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堆篝火

第一天

金和我迎接其他人蹚着水登陆。所有人都毫发无伤地上了岸。我们以男生的方式互相推搡着，骂骂咧咧，因为我们找不到词语来形容此刻的美好。然后我们扛着设备来到树林边，或者说是丛林边。阿汶是这么叫的，暂定就这么叫，可以在里面躲太阳，或者避雨，如果下雨的话。我们把快艇远远地拽上岸，再把它牢牢地拴在一棵棕榈树上。货船鸣笛两声作为告别，然后就慢慢消失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了。我们为眼前的景色着了迷。这座岛，美极了，沙滩大约有20米宽，沙子夹杂着珊瑚碎片，朝不断在蓝色和绿色之间变换的潟湖倾斜着，湖面和湖底散布着珊瑚群。离沙滩几百米处就是珊瑚礁。我们可以看见海浪拍打着珊瑚礁的边缘高高地跃入天际。传到我们耳际微弱的潺潺水声就像远处挂着瀑布一样。我们背后就是树林，或者说是丛林。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样才能算作丛林，反正就是有很多树—椰子树和其他树种。地上躺着一大堆椰子，有些还抽了芽，运气好的话会长成新的椰子树。遍地都是棕色的棕榈叶。不久之前，这儿肯定遭遇过风暴。

米一和图安—我们的棕色朋友，在几棵树之间支起了一块苫布，然后在下面搭了个小帐篷。他们邀请我们把帐篷搭在他们旁边，但想到我们要紧挨着他们就有些不安，我们转了一小圈，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地方。我们一边闲聊着观察落潮，一边沿着沙滩朝东走。潟湖里挤满了鱼。我们看到有些鱼紧贴着岸边。大群绿松色闪闪发光的鱼可能会自相捕食。我懂什么，有机会我们也想吃。水边的珊瑚上有什么东西一直在爬来爬去。螃蟹还是龙虾什么的，我们经过的时候就躲起来。它们不喜欢我们这些人类，我是这么觉得的。要是我们是螃蟹的话，它们会很高兴。最后沙滩打了个弯，变窄了。石子消失了，沙变得更细。我们到了正对着另一座岛的一边。这边很宁静。珊瑚礁那边的潺潺水声消失了。这里也没有风，热浪滚滚，我们几欲晕倒。沙地里，我们看到许多大洞，估计是那些椰子蟹挖的。我们讨论了一下在这里安营的可能性，虽然不是全部，但也是大多数人反对。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扛着装备走好几千米，感觉会很麻烦，而且离椰子蟹那么近，几乎是直接在它们头顶安营也不是那么带劲儿的事。椰子蟹怎么说也是一种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生物。天知道经过多年的进化和变异，它们偷偷练就了什么样的恐怖特质。我猜想肯定老奸巨猾。最好不要碰运气，让它们自得其乐去，别掺和。

回程路上，我们看到了第一条鳐鱼。两条，它们肩并肩在沙滩边游着，黑背脊、白肚皮。场景不无霸气。我们指指点点，赞叹不已。阿汶想往它们身上扔石头，但我，作为大哥和队长，阻止了他。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一条我希望弟弟可以传承的训诫。我脱下拖鞋，蹚进潟湖。水热得令人难以置信，应该是凉不下来的。

毋庸置疑，我们身处一座太平洋岛屿。

我们在马努埃岛上。

帐篷支了起来。大帐篷，很现代，透气的萨米设计，紧挨着米一和图安的帐篷。水到渠成，好像很周全的样子。就是这儿，朝森林深处200米的地方，有水。我们得靠近水源。

水是雨水，来自一口井，井由一个破旧老屋中的屋顶排水沟系统灌满。这座老屋曾经是椰子核工厂。我们得知一个丹麦大个子几十年前租用过这座岛。他和他的手下晒干椰子核，就是椰子中白色的营养丰富的核心部分，然后用它们榨油。当美国人以一种很不友好的方式骗大家都去买玉米油之后需求就消失了。于是马努埃岛上的椰子核生意就走到了头，但房子还在。那时候少说也住过10～15人。他们还建了网球场，现在快要被植被吞没了。现在使用这座房子的是艾图塔基岛上的渔民，时不时过来转一圈住上几周。如果我们信得过房子里一面墙上的记录，他们已经四五年没有来了。我们是四五年来涉足的第一批人类。当然如果我们是有史以来第一批人类的话会更有说服力、更牛掰，或者起码是现代文明以来，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人在我们之前来过这里，但应该没有科学作家来过。噢，等着我们的任务艰巨。这一切都需要做成图表加以理解。记录、分析、假设，得花时间。但首先我们得建造。终于要建造了，我们在房子里找了几条长凳、一张桌子和几块木板，把它们扛回营地。我们在营地里敲出一块厨房操作台和一些架子，做了一个惬意的小厨房，并造了一个巧妙的饮水系统。我们安静专注地工作。任务几乎是自动分配的，我没有看到任何逃避责任的迹象。云浮确实大声唠叨个没完，说格温妮丝·帕特洛怎么在荒岛上造小木屋的，但我们都没在意。她一个弱不禁风的电影明星，懂什么自然和生存？估计一窍不通。我很难想象她跟我们是同一块材料。

几小时之内，我们就建成了一座小小的设施。我们很满意。够用了。建造可以比作双手空空地在沙漠里行走许多天后突然喝到了水；关键是放松，在谨慎地满口喝之前先湿润一下舌头和喉咙，不然的话身体会有不良反应。我们在电影里一次又一次地见过。同样道理，很少或从来没有建造经验的人，一上手不能太夸张。关键是谨慎开始。

我让小伙们解散。今天剩下的时间，他们可以自由安排，研究工作就等明天吧。

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利用了一下突如其来的自由时间。阿汶和马丁支起了各自的摇床躺了进去。阿汶一开始看上去像是下决心看书的样子，但后来放弃了，呼呼大睡起来。云浮和埃格尔游了个泳。他们戴着太阳帽，穿着特殊的游泳T恤，躺在岸边互相扔着海参。鲁尔扎了个飞蝇鱼钓，而金则坐在海滩边的一块石头上画起画来。我自己想给其他人留下一个工作和休闲之间对我来说毫无差别的印象。我希望这种态度可以传染给其他人。所以我找出了那个显微镜，是我10岁的时候在一个儿童读书俱乐部的招募会上得到的，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我把它装起来，调整镜面让它反射阳光，开始研究一片叶子的结构。叶子是从一棵我不知道名字的树上摘来的，但我知道这很可能是一棵重要的人文植物，是南美人漂洋过海的时候夹在包里带来的。树叶结构中没有任何线索来推翻它来自南美洲这一假设。反正我是看不出来。太平洋迁徙大拼图上的一小片就这么安静地就位了。

米一和图安去潟湖用一张大网捕鱼，总要有人做这些更琐碎的事，说不定哪天就该我们捕鱼了。总得轮着干，反正理想状态下是这样。看起来他们比我们更熟悉原始行业。那样的话，可能打鱼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也不知道。他们捧着满膀子的鹦哥鱼蹚水回来的时候，就该鲁尔和我接手了。鲁尔以稳健的大厨身手切起鱼来，我也尽力而为。研究人员做起日常家务来多少有些笨拙，这个地球人都知道。这人可能有些不切实际，我想象米一和图安用他们奇怪的语言这么说我，但这智慧怎么不去上天下海？

晚上，我们在天穹下吃了一顿无与伦比的晚饭。谢谢你，天父，赐予我们即将入口的食物。保佑食物，保佑我们，皆以耶稣之名。阿门。

祈祷的是米一。我们其他人用怪异的眼神看着米一和图安在简短祷告的几秒钟内交叉双手紧闭双目。我们没法这么严肃地投入，尽力而为吧，但不是很成功。这当然是件很严肃的事。米一和图安相信上帝，我们必须尊重他们。每一天我们都更了解自己和他人。

晚饭后，我们捡来棕榈树的落叶，堆了一大堆。我带了一块叫老虎蒂姆火棒的引火物，一大块可以掰成三十二小块，是一种固体煤油，便于在风雨中点燃篝火。我们可以点三十二堆老虎蒂姆篝火。这是第一堆。

我把这些篝火与期望联系在一起。我把它们当作集结点、某种上课时间，我们可以用来总结当天的研究活动，讨论相关主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毫无伪装，直击肺腑。我把这些都藏在心里。如果说出口可能会事与愿违，小伙们会变得很拘谨，觉得自己必须语出惊人。我宁可顺其自然。

第一堆篝火

“想想再回电影院会怎样？”金说，“我是说，在这里待上几个礼拜，眼前只有大海和阳光，并不是我对在这里的日子没有畅想，我很喜欢，也相信会很好，只是突然想到，去看场电影该有多棒。买张票进场看一部我或许都没怎么听说过的电影，并让它给我惊喜，震撼我。我很期待并向往。”

我们其他人思考着金说的话，沉默着。几枚烟蒂抛向篝火。我开始担心没有人接过话茬儿，金就只好一个人坐在那儿空想。但埃格尔开口了，他说他对《古墓丽影》也是同样的感觉。劳拉·克劳馥躺在家中的光驱里等着他。她都不知道他在等待。这就是她好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他回去的时候，她都会做好准备，准备奔跑穿过陌生的风景，射伤动物，在无底的深潭中游泳，就为了捡个道具。这个游戏太好玩了。想到这里，埃格尔不得不摇摇头。他从劳拉那儿学来的经验已经在这次旅行中派上了用场，他说。他经常停下来自问：劳拉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她有超强的执行力，还很敏锐。条件好，她常做那些正确的决定。我们大家都应该向她学习。最好的地方就是：游戏进行到哪里都能存盘。从悬崖上掉下来的中途想存盘，就存一个。最明智的当然是在安全的时候存盘，当你刚刚完成什么艰巨任务的时候，还可以喘口气的时候，或许是站在某个顶峰可以俯瞰全景的时候。

马丁接过话茬儿。“我经常想，电脑游戏可以存盘是最让人羡慕的，”他说，“就是存盘赢了游戏，缩短了生命。”有多少次马丁不是站在斯杜海崖(1)上瞭望着特隆赫姆峡湾，心想要是能存个盘该多好……那样就完美了，比如刚刚遇到一个可爱的女孩时。你刚刚遇到她，或许是一两周前在学生社团的时候。你们还没开始吵架。你带她回了两三次家，她在你家吃了早饭，你们一起去看过电影，或者看了一部不怎么样的话剧，你俩都同意它不怎么样。提到过你要去见见她的父母，她也要见你的父母，但也不想操之过急。你们一天到晚小亲亲，生活轻松又美好。就在这个时候按一下存盘，把这一段都存了。取个名字放进一个文件夹，这样你知道还能找回来。因为你知道早晚会出问题。或许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反正是早晚的事。问题是注定要出现的。就跟我们会死一样板上钉钉。问题也可能是好事，没错。但有时候问题会难以逾越。相互误解，一切都变得糟糕起来。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所以每一次我们也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解决最巧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有什么感觉。通常我们只有等事情过后才能看清这样或那样做是有病。我们会想，就是错在那儿。知道但是于事无补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因为那一刻已经过去，已经不存在了。你有机会做出些改变，但是你没有抓住，因为你当时并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要是能回到最后一次存盘的地方，回到问题发生之前，回到你毫无顾忌地眺望着特隆赫姆峡湾的那一刻，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大海，然后你卷起巧克力包装纸塞进口袋，穿上滑雪板沿着美妙的新雪坡向下滑，滑向电车、城市和女孩们，还有问题们。想想，这样的话就太绝妙了。人生就会完全不同。我们可以回到过去，带着对所犯错误的认知。换句话说，我们又回到了原地，有着同样的机会，但是更明智。我们不需要无限存盘的可能。但我们就这么说吧，如果一生中可以允许我们存三次盘的话，就够了。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暂停生活回到过去，重新再试一遍，但只要三次，完全不需要长生不老什么的。不用多，三次为止。这个我们必须讲清楚，不能作弊。这样生活就不会那么无情，但表面上还是会保留足够的无情元素来满足清教徒的需求。时间体验上可能会有些奇怪，但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时间本来就是一种负担。

马丁看看我们。“你们怎么说？”他问。

篝火即将熄灭。云浮伸出一条胳膊搂住了马丁的肩膀。

还能说什么呢？

这就是岛上的第一夜。

第二天

我醒来的时候，帐篷里只有阿汶和我，其他人都在半夜里搬出去了。他们肯定是觉得太热。他们三三两两地躺在沙滩各处，或是在厨房操作台上。埃格尔一晚上都在受蚊子和沙蝇的罪，他没怎么睡觉。最严重的时刻，他考虑过皈依基督教。他很绝望，并对上帝说：“要是你现在马上让蚊子和沙蝇消失，我就立刻信你。”但这并没有发生。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这样考验上帝很可能招致不愉快的后果。埃格尔本应更聪明一点儿。昆虫对我并没有太大影响，其他人的汇报也只是有些零星的叮咬。这场讨论将阴魂不散。后来才知道，我将在整个驻留过程中否认沙蝇的存在。埃格尔则坚持认为我是错的。这里肯定有某种小昆虫，小得像黑蝇，但并不是隐形的。这就是矛盾的重点。埃格尔认为它们是隐形的，太小了肉眼看不见。换句话说，他认为我们的劲敌有三个：蚊子、黑蝇和沙蝇。我认为我们说的是两个：蚊子和黑蝇。对我来说，沙蝇和黑蝇是一样的。我们从来没能得出结论，但我们还在努力。结论一定要有。

云浮建议我们设立一个博彩的职位，我们可以轮流做。我们就把钱押在我们的心理健康上，他说。肯定迟早会有人发疯，这是预料之内的事。既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不如就来赌一赌。我们可以来个什么当日双倍奖金什么的。赔率由每天大家的心理健康状况发展决定。比如，阿汶今天看上去就很稳定，坚如磐石，雷打不动，押他胜算就很低。如果今天有人把钱押在阿汶身上，就要冒输钱的风险。埃格尔恰恰相反，他受了一晚上的罪，所以如果押他的话赚的概率就会高很多。大家当然也可以调戏他，把他惹毛，这样到晚上他就会崩溃。博彩员可以免去其他任务，耳朵上夹支笔转着圈收钱就可以了，云浮建议。我一咬牙一跺脚，说不行。我们不能搞内部分裂。如果有人疯了，是他们自己的事，谁都不许靠这个赚钱。我得是多糟糕的队长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云浮没好气地说这只是个建议。我说那就好，我收到你的建议并表示感谢，但我保留谢绝不良建议的权利。不管怎么说都是我说了算，云浮和我之间的气氛变得很尴尬，但我还是请他不要再动不动就提格温妮斯·帕特洛。最近几天里，他不停地提醒我们她是怎么造小木屋、怎么觅食、怎么做这做那、怎么想的，说实话我都听烦了。我不希望他把我们野心勃勃的探险跟帕特洛那几晚做作的露营做比较，那从头到尾就是《嘉人》预定的毫无危险和目标可言的作秀。

云浮说他猜想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是对的，他猜测人心理不在话下。

现在我们面临的又是新的一天。任务需要分配。我们决定每天早上烤面包，大家轮流烤。接下来还需要汲水、洗碗并保证炊具时刻都能工作。我希望所有的任务都能自动完成，不需要列工作表。大多数人都想列表。既然我是队长，第一轮我赢了。我们试试看不列表，因为列表让我想起公共宿舍的日子。并不是我住宿舍的经历有多糟糕，但这是一场探险，我更希望把我们看作有责任心、遵守纪律的探险家。工作表是失败的信号，将破坏我们的自主和思考能力。鲁尔是第一个烤面包的，用面粉、水和油做一个个扁圆形面团放在炒锅里煎。面包会很好吃，因为我们有很多抹面包的东西—香蕉和巧克力酱，以及果酱。但就在我们吃第一顿早餐的时候，餐桌上已经蒙上了阴影。虽没人说出口，但大多数人看上去都在想抹面包的东西不够吃。好几次有人问巧克力酱还剩几盒，鲁尔都耐心回答了。我们每个人都留意到每种面包酱消耗了多少，再乘上我们在岛上估计要待的天数。这看上去不妙。我们试着想象没有巧克力酱的早晨，画面顿时失色，太凄惨了。我们非常不理智地开始想，反正我不能比别人少吃巧克力酱，于是面包酱比想象的消失得更快。这成了一个自证的预言。我在社会学课上学到过，但这是我第一次看着它在眼前发生了。另外还有野外课。野外课在门外等着呢。

早餐后，我把碗洗了，在太平洋里洗的。在这儿，我们什么都在太平洋里洗。我们就是那样的人。

阿汶和金挖茅坑。其实我也应该一起挖，但因为大拇指上有伤，我上不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就是伤了。鲜红的口子，我不喜欢。阿汶问他能不能要半块老虎蒂姆引火块在茅坑下面点把火。《生存之书》上说茅坑底应该铺点儿草木灰。在分一块老虎蒂姆这件事上我有些犹豫。我本来的打算是给晚上的大篝火专用的。但做人要大方灵活，况且在茅坑里撒灰对我们都有好处。我让他拿了。晚上的篝火用半块老虎蒂姆点着肯定没问题。这样算的话还能多点一堆篝火。篝火是好东西。我选择把它们作为一团火来看待，其中一部分烧在了茅坑里。总而言之：不能算两堆完整的篝火，但肯定比一堆多。

茅坑挖好后，就该游泳了。下水后的前3分钟很震撼。实际上身体居然隐隐感到一丝清凉。温度稳定之后，我们在水下也流起了汗。

正当我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热浪汹涌来袭，我只好作罢。我就地躺下，躺在阴影里，脑子里除了热浪必须退之外什么想法都装不进。必须退。其他人分散在四周。他们也躺在地上。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了阻碍。几个小时我都在想，要不要站起来去拿本书，但没能成行。就是太热了，真是天公不作美。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总算进入状态可以转转圈交流交流。埃格尔在潟湖里蹚出去100米，然后满意地回来了。一路都是绿的，他说，没有理由认为水会越来越深。据此推测南美人可以蹚水过来。科学研究就是这么进行的，埃格尔说。检验个100米，然后据此推测之后的1万米都是同一模式。

马丁说他注意到我们走路的时候步伐很小，他说这是炎热的原因。这是观察得到的结论。他把结论送给我们。我们拿这个结论想干吗就干吗，他说。

当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打鱼才有晚饭吃的时候，为时已晚。天已经黑了，但幸运的是原先米一和图安捉来的鱼数目可观。这些家伙值得信任。

谢谢你，天父，赐予我们即将入口的食物。保佑食物，保佑我们，皆以耶稣之名。这次，小小的祷告一下感觉还情有可原。我们手指都没动一下就有鱼吃，是得表示一下谢意。

我对米一和图安解释，我们需要一点儿时间来适应这里的气候，只要几天时间，然后就开展研究工作。他们知道我在说什么。本来嘛，我们是从一个寒冷的国家来的，皮肤苍白。是的，他们说。他们说是……的，来特别强调我们不必尴尬。

第二堆篝火

篝火周围的气氛内敛而了无生机。小伙们肯定觉得他们不够卖力。这种感觉很狡猾，为了不让它泛滥，我明智地选择开口说说艾萨克那个藩侯，长着铁须的硬汉子，还有他的马。没有比这更有建设性的话题了，我心想。

这可是汉姆生最著名小说的主人公。书名叫《大地的成长》。我从最基础开始，为了保证所有人都能跟得上。汉姆生因为这部小说得了诺贝尔奖。它讲的是艾萨克在荒地深处白手起家的故事。他给两头山羊建了座草屋。他拓荒，开垦。英格尔走来，长着兔唇。镇上没人要她，所以她就来了。艾萨克躺下，晚上开始心生淫念，搞了她。第二天英格尔没走。她再也没有离开。他们成了一对儿，后来还有了孩子，建起了房子和农场，有了奶牛，后来还有了马，开垦了更多土地。英格尔怀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一个萨米人路过，叫奥斯-安德斯，他居然给英格尔看一只死野兔。没那么做事的，给一个怀孕的兔唇女人看野兔？听说过这种神经病吗？这帮萨米人……从来不知道他们会整出什么幺蛾子来。当然坏事了，英格尔生了个兔唇女儿。她把孩子杀了，因为她无法接受女儿像她那样在羞辱中长大。流言蜚语在镇上传开，于是英格尔要遭受惩罚，发配到特隆赫姆。她在那里待了6年，学了许多在荒原上无人知道的外界知识。她回来的时候带回一个小女孩，是她进监狱前怀上的。她叫丽奥波尔丁。艾萨克去镇上接她们。他给拖车搭了座位，这样英格尔和丽奥波尔丁就可以优雅地坐着。艾萨克几乎认不出英格尔来。她穿着那么得体，气质全变了，身材挺拔。她见了世面，兔唇也修复了。艾萨克害羞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可能有点儿担心荒原上的生活已经配不上英格尔了。他们走回家，彼此感觉有些陌生。后来丽奥波尔丁在车上睡着了，艾萨克用什么东西给她盖上，大概是他的外套，我记不清了。艾萨克和英格尔在石楠丛里坐下休息。天气很好，离农庄还很远。对了，农庄刚刷过漆，是那片土地上第一个刷过油漆的农庄。这是艾萨克的财产。他想给英格尔一个惊喜。当他们坐在石楠丛中的时候，忽然没了话头。艾萨克找不出话说，相反，他站起来跑去举马。他弯下腰钻到马肚子下用力一举，把马的前脚举离了地。干得这么有力气。噢，艾萨克可壮了，直接就把马举起来了。英格尔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好说。艾萨克也沉默不语。

但其实答案很简单。我想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艾萨克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面对英格尔的美丽与清新，他不安起来。他很想她。现在她在这儿了，难道他就一言不发、不知所措地宁可扮个窝囊废？他需要证明一下自己很能干。这本来就是我们人类的本性，我们希望自己被爱。哪怕不善言辞，但总能干点儿别的。举个马感觉像是很自然的退路，谁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要是我现在有匹马就好了，我们想。艾萨克有匹马，他就把它举起来了。得允许他有这样的反应。这些反应不能抛之脑后。我们这儿大多数都是秉着良心拒服兵役的人，都学过些战争和平、调解争端之类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艾萨克举马，这是值得尊敬的事。

我说完以后一片沉默。小小的讲座结束了，小伙们端坐在那儿寻思我说这番话的意图。他们不能干等我来点拨他们，他们得自己想明白。我自己坐在那儿觉得我的领导才能突飞猛进，我是个人生导师，总是面带微笑、助一臂之力的开导者，启发出每个人的极致，并把它逼出来，还让他们觉得是自发的。

又到了晚上。

埃格尔想睡在水里，他觉得水里蚊子少一点儿。我把他劝住了。

第三天

一大清早，我沿着海岸线踱着步，遇到了金。他坐在石头上捧着个椰子，拍拍它。他说这就像一个大解压蛋，疗效是一样的。我们出发前很忙，话说已经忙了好几年。一切过得太快，金已经忙瞎了，他觉得自己的脚还没落地。这感觉真奇怪。他工作太多，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永无止境。这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急停之后，就像我们来到岛上之后，人就开始焦躁。这有点儿像复活节假期，一边念叨着组织小木屋度假游，一边买食物和酒，打包，出门还晚了。大包小包装上雪橇拉上山，已是满头大汗，骂骂咧咧。好不容易到了小木屋，天气又冷，木屋还埋在雪里。从雪堆里把木屋挖出来，然后钻进去，打开行李包，给壁炉生火，坐下想想：哎哟……怎么那么安静……是不是得快来个什么事？

原来金接了个商业艺术的活儿。不是我逼他说的，他自愿告诉我的。他显然需要直抒胸怀放下心理负担。我以前也见过。不小心掉进广告圈的艺术家，他们觉得自己很肮脏。他们觉得这是魔鬼的协议，但来钱快。“这是我接触过的最平庸的行业。”金说。广告人通常对创造力都有一个歪曲的认识，就好像想象力最佳的用途就是向选定的目标人群推销产品，也不管是不是必需品。所有的提案，哪怕是最平庸的提案，都有人起立鼓掌。所有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所有对他们来说新鲜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天才创举。他们特别容易满足。那些人，金说，每次听到“传播”这个词，性器官都会汩汩充血。也不管到底传播了什么，只要以所谓创新的方式传播，就算传播了。海绵体就这么充血胀大了。比如不久前奥斯陆的一家公司给金打电话，说他们有个大活儿，一个什么传播的活儿，不管什么意思吧，反正他们需要一些图。他们找金是因为听说他风格清新独特，又能干。金缺钱，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们请他飞到奥斯陆。公司当然非常现代，明亮大气，所有在那儿工作的人都在20岁到35岁，个个漂亮友好。甜美的年轻女孩蜂拥而至，不断问金是不是想要小点心。后来来了四五个20来岁的小伙子，带金去了公司里的一个绿色小休息室。在金的印象里，这些男孩只喜欢索尼PS游戏机，但他们还是一本正经地聊了三刻钟传播，好像是作为开场白。大家都知道这种开场白没有必要。这么做只是为了公司给客户几千几千地发账单做准备。哦，这有几个小时的工作量，之后他们会这么对客户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开了几次会。话说我们还找到了个艺术家，请他从特隆赫姆飞过来，跟他详细介绍了公司的传播需求。我们是很认真的。然后他们很随意地问金画这些图要多少钱。积累了几年经验之后，金的脸皮已经厚了不少，于是他鼓起勇气说每幅画都要收一笔可观的费用。广告小伙们互相看了一眼，试图掩饰他们的窃喜。其中一个装腔作势地说没问题。金感觉他哪怕开两三倍的价钱他们也不会哼一声。小伙们大概是想金是个艺术家，他懂什么，他还以为开了个大价钱呢。我们就让他这么以为去吧。这些家伙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他们的价码比大多数人想象中任何有那么点儿自尊的人敢开的价都高。他们没有自知之明。他们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大概大多数年薪几十万的人都这么想。他们玩得转是因为有人用金钱让他们相信传播是少数几个真命之人才搞得懂的巫术。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才能把我们想卖的东西卖起来。我们需要传播的帮助，花多少钱都值。

岛上解压蛋够多、够平静。只要平静下来就别无所求了。平静的人是市场部的梦魇。这样的人是无法近身的。他们什么都不需要。金想做这样的人，但平静下来需要时间。他只想坐下来看海，然后快乐地平静起来。前几周肯定会有些烦躁和无聊，但他估计自己会快乐起来，慢慢地，坚定地快乐起来。

金和我游了个泳，然后向营地踱去。太阳升起来了。阿汶烤了面包。巧克力酱还够吃。

吃完早饭，热浪再次把我们淹没，来势凶猛。太阳要人命。米一和图安有一块多余的苫布，我们借过来用我们最后一点儿力气在厨房操作台边支起来，然后我们就在底下一躺。我躺在那儿伤心起来，因为我们不得不借苫布。我们出发前讨论过是不是需要带一两块苫布，但觉得肯定用不上，况且也拿不下。现在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失策了。这是我们忌讳的话题。如果我们不尽快适应炎热，失败就是既成事实。米一和图安在潟湖里捕鱼或是收拾营地背后的树林的时候，时不时会瞥我们一两眼。他们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是科学家或是作家，在他们眼里我们大概只是一群懒鬼。

马丁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居然看起书来。我问他在看什么。科幻小说什么的，他说，举起封面来给我看。吉布森的《零号公爵》。关于另一个时代，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人类是机器，诸如此类。“但到底写的是什么呢？”我问。马丁说如果非要追究的话其实大部分写的是乱搞和数据。换句话说就是男生看的书，我说。大概可以这么说吧，马丁说，但我们就是男生嘛。作为男生，期望都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主题。我们以为我们能逃避，但不行。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乱搞和数据是我们男生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马丁接受这个结果并为此读了一本小说。我问小说好不好，但马丁只是耸耸肩，这很难说，他只是先读一遍。马丁不想谈论这本书。“换句话说，你觉得无所谓？”我问。基本上就是这样，马丁说。

埃格尔问我能不能帮他从桌上拿个打火机，好让他抽根烟。“你帮我的话，我就拥抱你一下。”他说。我坐在附近，于是站起身把打火机扔给他，然后我就得到了一个拥抱。开始还不错，但后来埃格尔使上了劲儿，拥抱就突然变得很讽刺。我们男生就是这样，害怕真情流露，要拥抱另一个男生或是握个手什么的，我们就得使点劲儿，这样就不会造成情感上的误解。我们没法全心全意地好好拥抱。这就是我们的灾难。

接近下午的时候，渐渐升起一点儿雾气，太阳开始可以让人忍受起来，我鼓起勇气在海滩上活动活动，捡些石头以钻研的目光审视一番。关于它们的起源，它们什么都没告诉我，我把它们扔回潟湖。马丁也起来走动了。他扯了两片新鲜的棕榈叶，坐在那儿把它们编在一起，要编个篮子。他的积极性很让我高兴，心里默默记下到今天为止，马丁是大伙中最可能成为本周之星的员工。金坐在那儿抽雪茄，看上去很像电影《九条命》中的杰克·菲耶尔斯塔，就是那种见证了鲜活危险人生的凌乱战地发型。老照片里干体力活儿的人中常见这种发型。他们平时都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而一旦出现突发情况，精疲力竭或承受重大压力、死神逼近的时候，头发就会向前披下凌乱起来。同时他们最好还留了那么点儿胡茬儿。以前男人总是恨不得一天刮几次胡子才够，男性荷尔蒙喷涌，跟现在不太一样。金看上去怪英武的，看上去就像他很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哪怕他还什么都没说。

云浮在创作电影剧本。他想我们回家的时候可以把剧本完成。工作标题看起来好像叫《斗争》，关于纳粹羊毛的，是一个“二战”时期的虚构故事，算是背景严肃的闹剧。只要不变成搞笑片就行，我说。完全不会，云浮说，他会平衡好。一群防抗分子从纳粹那里弄到羊毛再转手倒卖。他们遇到了阻挠，并发现内部有奸细。故事挺扯的。但最后羊毛落到了一个老妇人手上，她组织大家为一个被冰雪封城的西部小镇织袜子。那一年当然是严冬，大家都没剩几双袜子了。云浮问我怎么看这个故事，我说，只要不用摸着良心，听上去还挺刺激的。让挪威人在电影院里看上挪威电影是很重要的，云浮认为。是呀，那当然。

埃格尔坐在水中看着自己的胳膊说晒黑了，晒黑了，晒黑了。他挺满意的。

为了减轻良心的负担，我跟米一、图安一起去潟湖用传统方式捕鱼。事实证明我们带的鱼叉完全不顶用，太粗了，击中鱼之后只会弹开。我们决定换用一张大网。网有大约30米长、1.5米宽。我们把网张开，拦住一部分潟湖，然后分散开捕捉钻进陷阱的鱼。可怜的鱼完全摸不着头脑，突然就玩完了。然后我们就上前把它们从网上解下来扔到岸上。鱼都很漂亮，个头大，蓝绿色，嘴巴像鹦鹉，所以它们叫鹦哥鱼。图安让我当心不要被咬到，会很疼。这儿的东西不是会扎人就是有危险。我戴着手套，还穿着防水鞋，以及一件全天候防水T恤，还有帽子、太阳眼镜。装备占了工作的一半。

让我恼火的是米一和图安不需要任何装备。

又是鲁尔和我一起杀鱼，我壮着胆问他，那次在聚会上那个家伙是不是真的射满了一个牛奶杯。鲁尔的回答有些迟疑，他点点头。但他的很多肢体语言让我产生怀疑。“为什么不能明说？”我问。但鲁尔不是那么容易从杆子上掉下来的人，他总是做出一副隐晦神秘的样子，我可能无法知道真相。

第三堆篝火

埃格尔准备了一小段开场白，关于那些平易近人的运动员，重点说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溜冰运动员。他说话的时候，我有些跟不上趟，但他说完以后要我们也把心目中最平易近人的十位运动员列出来，无论年代。这当然没有点名最招人烦的运动员来得有趣和简单，但并不影响我们尝试。早晚我们都得这么做，埃格尔说。

我很快就放弃了这场讨论。我已经几个月没有关心过体育界了，可以做的贡献很少。其他人举了一堆挪威和外国运动员的名字，比如足球运动员、溜冰运动员、滑雪运动员、游泳运动员等的名字。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报着他们的名字，讨论他们平易近人的程度是不是还看他们取得的成绩。这才是讨论的核心问题，我明白了。

阿汶说讨论历来谁最平易近人是不可能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认识的人非常有限，就那几个因为这个那个出名的人。其他人虽然也很努力，但有生之年都默默无闻，而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就更不可能知道谁好谁不好了。所有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反正有一点最明确：滑雪名将汤巴跟这个名单没有什么关系，云浮说。没人不同意。但问题还是显露无遗，藏都藏不住。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挺好，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们都是好人，最糟糕的暴君都有人喜欢。埃格尔觉得讨论跑偏了。他提的话头是运动员，没理由说到暴君，要是我们没法顺着话头往下聊，他就没法聊下去了。

讨论渐渐退潮，只有云浮和埃格尔还在聊。我心不在焉地听见他们开始数起老足球队来—1979年的卢森博格队，云浮用挑衅的语气说，然后埃格尔就要列举出他记得的所有这支球队的队员，越多越好。对埃格尔想到的那七八个名字，云浮表示不屑。当提到托尔·罗伯特·约翰逊和约根·索尔里的时候，他当然也会点头表示认可，但这有什么用？埃格尔还是跳过了维格·宋穆恩，或是云浮口中的乌斯快车。

我结束与阿汶的一段闲聊，起身去一边尿尿一边看星星，终于回到篝火旁的时候我注意到，说到1982年的联邦德国队，云浮看上去表现不错。但他还是不满意，对自己要求就是这么高。比如，他怎么可以忘了皮埃尔·利特巴尔斯基？他觉得这不可思议。他明明还如此鲜活地在他脑海中的草地上奔跑着，这小家伙。

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算是被寄居蟹包围了。我们见过它们，一个接一个，白天它们背着自己的房子挣扎前进。如果我们走得太近，它们就躲进去。最小的可能就像个瑞典小肉丸那么大，但大多数都有拳头那么大，通体红色。它们本来不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直到现在。但现在它们终于发现了我们的存在，并聚集起来有组织地向我们发动进攻。天黑以后，它们也不知是从哪儿冒了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岛上最偏僻的角落赶来。关于人类和聚会的流言一定都已经传遍。花了三天时间，它们肯定具备复杂的交流系统，连爱登堡(2)都难以望其项背。成百只，可能是上千只寄居蟹，它们占领了海滩，看上去都是冲着我们在帐篷背后留下的有机垃圾堆去的。现在看来在那儿堆垃圾太不明智了。一只寄居蟹发出的声音很迷人，几乎有些懦弱可笑，但几千只发出的声音就很讨厌、很可怕了。它们抓挠着找东西吃。它们什么都吃，一点儿都不挑。它们连屎都吃，只要有。现在它们吃起了我们掉在地上的米饭。埃格尔表现出了本能的厌恶。他朝着大海把它们扔出去，但它们总是又爬回来。那些特别顽固的，埃格尔都直接扔进了篝火，让它们去里面躺着好好想想吧，或许能长点儿记性。

第四天

我在做研究。刚吃完最后一口早饭，我就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中。起雾了，炎热不像之前那么严酷，我感觉清醒舒适。我还带上了马丁和阿汶。金也来拍视频记录研究过程。我们带着呼吸管、潜水面罩和脚蹼，瞪大了眼睛游进潟湖。在指南针的帮助下，我们测算出勇敢的南美溜冰先驱可能登陆的位置。他们应该是向西前进的，也就是说岛的东侧是他们最先到达的地方，溜冰鞋应该都在那儿。我们都很乐观。马丁、阿汶，还有我在水下不停地互相竖大拇指。马丁带路，他有潜水证，并且在冬天潜过水。他稳健地向前游，让我们其他人感到很安心。因为我们紧贴着水面，所以也用不着担心减压病、血氧饱和度低什么的。我们记录着潟湖的底部，系统而细致地向前推进。一块石头、一条鱼都别想逃过我们的法眼。马丁指指点点玩得很开心。鱼儿五颜六色，跟电视里的一样。让人困惑的是寂静。通常我看自然和水下场景的时候耳朵里都会有一个解说的声音。一个声音会解释场景背后的各种关系，常常配上范吉利斯(3)范儿的音乐。但这里一片寂静。我能听到的只有呼吸管里自己的喘息声。如果说这里的环境是一场生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协作，我就只有独立思考的份儿。以这种方式浮潜，不劳而获的可能性很小。马丁开始一块一块地翻水底的时候，阿汶和我紧张地跟着，看搅动的沙尘再次落定。到目前为止，没有溜冰鞋。阿汶不耐烦地四处张望，我向他比画，好了好了，耐心点儿。他太年轻，希望事情快点儿发生。耐心不是年轻人的美德，我这个上点儿年纪的就不一样了：我坚韧而沉稳，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只要这里有溜冰鞋，我们肯定能找到。这就是我的态度。不管花多少时间。马丁突然停了下来，他指着两簇大珊瑚之间的一条缝。一条海鳝探出头来（它们会以乱咬来顽固地保护自己的洞穴），看上去非常骇人。绿色，它是绿色的，看上去极其危险，毫无合作精神，它缓慢地张合着大口。现在它朝洞外游出来几分米并瞋视着我们，然后又缩了回去。估计它在盘算怎么一下搞定我们四个，然后全身而退。我在水中傻了，唯一能想到的是《孤筏重洋》里的一段话，海尔达尔在书中写道：“珊瑚礁中住着一种可怕的鳗鱼，长着长长的毒牙，可以轻易扯下人的一条腿……”接着他描写了一场遭遇，给我们现在的经历笼罩上一层阴影。他手下的两个人打算横渡潟湖，然后发生了这一幕：“回程途中，他们不断惊扰那些奇奇怪怪的鱼并打算捕捉它们，这时他们突然遭到了至少八条巨鳗的袭击。他们看着巨鳗们在清澈的水中向他们游来，他们跳上一块大珊瑚石，巨鳗们在石下扭动徘徊。这些猥琐的猛兽有小腿那么粗，像毒蛇般黑绿相间，头很小，长着邪恶的蛇眼和长约2.5厘米尖锐的银牙。巨鳗扭身向前冲，他们用开山刀乱砍那些摇摆的小头，终于砍下其中一颗，还有一条受了伤。鲜血吸引来一群年轻的大青鲨，开始攻击死去和受伤的鳗鱼，其间那两个人从石上跳下，逃离现场。”

与海尔达尔的描述中唯一不符的是小头和小腿一样粗。我们面前这条海鳝的头大到找不到别的词形容，跟我的大腿一样粗。虽然阿汶、马丁和金对海尔达尔的描述可能不像我这么记忆犹新，但回过神来以后他们的反应跟我一样，急转身朝岸边疯狂游去。最后一段我们挺起身开始跑，脚蹼妨碍我们踩出像样的节奏来，我们感觉很笨拙，死神就这么逼近。海鳝怎么样都肯定跟在我们脚后，紧跟不放。一念间，我计算了一下自己生还的概率。我们是四个人，怎么说我的机会也应该有25%。在电视上看《人与自然》的时候，我经常这么想。一大群海豹躺在非洲西海岸的沙滩上。它们得下海找食物。大白鲨拭目以待。摆明了有几头海豹会被残忍地吃掉。但它们必须下海，不然它们会饿死，如果海豹妈妈不汲取足够的营养，就无法产奶—也不知道它们吃的是不是奶，反正那些新生的小海豹也会死。海豹跳进水中奋力游泳，它们赌大白鲨会吃别的海豹而不会吃自己。它们希望数量可以成为掩护。大多数确实幸存了下来，但终有几头被吃掉。海豹比我们的数量多得多。金、阿汶、马丁加我也就四个，海豹总有好几百头，跟海豹相比，我们的胜算小得可怜。我们奔跑着冲过潟湖，水在我们周围流淌，鱼朝四面八方游窜。终于上了岸，我们往地上一躺。我数了数人数，还是四个。谢天谢地。如果我们用开山刀砍死海鳝就会引来大青鲨，那我们就真完了。这算什么破事？我们心平气和地来搞研究，来迈向知识的前沿，结果路被一条鳗鱼挡住了。人们还在念叨人类已经驯服了自然，这不连五毛钱都没驯服到吗？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离水远远的。我向阿汶借了吊床，想要定定惊魂，可一时半会儿也定不下来。米一和图安，还有鲁尔去捕鱼当晚饭。他们在珊瑚丛中穿梭蹚水，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我不明白他们在想什么。马丁拿着螺丝刀拧着太阳能板，想让电池充上电，但到目前为止还充不上。海鳝的可怕经历凸显出通上电话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知道下次危机何时光临。另外我也想给挪威的报社发报告。所以马丁的工作很重要，我躺在那儿冲他喊了两声作为鼓励。

阿汶捧着一大堆青柠满足地从树林里出来—他找到了一棵青柠树。这样，饭菜的口味又上了个新的高度，同时饮用水也多了一分滋味。

云浮坚如磐石。他坐在那儿想把半个椰子壳做成汤勺。这家伙也非等闲之辈。等闲之辈是埃格尔。尽管我已经催促过好几遍，他还是没把早餐的餐具洗了。他说他需要一张工作列表。他说就因为我—他的老伙伴突发奇想决定让他洗一大堆碗，于是他就要去洗碗，这样很荒唐。但如果他能提前，比如昨天就得到指示的话，或者他的名字写在名单上的话，情况就不同了。这样他就能看到是轮到自己了，并在心理上做好准备。随叫随到不符合他的本性，他必须有压迫感。就是这样。他承认这样或许很悲催，但他也没有办法。我当然很生气，于是给他写了张条子让他洗碗。这样马上就有压力了，埃格尔承认。几口咖啡、几口烟之后，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收拾起早餐留下的杯盘，带到潟湖边，狐疑地看了一眼，然后开始洗起来。

那场几乎发生的意外之后，金颤抖了几个小时。他一个人在沙滩上踱来踱去，摇着头思考生死。他觉得两者之间的距离微乎其微。离开的究竟是什么？比如杀死一只黄蜂的时候，它只是不动了。是什么东西存在过又消失了？是生命本身，我回答说。“灵魂？”金问。我耸耸肩。云浮说是的，离开的是灵魂。埃格尔说这种东西不存在，精神世界什么的都是胡说八道。金看上去很郁闷。他觉得很难接受此刻还活着下一刻就死了的这种想法。曾有过生命，又失去了，残酷并美丽着。正是这样的事件造就了艺术家。如果数年之后，金成了开疆辟土的艺术家，我也可以沾点儿光。

晚饭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顿。烤鹦哥鱼，淋了青柠汁，塞满了大蒜和米饭。排名在马丁后面的鲁尔也是本周的最佳员工人选。他以出色的方式让我们活了下来，这样的岛上食物成了特别的东西。我吃得比平时少得多，比如正餐之间不吃东西，因为这里没有零食。我以前习惯吃零食，零食什么的最棒了。但在这里，我总是激动地等待每一餐，总是等着鲁尔宣布开饭了。但他很少这么说。食物变得意义重大，所以大家也说了鲁尔许多好话，几乎有些让人不爽，感觉就像鲁尔比我这个队长还要受欢迎。但之后我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很可笑，只因为吹了这么一点点不自信的小风。鲁尔当然很受欢迎、很优秀，但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好队长。探险队队长和厨师，我们不是一条战线上的。我笑了。

又到了篝火时间，我折下了一整条树干当柴烧。树干都烂了，像火柴一样一折就断，里面全是蚂蚁，成千上万。整个就是个“殖民地”，里面建筑着复杂纷繁的生态系统、等级森严的社会架构。我无情地统统扔进了篝火。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心想，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在自然中就得这么想。整个生态系统在几秒钟之内就烧尽了。我们又与野外课亲密接触了一回，最生猛、最没有人性的野外课。

第四堆篝火

今天是周六，鲁尔决定让我们每人喝杯啤酒。我们对“奢侈品”的忽视现在已经显现出来。我们本应带很多啤酒和烈酒，管够，这样就能创造出我们现在做梦都不敢想的美妙气氛。我们是现代的城里人，满脑子禁忌和内敛，论题在心里憋好久，酒精可以让我们放开胆。但我们目光太短，于是就变成了现在这样，每个人每周六一罐啤酒，特殊情况下外加几滴白兰地或卡尔瓦多斯苹果酒，比如研究课题出现突破性进展。酒太少了。我记得几年前某外国杂志登过一系列威士忌的平面广告。其中有一幅照片，一个家伙头顶一束灯光，上面写着：“记得那些你自以为风趣的时候吗？”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必须喝到一定程度才能在所有的防护机制中找到漏洞，但现在只能滴酒不沾上阵了。我设想在岛上建立起那种男人间的深厚友谊。我们本应该烂醉如泥举着大棒子砸树干，放开嗓门大喊，但这些我都别想了。责任全在鲁尔和云浮，他们是负责采购的。我应该盯紧他们一点儿的。云浮还坚持要买树莓香草茶，味道糟糕透了，云浮显然缺乏判断力，到目前为止他在本周最佳员工排名上远远落后。他用椰子壳做再多汤勺也于事无补。汤勺只属于那些唱月球男人饼干服的儿歌。汤勺很好用，但是没法把人灌醉。对着云浮和鲁尔小喷一通之后，我把话头让给了阿汶，他说他准备了一个关于睡眠的话题。

睡眠是许多生物体赖以生存的条件。这是阿汶的开场白。肌肉放松，心跳和呼吸放缓，新陈代谢减速，高级的精神活动停止。我们向潜意识屈服，这是个美妙的想法，阿汶认为，以90分钟为周期，以一天的感受和印象化为梦境，身体归身体，精神归精神。

睡眠是最简单、最美妙的事情。醒过来就可以干干净净地迎接新的一天了。总是有新的一天，日复一日，源源不绝。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是日子，由睡眠分割出来。这种简单的方式很绝妙。

通常情况下，休息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睡眠就结束了。这是阿汶挑战的目标。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无法超越K点。他什么时候算休息够了，这是由什么决定的？肯定不是意愿。想睡觉的意愿很强烈，但身体唱反调。怎么才能建构起特殊的条件，让睡眠不在休息需求得到满足时停止？

高中毕业之后，阿汶休息了一年，真的是休息，他跟亲戚的朋友去了荷兰。每周有几个晚上去上语言课，但除此之外不干别的。他尝试尽可能地多睡觉，每天的记录是16～17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大都用来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进食、洗漱、如厕，或许还说几句话。那时候阿汶18岁，正直面着未来艰难的选择。他要一头冲上哪条道路？他不想做任何刻意的决定，而是保持头脑的纯净与清醒，最重要的是，他想让自己的潜意识也说上话，所以尽可能睡觉是有必要的。但就像刚才说过的那样，他没法睡超过16～17个小时。超过这条界限又会怎样？潜意识有些特别的消息要传递给他怎么办，一些深藏不露的消息？难道他能放过这条消息，就因为醒得太早？当然不能。他必须一直睡到取得联系为止。没有其他办法。睡眠、睡眠、睡眠。在岛上可以创造特殊的条件。阿汶不排除奇迹会在这里发生的可能性，但他想让其他人明白并接受这一点，让他静一静。我们也不能指望成功从天而降。他已经为此努力了许多年，比如趁他睡觉的时候在他的上嘴唇抹牙膏这样的玩笑，是不会被好意接受的。我们不应该开那种夏令营式的低级玩笑，他说。要是有人想睡觉，就让他睡觉。作为报答，阿汶也不会妨碍我们其他人做自己的事，当然除非我们需要他帮助。

我们平均每天会产生成千上万的印象、思想和感情，阿汶说。其中许多只延续百分之一秒。我们的意识不可能把它们全都登记在案，但它们是存在的。不管以什么方式，它们是存在的。我们与很多人交谈，左一个你好右一个再见，脑子也跟着说话的人走。比如，她的鼻子好怪。或者，我用手背都能把他拍倒。然后我们继续生活，不往对他们的这些想法上附加任何意义。但这些人或许会在某个梦里再次出现。他们妨碍我们或者帮助我们。潜意识把他们筛了出来，给他们一个捎信的角色，也就是说，让他们成为我们自导自演的电影中的演员。这时候阿汶和我交换了个眼神。我暗示他不该这么浓墨重彩地渲染，煽情是很危险的。我们所有人都对这个过敏。阿汶的观点是所有这些小声音都应该听。那些不愿意花时间观察自己梦境的人，是贫瘠而危险的，阿汶说。他信不过这些人，一秒钟都信不过。对一天睡不到8小时的人，我们都应该心存怀疑。永远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是有那么一群政治家和专家学者难掩得意之情，声称自己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为世界解决问题。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是其中一个。今天，回溯历史，说她是个泼妇没什么人会不同意。如果她腾出时间来睡睡觉的话或许还会更有人性一些。

学生阿汶生活中的寻常一天总是混乱而不连贯的。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一天又会是什么样呢？阿汶捏了几张纸，列了张表，从一个人一天中的经历出发，来描述睡眠的必要性。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阿汶说，睡眠是完全必要的，不可小看。潜意识把一切都优雅地编织在了一起，没有睡眠我们会爆炸。

马丁接过阿汶的话茬儿。和他同小学的一个女孩，他连名字都没记住，但总是出现在他梦里。她总是扮演着道德卫士的角色。她说：“别这么做，马丁。我觉得你最近这种事干得太多了。”还有另一个最近越来越频繁的梦，里面有一个马丁初中时代的女老师。她总是对马丁记忆犹新，见到他总是非常高兴。“哦，是你呀，马丁。”她会说，然后就是性感场面，气氛宜人。

潜意识是主人，我们没什么发言权。埃格尔插嘴说几年前他梦见自己和女明星上床了，但他硬不起来，女明星开始不耐烦，还有些生气。这可不是什么好梦。埃格尔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个梦，而且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个女明星。

云浮刚做过一个梦，实际上就在这个岛上，梦里他从一栋着火的房子里救出了一个性感的吉卜赛女孩，女孩还有点儿像格温妮丝·帕特洛。她半裸着身子，云浮一开始也没什么别的念头。他就是这么挺身而出，英雄气概，浑然天成，但最后当然还是搞上了。吉卜赛女孩全程只是无助而感激地配合。鲁尔觉得这听上去很恶心。

又到了晚上。睡觉前，我让大家得赶紧投入各自的研究工作中去，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可着急的，但能早点儿完成总是好事，说不定之后我们还能放几天假，放松一下。

第五天

继续研究。我们从遭遇海鳝的地方又浮潜出很远，但气氛紧张而不愉快。我们已经不再觉得安全，而是危机四伏。谁又能保证南美洲来的土著人会把溜冰鞋脱在珊瑚礁上？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有人。他们也很有可能脱在外面，这样的话就完全不可能找到了。这算极限运动了。

这个念头让我很心烦。土著人长途跋涉，微笑着溜着冰，日复一日，不远万里，精疲力竭。或许他们看到陆地的时候完全失去了理智，踢掉溜冰鞋，直奔陆地。他们才不考虑是在珊瑚礁内还是在外面。这能怪他们吗？不能吧。他们只是随性的好人，就跟大多数印第安人一样，生活在当下。溜冰鞋已经完成了使命，他们就让它们歇着了。他们找到了一片崭新的小天地，还需要溜冰鞋干什么？他们肯定知道冰川期就要结束了，安营扎寨准备夏衣比保存溜冰鞋来得重要。这种自然现象我们都熟。夏天一到，冰鞋就下岗了，随手往哪儿一扔。等冬天来了，得翻箱倒柜几个小时才能再找出来。要是我们不确定冬天是不是还会再次到来，我们肯定也会就这么把它们留在冰上。批评印第安人要谨慎，我们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但印第安人这么做的坏处是，会让我陷入难堪的境地。他们的目光短浅，随心所欲，会造成大家难以相信我的理论。这很可耻，让人心有不甘。最糟糕的情况是，我的这场探险让人看起来是基于不靠谱的理论展开的。媒体肯定会毫不留情地抓住这个话柄。回程可能要比计划的低调一些了。

马丁捶捶我的肩，朝前一指。清澈的水里，我看到一条鳐鱼慢慢朝我们游来。游戏结束了，小伙儿们，它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急转身再次朝陆地撤退，最后一段又是用跑的。潟湖非久留之地，我们这是在玩命。

继续找溜冰鞋是不可能了。我不能昧着良心强迫我的小伙们在这个可怕的海洋世界里游来游去。要是我们有一把鱼叉或者什么小型自动武器，我们还可以让一个人放哨，其余人找溜冰鞋。我们现在这样是赤裸裸地孤立无援，完全不建议待在潟湖里。这是一个沉重的决定，但作为队长我别无选择。想到我们其中有人缺胳膊少腿就觉得太艰巨。我可不愿意不得不打电话给奥斯陆急救中心让他们在电话上教我怎么把大腿缝回去。

做这个决定让我的名誉和声望打了水漂，但安全和责任排第一。我可不是那种不择手段的科学家，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而牺牲一切，我宁可吞下失败的苦果。停止寻找溜冰鞋的好处是，我可以继续声称自己相信它们就在那里，至少没有推翻这个理论，也没人能斩钉截铁地声称我错了。在某种程度上浮潜一个月还什么都没找到的话更糟糕。这样的话，估计我就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现在我可以说有宝藏，有妖兽镇守，相信群众是可以理解的。

话说回来，犯错本身也不是什么岌岌可危的事情。很多人都犯过错。犯错的传统由来已久。哥伦布就曾误认为美洲是印度；一堆聪明人都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有人相信吹灭蜡烛与水手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IBM以前的老板在20世纪50年代说他认为电脑是个好东西，但他从来不敢想象全世界会使用四五台以上。

如果要犯错就得犯得彻底，但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犯错。我只是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我还是会在水边晃晃，找找溜冰鞋，或许我还会冒险而谨慎地游出去几米。但总的来说，我会想办法寻找其他迁徙遗迹。或许最善良的印第安人，真正的博爱家，会把溜冰鞋埋进沙子里？我不排除这种可能。

我把云浮—算是我的科学助理吧—叫到一边，告诉他，出于我们自身以及国家的安全考虑，我决定不找溜冰鞋了。他认为这听起来是个勇敢的决定。太多科学家无法划清这样的界限，他说。这传达了一种无懈可击的态度与节操，是人性的胜利。许多科学新发现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云浮很自豪，他服务的探险队有一个不愿意踩着同伴的尸体来证明自己理论的队长。那我们就启动预备方案吧，云浮说。

没错，我说，然后解释说这正是我害怕的。我对溜冰理论深信不疑，以至于我其实没有准备什么预备方案。我们确实有一些小理论撑腰，但没有任何颠覆性的硬核备案。可以发现的东西肯定不计其数，但我们从哪儿开始呢？

云浮大致解释了一下现如今科学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关于科学发展的未来，现在大致有两种主流看法，他说。一种看法认为，相信科学会继续以过去300年里那种速度不断取得新的发现是天真的想法。最重要的都已经被发现了，现在该做的只是调整和补充。这对我这个一生下来就想着通过探险制定理论的野外课老手来说是个坏消息。我称之为无趣的看法。

但也有人认为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的东西，我们只是触碰到了表象。我们知道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但我们必须深挖实质，我们知道这样或那样的事会发生，但我们并不了解它们为什么会发生。他们还声称100年前没人会预见到后来会出现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其他关于宇宙起源的深思熟虑的基础理论。换句话说，接下来的100年同样的突破会再次发生。我们现在完全无法预测，因为很可能会颠覆我们现在认知的一切。

这个我称之为优秀的，或者说有趣的看法。这是我和其他科学爱好者的看法，前途无量。重大发现随时可能出现，可能不是以新大陆的形式，可能是以……好吧，我怎么知道？以什么形式，云浮？云浮说可能性很多，但他并没有置身于科学前沿。他只是个谦卑的旁观者，他说。行，行，好好说话。我们到底要找什么？

关于宇宙还有许多可以做的事，云浮说。宇宙大爆炸的周边理论还有些模糊，虽然我们知道宇宙在扩张，但总体而言，关于扩张的程度，以及扩张的原因和方式，都还在探索中。另外，如何把爱因斯坦的重力理论与量子力学对接，这一块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都不是给小男孩玩的任务。还有生命的起源其实也还是个谜。我们对生命的发展了解很多，但是对于起源—无机物中的分子突然自我繁殖并聚集为细胞，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是一个谜。接下来还有我们的基因。解码所有的基因，找出哪个控制什么，之后再看可以怎么操纵这些基因让人不再生病，或长出更长的屌来，或实现其他这样或那样的愿望，这一切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说到大脑，我的天，要走的路就更长了。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意识是什么。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但其实没有人知道。发展到哪个时间点上我们开始有能力制订计划、选择道路、约定狩猎后见面的地点？这肯定给了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相对于其他那些可怜的动物，它们常年东奔西走，赶上好日子的时候逮只野兔或麋鹿什么的。突然人类就出现在了它们前头，成群结队，全副武装。其他动物一点儿机会都没有。公平竞争的思想当时当地就彻底击碎了，大自然也从此翻天覆地。

这一切，还有更多，都是还没有完成的，云浮说。我们可以选择系统地接近我们的问题，或者我们也可以赌一把，期待灵光一现，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云云。通常发现的总是和寻找的不一样，很难以此为根据，但我们可以到处走走，在岛上找一找，说不定就能发现点儿什么，不管是什么。至少我们有一支了不起的团队。这已经成功了一半。埃格尔正好经过，我们把问题抛给了他。他说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如果是劳拉·克劳馥，她会怎么做。好吧，那她会怎么做呢？埃格尔说在《古墓丽影》中总是有一条可以继续下去的路，一条出路。可能看上去很绝望，但那只是因为我们忽略了什么。答案就在那里，只要不放弃。找呀找，绝不放弃。但他也指出现实世界与《古墓丽影》的世界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如果无法认清这一点，你就上当了。区别之一，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古墓丽影》的世界是由一群了解历史并擅长制造刺激的人构建出来的，很显然，他们必须创造一个有因必有果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一件事总随着另一件事发生，如果不这么做，游戏作为娱乐就会很失败，只有虚无主义的蠢货才会买。而真实世界，却是由未知的力量构建的，一个发现不一定会带来下一个。并不一定只要花够长时间就总能沿着一条路走下去，也不是每次卡住的时候都能上网找攻略的。这正是问题的核心。《古墓丽影》是人创造的，但世界不是。物理定律很少与戏剧理论沾边。它们不会制造刺激，不会巧妙地隐藏蛛丝马迹，在真相揭晓时让观众大跌眼镜。物理的力只是信号和脉冲，微小的粒子不断相互作用。电与磁，朝四面八方作用的力，你从我这儿得到一个电子，我从你这儿得到一个中子，它们兀自运行着。很早以前，我们还颛蒙未开的时候，它们就已经这么运行着了，完全与我们无关，没心没肺，没头没脑。

海尔达尔说我们必须挖地。这说不定是个好主意。等不那么热的时候，看看我能不能找把铲子来。

第五堆篝火

往常不敢信口开河、大放厥词的鲁尔在篝火旁开了腔，让我们大吃一惊。他对现实情况发表了一通犀利但言辞相对缜密的讲话。首先，他说，这场探险组织得很糟糕。他认为我是个好人，但他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儿不自量力。他早在初中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你总是很友好、很善良，”他说，“篮球打得好，擅长投篮和撤防，但是有勇无谋。我不是骂你啊，大智慧跟你没什么关系，溜冰理论从一开始就烂透了。”他接着说。原本他不想说什么，反正他也只是受雇做个厨师。但现在他得把话都说了，厨师不厨师都无所谓。“这条理论连五毛钱都不值。你得想点儿更好的出来。”他说。其次，就是世风日下。这也不算什么新闻，但在这座岛上就很明显，鲁尔认为还是要在这里强调一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算是置身世外了，除了时间和空间，除了我们，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我们到哪儿都带着以前比现在更好的念头，但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真是这样。或许是更好，或许不是。很可能有些地方比现在好，有些地方比现在还糟糕。怀旧是一种病。我们以为战争中的反抗分子有多好、多了不起，鲁尔说，很多人当然是好，但其中有一些现在就是纵容新纳粹的糟老头。他们声称捍卫过我们的国家，说现在这个国家满是移民让他们不忍直视，得保证挪威血液的纯净。他们就是帮瞎嚷嚷的浑蛋。他们以为自己在战争中反抗的是什么？俗话还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太可笑了。老人有好人，也有浑蛋。没有什么事情是千篇一律放之天下皆准的，鲁尔说。每个拐角上都是疑点，但我们还总是回头往过去找支点。我们其实应该朝前看。过去100年里许多曾经扛着人类文明的横梁都已经被扔下了船，比如上帝、音乐的调性、家庭、作为牲口的马、宏伟的叙事、谦卑、使用一样物件超过一季的能力。这些都已经动摇了。最可气的就是这个调性，鲁尔认为，还有马。之前至少还能相信音乐能演奏出我们可以认同的声音，但现在已经不一定是这么回事了。而马已经只做商业用途了。想到这些难免很沉重，但我们还是要向前看。这年头还想骑马就是走回头路了。

一段前言不搭后语的长篇大论之后，我们都内敛而沉默起来。我们各自做了顿高科技的探险晚餐，一言不发地吃起来。阿汶在他的食物里加了一点儿叫维比克斯的营养饼干，于是他身体系统里念叨着食物纤维的那部分就闭上了嘴。

大家都吃饱以后，金说现在要是能去看夜场电影该有多好。云浮把他的话当真了。他跳起来，让我们跟他走。我们打着手电筒朝那座旧椰子壳工厂走去，如今那儿只是个半大不小的破棚屋。云浮让我们坐下并关掉手电，之后他让我们朝最黑的那面墙看。“我们要看哪部电影？”云浮问。他的声音很肯定。现在说话的不是物理学爱好者，而是见多识广，谙熟所有电影、演员、年份和剧情的戏迷影痴。“我要看《德州巴黎》。”金说。“很好。”云浮说。

就像他多年来在国内外各种电影俱乐部活动上做的那样，他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他讲述了维姆·文德斯的早期影片，作为导演的发展，把我们即将观赏的电影放进了历史文脉，然后他低声哼起了雷·库德感人的吉他配乐，还给我们讲解我们看到了什么。一片沙漠风景，干涸、荒芜、广漠。一个男人走过来。哈利·戴恩·斯坦通走过来，迷茫，胡子拉碴。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他是谁。但他来了，走着。音乐高亢而美丽。男人扔掉一个水桶，走啊走，最后来到文明的前哨—几座破棚屋。他需要水。故事慢慢展开：男人已经失踪了好几年。他有一个儿子。他们不知道母亲去哪儿了。

这是一场极不平凡的电影体验。云浮带领我们穿越整个故事。他记得画面、镜头的角度、一些关键的台词。我们鸦雀无声地坐着，听哈利·戴恩·斯坦通找回他的娜塔莎·金斯基，他们同居时他对她并不好。“我认识他们。”云浮说，“这两个人，他们是相爱的……”

电影结束了，我们都太感动，无法再互相说大话，我们只是钻进睡袋，毫不在意那些蚊子。

又到了夜晚。

夜复一夜。

第六天

大半夜里，我遇到了同样睡不着爬起来的马丁。我们互相用各自的镁光手电照了照，两个人都疲惫不堪，交流显得那么无力，都是蚊子闹的。我才刚明白蚊子有多该死。我站在水边用沙子擦手臂和大腿，一遍又一遍，同时困倦撕扯着我，想把我拖回去。之后回忆起当时的体验很模糊，就像多年前看的电影中出现的梦幻场景。

之后我被太阳晒醒，在海滩上，紧贴着海岸。这里是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其他几个人也聚到了同一个地方。我们眯着眼睛互相打量一番，用摇头总结了彼此的夜晚。金、云浮和鲁尔是过得最好的。他们很有先见之明，带了有蚊帐的睡袋，从而几乎幸免于蚊虫叮咬，但也并没有完全幸免。比如金的上嘴唇就被叮了一口。这让他看上去很奇怪。马丁背上有不止六十个包。阿汶离K点还差很远，情绪低落。一切都为睡眠做好了准备：没有吵闹声，只有温柔的海浪声；没有闹钟，没有约会。他本可以一直睡啊睡，但有蚊子过来捣乱，唯一的可能性是躺下与这些小恶魔友好相处，像萨米人那样，就让蚊子咬啊咬，咬到身体崩溃。这样的话K点可能就不远了。

早餐桌上，我讲了一个做过的梦。我梦到了宋雅皇后，我当然从来没有遇到过她，也没怎么想起过她。我当然并不讨厌她，但从来没想过她会成为我潜意识生活的一部分。我跟宋雅皇后一起坐在皇宫里，气氛很好，并不紧张，我当时肯定觉得我俩很合拍。我问她我能不能把裤子脱掉，宋雅说没关系，于是我就脱了。我就这么穿着内裤跟她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又问她介不介意我抽根烟，她说不介意，完全不，或是类似的话。于是我就穿着内裤（平角裤）抽着烟跟皇后闲聊。

在我的梦里，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场景有什么不雅。奇怪的是，一切感觉非常自然。我完全不知道宋雅是怎么想的，我希望她觉得这挺好。我又没有任何恶意。

马丁认为梦用最清晰的语言告诉我，我让探险队队长这份工作冲昏了头脑，但我觉得他错了。我觉得大部分事情，包括我的形象，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早饭后，米一想跟我单独说句话。他很清楚我是队长。米一和图安跟队员的所有交流都要通过我。他们很有等级意识。米一说我们不能再从房子里拿任何东西了。埃格尔和金昨天抬到海滩上的架子必须抬回去。如果艾图塔基岛上的渔民来了看到我们占用了长凳、桌子和架子，他们会逼我们投海的。“他们会让你们睡在海上。”这是他的原话。这是很有分量的威胁，毫无疑问。我们将架子小心谨慎地抬了回去。抬完以后该打猎了。这是鲁尔决定的。我们已经靠鱼养活好几天了。鱼很好吃，但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小伙子需要肉。这与蛋白质有关。精液得靠蛋白质产生，什么都需要一点儿蛋白质。我们得弄些岛上的野猪和野鸡，把它们全吃了。这里没有其他哺乳动物，就我们所知。《生存之书》也不建议饮食太单一，特别不建议只吃兔子。如果只吃兔子，人是会死的。哪怕一天吃一千只兔子也没用，因为兔肉缺乏人体必需的维生素。除了兔肉，再吃几口草就够了，但总是很容易忘记吃。加拿大有许多这种守株待兔的人只吃兔子，结果营养不良死了的案例。书上写着“危险！兔肉综合征”。幸好这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没有兔子，倒是有猪和鸡。要捉来吃的就是它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我们一下子就来了精神。这让我们想起了书中提到的荒岛生活。这下开始像那么回事了。过一会儿说不定我们还能喊埃格尔胖子、书呆子，然后把他的眼镜砸了。

猎物必须捕捉，杀死，吃掉，鲁尔命令道。埃格尔自愿侦查猎物的行踪。埃格尔喜欢鸡肉，几乎每次我打电话去他特隆赫姆的家的时候，他都正要去炖鸡。在观察野鸡好一阵子之后，他回来汇报。他认为最理想的捕捉方案是偷偷靠近，开山刀伺候，或者扔个吊床罩住它们。埃格尔还注意到，它们通常是成双成对的，他觉得如果它们受到惊吓，它们内置的警报系统就会卡死。估计在我们之前它们没有见过人类。它们在这里没有天敌，只有朋友，棕榈树和朋友。这意味着它们的防范本能已经迟钝失灵，派不上用场了，只要运气好，说不定可以假装对它们好，趁它们掉以轻心的时候大开杀戒。这个建议很强悍。这就是野外课。

我们带上武器，狩猎开始。地毯式搜索丛林。成群结队，这是我第一次结队行动，一下子就领悟了几分猎人的秘诀，并非大彻大悟，但肯定是悟到了一些。我们要开杀戒了。这是一件严肃而重要的事。这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埃格尔自告奋勇当了领头的，在我们前面一小步。他绕着树潜行并暗示我们保持安静。

几个小时都没见到一只野鸡。终于撞见一只的时候，我们太紧张，进攻心切，朝着野鸡也不瞄准，也不思考，一通乱扔开山刀和石头。野鸡当然是溜走了，我们只好垂头丧气地返回营地。

米一和图安得知我们的经历之后，做了个优雅的小陷阱，巧妙的小装置，有一根弯曲的树枝，野鸡闯进来的时候会弹起。

在我们等着野鸡上钩的时候，米一和图安让我去看一下他们在岛的深处发现的一口井。他们把我当成水文专家来咨询，这让我很高兴。他们信任我的领导才能。我爬到井里尝了口水，点点头，又以很炫肌肉的方式爬上来。然后我又问了他们几个关于当地动物学的问题，这下子我终于（大约是第一次）有了老牌探险队队长的感觉。之后我用康提基博物馆给的毫米纸把井的位置画了下来。这让他们很高兴。一口井，说不定是口古井，谁知道，说不定跟南美洲的井构造方式相同。这样一来又是一大块拼图就位了。

一小时后，陷阱里挂到了一只野鸡。它头朝下挂着，有些晕乎。米一把它扛回营地。他举起一把大刀暗示，只要我点一点头就会手起刀落砍断它的脖子。小伙们围在我们周围，激动地等待即将发生的场面。对我们来说，屠宰动物可不是家常便饭。我们中没有人是在农场长大的。屠宰动物都是在没有我们的别处发生的事。现在我突然成了生死的主宰，我所做的只是点一点头。但野鸡一脸迷茫地看着我，它肯定在想，不可能更糟糕了，现在开始只会蒸蒸日上。可怜的傻瓜。我尝试把情感压抑掉。只是一只野鸡，一只鸟，它没法思考。但是我想到了《人鱼童话》电影系列—两部非常糟糕的电影，总结起来电影传递的信息就是成年人什么都不懂，儿童懂很多，而动物什么都懂。想来简直有些可笑，与大家的认知恰恰相反。但想想如果这是真的，想想如果真是这样，野鸡已经看穿了一切，现在它想的是—几乎像耶稣那样—要饶恕我的罪过，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就等着我杀机一现。米一的刀一直抵到野鸡的喉咙口。“你怎么想，鲁尔？”我问，能和别人分担责任让我感到欣慰，这家伙有肉吗？我们是不是要让它尝刀子？

不值得，鲁尔以厨师的权威说。我们有九个人，野鸡刚够一张嘴，他说。杀了它没意义。话说回来看着还挺老，肉应该很柴。放它走，我说。米一放开野鸡，它撒腿就跑。这其中有深意。我手握生杀大权，但我选择放生。我没有扰乱大自然微妙的平衡。我没有额外索取。白色猎人，黑色心肠。

第六堆篝火

今晚篝火会，我的开场白是：我们不能被科研前线遭遇的小挫折击垮。我想找些好话说，比如越挫越勇、上坡路难走之类的，但我想不起来这些话怎么说了。反正也没多大关系，小伙们懂我的意思。我们可以期待随时会出现突破性进展，我说。我们只需要保持警醒和开放的态度。迟早会发生些什么，几乎是必须的。之后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感觉像一支拭目以待的团队。

过了一会儿，马丁说他想跟我们分享一个主意，我们必须保证不传出去，因为他之后的生活就全指着这个主意了。这个主意，和另外那个—女孩周期表，周期表的事情他过两天会再回过头来看，他说，但他现在想透露的是这个。只要我们保证不说给别人听。还能说给谁听？我们现在不是在荒岛上吗？

这个想法跟黑匣子有关。飞行记录仪，就是飞机上的那种。记录仪记录下飞行员之间的所有对话，以及飞行员与控制塔之间的对话。所有说过的话，都装在这个黑匣子里。飞机坠毁的时候就去把黑匣子找回来听里面的对话。听最后的留言，有时候还能听到爆炸的开端，甚至可能听出爆炸的是引擎还是别的什么。这样就能找出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研究出对策来以防下次类似的事情发生。

这个系统太好了，我们不应该让航空产业独占，马丁说。他看到了重大的商机，可以把这种黑匣子卖给情侣或者夫妻。所有长期共同生活的人，都会记得发生这类争执的时刻，因为总是会发生：一个人说我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是你记错了；或是你总是把我都没听说过的说法和意见强加到我身上；或者明明是你一直说的话，另一方却说不对，他或她之前提过一两次。大多数类似争吵都是由于误解产生的，如果彼此能更好地理解大家思考和说话的方式是不同的，就可以避免，马丁说。但我们就是做不到。鲜有迹象表明情况会很快好转。这样的话最好能接受后果，准备这样一个黑匣子（尺寸可以很小，能装在口袋里的那种，马丁预计价格将便宜到可笑，400～500克朗），自带存储器，按日期编号；还可以发明一种搜索系统，可以通过关键词或句子搜索，这样下次分歧出现时就可以很快追溯到正确的时刻。这样至少可以省掉争执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的时间，然后就可以专注于瓦解对方的论据或消解掉它们，或很容易解释当时说的话另有其意。以这种方式大家就可以很快得出结论，通常情况下大家还是相爱的，归根结底，节约出来的时间可以用来去电影院或者以其他方式相亲相爱。

黑匣子将靠情侣两人的声音控制，开始一场对话就自动开机。当爱你的人，或者你以为爱你的人开口对你说话时就开始录音。这就是计划。马丁正在设计原型。计划是在几年之内申请全球专利。也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中央资料库，大家把各自的录音发过去。基地可以建立在伦敦，马丁喜欢伦敦，大家可以从世界的任意一个角落（产生分歧的时候不总是在家的）打电话过去，过几分钟就能通过传真或电邮收到一条或是多条过去的谈话记录。关键是纠纷发生时能及时连接。纠纷结束后大家当然对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为什么要说失去了兴趣。这时候大家只想在一起亲亲抱抱，直到下一次争吵爆发。

这是马丁第一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他很紧张，想知道我们的想法。那个啥，云浮点评说到时候肯定会出现许多个人隐私的问题，那些说要杀了对方的人，然后真的这么做了，这些内容是不是要送上法庭做证？诸如此类。典型的云浮式问题。他交过好几个法律系的女朋友。马丁没考虑过这么多。他对吹毛求疵不感兴趣。他只想知道我们觉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当然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世界就需要这样的黑匣子。你能做到，马丁，我们说。

这是个异常美丽的夜晚。月光如此明亮，几乎可以借月光读书。沙滩反射着月光，洁白如雪。云浮讲起了他开始写的新剧本。故事关于男女国家调解员。我们挪威有国家调解员雷伊达尔·韦伯斯特。每年春天，他都要出来在雇主和员工协会之间调停。他的工作是让双方意见达成一致，以免罢工和冲突的发生。这是一份重要的工作，但出镜率只有一个月。韦伯斯特一年里剩下的日子在做什么？这就是电影的主要情节。云浮透露，肯定存在一个秘密海湾，全世界的国家调解员在不需要调停的那十一个月里都会聚集到那里。他们在那里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打打小野味、寻欢作乐、歌舞升平，以这种方式弥补总是在春天到来的没日没夜调停的艰难一月。他们还会留意多晒太阳，这样上电视的时候就能个个黝黑俊美。云浮觉得这个话题很有引起社会舆论的潜质。据我所知，他说得有道理。此公怎么说也潜心研究电影那么多年了。

第七天

我在金和鲁尔的交谈声中醒来，他们躺在各自的睡袋中，太阳正从广袤的大洋升起。金讲到《音乐之声》，他太喜欢这部电影了。歌曲真的很棒。翻过每座高山，追随每条湍流，直到找到你的梦想，诸如此类。好就一个字。鲁尔说他不记得什么歌了，只记得有个镜头，主角把下体抽出来往楼梯上猛抽。

金说鲁尔大概是跟另一部电影搞混了。

这一天就是这么开始的。

天气继续是荒唐地炎热，不可能让脑细胞与身体其他之间建立起任何联系。神经脉冲无法到达目的地，武功全废。运动机能、理性、直觉，全都停摆了。我们能做的只有平躺在影子里感受细胞分裂，越来……越慢。这一切其实不过如此。细胞分裂。没有细胞分裂就没什么可玩的了。有那么一刻，一股莫名的能量激发阿汶问我们想不想一起打排球。没人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收回这个问题。这个建议很不成熟。他是忘乎所以了。

第七堆篝火

其他人都早早睡下了，只剩我与金和阿汶坐在一起讨论如何能既轻松又合法地赚到钱。钱总是要有的，没钱活不下去。很可悲，但事实如此。同时又要守住自己的时间，利用好时间，做喜欢做的事，云云。要不然迟早会在人生终点门口与自己相遇，心里想着好几十年的光阴都虚度在无谓的琐事上而生命即将到头。不能这么过。但避免悲剧发生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们总是各种生意经一大堆，有些荒唐，有些不那么荒唐。

有那么几个我们自己相信绝对是优秀的。

金和我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叫查唐，人无比好。实际上，他人好到我们可以发行他的股票。世界发现查唐的好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市值就会一夜冲天。我们控制大部分股权，在媒体上力捧查唐。到我们觉得股值不可能再升的时候，或者查唐不再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就把股票都抛了，全身而退。有些利润当然会分给查唐，不能让他有被利用了的感觉。这是个熠熠生辉的计划。我们同意各自学习一点儿股票市场的知识，一回家就启动。我们唯一有把握的是内部交易不是件好事，但这应该很容易避免，只要别告诉任何人我们知道查唐有多好就行。

阿汶和我有一个关于动物的主意，说得更具体一点儿就是松鼠。我俩都是在一个花园里有松鼠的环境中长大的。松鼠是我们最喜欢的动物。我们知道看一只松鼠吃东西有多享受。它们很可爱，但事情不止于可爱。很难用语言表达看松鼠吃东西得到的愉悦感与满足感，看着它双手捧着葵花籽咬一口，同时又时刻警惕周围是否安全、有无潜在危险，更别提它洗澡的时候。如果人们可以提高与松鼠的接触频率，他们的压力水平一定会有所下降。所以阿汶和我合计是不是有可能出租松鼠。松鼠租赁业务，Rent a squirrel，Hyr en ekorre（瑞典语），很多语言都可行。这可以成为一种跨国行为，经过多年市场推广之后，或许租一两只松鼠回家会稀松平常到取代租影带。电影总是千篇一律，人总要新的体验。根据阿汶和我所掌握的信息，这是现代人类的共同需求。我们想要改变。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有点儿无聊。比如，租两三只甚至四只松鼠可以打折，还送汽水和薯片。这样就可以回家在沙发上度过一个舒适的夜晚，让松鼠们—当然是驯服温顺的松鼠—在书架上和桌子上做些有意思的事情、惹人发笑的事情，简而言之就是让人感到生机勃勃的事情，最后，在与你—可能还有你的家人—共度繁忙但温馨的一天之后，它们会躺到你的胳肢窝里睡着，肩并着肩。

我们需要动物。这是真理，少数真理之一。阿汶记得一段电视采访，参访的对象是一个瑞典小女孩，几年前叶利钦总统访问瑞典的时候她站在街上等他的专车经过。她想问他有没有带动物（他大概带了动物来。为什么？因为这样很开心呀，一个小伙伴……）。阿汶觉得其中的理由是与大多数人相关的事情都太繁难、太复杂，跟人类打交道是很大的考验，但动物的事情要简单许多。我们以为我们理解动物，并觉得它们也理解我们。它们不需要我们做任何复杂的解释，不提任何要求，对我们无怨无悔，不欺不瞒，只有感激和可爱。从动物那里，我们能体验无条件的爱。这是很少能从人类身上体验到的。人类总是会有一两个条件。动物这方面有点儿虚幻。它们给我们虚构情节中才会出现的温暖和关怀，那些伟大的爱情故事中、那些美梦中，没有什么人类，或许只有耶稣—能给予这样的爱。但这也要基于对耶稣的信仰。如果不相信耶稣，那就只能找动物。而松鼠可能是动物界可爱代表团中最可爱的一个，反正说到啮齿类的话就是这样，我们就来说说啮齿类。啮齿类就是有些特别之处。总是这样的，阿汶和我互相看了一眼。想法是好的，但需要相当大的工作量。首先要向就业办公室申请创业资金，肯定还要上课学习税法，什么个人所得税，什么增值税，各种。很可怕。肯定还没等我们想清楚就已经开始觉得政府在扎我们的车胎，然后就会给极右政党投票，就为了减税让小型企业得以生存下去。这值当吗？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自己，问题是最后会不会太理想化，事实上也经常是这样。我们说想想这样或那样，真是太好了。我们就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做这做那，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好处。总是条件式，总是太理想化。很可惜，总是这样真可惜。

第八天

下小雨，埃格尔很早就起来搞研究，终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他注意到每天早晨沙滩都会被寄居蟹均匀整齐地耙一遍。我们这边的沙滩没有一平方厘米不被耙过。他到处都走遍了。现在他要跟踪它们，看看它们白天都在做什么。他试着寻踪觅迹，同时猜测寄居蟹是不是像加拿大野生驯鹿一样受同一种神秘力量的驱动。赫尔格·英斯塔德在《猎鹿人生》中描写了他在荒原中当猎人的狂野生活，英斯塔德写到野生驯鹿的迁徙充满神秘之处。它们的行动路线无法精确预判，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跟动物的心理状态有关，可能永远无法破解，他写道。埃格尔说我们对动物的机能了解太少。我们连人类自己的机能都不了解。路漫漫其修远，但埃格尔想做点儿贡献。

在寻踪觅迹半小时之后，埃格尔拿着一只寄居蟹沿着海滩走来。寄居蟹既大又红，还一直想夹埃格尔的手。活泼的小螃蟹。埃格尔把它扔进水里，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它就这么躺着。“要是它不能在水下呼吸怎么办？”我问。“它肯定能，”埃格尔说，“进化论怎么都该教会它这个。”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寄居蟹在水底看上去并不开心，它躲进自己的壳里，像一个胆小鬼。埃格尔蹚水进去把它捡回来，将它端端正正地放在沙滩上，慢慢地它又活了过来。埃格尔以此得出结论：寄居蟹不喜欢水。这是经验主义的典型案例。这意味着它们肯定是在海洋形成之前来到这里的，或者它们是踩着冰来的，跟在印第安人背后。它们沿着溜冰鞋的印记，肯定也是靠印第安人残留的食物生存下来的。宁静的早晨，短短的时间里，埃格尔似乎通过寄居蟹的谜团为探险伟业添了一小块木砖。

我去吃早饭的时候，看到阿汶也即将展开某项实地工作。期许填满了我那颗领导之心。阿汶用一根管子和一根底部绕了些布条的棍子做了支笛子。就是那种孩子们家里人手一支的抽拉笛的原始版，20世纪70年代播出的儿童电视剧《针织鼠一家》中就用到过。《针织鼠一家》是一部儿童科幻片，一群用卷筒纸和绒线做的生物，借助烦人的笛声相互交流。作为儿童电视剧应该算非常前卫了，但我是很久以后才意识到的。长话短说，反正阿汶就是做了这么一支笛子，现在他坐在一棵树上吹笛子。他解释说，他是在尝试模仿热带鸟类绝望的叫声。他想知道鸟类会不会相信他是它们的同类。仅仅几分钟之后，他已经觉得自己被接受了，鸟儿们快要接受他了，很快他就能成为它们中的一员，这样就能很轻易地知道它们吃什么，如何交配，或许还有它们在树上想些什么。

马丁终于把电话和电脑连到了太阳能板上。现在电量已经充足，我给挪威的报社打了电话，说我们的设备出了些问题，但只要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太阳，研究报告就会源源不断。接电话的报社员工很惊讶这里的天气居然不是天天艳阳高照。我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应该出来到世界上转一圈，天天坐写字台是不行的。

马丁取水回来的时候，脸色苍白。井底躺着两只死老鼠，他说。它们肯定已经躺了很久，因为尸体已经快分解了。我们已经喝了一周的井水。水我们当然都过滤过，但没有烧开。马丁感到很难受。我带着米一和图安把老鼠尸体钓上来。我一直希望那只是两只假老鼠、两个道具，谁带来耍我们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眼前就是两只小老鼠。它们活着的时候一定很可爱。想到死老鼠身上的细菌在我们的体内游来游去，就让人很不自在。从现在开始，水必须烧开，要烧很久。

这是活跃的一天。各种研究工作不一而足。金开始起草他的现代贝叶挂毯，要把我们整个现代都包罗进去。马丁开始研究他的周期表。他看上去很神秘，咧嘴微笑，扬扬自得。鲁尔编了个飞饵用来捕捉鳐鱼。他说是时候把它们拽上岸杀掉了。潟湖必须安全。这是个艰巨的工作，但总得有人做。如果我们不做，任务就落到了后来者身上，这是多自私的想法？这样不行。鲁尔觉得这绝对不行。

我选择环岛走一走，随身带了水、饼干和毫米纸，出发了。海滩上的石头越来越多，最后我踏在了冷凝的熔岩上。这我读到过。珊瑚环礁是沉入海底的火山。神奇。形成和消失、升起与散落，有些会喷发。这座岛就是野外课程的一场春梦。这儿什么都有，危险和神秘，植物和动物，重力、温度和运动，这里都有。这里能证明一切。我要展示这一切。我斗志昂扬地走进丛林中的一小片空地—林中绿地，离海滩不远。地面是布满薄薄植被的岩石。这种植物向四面八方伸展着成千上万的手臂，一视同仁地把一切抓在手中，绝不放过任何挡住去路的东西。它一直在探索，想要出去，覆盖一切，绘制地图，不把能够到达的地方都梳理清楚誓不罢休。它渴望知识，渴望全局纵览。这是一种满怀野外课精神的植物。我敢肯定还没有人见过它。不管怎么说，肯定没有有学识的人见过。这种植物特征非常明显，白痴都能认出来。我给它起名叫野外课老师的安慰。这是他们应得的荣誉，那些辛勤的老师年复一年勇敢地尝试唤醒新的一代对于世界以及世界中隐藏着的自然现象的兴趣，教科书不够用，孩子们躁动地坐在凳子上，因为荷尔蒙已经渐渐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总是荷尔蒙，没有荷尔蒙，世界将大不同，将一片寂静。

最后我绕过岛屿的最东端，转身向西前进。面前的海滩上，星星点点都是自然之力随身带来的物件。太平洋就在面前。海浪从东侧卷来，总是从东侧，风雨天大海会将这些小物件推过珊瑚礁。我的科学家之心点燃了。它冲出来开始归类整理这些物件，成百上千的物件，要搞清楚它们是从何而来的，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在它们落入海中之前属于谁。这是理想的野外课作业。把事实与幻想结合在一起，再加点儿环保思想。地理学、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合而为一。野外课是了不起的综合课程。不同领域最精华的部分都汇聚在了野外课上。其他专业的教授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抽烟斗、手淫，阴郁而内向。野外课教授则不然，他们上天入地，外向，好奇，毫不教条，总是对新的思想敞开心扉。这是独一无二的学科。

要记住的是太平洋浩瀚无垠。而这座岛—马努埃岛，在其中微乎其微。这么多物件能辗转来到这里其实已经是难以置信了。我对两条假想展开工作。

1．海洋里漂满了物件，所有岛上都能找到满是残骸的海滩；

2．条条大路通马努埃，洋流和海风把一切都带到了这里。

我更喜欢假想2。这条假想非常积极地支持着溜冰迁徙理论，东西最终会出现在这片海滩，是因为它们肯定会出现在这片海滩。溜冰鞋就在外面某处，因为海风如此强劲，印第安人不可避免地来到这里。这样就完全说通了。或许所有的风都是朝马努埃岛吹的？这肯定是有深度的发现。气候现象将以我的名字命名。或许以这种方式预测我声名鹊起是错误的。假如我不去想世界发现我开疆辟土的壮举后会发生什么，我的努力可能更真诚。但我觉得，认为探险家都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是很天真的想法。我拒绝相信阿蒙森、南森、哥伦布、麦哲伦，不管是谁，在做出成绩的时候会不去梦想出名。这肯定也是动机之一。科学研究只是次要动机。他们想要的肯定是名望、金钱、女人、性爱和数据。他们和别人都一样。但他们先完成了自己的伟业。他们隐忍而持之以恒。我也要这样，先工作，再折桂。

让我先来看看这些东西都从何而来。眼前可有一大堆归类整理的工作要做，不武断地说一句，我很难把自己找出来的东西都归好类列举出来，但这就是科学研究。这一点不能忘。科普从来都不简单，是要向着无知的众生下跪从此投身于大众科学，还是转身面对那些天机在握的少数人？我选择折中。这就是我的缩影了。我不走寻常路，休想给我贴标签。

我找到了一个磨牙环、一部玩具电话、一辆红色的小赛车（中国）、一个贴着詹姆斯·伯勒标签的瓶子、金酒？（英国）、东欧的洗发水、金边臣打火机（美国？）、四根绳子、三把高露洁牙刷（其中有一把“经典高露洁”已经饱经风霜）、一个白马酒窖的瓶子（苏格兰）、一个橙色的塑料手柄、三个船上用的吹风机（其中一个标记着“奥拉娜”）、一把名为“放大”的牙刷、一只巴西来的拖鞋、一支水笔、一个渔框（联合渔业所有，私用者送交法办）、五个风化了的可口可乐瓶（“永远”标语上出现了一条划痕）、一罐防锈喷剂（美国）、一个画着一男一女和两个玩耍中的孩子并写有中国字的儿童杯（中国？）、一个丹麦高露洁-棕榄公司的小绿瓶（丹麦）、七个没有牌子的拖鞋底、两瓶三得利威士忌（日本）、一瓶巴黎水（法国）、一个黑色的马桶圈、一支马克笔、三瓶“依云”（法国）、道达尔机油、五罐其他牌子的机油、雀巢奶粉（法国）、0.75升优诺酸奶（法国）、标有“Cimet 200-SO”的黑色塑料轮、一个饭盒盖、两个橙汁瓶（法国）、一个塔希提岛的拖鞋、一个20升的红色塑料桶（希腊）、救生圈的碎片、一瓶强生婴儿爽身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一瓶雪碧（美国），还有一大堆小碎片。曾经是完整可辨识的东西，却在海洋中迷失了自己的身份。碎管子、塑料片、坏瓶子，各种材料多少都曾有自己特定的形状与功能。这些东西曾经是有意义的，现在没有了。它们已经不算什么东西，而只是东西的碎片。它们正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所有这些东西组成一个复杂的数据库，我现在站在这儿是处理不了的。需要各种运算，加法、减法、微积分，我怎么知道。估计回家以后，我不得不动用电子计算器。许多条件需要加入算式。东西是在哪里生产的，出现在海洋的什么地方，在那里待了多久？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但最终会得出一幅精准的洋流情况分析图，从而得出太平洋中央的迁徙条件。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的是，人们不再故步自封。我猜想他们以前大都是这样的，坐在家里削木头闲聊，偶尔烤个蛋糕走亲访友，但从来不去外国，想都不会去想，太遥远，遥不可及。如今人们根本按捺不住。他们东游西荡，说好听点儿搞搞进出口。研究工作变得更难，但我们科学家最坚毅，决不轻言放弃。

我要把信息搞到手，然后把它们存下来。如今大家都是这么对待信息的，我懂。存下来后，谁再帮我一把，或许能搞出点儿图表来，柱状图以及其他视觉图像，以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把整件事解释得一清二楚。或许我能总结出一条小小的定律，跟欧姆定律和其他人的定律一起写进小学野外课本。这样就牛大了。

但现在我又开始预测事情的进展了。目前我应该专注于当下，当下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海滩上很大一部分物件原产于法国。我也不想妄下不科学的结论，但最显然的推断应该就是因为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就在附近。有人在那儿乱扔东西，就会漂来这里。这里面没有任何的蹊跷，不过就是洋流的作用。我能这么推断是因为我有一些地理基础知识，有继续建树的基石。换成更缺乏经验的科学家可能会轻易得出后果严重的错误结论，比如，认为那些法国的物件是从法国的大西洋沿岸扔下海的。从波尔多或拉罗谢尔顺着洋流穿越大西洋，经过巴拿马运河以及所有的防洪闸门，再穿越太平洋，来到马努埃岛。想法很好，机会有些美妙，但我不相信。我推翻了这个想法。这就是科学家的主要任务—推翻不切实际的理论，下手要狠，快刀斩乱麻，心狠手辣。

在几个小时紧张的整理归类工作之后，我继续环岛前进，在晚餐时间左右回到营地。今天米一和图安抓了超多的鱼，我们全吃光了。没有什么比基础科学研究更开胃的了。

第八堆篝火

在我的鼓励下，阿汶决定把自己的历史知识拿出来和我们分享一下。阿汶是我们中唯一一个基础学科主修历史的，所以要总结世界历史他最有发言权，言简意赅，一夜之间。我觉得我们需要这个。能把我们自己看成出生前千年演化而来的结果是一件好事。我相信这能制造一种谦卑，谦卑的科学家一定是好科学家。阿汶事先声明他觉得这么做可能太草率，说起来很遗憾，他不是地球上最好学的学生。他觉得有点儿难为情，但既然听众是我们，他怎么也要试着说出个所以然来。

阿汶的世界史：

第一个人类出现在很久以前，好像有个四，可能是四万年，也可能是四千万年，或许只有四千年，不对，不可能只有四千年，反正我不记得了。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很久以前，但也不是那么久，放开了想不是那么久。人类存在的时间其实挺短的。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世界与钟的比较了解这一点。一开始只是一片混沌，各种地质活动，然后出现了生命，没人知道生命是怎么出现的。生命开始发展。物种出现又灭绝，然后人类登场了。如果世界是一面钟，且一切从0点0分0秒开始，而恐龙出现于23点55分，那么人类只出现了一分钟，而我们，也就是埃格尔、阿澜、金、云浮、鲁尔、马丁和阿汶，可能只能算一秒钟，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做什么大事。我们也不需要自责，我们的责任很小。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人类存在的这几十秒钟，我们称之为世界历史。之前从来没有任何生物在这短短的一分钟内搞出那么多鬼名堂来。历史的首要来源是文字记载，其他都只能算是推测。人类最早的踪迹出现于坦桑尼亚的东非大裂谷，他们就是在那里出现的。他们在那里干什么我不知道，无非就是狩猎采集社会，穷困残暴。这里的日期很难下定论，之后就越来越容易。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一发不可收。大概是公元前几千年，就说是三四千年前吧，他们开始农耕，还造起了金字塔。他们觉得这样很帅气。农业革命标志了现代的开始。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现代史。当人们有了静下来种地的想法以后，一切都变得更有效率、更系统化。他们的生产有了盈余，于是就有了买卖的需要。事实证明，人类总是乐此不疲，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就开始买进卖出，然后还发明了文字，于是就形成了上层阶级、统治阶级。

然后是古希腊，大约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发生了好多事。人们聚集到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比如城邦、城国，西方文明诞生了。最有意思的年代从公元前400年开始，苏格拉底那一伙人，他们思考，很有一套。

这里说的主要都是欧洲的事，我也注意到了。因为年代久远，我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不甚了解，但肯定有很多事发生。比如中国，当时那里要先进得多。他们造了上千个兵马俑，还会观星。他们相信答案在星辰中。这个误解至今还很普遍。

然后就是我们的罗马帝国了，过渡很平稳。罗马人占领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还不止。公元前50年达到鼎盛，由罗马统治浩瀚的帝国。北方有哥特人。之后就是基督诞生和受迫害了。罗马大帝皈依基督教，然后就消停了一些。基督教开始传播。曾经是很包容的文化，无所不包，如今几乎是宗教专政。西罗马帝国大约在公元300年(4)灭亡，教宗国建立，东西分裂。教皇与德意志皇帝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册封分歧，很多人赤裸裸地从卡诺莎被逐出教会。教皇权重。东部帝国在教皇管辖之外。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古代的结束，欧洲进入中世纪。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看法不一。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各种混乱动荡。

西班牙被阿拉伯人占领，很可能还有葡萄牙。这里不是很清楚。阿拉伯人来到法国，到了一个“F”开头的地方，可能是什么枫丹，到那儿就停了。

然后是人口大迁徙。那叫一个复杂。西哥特人和伦巴底人，还有许多其他族人四处游荡，把意大利榨干了还赖着不走。不是很了解这个时期。查理大帝出现于公元700年(5)，自称罗马大帝。他统一了大部分欧洲，把重心北移了不少。这时候肯定算中世纪了。封建主义盛行，分封土地，建立军队。国王把地权授予自己的诸侯，作为交换，诸侯必须随命出兵，出兵的要求与日俱增。普通老百姓完全没有发言权。他们早出晚归地工作，才有可能在战争中得到庇护，就这样年复一年。

挪威也有大事发生。公元800年的时候，挪威人很能干，努力前进了几百年。我们没有基督教，没有封建制，自得其乐。本质上我们一直都这样。大约公元870年，我们挪威人攻打了林迪斯法恩修道院，标志着维京时代的开始。之后各种歌舞升平，歌舞升平加贸易往来。我们东奔西走，在历史上留下我们的印记。然后我们被基督教收了，平静了下来。我们与欧洲的教皇挂上了钩。同时西班牙也被夺了回来，收复失地运动。事无巨细，教皇决定一切。之后是宗教裁判。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切发展得很快？历史就是这样，像滚雪球一样，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游戏精彩，源源不绝。宗教裁判的原因是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开始紧张，选择清理掉那些异教徒。首先从西班牙和法国开始，但很快就蔓延开。宗教裁判所简单说就是一个要么劝服、要么焚烧异教徒的机构。就这么一把火烧掉，总之不能做异教徒。这当然很残酷，但中世纪的时候他们无法无天。

阿汶停下来，走开去，找了棵棕榈树撒了泡尿，然后回来继续说。

那个，中世纪，教皇和封建主义，我们说哪儿了？对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到处航海。印度航线、美洲航线。世界越来越大。黄金和财富可以运回家是贸易的重点，当然也要付出代价。其他人种遭遇伤害被基督教化，他们像苍蝇一样死于欧洲的子弹和疾病。然后是宗教改革。16世纪30年代，有人往一座教堂的大门上钉了一些思想，于是中世纪就这么结束了。马丁·路德掀起一场宗教纷争，关乎教堂何去何从，众说纷纭，欧洲因宗教而四分五裂。北欧和西欧倾向于路德和卡尔文等人的基督教观点：新教、虔敬主义与严格的戒律。贵族渐渐失去权力。中产阶级作为新的群体，地位逐渐上升。商人等强大起来，接班成为国王的左右手。重商主义兴起。国王决定经济行为，他来分配经济优先权。目标是创造尽可能高的收益。那段时间，战乱长年不断，但我只讲主线，真正重要的主线。18世纪，中产阶级战胜了贵族，展开革命。美国建立，引发众多相关事件。1776年是一个重要年份，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加拿大吵了起来，但美国有些特别。宪法中许多立场后来都出现在了法国的基本法里，人权，或多或少。但也有许多蠢事，比如，人人都有权携带武器。查尔顿·赫斯顿满嘴胡话袒护便携武器流通自由。枪不杀人，人杀人，他说。他显然没有往下想，照这么说，人就不应该有枪。

后来，你们听好了，就是工业革命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批判，但总会忍不住自问，工业革命究竟有多成功？不管怎么说，革命的起点在大不列颠。它有来自整个帝国的原材料，肯定也有知识。革命改变了整个经济环境。新产品、铁路，一切变得越来越系统化，现代文明的基础已经打好。英国领先世界一大步，美国和德国紧随其后。工人作为新兴阶级迅速成长。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一往无前，它们的想法是大家都希望在自由的条件下做事，并且结果一定是好的。工人阶级并不在权力阶层的计算之内。社会主义成长起来。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也相当兴盛。欧洲高高在上，我们在物质上比别人优越，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在我们之下，或许我不应该用第一人称，因为我们怎么也不能算其中一部分。优越的军事力量，非洲和亚洲都没什么话可说。竞争很激烈，要做最大最好的。原材料源源不断往家运。

1771年(6)德国到了俾斯麦手中。同样的事同时也在意大利发生，加里波第？这是欧洲的两大新起点，直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也强大起来。突然之间，欧洲出现许多强大的发端。气氛一点儿都不惬意，非常紧张。大约是世纪之交，1900年左右，各国关系不稳定，同盟国不断翻脸，非常复杂，但最后出现了一个意大利、奥匈帝国与德国之间的同盟和一个法国、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协约国。就这样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部分原因是来自一起不幸的意外：一个塞尔维亚人射杀了奥匈帝国的法定继承人。他本不该这么做。同盟国于1914年—大概是7月28日吧—向协约国宣战。德国人有一个狡猾的“施里芬计划”。他们想从各个方向攻占巴黎，从而击溃法国。右方他们想穿过比利时突击，但没能走那么远。巴黎的出租车向前方运送士兵，于是展开凡尔登阵地战。阵地战一打就是4年，难以置信的苦难与损失。德国人不得不双线作战，突然之间所有大洋全面失控，许多国家和殖民地都全面开战。疯了，美国人掺和进来，这下德国完蛋了，无条件投降。1918年11月11日停战。《凡尔赛和约》于1919年签订。这对德国来说是摧毁性的打击。他们不能有防卫军外加巨额战争赔款。1917年11月，俄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战后，欧洲进入全新局面。英法经济上行；德国经济陷入低迷，人民失业，出现极端不满，亟须重建以利经济。美国一直是梦想之国，顶峰于1929年来临。之后一切逆转，长期萧条，全球经济毁于一旦。德国有魏玛共和国，但是失败了。希特勒崛起，加速工业发展，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虽然是不合法的。所有国家再次武装起来。军工业发展带来经济复苏，创造了就业机会，而我们也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仿佛是牌面上注定的。“施里芬计划”重启。波兰、荷兰、比利时，欧洲大部分国家遭遇德国入侵。这里说来可就话长了，但我还是跳着说吧。战争就是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和英国赢得了战争，那是5年之后的事。德国又输了一场战争。上百万犹太人及其他遭迫害人群、士兵和平民惨遭杀戮，很大一部分死于异常毒辣的手段，绝不能再发生这种事。

美国又一次成了胜利者和“英雄”。他们现在财大气粗了。“马歇尔计划”（感谢马歇尔援助），但背后的思想自然是阻止共产主义进一步传播。西欧与美国的关联比以前进一步加强。德国被胜利者们瓜分。大家都怕德国再次统一。欧洲也东西分离。西欧再次开花。大量重建，气氛空前高涨。

忘记说了，日本也是战败方。他们顽强抵抗了很久，逼得美国不得不动用原子弹。之后人们明白战争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苏联也开发出了同样的技术，阴影笼罩了之后的45年。冷战、一大堆间谍文学，欧洲分裂局面加剧，还发生过一系列其他战争，大部分是美国挑起的。越南、朝鲜、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多了去了。

世界各地都笼罩在美、苏两国较劲的阴影下，形势胶着。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一切都还算平静。其间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和开放政策等。苏联于1991年解体。柏林墙倒了，人们痛哭流涕，相互拥抱。西方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思潮很快渗透进那些东欧国家，但至今为止还是挺混乱的。如巴尔干等地，感觉怎么都不是个头。

你们都听到了，事情就是这样，八九不离十。有什么问题吗？

金问阿汶同不同意用“一片狼藉”四个字来简短总结历史。阿汶说他倾向于同意。

马丁问阿汶有没有最喜欢的时期。

这个嘛，可以算是古希腊吧，阿汶说。但细说起来又有些无聊。民主啊，思想啊，一大堆，但可能重要大过刺激。中世纪很沉重，一片混乱。全民自由，棒极了。在我看来，中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但世界大战很残酷，有许多相关的书籍做证。第一次世界大战非常复杂，但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希特勒的错，一目了然。有许多关于这场战争的电影都不错。善恶之间的差别非常显著，但损失是闻所未闻的。这个不能拿来开玩笑。“一战”从很大程度上说让世界失去了童真，死了许多平民，前所未有。“一战”之前世界很年轻。许多人相信世界仍然很年轻，但其实不然，至少说起战争的时候。

“巴尔干怎么了？”埃格尔问。

阿汶说他对那儿发生的事也不甚了解。我们都承认说到巴尔干都知之甚少。埃格尔说他期待有一天能买一本历史书把这一切都总结了，像现在这样，让人很绝望。现在只有希望众生太平，也不管众生都是些什么人。

第九天

我们吃早饭的时候，海面上空的云层裂开了一条缝。光束壮美绮丽，让我心惊胆战了一阵子，以为耶稣就要下凡判生死了。马上不是要千禧年了吗？他不是快下凡了吗？说不定他提前出发了。他这样的人肯定不喜欢拖到最后一刻。他喜欢以自己的节奏办事，起床以后冲个澡，吃点儿东西，振作精神准备迎接大任务。但我希望这是假的，我希望他不要来，现在来不是时候，因为我们还离家那么远。

所幸天缝又合上了，还下起了雨。宁可下雨，也不要太阳和评左判右的耶稣。他凭什么下评判？他以为他是谁？他判错了怎么办？要是他正好趁我反常的时候找上来，以为阿澜肯定一贯如此，然后在错误的基础上给我下了评判，那怎么办？又或者他不管像我这样的大多数人有多善良，己所不欲，绝不施于人，就揪着我们不信上帝怎么办？这会给相当多的人带来严重的后果。我很难想象这对谁有什么好处。

雨越下越大，变成暴雨。一下子下那么大雨，我们都笑了出来。太过分了。我们把所有锅碗瓢盆都放到苫布下攒水。水从苫布上如瀑布般挂下来。5分钟内我们就攒了170升水，全归我们所有，死老鼠的问题迎刃而解，至少可以撑几天。所有水桶都满了以后，我们站在水柱下冲澡。我用迷迭香洗发水把自己涂了好几遍。我还洗了衣服，我把能洗的都洗了。太爽了。

雨停以后，空气中飘荡着植物新鲜湿润的芬芳。嗅觉更加敏锐，肯定是因为平时那种浓重有毒的刺激物用得少了。我觉得自己彻底地清洁干净。海洋和沙滩基本上持续散发出气味，所以一旦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我能立即察觉；哪怕我躺着的地方离厨房有20米远，我都能马上闻到鲁尔点燃了汽炉。当埃格尔在几米开外揣着块肥皂走过的时候，我闻到了肥皂的味道，清清楚楚，应该是“史特丽兰”的牌子。

焦虑的马丁朝我走来，向外面的珊瑚礁一指。那里有艘船，一艘小快艇。是真的。那里有艘快艇？闻所未闻。难道是助学基金追来了？马丁很害怕。他听传言说有些军官学院毕业的人的工作就是为助学基金追债，逃到瑞典他们也能把你找回来。他们到你家门口的花园里支个帐篷，直到你还款为止。德国也有类似的系统，要是欠了钱就会有人穿着兔子服整天跟着你，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兔子都在。那里不允许使用暴力或直接向你施压，但允许派人穿上兔子服跟着你，上街，进商店，进电影院，走到哪儿跟到哪儿。马丁怀疑助学基金会用同样的伎俩来对付他。他相信船可能就这么停在那儿，几个小时，几天几夜。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把他逼疯。最后马丁会崩溃，所有人都会崩溃，游出去签字什么的。

这是他最害怕的事，肯定是他的父母失守了，说出了他的行踪。现在游戏结束了。如今助学基金的雇佣兵已经坐在船里监视我们了。他们会分析我们身上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可能会把它们带走。如果他们拿走卫星电话，我们就完蛋了。这下我没法跟康提基博物馆交代了。

马丁很痛苦。他都不觉得所受的那些教育值得他受这个罪。他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到处都在报道男人终于有机会通过手术增长性器官，我们管那叫大雀儿。马丁在比利时比较无聊，于是他算了一下那时候他助学贷款里的那20万可以干什么，然后他发现他能搞个50厘米长的大雀儿，那才叫大雀儿。但现在说这些都晚了。

而且马丁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助学基金有难言之隐的人。只要船漂在那儿一天，埃格尔也不得安宁。

埃格尔认为挪威的腐败现象太少。我们在这方面落后许多其他国家一大截。本应该可以跟助学基金的人搞好关系，请他们来参加生日宴和各种聚会，和正确的人一起去逛夜店，然后赢得他们的信任，不动声色地让他们明白，如果可以把所有—哪怕是大部分你名下的贷款都取消，你会很感激不尽。作为回报，你或者你的小舅子会去为他们打扫房间，或是帮他们的儿子改装助动车发动机，让他们开得更快。埃格尔和马丁说要躲到丛林里去避避风头，直到危险过去，但我说这听起来太不靠谱了。如果助学基金的人真的不远万里坐个小破船追到这里，那他们也不会因为人躲进了树林就回家。他们还是就留在这儿坚强面对，逆来顺受的好。拿出男人的样儿来，只有小毛孩才逃跑。

但对于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埃格尔也有过美好的经验。他发现他们很好骗，埃格尔经常在付账单出现问题的时候利用他们这个弱点。有一天，他坐在家里开着电视，当时是下午五点，收电视税(7)的人来了。他当然不会相信埃格尔没有电视这样的鬼话，一进过道就都听见了。但电视税账单寄到信箱里的时候，埃格尔写了一封文笔优雅的短信，信里写到他家的电视是跟一个熟人借的，他是电视的坚决反对者，他借电视只是为了用录像机看一部关于电视强权的纪录片，看看电视究竟有多危险。他们居然信了。不信不行呀，他们的原则是相信人的诚实。这就是此类部门的人令人着迷的地方。他们不能无缘无故指责人民说谎，而取证需要动用闻所未闻的资源来监听成千上万的人。但同样的信寄到助学基金那儿就不管用了。助学基金那儿找不到一个天真善良热心肠的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国家想把钱要回去也会不择手段。国家会派人满世界跟踪你，这些人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给你一刻喘息的机会。知识诚可贵，但知识不一定就是力量。马丁和埃格尔就是例子。他俩都满腹经纶，但什么权力都没有，该吐的时候就得吐出来，听上去很没道理，但这就是体制。体制的特点就是很难改变。无数体制受到改革的挑战，但只有绝无仅有的几个成功了，哪怕成功了，体制也不一定进步了，也听说过有变得更坏的。这样的话反而是舍近求远。我只是替自己说话—自找麻烦。真正应该改变的是人自己。有人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改变体制。肩膀一拍，干得好。我们其他人更愿意向后靠，我们绕着弯走。但我们人人都是体制批评家，打嘴仗又不收费，甚至还很好玩。谩骂体制可以很好玩，所以我们经常骂着玩。

这天剩下的时间气氛相当凝重。我们大多数人都欠助学基金的债，还款期限一个接一个，时不时收到恐吓信威胁我们制裁将近。马丁确实最惨，埃格尔也是边走边打战，还有云浮和金，但大厨鲁尔无债一身轻，阿汶只欠了一丁点儿。马丁才刚刚开始自己的恶性循环，可怜的家伙。说实话我也背着债，拖欠过一两回，但我总是能以自己柔美的电话嗓音和三寸不烂之舌为自己开脱。但这次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不记得自己出发前是已经付清了这一期的贷款还是不了了之了。后面这个选项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我有这么多别的事要考虑，一场探险在门口等着。我处理鸡毛蒜皮日常琐事的意愿是有限的。

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好怕的。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坐电车都好几年没有逃票了。

另外我们在这里不就是在还债吗？我们可是在为国争光啊！这总该算上吧。那些为国家争取荣誉的人的学生贷款就该一笔勾销，还有所有在更宽泛的领域实践野外课的人。这应该是自动的。我们常年背负着的其实是一份复杂的契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需要知识的社会里，但同时还要为知识买单。但一旦知识上身之后就再也没人能从我们这里夺走。一句话，知识是我们的。知识与知识的所有者是不可分的。但助学基金垫付了学费。助学基金的人想把钱要回去。他们脑子里只有钱。钱、钱、钱。但他们拿不回知识。他们可以求我们付钱，甚至可以追债追到马努埃岛，但哪怕我们拒绝，知识仍然是我们的，或者说原力（别跟我说你没看过《星球大战》），现在不都喜欢这么叫吗？正因为如此，威胁总感觉减了半。真实存在没错，但不会铺天盖地。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助学基金的人，只是他们太爱管，片刻不得安宁。他们把我们的生活分了期，给我们标了价。能有机会学习，我们感激不尽，但同时国家显然也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他们觉得借给我们钱是帮了我们的忙。我们觉得好好学习是帮了他们的忙。这可不像升级一台电脑：每16兆内存得花好几百块钱，装完系统就会快一点儿，用起来舒服一点儿，但要是把同样的16兆拿掉，机器又会像以前一样慢。这种升级卡在人身上就不太好找了。一堆细胞、神经和脉冲，装上就拆不掉了。

所以他们选择跟踪，抛了锚，坐在船里把人逼疯。在这个信息交流已经如此现代化的时代，这感觉有点儿原始。但助学基金显然更喜欢和人面对面聊。方法还是老的好。大家都在说心理资本是未来，肌肉和第一产业已经过时了，现在讲究的是概念、知识和宣传。心理资本、未来的资源，说的就是我，就是我们。助学基金应该看清形势，远离他们的债务人而不是假装成渔船漂在那儿。钓鱼的傻子，埃格尔说。我们互相看看，明白话可以到此为止，但我们还不满意，还想再说两句，于是我们的本能把我们自己都吓到了，一句接一句，直到我说出了“钓鱼逼”，马丁也不知道是哪儿听来的，说了句“逼傻子”。这下我们都接不下去了。

天黑以后，船上亮起了两盏灯。我们聚在老地方尽可能地放松，但怎么都放松不下来。我们没点篝火，不想让他们有可乘之机。我们觉得自己被盯梢了。助学基金肯定有夜视镜以及其他最新的情报设备。我们时不时朝那艘船投去焦虑的目光，并暗自希望游来一条鲸鲨向小船动怒，用尾巴把它掀翻，让助学基金永沉大海。这儿应该有好多这样的鲸鲨。它们大得惊人。海尔达尔写到过它们，轻而易举就能掀翻一艘船，并且非常易怒。动物都这样。这几乎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自然，我们必须信任自然。自然的力量大过助学基金。几百年后自然必将胜利，一切都会被自然征服，包括助学基金，有的是时间反省。

第十天

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我找到了一块化石，一块印着熊脚的化石，或者应该叫熊掌。印记清晰，不容置疑。我激动地把化石给马丁看，他说他记得一首古老的童谣，可以作为这个重大发现的佐证。童谣是这样的（马丁哼哼着复述起歌词）：

啦啦啦，加一个跟“乌”押韵的词，

快看，快看，它们跑着步，

那些小熊来自秘鲁，

看着可爱，

其实很可怕，呼噜噜，

快看，快看，小熊足，

那些小熊来自秘鲁。

跟这首歌放在一起，这个发现将是太平洋群岛的居民来自南美洲的铁证。那些印第安人带着自己的小熊横贯冰面，也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印第安人和熊，总是形影不离。印第安人困在山顶等待神兽出现的时候，最后冒出来的总是熊。熊肯定是力量、智慧等的象征。去没有熊的地方对印第安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们自带了熊。另外他们肯定也需要肉啊，还有奶。一头好熊，奶可多了。在冰面上运熊肯定很容易，反正是小熊，还喜欢蜂蜜。但它们在这里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就只能猜了。现在它们都灭绝了，它们肯定是受不了这炎热的气候。只要冰川时代肆虐，它们就悠然自得，但一旦过去了，冰雪消融只剩孤岛环海，它们只好放弃。它们肯定想，我们受不了了。许多人都在说原始人跟自然万物的关系如何融洽，但这是一场动物的悲剧，玷污了印第安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精神。

马丁和我为新发现写日记的时候，助学基金的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两个人从快艇上跳进水里，他们朝珊瑚礁游去。我们不知所措起来。是两个男人，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蹚着水穿过珊瑚礁，再跳到水里，游泳穿过潟湖，朝我们而来。逃跑其实是不可能的，但埃格尔想铤而走险，他可不愿意束手就擒。如果助学基金的人想抓他，就得准备跟他在丛林里打一架。他钻进树林没了影。

现在男人们蹚着水朝沙滩走来。其中一个50岁左右，全身棕色，留着稀疏的胡子，穿一条很小的泳裤。他是那种一辈子只买一条泳裤的人，年轻时买的，之后脑子里只有别的事，不会考虑自己的体形和泳衣的潮流都发生了改变。他看上去很高兴，一点儿都不危险。另一个看上去阴郁一些，或者只是不太确定，也更年轻。两个人看上去都是欧洲人，反正是白人。马丁看着自己的人生匆匆而过，他还有好多事没来得及做，有好多话没来得及说。但那个年纪大的人毫无防备地冲米一挥了挥手，米一又挥了挥手。这就像是恐怖片的转折点。还以为英雄登场了，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剧情扭转了。这是老把戏了。马丁明白了过来，脸上挤出一丝微笑，肩部肌肉放松下来，微笑延展开。年轻人踱步上前跟米一和图安一起坐到阴影里，米一为他卷了根烟。都是朋友。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转折与净化，正如那些古希腊人和同性恋者希望的那样。这是一种净化。尽管不是虚构的故事在我们面前展开，而是生活本身，这还是管用的。马丁那些没做的事还有机会做，没说的话还有机会说。情况向着明朗的方向发展。

来人叫汤姆，拉罗汤加的港务长。他同伴的名字我没记住。汤姆跟我们每个人问了好，并问我们研究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他有几天休息的时候常爱开船到这里来，他解释说。这儿周围有许多好鱼。

以这艘动力强劲的摩托艇，天气好的话，七八个小时就能到。天气不好就别想了，太危险。但现在天气很好。他坐下来说起海员往事，说起船有多复杂，说起被扣在香港港务局，还有保险问题和政府的腐败问题。故事有些离奇并且前后矛盾，但比起他不是助学基金的人所带来的如此强烈的轻松感，这些都无所谓了。从他的话里，我们听出来船运行业一般有六周的时间周期，凡事一般都要花六周时间。船扣了六周，货物又再没收了六周，劳埃德银行花了六周处理保险理赔，修船花了六周。行业中任何小于六周的事是没人敢接的。办什么事基本都要花一万美元。这是一口价。这样就不用来来回回讨价还价了。一万美元，整数，好记。

汤姆和同伴游走以后，我们神清气爽地躺在阴影下。鲁尔端来一堆椰子让我们自己拿。阿汶递给我一个椰子让我尝尝。这个椰子比别的都好吃。他干了什么？是这样，他让我们听好了，他自己转悠的时候一直哼着一首歌，突然想起来歌是从《落水狗》里听来的，他甚至还记得歌词：“她往椰子里加了青柠，然后一饮而尽。”他当然想自己试试，结果一举成功。就这样，我们马上研发出了一种比椰奶诱人得多的软饮料。这样一来，知识—比如看起来百无一用的电影知识，马上以一种直接而宜人的方式派上了用场。

埃格尔去哪儿了？在阴影下捧着青柠椰奶欢天喜地好一阵子之后有人问。他不见了。他几个小时前躲进丛林之后就没人见过他。我们记得他什么饮料、干粮都没带，开山刀也没带。金记得他胳肢窝下面夹了本书，但光靠一本书，他撑不了多久。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们不能让埃格尔空着肚子独自过夜。他这么怕虫子，肯定会死的，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也不想失去他。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他是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人太少，无法进行地毯式搜救，于是我们两个人一组分头找。鲁尔和马丁去丛林找，金和云浮沿着海滩向西找，阿汶和我朝东找。

我们边走边想，最有可能是在海滩上找到埃格尔。往丛林里走不了多深就又从另一头钻出来了不是吗？我们自信可以很快找到他，时不时喝一口水。喝水很重要。

阿汶说起他的睡觉计划实施得并不顺利，在这儿比在家更难睡着。在家有墙把世界挡在外面，而在这里世界可以说是连续存在的。一天24小时，无处可逃。他对我感到很亏欠，他说。他觉得自己让我失望了。我说他不应该这么想。现在我已经有熊掌化石在手，对其他人的研究项目就可以从宽了。没事的，我说。阿汶不用想太多。他是我的弟弟，能在这里我已经很高兴了，不管他睡长睡短。

阿汶问他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当然可以。不然要兄弟做什么？他让我不要生气，他时不时会陷入对特隆赫姆城市生活的思念中。他知道我们不会永远留在这里，但还是会有这种感觉。他思念的是什么？他能用语言描述出来吗？这个嘛，比如，他怀念从大学回到家中可以在信箱里收到广告—带产品图片的广告。他并不是经常买这些产品，但是他喜欢看图片，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圣诞节前收到这样的玩具广告。你肯定也记得，他说，我们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看着图片做着玩具梦。产品图片通常很好看，让人产生强烈的占有欲。我知道他的意思。还思念什么？还有，他怀念那些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的城市小事件。出乎意料是因为无法预见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意料之中是因为大家知道当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时这样的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我不是很明白，让他举些例子。比如我们坐在车里等绿灯，阿汶说。我们前方有些车要转弯，打着转向灯，你在听吗？我听着。转向灯闪烁的频率不同步，但其中一辆有要赶上另一辆的趋势。有一下是同步的，但很快又乱了，形成了一种节奏。是呀，但他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什么？不需要更多事发生，阿汶说，就这么一点儿。不算什么大事，但也是个事。这我不能否认。在城市里好多免费的体验，得到的乐趣总比自找的多。虽然我不觉得这是最好的例子，但我懂他的意思。那他有什么不想念的吗？有时候把它说出来是很有效的。有一样东西阿汶一点儿都不想念，那就是他公寓楼下那家新开的店。里边卖的是狂欢节用品，照阿汶看，这家店注定要倒闭，一点儿机会都没有。阿汶觉得与那个目光短浅、注定失败的店主眼神接触是件痛苦的事。阿汶经过时总是良心不安。这是店主缺乏判断力造成的。这是他的错，但难受的却是阿汶。

我建议阿汶应该花些时间，时不时想一想这个狂欢节用品店的店主以及其他他不想念的人或现象。这样他可能会更享受在这里的时光。这儿也一直有事发生。海浪不停地拍打珊瑚礁。军舰鸟鼓着鲜红的喉囊在我们头顶盘旋，我们往潟湖里扔的那些饱经风霜的石子，那些我们在家时梦想着的美好小事。如果他有些无聊，这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事。就是有人相信通往安宁与幸福的道路会无聊。当然道路不止一条，无聊只是其中一条，但不一定就是最糟糕的那条。阿汶答应好好想想。现在话说得够多了。可怜的埃格尔还迷失在外，孤苦伶仃。我们得找到他。

我们绕过岛的最东端，来到全是残骸的海滩上，阿汶被残骸的数量与种类惊到了，跟我前两天的反应完全相同。他觉得既神奇又厌恶。我们很像，阿汶和我。我们流着同样的血液，受差不多相同的基因控制，同样的基因出现在同样的地方。我们就是这样。

走到我们认为已经环岛半圈的地方，我们游了个泳，上岸喘了口气。我们坐在一只巨大的死龙虾身边等着其他人。过了一刻钟，鲁尔和马丁走出丛林。他们没有见到埃格尔。我们一起去找金和云浮。还有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我们要加快速度。

我们蹚着水经过潟湖中一片平地的时候，听到丛林里传出喊叫和吵闹的声音。突然之间，埃格尔就冲到了海滩上。他躲在一大扇棕榈叶背后喊着他是丛林厉鬼。他想吓唬背后不远处的金和云浮。看到我们以后，他也想吓唬我们。然后他就倒下了，昏了过去。我们抬着他回到营地。

第九堆篝火

我们照顾着埃格尔，给他喂吃的和水。现在他躺在篝火旁。金把自己的蚊帐借给了他。我时不时走到他身边用湿手绢给他擦把脸。可怜的家伙已经不是他自己了，头昏眼花，五迷三道，肯定是太阳晒多了。他嘴里只有一句话：有时候这里像个丛林，我忍不住想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8)，哈哈哈。

我们围坐在篝火旁集体声讨助学基金。看着埃格尔这样的成年男子被折腾成这样，场面十分扎眼。迷失自我，呻吟，害怕，病倒。马丁认为我们应该告他们，我们应该告助学基金，代表我们自己、埃格尔以及其他千千万万受害者。埃格尔可以成为向助学基金宣战的代表人物。我们的主打理由是既然有人能告倒烟草工业，那么我们也能告助学基金。现在所有抽烟的人都知道危害，但他们还是在抽。同理，所有向助学基金贷款的人都知道这笔钱是要还的，但他们还是贷款了。助学基金肯定应该为没有注明对生活质量的严重影响而承担责任。他们耍了我们。只要找个真正优秀的律师，肯定能告下来。与烟草的受害者相反，我们不需要赔偿，我们只要把债务取消就好。挪威经济本来就在腾飞，有时候政客们会制造相反的印象，但那都是假象。要是全国的雇员都不用还助学贷款，很大一块时间就都解放出来了，可以用来思考和行动。像现在这样，社会是被误导了。大家都太忙了，彼此都不说话，倾其一生工作，为了自己的知识和财产还债。意见交换与道德探讨只发生在失业人员和吸毒人员之间。他们是唯一有时间的人。我们麻烦大了。

讨论还在继续，我们得出结论，我们想要从事的工作实在太少。我们也说不出什么工作能让我们满意，但我们宁可自己支配时间。灵活支配，不用为我们看不到意义的事疲于奔命。可能是我们被宠坏了。阿汶和我的父亲经常说我们好高骛远，对生活的期望太不切实际。我们的父亲是高中老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大家基本也都很满足。他们在小公园里踢足球，开心着呢。没人说想要成为职业球员或百万富翁。尽管没有钱赚，他们还是会踢球。如今他的班上总有男生和女生梦想成为职业球星去英国或者意大利踢球，或是成为流行歌手、国际巨星，或是演员、电影人。我们太好高骛远了。爸爸说到这些的时候总是摇头。他担心我们会成为充满失望与不满的一代人。

但围坐在篝火旁的这些人也都被工作折磨过，我们都在一段时间内拼过。突然之间，空气被关于工作的故事搞得紧张起来，最后发展成一场比赛，看谁干过的工作最糟糕。

金从插座中拔电线，拔了好几天。我没听明白来龙去脉，大概就是他少年时打过的一份小工，无谓的少年小工。碰上个好日子说不定也能对此怀旧一番。埃格尔虽然神志不清，但我对他的人生略知一二，能说出他做过代课老师，那个满是熊孩子的班里95%的学生都只说外语。经过几周徒劳地尝试建立和平与秩序失败之后，他辞职了。他声称自己是错误的人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还是放任自由为上。他一边从外部观察着讲台后坐着的自己，让同学们各做各的事，一边在脑子里构思合理的辞职申请。

云浮送过报纸，另外还在斯德哥尔摩洗过碗，但他看上去并不觉得那有多糟糕。云浮总是能把头浮在水面上。他是人生赢家。

阿汶做过电话推销员。这事他不想提。

马丁在大学里做过民役。他边复印边喝咖啡干了漫长的十六个月。之后他太消沉、太憔悴、太与世隔绝，以至于考虑申请赔偿。他觉得有人应该出点儿血。另外他还在特隆赫姆的奥西林堡为一栋四户别墅喷过沙，大夏天，在太阳下穿着闷热的防护服，惨绝人寰。沙子留在身体的各个洞口，几个星期都洗不掉。

鲁尔在尼达尔巧克力工厂往一百万袋什锦糖果包装上贴过“内含核桃仁”的贴纸。有人忘了把核桃仁写进产品声明了，要是有个小孩过敏了，父亲碰巧还是最高法院律师，那天就塌下来了。

我做过几天忙碌的装配工助手。我协助的是一个北方人，满嘴钱和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是他的小跑腿，给他递金属弹簧和其他他需要的东西，他站在8米高还不停摇晃的脚手架上，时不时还有其他装配工经过，说两句不痛不痒的话。我在一座巨大的飞机库里听着庸俗的对话，最后我不得不走人。

今晚比赛胜出的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他是鲁尔的朋友。他在一个屠宰场做过夏季工。他被派到一个地下室里，就在屠宰大厅下方，得穿一件连体服。他站在下面等。天花板上一个天窗会打开，往下掉新宰杀的牛肚子里的内脏。他的工作是把牛内脏拖走，堆进某个集装箱内。牛下水哗哗掉下来，热乎乎的下水。他得小心不让它们砸到头。听上去就像个电脑游戏：你有三条命，要把下水带走，同时又不能让新掉下来的砸死。装满一车牛下水就能在地上喘口气外加一点儿附加分，然后继续。要是拿到500分没有掉一条命，就能得到一大堆奖励分，但要是脑袋被砸到三次，游戏就结束了。

那个夏天就是这么过的。

沉默地思考了一阵子之后，就在篝火熄灭之前，金说关于大卫·伯恩我们聊得太少了。马丁和云浮表示同意。好吧，大概吧，但没人拦着你们呀，总不能都得让我来提聊些什么呀。你们想说他什么？金其实只是想说他是个好人。他做了许多好事。这些我们得记住。

第十一天

今天，变态的炎热又回来了。小伙们几乎什么都没干。埃格尔活过来了，他的神志清醒了，但还是有些虚弱，他躺在阴影里任人照顾。他开始喝咖啡，抽烟。这是个好兆头。他描述说当他冲进丛林的时候觉得自己几近疯狂。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很渴，头脑发热，无法思考。后来他明白自己迷路了，坐下来积蓄体力。他开始看他带着的书，图阿·福斯特伦的诗集，书名是《与马共度一夜之后》。她是个芬兰诗人，后来获得了北欧理事会文学奖。当时我们不知道，但现在知道了。很好的诗。突然之间埃格尔觉得这些诗就是马努埃岛的地图，于是他站起来开始跟着地图走。这肯定是行不通的。他只是越走越深罢了。但他还是深信诗就是地图。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但自己不知道。这是可怕的体验。诗有很多作用，但不能当地图。埃格尔现在知道了。

我给埃格尔递水并安慰他，说这是常有的事。埃格尔说他想回家，他受够了。除了疲劳之外，他脚上还起了许多小水疱，是他挠过的蚊子包。如果不治疗的话，会变得很可怕，但我给他涂了“百多邦”，让他试着睡一会儿。埃格尔说我没把他当回事，如果他把自己的脚锯下来，我们就不得不都听他的了，他说。他才不怕把脚锯下来。我们可别以为他会怕。没了脚，各种可能性都会应运而生，他说。他可以单脚跳，可以拄拐杖，可以装义肢，还可以学开残疾人车。这样是搞不垮他的。我们还不能回家，我说。他得摆脱这个念头，越早越好。不回家至少送我去医院，他坚持道。医院里有小卖部、厕所、冰箱，还有姑娘。姑娘，没错—她们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埃格尔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她们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是不是膝盖？是不是柔软的大膝盖？埃格尔摸摸自己的膝盖，看看是不是真的，但他好像不是很信服。肯定是别的什么。我们已经有两周没见过姑娘了。这是很不正常的。只有战争时期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想进医院，去拉罗汤加。要是港务长汤姆再经过这里，埃格尔可以跟他走，我建议道。埃格尔点点头。他幻想着，自己躺在医院里，闪电般迅速展开一段浪漫爱情，与最可爱的护士—一道美丽的风景，每天一早带来新鲜的兰花花环，套在他的脖子上，问他缺点儿什么。没人在场的时候，他们就热吻，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爱，而她的领导以为她是在给他的腿抹药膏。他们的关系被发现以后，她被调去另一个部门，但他们的关系通过气动管继续维持着。激情四射、亲密黏腻的情书装在小容器里穿过医院的管道系统。没完没了，上百封信，忠贞不渝，情真意切。最后她出现了，往他脸上摁了个枕头，像《飞越疯人院》里那样使劲儿压，或者他们齐心协力举起洗手台砸破外墙逃跑，像印第安人那样躲进丛林，在那里他们靠水果和对方幸福地生活着（这样的剧情就这两种结局）。

我懂埃格尔思乡心切。他想要过文明而普通的生活。身处荒岛，发现普通生活中的闪光点就变得很容易。这是最显而易见的人类机制。在家的时候，我们想去荒岛，到荒岛上了，我们又想家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这是条定律。相比之下，欧姆定律简直是小儿科。

我问埃格尔离开特隆赫姆之前他最想要的是什么。太阳和大海，他说。这里都有了，我说。埃格尔平静地点点头。他捡起一块石头，心不在焉地朝沙滩上爬着的一只寄居蟹扔过去。它那是活该，他说。

有时候把怒火发泄在比我们弱小的东西身上是有用的，但有时候没用。

我研究起熊掌来。显微镜下放不下，于是我刮了一点化石碎片下来放在玻璃托盘上。化石碎片无法透光，我只能看到几块黑斑。假设里面有什么基因信息，那自然也隐藏得太好了。自然就是这么狡猾，不让人像看书一样一目了然。得准备特殊器材，我的显微镜还不够特殊。我本来期待可以绘制出熊的基因双螺旋结构，画在日记本里，勤勤恳恳地涂上颜色，但我现在只有靠想象来满足自己了。我还挺有想象力的。虽然这上面看不到，但在我心里，基因双螺旋美丽而奇特。我可以轻而易举证明熊的基因成分来自南美洲。

虽然现在是正午，天很热，但气氛比平时活跃开放。云浮建议踢足球，但遭遇否决。跑来跑去太累了。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踢足球，虽然我总的来说还算擅长跑位。我们反而用蚊帐和其他东西支了个排球网，清理出一块场地，开始玩二对二。我和云浮一队，他总是对体育和比赛特别较真。他还喜欢制定规则，做决定，肯定是受家庭影响，输不起。埃格尔只能在旁边看着。他躺在丛林边缘恢复体力，这样也不错，他跟云浮一样，也是我们中输了会翻脸的人。

米一和图安坐在自己的干电池收音机旁，一边听库克群岛24小时圣歌电台一边看我们打球。我跟他们讲过发现化石的事，所以我估计他们看我的目光跟过去有所不同。现在我们已经研究了那么半天，打打球，娱乐一下，良心上也没什么过不去。我们喝着椰奶喘口气的时候，米一走过来问我们能不能借他一本书。他自己只带了一本书—一个当地牧师的布道集，他已经读了两遍，有点儿无聊。我给他看存放大多数书的箱子，几秒钟之内他就找出了《圣经密码》—一本马丁在法兰克福机场胡乱买的推理神作。没有在米一发现之前把它从箱子里拿走，我悔得肠子都青了。一位犹太数学家发现《圣经》中隐藏着密码，一切发生过的事和即将发生的事都以微妙的方式写在了书里。比如，让电脑每一百个字符抽取一个，或者每一千个，或者任意一个相等间隔的字符，嗖一声就出来一条预言，说某个政治家会遭遇枪杀，说战争会爆发，或者我们正大踏步朝我们所知的世界末日前进。同一位数学家当然也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做了同样的实验，结果一条预言都没有发现。也就是说《圣经》藏有密码。这想法非常了不起，算是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如果有人需要证明的话，但对于读书不多的信徒来说，这是一本很可怕的书。既然现在米一已经找到了它，我又不能一把把书从他手里抢回来，然后说这不是给你看的书。所以作为弥补，我还给了他几期《竞技场》，我知道里面有几张裸照以及一篇助性的文章。总是要尝试平衡，凡事过犹不及。我知道米一和图安都会很欣赏《竞技场》里的那几个展开页。我听到过他们的点评。他们跟我们一样生猛，只是包装纸不同而已。

马丁和我分析了一下我们的供烟情况，结果让我很担忧。我们把现在手上的烟都加起来，除以预计还要在岛上停留的天数，得到的结果是我们每人每天分到的烟不超过三支，太少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抽烟，也从没有这么缺过烟。马丁提倡我们尽管抽，想抽多少抽多少，直到全部抽完，到那时候再闹腾也不迟，但我不觉得这是个好办法。我们会很焦躁、很不友好，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埃格尔有些烟草，但他一开始就讲清楚了，他是不会白给的。你们把烟带够了，他说。这话他说过好几次，心里很清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话说回来，埃格尔也比马丁和我更依赖烟草。这是实情。

而马丁说他看到过米一有整整一小箱新西兰进口的卷烟。我们借给他杂志和书，不能排除情况紧急下他会成为我们供应商的可能性。另外马丁还记得戒烟热线的号码，如果情况真的很糟糕的话，我们可以打电话过去咨询，他们可能知道长夜难熬的时候，哪些热带植物可以烘干了当替代烟品。

快到晚饭的时候，我看到除了阿汶，其他人都在沙滩上把头凑到一块儿。我不安起来，瞬间觉得我的威信受到了威胁。有人要搞事。一天前，我敢打赌小伙们太懒，不可能组织暴动，但现在我突然不这么肯定了。终于他们走到我面前，说我们得聊聊。他们想投票决定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列一张工作表。谁收拾，谁打水，谁洗碗，都不是什么秘密。有人活儿干得多，有人活儿干得少。不管怎么说，我是反对列表的。我希望顺其自然。阿汶站在我这边，金原则上也同意，但他还是会投票支持列表。马丁、云浮和埃格尔坚决表示要列表。鲁尔弃权，因为他是厨师。埃格尔要列表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自制力有限。云浮说知道谁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会轻松许多，这样良心上就可以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马丁要列表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在寻思别人是不是干得比他少这件事上花了很多精力。我们表决了一下，多数人支持列表，只有阿汶和我投了反对票。我很不爽，但忍住没表现出来。

第十堆篝火

这是一次严肃的篝火会议。我们端着各自的周六小啤酒，空气中满是欲言又止的批评与责难。小伙们认为事实很清楚，探险的科学考察部分命若悬丝。他们觉得我的熊掌样本不足以作为论证的依据。我很可能是对的，他们说，但并不够。他们觉得下半辈子跟一块熊掌化石挂上钩一点儿都不诱人。他们想要点儿更具体的、能与伟大扯上关系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硬通货。我们必须找点儿比化石更好的东西。他们声称我为他们预设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旅行，目标是让挪威一举登上世界地图。目前我们还差十万八千里。我们基本上就是在游手好闲。我们游泳，喝椰奶，看书，打排球。他们认为探险的问题出在领导那儿。他们缺乏一个强大的领导。这都是他们说的。

批评让我心碎而震惊。他们或许有理由认为我们回家的时候没人能取得英雄的业绩，至少现在看来是这样，到今天为止，但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惊慌失措。我们还要在这儿待一阵子。游手好闲的是谁？反正不是我。首先不是我。我当然也有安静的时候，但我在科研前沿已经做了各种尝试。我尝试了。我还在尝试。小伙们觉得自己老犯困还怪到我头上，我对此很反感，也很失望。在这儿谁都可以一往无前地挑战自己。我们中无论是谁取得重大突破性的发现，没人会比我更高兴。是谁做到的无所谓。我们要相互提升，整体提升。这一直是我的计划。我冷静亲切的嗓音让气氛平静了一些。开诚布公的谈话总是取得改变迈向成熟的第一步，我说。然后我又说了一遍我理解他们的观点，我们要为问题做点儿什么，但要是说我们惹了大麻烦，这我并不同意。另外，在正确的学术圈里，熊掌样本已经够惊天动地的了，我说。我们或许不能期待普通男女会理解这其中的价值，但在学术界这绝对是头奖，而且谁都知道历史是在这些学术圈里写成的。哪怕没能马上声名鹊起，我们也可以安心地坐等成名。我认为探险到目前为止非常成功，我说。这可能不是完完全全的实话，但作为领导有时候不得不为了集体利益歪曲一下事实。那些最佳时刻，我能感觉到海尔达尔的精神与我们同在，他回头看着我们并以掌声给我们鼓励。对我来说，到目前为止最强烈的接近海尔达尔的体验游是：坐快艇闯过珊瑚礁的航行、在潟湖中与海鳝的生死相遇、暴风雨，以及发现熊掌化石。这些事，海尔达尔本人也不一定会做得更好。其他时候我觉得我们更飘忽不定、孤立无援，无所事事、无能为力，我们没有取得重大发现的先决条件，我在野外课上取得的出色成绩在这里一筹莫展。那些是沉重的时刻。

“海尔达尔的精神，”金说，“听上去有些玄。你说说具体代表什么？”

讲清楚很难，我说，但其中包括坚不可摧的团结精神，对所从事的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对不寻常事物的好奇心和持之以恒的决心，还有全人类的友谊。

埃格尔说他觉得一天到晚好奇这好奇那有点儿恶心。他认为恰当的好奇是有限度的。世界是很奇妙、很多元、很这个、很那个，但大惊小怪一阵之后就该去找点儿别的事做。一辈子都大惊小怪那是有病。最后总要接受现实，然后宁可把精力放在更容易上手的事上。既然现在轮到他说话了，他建议我们还是把研究工作转到更人文的方向上来。他认为在我们并不知道要找的是什么的时候，在自然中盲目寻找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这让我们显得很外行。后人会给我们差评。既然我们的专业背景都是人文，我们就应该接受这个结果，调整我们的实验研究来适应我们的专业知识。放弃硬核的科学发现的想法让我感到很遗憾。一离开定量的研究过程，我们就进了雷区。我更愿意往桌子上拍一堆数字和铁证，之后谁愿意来挑战尽管放马过来。但我知道埃格尔说得在理。我说好吧，那他是怎么想的，说具体点儿的话。

他也不知道。他要好好想想。

我说既然我们暂时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那我们还是继续像之前一样，但最好能更抓紧一点儿。我提醒小伙们想想他们出发前交给我的雄心勃勃的项目说明，没做的事情还很多。

自我检讨在篝火周围展开。他们承诺要为集体争一口气，从明天开始。金来了劲儿，建议我们开始每天站立式晨会。很多公司都采用这种方法。这样开会很有成效，这是他在哪里读到的？他觉得我们应该做块会议记录板，尽可能地把想法都记下来。幸好建议因自身的不合理而被推翻了。信息量巨大的站立式会议，在36摄氏度高温下，在没有任何别的约会、没有任何电话打扰的寂静的珊瑚环礁上，太荒唐、太浮夸。这可能是太阳下的新鲜事，但如果同时还很愚蠢的话又有什么用？

阿汶放完水回到篝火旁，说有人在不远处的一棵棕榈树上刻了一行“屌屄同坐”。有几个小伙儿听了这话笑了，但我的内心感到悲伤而空虚。我的反应有点儿像女孩，我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摆脱了自责，开始更具体地思考未来。是谁干的？肇事者要揭露出来严惩。我一个一个检查他们的脸。从金到阿汶到马丁到鲁尔到埃格尔，再到云浮，然后回到鲁尔，再到埃格尔，我把目光停留在埃格尔脸上，但又往鲁尔那儿扫了一下。他出汗了，我看到他的嘴角轻微地抖动了一下，最后他忍不住爆发出一阵骇人的狂笑。他控制不住自己，他说。想忍但最后还是没忍住。他不能自已，被一股比他强大的力量操纵着。是谁？是上帝？完全不是。是情欲和冲动。他已经憋了好几个星期，压力山大。我们都没提这事。我们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完全难以自持。但其实把句子刻下来真的管用，之后他就平静了下来，一直到现在。

我决定把它视作男孩的恶作剧，不予追究了。心胸开阔的队长应该算是个好队长。我要给小伙们一点儿自由的空间，给他们一点儿可以蹦跶的高度。这样他们可能会回报更多。

云浮建议我们再看一部电影。他说我们应该放下分歧团结在电影里。他认为好的艺术有一种消除矛盾的美好潜力。我们踱步到椰子壳工厂坐下。埃格尔想看黑泽明执导的《乱》，而金想看埃里克·侯麦执导的《夏天的故事》，但云浮早就决定好了，播放的是贾木许执导的《天堂陌影》。它给人的印象就像一颗子弹一样深入。约翰·劳瑞饰演的威利居住在纽约，终日无所事事。侄女从布达佩斯来看他，他其实没心思照顾她，但她人生地不熟的，后来他们跟第三个人—一个小伙伴一起出发，去找住在克利夫兰的奶奶。三人停车眺望克利夫兰湖，湖面结冰，盖着厚厚的雪，他们相对无言，有点儿像我们在岛上这样，然后他们去了佛罗里达，赛马赢了钱，但由于误会，最后威利坐上了去欧洲的飞机，而侄女留下来得到了那笔钱。(9)

我们躺下打算睡觉的时候，阿汶为我唱了一首安眠曲。歌中唱到所有国家的所有孩子现在都躺下睡觉了。这可是个弥天大谎，所有孩子不是同时睡觉的。这完全是胡编乱造，就是为了骗孩子接受一天已经结束了。全世界根本不是同时天黑的，每天的每一秒都有孩子躺下或醒过来。

第十二天

积极的一天。趁早餐的时候，我就已经发布了一套计划，来改善团队凝聚力和进行科研合作。我很讨厌我们之间出现不友好的情况，我说，但昨天的谈话让我耳目一新，所以我想实行一套我称为“积极营地环境”的措施，简称“积营环”：每天开个小会，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事无巨细。说完以后，我就放小伙们搞研究去，正午每人要交一份情况报告。

马丁紧锣密鼓地炮制女孩周期表，埃格尔和鲁尔带着毫米纸去寻找早期居住的遗迹，云浮想研究一下侵蚀作用的过程，金画他的贝叶挂毯，而阿汶带了一大把石蕊试纸去测酸碱性。我自己去兜一圈找找阿汶的女性朋友从厄瓜多尔海岸扔的椰子，它可能已经快漂到了。

正午时分，我们聚到一起来了一圈“积营环”。小伙们比我期待的要腼腆许多。埃格尔和鲁尔连遗迹的影子都没看到，在丛林里转悠的时候还被蚊子咬了一身包。他们再也不想去了。但埃格尔说他观察到两只寄居蟹用嘴相互刺激对方（换句话叫69式）。他声称我们很可能正面对着科学上的突破口。口交纯粹是出于快感，与繁衍机制无关，他指出。到目前为止，大家都以为这是人类特有的行为。生物学上普遍认同的对动物行为由生存本能与繁衍后代的需要驱使的假说，换句话说已经土崩瓦解。整个进化论的根基都动摇了。如果埃格尔的观察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探险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下半辈子就都是《国家地理》杂志跨页大图和电视综艺节目了。这个我们喜欢。

云浮走了一大圈，总结出来侵蚀作用在整个岛上都以很高的程度进行着，到处都在侵蚀。

阿汶在这里那里测了许多酸碱度，但他不记得表示酸性的是红还是蓝了。换句话说，他寸步不前。马丁和金看上去对自己的项目都挺满意。我们晚一点儿就能看到成果，他们说。我告诉他们我没有看到任何来自厄瓜多尔的椰子，尽管据说是鲜红色的应该很好认。

对埃格尔来说，这场研究总结会无疑是一个信号，让我们换个新的方向。他有一个建议。建议可以改变一切。总有些人批评满腹但从来不提任何建议，但埃格尔就有一个建议。这我们得听听。

我们是一座岛上的一小群男生，他说。这是实验社会形态和组织结构的完美设定。把自然科学交给自然吧，他说。我们还是来解决一点儿政治问题—那些大问题。

政治体制中的混乱取走的人命远超科学成果可以做出的补偿，要花力气的地方在这里。

这个新想法来自埃格尔。你可是从来不关心政治的呀，我说。没错，但他自有想法。这片岛上有非常好的条件可以在可控可知的理想状态下进行实验。“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云浮问。“我一般情况下认为自己算是个社会主义者。”埃格尔说，“但我更主张利益应该在国际范围内合理分配。我对挪威政治不感兴趣，我不参加投票。在挪威一切都分配得挺好的，不是吗？挪威工人们赚得够多的了，这是我的感觉，跟知识分子比起来。”

云浮认为埃格尔应该投票，不投票的话他的论据就没有说服力，他哪怕投弃权票也行。埃格尔觉得这么做有很大区别。马丁上一次选举投了弃权，他说，很有满足感，他很推荐。金觉得投弃权票差不多相当于选了自己。

调查了一圈后发现我们都属于左倾。但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我们觉得这么做没有用，我们懒得去做点儿什么证明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用。我们很少谈论政治，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这就是我们。但现在我们有机会为此做点儿什么了。什么是最好的政治体制？让我们自己来试试。让我们认认真真、彻彻底底地实践一下所有的体制，就像角色扮演，然后总结得出结论。政府和人民一直试着在这么做，但从来没有达成一致。关于最好的政治体制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世界需要有人来理清一下思路，而且积累自己的经验也是我们该死的责任。

“积营环”很成功，产生了很多想法和建议。出发前我就是这么设想的。积极性和热情，这和我的预想惊人地一致。

终于来事了。

第十一堆篝火

我们谈了谈为什么我们都不怎么关心政治，并不是因为我们无情或者冷漠，完全不是。我们都是温柔热心充满爱的小伙子，只是看穿那些领导人的心思太容易。从上到下充斥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和蠢行，毫无裨益，让人泄气。另外，我们小的时候一部分家长特别关心政治。那时候政治是件大事，遍地开花，除了政治没什么别的可聊，有些人还没站起来就坐在童车里被推去参加劳动节游行了。这很可能适得其反。

就好像我们出生在一个已经成形的世界上。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已经没什么可建设的了。剩下的工作只有维护和修缮。我们生在了一套需要装修的旧房子里。这能有多带劲？不管我们怎么闹腾，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对待唾手可得的东西和想了很久、存了很久的钱才买到的东西，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谁都知道。

青春期的时候，我们不再听那些向我们保证我们就是改革的原动力的音乐，比如《时代在变》(10)，我们听的那些歌都声称凡事无用，举目皆悲，世风日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无助地冷眼旁观（“我想找个工作，我找到了个工作，现在天知道我有多可怜”(11)）。我们听包豪斯乐队的《贝拉·卢戈西已死》和快乐小分队的《爱会把我们撕裂》，还有治疗乐队和史密斯乐队的，还有新秩序的。那些乐队的乐手大都歌颂绝望、困顿、失落和沮丧，甚至都没有力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快乐小分队有一个成员最后做到了，朋友圈里还有人在他忌日的时候去扫墓。那是个病态的时代。音乐映衬出社会的瓦解，并在我们中的生活不易的人身上产生共鸣—实际上有一大帮人看上去过得并不好，年轻人可能总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但我们这代人中父母离异的现象非常普遍。他们肯定有自己的理由，但也造成了后果。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常态：不要期待爱情关系会终生不渝，人生在世悲伤多于美好，而据我所知，事实很可能就是这样。不管怎么说，这些事件合在一起让许多人经常觉得世界充满了悲伤。卧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吧。

有些人无法摆脱这种阴魂不散的感受。人们变得内向，开始勾搭各种佛教或者撒旦教。金插嘴说他听说过一种加利福尼亚佛教，允许喝酒、做爱、抽烟，想做什么做什么，只要有意识地做就行了。“电脑呢？”马丁问，“能不能用电脑？”肯定可以吧，金说。

第十三天

寡头主义。

大型政治实验开始了。我们将亲自实践各种体制，彻彻底底且毫不含糊。我们将毫不留情，开放而不带成见。这也是高级野外课。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觉得从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常用的体制开始比较自然。在所有有组织的社会形态中，我们选中了寡头主义。它的主要特点是极少数的人管理一大群人，这一大群人没有任何实际的可能来反抗这种管理。少数人决定一切，听上去就不怎么好，但我们选择试一下，而不是跟随直觉选择跳过。

科学家都是这么思考的。

我们决定寡头的人数为两人，由抽签决定。大家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到纸条上，然后把纸条放进我的棒球帽里。阿汶和鲁尔抽中了。这两个人来决定我们的一整天。

现在我们开始了。

阿汶决定的第一件事是金代替自己洗碗。金抗议，但不得不放弃。冷静，金，这是个实验。我们之后评估的时候再提意见，目前先照阿汶和鲁尔说的做。

他们是权力，我们是人民和生产资料。米一和图安也是生产资料，但我们不让他们知道。

阿汶和鲁尔舒舒服服地躺在各自的吊床上。鲁尔下令把水、食物和女人都送过来。这儿没有女人，你是知道的，云浮说。鲁尔火冒三丈，想要鞭打云浮，但被我们拦住了，说鲁尔要小心一点儿，改天可能是他成为生产资料。我们在寡头周围前呼后拥了好一阵，给他们抹芦荟胶，为他们打蚊子什么的。最后鲁尔终于发现其实没干什么实事，好像并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他下令我们出两个人去钓鱼，剩下的人为他建造一个陵墓，以备他死后存放遗体用。我们想花多长时间都行，花个五六十年也不着急。他说，但是一定要壮观。

埃格尔和我，还有马丁一边闷闷不乐地挖着沙子，一边嘟囔着要谋反。我们考虑要不要政变，但计划才刚刚准备启动，阿汶就跑过来对我们说他和鲁尔觉得自己躺的地方不安全。他们想升我们其中两个为士兵和护卫，站在他们的吊床旁边守卫他们，最好做好牺牲的准备。谁都不知道不满的群众会干出什么事来。就这样埃格尔和马丁成了士兵，突然之间我成了唯一的奴工。这我不喜欢，再也没人陪我一起谋反了。我不得不独自耕耘我的不满。我只是不停地挖呀挖。几百年里，成千上万的人干过这样的活儿。好一段无意义的历史，是造就了一些了不起的建筑，但也就不过如此了。

云浮和金打鱼归来，鲁尔指挥鱼要怎么烧，他和阿汶把最好的都吃了，士兵埃格尔和马丁吃次好的，我们其他人只分到一点儿汤汁和一点儿可怜的残渣。之后我们得到指令继续挖沙，实际上是饿着肚子挖。太阳几乎把我们晒晕。在这样的条件下，奴隶是撑不了多久的。在护卫的保驾下，寡头们来指点建筑工程，他们讥笑一番，说我们要放开思路，怎么说这也是遗迹。我说用干沙子不太容易造型，然而阿汶和鲁尔跟自己的护卫交换了一个眼神，埃格尔问我是不是想挨巴掌。

没过多久，马丁传令说金和我被选中去造一条木筏，到周围漂一漂，帮我们填点儿陆地出来。寡头们觉得岛上有点儿挤，他们要扩张，还要找女人，这样他们可以繁衍后代，延续子嗣。他们也考虑让奴隶和士兵们繁衍后代，这样我们就能形成一个模式社会，每个个体都知道自己的位置，阶级之间形成严密惬意的壁垒。云浮得到命令停工，去讲有趣的故事或做搞笑的小丑表演让寡头们娱乐。如果他演得不好玩就要被处决。“我们不觉得有趣。”(12)

第十二堆篝火

总结的时候，我们都同意，今天透过野外课的眼睛看，我们学到了许多，也很刺激，但关于寡头主义作为管理形式到底有多成功，我们的看法出现了分歧。阿汶和鲁尔认为一切运作得非常好，而我们中的某些人对此非常质疑。埃格尔和马丁认为直到他们成为士兵之前都非常艰辛，但在那之后他们还挺受用。金、云浮和我认为这一整天都过得毫无意义，寡头主义是糟糕的管理形式。

讨论接近尾声的时候，鲁尔和阿汶与自己作为寡头的角色拉开了距离，现在以后见之明，他们终于愿意承认，这个体制可能只对顶层的人才最管用。总的来说，我们的结论是寡头主义没有任何未来，简直就是个垃圾体制。

第十四天

种族隔离。

我们继续昨天未完成的工作，测试一个归根结底也算是寡头政治的管理形式，其实我们都不觉得可行，但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听人说到它，所以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已经很熟悉《解放曼德拉》这首歌。我们为之起舞，为之亲吻。彼得·盖布瑞尔唱《比科》(13)。我们都点亮了手中的打火机，现在我们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马丁和我作为少数白人，占用87%的自然资源，而其他人，包括米一和图安，扮演占绝大多数的黑人。我们把他们赶出营地，并通过立法规定我们有权随时查看他们的身份证明；天黑后不能在外逗留；选举权和教育就都不用谈了。黑人和白人之间不得发生性关系。他们必须驻扎在营地100米以外，如果要靠近必须是为我们干活儿。所有有组织的活动当然是严令禁止。一大早，我们就听说有人组织了一个名为“马努埃国家议会”的组织，光是传言就足以让我们严厉打击，我们把传说中的领导人埃格尔发配到潟湖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离海鳝不远。他被无期限放逐了。我们随时准备进行新的逮捕行动。执政者暴力随时发生。比如马丁刚踢了一脚云浮的腿。他活该，因为他想从井里打水。我画了张警示牌插在下面海滩上，上面有两个箭头：一个写着仅限欧洲人，另一个写着仅限黑人。马丁和我自然占据了海滩的最佳位置。黑人必须谨守营地以西满是石头的区域。反正他们也有别的事情要做，没空晒太阳。现在他们正在挖横穿整个岛的灌溉渠，我们还让他们挖的时候注意一下有没有钻石。晚上我们要检查他们身上所有的开口处，看他们有没有私藏宝石带回家，要是有的话就得处死。

他们很懒，所以我们觉得他们跟我们分开发展合情合理。再过30年，也就是等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会考虑释放埃格尔，并让他的政党合法化，说不定甚至可以同意自由选举以此获取各自的诺贝尔和平奖。但在那之前我们就冲冲浪，消磨消磨时光，别的什么都不想。

第十三堆篝火

我们围绕着篝火各抒己见。每个人都讲一讲自己是怎么想的，什么感觉。无力和无望是反复出现的词。好几个人表示这个实验已经开始消耗他们的精力，他们就想放松放松玩一玩，尽可能什么都不做。埃格尔认为我们应该有始有终。我们要记住这不是我们每天的蝇营狗苟，他说。未来会感谢我们。比如今天我们就发现种族隔离不是值得吆喝的体制。“之前我就知道。”马丁说。

“现在你更清楚。”我说。

我们认为这是个糟糕的世界，然后就早早睡了。

第十五天

君主专政。

这种管理制度的特点是极端地、原则上毫无限制地把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这听上去不太合理，但我们必须遵循基本规则，在做出结论之前先试行一下。

君主专政有两种：一种叫君主专政，另一种叫开明专政。我们同意两种都试一下。我们决定午饭前实行君主专政，午饭后实行开明专政。但我们要先选一个君王。我让大家毛遂自荐，每个人都举起了手。这很不成熟，小伙们，我说。但手还是都举着，没人愿意放弃，最后我们只能采取“手心手背”的方式。就这么来了好几轮才选出云浮做君王。他摩拳擦掌一阵，从他眼睛里闪的光我们就能看出来，他已经腐朽昏庸到了骨子里。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强迫我们抬着他转一圈，他称之为视察王土。我们抬着他到处转悠了一个小时，时不时帮他泡一泡脚，我们中的一个人还大费周章地为他剥了个椰子瓤。

之后云浮想坐在一个临时宝座上感受一下人民的拥戴。我们列队经过，高喊云浮最棒，云浮是老大。我们肚子饿了，开始抱怨没有面包。云浮油腻的嘴角扬起微笑说：“何不吃蛋糕？”然后是杂耍事件。云浮命令我们在他眼前捉对厮杀，战死拉倒。阿汶和马丁先上。他们势均力敌，云浮看无聊了，决定算平手。之后他选了埃格尔和我。他觉得这样会更精彩，因为我个子大，埃格尔个子比较小。比如他的手腕，细得让人一见就笑。没错，我击倒埃格尔不费吹灰之力，然后云浮命令我结果了他，要是我不这么做，他就送我去喂海鳝。我左右为难，幸好钟声救了我们。午饭时间到，云浮作为邪恶君王的日子也到头了。

午饭外加游了个泳后，我们又来了一轮“手心手背”，金成了我们开明专政的君主。情况完全不同。开明专政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人们推崇理性作为衡量生活方方面面的标准。埃格尔说，启蒙哲学家们对未来都具有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相信科学的潜力，而开明专政的君王应该是“国家公仆的先锋”，为人民的利益提供物质与文化的改革。

金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个贤明的君主。他派我们去做研究和从事文学艺术工作，还命令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对大众公开，我们这儿的大众也就是米一和图安。换句话说，他发起了一次文化改革，从现在开始，艺术和科学登上了至高的宝座。想法很好，我们相信他最终也会带来一些物质上的改革，但后来他让我们失望了，因为他唯一做的是（他倒是自己做的）让米一和图安去检查了一下快艇的外挂式发动机，另外还清洁了一下饮用水过滤器的滤芯，因为我们已经把雨水用完了，只能回去喝细菌污染过的井水。

我们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满是面向未来的活动。阿汶规划了一条从岛的这一端到另一端的铁路线，埃格尔主笔金的传记（标题为《开明与仁爱》），云浮写了歌剧唱本，马丁谱了曲，鲁尔用棕榈树为金刻了个胸像，而我挖了挖土看看是不是会意外挖到松露。

下午金让我们全都坐船去另一座岛。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去过那里。金觉得这会像电影里的那种小远足，人们四处奔跑寻开心，吃吃东西，跳跳波利尼西亚舞蹈什么的。这样的旅行非常符合启蒙时期的理念。我们探索知识，同时尽可能地过得舒服自在。我们中两个人手持棕榈叶为金遮阳，同时米一掌舵开船，其他人尽可能地观察潟湖和周围环境，以便之后撰写一本关于动植物的书，以及绘制一张能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受益匪浅的精准地图。另一座岛与我们的岛没有太大差别，但一切都要更小一点儿。面积小一点儿，树少一点儿，浮力小一点儿。说实话有点儿无聊。

在一棵灌木下，我找到了一些样本，我敢打赌是驼鹿的排泄物，但我没碰它们。我的熊掌化石已经很具争议性了，要是我再跑出来声称在漆黑的太平洋中央观察到了驼鹿的踪迹那还了得。我是个观察家和优秀的科学家，但有些时候我得保护自己不被自己的优秀伤害，阿汶说。幸好我有足够的自知之明来理解这句话。

我们休息的时候，金说在他眼里我们更像是他的兄弟和朋友而非他的臣下，马丁给他捏脚的时候我听到他们聊起了宫廷八卦。他们有说有笑，慢慢发展出了一丝君臣之间的情感色彩。很难断定他们是开玩笑的还是当真的，但愿是开玩笑的。

第十四堆篝火

围绕着篝火，我们承认君主专政和寡头政治与种族隔离一样无趣而无意义。连云浮都能看出来，尽管当时他还挺享受的。相反，开明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当然跟掌权的是谁、那人到底有多开明息息相关，但最佳条件下这的确是较明智的管理方式。它和我们开始这场实验前岛上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太大差别。我自认为到目前为止我领导大家的手段还是稳健开明的，当然我没有自称为君王。探险队队长已经够受用的了，我也没有更大的野心。

我躺下刚要睡着的时候，竟然被埃格尔和马丁关于语法的讨论吵醒了。我估计马丁只是无辜的旁听者，而埃格尔是争论的主力。他讲到了变格。挪威语有些方言中格仍然存在，他说。德语有四格，而芬兰语，你听好了，别慌，有十四格。芬兰语中名词和几乎所有其他词性的词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与其他维度中都要变形，毫无节制，甚至连人名都要变形。这门语言本来听上去就像是闹着玩的—像小孩子随口乱说的胡话。因为格，一听人名就能知道那个在路上走的男人是离我们远去还是走向我们，他的性取向是什么，他大约多大年龄，还有他在哪儿过的圣诞。

芬兰人都是好人，埃格尔说，但芬兰语就是地狱。他建议马丁敬而远之。这是我睡着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第十六天

保守主义。

高中的时候，阿汶在政治观念史口试中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分。主题是保守主义。所以他有资格领导这部分实验。

保守主义，他一副学究气地说，是以尊重传统为出发点，是以继承下来的信念与思想、习俗与礼节、法律与制度中所蕴含的智慧和知识为基础的。想法简单而美好，因为这一切都是既有的并存在已久的，所以肯定就是珍贵的、优良的。保守派非常注重这一价值基础。他们喜欢社会是基于宗教和其他牢固根基上的这类想法，并且希望保持现状。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地谨慎推行。保守派里少有屌人。他们怀疑一切新鲜事物。他们喜欢说：“改变是为了保持。”社会应该平稳匀速地发展。他们希望有一个可以积极干预经济发展的强大国家，也就是说，他们不想要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但国家永远不应该承担别人也能做好，甚至做得更好的指责，比如垃圾处理。在强调社会保障作为主要公共职能方面，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点类似，但在财产所有权和个人倡议方面又更接近自由主义。个人自由高于一切，但真正的自由（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是以每个人的责任感和自律为前提的。为了防止权力滥用，保守主义提倡权力分散和去中心化。人类要想自由，权力必须分享。

说得好，阿汶，最好成绩。

那我们在岛上怎么创造一个保守主义的社会呢？

阿汶认为这很容易做到。你们来当国家，他说，指着鲁尔和金。他认为只要国家有两个人代表，权力就足够分散，比如，金住到岛的另一端去，也就是去中心化了。接下来由埃格尔代表市场力量，云浮代表教堂，我们其他人代表自由个体。然后我们让一切自己运转，没什么可做的。我们基本上只需要珍惜既有的事物并自觉自由且高尚即可。

角色分配好，金也搬到了岛的另一端之后，我们就地躺下休息。很舒服，但是有点儿无聊。我问鲁尔我们是不是应该组织一个象棋锦标赛，但他说考虑到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会不会太过分。我们不能二话不说就改变我们的习惯。这样的建议必须深思熟虑，他说。如果遵从所有的冲动，人就会迷失自我，社会就会变得陌生而不稳定。控制冲动是我们需要记下来的关键词。埃格尔认为我的初衷是好的，看上去好像可以有效刺激经济，观众会源源而来，可以卖T恤、热狗、气球和其他能想到的一切。但云浮说从教堂一方的眼里看来花时间下棋纯属浪费时间。说到底，象棋并不比打牌好多少。这是教堂一方的态度。但金会怎么说？你们觉得他会支持象棋锦标赛吗？去问他呗，鲁尔说。但他太远了，我抱怨道。阿汶解释说这就是权力分散的关键点，要想改变什么就得消耗时间和精力，哪能那么容易？想法就是这样的制度可以让大多数改革的建议都束之高阁，一切照旧。

“慢慢磨你”是保守主义的隐藏口号。

第十五堆篝火

我们吃完晚饭点上篝火很久以后，金姗姗而来。他饿坏了，还表示说这是他人生中最无聊的一天。他只是往石头上一坐，成了国家的去中心化地方分权。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完完全全的一个人，一整天都在想姑娘，好多好多姑娘。

保守主义太无聊，我们无法认真面对，不是我们的菜。估计对基督青年会的人来说正好，反正他们会像他们父亲那样成为最高法院律师。

第十七天

共产主义。

（以下略）

第十六堆篝火

（以下略）

第十八天

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

这可能不算是政治体制，埃格尔说，但如果实验想要达到目的，我们就应该也把它测试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世界经济的主要方式之一。而经济就是政治，不承认是荒唐的。

我们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写在了一张表上，然后抽签决定配额。阿汶分到了船和浮潜工具，金分到了渔网，云浮分到了炊具和井，鲁尔分到了工具和急救箱，马丁分到了帐篷和所有的防潮垫与睡袋，埃格尔分到了所有的椰子树，而我分到了电脑和卫星电话。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交换商品和服务的残酷战争。阿汶和金极具远见卓识，不久就合并了。这样他们就占据了所有可利用的潟湖资源。谁都有钓鱼的自由，但阿汶和金拥有最好的设备，很快就可以让竞争者甘拜下风。我们其他人还没来得及制订作战计划，他们已经打鱼归来，开始站在海滩上高价卖鱼了。埃格尔建议我们建立一个竞争管理机构来遏制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但这种思想我们其他人都不能接受。

我对自己只有电脑和卫星电话可以支配非常不满。这个体制归根结底是供需体制，只要没人需要打电话或处理数据，我就注定要破产倒闭。埃格尔则相反，他是椰子王，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过日子。椰子是可再生的资源，埃格尔可以永远靠吃资产的利息过下去，就因为他运气好抽了个上上签。几个小时之内就已经见了分晓，最紧俏的货币是鱼、饮用水和椰子。马丁亏损严重。只要不下雨、不降温，他就没有收益。而且因为实验到晚上就结束了，他最后选择在饥饿难耐的时候把帐篷、睡袋、防潮垫都卖了，换了几条鱼。现在他想自由地靠自己的鱼资本生活一段时间。鱼吃完以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不得不马上找份工作。鲁尔也用自己的所有家当从云浮那儿换了10升水。突然之间，金、阿汶和云浮就占据了大部分生产资料。情节的展开有点儿不太走运。物价飞上了天。没人能阻止物价上涨。他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货物索取最高的费用呢？别人都是这样的，全世界都是。如果有人以比市场价低的价格出售商品就会被当成傻瓜。

我们这些没有渠道获得水、椰子和鱼的人一点儿机会都没有。我们只有指望慈善和施舍。有钱人过的生活，我们其他人只能做梦。然后我有了个主意：我建了一个色情网店。我以高昂的价格出租电脑和卫星电话，这样租用的人就能上网看色情图片了。对埃格尔来说，这可是太诱人了。他提出要用半个岛的椰子树换半小时的上网时间。我在这样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利基市场。饥渴的年轻男子们被困荒岛，有什么比提供色情服务更赚钱的呢？我为未来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将近傍晚的时候，阿汶、金、我和云浮选择合并。我们形成了一个超级大公司，提供从食品到娱乐的一条龙服务。埃格尔想跟我们保持距离，但在我们提出由他来担任色情网站总管一职的设想之后，他便以跳楼价把剩下的椰子树都卖给了我们。马丁和鲁尔是最大的输家。他们组建了一个失败者协会，但我们其他人才懒得理会他们。我们选择提供他们体面的工作，过个几年有机会升职，这样他们就闭嘴了。反正他们也构不成威胁。我们还不如对他们好一点儿。这里关系网本来就小，而且也很透明，我们知道怎么控制他们。

天黑了以后，岛上就只剩一家公司了，并即将发展成强大的跨国公司。公司对内部员工还不错，但对外人毫不留情。公司拥有一切决定，一切似乎所向披靡。

第十七堆篝火

就像我们之前经历过的体制一样，自由经济市场力量对社会顶层最有利。弱点在于你的未来主要依赖你抽中什么签。这么看来相当不公平。但另外，如果能想出独一无二的好点子，你总是有机会翻身登顶。但这样的点子也不是谁都能想到的。这种体制的后果就是一个差异悬殊的社会。有人发财，就有人受穷。这就是规则。另外，该体制也为厚颜无耻、道德败坏敞开了大门。想要粉碎竞争者的欲望巨大，对某些人来说就像某种强迫症。阿汶和金承认这是他们的唯一动力，他们想看我们其他人身败名裂。埃格尔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为了看色情片而倾家荡产。他把一切都交给了半个小时的大腿、咪咪和屁股。他指责我在他身上创造了一种虚假的需求。虚假归虚假，我说，他还是有选择的。埃格尔说他其实没有选择。我提供的服务本身就是他人生的不安定要素。这是摧残。如果实验继续的话，他会把我告上法庭并要求收回椰树资产。他认为他会赢。他就做梦吧，我说。

我们连看两部电影来结束这个夜晚。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先看一部电影，然后从里面出来，满脑子晕头转向一小会儿，还没来得及消化第一部直接再看一部。简直是人生巅峰。

云浮先用坚定的声音带我们穿越伍迪·艾伦导演的《汉娜姐妹》影片。很好看。我们现在对都市生活相当饥渴，这部片子给了我们很大的满足感。迈克尔·凯恩饰演的爱略特跟汉娜结了婚，却爱上了她的妹妹莉。伍迪·艾伦饰演的米基也和汉娜结过婚。另一个妹妹霍莉是个脑残。米基以为自己得了脑瘤。莉跟马克斯·冯·叙多夫饰演的弗雷德里克在一起。一个毫不妥协的艺术家，世界在他眼里一片黑暗，从他嘴里还说出了电影最经典的台词。云浮不可思议地把它还原了：要是基督回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家伙以他的名义吆五喝六，肯定狂吐不止。最后米基和霍莉走到了一起，她最后终于发现自己其实是剧作家而非演员。爱略特和汉娜继续厮守。莉抛弃弗雷德里克跟了一个大学里遇到的学生。

第二部电影遭遇到一些反对，但云浮决心已定。是弗里茨·朗导演的《大都会》，1927年出品，是一部无声电影。云浮开始的时候遭遇到影院中的倒彩，但他觉得我们在这座岛上不能只播放当代电影，如果我们想要更广博地了解电影历史，就不能错过这颗针砭社会的明珠。其中工人们住在地下一座浩大的现代城市里，玛丽娅发起了一场暴动，但一个疯狂的发明家创造了一个玛丽娅的邪恶拷贝，然后故事就这么展开。电影太长了，我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睡着了。我是没药救了。

第十九天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有许多表现，埃格尔说，但原则上总是一种新的理论，源于对当前权力关系的不满和改变的渴望。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我们已经实验过了，我们知道结果。社会主义有多种形式，每一种形式又有无数的层次和变化，但每一种形式都致力于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集体和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还没有实验过的体制中最重要的方向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体制。社会民主主义带领挪威走到了今天，建立了福利系统等现有的一切。我们以为我们了解它，但现在我们要看看它如何在小范围内运作。

阿汶是政权，通过选举方式掌权。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逐渐引导社会接近社会主义，社会对他来说很重要。自从当选之后，阿汶接管了所有福利系统，他把生产资料国有化，并开始改革改善工人的生存条件。他施行了8小时工作制（远长于我们之前在马努埃岛上每天的工作时间），他还委派鲁尔做医生，并宣布所有医疗服务几乎免费。如果我们谁要是有了孩子，还能有一点儿产假。我们其余人都是国家的员工。经商要承担高额的赋税，所以我们没人选择另起炉灶。现在我们（云浮、金和马丁）宁可在业余时间经营业余俱乐部，而其他人（埃格尔和我）是没有追求的年轻人，目前还无所适从。每个人都等着挪威歌唱大赛，这是一年一度的大事。先是国内总决赛，后是国际大赛。大家猜测今年谁会得奖。阿汶非常重视教育，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猎头到有青少年工作经验的马丁，来建立一个可以让学生受益的贷款机制。并不是所有人都来自可以供孩子接受大学教育的家庭。住房状况迅速改善，这是一劳永逸的事。埃格尔和我在学校感到很无聊，因为我们觉得进度太慢。我们缺乏动力，但另外一切又都很公平。没有人挨饿，也没有人特别受压迫，全体人民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业余俱乐部。艺术家创作艺术、摇滚乐手搞摇滚都靠国家出钱。有点儿无聊，但是管用。

无政府主义。

我们躺在阴影里抽着最后的香烟，逍遥自在。我们相信毫无限制的独立是个人的权力，不管是经济上、社交上，还是政治上。除此之外都是暴政。没有人可以决定别人的任何事。没有国家。社会靠个人之间的自愿协作来运行。我们饿肚子的时候第一批问题就出现了：必须打水做饭，但没人愿意做。没人主动发起任何自愿协作，因此什么都做不了。埃格尔自封为领导，说没有责任感是不可能办成任何事的。责任下的自由，他说。但我们没有人认可他的权威。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们都是自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如果埃格尔觉得有责任，那他就做饭去好了。谁都不应该打扰别人，大家都应该和和气气，除此之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埃格尔说。但如果这里有谁在打扰别人的话，那就是埃格尔。他就在那儿唠叨个没完。其他人谁都没有打扰。恰恰相反，我们只是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和和气气的。我们是和和气气的，埃格尔说，但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一事无成的社会有什么意思？国民生产总值骤降。埃格尔说我们不配拥有这种自由。我们是羊，没人逼就什么事都不做。建立一个利己利人的社会是很有满足感的，他说。工作最光荣。就是因为我们为自己工作，我们才会有充实的感觉。这话由埃格尔说出来很滑稽，不久前他还要求列工作表，因为他自知缺乏自律。你们得有人管，他说。他认为我们不配生活在这样的管理形式下。我们太轻而易举得到。如果我们是通过反抗来推翻统治权力机构然后施行无政府主义的，我们对它的珍惜程度可能不一样。像现在这样是毫无意义的。埃格尔不想再玩了。

实验到此结束。

第十八堆篝火

我们现在既累又沮丧，但如果我们想要从我们刚刚得到的经验中学到点儿什么，那我们就必须讨论一下。这一点我们从小就铭记在心。先做事，再讨论。体验，评估。总是体验，总是评估。永远是这样的先后顺序。这样准没错。

我们体验了七八种管理模式，应该已经训练有素，可以得出一些有理有据的结论了。阿汶说大多数体制都有自己积极的地方，但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行不通。理论和实践是有区别的，他说。如果世界就有一条理论，那么一切都会简单许多，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最恶心的地方。世界是时空中不断更新的存在，问题如此复杂，难以一言以蔽之，总有意想不到的地方。那些大权在握的人总有一些盲目和自大。这看起来是我们人类的共性。阿汶拒绝做出选择。他很年轻，是个客观的人。他认为总有一些体制适合一些人，另一些适合另一些人。总是取决于形势、环境，取决于秉承。秉承与环境，阿汶说。

金倾向于社会主义，不管什么形式。非专制的社会主义是最好的，他说。换句话说，不管是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好。但也不完全是，金说。无政府主义太自以为是，社会民主主义又太见始知终。另外，金并不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有平等的条件那很好，但也得关注那些与众不同的人，不管是好是坏。比如，他就觉得如果自己在学校能受到更多关注的话就会好很多。现实中并非如此，他几近痛苦。现在他成了艺术家，很可能必须勒紧裤腰带做人。如果年轻的时候得到更好的扶持，他可能会有别的理想，成为更普通的人，接受正规教育，成家立业，到现在能拿一份稳定的收入。但他却注定要成为艺术家，成为体制的批判者。他必须画呀画。他毫无指望。

马丁认为开明专政是光明大道。他指的是真正的开明。统治者必须接受高等教育，博学多才，兴趣广泛。如果那个人还倾心于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大公无私的话，无论男女，马丁都想不出还有比这个更好的体制了。统治者由人民推选，没有任何特权可以传代。工作完成之后，统治者必须恢复平民身份，没有丰厚的酬金或贵重的汽车，没有巨额补贴，甚至可能连工作都不该有。这样就可以保证没有人为了个人利益参加选举。马丁认为这样社会就会运转得很好。大家只需找到一个超级善良的人，一个值得信任的、温柔的好人，然后大家可以请他或者她尽最大努力领导这个社会。以这种方式我们也能确保社会的不断变化。如果选了个非常喜欢电影的人，就会致力于电影业，拍很多电影，下次可能就会选出一个喜欢种地和民俗的，然后在这些方面致力几年。这样形式的开明专政能保证社会新鲜刺激且不稳定，但同时又很安全。

埃格尔最支持“谁都不应该打扰别人，大家都应该和和气气，除此之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原则。如果大家真的理解这条规则背后的深意，那就错不到哪儿去，他说。需要漂白的布很长，但埃格尔毫不怀疑这将是最佳选择。但是大家必须自己去理解，他才懒得操心。大家都是自食其果。能理解就能过好日子，理解不了也是自作自受，埃格尔才不管。

鲁尔说他喜欢做寡头。除此之外，这个项目对他来说没多大意思，他已经烦透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为大家烹饪美食。真正的美食，不是普通地好，而是独一无二地好。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就满足了，剩下的就交给社会吧。鲁尔并不觉得这是他的责任。谁都不应该小看厨师。烹饪美食是很花时间的，需要花上一辈子。鲁尔很怀疑发展出一套政治体系需要同样长的时间。运气好的话，一个小时就能搞定。一顿饭可没那么容易张罗，美食得花好几年筹备。鲁尔已经找到了归宿。他的话讲完了。

云浮是共产主义者，坚定不移。他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体制，并且不接受任何反驳。

“你怎么想，阿澜？”小伙们问我。大家都看着我，迫切地想知道我这个众人仰慕的队长能从这一切中总结出什么来。他们肯定以为我胸有成竹，就像在学校里大家前前后后讨论了良久，都以为老师胸有成竹一样，瞪着炯炯的眼睛看着老师，然后得到答案心满意足地离开。但这里不是学校，我也不是老师。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这是野外课的极限，但超越了野外课。只有一片漆黑，完完全全的漆黑。不好意思，我要让你们失望了，我说。我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有太多条件需要不停地纳入思考，有太多不同的依据。人与人是不同的。太多需要思考和关注的东西。总是可以说：是呀，这么说也对……但另外……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选择再看看。无限期。有点，但又怎么样呢？我再看看。

第二十天

咖啡喝完了。对埃格尔、阿汶、马丁和鲁尔来说，这就像肚子上吃了一拳，他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他们以为咖啡供给是无限的。这下他们傻眼了，埃格尔立马颤抖起来，泪流满面，一遍一遍地说自己受够了，他想回家。没有咖啡，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气氛非常恼人，外加比任何时候都催眠。小伙们觉得自己都尽力了。他们已经没什么可以出力的地方了。不只是埃格尔一个人想回家，大多数人都让我打电话给拉罗汤加的船运公司，问问多久能等到船。我打了电话，得知还要等几天。埃格尔觉得太久等不了，我们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离开这里，他说。为什么为时已晚？就是为时已晚，埃格尔说。反正总的来说就是为时已晚。

恼人的气候早就让夜晚变成了最不值得留恋的时光。阿汶和我睡在海滩上的帐篷里，然后移动到海滩下方更远的地方，躺在苫布下。我们每小时移动一次。满月、魔法和蚊子把我们一直逼到海边，然后起风了，因为海浪我们不得不又移上来几米。之后下起了大雨，我们只好跑回帐篷里，然后又太热，我们又钻出来躺到苫布下。

夜晚诡计多端地戏弄着我们，想要把我们累垮，当我们行将崩溃的时候它以疾风暴雨来安慰我们。最后我把炎热抛之脑后躺进帐篷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切都各就其位：我自己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与宇宙的关系、与家庭以及许多社会中心职能部门的关系。一场宏伟而清明的梦。但就在这时候，帐篷的顶被风吹飞了，雨再次把我浇醒，美梦也无法让我解脱。现在我又继续生活在与从前同样混沌的灵薄地狱里。阿汶说我们应该把天气告上法庭，天气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要读一读用小字写的那些条款，然后对簿公堂。他还说这是他这辈子最需要咖啡的早晨。其他所有早晨严格地说他都可以不喝咖啡硬撑，但今天不行。

为了弥补咖啡的缺失，鲁尔，这个狡猾的厨师，变出一瓶全新的巧克力酱来，于是早餐成了一小段充满爱的时光，尽管没有咖啡。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深受这糟糕一夜的长期效应困扰。埃格尔建议我们打云浮一顿，因为他（也就是云浮）被蚊子咬了很多包。但没过多久，埃格尔就承认了，这是非常不友善的冲动，他收回。“不是啦，”他说，“我只是开玩笑。”

金说起他父亲吃卡芒贝尔奶酪的习惯。金的父亲最喜欢卡芒贝尔奶酪过期两周后的味道。我们听着金说话，但没有给出任何反应。“你们怎么不说话？”金问。

“又不是每句话都需要点评。”云浮说，“这是个很可爱的小故事，我听进去了，但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点点头或者笑一笑，哪怕哼哼一声也好，金说。

阿汶插嘴说他听过另外一个关于卡芒贝尔奶酪的故事，那个故事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他在法国当交换生的时候，有个同学说他寄宿家庭的父亲曾一顿早餐吃掉半块卡芒贝尔奶酪。这个故事也没人点评会不会是卡芒贝尔奶酪的问题？

总而言之，埃格尔很好奇应该给出哪种回答。

我说在沟通学理论中有这样的思想。一段陈述需要最低程度的回应才能形成沟通。只需要很小的一点儿信号，但如果缺乏了这些信号，沟通就不存在，只不过是一段陈述。说到金的小逸事，我并没有想到要与之产生关联。我当然可以说“我才不相信”，或者“嗯……整整两星期……”，甚至“哦耶，你父亲好怪”。但我都没想到。

金开始猜测存在一种机制，某种阴谋论。他现在回想起来记得好像是最近有好几次他一说话，大家就都想用沉默让他住嘴。大家都说金想多了。马丁说要是大家都说“嗯”那才显得突兀，他说金必须学着适应，有时候他说话，大家就是会没什么反应。金说现在我们要是说话，他也假装什么都没听见。埃格尔说我们是应该有点儿回应，让金自己说出来真不好意思。

无事可做，于是阿汶和我绕岛转转。我们需要暂停一下研究活动，给自己一点儿休息时间。走着走着我突然想到，这些树上的大果实充满了营养丰富的汁液，自然界恰恰把它们安排在了世界上这片热得要命又严重缺乏淡水的地区，真是太神奇了。这是自然界深思熟虑的结果。阿汶表示同意，说他都不可能安排得更好。

走走路真好。我们进入一个很舒服的节奏，任鳐鱼和螃蟹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还有那些被海浪收集起来留在沙滩上的好东西。有时候我们会交谈几句，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静静地一直走，这时候思想就四处乱窜起来。我随思绪乱飘，不让自己沉迷其中。阿汶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它像极了从那家荷兰外卖连锁店FEBO买来的可乐饼，于是我们情不自禁地沉浸到了FEBO的美梦中。小时候，我俩都经常去荷兰。我们家有朋友住那儿。我们梦想着浇满蛋黄酱的薯条、量很足的可乐饼和肉饼，最好再来点儿好喝的汽水。阿汶说如果现在这里有一台FEBO贩卖机，他马上可以哭出来。我们继续聊下去发现我俩想到的是同一家FEBO连锁店。就是阿姆斯特丹莱瑟街上的那家，就在莱瑟广场边，离那家只卖电影戏剧读物的神奇小店不远，大家都以为那是步行街，其实不是。每当电车驶来，游客们就会四散逃窜，而本地人则心如止水般平静地摆一摆自行车龙头躲开。阿汶和我最后一次一起去那儿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忧郁的穷小伙，弹着一把很小很小的吉他，几乎是把玩具吉他，连琴弦都没有，他只是用手指敲打着，摇着头，残存的自尊将将支撑着他站在那里，希冀路人施舍一两枚硬币而不流露出卑微。再往前走一点儿，就在几米远处，实际上站着两个酩酊大醉的男人，唱着歌，弹着玩具钢琴，就是史努比的那种玩具钢琴，显然他们并不完全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在干什么，只是站在那里以行人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有几分理解的伤痛乞讨着，释放着满腔大都市颓废的绝望。但不管怎么说，阿汶和我想到的是同一家FEBO。FEBO连锁店不计其数，但我们想到的是同一家。兄弟之间有时就是这样。这样很好，我们一路拾遗，存入我们的记忆。我们环着一座岛散步，在世界的另一端，一座从没出现过什么快餐的无人岛。如果我们有个排水孔，这里的水一定会以与我们来的那个世界相反的方向涡旋着流淌。

回营地的路上，我一脚踩上了美洲狮在沉积岩上留下的脚印。就在我们眼前—一直到今天，我们可能无法确认那是美洲狮的脚印，但毫无疑问，脚印来自一头大型猫科动物。那天在另一座岛发现的驼鹿排泄物突然也亮了起来。看似形成了某种模式，拼图开始就位。印第安人先是带着他们的小熊涉冰跨洋，然后又带来了驼鹿和美洲狮。肯定是印加人和其他留在美洲大陆的部落一直想要用它们来挖心祭神，于是它们就逃了出来，到了这里。我眼前出现了它们向着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冰原出发的景象。美洲狮和驼鹿走啊走，希望尽快看到陆地，它们很紧张、很饥饿，还有些害怕。穿越冰原的路上，它们认识到齐心协力胜过各自为营，于是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并结成恒久的友谊纽带。而在这里，在这个新世界，情况要温和许多。印第安人改掉了挖心的恶习，在驼鹿群和美洲狮群到达之前他们已经改吃鱼好久了。我们没有在岛上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所以有理由相信人类和动物在这里和平友好地生活在一起。敌意和杀戮一定是陌生的词语。美洲狮们顺应当前的环境也开始吃鱼。谁都不吃谁，大家都是好朋友。天堂即景。直到虎克船长来把它们统统消灭。这是我的理论，信不信由你。

阿汶说虽然他不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但他觉得我的理论听上去坚实而美好。几年之内它肯定能在太平洋迁徙研究领域盛行。现在他觉得我们应该对研究成果表示满意，并用最后几天时间把钻进体内的平静锁定。心如止水，这样船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平静地做好准备，看上去就像我们除了待在这儿什么别的事都没做一样。回家后，我们就可以去咖啡馆喝咖啡，然后被人表扬我们看上去好酷，或许还有我们棕色的皮肤，很酷、很棕色。

回到营地，我把小伙们都召集过来，说阿汶提了一条建议，我想付诸实施。我们的研究工作到此结束，我说，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收获表示满意。如果足以让挪威登上地图的话，自然会顺理成章。现在开始我们要有积极的营地气氛，直到船来为止。我们要一起做事、一起享受，放松放松。

我这么说显得我是个聪明的队长，对可能出现的负面情绪来个先下手为强。我接受我们的士气正在下降这一事实。我自己也是—我自己的士气也大不如前。我很累，并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为探险队承担压力和野心了。这就算完成了吧。归根结底，我其实根本不在乎太平洋上的人口是从哪里来的。这本来就不是我的问题，我想。这可是非常解脱的想法。

没过多久，我就在下面的海滩上找到了埃格尔。他坐在那儿，手拿一个很原始、很神奇的卡尺，是他自己用棕榈叶和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做的，他在沙子里画着一些奇怪的图形。“我在用构造法把这个角度三等分，”他说，“已经快画好了，所以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儿？我正在拯救这场摇摇欲坠的探险。很快你就会感谢我的。”

埃格尔胸中的野心就在我刚说完研究结束的时候点燃了。他觉得我们空手而归这个想法太让人伤心了，而他认为这么做行得通。这当然只是应急的办法，他说，但这个办法还不错。数学家们已经试验了几百年，还没有成功，其实埃格尔一直认为只要给他时间，他就一定能成功。客观地说，成功的机会可能不会很大，但回报率很高。对于数学家来说，这就相当于找到艾滋病疫苗。

那就最好了，我说。

第十九堆篝火

篝火点燃了，我们围着篝火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云浮给他的爸爸打了电话，今天是他爸爸的生日。他祝爸爸生日快乐，并得知特隆赫姆老家天寒地冻，积雪有一米厚。云浮挂断电话后，埃格尔问他有没有提咖啡的事。云浮摇摇头说咖啡的事只字未提。“那啤酒和女人呢？”埃格尔问。没有。也都没有。埃格尔认为这个电话打得毫无意义。

阿汶坐到我们身边。他刚从午休中醒来，对我们讲了他做的梦：他先是出现在一家工厂的厂区，之后又到了潟湖里被鲨鱼追杀，闹腾了好一阵后，他又回到了特隆赫姆，更准确一点儿是比沃森购物中心的公交车站，手里拎着“底价超市”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六罐“吕斯豪门”啤酒。他要去参加聚会，期待之情比天高。

马丁羡慕地说所有的梦都应该到此为止。

我们都沉默了，各自想着这时候要是能搭个公交车去参加聚会该多好。我们真的很需要一场有女孩的聚会，音乐震天，桂酒椒浆。马丁眼神彻底空洞。这他懂。他是行家。到聚会现场，状态渐酣。打开一罐啤酒环顾四周。找个沙发往女孩们身边一坐，说些让她们印象深刻的话，不管是什么。就坐在那儿一罐接一罐地喝啤酒，跟那些可能在国外念过书的人聊天，听他们讲讲那边的故事，该笑的时候笑。跟厨房边那个正与一个不怎么样的男生聊着天的女孩不断交换眼神，时机成熟之后，晃到她跟前，当那个无趣的男生看到火花在女孩眼中点燃的时候，自然会知趣地漠然撤退。之后就是数小时的热舞。一定要保证同一首歌反复不停地播放，这样你们在第一个夜晚就会觉得这就是你们的歌。酒喝完的时候其实还没完，因为总会有人住在附近，可以回家拿几瓶产地非法的烈性好酒来，然后嗖一声你们就都醉了，你就可以送她回家，然后躺倒在她身边。不一定要做爱，马丁说，只要想早晚会有的。实际上有时候最佳状况就是一起醒来并得知没有做爱，并没有陷进去，尽管醉成那样。有些新手在这样的聚会之后总会翻云覆雨。这几乎是可以原谅的。他们没有经验，还很嫩，不明白生活会如何奖励愿意等待的人。没有夜里那段尴尬的不明不白的性爱回忆的困扰，醒来之后可以坦然对视，或许还能在新的一天里一起做些有意思的事，并仍然保持对对方的尊重，可以设想如果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的话会有多美好。

聚会的戏剧性远胜于生活本身，马丁说，一场美好的聚会相当于把一生浓缩到一夜之间。所有的精神状态、情感、对话和事件都会发生，一应俱全。从最坚强的坚强到最温柔的温柔。这就是聚会神奇的精髓，意犹未尽。

这些话话音落定，我跟酒水负责人鲁尔和云浮交换过意见之后决定，我们剩下的酒可以畅饮。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回家了，已经没必要存货了。一场欢饮是我们应得的。瓶瓶罐罐摆上桌，几罐啤酒、半瓶干邑，还有整整1升的卡尔瓦多斯。所有儿时的把戏都用上了，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拿大顶”。马丁双膝跪地，一边过度换气一边猛灌自己分到的份额。

米一从《圣经密码》中抬起头看我们（或许他读到了《圣经》中藏着密码，预言千禧年间战乱不断，世界走向灭亡），毫无疑问，他肯定觉得我们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我估计他心里早就把我们贬作游手好闲之徒了。这我并不担心。现在已经一发不可收，我们已经把牌都摊在了桌上，我们才不在乎周遭世界把我们当作科学家、作家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就是一群来旅游的小伙子，我们不醉不归。

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儿掉了好几公斤肉，对身体以及体内的好多细胞来说，这突如其来的酒精摄入就像晴天霹雳一般。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在海滩上跌跌撞撞地转圈，唱起了《现场就是生活》和其他快乐而自私的20世纪80年代出产的劲歌金曲。

半夜里，马丁和我坐下来分一罐啤酒。其他人已经倒下了。聚会结束了，现在是海滩上的余兴节目。过不了多久，天就要亮了。深夜时光让我们愿意分享秘密，我们体会到某种总是在夜深时出现的亲密感。突然间谈论自己不再是件奇怪的事，说说刮胡子有多爽，还有早泄和青春期的梦遗。并且，在一天的这个时间，无法避免地谈到了女孩。我们想念她们，想念在街上看到她们，有她们围绕在我们身边。她们有些特别的地方，独特之处。我们发现，从很小的时候我俩就都对她们产生了某种怀疑、某种不确定。女孩们看上去总是那么卓越、独立，很难知道她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跟她们又有什么关系。对马丁来说，这种感觉在他学生时代一次咖啡馆里的经历中达到了顶峰。一个女孩走过来问他要不要今天的报纸，因为她已经看完并准备离开。马丁不认识她，他猜一定有什么蹊跷。他觉得她肯定有什么企图，于是把她摁倒在地，以控制局面，直到他觉得她平静了下来才放她走。

这件事是马丁与女生关系的分水岭。突然之间，他意识到自己完全不明白她们是谁，他被自己对她们的反应吓坏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他开始阅读关于女孩的杂志和文学，并开始逼自己跟遇到的女孩说话。渐渐地，他放松了下来并认为他理解女孩甚至胜过了她们自己。10年之后，这成了他的研究课题：聚会文化和泡妞，还有那个周期表。他终于可以把这一切拿出来和我分享了。他跑回帐篷把它拿了出来，自豪而庄重地展开那张大纸，即女孩周期表。

这是马丁的杰作，非常机密。

马丁相信如果运用得当，男女之间的关系会大幅改善，误会可以减少。这样一来，男人解决问题的第一反应将不再是想要换个新的女朋友。周期表有助于消除女孩的神秘感，以她们需要的方式理解她们。据马丁说这就是重点。很多男孩都以为自己了解女孩，但只要跟女孩们聊一聊，很快就会发现只有极少数的女孩觉得自己真正得到了理解。

你志向远大，我指出。是的，马丁说，这个系统就是那么好，实际上就是冲着巅峰去的。

我研读那些复杂的表格。与化学元素周期表的相似度令人震惊，马丁解释说他从元素周期表中汲取了许多灵感。在与女孩们交往多年之后，马丁认为他开始看清隐藏的内在联系。对没有训练过的眼睛来说，女孩们的那些不同的外貌、个性、习惯和怪癖看上去都是随机而混乱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切是有规律可循的。

“男生不是这样吗？”我问。

肯定也是，马丁说。但他觉得这不是他的职责。因为他自己就是男生，所以他缺乏必需的距离。他连试都懒得试。

做个人类周期表不是更有实际意义？

并不是，马丁说，性别之间的差异巨大而显著，如果假装它们不存在的话，可以取得的成果很小。人类周期表太不具体，很难应用到生活中。现在这张表更精确，所有优秀的科学成果都应该这样，我们说到哪儿了？对了，他慢慢开始意识到女孩看似混乱的行为其实是有规律的，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随机而深不可测。一开始他仅满足于玩味这个想法、观察、记录和思考，但后来他的工作越来越系统化，经年累月，碎片渐渐各就各位。

化学基础元素分为金属和非金属两类。以同样的方式，马丁把女孩分成浪漫和不浪漫两类。其中一类并不在先天条件上比另一类更出色。这个系统完全不是某种质量检验系统。好坏优劣对科学研究来说完全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换句话说，该系统是建立在纯经验数据上的。问题的关键是个性，或者称之为原子。马丁选择保留原子这个名字。他认为这个名字很合适，因为个性也是不可分的内核。这和正负电荷有关。一个不浪漫的女孩也可以问一个浪漫的女孩借电子，以此达到中立的位置。这主要是视情况而定的。

在马丁的系统中，每个女孩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核电荷，由一个或多个个性组成。个性的多少由原子序数决定，或者像马丁那样，称之为女孩序数。女孩无法通过化学反应或普通的物理反应分解。这说明她们中大多数都是相对稳定的，但少数具有某些可以视作放射性的个性，这些女孩通过核裂变会变成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人。女孩是根据女孩序数的顺序以及个性排列的，这实际上就使预测还没有遇到过的女孩成为可能。

马丁成功识别出了52种基本女孩类型。这当然不代表世界上只存在52种女孩，女孩有几十亿，每个都是不同且独一无二的。但所有的女孩都是排列组合出来的，可以称她们为52种基本类型的合金或同位素。化学基本元素也是这样的。一共也就一百来个，它们排列组合就形成了我们眼中的世界万物。女孩也是一样，自然中存在52种各自独立的女孩。但现在活着的女孩中很少有可以代表这52种其中之一的纯粹样板。几乎所有女孩都是这52种中两种或几种组合的结果。另外马丁相信，通过设置场景和创造特殊条件，有可能开发出更多基本女孩类型。还有一些只存在于纸上和幻想中，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出现百分之几秒。她们太善变，不管男人多想把握都难以做到。

马丁的周期表中左上角写着“爱娃”。马丁给女孩们都起了名字，这样比较好记。“爱娃”是最简单的女孩类型，她的女孩序数是1，只有一种个性，就是爱。特蕾莎修女可能就是这种类型，但除了她之外很难找到还有其他只有这唯一个性的女孩。大多数女孩都有一些“爱娃”，有些多一点儿，有些少一点儿。

我在她对面找到了“安娜”，女孩序数2。她属于一个群组，马丁把她们排在了左侧的竖列中，并称之为“稀有女孩”。她们主要都是没有颜色，很难与他人结合的女孩。“安娜”有部分“爱娃”的爱，但主要成分是思念。“安娜”可能幼年遭遇过忽视。

“安娜”下方是另一个稀有女孩，就是“丽萨”，女孩序数11，她有一整套极其矛盾的个性。比如她厌恶自己的身体，难以接受自己，但又希望别人爱她原本的样子，同时她又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她的想法游移，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会改变自己的态度。在餐厅里，她会在点餐之后又多次改变主意。她很擅长游泳。

“格如”在不浪漫组里，女孩序数18。她很聪明，首先是聪明，工作领域很可能是政治或传媒。她一辈子山盟海誓只一回，并且终生不渝。“格如”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担当重任，身居要职，并且可以把事业与家庭生活以别人无法企及的方式联结起来。她一生都在高速运转并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国外。她整天都要去度假屋。

表格中央是“西蒙娜”。她是浪漫组中最常出现的女孩。“西蒙娜”正直实在，坚持己见。她不会轻易分心或上当，但在正确的条件下她会心甘情愿进入坚实的感情关系并维系一生。

“安茱莉亚”也是稀有女孩，相当于不浪漫的“西蒙娜”。她聪明能干，经常以领袖的身影出现，但只在极端高温的条件下才会投入感情，并且维持时间很短。

“塔尼亚”，女孩序数13，漂亮美丽，但同时完全不拘小节，奔放浮夸。她就是那种所有男人都想要的女孩，做着所有男人都想让她做的事。马丁很怀疑生活中真的存在纯粹的“塔尼亚”。有些女孩是“塔尼亚”的惊鸿一瞥，但纯粹的她只会出现在虚构的色情行业里。

“玛丽”，女孩序数25，是马丁最喜欢的类型。她既可爱又大方，还是学建筑的，据马丁所说就是男生愿意为之去死的类型。她在元素周期表中对应的元素是金。她闪耀而高贵，智慧而温暖，像猫一样充满神秘感。她有很多积极的个性，哪怕那些消极的归根结底也是好的。她就是马丁想要的女孩，但他害怕她是遥不可及的。我说她可能听上去遥不可及，但联系一下总没有什么坏处，他也没什么损失。是呀，大概我是应该这么做，马丁说。看上去有些惊讶，就好像他没想到可以这么做一样。

女孩的序数越大就越不稳定，也就越难收入囊中。“波蒂尔”，女孩序数50，就是其中一个。她总是不断投入感情关系，时而主动，时而被动，野心勃勃，但很懒惰，在任何温度下她都存在，但都不快乐。她极易燃，并对周围环境构成危险。

在这张纸的最下方，马丁做了一些小表格，展示这52种基本女孩类型是如何互相给予和接受其他个性的，最后又是怎么形成我们在街上看到的那个普通女孩的，马丁是这么叫她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填满这个世界的所有女孩。

马丁完成这项工作非常令人震撼。说实话，我其实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周期表取得突破的那一天，一定会产生超出马丁想象的连锁反应。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能松一口气。或许有朝一日，会有人为男生建立一个相应的体系。这样我们就有救了，问题就都解决了。希望我这辈子还能看到。

第二十一天

我被一枚落在离埃格尔的脑袋不到一米远的椰子惊醒。他的反应是坐起身，揉掉严重的睡意，点上一根烟。他说世界上危险太多，抽根烟根本不算什么。埃格尔怀念起冷的东西来，他怀念着所有冷的东西：他想念着我们现代化的家乡，那个冰冷的社会满是冰冷的房间、冰冷的空气、冰冷的人、冰冷的食物和饮料。但他并不想念牛奶。埃格尔已经把牛奶戒了，因为他觉得牛奶很危险，牛奶比抽烟还危险。他并不想念牛奶，或许只想念加在咖啡中的那一小点儿。对了，他想念的是这个：咖啡。

阿汶抽搐一下醒了过来，因为他听到了有人在谈论咖啡。他充满期待地瞪着埃格尔，但埃格尔摇摇头，说他只是提到了这个词，只是一个词。阿汶侧过身说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那他选择再睡一会儿。他在梦里快要接近什么目标了。他忙着呢。

我脱下睡觉时穿着给蚊子制造困难的T恤，光着棕色的膀子来到沙滩上。我蹚着海边的水，眯着眼看太阳的时候突然有了一种少有的感觉：我很健康。我觉得自己和一切可以与之和谐的东西都很和谐。我们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开疆辟土，但至少我觉得我与世界上的大部分事物都很和谐。这就足够了。我被自己的野外课成绩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是可以让挪威登上地图的精英，但或许我并不是。这也算是一种发现。可能我们并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科学就是这么无情，不仅要找到好的答案，还要提出正确的问题。这场探险并没能为世界和人类的大型集体作业做出什么贡献，但至少我找到了一种平静，我觉得自己清明了。和谐。

马丁坐在岛屿转弯的尖角上，眺望着大海。刮着那一把大胡子，他无疑是我们中最强悍的一个。他看上去越来越深不可测，就像他接触到了我们永远不得而知的神秘力量。他在海面上看到了我们都看不见的东西，我们永远看不见的东西。如果说我感觉自己平静而清明，那马丁肯定是接近涅槃了。他就是一块磐石。与我当初在有轨电车上遇到的那个紧张兮兮、整天扫视四周看看有没有人跟踪的家伙判若两人。我谢谢他信任我，给我看了他的女孩周期表。小事一桩，他说。他准备好回家了，交掉自己的作业等待事情发生。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女孩，也不再害怕助学基金。他们可以继续压迫他，但他们无法带走他在这里找到的美好感觉。

回营地吃早饭的路上，我走到一棵棕榈树跟前，上面有人刻了“又渴又饥，独想戳逼”。肯定又是鲁尔干的好事，岛上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清明。

消化道里开始空虚起来，几乎难以慰藉。桌上摆着烧焦的米饭和毫无爱意的面包，另外还有橘子酱。在器具齐全的现代厨房里烤出一个毫无爱意的面包可能还能蒙混过关，但在这里不可能，一下子就露馅了。比如埃格尔，几秒钟就看了出来。“我碰都不想碰。”他说，站起身。橘子酱向来让人作呕，阿汶说，而埃格尔已经自信地朝海滩走去，胳肢窝里夹着卡尺，显然有事。云浮自然觉得橘子酱超级好吃，因为是他采购的。但阿汶坚持认为橘子酱就是疯子的发明，这种产品背后肯定有什么可怕的思想体系。他一想到这种果酱背后的力量就浑身发抖，忍不了。

吃完早饭，我晃悠到海滩上，去看看埃格尔和他的大型数学项目怎么样了。我看得出他很专注。他觉得自己方向是正确的，答案近在眼前，有时候几乎就要出现了，但总是在最后一刻，又失之交臂。马上就好，他说。

我坐下，把腿伸进潟湖，阿汶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我们离家好远，他说。直到现在他才想起来我们离家有多远。他一直知道我们在地球的另一端，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种说法，并不能表示究竟有多远。但现在，就在刚才，他一边洗着碗一边突然就意识到距离、公里数，我们与家乡之间隔着的所有海水和陆地。我们离家的距离远得有些荒唐，他说。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我们是从完全不同的地方来的，我们不能再自以为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我们都能自得其乐。

我们来自一个寒冷的小国，那里几乎没有住多少人，那里的人曾常年从事农耕和捕鱼，安分守己，从不夸夸其谈。虽然那并不是我们，我们除了动嘴也没干什么别的，但那些原始产业还是在我们体内，阿汶说。我们摆脱不了它们。他期待着回家学习那些山川湖泊的名字，学习蓝莓是哪里种植的，以及所有相关的知识。这是一种解脱。然后他提醒我，我们祖父的一个兄弟在那个时代经历过的一件事。阿汶提起它是因为这样的小故事应该时时温习，并不一定因为它们很重要，更因为它来自我们的血脉。祖父和他的三兄弟都在特隆赫姆郊外的一片农场长大。有一次，其中一个兄弟—我记不清是哪一个了，去牧场接奶牛的时候发现牛群里混进了一头驼鹿。他想把驼鹿吓跑，但它很坚定，不肯走。它肯定非常喜欢与牛群做伴。它肯定觉得自己交到了朋友。奶牛们快到谷仓的时候，驼鹿还跟着，祖父的兄弟不得不把它放倒在地。他强行把驼鹿放倒在地。

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继承怎样的故事的话，阿汶会选择这样一个故事。他还说它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既是他的，也是我的。该有的我们都有，只是不那么明显，隐藏在我们身上，在表面之下。如果有这样的必要，我们很可能也能强行把一头驼鹿放倒在地，但很少会出现这样的必要性，因为我们几乎永远不可能去尝试。

阿汶有可能是对的，我很喜欢这个想法。我可能很想放倒只驼鹿，但我觉得自己并不很确定，感觉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田园诗突然被埃格尔挫败的高声咒骂打破。阿汶和我抬起头，碰巧看到他把那把大卡尺扔进了森林里。最后的希望就此破灭。埃格尔说他才懒得管一个角度可以一分为二还是一分为三。实话实说，我也是。三等分的角度只配让人鄙视，埃格尔说，除了鄙视什么都不配。

这个悲伤的小插曲算是给棺材板上钉了钉，可以这么说吧，之后我们坐下来处理身上的蚊子包。最严重的已经用起了氢化可的松软膏，因为悠力素乳膏太了。虽然氢化可的松软膏的管子上写着不可乱用，会造成各种危险，但这都无所谓。在这里，我们过一天算一天。

我们涂药膏的时候，金以精妙而恶毒的方式模仿起海尔达尔来。他抓起一棵植物说这是远古的药材，当地的印第安人称之为“你狂吗”，我们白人有许多要向土著人学习的地方。金的语音语调非常到位，他整句话都保持着一个音调。海尔达尔一直这么做。保持就保持呗，总是同一个调调，只有天知道是为什么。

埃格尔说这对情绪有帮助。现在只有大剂量的嘲讽才能拯救我们，他说，他鼓励我们加大剂量。

我带上一把铲子去挖挖地。这不是海尔达尔说我们该干的吗？挖地，他说，回家之前不试试就傻了。如果我挖挖地，我就可以说至少我尝试了。这样我就不会被记者和其他整天念念叨叨问个没完的人困住了。我也不知道挖哪里好，于是还是去了海滩。以前人们肯定也都爱聚在海滩上，我想。他们肯定也喜欢游泳，焊自己的船，几百年间怎么都会丢点儿东西吧。说不定一把梳子或别的什么就能给我们当指针，找出他们是谁、是干什么的。我挖了几铲子，但什么都没找到，看上去好像毫无意义。但我铲掉了好多沙子，堆起了一小座沙丘，让人跃跃欲试，邀请你用它来发挥一下创造力。我才不等别人请第二次，短短的时间内，我建了一座城堡，外加一座政府大楼，接着开始造国家图书馆了。鲁尔晃了过来。他刚一页一页地认真阅读了一期《时尚》杂志，他找到了273张不同女孩的照片，他告诉我。大多数女孩都有一套，很难说清是什么。女孩不都这样吗？我们很少能用语言表达吸引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有点儿像食物。我们缺乏描述的语言，但不管怎么说吧，《时尚》让他做了一会儿梦，他与杂志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一抬头他还在这儿，跟以前一样，还是这座老岛。这是当头棒喝。他需要冷静冷静，但世界的这一部分没有任何东西是冷的，于是他转一圈来恢复平静。现在他过来了。玩沙子看上去很诱人，需要我帮手吗？当然了。两个人一起玩总是很开心。

很快我们就建起了一个复杂的设施系统，有运河，有港口，有酒店，有一个文化中心，连接着一个大型大学综合体。阿汶和云浮也来了。这是“积营环”加完美联邦的野外课。我们建造了一系列核心社会机构—银行、学校、法律部门。埃格尔也加入我们，建造了一个年终午休的连锁便利店。没有便利店算什么城市？想象一下岛上要是有一家规模像样的便利店，生活该有多不一样。我们可以穿梭在货架间，想买什么买什么。买点儿这个，买点儿那个，如果跟店主很熟的话，他可能还会扔点儿巧克力和香烟过来，不收钱还说不用客气。可能还有咖啡和挂着露珠的新鲜啤酒。埃格尔顽守着他的思念，似乎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们随他去弄。马丁过来转了一圈，建了个共济会。他总是对共济会和圣殿骑士有些着迷，他说。他们有除了自己人没人能懂的密码。“苹果树紫色”就是这样的密码。马丁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老人坐在那里说了句“苹果树紫色”，“苹果树”和“紫色”之间留了点儿间隙，然后他沉默了几秒钟，又说：“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最后金过来造了道路、自行车道，还用小贝壳和自然经年累月免费塑造的小石雕建造了装饰性的公园。我们建造了一座城市，一座设施齐全的完整城市。这是我们建设的。

我们这些没有建设过挪威的人。

第二十堆篝火

马丁把他的周期表给大家看。他们仔细研究并提出问题，然后讨论情感关系中的道德、期望和忠诚问题。马丁认为恋爱被高估了，爱情没有被高估，但恋爱被高估了。人们太注重恋爱，忽视了之后发生的事，马丁说。金和埃格尔不同意。恋爱就是一切，他们说。恋爱就应该是一切。它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就是所谓的自在之物。金不相信日久生情，比如包办婚姻。事情不是这样起作用的。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不需要理性对待，要么发生，要么不发生；要么有感觉，要么没有。这跟她是谁、她从哪里来没有关系。就是感觉到了。只要感觉到就是应该争取的。这是真相，除此之外都是编造的。“她还生活在过去的关系中怎么办？”云浮问，“她结婚了怎么办？”恋爱才不管这些，金说。“换句话说，它就像一种病？”云浮问。可以这么说，金说。

马丁说找一个结了婚的女孩，或生过孩子的女孩太简单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基础工作都已经完成了。这叫坐享其成。这是不行的，应该从头开始，自食其力。

云浮认为金的态度是虚构情节过量的典型症状。我们在虚构作品中经历了那么多浪漫的理想化的关于爱情的想象，这可能会为我们制造困难，云浮说。我们的期望值与前人完全不同。比如，他相信他的父母有非常具体的、可及的期望值，但我们什么都想要：我们既想要自我实现，又想要彻底的爱情。我们显然是要碰几次壁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想要自我实现的话是可能做到的。哪怕是知道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就已经和恶魔达成了协议，云浮说。或许我们什么都能实现，但这并不表明我们会更幸福。“幸福”这种词应该被取缔，埃格尔说。这种描述毫无根据。金表示同意。“我从来没有期待过和同一个女孩共度余生。”金说，“我生长的环境中这并不是常态。我选择活在当下。如果当下是美好的，我别无所求。”“根据我们自己的家庭状况把生活一概而论的倾向是怪异而狭隘的。”埃格尔说。他说金因为自己的父母离异了这件事而得出感情无法天长地久这种结论是错误的。这只能说明他的爸爸妈妈彼此不合适，埃格尔说。完美的关系还是很可能存在的。他更喜欢设想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规则必须改变，马丁说，能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坚持四五年就应该给我们颁“金钟奖”和国王荣誉奖牌。金婚的标准也应该缩减到10年。系统必须顺应社会的变迁。

我们听着马丁发言。他的周期表发挥了作用，让我们心生敬畏之情。还有他的胡子，留这样胡子的人说话有人听。

“那个抽事后烟的女孩在哪儿？”鲁尔的目光在表格中52个基本女孩类型上扫了一圈。好几个都可能是她，马丁说。比如，她可以是这个和这个还有这个的组合。他一边指给埃格尔看，一边点头。“那个你说什么她都笑，还喜欢蹭你胳膊肘的呢？”金问。“还有那个个子很小但骑一辆超大老爷自行车，坚持各过各的，尽管你们已经在一起快两年了？还有那些裸体大姐姐？”云浮问。大家都在问。那个你一喝醉就变得很漂亮的？管你叫她的金人儿的？那个只想做爱不想温存的？那个一直说想要孩子的？那个喜欢爵士乐的？马丁说她们都在上面。但这些问题不精确，无法公平地验证这个表格的作用。我们必须考虑大方向。我们问的这些都不是个性。这些都是独立的事件，或者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或者在特定条件都能成为的样子。我们必须摆脱这些琐碎的细节，试着认识女孩的真面目。我们必须把她们都扒光，试着认清女孩背后的女孩，如果我们明白的话，必须为此付出努力，但回报也是巨大的。

“什么回报？”埃格尔问。“我唯一能说的就是，回报是巨大的。”马丁说。“是上床吗？”鲁尔问。“当然可以是上床。”马丁说。“但也可以是很多别的事。可能性很多。我觉得你们还不够成熟，暂时不跟你们讲这些。”他说，“好好思考思考，等我们哪天不在一座荒岛上了，哪天女孩们看上去近一点儿，不再像现在那么遥不可及的时候，我们再来谈。”

“我觉得应该是上床。”鲁尔说。他在嘴里品了品“上床”这个词。

云浮建议我们去椰子壳工厂看看伯格曼导演的《婚姻生活》作为谈论的总结，但我们拒绝了。太悲伤。

第二十二天

各种审视一整夜之后，我起床了。我几乎习惯了夜晚不再是一场连贯的睡眠，而是许多个不安小睡的碎片。我小睡一会儿，醒过来审视审视，再小睡一会儿。比如今晚吧，我审视了风，审视了月亮，审视了海浪，审视了蚊子，审视了我自己的乡愁和对生命的恐惧，还审视了别的夜游神和被打扰时的不耐烦的爆发。起床前，我审视的最后一件事是彩虹。我醒过来，注意到如果我完全醒着的话，彩虹该有多浓烈、多美丽，然后转个身又睡了。我还一直在审视阿汶。他就睡在我旁边，留着大胡子，穿着一件卫生衣，看上去就像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无业游民，可能正在找工作，或者以为自己在找工作，每个周日去滑雪，饭盒里带一块猪油，去砍柴。

小伙们围在我身边睡觉。我们睡觉的时候很好看，可能是我们最好看的时候。

埃格尔躺在这儿，头发像毛刷，一只手捂着额头，真滑稽，半个睡袋敞开着。

阿汶，我已经说过了，无业游民，还是趴着睡的，手安详地垫在脑袋下，背上长着浓密的毛。我也不知道他这是从哪儿遗传来的，我就没有。

云浮光着膀子，一只手放在胸口，另一只手插在沙子里。

鲁尔侧着睡，穿一件条纹黄衬衣，看上去还要睡很久。

马丁背对着我。他也光着上身，我能看到他上臂的文身，就是那种社会人类学学到很高程度的人想要文的文身，熟悉各种部落的图案并且开始对它们产生好感，于是自然而然想要在自己的身上也刻上一些。

金仰躺着，看上去就像个孩子。太阳马上就要晒到他了，就是几分钟的问题。

我到沙滩上晃一圈，检阅一下我们的城市。景象很惨淡，已经被风蚀得支离破碎，东倒西歪。满月和超高潮汐，加上不作美的风向，摧枯拉朽。金融区、行政中心、剧院、住宅区、机场、店铺、大学，都没了。众所周知，一切文明迟早都会灰飞烟灭，但这也太快了吧，人们还来不及疏散。那些骄傲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都宣称这里很安全。共济会和圣殿骑士的建筑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它们建在离海岸线最远的地方。马丁不愿心存侥幸。这样的人总能撑下来。他们有优越的地位并互相协助。自然力量与野外课程对这样出色的小伙来说代表了什么？苹果树紫色。这是最粗野的侵蚀，毫不留情，一切终将如此。这是一个警示。

米一和图安用一个空油桶做了早餐。他们把鱼和面包果在一层石头上放过夜，就是一道菜。一天以一条鱼开始是最暴力的方式，我受不了，早上我更依赖谷物为基础的食品。在某种程度上，每天早上我都像个孩子，天真而脆弱，然后在一天中不断坚强起来，到晚上我就可以吃鱼、喝酒、爆粗口了。另外面包果也很难吃。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好吃的话，在欧洲早就进了饭店或者高级食品店里。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水果的影子，还有名字。面包果糟糕透了，与面包的类比牵强而难以理解。面包要好吃一千倍。水果我也喜欢，但是面包果？散发着植物在进化过程中长残了的臭味。

我们吃饭的时候，云浮说他看过一本关于宇宙的书，说到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观察的是星星之间的空隙，而不是星星本身，他们认为这很重要。埃格尔从盘子背后伸出脸来，对等待点评的云浮点点头，表示感兴趣，但没有给出点评。被逼之下，埃格尔承认他其实没有听云浮在说什么，但还是选择点头，因为这样显得很自然。“我们前几天不是才讨论过交流和回应的事吗？”埃格尔说，“我不想让云浮落入和金一样的尴尬境地。”另外，他对云浮说：“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交谈了，你是叫云浮还是曲浮来着？我突然不是那么确定了。你到底叫什么？”

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反应。我读到过会发生这种情况，海尔达尔在一次采访中说起过。他称之为探险热。当人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并在一个荒芜的环境中共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精神状态就会发生一些改变。用海尔达尔的话来说就是：“这是我为期最长的一次探险中的经历，我同行过的人中最友好、最善良的男人（迄今为止他仍是这样）突然变得不可理喻，他变得既气愤又暴躁。”

在同一段采访中，海尔达尔还说，一个训练有素的队长必须时刻注意这种危险。我就是这种队长。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

“你到底叫什么？”埃格尔不依不饶地问。云浮沉住气没有回答。“是曲浮吗？”埃格尔问，声音中带着挑衅。这是对埃格尔内心的深入了解。算了，鲁尔说，别这样。但埃格尔不罢休。“我很抱歉。”他说，“很容易搞糊涂。你们得承认这两个名字就是很像，像得都有点儿吓人了。”

我很高兴我们很快就要回家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都会得探险热。跟海尔达尔以及他的手下相比，我们的探险时间并不算长，但对我们来说已经够长了。我们习惯了另一种生活。另外，研究工作也完全搁浅了，我们进行不下去了。我们完了，咖啡也喝完了，连一根烟都不剩了。马丁和我已经蹭米一的卷烟好几天了。米一慷慨大度，看上去一点儿都不介意。作为答谢，马丁把《圣经密码》送给了他。我送了他点儿玻璃珠子—没那回事，我开玩笑的，实际上我送了他一个飞盘。

我们一直在等船。我们打羽毛球、玩地掷球和骰子游戏，然后不停眺望海面等待船的出现。船是个好东西，它们在人类和地点之间建造桥梁：有时候在荒芜的地方之间，有时候在不那么荒芜的地方之间，还有些时候在完全不荒芜的地方之间。这可不是件小差事。大家都在说轮子，说它有多棒。轮子是不错，圆圆的，挺好看的，但它比不上船。船出发时那么轻柔，并且行驶在一种人类无法或缺的元素上，缺了就得死。而轮子只是让我们在陆地上跑得更快一点儿。但船会沉，这是它的弱点。轮子总能浮起来。你可以表示反对。但船一沉，人们就喜欢抱着长得很像轮子的圈圈，红白相间的那种。此时，得把船当作一种对命运的嘲讽。另外，船还总让人等，比如我们的船，就在让我们等。埃格尔已经到了崩溃点，他说我应该打电话给拉罗汤加的船运人员把他们臭骂一顿。我们可以造一条木筏，埃格尔说，然后自行前往文明世界。我们不能这么做，我跟他解释了为什么。首先，埃格尔得了探险热，已经无法接受现实。他的内心一直处于现在的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的斗争中，因此无法理性思考。其次，我们不知道怎么造木筏。最后，这样做很危险。木筏不适合我们这样的人。船啊，大巴啊，汽车啊，自行车啊，都行，但是木筏不行。我们离木筏越远越好。

木筏是海尔达尔那样的人用的，还有暑假去水上乐园的孩子们。

阿汶躺在自己的吊床上严重怀念文明世界。他不一定想家，但想念文明世界，想念机械，想念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还有夜晚在我们父母家看电视。有很多电视频道，他很会利用它们。他自称没有滥用它们，而是利用它们。这两者之间区别很大。对阿汶来说，美好的电视之夜就是在三四个频道之间跳转，最好更多个频道，总是会有精彩的节目出现。最完美的就是一个频道放着一部电影，音乐频道放着好看的音乐视频，欧洲体育转播着一场网球赛，而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只有热点，然后在它们之间跳跃。关键是在正确的时刻换台，这样就能避免看到一些没用的东西。比如，最伟大的瞬间出现在从有些电视新闻跳到音乐频道的那一瞬间刚好看到最喜欢的音乐视频的片头，但躲过了主持人的介绍。这样的切换体验每次都让人难忘。他想到了一年前去看望一个到伦敦上学的小伙伴时的美好时光。他们出门喝了杯啤酒，然后坐夜班车回家。他们坐在最后排，居高临下，公交车靠站时他们看到一个家伙奔跑着赶车，刚好没赶上。当看到他显然赶不上了的时候，阿汶和他的小伙伴对这个可怜人竖了竖中指。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反对这个人的，但有时候对别人竖竖中指就是很爽，哪怕那个人没做错什么。这是年轻人的快乐和莽撞，完全没有恶意。文明世界就是这么复杂，可以毫无芥蒂地容纳这样的事件。阿汶怀念这样的复杂。他对它的理解远胜于荒岛。

金是最不想回家的那个。他在这里很享受，可以在这里再待上一阵儿。家里有民事服务的注册信等着他。金没法直视自己将花掉生命中的十四个月还是多长时间来义务从事民事工作。这是个扯淡的制度。他以为只要他能躲到2000年大年夜，他就自由了。他说到时候他们的电脑系统会崩溃，也就是说不能早一秒。这样他就不会成为人员编号×××，而能继续以前的生活。借助现代贝叶地毯，该有的都会有。那样更吸引人。但在那之前他宁可待在这里，坐看浪花无休止地单调地滚滚而来。

埃格尔插嘴说世上没有两朵同样的浪花，金说他才不怕这种冷嘲热讽。但你得承认它们都很像，埃格尔说，浪花都有共同点。是的，没错，金说。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看看你的地毯？”埃格尔问。

“完成的时候。”金说。

“什么时候完成？”

金说到时候就知道了。时代一直在改变，地毯的草稿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地毯要表现世间万物，所以完美的地毯与世界的比例应该是1∶1，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让过程变得很艰难。那他怎么取舍？这就是困扰着金的问题。在世界大局一览无余之前，他不会开始正式的刺绣工作。什么时候会一览无余？没人知道，金说。但他有的是时间，他有一生的时间。如果他完成不了，总会有人接班，总会有别人。这就是世界的美好之处。

云浮对自己的剧本创作很不满意。他计划至少在这里写出一个电影剧本，但他都还没开始动笔。他有过的那些主意已经无法让他满意。他太懒了，他说，大多数时间都躺掉了。他以为只要有时间思考，创造力就会源源不断，但这并没有发生。但今天早上醒来看到鲁尔往嘴里塞进一片口烟的时候，他其实有了个小主意。口烟在挪威那么贵，但在瑞典很便宜。他想写个剧本：一个抿口烟的人拖着一个雪橇翻山越岭滑雪去瑞典，用雪橇装满口烟拉回挪威，穿过暴风雪和各种险情。他被警察盯上了，在高山上东躲西藏，还不得不躲进山下小镇的一户寡妇家的谷仓里，寡妇正巧有个女儿，于是这里就有戏了。绝对的，我说，戏码足了。一个逃避警察的年轻男子和一个失去父亲的女孩。有戏，有戏，肯定有戏。

第二十一堆篝火

第一次埃格尔主动要求去为篝火拾柴。他要点个尽可能大的篝火，这样如果船碰巧在夜晚经过的话，我们就更容易引起船员们的注意。我们可不想他们就这么开过了，埃格尔说，篝火越烧越旺。

我们其他人坐在那里看着埃格尔孜孜不倦地拾柴投火。

“这是一段奇怪的时光，”马丁说，“有点儿像漫长的野餐。我过得很开心，但我不知道能得到些什么。比如，我以为我们会全力以赴地搞研究。我在大学里搞了好多年，这样总能成点儿事。但我们在这儿一败涂地。这里是天堂的样板。”他接着说：“20世纪70年代，人们会把大幅棕榈岛照片贴在房门上。这儿就是这样的岛，就像是一切的巅峰，但其实并不是。这里很美，但让人又热又累。三个礼拜就够让人难受得想家了，但不够留下深刻印象。要想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还得至少乘以十。这是一天经验法则。我觉得现在我可以开始在我那张人生心愿清单上打叉叉了，我可以把荒岛叉掉。完成了。这样很好。这样我就可以给更大的梦想腾出地方来。总是有可以梦想的事。换梦的过程总是很令人失望，但很快就会过去。我之前也换过，已经不再害怕了。我总是会设想，如果换作是我的父亲，他会怎么做。想到在这里，肯定连他都会丢盔卸甲，让我很欣慰。”

金说他曾希望我们能再耕耘一下我们的荒岛体验。但我们却像在家一样看待对方，他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许多年都没有这么平静、这么豁然了，但同时又有点儿事玩。我们交谈的时间太少，我们玩闹的时间太多。这很不好，有点儿无聊。

我抗议说金完全有耕耘的自由，怪到我们身上不公平。我们是小伙儿，我们就爱玩闹。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果他不喜欢这样，应该早说。

云浮说这比他想象的要单调平淡，但同时又很珍贵，他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感觉这次旅行会在以后继续成长，至少他是这么希望的。他还觉得我们应该把研究工作当回事。我们谁也不会因此登上历史教科书。这可能也无所谓。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在书里做什么，一直都是很清楚的。整个项目太不实际。话都说了。另外，他还以为并希望他能有机会总结自己的人生，思考很多问题，理解很多我们出发前他不理解的东西，这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甚至是难以避免的。但并非如此，一切并没有发生。这让他有些失望。

我为项目辩解说，我同意我们的目标有些远大，但我并不认为我们不切实际，目标就是要远大。失败就失败，失败是游戏的一部分，每天都有人破产。如果无法接受失败，也就无法接受成功。另外最后一句话还没说。谁都知道，我们看似微不足道的发现，很可能是开疆辟土的。比如，我们的政治实验，可以开发一下卖给公司做夏日团建。他们最喜欢这种东西，眼睛都不眨就会买。

鲁尔很满意，他过得很开心。虽然现在他真的很难受，但之前他一直很开心，因为他做了几顿好吃的饭菜，还实验了热带食物配料。他并没有其他野心。他还做到了禁欲，基本做到了。他对自己没有更高的要求。但晚上很糟糕。有时候唯一自然的选择就是以胎儿的姿势躺在水边号啕。鲁尔说得对。下过雨，遭过大群蚊子。在学校里，我们学过要尊重自然，但在这儿几乎不可能，因为到处都是炎热、潮湿和蚊子，无可比拟。

阿汶惊讶的是这里的生活有很大一部分都和太阳、水，以及应该躺在哪儿看书有关。这些事占据的时间和精力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对睡眠实验表示遗憾，还有使用石蕊试纸所表现出的无能，但除此之外他还是觉得自己参与了一件大事。跟我一样，他也相信我们能取得连我们自己都不会相信，但会慢慢显现的成果。会有大事发生，他说，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开头。

埃格尔终于坐下来之后，说他同意所有人的说法，不管我们说了什么。

第二十三天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还剩几块维比克斯，不然就只有椰子和鱼了—如果还有人愿意去搞的话。维比克斯包装里是新西兰铁人三项的比赛时间表。我在这里的时候，错过了大部分铁人三项比赛，从来没错过那么多比赛。但我们都无所谓。有所谓的是船还没有来。现在应该已经来了。

埃格尔居然揣着最后一卷草纸游了个泳。这下他是彻底阴暗了，他再也看不到任何意义，只是坐在那里等着船，小声跟劳拉·克劳馥拉家常。他思念着有她而没有一只蚊子的那个虚拟世界，在那里咖啡和香烟享之不尽。

在排球场上，鲁尔和我一次又一次输给阿汶和云浮，非常丢人，让我不禁思考为什么胜利比失败爽得多。失败总是与悲惨的事联系在一起，孤独、毁灭和伤病，诸如此类。但胜利却几乎只跟好处有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大家肯定都选胜利。

傍晚，我戴着遮阳帽躺在潟湖里，躺了很久。直到现在，我才得以真正放松下来。有一小段时间，我做到了心无杂念，毫无杂念。我躺在蓝蓝绿绿的潟湖里什么都不想，特别清新。之后我当然又思考了起来，但知道我有那么一刻停止思考，感觉还挺好的。当我再次开始思考的时候我想的是，对周围世界来说，我们看上去一定就像一群游手好闲的人，但我们其实不是。很难解释为什么，但我就是知道。可能看上去我们并没有把这次大型的团队协作和我们自己当回事，就好像我们只是做到哪儿算哪儿，但其实我们并不是这样，只是在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的眼里看上去是这样。不是我们，是这个世界。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所有人类同时听到同一段优美的音乐会怎样。音乐从所有的音响中流淌出来，或者就这样直接飘在空气中。我小时候很害怕爆发核战争，当时想了很多。那时候，我非常喜欢鲍勃·马利，我想只要大家都来听一听他的好歌，世界就会变得更好。政治家、将军、经济学家、普通人，甚至里根都应该来听听他的歌。当歌曲的高潮来临时，他们情不自禁开始跟着音乐摇摆身体并微笑着互相指点着，就像被音乐感染的人常做的那样。那样我们就有救了，我想。那时候我很小，现在我明白这不是真的。我想当时我也明白。但是我还是会继续这样的想法。如今我经常想到的是巴赫的F小调钢琴或大键琴协奏曲或交响乐。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音乐，除此之外，比起鲍勃·马利的歌，价值观更中立，有一统世界的潜力。如果大家都能花时间来听，同时—必须是同时—因为我想象当我们明白所有人都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时，会有美妙的事情发生。反正我很难想象这有什么坏处。这值得一试。这就是我的潟湖思考。

船来了，是埃格尔先喊起来的。船，他喊道，船。

就在我们的防蚊药水用完，开始为还要在这个岛上待一晚上而感到恐惧的时候，它就来了。一切都巧妙地连贯着。船滑行着靠近潟湖，缓慢，作为船来说，有些高贵，然后抛锚。米一和图安喊，现在要玩命加紧了，因为天马上就要黑了，天一黑我们就出不了珊瑚礁的开口了。我们以惊人的速度收拾打包。我们借那套房子里的一切统统抬回去，很快第一批人已经背着包和装备出发了。米一和图安坐快艇回来，再走一批。阿汶、金和我殿后。借助最后十块老虎蒂姆火棒，阿汶点燃了所有垃圾，然后跳上快艇。天几乎全黑了，强冲珊瑚礁的出口是非常鲁莽的，但我们还是这么做了。这就是做男生的好处。男人做事可以很快，不用过脑子。

第二十二到三十二堆篝火

我靠在船舷上望着马努埃岛，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成千上万的棕榈树在星空下勾出的轮廓，还有篝火，一堆巨大的篝火，其实抵得上十堆。我们已经远离岛屿，但远远地我还能望见篝火。我还精确地知道接下来的几天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是因为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已经全都经历过了。一切都结束了，我继续过我的日子，任时间流逝。

后来发生的事就是我们将到达拉罗汤加，一边等着喷气客机，一边酒池肉林几天，没过多久，我们就能再次回归文明世界了，我们将好奇为什么会那么想念它。我们还会在卡弗瑞的老婆英格丽（她当然是个德国人）那里惹上点儿小麻烦，因为她认为我们弄脏了浴室，而我们认为我们没有。

之后我们上飞机返程，在洛杉矶转机时，阿汶会点评说西南航空在选择自己飞机机身颜色的时候犯了严重的错误。它们飞起来肯定和别的飞机一样好，但颜色却少得不走运—只有脏兮兮的棕色和橙色。这是对整个航空事业的嘲弄。阿汶对这种事情的评论特别犀利。他可不好骗。航空公司以为可以蒙混过关，但来了个阿汶，好日子就到头了。

我会在飞机上做些思考，我总是这样。比如我们飞越大西洋的时候，我有了以下想法：

飞机上的想法4

想法一：我想去滑雪。

想法二：不会有任何交响乐团前来迎接我们。

想法三：估计不会有人再提探险的事（很可能是件好事）。

想法四：要往前看。这年头还想骑马就是走回头路了。

想法五：我们没有为任何人争光，康提基博物馆将后悔资助我们。

想法六：海尔达尔是个好人，地球人都知道。我们也是好人，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地球人知不知道可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知道。

想法七：除了我谁都知道结果会怎样……救救我！(14)

最后一个想法后来证明是波波狗的想法。我没有要沾光的意思。或许一开始我都不是用瑞典语思考的，但想法是一致的。很久以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才明白过来。思考别人原创的内容是完全有可能的。大家整天都在这么做，我也是。

在特隆赫姆机场，爸爸来接阿汶和我。他会问探险怎么样，我会很不情愿提这茬儿，爸爸还会暗示我们的期望值或许太高了，看我们不回答，他会重复几句他以前说过的话，也就是很担心我们太好高骛远。对整个人生，他担心我们会失望，他会这么说。而我们会承认那么一点儿，但同时我们想花点儿时间尝试狡辩，尽管回城的三英里开了半个小时，但到家之前我们还是没能狡辩出个所以然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了不争的事实。爸爸要我们全盘承认，至少现在得承认。

刚到家的前几天，我会在城里到处转悠，会会朋友，拥抱文明，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属于我的。我还会证明《沙皇的信使》当年是周六播放的，我就知道，借着“我是正确的”这股高兴劲儿，我会夸张到去吃一顿麦当劳。但正当我坐在那里咀嚼着那些毫无意义的食物的时候，我会看到宣传麦当劳叔叔的海报，我一直都很讨厌他。我会念一念海报上的文字，上面写着：“麦当劳小丑叔叔是所有小朋友的好朋友，尽管他不是寻常的小丑。他会讲笑话，会变戏法，和他聊天真愉快。”和他聊天真愉快，我才不信呢，我从来没听见他说过一个字，但我会想，一个鼓励孩子和这样的人聊天的社会是最可悲的，真的是我能想到的最可悲的事。

然后我会回家想办法睡一觉，但因为身体内的时差，感觉日常节奏就像只是个影子，就好像再也无法恢复正常一样。短暂的几小时睡眠之后，我会醒过来，并且异常清醒。深更半夜，我除了去公园转一圈想不出任何别的解决方法，去伊拉公园，就在我家隔壁。公园里雪下得很大，落在已经覆盖所有游乐设施和喷泉的积雪上。正当我裹着围巾、顶着绒帽踱步转悠的时候，住在附近的马丁也来了，他也睡不着。我们站了一会儿，互相用我们的小手电照了照对方。我们的手已经习惯了握手电，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了。马丁会问：“你还好吗？”我会说我睡不着，但也无所谓，看到雪这么冷的东西真美好，然后我会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也会回答“我很好”。然后埃格尔会钻出来，还有阿汶、金。我们大家住得都很近。我们互相照着手电。最后云浮和鲁尔也来了。我们会站在那儿握着手电，还有小刀。这个公园很像一座岛，四面八方都是马路，还有十字路口，过马路之前要先朝左看，再朝右看，再朝左看。世界是一个视力低下的老妇人，需要有人牵着她的手引路。我们睡不着，出门寻找离自己最近的岛，同一座岛。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反正可以这么想。我们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并同意再看看。我们再看看，我们会这么说，我们会一直这么说。

就在我们回家之前，埃格尔开口说他很抱歉，在岛上的最后几天他有点儿暴躁，现在既然我们聚到一起了，他想告诉我们他很喜欢我们，喜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会字正腔圆地说出这句话，面带几近诡异的微笑，以此来制造距离。因为这段距离，光芒并不清晰，但确实透了出来。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嘲讽，但至少不是轻率的嘲讽，与大多数嘲讽不同。他的话很细腻，并且不意味着话语的反义。他以某种方式说出了他喜欢我们，但他也表明这句话有歧义的可能性。没有表现在字面上的意思，没人知道从何而来。这句话的潜台词远多于寻常。这让我微笑并感到温暖，并且一点儿都不担心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很放心地相信未来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等专家们能扎实地把这些信息统统归类整理。我们只需要心平气和。百年后，自然有人会知道这一切。到时候，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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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卡森林中最高的山。

(2)　大卫·爱登堡爵士，英国生物学家、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主持人及制作人。

(3)　范吉利斯，希腊作曲家，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奖得主。

(4)　本处年代有误，实际应为公元476年。—编者注

(5)　本处年代有误，实际应为公元742年。—编者注

(6)　本处年代有误，实际应为1871年。—编者注

(7)　在挪威只要拥有电视机就要交电视税。

(8)　说唱乐队Grandmaster Flash & The Furious Five（闪耀大师与暴怒五人组）20世纪80年代金曲Message（《消息》）中的经典歌词。

(9)　作者讲述与电影情节有出入。—译者注

(10)　鲍勃·迪伦的名曲。

(11)　史密斯乐队的名曲《天知道我有多可怜》的歌词。

(12)　维多利亚女王名言。

(13)　 彼得·盖布瑞尔为纪念南非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史蒂夫·比科所作的《比科》。—编者注

(14)　瑞典著名独立摇滚波波狗的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