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疯啦？”局长听后失声惊叫起来。
“没有。”马哲平静地说。
马哲是在三点钟的时候离开河边的。他在疯子的尸体旁站了一会，犹豫着怎样处理他。然后他还是决定走开。走开时他看到远处木桥上的两个孩子依旧坐着，他们肯定听到了刚才那一声枪响，但他们没注意。马哲感到很满意。十分钟后，他已经走进了镇上的派出所。刚才那个民警正坐在门口。看着斜对面买香蕉的人而打发着时间。当他看到马哲时不禁兴奋地站了起来，问：“办完了？”“办完了。”马哲说着在门口另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时他感到口干舌燥，便向民警要一杯凉水。
“泡一杯绿茶吧。”民警说。
马哲摇摇头，说：“就来杯凉水。”
于是民警进屋去拿了一杯凉水，马哲一口气喝了下去。
“还要吗？”民警问。“不要了。”马哲说。然后他眯着眼睛看他们买香蕉。
“这些香蕉是从上海贩过来的。”民警向马哲介绍。
马哲朝那里看了一会，也走上去买了几斤。他走回来时，民警说：“在船里吃吧。”他点点头。
然后马哲看看表，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对民警说：“疯子在河边。”那民警一惊。“他已经死了。”“死了。”“是被我打死的。”马哲说。
民警目瞪口呆，然后才明白似地说：“你别开玩笑。”
但是马哲已经走了。现在马哲就坐在局长对面，那支手枪放在桌子上。当马哲来到局里时，已经下班了，但局长还在。起先局长也以为他在开玩笑，然而当确信其事后局长勃然大怒了。
“你怎么干这种蠢事。”
“因为法律对他无可奈何。”马哲说。
“可是法律对你是有力的。”局长几乎喊了起来。
“我不考虑这些。”马哲依旧十分平静地说。“但你总该为自己想一想。”局长此刻已经坐不住了，他烦躁地在屋内走来走去。马哲像是看陌生人似地看着他，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
“可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
“我也不知道。”马哲说。
局长不禁叹了口气，然后又在椅子上坐下来。他难过地问马哲：“现在怎么办呢？”马哲说：“把我送到拘留所吧。”
局长想了一下，说：“你就在我办公室呆着吧。”他用手指一指那折叠钢丝床。“就这样睡吧，我去把你妻子叫来。”
马哲摇摇头，说：“你这样太冒险了。”
“冒险的是你，而不是我。”局长吼道。
妻子进来的时候，刚好有一抹霞光从门外掉了进去。那时马哲正坐在钢丝床上，他没有去想已经发生的那些事，也没想眼下的事。他只是感到心里空荡荡的，所以他竟没听到妻子走进来的脚步声。是那边街道上有几个孩子唱歌的声音使他猛然抬起头来，于是他看到妻子就站在身旁。他便站起来，他想对她表示一点什么，可他重又坐了下去。她就将一把椅子拖过来，面对着他坐下。她双手放在腿上。这个坐姿是他很熟悉的，他不禁微微一笑。
“这一天终于来了。”她说。同时如释重负似地松了口气。
马哲将被子拉过来放在背后，他身体靠上去时感到很舒服。于是他就那么靠着，像欣赏一幅画一样看着她。
“从此以后，你就不再会半夜三更让人叫走，你也不会时常离家了。”她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色。
她继续说：“尽管你那一枪打得真蠢，但我还是很高兴，我以后再也不必为你担忧了，因为你已经不可能再干这一行。”马哲转过脸去望着门外，他似乎想思索一些什么，可脑子里依旧空荡荡的。“就是你要负法律责任了。”她忧伤地说，但她很快又说：“可我想不会判得太重的，最多两年吧。”
他又将头转回来，继续望着他的妻子。
“可我要等你两年。”她忧郁地说。“两年时间说短也短，可说长也真够长的。”他感到有些疲倦了，便微微闭上眼睛。妻子的声音仍在耳边响着，那声音让他觉得有点像河水流动时的声音。
医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他有着一双忧心忡忡的眼睛。他从门外走进来时仿佛让人觉得他心情沉重。马哲看着他，心想这就是精神病医院的医生。
昨天这时候，局长对马哲说：“我们为你找到了一条出路，明天精神病医生就要来为你诊断，你只要说些颠三倒四的话就行了。”马哲似听非听地望着局长。
“还不明白？只要能证明你有点精神失常，你就没事了。”
现在医生来了，并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局长和妻子坐在他身旁。他感到他俩正紧张地看着自己心里觉得很滑稽。医生也在看着他，医生的目光很忧郁，仿佛他有什么不快要向马哲倾吐似地。“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他看到医生的嘴唇嚅动了一下，然后有一种声音飘了过来。“你哪一年出生的？”医生重新问了一句。
他听清了，便回答：“五一年。”
“姓名？”“马哲。”“性别？”“男。”马哲觉得这种对话有点可笑。
“工作单位？”“公安局。”“职务？”“刑警队长。”尽管他没有朝局长和妻子看，但他也已经知道了他们此刻的神态。他们此刻准是惊讶地望着他。他不愿去看他们。“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医生的声音越来越忧郁。
“八一年。”“你妻子是谁？”他说出了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才朝她看了一眼，看到她正怔怔地望着自己。他不用去看局长，也知道他现在的表情了。“你有孩子吗？”“没有。”他回答，但他对这种对话已经感到厌烦了。
“你哪一年参加工作的？”
马哲这时说：“我告诉你，我很正常。”
医生没理睬，继续问：“你哪一年出生的？”
“你刚才已经问过了。”马哲不耐烦地回答。
于是医生便站了起来，当医生站起来时，马哲看到局长已经走到门口了，他扭过头去看妻子，她这时正凄凉地望着自己。
医生已经是第四次来了。医生每一次来时脸上的表情都像第一次，而且每一次都是问着同样的问题。第二次马哲忍着不向他发火，而第三次马哲对他的问话不予理睬。可他又来了。妻子和局长所有的话，都使马哲无动于衷。只有这个医生使他心里很不自在。当医生迈着沉重的脚步，忧心忡忡地在他对面坐下来时，他立刻垂头丧气了。他试图从医生身上找出一些不同于前三次的东西。可医生居然与第一次来时一模一样的神态。这使马哲感到焦燥不安起来。
“你哪一年出生的？”又是这样的声音，无论是节奏还是音调都与前三次无异。这声音让马哲觉得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你哪一年出生的？”医生又问。
这声音在折磨着他。他无力地望了望自己的妻子。她正鼓励地看着他。局长坐在妻子身旁，局长此刻正望着窗外。他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觉得自己要吼叫了。
“八一年。”马哲回答。
随即马哲让自己的回答吃了一惊。但不知为何他竟感到如释重负一样轻松起来。于是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医生继续问：“姓名？”
马哲立刻回答了妻子的姓名。随后向妻子望去。他看到她因高兴和激动眼中已经潮湿。而局长此刻正转回脸来，满意地注视着他。“工作单位？”马哲迟疑了一下，接着说：“公安局。”随后立即朝局长和妻子望去，他发现他俩明显地紧张了起来，于是他对自己回答的效果感到很满意。“职务？”马哲回答之前又朝他们望了望，他们此刻越发紧张了。于是他说：“局长。”说完他看到他俩全松了口气。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马哲想了想，然后说：“我还没有孩子。”
“你有孩子吗？”医生像是机器似地问。
“我还没结婚。”马哲回答，他感到这样回答非常有趣。
医生便站起来，表示已经完了。他说：“让他住院吧。”
马哲看到妻子和局长都目瞪口呆了，他们是绝对没有料到这一步的。“让我去精神病医院？”马哲心想，随后他不禁哧哧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响，不一会他哈哈大笑了。他边笑边断断续续地说：“真有意思呵。”
后记
三四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虚伪的作品》的文章，发表在１９８９年的《上海文论》上。这是一篇具有宣言倾向的写作理论，与我前几年的写作行为紧密相关。
文章中的诸多观点显示了我当初的自信与叛逆的欢乐，当初我感到自己已经洞察到艺术永恒之所在，我在表达思考时毫不犹豫。现在重读时，我依然感到没有理由去反对这个更为年轻的我，《虚伪的作品》对我的写作依然有效。
这篇文章始终没有脱离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所有的理论都只针对我自己的写作，不涉及到另外任何人。
几年后的今天，我开始相信一个作家的不稳定性，比他任何尖锐的理论更为重要。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为什么几年前我们热衷的话题，现在已经无人顾及。是时代在变？还是我们在变？这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却说明了固定与封闭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作家的不稳定性取决于他的智慧与敏锐的程度。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怀疑主义者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命题的对立面，都存在着另外一个命题。这句话解释了那些优秀的作家为何经常自己反对自己。作家不是神甫，单一的解释与理论只会窒息他们，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无论是健康美丽的肌肤，还是溃烂的伤口，在作家那里都应当引起同样的激动。所以我现在宁愿相信自己是无知的，实际上事实也是如此。任何知识说穿了都只是强调，只是某一立场和某一角度的强调。事物总是存在两个以上的说法，不同的说法都标榜自己掌握了世界真实。可真实永远都是一位处女，所有的理论到头来都只是自鸣得意的手淫。
对创作而言，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存在的只是事实。比如艺术家与匠人的区别。匠人是为利益和大众的需求而创作，艺术家是为虚无而创作。艺术家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只能是少数派，而且往往是那个时代的笑柄，虽然在下一个时代里，他们或许会成为前一时代的唯一代表，但他们仍然不是为未来而创作的。对于匠人来说，他们也同样拥有未来。所以我说艺术家是为虚无而创作的，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无知者，他们唯一可以真实感受的是来自精神的力量，就像是来自夜空和死亡的力量。在他们的肉体腐烂之前，是没有人会去告诉他们，他们的创作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匠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每一分钟都知道自己从实际中获得了什么，他们在临死之前可以准确地计算出自己有多少成果。而艺术家只能来自于无知，又回到无知之中。
一九九二年八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