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离开上海到我三十八岁飞往美国，这中间的三十年，我都生活在东海岸城市福州。这三十年生活占据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无论我从哪个方面回忆它，无论是喜怒哀乐还是酸甜苦辣，对于我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财富。我记得我从上海到了福州，就被送进父母亲单位的托儿所。托儿所设在一个平房大院子里，院子里不仅有树木草地，还有一片泥土地，这使我感到非常新奇，因为我在上海从来还没有看到过泥土地。尤其下过雨之后，泥土地变得又软又滑，踩在里面真是其乐无穷。宽大的空间使我身心得到舒展，调皮的天性顿时膨胀，因此经常被老师罚关进一间堆放破桌椅的房间。母亲抽空来看我，只能站在窗户外边像探狱般看我，有时候会送给我一块五分钱的甜饼，我望着蓝天吃着甜饼，这囚禁的生活就大放异彩。碰到还有“囚友”，我就把甜饼一分为几，大家分享皆大欢喜。我在托儿所才呆上一年，就正式上了小学。学校在靠近闽江边的一片住宅区里，记得学校门口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浓密的树叶严严实实遮盖了一大片场地。但是我上课的教室却是在校外一座老旧幽暗的木房里，我在这座木房里完整的上了一年的学。所以说完整是因为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开始燃烧起来，学校在几天之内被砸得一片狼藉。老师和学生都被鼓动起来造反，谁还敢教书和读书？书是没办法读了，我就跟大人们去省委大院和东街口看大字报，看游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看也看不懂，纯粹是看热闹，我心里就羡慕那些戴红袖章的高年级同学，个个是红卫兵，可以随便坐火车上北京见毛主席，或者拉起队伍下闽西访古田瑞金，于是就壮胆跑到学校一个叫“前哨”红卫兵的支部里，要求参加红卫兵。一个扎羊角辫又戴军帽的小姑娘把我从脚看到头又从头看到脚然后说：“你只能参加红小兵。”我问红小兵能不能坐火车上北京见毛主席。小姑娘眼睛一瞪说：“谁说不行？谁说不行我们就把他拉下马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说完小姑娘又问我家的成分。我说我父亲是工人。她问我祖父是什么成分。我想了想说是中农。她扳开手指自言自语：“贫下中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中农不行！”就把我拒之门外。那几年我逍遥社会，耳闻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景象，以少年空净的心灵大量的容纳阶级斗争的画面，并且把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作为衡量鉴别人的惟一准绳。那时候我父亲参加了属于保皇派的一个叫工人赤卫队的组织，专门与造反派唱对台戏。我非常清楚记得，有一次造反派要把单位里一辆美式吉普车开出厂去作革命之用，身为供销科长的父亲坚决不开出车条，造反派就逼迫司机把车开走，只见父亲孤身一人站在厂门口，伸开双臂拦住吉普车。车上的造反派叫喊：“我们这是革命行动！不许你阻挡！”父亲说：“要抓革命，还要促生产，这是生产用车，不能随便开走。你们要开走，从我身上开过去。”父亲大义凛然的形象，有点像后来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牢牢刻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造反派已经从部队里抢得许多枪支，势力日大，经常在黑夜里袭击捉拿保皇派，气氛十分紧张。父亲因为拦车而得罪造反派，就被造反派划人了“黑名单”。那天夜里，父亲不敢在家睡觉，缩在对面简易的厨房里。次日清晨，由一位好友在前面引路，父亲跟在十几米的后面，双双骑车奔向地处郊区的体工大院。如果前面发现异常情况，好友就打手势信号给我父亲，父亲就立刻回头或者另走新路。那天还算顺利，好友中午就回来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父亲在这个戒备森严的保皇派大本营里躲了长达半年之久。我后来在许多反映地下斗争的影片中看到类似的紧张情景。后来各派终于“大联合”又“三结合”，到处都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或者革命领导小组。毛主席又给首都工人阶级送去了金黄色的巴基斯坦芒果，听说首都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分了一个芒果给福建工人阶级。那天，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五一广场，终于慢慢开过来一辆红布蒙身的彩车，车架最高的地方安放着一个精致的四方玻璃罩，里面躺着一个硕大的芒果，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金光。万众欢呼高歌，我挤在人群里，也望到一眼，幸福得也跟人又呼又歌。没过几天就听人传说这个芒果是假的，是用腊做的，真的芒果不可能那么大个，也不可能那么闪闪发金光，更不会那么长时间还那么新鲜没有烂掉。又没过几天又听人传说要追查谣言，说毛主席亲手送的芒果怎么会是假的呢？从金色的北京城运来的芒果当然会闪闪发金光！说巴基斯坦是几亿个芒果里挑一个，所以就有那么大个。而且个个都经过特殊加工，几年都不会烂掉，不仅不会烂掉还一直会像刚从树上摘下来一样的新鲜。于是大家又欢欣鼓舞。不久，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又走进久违的学校，走进空空荡荡的教室，没有桌子椅子没有玻璃窗没有黑板没有课本，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我们要上学的热情。我们每天提着小板凳去上学，老师胳膊下夹着一个软皮小黑板走进教室，把小黑板往墙上一挂就开始上课。语文课就上《毛主席语录》，算术课就上一些简单的加减乘除。学校里实行准军事化，一律按连排班设制，我还记得我是在四连一排三班，确实很好记，叫起来也很上口。不久，学校又成立红小兵营，校革命领导小组居然宣布我担任红小兵营的营长，并且还专门分配一间房间作为红小兵营部。这使我第一次领略到权力的魅力，我白天在营部向各连排发号施令，晚上在营部挑灯读《毛选》四卷，我把《毛选》四卷通读了三遍，做了几大本笔记。我那时候读《毛选》难免囫囵吞枣，但是《毛选》里准确浅白流畅生动的文风却对我产生极大的影响，至今仍然还有影响。一到学校放假，我和几个红小兵连排干部就轮流住校值班，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记得有一次，我父亲路过学校，要进学校里的厕所解手，我把他拦在门口，请他多走一段路到公共厕所去解手。我当时铁面无私的行为就像那个苏维埃站岗的士兵拦住了忘记带证件的列宁同志。父亲不但没有恼火，反而向他的同事朋友津津乐道讲述这件事，夸我“斗私批修”十分彻底，可以做红色接班人。当了几年红小兵营长，使我积累不少当“第一把手”的经验，但是我显然也做了不少错事，比如组织红小兵到新村街口阻止一些郊区农民挑担叫卖时令蔬菜，名曰打击投机倒把等等。至今想来心里仍然沉重，非常内疚。我很快就小学“毕业”进了中学读初中，中学也是空空荡荡，中学应该叫二十三中，可是大家都叫二十三空，好像在叫一个空军部队的番号简称。新生也一样按连排班分配好，但是学校居然没有安排我担任任何一个级别的职务，甚至连什么生活委员之类二线闲职都不给。好歹也是营级干部，就这么一挪到底，这使我失落好几天，以至后来我对那些离开领导岗位的离退休干部的失落非常理解并报以深切的同情。那一段时间里，我像撂下重担一样浑身轻松，就一心一意在篮球场苦练，企图打进八一男子篮球队，终于个子没有突破一米八，只被学校篮球队召去，还是坐板凳的替补后卫。坐板凳的滋味真不好受，因为我在小学最后一年里，还作为主力队员帮我们那所名气不太大的小学夺得区小学篮球赛的冠军。过去的受宠和辉煌不再，让我失落也让我难受，更让我品尝到生活的滋味而不再张狂。这时候学校搞起了“教改”，工业基础农业基础化学英语等等课程像掉队的羊一个个被牵回来。我的学习兴趣被点燃起来，尤其是作文课，不仅写大批判文章，还写什么记叙文，这更引起我的兴趣。有一次上语文课的时候，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朗读了我的一篇作文。使我心里涌起一阵一阵无法抑制的快感。我想我后来会埋头写小说，跟这些无法抑制的快感一定有关。学校里“教改”还没有进行多久，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全校范围开展了一波又一波的大批判。与此同时福州又诞生了新生事物——北峰分校，一时间各个中学都在远郊的北峰山上建立分校，报纸上称这是“上山下乡”的演习场。学校隔几个月就把各连排拉到分校去半农半读。开始还装模作样上点课，后来就渐渐松懈，变成了全天劳动，学生就想着各种办法请假回城。我的一个同学胃有毛病想请假回城，老师说要公社卫生院医生开证明才行，就派我陪他下山到公社卫生院看病，结果医生在诊断后面写道：“至于回城休息治疗，由学校决定”。这件事要由学校来决定那一定是不准的。同学一路愁眉苦脸，在上山路上休息的时候，我取过病历再看，突然看见“由”字写得又草又稀，就掏出笔把“由”字改成“望”字，居然改得不露痕迹。回到分校之后，他把病历给老师看了，当晚就获准回城。第二天他背着行李下山，一脸的痛苦状，惟有见到我的时候挤了一下眼睛。十几年后我到一家报社当编辑，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干编辑这一行，我说十六岁就开始干这一行了。从分校回城要先走两个多小时的路到一个小镇，再搭乘班车进城，买一张车票要六毛钱。学校要求学生学习解放军“拉练”回城，行李扔到大卡车上运回城，学生一早就排着队步行回城，刚走的时候队伍还能像绳子一样蜿蜒山间小道，再走队伍就拖泥带水溃不成军，“飞毛腿”们遥遥先去，剩下大都是女学生和体弱者。我那时候因为心里暗暗喜欢班里一个女孩子，故意走错一段路绕到队伍后面，然后大步赶上队伍，一边讲述自己如何“倒霉”而走了冤枉路，一边见义勇为替女孩子背包。然后组织大家到公路上拦便车，拦了七八辆车都不肯停，我叫大家躲到路边的大岩石后面，又叫两个长得漂亮一点的女学生去拦车，果然一拦就停。就在两个女学生跳上驾驶室的同时，大家蜂拥而上爬进后车厢，又叫又喊说真像电影《奇袭》一样，然后一路高歌进城。两年的初中和两年的高中，就这么在学工学农学军和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中折腾完了。“高中毕业”后（这个高中毕业要打很多折扣），除了一小部分学生留城招工进厂，其他大部分学生按政策统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本来可以留城招工进厂当工人，但是我坚决要求去农村。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已经开始写小说，要写农村生活的小说首先必须体验农村生活；第二个是我想把招工的机会让给我老弟，所以我是以一种庄严而又愉快的心情去农村的。“高中毕业”前的几个月里，学校就已经开始“上山下乡”动员和表态了，提高大家对“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认识。大家都写了决心书和申请书，贴满了一面墙壁，我只写了一页作业纸两句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自己是铁定了要“上山下乡”，就不必乱喊豪言壮语。但是父亲来学校参加我的家长会，看见我决心书上只写了两行又熟又俗的口号，不像别人铺天盖地的豪言壮语，就觉得我写得太没劲，开会的时候就坐在边上了。
前几年在美国西海岸的一批“老知青”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知青联谊会，顿时一呼百应入者纷纷，随后又举办了一次知青题材的有奖征文，获奖作品在报纸上刊登后反响异常热烈。我本来也想写一篇文章投去，再细细想想自己插队落户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惊心动魄大起大落的事，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记得当时在决定去哪里插队落户的时候，父母亲想起了江苏老家，想把我送回老家务农。他们认为去老家总比去陌生的山村好，不管如何还有亲戚朋友照顾。即使今后不能上调回城，也可以在老家落叶归根。正在这时候，他们单位联系到福州郊区一个大队，以帮助建一个队办厂为条件，在其中一个小队里设立一个知青点。于是我不回江苏老家而到福州北峰下面一个叫鹅鼻村的地方插队落户。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队，一下子涌进几十个知青，就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于是队里就机动灵活安排知青干活，农忙的时候就召大家来帮忙，农闲的时候就放大家回城休息，这样双方皆大欢喜。因为第二年我被选为知青队长，肩上就担负着一定的责任，所以大部分时间就留守在知青点。这使得我可以更好更深的感受农村生活，由于我自觉的与农民打成一片，我几乎与全队的男女老幼都交上朋友，我想尽办法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尽力抹去知青与农民、城里人与农村人的界限。三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对农村和农民有较深的了解和理解，对土地和粮食有一种超越的认识，对我今后的生活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当然这三年多时间，我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与暴风雪下的北大荒知青相比，我就幸运得多。他们是爬雪山过草地，而我不过是上山打打游击而已，不可比较。我所以津津乐道又唠唠叨叨我的这个那个，无非是向人们讲述我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来，我的人生经历很平常，虽然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总的说来还不算太坎坷。可能有点独特，但是与我那个时代的同龄人大体相同，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我从上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的十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国家处在一个动乱而荒唐的时期，把我和像我这一代人正常的读书成长时机断送了。这是国家的不幸，也是我个人的不幸，国家中风了，我也跟着抽风。在这样一种非常的时候，文学就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向我走来，成为我的初恋。那还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在邻居家的一个纸箱里翻到几册合订在一起的职工高中语文课本，我在里面读到几篇短篇小说，一篇是孙犁的《荷花淀》；一篇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一篇是鲁迅的《药》；一篇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凡卡》。我封闭的心窝像同时打开几扇窗户，阳光如利剑一般直刺进来，我不知道自己读了多少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写小说，走文学之路。这是一种很坚定而又很纯洁的愿望和信念，让我为此作毕生的追求。我开始收集小说来读，并且铺开作业纸写小说。我扔掉其他课程，有意疏远同学朋友，像后来的专业作家那样全力写小说，每天写三四千字甚至更多。我一篇接着一篇写，写完了就端端正正抄在方格稿纸里，非常神圣投进信箱里，寄给本省和外省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然后每天满怀深切的期待。那时候，我觉得邮递员是我最亲密的人，虽然他一次又一次给我带来失望，一封又一封的退稿信就像一记又一记的重拳，打得我东倒西歪。但是我没有趴下，我不停的读书不停的写作不停的抄稿不停的投稿又不停的接受退稿。在中学里是这样，到农村插队是这样，上调进工厂是这样，借调到机关还是这样，有十年时间都是这样。读书写作成为我最重要的生活，如果一天没有读书或者没有写作，我就觉得这一天毫无意义而强烈的责问自己。这十年里我收到退稿多达三百多封，塞满了我的三个抽屉。我由失望变成绝望，由绝望变成麻木。但是我坚信我的小说能够得到发表，只要一篇接着一篇写下去写下去。我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书订报订刊，十年里我在这方面的花费达五六千元，这在七十年代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当我还是个刚进工厂的学徒工的时候，我就订了三十多种报刊。我不仅读文学作品，还读政治历史哲学经济艺术美学心理地理医学甚至烹调气象等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各方面的知识。我至今都感激我父母亲，他们对我在这方面的花费从来不吭一声，当我向他们要钱的时候，他们总是尽量满足我。他们并不知道我今后到底能成什么气候，而是以一种质朴的想法认定读书写作总是好事，今后总会有用。他们对我不断收到退稿又从不见我发表一篇小说从来不责怪一声，甚至极少过问，只是在心里为我默默的分担沉重。有一次父亲拿着我的一篇小说稿，骑车赶到城北的省报去交给一位熟悉的编辑。父亲过去当过省报的“工宣队”队长，想利用熟人关系为我“走后门”，这也是我投稿十年来惟一的一次“走后门”，而且这一次“后门’还没有走成。父亲为此很沮丧，我劝父亲今后再也不要去做这种事，我说我一定会发表小说的。父亲看见我这么冷静而又坚定就重重点一下头答应了。我虽然收到过几百封退稿，但是我从来没有埋怨哪位编辑一句话。我总是不断的从我的小说里找毛病，不断的思考钻研怎么写出好小说，至今我都敬佩自己的气度。我的气度帮了我两个大忙，一是更好更深的钻研小说；第二是锤炼了我坚韧的性格。这对我作文做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一九八0年五月，我写了一篇小说，寄给当时在文坛享有盛誉的《北京文学》。一个多月后，我收到《北京文学》的一封来信，以为又是退稿信，就扔在书桌上。吃过晚饭，我坐到书桌前写作，顺手拆开信一看，竟是该刊小说编辑傅用霖先生来信，说我的小说要留用。我激动得爆喊一声！写了十年时间，写了一百多万字小说，才第一次发表小说，让我觉得文学这活真苦真累。望着书柜里两大堆草稿和几百封退稿信，我一夜无言。能发表小说对我或者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得到文学界认可的重要标志。钢笔圆珠笔抄写的稿子毫无意义，只有印成了铅字，才能体现出意义来，特别是发表在一些名气极大的全国性报刊上，那么意义将是更加显著。若干年以后，我成了一家报社的编辑，在编文艺副刊的时候，编发了一个远在新疆服刑的青年的两首短诗，我寄完样报填完稿费单之后很快把这件事忘记了。四年后的一天，这个青年带着新婚妻子来报社找我，送给我一大包喜糖，并告诉我说，当年他被遣送到新疆服刑，非常绝望，万万没有想到报纸会发表他的诗，由此发誓重新做人。所以今天他专门在新婚不久携妻来看我并表示感谢。可见编辑是常常救人的，我就是被《北京文学》救了一把，而我也在无意中救了那青年一把。从八十年代开始，运气朝我涌来，我的小说一篇接着一篇发表，第二年我就被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那时候我已经招工回城当了工人，又被局机关以“以工代干”借去工作。“以工代干”是那个时代所独有的产物，即你以工人身份从事干部工作但又不享有干部待遇。并且要你来你就要来，要你走你就要走。正应了一串口号：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挥之即走。我就是这样三次借到局机关，三进又三出，最终还是回到工厂。当时报社电台电视台兴起向社会招聘，我的两位同事约我去应聘，结果我的作协会员证和一叠小说作品帮了我的忙，被一家报社录用，并且又以作协会员享受知识分子待遇，被省人事部门以自学成才为由转为国家干部。报社上下对我非常关照，破格让我评上新闻职称，出资送我进复旦新闻学院攻读两年。后来我调到一家杂志社，又被提为编辑部主任。旅居美国以后，又因为耶鲁哈佛等名校图书馆收藏了我的小说而具备了艺术类杰出人才的条件，被移民局批准获得绿卡。这一系列的运气都是沾了文学之光，文学这块“敲门砖”帮我敲开一扇又一扇紧闭的大门，解决了我生活中一个又一个难题。但是，这些对我并不是最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要写出好小说。我将为此作毕生的努力和追求，我期望自己能享受一个美满的结局，如果不能享受到，我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已经享受到为这美满结局而努力和追求的过程。
我来美国极大的代价就是跟儿子的分离。我走的时候他才九岁，现在已经十五岁了，个子也长到一米七五了，再看见他，感觉上已经打不过他了。父亲打不过儿子，父亲的威严就减去一半。浩瀚的太平洋把我和儿子分隔在两岸，只有不尽的思念了。我写过一首短诗，题目就叫《思念》：思念／是一枚针／穿过无力跳动的心／穿过时／针痛得曲身／满面红泪。写的就是这种思念。但是我也很清楚，分离已经成为事实，大哭大喊也无济于事。于是我就经常写信给儿子，大谈美国见闻，探讨各种问题。从儿子小的时候我就有意识的把他当作朋友，跟他平等对话，商量讨论各种事情，最多也是引导或者诱导他。我极少训斥他，更不要说打他了。我坚决反对打儿子，最反对做父亲的在气头上打儿子，我觉得那是做父亲的无能。我记得我只“打”过一次儿子，那次他太调皮，我冷静想了一下，决定“打”他一下。我突然“怒火万丈”，猛喝一声，然后挥手狠狠在他的屁股上打了一个“擦边球”。他惊恐得大叫一声，顿时收敛。这样既达到教训作用，又不伤及儿子的皮肉。写信交流固然有深度，但是远不及电话交流更直接更真实，声音使距离消失，声音亲切得让我觉得儿子就在眼前，更有那丝丝呼吸声让我感到紧贴着儿子的心。于是我经常给儿子打电话，没什么事也打，哪怕问候聊天开玩笑。很多人不理解我的这种行为，尤其我的父亲，一碰到我打电话回去他就心疼，在电话那头反复要求挂断电话，不要浪费钱。但是我仍然打，我心里清楚，实际上问候聊天开玩笑，最能维系我和儿子的情感。有一次在电话中聊天时，我哈哈大笑，儿子在那头说：“我特别爱听你的笑声，你怎么笑得那么痛快？我听了都觉得很痛快。”在电话交流中，我经常以坚定的语调向儿子强调：“儿子，老爸我就在你的背后，你不论遇到什么，都有老爸我在。”我要让儿子感到背后有靠，让儿子感到无论太平洋如何浩瀚，我们父子的情链都紧紧相扣永不掉链。
我儿子很了不起，让我这个做父亲的深感自豪和骄傲。儿子有两点可贵的品德，一点是他的自学刻苦；另一点是他的顽强毅力。第一点使他拼命学习，简直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放学回到家里又伏案学习。全家人都去亲友家赴宴，他却要求留在家里学习。那种非常的自觉，只能让人惊叹他的早熟，家里人反而要经常劝他休息以免太累。儿子的总成绩在班上和年段里总是处在前三名之列，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不行，总是勇往直前去夺取最好。我曾经多次建议他来美国上中学，他说美国中学课程设的太低，读起来没有劲，应该在国内读完中学和大学再考虑来美国深造。儿子的自信和成熟让我陶醉了半天。第二点从他成功减肥得到充分的证明。儿子从十岁起，吹气似的一天比一天胖，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已经登峰造极，再穿上绒衣绒裤，活脱脱一个可爱的“球”人。我在欣赏他的可爱之后，建议他节食减肥。儿子在电话那头说：“我很爱吃东西。”我说：“我也很爱吃东西，我们是不折不扣的父子‘美食家’。”我这个当父亲的吃泡饭都能吃出境界，自然深知节食的痛苦，以至我在致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我对儿子提出节食减肥的建议也是小心翼翼，因为儿子一句话就可以把我的建议顶出国界。但是儿子不知从哪天起已经开始节食，并且每天增加运动时间。我每一次打电话回去都能获知儿子日渐减肥的胜利消息。不久前，我朋友小丁一家带着我儿子去厦门泉州旅游，拍了许多照片寄给我。我儿子竟长成一个一米七多的瘦高个，我真是惊喜万分。对着儿子的照片，我暗自下定决心：“亲爱的儿子，老爸我一定以你为榜样，节食减肥。”但是决心在晚餐的时候就碰到麻烦，我实在挡不住米饭的诱惑。这么一来我就更加敬佩儿子。在跟儿子的信件、电话交流中，我经常赞扬儿子，我是发自内心的赞扬。我觉得父亲对儿子的赞扬具有特别的推动力。儿子冷静的表示自己做得不够，还需要努力。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显然受到鼓舞。儿子有时候也会赞扬我这个当父亲的，这对我来说真是极大的奖赏。有时候我们父子会在电话互相说：“儿子，老爸真为你骄傲！”儿子也说：“老爸，我也为你骄傲！”诸如此类，然后我们父子皆大欢喜，倍加感到鼓舞温暖和激励。这种父子间的互相赞扬，甚至互相吹捧，在第三者看来可能觉得相当肉麻。我父亲就看不惯，他认为父子间的关系如此暧昧，父亲的威严必将受损，不利于教育儿子，而且这样吹捧儿子很容易使他骄傲自满。父亲在一次电话交谈中，曾经严正的要我停止这种做法。
我父亲长相酷似电影上那个“李向阳”，国字脸盘和线条遒劲的五官充满威严。父亲非常爱我们，但是他把爱全部塞进威严里，刻意做一个严厉的父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像个父亲。从小到大，父亲对我们说话都是采取命令式，很少有商量的余地。当父亲发起脾气的时候，我们就要遭受皮肉之痛，他在发脾气的时候惟一能保持理智之处，就是将他痛打的范围仅限于屁股。我小的时候被打过多次，被打的感觉非常不好，一是挫伤了我的自尊心；第二皮肉确实很痛，至今想来仍然记忆犹新。如果能庆幸免遭皮肉之苦，那么一顿厉声训斥是绝对免不了的。父亲声如洪钟，训斥起来犹如泰山压顶，你就是有万千道理也难以抗辩。父亲一般都是很正经很认真和我们谈话，然后给我们作些指示，从来不和我们说笑，不和我们开玩笑，更不会对我们有亲热的表达。我给儿子写信，开头很自然写“亲爱的儿子”如何如何，结束后也会写“老爸紧紧拥抱你”等等甜言蜜语。但是我对父亲决不会这样写，因为这样写会觉得非常别扭，只能冷静的称呼“爸爸”。父亲对我们也会发出笑声，但是我总感到父亲的笑声非常生硬。父亲对两个孙子也是如此，平时大都是一本正经训斥，孙子们也习惯了他的训斥，有时候他想跟孙子们亲热，当他笑脸相迎的时候，孙子们反而吓得落荒而逃。父亲作为一家之长，在家实行“一言堂”和家长制，所以家庭成员在与他交流的时候，很难心平气和的陈述看法，往往是训斥和争辩，气氛总是充满火药味。到了我们成年以后，父亲的训斥自然少了，渐渐演变成另外一种谈话形式，互相用问句来表达，有时候整场对话下来，竟然是清一色的疑问句：“你到现在还不起床啊？”“我起床干什么？”“你不可以运动运动？”“有什么好运动？”“不运动你身体会好吗？”“好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明明是一场充满关怀内容的对话，却因为对话的形式而变成了抬扛。我因为写小说，自然格外注意各种类型的人物对话形式。但是久而久之我发现，这种情况不独我家有，社会上单位里都有，人心似乎变得浮躁。我决定从我做起，改变这种情况。所以我跟儿子对话的时候，非常注意倾听儿子的陈述，儿子言之有理，我就报以赞许。我对他也是以平等的口吻陈述我的看法，然后请他最后定夺，从来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他。我们父子在对话的时候，不仅互相平等尊重，而且还佐以幽默，所以每次谈完话，我们总是充满愉快，特别是后来我们被相隔在太平洋两岸。我们的通话更是充满阳光和希望。跨入二000年的千禧年之际，我在美国这头给在中国那头的儿子打电话，我说：“亲爱的儿子，你现在是我的‘老子’了。”儿子有点惊讶：“我怎么是你的‘老子’呢？我是你的儿子。”我说：“你是我的‘老子’。因为中国那边比美国这边早十三个小时进入二00O年，你现在是一O一五岁，而我才四十四岁。你是我的老老‘老子’还不止。”儿子在那头“吃吃”偷笑。我说：“你现在行使‘老子’的职权吧，怎么指导我教训我臭骂我甚至隔着太平洋打我都行。”儿子说：“那我也像爷爷当年那样，打你屁股两下，啪！左边一下，啪！右边一下。”我顿时“惨叫”两声，儿子哈哈大笑一阵，没有再滥用“职权”。我在跟儿子的愉快交流过程中，渐渐感觉到儿子的成长，分享到儿子的成熟。后来儿子开始关心我的身体，每次在电话中，总要询问：“老爸，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有一次他看到我的照片后在电话里说：“老爸，你还是很胖啊！听说你高血压很厉害，你自己一定要，一定要当心身体！”儿子居然教训起我这个当父亲的，儿子教训老子！可是我突然感到被儿子教训很幸福。老子教训儿子，儿子教训老子，老子教训儿子，儿子教训老子，历史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来美国淘金一般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站稳脚跟；第二个“五年计划”，谋求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溶入主流。我到美国已经第六个年头，基本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站稳了脚跟。五年前飞来美国，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转折点，我离乡别国，从地球的那一头跑到地球的这一头，从东方世界跑到西方世界，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跑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的命运情感尊严思维兴趣关系交往表达甚至食欲等等，都发生了撞击摩擦磨合冶炼膨胀转向，我像被推上一个转盘，经过飞速的旋转之后，又被推下转盘，我顿时迷失了。渐渐我又清楚了，清楚之后又模糊了，模糊之后又清楚了。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我就是在这种清楚和模糊的交替中度过。我怀疑我是不是中风了！我搞不懂我为什么来美国？也回忆不起来我是怎么到美国的？才五年前的事就已经消失了线条，变成了糊状，很清楚的事变成了很模糊的问题。在许多个夜晚，我强迫自己把很模糊的问题还原成很清楚的事。“我为什么来美国？”我强迫自己回答问题。我是为了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是看完以后我为什么又没有回去？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命运反而改变了我，把我推入生活的底层。我是想改变一下生存的方式？可是在国内生存似乎更适合我。我是为了将来儿子能出来留学而开路搭桥？又显得牵强。那么我出来是为了挣美金一圆淘金梦？为什么又整天忙着中美文学交流？不仅不挣钱，反而心甘情愿贴钱？我没有什么文凭，不懂英语，没有任何优势，又以三十八岁“高龄”飞来美国，为什么？我为什么来美国？而且我在国内有儿子房子位子票子还有乐子，我为什么还要来美国？我不是搞错了吗？我是不是搞错了？我搞不懂，我是不是中风了？中风了才会模糊。但是有时候我又很清楚，不像是中风，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中风的症状，只是感觉上的模糊，这反而让我感到不安。如果有明确的中风症状，医生可以下药，还有希望医治。我父亲经过打针吃药，目前已经日渐好转就是明证。如果没有中风症状却有中风后果，那才是真正要命。那会不会是精神中风？我不知道有没有“精神中风”这一说，我搞不懂。这就更令人感到恐惧！我强迫自己对一件具体的往事作出清楚的回忆，以证实我是否精神中风。我是怎么来美国的？我闭上眼睛，打开记忆的黑幕。我记得是五年前的冬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在上午，我老弟送我到福州南郊的一个机场。我没有让我儿子来送行，因为那样会出现父子离别的伤感场景，将会一辈子敲打我和儿子的记忆。我把离别淡化处理，在十几天前就告诉儿子我要去美国，但是哪一天走我却没有说。我那几天照常与儿子来往，我还给他买了一辆新款自行车，临走前一天晚上，我还带他坐着轿车在城里转了一圈，我仍然没有流露离别之意。到了美国以后，我才打电话告诉他，我说：“儿子，我现在在美国，在你脚下的那一头。”儿子惊奇的说：“那我钻个洞就可以到你那里啦？”然后我们嘻嘻哈哈一阵，好像做儿戏一样。但是随后，那种离别愁绪就开始漫延。我到今天都在怀疑这样做是否好，会不会反而起副作用，好像父子之间的关系太随便，没有什么骨肉联系，可拆可离无所谓。我搞不懂。我再回忆，我那天乘坐的是从上海飞来的东方航空公司的麦道飞机飞往香港的，飞机沿着台湾海峡的福建沿海一侧飞往香港，我在香港点了一个顿号，又乘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747飞机飞往台湾，飞机沿着台湾海峡的台湾沿海一侧飞往台北。为什么又往回飞呢？为什么不从福州直接飞越台湾海峡到台北而非要拐一个大角去香港点一个顿号呢？听一个写小说的人说，台湾海峡中间有一块顶天立地的透明玻璃墙。说的有点娇情，但是好像说的也是那么一回事，所以飞机直飞不过去，要拐到香港然后再飞回台北。为什么人们会设置一些人为的障碍呢？在台北又点了一个顿号之后，我又乘同一家航空公司的另一架747飞机，飞越太平洋。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飞到太平洋彼岸，飞到地球的另一头，飞到另一个国家和另一个世界。飞机停在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肯尼迪国际机场与我原先想像的完全不同。怎么个完全不同？还没有等我去比较，我已经发现我少了一件行李箱。我一共带了四件行李箱，可是我从复式旋转带上只取到三件行李箱，我反复找都没有找到另一件行李箱。我当时是无比愤怒！心想这显然是超级大国给我的下马威，但是要知道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我冲到三个站在一边的美国人跟前，用我仅知道的几句英语，严正责问：“I（我），箱子，有，One（1）、Two（2）、Three（3）、Four（4），现在，只有One（l）、Two（2）、Three（3）。”我中文英语加上连比带划，那三个老美猜都猜出来了，但是他们只是耸耸肩。我觉得他们是在装疯卖傻，又重复的说了一遍，其中一个黑人指引我找到华航办事人员，才解决了问题。到底是黑人兄弟，关键时候帮了忙。从此我开始在异国他乡生活，语言障碍和文化休克使我体会到人和家园的骨肉关系。我为什么离开原先生活的东方世界而来到陌生的西方世界？我搞不懂。但是我乘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就从地球的那一头跑到地球的这一头，使我感到地球并不是我原先想像的那么无限大，那么走不到尽头。特别当我在高空中，透过机舱窗口遥望深邃的宇宙的时候，我更感到地球的有限，好像一个句号。我凝视着无限的宇宙，那一刻周围异常的宁静，我不停的问，宇宙有没有尽头？尽头的尽头的尽头……又是什么？有科学家解释那是黑洞。一想到没有尽头的黑洞，我就毛骨悚然，还是感到地球的实在，感到国家的安全，感到家园的可爱。这是不是就是人和土地的关系呢？我不知道这样解释有没有牵强附会，我搞不懂，却又想搞懂，所以就有力不从心的困难。我回忆到此，不知道有没有把“我怎么来美国的”这件事回忆清楚。我好像清楚了，好像又模糊，我无法确定自己清楚还是模糊。这是非常要命的，我不得不怀疑我中风了。可是我中风了怎么有时候我又很清楚呢？那么我没有中风。可是我没有中风怎么有时候又那么模糊呢？是不是我在装疯卖傻？好像是好像又不是，我搞不懂。我最终好像也想通了，这世界搞不懂的事太多太多，我又何必苛求自己？我是不是中风了，或者是不是精神中风了？搞不懂也没有什么关系。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活下去，快乐的活下去。我有幸来到这个世界，我就要珍惜每一天，过好每一天，享受每一天。
草于1999年11月25日
改于2000年2月8日
再改于2003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