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桑·史塔勒特
文学作品中最逗人的关于赝造的叙述——这是艺术之中最卑鄙最危险的一种——乃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在《六个拿破仑》最后数页所提到的。
老行家应该记得那段插话的当时环境，使得著名的波尔齐的黑珍珠得以寻获的……
“华生，将珍珠放入保险箱中”，那侦探说，当一切完毕之后，“并将关于康克——辛格东赝造案的文件拿出来。再见，李斯特拉。如果你发现任何小问题，只要我能力所及，我十分高兴在解答上贡献你一些意见。”
但是这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关于康克——辛格东赝造案的一切。这真可惜，我们对于麦克费尔逊与威廉·亨利·爱尔兰，知得比康克——辛格东更多，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何许人，所赝造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甚至不明白他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他的名字倒有点象是一位莎士比亚作品注释家。
老朋友华生！在他那未整理出来的笔记堆中，不知有多少这类案件使我们永远失之交臂了。我们还是为了已经知道的向他致谢罢。
但是我们不难明白歇洛克·福尔摩斯对于收藏在他保险箱中的这些文件所感到的兴趣。一个赝造品的问题其中含有一种错误的魔力；这真可惜，他不曾有机会视察一下，许多年以来震动了文学世界安静的一些惊人的欺诈行为。仅是关于莎士比亚这一部门的研究，就要使他忙碌数十年。关于版本方面的研讨会害得他发狂。
现代文学赝造案之中最吸引人的，乃是一九三四年由卡德——波拉特二人所揭露的那些；这回大暴露的回声，依旧还可以在任何关于藏书的谈话中得到反映。对于约翰·卡德与格莱罕·波拉特二人的工作，福尔摩斯也要表示他的钦佩。他们的著作，《关于某些十九世纪小册子的性格的探讨》，可说是世上有名的侦探故事之一。在那些引人入胜的篇幅中，大约有三十多种小册子，都是在藏书家之中被认为稀觏的初版本而且售价高昂的，被指出都是由一个赝造家的巨擘所经手赝造问世的。这一批初版本的书目，许多都是文学上的名著，包括白朗宁夫人的《葡萄牙短歌》，拉斯金的《芝蔴与百合》的一部分，丹尼逊的《亚述王之死》，斯蒂芬逊的《论森林的温度影响》，狄更斯的《黄昏的读物》，以及史文朋、华斯华兹、艾里奥特女士、摩里思、罗赛谛等人的各种次要作品。除这之外，还有二十多种其他的小册子也有很大的可疑之点。不过，我们该记住，这些作品的本身并无问题；所赝造的乃是那些所谓“初版本”。
被分析的册子共有五十四种，都是用一种极费时间和精力的检验手续，并且对于制造的细节，如字型和纸张等，特别予以极缜密的注意。研究者的探索方法——对于制造原料的精密研究——其新颖之处好似将那个巧妙的赝造家所用的方法摆在他们眼前似的；于是就产生了我们这时代少见的一本书。可惜的是，它不曾提出那个赝造家的姓名；但是看来那两位作者心目中已知道这人是谁，并且使得本书的读者读了之后，对于所推测的对象也无庸怀疑。
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些赝造品都是异常精巧的。它们都是在一个显然对于书志学科学训练有素的人指导之下制造的；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学者。
他们的侦查工作，需要在各方面与赝造者相等的耐心和学识。但是并非所有的文艺赝造品都是如此的。再没有象费拉恩·路加斯对于那位天真的法国数学家，密歇尔·车司里斯所施行的欺诈行为那么大胆的了。这个赝造家的全名该是费拉恩—丹尼斯·路加斯，他是一个受教育不多，但是非常大胆和有自信力的人。他的牺牲者是当时著名的几何学家之一。差不多继续有十年之久，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七○年之间，路加斯伪造了许多已死的名人的书信，当作真的卖给车司里斯。据统计，这位学者在那许多年代之中，曾先后收购了从这同一多才的笔尖下产生的文献达两万七千件之多，并且耗资至少十五万法郎。
这些书信都是——说得和缓一点——非常稀奇的。其中有二十七封是莎士比亚写给若干友人的，又有几百封拉布莱和巴斯加的信；但是这些还是这批收藏之中次要的东西。那真正的宝贝，据车司里斯向他的友人所示，包括有使徒路加与凯撒大帝的通信，以及莎孚、维吉尔、柏拉图、普林尼等人的书信，亚历山大大帝与庞比伊的通信。但这两位的信件的光彩，却给更出奇的克莱奥巴特娜写给凯撒大帝，谈论他们的孩子西赛里安的一封信，拿撒肋写给使徒彼得的一张便条，玛丽·玛嘉达莲写给布根地皇帝谈闲天的信所掩没了。这一切的信都是用现代法文写的，这对于它们的购藏者也许显得更加动人。真的，这至少使他，赞起来更为容易。
我猜想路加斯正拟将耶苏登山宝训的原稿——用法文写的——或类此的荒诞东西卖给车司里斯，但是恰在这时被揭穿了。可是那位着迷的数学家至死都在辩护他的宝藏不是赝造品。
与费拉恩·路加斯相类的是亚历山大·哈兰·史密斯，被称作“古董史密斯”的，他曾经使苏格兰市场充满了赝造的诗人彭斯的原稿；后来却因了他的聪明误用而忍受了十二个月的苦工监。
这里似乎应该顺便提到一个大不为人知道的故事，而且是另一种性质的。这牵涉到一个名叫茂莱甘的爱尔兰人——康杜克的詹姆斯·茂莱甘，曾经任过美国驻萨摩亚岛的总领事，他的任期恰与洛伯·路易斯·斯谛芬逊在该岛住的时期同时。因了是这位苏格兰小说家的友人和崇拜者，茂莱甘曾经吞没了杰克·布克朗的一本书，这人就是“破般贼”里面的“汤眉·哈顿”的本人。这本书经过作者亲笔签字，恰恰是布克朗藏书室所有藏书的一半；总领事将这书借去，始终打不定主意将它归还。几个月之后，它的所有者要求他归还，以便转给一个偶然认识的友人。
这故事的下文由茂莱甘自己说罢。“他使得我寝食不安”，总领事叙述这段插话，“我表示我已经将它遗失了。可是他不肯相信我的表示，后来竟坚持非还不可。这时，幸亏他的情人，一个漂亮的半沦落的名叫丽赛·庄士敦的姑娘，正热中于名人墨迹的搜集，表示她想要克里夫郎总统的十二张亲笔签名；杰克提议，如果我能够供给这些签名，他可以放弃索回这本书，并且由我保有。当然，茂莱甘结束这叙述，“我便将签名给了他”。
将这有趣的逸话加以注释，未免有点煞风景：我希望，这事的关键已足够令人一目了然。
除了卡德——波拉特的揭发之外，近年被人最广泛谈论着的赝造案，怕是那些和程·东姆夫人名字有关的了，这些人物简直就象活生生的从巴尔札克书中走出来似的。
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有名的案件激动着爱书家，终于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闹上了英国法庭。被牵涉的作品是一个剧本，《为了皇帝的爱》，由英国书店缪塞姆所出版，据说是奥斯长·王尔德作的，但是这假定却为王尔德作品研究专家克里斯多夫·密拉特氏所竭力否认。这书所根据的原稿来自程·东姆夫人处，她本是一位缅甸律师的孀妇，据他说这剧本是这位爱尔兰戏剧家于一八九四年特地为她写的。这位奇特的人物，本来名叫玛贝·科丝格罗芙，在诉讼时却被称为乌德好斯·比尔斯夫人，她自称有一时期曾与王尔德的大哥“威廉”订过婚，并且多年与王尔德在爱尔兰的家人相识。当她与程·东姆结婚之后，有一时间曾在缅甸住过；据她自己的自白，正是由于她寄给王尔德的这些“本地风光”，这才驱使他写了这部缅甸的童话剧《为了皇帝的爱》。
程·东姆夫人的仪表，恰和她的经历一样令人惊异。她是都柏林、伦敦、巴黎文艺圈中一个著名的人物，她的硕长的身材，穿了一件博大的黑色长袍，颈后翘起高高的黑领，每到一处就立刻吸引人家的注意。为了更使别人对她注意，每逢出外时，她总要携带一只灿烂的翠绿色的鹦鹉停在她的肩上或弯曲的手臂上。这只出色的鸟，据说能够以使人吃惊的熟练英语和法语交谈；在巴黎，程·东姆夫人曾被人称为“鹦鹉夫人”。她的态度随时都是令人同情的，她的风致和智慧也值得令人注意，她有很多的朋友和熟人。
这剧本是经过英美杂志发表后，于一九二二年十月由缪赛姆书店出版的。王尔德研究专家密拉特，他以笔名司徒·马逊为人所熟知，于一九二五年夏天卷入了这案件。程·东姆夫人这时正被人称作乌德好斯·比尔斯夫人，正企图将六封“十分有趣的王尔德书信”以廉价售给密拉特。这些书信，经过检视之后，密拉特表示都是赝造的；并且为了怀疑《为了皇帝的爱》也是相类的东西，他与这书的出版家接洽，请求允许他检验一下这书的原稿。结果发现原稿乃是由打字机打的稿本，附有据说是王尔德亲笔的修正；但是密拉特宣布这部作品全部都赝造品。他更指斥那些修正之处乃是马德好斯·比尔斯夫人的手笔。后来，他为了这问题写了许多通信给好几家伦敦的报纸，可是这些报纸都拒绝发表，他后来又将这些信件收集起来印了一本小册子散布。在这一切经过之中，他都是很仔细的表示他的信任，认为出版家的行为是无疵的，不过是上了当而已。但是后来在他分送给各书店的招贴上，其中有些不幸的词句惹出了是非，使得缪赛姆书店以毁谤名誉罪向他起诉。在证人台上，小说家 F·V·路加斯供述他曾经为书店审阅过这部原稿，他至今仍相信这是真的作品。
另一个原告的证人回忆程·东姆夫人第一次拿原稿来的情形说，“她似乎有点怪僻”，他承认，“她的肩上有一只鹦鹉”。原告的律师向密拉特恭维了一阵，承认他作为王尔德专家方面的盛誉，但是坚持他一再反对这剧本实是一种偏见，并且并无佐证足以证实这是赝品。最后，法庭判原告得直·密拉特以言行鲁莽被判罚款。这事不久之后，他便逝世了，精神潦倒，他的朋友们都认为是由于这次判决结果所致。
那个一再被指责赝造罪的妇人，却始终不曾向密拉特采取什么行动。在密拉特的指斥以及其后毁谤名誉案的高潮中，有人设法寻找她这个人，好久不曾寻到；后来被发觉她正在监狱中，因了偷窃罪被判监禁。
有两件属于赝造文艺作品的古典的例子，一篇关于这题目的文章漏了它们便不能算完全者，乃是查特顿与帕撒玛拉沙尔（Pralmanazaar）；后一位先生的大名有许多不同的拼法，但是因了这根本就不是他的真名，因此多一个 A 或少一个 A 实没有什么区别。查特顿的案子是很凄恻动人的，关于这已经有很多文章写过了。感情冲动者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孩子”，从他的诗中寻出天才的证据——这确实是可能有的——但是也许由于他青年自杀，使得他在人们的眼中看来比他实际上更加动人了。
汤麦斯·查特顿是一个不幸的贫困的学校教师的不幸遗腹子，在十四岁时就开始了他的可怜生涯，企图用赝造文件来证实布列斯托的某一个锡匠是贵族出身。他用彩色墨水和一些古羊皮纸完成了这件工作；他所赝造的门阀纹章谱牒使得那锡匠非常高兴，竟送了他五先令作酬报。这时正是一七六六年。这事稍后，在当地一位律师处为学徒，他又偷暇杜撰一些惊人的文献，假托是有关古代布列斯托历史的，竟使英国这一部分的考古家受了欺骗。于是，从此以后，他又不时拿出一些诗歌，都是用古文写的，假托是一个名叫汤麦斯·洛莱，一位中世纪牧师的作品；这些写在古羊皮纸上的原稿，他表示是在一只教堂用的古柜里发现的，这只柜子放在教堂楼上一间小房里久已被人忘记了。在那些一时被这发现欺蒙了的人之中，还有那著名的荷拉斯·华尔波耳；但是结果这“杰出的孩子”终于丧失了信用。他到伦敦去，尝试文学写作生活，但是不曾成功，最后——潦倒，绝望，饿着肚子——便在从一位安琪尔夫人家租来的房间内服毒自杀。他这时还未满十八岁。
对于汤麦斯·查特顿，实在只应该寄予同情。虽然直到最后，他还坚持表示他并非“洛莱”诗歌的作者，但这事实在已经不必再怀疑了。据说：他本来的用意，乃是想当世人对这些诗歌一致赞扬时，他就走出来除下那用来吸引人注意的面具，这也许是真的。但是华尔波耳的谴责使得这冒险行为无法继续，使他不得不回复自己的面目，并且获得悲剧的下场。他写给他母亲和妹姊的那些愉快勇敢和说谎的书信，当他自己在伦敦连面包都没有的时候还寄礼物给她们，实在都是文学上最动人的文献。虽然是他指出了赝造，但是华尔被耳在这次事件中并不怎么得人拥护；而他后来对于自己处置这诗人所作的辩护——其中细节至今还不明白——也不曾使他有何收获。他未免过于苛刻，说查特顿“对于文体以及手技的模仿的技巧。我相信，可能引诱他趋向伪造更简易的散文，钱财票据”。这些话未免过分，因为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那著名的《奥特兰托兰古堡》的著者，在序文上曾说明这作品乃是发现自“英格兰北部一家古老的天主教家庭的藏书楼中，于一五二九年在奈不勒斯用黑体字所印”。
乔治·帕撒玛拉沙尔，一般都这样称呼他，至今还是一个神秘的文人。
他的一本书，《台湾的历史与地理的叙述，一个臣服于日本皇帝的海岛》，于一七○四年在伦敦出版，使他引起人们相当的注意。接着他又出版了《一个日本人与一个台湾人的对话录》；而在他一七六三年逝世时，这时已届八十四岁高龄，他更留下一部回忆录，这书可说与他以前所写的东西同样荒唐。
如果以这书为根据，他该出生于法国南部某处，约在一六七九年左右，曾在一座多密立克教派的僧院中受过教育，因了不守规则，后来从其中逃了出来。
为了继续做一个匿名的欧洲人，既麻烦同时又不安全，那回忆录说，因此这才异想天开，使他最后出版了他那全然捏造的台湾历史。
看来一个名叫威廉·殷尼斯的人，这人乃是军中牧师和出名的流氓，似乎同这发展有关。至少，乃是由于殷尼斯的劝说，帕撒玛拉沙尔才领受洗礼，并且被引诱自称是一个归化的台湾人，而且也是由于殷尼斯的协助，他才到了伦敦，得以将他的聪明继续大显身手，为了完成他的冒险行为，这骗子竟真的造了一种台湾方言，并附了文法规则和二十个字母。为了将他的岛国文字加以运用。他竟印了所谓台湾文的“公祷文”，“使徒信经”以及“十诫”，不过都是用拉丁字母拼音的。他甚至还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辞汇，以及那些有意去观光这个神秘海岛的人们参考之用。
这全部都是胡诌；但是由于他的支持者的好奇心以及他的反对者的怀疑向他所作的严厉的盘诘，使他自己不得不记住这一切。他时常要回答一些换一个心灵稍为迟钝的人便要被难倒的问题。
这本书的插画也相当出色；这其中包括着祭坛和烤架，根据书中所说明，要在这上面烧烤儿童的心脏，在一年的祭礼中要需用一万八千名；还有太阳、月亮、星宿的各种祭坛；水上的村庄，葬礼行列，皇室用的服饰；以及全部钱币，这对于帕撒玛拉沙尔倒很方便，因为这时很少人知道这区域的钱币是怎样。这书中的历史和地理部分，有不少抄自别的著作；但是大部分乃是纯粹的杜撰，而且时常杜撰得非常出色。还可以附带一说的，乃是帕撒玛拉沙尔又捏造了一些全新的宇宙志。
这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形，而且这个赝造家的天才，以及他的记忆力，一定有些时候会受到很严重的考验。但是他居然能混过了一些时。
甚至有人在发起一种为他募款的运动；由康普登主教以及其他教会中人出资，他在牛津大学消磨了六个月，向一些有志去传教的学生们教授“台湾语文”。当然，到了最后，他终于被揭穿了，而且有一时期成了被嘲弄的箭垛。
后来，他默默无闻地隐居起来，似乎就写了那部身后出版的回忆录。在他的暮年，约翰逊博士总是在老街的一家麦酒店里，同他坐在一起谈天；派奥基夫人在她的《逸话》中曾经叙着：“他对于一种麻烦的疾病所表示的顺从和忍受，完成一个足资榜样的死，使他品性所造成的深刻的印象得以加强在博士的心上。他对于当时文坛所作的最后的贡献，其书名可说谦逊已极：《我的最后意见和嘱咐，一个被一般唤作乔治·帕撒玛拉沙尔的可怜而毫不足道的人物》。书中供述了他的赝造案——“那个卑劣的欺骗行为”——并请求上帝和世人厚宥他写下了这个。其实，世人对于他的裁判倒并不怎样苛刻。
这位伟大的博士对于另一个欺诈者的意见，就没有这么宽恕。关于麦克费尔逊以及奥赛安欺骗案，已经有了很多文章；但是其中最能引人入胜的，恐怕无过于博士对于詹姆斯·麦克费尔逊的见解了。
那是在一七六一年——帕撒玛拉沙尔模范的死之前的两年——出版了一篇题名“芬格尔”的史诗，引起了比台湾的谎话更猛烈的争辩。这篇诗之后又出版了别的，据称都是自古代诗人奥赛安的赛尔特语原文译出，由一个名叫詹姆斯·麦克费尔逊所译。出版之后就引起很大的怀疑，在许多人的眼中，都认为这些诗是很浅显的疏忽的赝造品。当时的麦克费尔逊，一个很自负的自我主义者，便大为发怒，威吓他的批评家，但是因了拒绝拿出原文，只有愈加证实了一般人的怀疑。事实上，他始终不曾拿出原文过；于是这种争辩就从十八世纪的末年，很酷烈的一直继续至十九世纪。也许这问题将永不能圆满的使得每一个人都满意的解决；但是一般的见解倾向，在今日恰如在当年一般，是对于麦克费尔逊不利的。一般的意见是，他也许偶然获得若干零星的原文，他就以此为根据赝造了那些公之于世的欺人东西。
约翰逊，他对于要说的话从来不肯吞吐其辞的，公开指责麦克费尔逊向人欺诈，于是就即刻从这个好战的诗人那里获得挑战的回答。但是这一场决斗始终不曾实行。约翰逊只是买了一根粗大的橡木手杖以防万一，并且对于这邀请回了一封至今尚为人引用的信：
“詹姆斯·麦克费尔逊先生：
我收到了你的愚蠢而鲁莽的信件。凡是投给我的侮辱，不论如何，我必尽力回报，我自己无能为力者，法律亦必为我尽力。我决不会对一个恶汉的恐吓而有所惧畏，因而中止我对于一件我认为欺骗行为的侦察。
你要我撤销。我有什么可以撤销呢？我自一开始就认定你的著作是一种欺骗。我仔细思索，愈加肯定它是一个欺骗。为了这个原故，我将我所知道的公之大众，我想你决不至反驳。
不过，无论我怎样鄙视你，我仍尊敬真理。如果你能够证明你的作品是真的，我可以接受。我藐视你的愤怒。至于你的能力，因了你的作品并不怎样令人钦佩，以及我所听到的关于你的品行，使我将不顾你要说的是什么，只注意你能证明的是什么而已。
如果你高兴，你可以将这发表。
撒弥耳·约翰逊。”
这封信，据约翰逊在给鲍斯威尔的一封信里说，“结束了我们的书信往还”，这也许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发展。
后来迟至一八一○年，始有一篇报告出版，披露苏格兰协会为了研究所谓奥赛安诗歌的来源和真实性所作的调查的结果；这时有一些据称是原文的片断出现了。但是委员会所能作的最好的解说，乃是麦克费尔逊将一些古旧的歌谣和故事，加以自己铺张的穿插，构成一种集锦——一种东拼西凑的东西。从今日看来，为了这个老混蛋，双方所花费的笔墨可说已经太多了，而奇怪之至，这个家伙躺在威斯敏斯特大寺里，竟以指斥他为恐吓的那位著名的辞家相距只有数尺之遥。
与莎士比亚的伟大的名字有关赝造案是相当多的；要谈论他们，几乎需要一大本书，而且事实上，为了那些好奇的人士，这样的一本书业已存在，——真的，一共有好几种。不过，在那些出色的伪托的莎士比亚作品之中，显得最大胆的乃是那两位爱尔兰氏，父亲和儿子，以及约翰·派尼·柯利尔的出产。说来凑巧，爱尔兰氏施行欺骗的时代，也恰是我们发现查特顿、帕撒玛拉沙尔，以及麦克费尔逊诸人赝造品的那个同一丰收的时代；这就是说，十八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是一个适合大小混蛋的丰腴时代。
那是一七九六年，撒弥耳·威廉·亨利·爱尔兰氏出版了一册，据说与莎士比亚生活有关的赝造文献；但是在这画出版以前，他们已经为这些东西热闹了一阵。事实上是，在一七九○年，它们就已经露面，到了一七九四年，它们更层出不穷——契据、信件、签名、折字体的诗句、爱情诗、合同——使得它们在诺尔弗克街的展览会，获得不可思议的成功。群众蜂涌着去参观这么一大批珍异的收藏品，当代有声望的考古家都签署证件，表示他们承认这些文献都是真的。在一张证书上签名的人之中，鲍斯威尔也签了他的名字，他在未签名之前，曾经跪下来感谢上帝使他能目睹这样的发现，“我现在可以瞑目了”，在狂欢之下，他这么喊道。
但是玛隆，当代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权威，他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著作和原稿的存在理论，多少曾有助于爱尔兰氏的赝造计划，当那些收藏品印成书之后，便揭发其欺诈；后来，年轻的爱尔兰氏终于自己承认了。在他的自白中，他竭力想开脱他的父亲，他是这书的编辑人，曾经同谋骗人。不过，在大家哗然声中，这赝造品却不曾影响生意，于是一部很坏的剧本，《伏尔地根姆》，据爱尔兰氏说是莎士比亚写的，竟由希莱顿与克姆贝二人在丢威郎上演。
约翰·派尼·柯里尔的赝造案，就更为精巧，使得莎士比亚学者也更为惶惑，因为柯里尔是一位有才干和权威的伊丽沙白时代的学者。
他的产品——自一八三五年延至一八四九年，其中包括写在一册第二版的莎士作品上面的原稿修改——由于他的喧赫的声誉的支持，非常值得喝采。如果他高兴将这些东西当作是他自己从谬误的版本中所得的推论和结论，看来其中有不少将为人所接纳，并且将成为标准的注释，但他不曾这么做，因此他的名誉受了很大的损害，而这个插话的影响，使人对他许多重要的作品也不再信任。
勒威斯·西奥鲍特与乔治·斯谛芬斯二人，也是那个冗长的莎士比亚专家名单榜上有名的人物，这些人都是因了对于自己的任务过分热中，曾经使得他们越过一切危险的信号，最低限度走近了犯罪的幻想主义边缘。
很显然的，文艺赝造案的动机，有时太复杂，不容易理解；但是从柯里尔的案件，以及其他几个失足的著名学者的情形看来，似乎有一种变态的忠忱——最低限度是崇拜——应该为他们这种行径负责。当然，再加上相当的利己主义。有时，纯粹的狡猾也有份；或者甚至是陷害，因为学者们向来彼此之间就没有同情的。不过，有许多例子，其动机并不难获得。
这种解说似乎可信，就是，年轻的爱尔兰氏——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才能不及查特顿一半——在一种讽嘲性质的戏弄精神之下开始他的活动，他要试看为了寻求古物，冒昧的轻信态度可以发展至如何限度；而查特顿的案子更明显可见：他希望有人能注意他那若是当作自己的东西发表便无人过问的诗歌。从一般说来，贪婪不免是大部分文艺欺骗行为最基本的动机，正如其他一切赝造案一般。
不过，忠忱的动机也不应加以忽视；这可以从一些早期的文件纪录的赝造品上看出它的最好的例子：如为了教会、宗派或教条的原故而缜密制造的赝造品。
那些真伪难分的记事书、福音书、使徒行传、启示录，以及新约中的各篇书信，乃是一批惊人的重要的文献；但是在最后分析之下，它们都是赝造品；这里无法详细的叙述；关于研究这问题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但是我们至少要将那些书信之中的一封加以引用。一般的经文读者，也许现在是第一次读到它。将要惋惜不得不将这些可爱的章句归入假见证的地狱中。下引的一节据说是一部古稿本的一部分的译文，是一封信，是当基督教降生传道的初期，由耶路撒冷的总督普比利奥斯·郎吐鲁斯写给罗马议会的：“在近来这些时候，这里出现了，并且还继续存在，一个名叫耶苏基督的有大能力的人，一般民众都称他作真理的先知，但是他的门徒们却又称他作上帝的儿子，能够使死人复生，医治疾病，这人身材中等，仪表端正，具有一种能令人敬畏的容貌，使得望见他的人对他又爱又惧；头发的色泽是一种未熟的榛实色，直到耳畔都是平直的，但是从耳下就弯曲成卷，并且色泽更黑更光亮，披拂到他的肩上；发式按照拿撒勒人的方式，在头顶中部分开；眉宇光鲜宁静，一张丝毫没有皱纹或瑕疵的脸，略略一点色彩（红色）就使他十分美丽；鼻子和嘴也无丝毫缺憾可寻；具有同他头发色泽相同的络腮胡须，不过不很长，在下颔处略有分歧；表情简单热谙，眼睛灰色，闪闪有光而澄澈；斥责时使人生畏，训诫时则又慈样可爱，愉快但是保持庄严；他有时会哭，但是从来不笑，身材硕长修直，手和手臂都美柔可爱；说话时严肃，含蓄而且谦逊（是以他很正确的为先知们所称道），比人们的孩子还更柔美可爱”。
还有其他几种现存的这类经文，彼此虽有相当的差异，但是都显然是根据一般相传的耶稣容貌而写的。“不用怀疑”，M·R·詹姆斯博士说，“一定是面对着一帧这样的画像写成的”。詹姆斯博士断定这种虔诚的杜撰出于十三世纪，并且认为是在意大利编造的。沙尔美尔博士，一位更早一点的专家，说这赝造品该由一个法国拉伐尔人名叫胡亚特者负责。
其他真伪难分的信徒书翰之中，这些都是为学者们所熟知，并为他们所指责的，还有那些据称是耶稣和他的一些同时代人的往来文件，以及西尼加与使徒扫罗的通信。在更广阔的关于历史上和政治上的欺骗行为领域中，那些赝造的信件和文献，以及相类的用来欺骗某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时常就是他的后代——的文字，是无法统计并且不胜揭发的。在这广大的欺骗部门中，纯粹的属于文艺的赝造品仅占极小的一个角落。不过，有时这两者会合而为一，于是在收藏家的书架上，就会增加一本如那著名的《伊康·巴西奈基》之类的作品，这是由保皇党所散布，用来引起民众对于英国查理一世惋惜的。（译者附注：《伊康·巴西奈基》〔Eikon Baislike〕意译为“皇帝的影像”，是高丹博士于查理一世被杀后所出版，据说是查理在狱中所作的感想录。出版后颇为当时民众所信仰，曾出至四十七版，以至国会不得不撰文对这伪书加以驳斥。）
很少文艺事件曾经引起过这么多的讨论和争辩的。皇上系在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受刑，但是在次日——是极端秘密的——这本书就出现在国人之前。它宣称系出自查理一世本人亲笔，是他对于自己统治期内重要事件的感想的忠实表现，以及在拘禁期间由回忆所引起的虔敬的思想。这书的流传目的是想构成一种对于这位尊贵受难者的同情，它果然获得了这效果。这书在第一年就印了五十版！并且被译成多种文字，包括拉丁文在内，人们对了这书下泪，到处都被人热切的读着，辩论着。这书究竟是谁写的，至今还议论未定，虽然在“王政复古”之后，有一位萨赛克斯郡波金地方的牧师，名叫约翰高丹的，曾出面自承是他的手笔。不过，他的要求是在相当秘密之下提出的，后来为了作为使他继续保持秘密的代价，他得了爱克斯特区的主教职。
其后，他埋怨这区域过于清贫，又被调到更富足的瓦尔士打区。但是说高丹是《伊康·巴西奈基》的作者，实在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相反的，若说他不是这书的作者，理由倒很充分。也许，这位机警的上帝的牧人，听到机会来到他的门前，并且听到它的叩门声，他的要求酬报可说本身就是一种欺诈。
更有可能者，这书确如它的内容所示，是查理一世本人写的，但是密尔顿及其他等人都不赞同这见解。
不过，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这里面一定牵涉着一宗值得注意的欺骗行为。
在一大群骗子的名单中，还应该提到费特波的安尼奥斯的名字，他是多密立派的僧人，是亚历山大六世的神宫的主管人，他出版了十七册的古物研究，捏造发现了桑诃尼安拉、玛力梭、比洛斯奥斯等失传的作品；还有约翰·费拉，那个西西里的冒险家，他在十八世纪末年，宣称拥有失传的《利未记》共十七卷，系用亚拉伯文写的。在这一双例子上，十七这数字，似乎是一个用得很妙的数目。结果这两个人到底都被揭穿了，可惜安尼奥斯在不曾有机会自白之前便已逝世。至于那大胆的费拉，开始是满身荣誉，然后为自己的破绽所泄漏，终于受到监禁的处分。
但是赝造家的名单是写不完的。只有一位伟大的古典文艺学者，才有资格叙述关于古代文艺欺诈行为的复杂的历史。似乎不少古时有名的名字都曾经先后蒙上过云翳。荷马曾被人指为是一个妇人，是一种集体写作，是一部选集。《安拉贝塞斯》究竟是塞诺芬的作品，还是狄米斯托奇尼斯的作品呢？
耶稣基督的历史的真实性，有一部分全依靠约瑟夫的一行书；但是这一行却有人认为是加添进去的赝造品。还有，究竟谁是《伊索寓言》的作者呢？
要检查赝造的原稿，赝造的著作，以及过去著名作品中的赝造的章节和赝造的添注，是一种专门学术的工作；而这种搜寻工作的历史，可说是我们这时代的伟大侦探故事之一。也许一切都是可疑的。但是有一点却十分清晰。
文学中的赝造行为，几乎同文学本身同样的古老。也许它们彼此之间仅有一小时的距离。在创造的脚跟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模仿，然后便是赝造。而每一个莎士比亚都有他的捉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