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飞机上，已经穿越一片大洋和美洲。现在我们进入一片新的海洋—浩瀚的太平洋。出发充满了戏剧性，因为我忘了一本书—《幸存之书》。书里告诉我们幸存下来需要的一切知识。我忘带了。我是在去机场的大出租车上发现的。起初我什么都没说，因为车上有个记者。我不想在旅程这么早的阶段就掉链子，但后来我改主意了（要是我们中有人受了伤，就因为我傲慢地不肯停下出租车而没能活下来的话，我会无法原谅自己），我让司机在我的一对朋友夫妇家门口停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本同样的书。
几天前，我去机场领票—7张奥斯陆到拉罗汤加的往返机票，几乎花了我10万克朗。我满意地走出机场，开车门的时候居然把所有机票都掉进了一个大水坑里。爆完粗口以后，我捡起机票回机场换新的。女柜员对发生的意外深表理解，她打出新机票并再次祝我旅途愉快。
我们每个人上一次抽烟都是12个小时前，看上去最受不了的是埃格尔。我们在洛杉矶转机的时候，他差点儿撞墙，因为我们只能在禁烟的候机厅待着。
我跟他说整个加州都禁烟，但他充耳不闻。埃格尔真有一只耳朵是聋的，至少是有听力损伤。我不记得是左耳还是右耳了。就在他最恼火的时候，他突然要跟我打赌。我一直确信《沙皇的信使》是每周六播放的，但埃格尔同样确信播出时间是周四。我俩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对的，但我们都不太愿意打赌。打赌就等于把战事升级了，摆事实、讲道理已经没用。是或不是的争辩到此为止。只有等某个权威人士拍板谁是正确的，失败者就得跟着改。在某种意义上进入打赌阶段之前更有意思。讨论、争辩，这些都有意义。但我们还是赌上了，是缺少尼古丁把埃格尔逼急了。我们赌半升啤酒，赌注不大，我们都不是特别物质，但丝毫不影响好胜心。我们都想赢。我知道我是对的。但糟糕的是埃格尔好像跟我一样确信。这是个悖论。他不可能跟我一样确信，内心深处肯定不是。《沙皇的信使》不是周四播放的。当然不是。周四是工作日，什么样的电视台台长会选周四播放《沙皇的信使》？肯定是疯了。我不理解埃格尔怎么会这么想。这是给全家人看的电视剧，就是让大人、小孩可以一起看，在电视前分享快乐。信使穿过大片的俄罗斯土地，还有一小片蒙古—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总是遇到难题。有人要抓他，但他总能化险为夷。周六播放，20世纪70年代末，千真万确。但除非电视台的人来确认，埃格尔就是不肯让步。但我们现在离挪威电视系统十万八千里，十万八千里都不止。
金和云浮看上去很满足。他们很合拍，已经在计划如何更好地记录这次旅行了。金从电视台的朋友那里借来了一台很不错的数码摄像机。每次他朝着鲁尔举起摄像机，鲁尔都会生气并举起一只手来表示自己的厌恶。鲁尔不喜欢上镜头。或许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听说厨师总是会卷入不可告人的生意—洗钱、贩毒，诸如此类。
马丁打开他的那张周期表开始在上面做笔记。他好久没有那么放松了。助学基金、女孩都够不着他了。他已逃离攻击范围，而且越逃越远，以每小时1000千米的速度。阿汶坐在那儿注视着窗外，虽然外面一片漆黑。太平洋在我们下方。浩瀚无冰的太平洋。鲨鱼畅游其中。阿汶很惬意，他吃着新西兰航空（女士们、先生们，姑娘们、小伙们—欢迎乘坐开往檀香山、拉罗汤加和奥克兰的波音747飞机）提供的飞机餐，供餐间隔短暂。我们目光相遇的时候，阿汶就竖起大拇指说哥本哈根万岁，也不知道他现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出发前一天很紧张。我们开车转着圈买装备：滤水器、汽炉、显微镜、保护精密电子元件不被化学品和硬物损坏的大金属箱。卫星电话和电脑得调试匹配。现在什么东西都得整天调试。以前从没人提这种事，是黄页上的一个很无私、很能干的人帮我们调的。他一边调试一边隔着络腮胡微笑。他就好这个，哟呵，通用接口、停止位和数据位、奇偶置换，各种我不懂的行话。最后卫星电话和电脑接通了。它们达成相互理解，相当了不起。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我们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信号，或者直接拨打电话了。通信费当然价格不菲，但我成功说服一家大报社，通信费应该由他们买单。作为交换，我为他们写可研报告。
我们还在挪威空中救援中心登了记。我们希望万一出了事，他们能来救援。只要附近有机场，他们就能来，义不容辞。我们觉得只是个很了不起的服务。问题是附近没有机场。最近的坐船也要一昼夜。在没有船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自求多福了。
有件好事恰在出发前发生：Helsport为我们购买帐篷、睡袋和雨衣提供了很给力的折扣价。我欣然抓住机会，现在行李里装着一顶巨大的帐篷，可以睡下八个人。我们每人还买了一个热带睡袋、一件雨衣。我们听说那里雨水挺多的，难以置信，但确有其事。天门大开诸如此类关于天气的陈年八股文，统统是从热带来的。
还有就是康提基博物馆给了我们一卷毫米纸，并嘱咐我们把马努埃岛上很可能存在的古代居民遗址尽可能精确地测绘下来。应该还没有任何人类学家或考古学家测绘过这座岛，很可能有宝藏和人类生活过的痕迹。他们让我们明白，对于科学来说，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不可能失败。
接下来，我们联系了位于特罗姆瑟的REAL户外食品公司，他们毫不犹豫地送了我们一百包探险食品—小包装的佃农炖菜、炖面、炖牛肉、酸奶油酱炖绿青鳕、水手杂烩，可能还有几样别的品种。只需要剪开包装袋的顶，灌上半升开水，搅拌，再放一小会儿，嗖地就变出一道营养丰富的高级菜。这种食品的主要受众是攀登喜马拉雅山或参加惠特贝瑞环球帆船赛的大小伙们。
现在轮到我们了—挪威派往最前哨的特遣队，我们向着知识的前沿出发，国王为我们撑腰。这是一场探险。所有质疑都已经横扫。我们就是探险队的装备，我们就是探险队的模样，我们就是探险队。而我就是队长。
飞机上的想法3
想法一：苍天大海。我这是要去干什么？
想法二：我不懂的太多。
想法三：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大声地坚持让我们系好安全带？
想法四：飞机是不是在大多数气流层中都会有些颠簸？
想法五：我的理论是不可能验证的。
想法六：我应该当医生。
这六个想法中最让我纠结的是第一个和第五个想法，其他都只是一念之间。我坐在那里有一种嘴塞得太满的感觉，太鲁莽。说得没错，那条理论不就是我拍脑袋想出来的吗？我就是把美好的冬日天气跟海尔达尔大胆的迁徙理论搅和在了一起。冰刀顺着丽岸湖的冰滑得好顺畅，脑子也跟着滑到哪儿是哪儿。我当时觉得自己好强大、好自信，现在我没那么有底气了。如果理论得到验证，肯定一炮而红。队长顾虑太多不是什么好事，我必须试着把顾虑隐藏起来，但问题是露馅儿是迟早的事。
在我们出发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热切地希望阿汶和我，或许还有马丁可以提前去南美洲，砍些轻木杆子扎个筏子，然后像海尔达尔和他的队员那样漂洋过海。就是为了做而做。这样的话万一溜冰理论之后证明不成立的话，我们怎么说也已经有了一个成就。其他人都断然拒绝参加孤筏远洋计划，但有段时间阿汶和马丁对这个想法的态度好像有所转变。我们需要的轻木杆子肯定不多，造三个人的木筏跟造七个人的肯定是两码事。我们可以造一个像《朱童和朱重》(1)那样的木筏，船帆什么的一应俱全，漂洋过海易如反掌。我这么想。然而阿汶和马丁读了康提基书中描写伐木运木的那一段之后有了别的想法。他们不喜欢关于海尔达尔和沃辛格以及他们的棕色皮肤朋友必须穿过的那片丛林的描述。丛林沿着河岸像一堵坚固的围墙，鳄鱼伺机埋伏。最糟糕的是—我引用一下：“我们坐木筏在外总是会引起一群由印第安人、黑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乌合之众的高度注意。”这句话让阿汶和马丁打了退堂鼓。他们拒绝加入。尽管在我们现代社会里，人们对外来文化来访者的态度跟5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生来积极开放，我们了解到自己并不比别人强，我们自己的态度也是。萨米人、印第安人、因纽特人、黑人—他们都和我们一样出色。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学会如何与世界共处，不再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的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先进的文化。民族优越感的世界观已经破碎，反正我高中的社会学老师是这么认为的。但真实情况更微妙。受过高等教育的阿汶和马丁想到印第安人、黑人和西班牙人混在一块儿会干出什么事来还是会紧张。据阿汶说，特别是西班牙人起了决定性作用。黑人和印第安人总能应付过去，他们是自然的人类，有先祖的传统，不用太担心，但西班牙人要叵测诡谲得多。他们是征服者，欺负动物、女人和其他人种，没心没肺，奸猾狡诈，爱金如命，一言不合就翻脸。马丁号称他看过每项统计显示所有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下来的人血管里多多少少都流着西班牙人的血液。
得知阿汶和马丁不想去之后，我失望又生气：表面上我装成这样，骨子里我松了口气。不用去南美洲太好了，那边本来就不太平，政治全是腐败的，不是足球就是毒品。民主体制那么不稳定，从来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这是我听去过的人说的。开车都跟闹着玩似的，被逮着了只要给警察塞一两张纸币就行了。另外丛林也很危险，到处都是毒蛇和妖孽。只要随便拿一本国家地理杂志就能看到那儿生活着的怪物，好多都还没被发现。解决的办法是我们打电话给一个阿汶认识的在厄瓜多尔留学的女生。她很拿我们当回事，并承诺把一个椰子（用防水漆）涂成红色，搭公交车到海边把椰子扔进太平洋。计划是椰子漂到波西尼亚时，正好到我们岛上。这与其说是科学实验，还不如说是致敬，向海尔达尔致敬。这是我们向他致敬的方式，谦卑的小敬意。如果椰子顺利抵达，怎么也应该会上报，哪怕只是一条通讯。
我在读《生存之书》，一个疯狂的空军特种兵写的，来自英国国防精英部队。书的内容简单直白，就是教你如何在最极端的环境下生存下去。书中说要随时准备应付任何情况，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一切都可能发生。他好像是在说战争就是日常，放松一秒你就死了。就像有人认为我们生活在冰河时代的温暖时期一样，这家伙认为战争是恒常的，如果看上去好像不是这样，那只是因为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地方。但朝不保夕，情况随时在变，应该随时提高警惕，防人之心不可无，有备无患。必要情况下，既要杀动物，也要杀人。必须一直，好话不多说，一直随身带个应急箱，或是应急包。应急箱和应急包是有区别的：应急箱里有所有最必需的东西，应急包里东西更多一些。
应急箱里通常有火柴、蜡烛、打火石、放大镜、针线、鱼钩鱼线、指南针、装有氚气的玻璃容器（书上写着氚灯能常年照明）、制作陷阱用的铁丝、手锯（用手锯可以锯倒相当大的树）、急救用品和药物（抗生素、肠胃药、抗组胺药、抗疟药和高锰酸钾）、手术刀、避孕套（不是用来乱搞的，是用来储水的）。
开车、驾船或坐飞机的时候身边一定要有应急包，里面放炊具、燃料、手电、荧光材料的信号筒、热饮、食物，另外还要装一块铝化塑料布，情况紧急的时候可以钻进去。
我突然意识到应该在离开特隆赫姆前看一看这本书。我大概是把安全问题想简单了。在家的时候是很安全、很美好。人们都相互认识，没事串个门，很少出现紧急情况，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是探险，随时可能出现危险。“记住了，”书上说，“你的反应没有你的刀快。你的刀是你生存下去的重要工具之一，永远要保持锋利并随时准备掏出来用……保持刀身清洁……永远不要朝树上或地上扔……养成习惯随时摸一下刀是不是在该在的地方。这应该成为通过狭窄通道时的条件反射。检查口袋和装备应该成为你的第二本能。”好严格。
克制住恐惧之后，我打起精神，并觉得不要往树上或地上扔刀这条建议很让我满意。作者肯定注意到不管是男孩还是成年男人都有这么干的倾向，完全没有任何实用性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看刀立不立得住。这是普世的条件反射。我就是要往树上扔刀子，我们会想，说不定就立住了。但空军特种兵建议我们别这么干。我绝望地开始读题为“飞行事故”的章节。
“飞机在复杂地形坠毁或迫降是很剧烈的。”上面写了坠毁时以及之后应该如何应对，还有一些可以提高存活率的小绝招。“飞机停下来后（不是之前），按照乘务员起飞前的指导离开机舱……随身带的东西越多越好，但千万不要停下来找自己的个人物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为行李里装了应急箱或应急包而感到高兴。”
这还没完。
“你会处于受惊状态并在恐慌边缘徘徊。如果着火了或有着火隐患，保持距离直到危险过去，但只要保证安全，不要走得太远。如果燃料泄漏的话要确保无人抽烟……如果可能的话，把死人与活人分开。死人是恐怖环境的一部分，分开可以让幸存的人更容易冷静下来。”书里还鼓励大家应该练习尝试那些平时不吃的食物。“如果通过练习，你已经对不寻常的食物习以为常，求生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容易。”另外还要特别注意是不是有孩子幸存下来。“婴儿看上去非常脆弱，但其实他们很顽强。”书上说，“孩子需要安慰和照顾，特别是失去了亲人之后……必须确保他们不会乱跑、玩火或暴露于未知的危险之下。”
我突然很后悔没有在童子军里多待几天。童子军里有我当时看不到的机会。我本来可以学会怎么用刀和绳、怎么生火，但我没忍住。我7岁的时候在童子军里待了半年，然后就受够了。童子军让我难以忍受，一部分原因是早在那时我就已经对有组织的课余活动产生了怀疑，另一部分原因是我的本能让我对围坐在一个叫巴格拉的女人身边玩“金氏游戏”这一活动感到不安，因为游戏规则是每个人有一分钟时间记忆地板上放了什么东西（火柴、放大镜、铅笔、钥匙等），然后东西被盖住，大家得全都回忆出来。巴格拉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非常严格。我们一定要跟上。其他时候也可能是跑到自然中尽情观察。这儿跑来一头驼鹿，那儿站着一只鸟，诸如此类。但那场游戏已经结束了，我再也做不了小狼崽。童子军都没毕业，我就想当探险队队长。我这是在自找麻烦。
皮肤晒得黝黑的乘务员又来送吃的了，先给我们上了一道类似意大利面的主菜，然后给我们分发装在篮子里的面包。我拿了个面包，但留着没吃。或许是对探险能否成功的质疑让我心慈手软了，我很快就对这个面包产生了感情，我们成了朋友。我假装面包是个小生灵，就像小野兔或小松鼠，我左右摇晃它，这样它看上去就像会走路似的。然后我把它放到肩膀上注视着窗外。然而，正当这段小小的友谊刚刚起步，就来了个空姐收食物，于是把我的朋友也收走了。我一不留神，面包就不见了。我最亲爱的朋友，不见了，简直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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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挪威著名童话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