——我是黄河的不肖子孙！我很珍视汉儒同志给予我的感情，但我没有资格来获得！希望你们从头脑里抹去陶莹莹的影子吧！
我走了。
你们不要再返回农场来送我。来小镇前，我已收拾好了自己的行囊，回农场后即刻奔赴晋北砖厂。原谅我，使老范为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但我要说，我不是存心欺骗一颗赤诚的心，而是因为我的错误实在难于启齿……
祝你们重逢愉快！
祝老范能获得幸福！
陶莹莹行前匆匆
宿舍内静极了，静极了……
只有桌上的小闹钟，在嘀嗒嘀嗒地鸣响着。
我们没有心情吃陶莹莹给我们准备下的午饭，一口气跑上黄河大堤。是想寻觅陶莹莹的踪影呢，还是想抒发一下感慨万千的情怀呢？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我们站在我们伟大的母亲——滚滚东流的黄河之畔，极目眺望着被初雪覆盆了的原野。
雪越下越大了……天是白的。地是白的。
片片品莹的雪花溶入了黄河，汇成黄河身影，织成了黄河的年轮，铸造成了黄河的精灵。
我们两个“雪人”久久地站在雪地上，静听着黄河的涛声。它象述说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儿女的故事一样，奔腾咆哮地从我们脚下流淌而过，一直奔向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