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这里，29岁，在挪威，巨人的故乡。
我风华正茂，高大强壮，身体健康。我问自己：我建设了什么？我，阿澜，29岁，在挪威，到底建造了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建过一堵墙，挺大一堵墙，3.4米乘5米，17平方米大的一堵墙。我先在地板和屋顶之间固定了两根坚实的2乘4英寸的龙骨。活儿不轻，得在硬邦邦的混凝土上打洞。之后我用木材敲了个框架，用石棉填充，装上门，再用石膏板覆盖框架。我打磨了石膏板之间的缝隙，最后把整堵墙刷成白色。
好一堵墙，一天天就这么立着。它在我住的公寓里分隔出了厨房和客厅。建这堵墙让我吃了一惊。它有点歪，但还能用。
这是我建的第一堵墙。
我还做过什么？
我做过一辆自行车。有点儿良心的就能说我做过一辆自行车。几年前我从警察局买过一辆自行车。我把它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拆了，然后全都清洗了一遍。买了点儿新辐条。我把车架漆成金色和黑色，最后全部组装起来。我不能夸口说全是我亲手做的。有人在我之前已经做过一回。我又做了一遍。一年后它坏了，牙盘坏了。我只做过这么一辆自行车，也是我的车里唯一一辆坏掉的。
我还做过什么别的呢？
小时候我建过一些树屋，两座，可能有三座。
木工课上还做过一些小东西，一些可以用来切面包的砧板，上面装饰性地烫了我的名字。还有一个水滴形的木杯，我花了半年时间用铁凿出来的，最后把底凿穿了。像山一样有耐心的老师也绝望了，在杯底贴了一块木头，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凿。我在这个木杯上花了太长的时间，以至于没能像大家一样开始制作台灯柱。我从来没能车出一个台灯柱来。我没赶上上车床。让铁凿见鬼去吧。
还有飞机模型。我建造过飞机模型，用木片和玻璃纤维。
这就是我建造过的一切，没别的了。这些够不够？我觉得不够。我感到某种压力，得再建造点儿什么。
我所建造的东西没有一件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经济上更是惨不忍睹。我建造的一切从未给国民生产总值贡献过一分一厘，从来谈不上“贡献”二字。但这些东西对我和我身边的至亲当然是有些意义的。那个水滴形的木杯成了一件很好的礼物，但社会并没有受益于此。
那挪威呢？谁建造了挪威？
有人可能会回答说是上帝。我不相信。现在还有谁相信上帝？肯定没有几个。我当然承认还存在我无法理解的事，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的现象和我们永远无法解释的情况。然而上帝？只是从俗就简罢了。挪威，作为国家，地理上是自然形成的。冰雪、海洋和时间造就了挪威，还有风。这个进程仍在继续。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无往不复。
那建筑物呢？体系呢？
这些背后就是人类了。男人和女人。在我们之前千千万万的人，其中一定有许多人今天还活着。人们提问、思考、尝试并失败。借助时间，人们不断探索、发现。伐木、搭建、挤奶、播种、捕鱼，日积月累，规矩乃成。思想来自四面八方，来自欧洲大陆，来自早期文明，来自许多地方。但还有许多思想是人们灵光一闪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个幸运的巧合。别无所求，一切足矣。有些思想诚然最后被证明是没用的、糟糕的思想，遭到摒弃。但那些好的思想被人们提炼出来了。就是这种提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蒸馏出来的思想得以传承，知识得以传承，代代相传。我传授给你，你用上个五六十年再传授给你的孩子。途中要是有什么新发现，也不是什么坏事。这是主旋律的副歌。前辈拍拍年轻人的肩膀，然后悄然隐退、消失。知道一切一直在向前发展，慢慢地、慢慢地，但永远在前进。
人们日复一日地建造，一楼更比一楼高。还建造道路，上千英里的道路，破土动工，一破再破。漂流运木，建造大坝、铁轨、工厂、船只。人们划船，猛划。横七竖八拉满了电线。挖了许多该死的隧道。培养医生，总是医生。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保持健康地继续建造。还有工程师，支起高压电缆塔，测量称重。公募基金，人们发明了公募基金。统一格式。耕地播种。每年人们都要播种，小麦、大麦、土豆。人们顺应天气。总是天气，天有不测风云。人们收获，然后再播种。石油，人们发现了石油，再把钱存进银行。
有人为了这个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工作。这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玩命地工作。
我刚去楼下酒店的酒吧买了一杯皮尔森啤酒。楼下歌舞升平。一周刚过半。来自特伦德拉格地区的退休老人，穿着得体。有人演奏手风琴，退休老人们载歌载舞。我看着他们。老年人总是那么美好。他们以一种优雅的方式轻松生活着。我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建造事业。现在他们可以平静下来，坦然地庆祝一番。他们建造了自己的房子。他们分享着面包和咖啡代用饮品，采摘自己那份蓝莓和云莓。齐心协力。
而我，阿澜，29岁，在挪威，巨人的故乡，我并没有出力。我无法平静。我得建造，应该由我建造的那部分还没有建成。
放眼望去都是公共设施，而我的贡献只有一堵墙。
一堵17平方米的挪威墙。
从奥斯陆到特吕西尔接受这个协议绑定的任务或者工作—我喜欢这么叫它，一路上我有过相同的经历。我不得不在破晓时就起床。五点一刻我就起床了。一切都很好。六点钟，我从奥斯陆出发。我以为自己可以霸占整条马路，但事实不是这样。车流如潮水向我涌来。六点钟，车流如潮。我坐在车里想：他们要去哪儿？老天爷，大清早这么多人都要去哪儿？然后我突然悟到了，这些人一定是运货的。挪威货运，国民生产总货物。他们清早起床四处奔波运货。我不相信这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只是寻常的一天，一个周一。他们平时就这么早起床上路的概率非常大。
这个说法当然需要进一步检验论证才能定论，但至少请允许我这么说：我不排除这些人周二以及其余我们称为工作日的三天也会在这条路上行驶的可能性。我从来没有固定工作。我肯定能找到这样的工作，这不是问题。我接受过教育，并且或多或少有些知识。但我喜欢自行其是、自得其乐。我就是这样。我有五六点退休金积分。别人可能更多一点儿，我不知道。但看到那么多人那么早起床，我还是大吃了一惊。七点或七点半也算挺早，但六点……我觉得这是疯了。我一年也就两三回起这么早，还得是我要赶火车什么的。但当我习惯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开始喜欢它。我也起床了。我，醒着。我和别人一样开着车。没错，我开的的确是反方向，因为他们只知道另一个方向也有需要运送的东西。有那么一瞬间，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继承了我的先辈的一切。如果现在轮到我了，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但是不是轮到我了呢？我又怎么知道是轮到我了？没人请我出力。如果我病了，国民生产总值几乎纹丝不动。这不是由我决定的。我只是在这儿，努力做好我自己，寻找建造的机会。我该建造些什么？之前什么都有了。
我的朋友们都建造了什么？
我恐怕值得一提的不多。有个我认识的人在南挪威建了个小木屋。他花了一整个夏天。另一个人建立了一个电影俱乐部，还挺有用的，人们喜欢去那儿看电影。有一个在圈外相识的女孩开了家咖啡馆。据我所知，她开得挺辛苦。
我和我的。
我们是读着这样的文字长大的：
四是四，
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
四十是四十。
我也不知道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服。我们去聚会，我们聊天，我们笑，我们上大学，我们觉得房市没救了。我们的想法挺多。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我们没有敌人。
我想过我们或许应该有个敌人。一个无耻之徒时不时破坏我们的财产，威胁我们的生命。一个真正的恶魔、一个阴险的魔鬼，藏身于密林。我们想要敲他。大家一起，去林子里敲他。
大家在林子里过夜，好像少了什么。流弹四射，有人受伤，大家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
花一两年时间将他绳之以法，再从林子里出来。大家又瘦又憔悴，但高兴。有人披头散发，或许还留着胡子。大家走街串巷，还喊。有人随机拥抱几个过路人。而我或许写首关于母亲的诗，还有父亲的。
这个想法很危险。我只是偶尔想想。
巴赫为了上帝创作音乐。
如果是我们创作音乐，肯定是为了性或类似的理由。
我们这些没有建造挪威的人。
就是我们。
我过得很好，在挪威。
说我应有尽有也不为过。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威胁着我。银行利率忽上忽下，但我并不觉得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贷款。我没有成家，没有以这种方式成家。我在首都租的房子，既便宜又好。白天我看到新闻里说，挪威，甚至全世界股票在几个小时内跌得比几年内都厉害。我能想象股票经纪人腋窝流汗的样子。我们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怀疑人生。他们悲天悯人。新闻播音员说这是黑暗的一天。我完全没有感觉。我没有比平时流更多汗。对我来说，这一天很美好。美好的一天。
我觉得挪威是个挺好的国家。我出生在这里，在这里上学，学了些跟别人打交道必备的技能。也跟全班同学一起去过森林和草原上郊游。见过勤劳的蚂蚁，以及花开花落。我心存感激，但也不知道感激谁，或许是所有人。当然还可以更好，总可以更好，但很难做到纵观全局。我会给我认为最能代表我的想法和主张的政党投票。这种体制不错。以这种方式，我也有那么一点儿参与感。
但我能做什么贡献？我要建造什么？我读到过这样一个组织，自称“我们建造了瑞典”。它由自认为建造了瑞典的人组成，如果议会通过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议案，他们就炸点儿什么。他们觉得自己拥有瑞典。他们建造了它，所以也有权力炸掉它。实际上，我从这种态度中几乎看到了一种让人着迷的逻辑。但我反正没有建造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不管是在瑞典，还是在挪威，所以我也炸不了什么。看到该管的事没人管，我都没有资格发脾气。我没有做什么贡献，所以我必须行事低调。就是这种感觉，一切井井有条，不是因为我，哪怕有我在。这样不好。我想付出有回报，为了挪威。作为一种姿态，作为感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安全而富足地生活在这里。当我生病的时候，我会得到救助。向医疗机构支付医疗费的自费部分我并没有意见。自费这个、自费那个的，我还是付得起。在丹麦，他们的确交更少的医疗费，但他们要缴更多税。我并不反对缴税，完全不反对。别误会我，我总是微笑着缴税。我提丹麦只是为了证明我理解别的国家有别的做法。我关心、了解一下别的国家发生的事，以及外国文化。没人拦着我不让我搬去丹麦。如果我在那儿住得够久，我甚至可以换丹麦国籍。这样我就可以享受更低的医疗费，但我当然对此不感兴趣。我更喜欢挪威。丹麦太规整、太平坦，所有女孩都有肺癌。
我要为挪威做点儿什么。
最好我能有新发现。新发现对我来说是一件光荣优秀的事。有人生来就是为了建造，另一些人生来就是为了发现。既然我除了一堵墙之外还没有建造过什么大不了的东西，那我大概更适合去发现。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现在就能一口咬定，不用满嘴跑火车。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还剩什么可以发现的呢？
不是美洲，绝对不是美洲。
维京人，那些蠢货，发现了美洲都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美洲。他们偏离了航向来到一个名为纽芬兰的地方，觉得这里看上去不错，于是他们在那儿短期定居下来，造了些房子自得其乐，最后回到格陵兰和冰岛。那里发生的事情更多，可以做的事情也更多。500年后，又有人发现了美洲，那人以为自己到了印度。大家死活都想去印度。
我没法发现美洲。
已经有人去过了。
哪儿都有人去过了。
丝绸之路、好望角、东北航道、南美洲、非洲、各个国家，还有利文斯通博士，我没猜错的话(1)。还有去印度的瓦斯科·达·伽马。还有白令，以及在北美洲和亚洲之间的那一小条水域。他用自己的名字给这片水域命了名，尽管他原来是丹麦人。麦哲伦、刘易斯与克拉克，还有皮西亚斯—那个狡猾的家伙，在耶稣诞生几百年之前就沿欧洲海岸线北上了。登月的阿姆斯特朗，阿蒙森以及他的南极点和西北航线，还有南森。总是南森。他们从没想过停一停，留一点儿，停一下让后代们也爽一把，没有。他们一往无前，认为是我的就是我的。
那我们还剩什么呢？
一个已经被发现了的完完全全的世界。这是迟早的事，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世界的范围怎么说也是有限的。多年以后，人们就能画出地图来。这是不言自明的。这和人口数量以及科技发展有关，肯定可以用公式表达。
我们的祖先让我们很难做，让我们这些没有建造挪威的人很难做。
要想做贡献，我现在必须求助于科学，或者艺术。但我不是艺术家，我的想法不那么原创。我看不到大多数人眼里普通事物之间的关联和并列关系。我觉得自己发表不了任何一件作品。另外，我喜欢早睡，而且我对莫名其妙地㨃别人也没有兴趣。大家的麻烦已经够多了。那就只有科学了。一项科学事业、一场壮举，这样最好。但哪怕是在科学领域也很难看出还有什么可以做，不知道还有什么要做。怎么可能知道，不可能全面了解还有什么不知道。我们只能希望一些幸运的巧合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带领我们继续前进。个人认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有机会遇上这种巧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目前看来希望渺茫。
在我看来，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就像一场无穷无尽的集体工作。自古以来就已定下的任务如下：拓展你们目及的一切，找到自我组织并利用自然的最佳方法，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描述什么叫作人，弄清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你们在这里的理由。需要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
没有哪个人能单枪匹马地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希望的最佳情况就是可以提出一丁点儿小想法让别人继续，一代又一代，祖祖辈辈一脉相承，到时候也会轮到我们……许多人想走捷径。我们在宗教中走了弯路，收获甚微，希望再过个1000年，它们就消失了，到那时可能会发生新的可能。我期待着有一天全世界的宗教组织发表集体声明，承认它们已经无法袒护那些古老经文里的内容。它们无法对最近几千年里说过的话自圆其说。它们的想法是好的，觉得人们可能受不了孤身一人，但弥天大谎已经揭穿，从头到尾都是虚构的。让大家蒙在鼓里，他们很抱歉。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只能独善其身。这时候，大规模的集体工作才能迈出一大步。集体工作的意义在于没有捷径。人们无法像独自工作时那样掩人耳目，必须听取所有人的意见，说瞎话就会被抓起来。这是系统的安全性。说话，说话，再评估，利其长，广开言路。还有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也要在集体中说出来。总有一天，好的建议终将胜出。
上学的时候，我就讨厌集体工作。我跟人合作的经历糟透了。我觉得这么做太慢了，别人都是蠢货，要是我不亲自动手就会一事无成。这就造成我有些敷衍了事。估计跟我分在一组是件很倒霉的事。现在遇上大型的集体项目，我就会这样敷衍了事。我想做点儿贡献，但又认定许多人已经走在了我的前头，相对而言，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我的人生看起来完了，要想有力地影响社会的结构已经来不及了，要想发现新大陆或者核心自然现象也已经来不及了。在这个时代，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在我身处的这部分世界，在一个不需要我们做任何投入就已经运转得挺好的社会里，我们已经应有尽有，这让我们得以一天到晚把心思都花到别的事情上，比如滑雪，或者性爱。
当然肯定还剩一两个科学之谜没有解开，比如一切定律还没有被发现。解释一切的超级公式，总有我可以研究研究的。要是我福星高照的话，其他大案都已经结得差不多了。
轮子、火药、原子，我们能看见原子，能把它分离出来，还能摆弄它。医药，我们都有了，还不断出新的。地球绕着太阳转。历法、数学，塞麦尔维斯(2)建议我们验尸以后要洗手，特别是在接生之前。测量工具，各种测量工具，我们什么都能测量，还能称重。细菌，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也知道它们怎么打发时间。灯泡、进化论、电灯泡、微处理器、试管婴儿、飞机，我的天，差点儿忘了飞机。显然能做的事有很多。思辩矫枉，但需要一种不让我厌烦的专业精神。专业精神很缺乏吸引力。我宁可什么都略知一二。文艺复兴人，全才，天南地北，纵观全局，我希望给别人这样的印象。
但我没有耐心。
我要让挪威登上世界地图。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我们已经在地图上了，但这是错觉。我们确实有些名人，这是没错的。极地探险家、滑雪运动员、丽芙·乌曼(3)和这个那个著名作家，很长时间我们都以为回形针是挪威人发明的，但结果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确实被福特收购了一辆电动车，还有特隆赫姆技术学院的某个教授据说发明了最圆的球，也就是说完完全全圆的球，并不只是看起来圆，而是彻底的圆，并且好像引起了一些国际上的反响。但怎么说呢，总觉得还是不够，总之还没有做到轰动。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怎么样？值得一提，但还不够。那是一场盛会，民众的盛会，形式、行动，记一次功，但不是那种一举成名的丰功伟业。它是一场不错的盛会，但并没有达到某种科学高度或突破某种极限。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是挪威的一大进步，但很可惜对人类的进步而言微不足道。这是不争的事实。要是我们有什么异议，那也只是自欺欺人。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挪威必须登上世界地图，一举平天下，并且赶早不赶晚。
我必须创造一条理论，然后证明它。
这就是当务之急。
一个煞有介事的理论，以及一场熠熠生辉的验证。
我想要有所发现，那就得有所发现。
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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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维·利文斯通（1813—1873），英国探险家、传教士，非洲探险的最伟大人物之一。他与外界失去联络6年之后，《纽约先驱报》记者亨利·莫顿·斯坦利获得资助前往非洲寻找他。两人见面时，斯坦利说了这句相当著名的话。这句话带有半开玩笑的幽默成分，因为利文斯通大概是这方圆几百千米内唯一的白人了。
(2) 塞麦尔维斯·伊格纳兹·菲利普（1818－1865），匈牙利产科医师，现代产科消毒法的倡导者之一，被尊称为“母亲们的救星”。
(3) 丽芙·乌曼（1938－ ），挪威电影演员、作家与导演，曾获得金球奖，并入围过两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