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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关山之外的这个地名,震惊了每个人的心。范汉儒猛然从汽车槽帮里跳下车来,焦急地问:“是我们一个队去,还是都去?”事情如此急迫,他顾不得再保守他的秘密了,“那些女号……干脆我直接对您说吧!我想问问,那个陶莹莹…… 她也调往山西吗?”

“她和你有什么关系?”“黑姚期”惊异不解。

“我求求您,您给田队长挂个电话问一下吧!”范汉儒头上急出了汗珠。

“刑满就业的人员都去。”

“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刑期满了!”

范汉儒用衣袖擦着大脑门上淌下来的汗珠。

“你和她……”

“她是我的……我的……未婚妻!”范汉儒已经无法选择准确的称呼了。

“黑姚期”动情了:“你上车吧!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大步流星地走向分场部电话室。范汉儒爬上卡车,两眼直溜溜地看着电话室那扇玻璃门。就在这时,胳膊上早就戴起“红箍”的崔管理员,披着一件蓝棉大衣走了过来。他春风得意地跳上第一辆卡车的踏板,朝一字长蛇的汽车队晃动一下手中的三角旗,汽车的轮子转动了。

“停停——”范汉儒扯着嗓子喊着。

“停停——”范汉儒敲打着汽车舱顶。

“催命三郎”从踏板上看见是范汉儒,示威地掏出腰间的手枪,朝他晃了晃说: “范汉儒,你要敢违抗林副统帅的一号战备疏散令,我处置了你!这是啥子时候?这是战备疏散的非常时期!给你们这群反革命去找个新窝!”“哐当”一声,车门关了,他钻进了汽车舱座。

汽车走远了,走远了……

我们看见“黑姚期”追着汽车跑了几步,就扬起了两只手臂。他象海军在旗塔上打旗语一样,把手连连向下摆动。范汉儒站在行李上焦急地凝望着,他拼命想从 “黑姚期”的手势中破译出陶莹莹命运的秘密来;但距离太远,加上滚起的黄尘遮目——他失望了。

我宽慰他说:“手势向下,是肯定的意思。说明陶莹莹和我们一块出娘子关。”

“别给我说过年话了。”他沮丧地低下头。

“你怎么这么糊涂,要是否定的意思,姚队长会左右摆手的。”

“有点道理。”他微微露出喜色。

“这就是说,她已经刑满就业了。”我充当着福尔摩斯,尽量朝有利于“六点钟”的方面推理,“如果她也到了那儿!老兄,你可就不再是做梦了!”

范汉儒抖了抖肩上披着的鸡屎棉袄:

“我总觉得有点玄乎!”

“瞧着吧!你到晋阳一定会时来运转。那儿出过钟情的‘苏三’,你小子可别当二十世纪的负心汉!”

他低头咂摸着我的话。汽车带起的风,一下吹起了他的棉袄。我一把没抓住,那件棉袄象面风筝一样,飘飘悠悠飞向了荒芜的原野。范汉儒象个疯子一样站起来,张开双臂呼喊着:“让它飞去吧!连同我们的灾难,一块儿留在这块土地上。伙计们!别皱眉头了!哪块黄土不打粮食!哪块土地不长青草,连戈壁沙漠上边还生长 ‘骆驼刺’呢]为什么要象挨了霜打的一样,耷拉着脑袋呢!”

眼下,换乘了列车以后。那些霜打的伙伴,脸上渐渐有了生气,而范汉儒却耷拉下脑袋了。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就象一颗没有支撑力的葫芦,依附在我这个藤架上。

“吃半个窝头吧!”

他摇摇头。

“泡水吃。”

他又摆摆头。

“我说‘六点钟’,别失望嘛!昨天晚上登火车时,车站的灯光那么暗,怎么能分辨出她来了没有呢?”我尽量宽慰着他说,“那么多长头发的女同胞,就是火眼金睛也难以分出张三、李四来。你不能以此断定陶莹莹就一定没有来呀!”

他蠕动着起了一圈火泡的厚嘴唇,向我解释:“不,不,我没有想她,我是……”

“你在想谁?想‘黑姚期’?”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把他的一只手塞在我的手心里。这时我才发现他所以不吃不喝,并不只是属于精神因素——他在发着高烧。我摸摸他的脸颊,又摸摸他的大脑门,热得如同火炭,我顿时愣住了。怎么办呢?这是一趟拉运“特殊货物”的列车,而又是在这样特殊的年代;列车上除了司机司炉和乘警是专职人员外,所有的 “乘务员”都是由戴“红箍”的人担任,而押送我们出娘子关的总指挥就是那位青云直上的“催命三郎”。“小道消息”传出,他不仅仅是押送我们,还要在山酉劳改单位长期落脚——因为有人看见他的爱人也登上了这列火车。这真是罪孽!

说来也巧,说着曹操曹操就到。我和伙伴们正谈论着要去找他想办法时,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带着两个随从,巡察到这个车厢里来了。据说,喜欢披着大衣是老干部的游击习气;我们这位总指挥,年龄和资历都不老,只打过耙,没打过仗,可他也喜欢披着大衣;好象这样可以显示其身份,抖出他的威风似的。怎奈,这节 “老右”的车厢太挤了,而这些不卑不亢的“腐儒”们,又不肯为总指挥间开一条路。他只好用手揪着棉大衣的衣襟,在横倒竖卧的人缝以及旅行袋、包裹中,高抬着两只穿着翻毛大头鞋的脚穿行。

“报告崔队长!这儿有人发了高烧。”他走到我们的座位分时,我向他汇报。

“叫崔总指挥。”他身后那个随从纠正着我的谬误。

伙伴们七嘴八舌地向他陈述情况:意思不外是让这位总指挥解决一下急难。崔队长平日就有用眼角窥探我们的习惯、此时,他朝病号斜乜一下,发现靠在座位上发高烧的竟是范汉儒,一下子记起了前嫌。他撇撇嘴说:“他拔草时健壮得很,这时能有啥子病?我看是偷吃鸡蛋多了,撑的!”

范汉儒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是国家干部,请你嘴上长点德性!刚才你上卡车时,不是拿出手枪来了吗!你照我脑门来一枪吧!然后开膛剖肝,看看我的肠道有没有一个鸡蛋星儿!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懂得自爱!你说我‘反革命’‘极右派’我都听着,可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他从胸膛憋出来这段话后,象喝醉酒的醉汉一样,用哆哆嗦嗦的手指,撩开衬衣,露出光光肚皮,愤愤地说, “哪位身上带着削苹果的刀子,递给崔队长!让他扒开我的肠胃,看看是……”范汉儒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椅子上——他有些烧糊涂了。

车厢里顿时炸了锅,“不平则呜”之声,从车厢每个角落传来:

“崔队长!延误了治疗时间,你可要负责任。”

“我们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了!按政策应当有享受医疗的权利。”

“我们要上书党中央,告你践踏劳改政策!”

尽管“啥子队长”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但他毕竟是没经过大阵势的“雏儿”,在乱哄哄的抗议声中,他有些心虚了。为了不失体面,他咋唬范汉儒说:“告诉你,车厢中闹事都是你挑起来的,你要是啥子病也没有,到了山西咱们再算帐!政府对一切罪犯都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现在,你们去个人到九号车厢里,把随车的医生找来吧!”说完,他匆匆在一张纸片上写了“通行”二字,并签上他的大名后,就到前边的车厢去巡视了。

我自愿为范汉儒去寻找医生,一则可以串车厢看看车里的全部“货色”,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女同胞的车厢中,能找到“六点钟”时刻挂念的陶莹莹。拉开我们车厢的门,我立刻惊异地站住了:陶莹莹正站在车厢和车厢接连的过道上。她不再穿着带有号码的黑色囚服了,上身穿着一件半旧的黑呢短大衣,腿上穿着一条古铜色的灯芯绒的军裤,脖子上围着一条花格围巾——她手提着一个医疗箱,似正想推门走进我们的车厢,但又十分踌躇的样子;我拉车门的声音,使她迅速转过身来,并且发现了我。我欣喜到不能克制的程度,激动地伸出一只手:

“你好!陶医生!”

她持重地看了看我,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我……我……我不认识你。”

“不能一获得了自由,就得了健忘症嘛!”我说,“在那块土地上,我不是还为范汉儒同志,装疯卖傻地给你拍过‘无线电报’吗?‘范汉儒这小子又去养鸡啦!’ 当时,你在田埂埝上还向我点头表示过谢意呢!”

“噢!”她的记忆复活了,向我伸出手来。

“为什么站在这儿挨冻?”我问。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串车厢巡诊,走到你们这个车厢门口,不大好意思……” 她很窘。不知是由于她天性喜欢低头,还是当女囚时,低惯了头,她和我说话时,两眼一直看着脚尖。

“你来得正好,总指挥正命令我到九号车厢去找随车医生呢!真想不到就是你。”

“有病号?”

“范汉儒。”

当我把陶莹莹引进我们车厢时,她如同一个受到夹道欢迎的“首长”。有人鼓掌,有人欢呼,更多的是向她行注目礼。那热烈劲儿,绝不亚于高尔基的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中,那个女主人公出现在众多粗犷男工面前时的情景。其实,按世俗的观点来解释,她的身分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卑贱,因为她当过地地道道的囚徒。但她在车厢里所受到的礼遇,在“男儿国”中可谓盛况空前。尽管车厢里已挤得象沙丁鱼罐头了,我们还是把范汉儒坐着的那两排椅子腾空。让给陶莹莹和 “六点钟”,以便于她为他检查身体和说一些他们之间该倾吐的那些语言。

嘈杂混乱的车厢顿时安静下来。就好象这是一节行李车,虽然塞得满满的,但都是一些没生命的货物。我挤在过道那边的伙伴中间,虽然很想看看这幕悲剧生活中的喜剧,但理智在告诉我,应该多给他俩一点自由空间。我和伙伴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头转向车窗。

窗外飘着白雪……

遮天盖地飘飘悠悠……

虽说我的两眼望着粉雕玉琢的银色世界,可是耳朵似乎丢在了那“半球”:

“我还以为你留在……”声音很轻,好象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真想不到……”

“我刚留场就业半个月,看起来好象是命运使我们……”

“那边有黄河……黄河。”

“三十九度三!”

“那边有‘重耳走国’的遗址。”

“给你打针吧!”

“那边的平阳府是尧的故乡。”

“疼吗?”

“唐朝大诗人王维、元缜、白居易,还有柳宗元都祖籍山西。”

“再吃两片药吧!”

“那儿还出土‘乌金、墨玉’。”

“水!有开水吗?”

我猛然惊醒,忙从火车的小桌下拿出暖责来,递过去。我递过暧壶后,马上退回到这“半球”来。

喝水声,一口接着一口……

火车的鸣笛声……

列车的奔驰声……

列车钻进了长长的隧洞。

白雪突然消失。

车厢一片幽暗……

那“半球”没有低语声了。

隧洞是这么长啊!真长!“大概此刻还有人嫌短吧!”我想,“对!火车应该在这里突然拉闸,停车,或者是‘红卫兵’勒令火车在这停上两天一夜。”

“霍”地一下,世界又明亮了,亮得扎眼。

低语声重新开始:

“你喜欢古老的黄河吗?”

“嗯!”

“我爸爸在黄河套背过纤绳!”

“真!”

“黄河大合唱,开头怎么唱来着?”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我们能看见黄河吗?”

“能。有棉被吗?”

我再次过到那“半球”,麻利地打开范汉儒的行囊。糟了:一股浓重的鸡粪气味,扑鼻而来。我忙把他的行李重新捆好。在我动手解自己行囊的时候,陶莹莹说了声:“不必了”,便把自己的短呢大衣盖在蜷卧在车座上的范汉儒身上。我怕他冷,又把自己的破皮袄盖在了陶莹莹的短呢大衣之上。

“他有点烧糊涂了。”她说。

“也许是兴奋的。”

“让他好好睡一会儿吧!要多叫他喝水。”陶莹莹用手摊摊她棉衣上的褶纹,开始收拾听诊器、针头,“他身体挺结实,出两身汗烧就能退下去。你们注意,不要叫他吹风,再受凉容易转成肺炎!”

“陶医生!你再坐一会儿。观察一会范汉儒的病情再走嘛!咱们都是在历史火车头拐弯的时候被抛出来的‘同类’,有着共同的话题。”我挽留她。我想和她谈谈。

她站了起来:“不了!我还要到别的车厢看看。”

“那你把呢大衣带走,车里没暖气。”我动手掀开我那件破皮袄,想把她那件衣服拽出来。

她制止我说:“他刚睡着,别动了。我还要过来的。”

见她执意要走,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陶医生!我们被发配到山西哪儿?你知道吗?”

“不知道。”她摇摇头。

“你呐?是不是不能和我们在一块?”

她的目光黯淡了:“真不知道哪块黄土是我的坟地!我们女就业队上卡车的时候,田队长倒是透露给我>点风声。说山西有二十多个劳改点,有砖厂,有矿山,当然更多的是农场,连她也不知道我们女队在哪儿落脚。说实在的,当时我不太关心去山西哪儿,只关心你们‘右派’队是不是来山西。因为……田队长倒是把这个底告诉我了。所以,我知道你们也在这趟火车上。”

一提在哪儿搭窝,伙伴们都围拢了上来,把陶莹莹当成了“消息灵通”人士,乱哄哄的提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你当跟车医生,没听见‘总指挥’漏出过一点口风?”

“你总比我们知道得多一点呀!比如是去雁北?还是晋中?晋南?”

“相信我们吧!我们绝对保密。”

车厢里的一双双眼睛,都渴望着陶莹莹的回答。

陶莹莹的脸色绯红。显然,在她的境遇中,从没有受到过如此的信任;她窘得半低着头,激动地说:“我……我很感谢大家。别看我肩膀上背着个药箱,好象比你们要强一点似的;不,因为我在大学是学医的,劳改队是用我一技之长。其实,我比大家犯的错误要严重,和大家身分不能相比;如果命运能把我们支配到一个劳改单位去,大家就会慢慢地知道。”她似乎怕我们再提出什么问题,深情地凝视了昏睡的范汉儒一眼,就背起药箱走向车门。

我们似乎比刚才更熟悉了,招呼她:

“再见!再见!”

她激动异常,还没步出我们这节车厢,眼角就涌出泪花。

门响了一下。

她——去了。

我坐在范汉儒的身旁,默默地回想着刚才的一幕,心里感到非常充实,并为 “六点钟”的未来而由衷地高兴。她的确很漂亮,面孔甜而不俗,五官雅而不娇。如果用古典小说中的词汇来比喻,她一举一动,不属于“小家碧玉”的形象,而应纳入“大家闺秀”的范畴。唯一使我感到有点费解的,倒是她显得太压抑了,就象一个身上背着沉重包袱的行者,弯腰驼背地走着她漫长的驿路。但就是这样一个莹莹,在稻田地里居然敢冒“催命三郎”之大不韪,主动顶起降临在范汉儒头上的 “雷”,干出使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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